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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十多年前，中国刚刚在改革开放，竹幕里吹进一阵阵新鲜的风，中国人渴望看
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也好奇地看着中国。一个大胆、任性、天真的美国姑娘
远渡重洋，带着美好的憧憬到迷人的中国去探胜寻梦。

　　她就是贝丝·斯碧萝小姐，（爱称：贝霞，中文名字叫白玉莎。）她来到北京
师范大学学习中文、经济和历史。两年里，她和中国大学生同吃同住，学习交流，
东西往返，南北周游。她经历了许多寻常和不寻常的事。女性的敏感，使她的观察
细致入微，直透人性深处；独特的气质，又使她的描写充满感情，却诚实客观。她
体验到了中美文化的巨大差异，同时也感受到自由心灵的息息相通。

　　她交上了许多中国朋友，爱上了一个学生物的中国大学生。她享受着中国亲朋
好友的无限温情，却也不止一次的遭到某些粗暴或意外的对待。神州百态，尽在眼
里；人间真情，震撼心灵。

　　她用日记记下了两年的甜酸苦辣，悲欢离合，既有纯真动人的爱，又有困惑难
解的怨；既有认真严肃的探讨，又有轻松愉快的闲谈；集书生意气，儿女柔情于一
束，熔真知灼见，奇想幻梦于一炉。

　　归来后，她对中国有了自己的了解，回过头来也更了解美国了。现在她更爱中
国的斯土斯民，也更爱美国的自由制度了。她对译者说：“两年的经历太神奇了，
人生有此一行，我死而无恨了。”虽然她现在也不过三十岁刚出头。

　　她已经和李若欣先生结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她先生刚刚从普林斯顿大学
获得有机生物化学博士的学位，即将去美国中西部深造。

　　译者被她的故事所深深打动，征得她同意，把她优美的日记努力译成中文，以
飨读者。下面就是这个神奇而真实的故事。

　　　　　　　　　　　　　　　　　　　　　　　　　　　　　译者　　杨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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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京　日　记

　　　　　　　　　　　　——一个东西方爱情的故事


第一部份　　中国中国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３日，晴

　　我终于上路了。周围都是亚洲面孔。他们都是回家去，只有我，今年出远门。


　　机翼下展开了深蓝色的大海，天边镶着红玫瑰色。嘿，小鬼，你终于走成了！
我坐在去中国的飞机上，激动得直打颤。

　　一小时前，我还汗流浃背地等在登机口。那是在洛杉矶机场，我拖着大包小包
从帝国航班转乘菲律宾航班，迎着我招呼的是一群微笑的亚洲人，他们带着小孩和
行李移来移去，好象并没有因漫长的等待而烦躁不安。真是好耐性！我虽然听不懂
半句话，但也回答着他们的招呼、拿票、进门。我打了个电话向洛杉矶的简告别，
她也跟我一样兴奋。

　　塔夫茨大学（译注——贝丝就读的大学，位于波士顿）好象隔着许多年。我脑
海中映出校园的小山，卡米切尔学生楼灯火通明。甜美的时光——但是我等今天等
了一年半了。凯西（译注——贝丝在塔夫茨大学的密友），我想你，但我不后悔。


　　旧金山短暂停留，我哥哥乔伊住在这里。夜色中的机舱静极了，而旧金山依然
灯火阑珊。天啊，我是在做梦吧？我不由得回忆起在波士顿屋顶酒家跳舞时，俯视
全城的情景。我在波士顿呆了三年了。夜香港该是什么模样？北京之夜呢？马上就
会看到了！

８月２５日星期三，下午２：００，马尼拉

　　十五小时的航行，大部份是夜航。每四小时吃一顿，吃饱便睡，（睡得不坏）
。天啊，我准长了一吨。身边坐着一个菲律宾传教士，是前马尼拉《自由新闻报》
老板的儿子。自由，显然已被马可斯钉死。他说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主要不是
个人家庭在马可斯统治下的苦难，而是整个岛国对马可斯夫人奢侈豪华的郁愤。她
建造华丽的宫殿，每星期都要飞纽约。我长时间地端详着他的睡姿。他在哈佛刚念
完了商校，回他那天晓得是怎么回事的故乡。这个娇嫩瘦弱的富家子弟并不了解自
己。我在黑暗中注视着他，想象着他的世界是什么色彩。一片亮丽的蓝色，却因为
马可斯而沾上了一滩脏兮兮的灰色。我想起里根对马可斯的极力支持就害臊。这该
死的疯狂世界。

　　我们在马尼拉要等八小时，初尝东南亚风味。我们给送到机场附近的旅馆里。
我签了名，拿到房间钥匙，蓦然感到我在旅游。贝霞一个人在东南亚旅游。我沾水
洗脸，瞅着房间里的地图，压下心头千百种滋味。旅馆很舒适，但周围粘乎乎的。
没铺塑料，装潢简单。样样东西都泡在热带的潮气中。餐厅里有冷饮，女招待太太
长太太短的。全美国化了。噫，即使我能自己作主，也只想呆一天。

　　急着要离开马尼拉。看看周围，我不由得想起越南——这里实在太象西贡，我
就象那丑恶的美国佬，任凭我怎样微笑或谦恭都无济于事。他们待我们的态度就好
象我们是主人，他们是奴仆，使人感到一种苦味。

　　再过几小时就将飞香港。我急不可待，但老实讲也忐忑不安。我想象香港是一
片中国脸和霓虹灯的海洋，吵吵嚷嚷的。

　　我坐在这里写时，窗外下起雨来，雨淋在摇曳的棕榈树叶上。走廊里传来某种
中国方言的鼻音。啊，我什么时候不再这么多愁善感？

　　蓝紫色的墙纸潮兮兮的。音乐是美国的，多半是迪斯科。这是东南亚吗？不，
贝霞，这只是她的一部份。

　　一个一起等候转机的旅伴告诉我，他在亚马逊河上漂浮时，也不时看到百事可
乐的广告。太过份了！真讨厌——我们来之前，这里的文化是什么样子？

　　得坐巴士去机场了，不能老在这里呆着。

８月２７日，香港

　　今天早上在香港岛上醒来，人还在神情恍惚中。昨天半夜到机场，（海关一闪
而过，连包都没让打开，）我坐在飞快的记程车中看这个城市和躲闪的行人，好几
次差点撞上！

　　我们一起去北京的有十一个学生，其中亚伦和菲力普已经先到这里了。他们见
到我那副又兴奋又疲劳的样子时一定觉得可笑。第一眼不一定最可靠，我会叫他们
认得我的；不过那两小伙子还不错——随和，友好，机灵，有趣。开萝到底也来了
，见了菲力普就容光焕发地笑开了，我忘不了她在大厅里下楼梯，叫着扑向菲力普
的情景，菲力普也跳起来迎上去。有个相爱的人一起逛香港也许和独自一人逛的滋
味不同，不过我已经饱和了。看来他们很幸福。

　　我坐不住，当晚我们一起去探索湿热的香港，谁也不在乎出汗，能到这里就太
激动了。

　　说说香港的夜市吧，十几个相连的摊位挤满了人，都排着队，几乎什么都有卖
。那些吃的东西我几乎什么都不认识，看不到春卷一类的玩艺儿，只见到涂着淀粉
的虾和鱿鱼，糖炒栗子，各种水果，面条，茶水，皮蛋，中草药，等等。我愣在那
里，人人都盯着我们看，我们也盯着他们。一个老头走上来指着菲力普的红胡子笑
。我想他们还没看惯红色毛发。

　　除了吃的，夜市上还有皱巴巴的美国衬衫，胶鞋，旧收音机，首饰等等。卖货
的人比货品更有趣，他们或站或坐，高声叫卖，吸引行人。我觉得很怪。开萝告诫
我很快我就会习惯于被人盯着看，他们对我们特稀奇。

　　大约十点半，我们进了夜市旁的一家小餐馆。感谢上帝，我的同伴们省了我点
菜的麻烦。折腾了一阵后，我们点了馄饨和啤酒。

　　那些小家伙好可爱，我真想一个个抱过去。两三岁的中国小孩玩着长面条。我
没带着照相机，他们帮我拍了几张和甜蜜的小精灵的合影。

　　我准是有点醉了，昨天半夜里我发现自己在壁橱里晃晃悠悠地摸索，好象要找
什么东西。如果不是睡眼迷糊，我会哂笑自己。但我只是回到卧室继续睡觉。

　　早上很早醒来，两个人都兴奋得睡不着了。亚伦昨晚呆在我房间里，因为我们
想菲力普和开萝阔别重逢，需要卿卿我我——他们真的需要。亚伦和我乐得行个方
便。

　　我们出去会其他人！

下午　４：１５

　　不提那事了。这叫什么天气！要不是香港那么奇妙活跃，五光十色，这个高温
可叫人受不了。不过，没什么。九龙到香港的渡轮很雅致，码头上虽说有点脏，但
在香港洁白的摩天大厦背景下衬托着几只小木船，这景观值得一看。

　　经常谈到很快将成为我们新家的北京。香港竟有麦克唐纳快餐店，北京恐怕再
也吃不到了吧。但是我却说服了我自己和几个同伴走进一家街角小店，尝试一种陌
生的菜汤面。最好的东西是冰冻桔子水，信不信由你。饭后闲逛，上银行换钱。我
碰上几个要去南京的美国同胞，快乐的时刻，我喜欢看到头脑开放，到处周游的年
青人，他们兴致勃勃，情绪高昂，乐于体验新东西。在学校的最后半年，我开始怀
疑世界上还有没有这样的人，除了我的好朋友凯西，还有南森。这会儿他们都在睡
梦中吧？梦到我了吗，好南森？我真想你。

　　香港是新旧世界的混合物，光亮古雅的银行大楼间走着西装革履的生意人，背
着装满水果干果口袋的妇女，还有小贩和鞋匠，衣衫褴褛的盲人和赤脚人。哦，还
有穿着时髦花俏的年轻人。这种反差真奇特。

８月２９日，星期日，广州白云宾馆

　　我们无所事事地在这儿呆了两天。中国现在是暑假刚结束，星期二之前去北京
的所有火车都客满了！好吧，我们不着急。

　　昨天早上起来，我们再一次走过香港大街。当然，早上六点完全是另一个香港
。最后上了火车，直奔罗湖边境，真是来去匆匆！火车是老式的，没空调，开着窗
，热得象地狱。不过我们有蒲扇，好受一点。我们吸着不知名的甜汁进了边境。

　　在海关上他们递上水来，让我们绕过中国人的排队长龙。第一次品尝隔离的味
道。他们让我们坐与中国人不同的火车，走不同的海关，好象我们都有病——西方
思想病。

　　车站的一头终于出现了“去中国”的指示牌。呵，牌下站着英俊的中国武警。
我们都象马戏团小丑一样冲他们一个劲儿地笑，逼得他们只好也对我们笑。我走过
边境小桥进入中国。毫不夸张地说，一进中国就有了突变，大陆的人比香港人友好
得多啦。

　　铺床的小姐进来了。我的中文有所进步，三天前还听不懂说不出对话，现在感
觉好些了。今天早饭时，我们哄一个男招待坐下来说话。他们都很友好轻松，能够
和我们谈笑风生，消磨时光。

　　在去广州的火车上，我见到了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乡村。中国人精耕细作到了
家，把青山修理得象铺了天鹅绒地毯的楼梯。中国式的乡村小屋，水牛和背着竹篓
的男女点缀在绿色大地上，一个小池子里，几个孩子和水牛在一起嬉水。

　　看着窗外的景色，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傻丫头。可是我来了！我好象松了口
气。有多少人说我来不了，可是我来了！还有美妙的中国音乐伴随着我这趟华南初
旅。太美好了。

　　终于到了广州。当我们听说要在此地等三天时多少有点扫兴，我们急着要去北
京呐。但是冲了一个凉，吃了一顿美餐后，还能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于是我们要探
索一下广州了。广州还是个谜，这里的人别看他们表面看来比在美国的同胞冷漠、
精明，但实际上却出乎寻常的友好。我的亲人呐，我真希望你们能自己来体会体会
这里的人民，我这么写的时候还好象不是真的，真觉得自己笔笨。

　　我要出去买份报纸，看看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要去看看广州。

１９８２年８月３１日，去北京的火车上

　　现在是早上七点，我们是昨晚九点上的车。绝对的棒，虽然流着汗，但是绝对
的棒！

　　我们坐硬座车，一车厢的中国人都对我们感到新奇。菲力普刚刚过来说，火车
压死了一个农民，我是觉得几分钟前火车猛跳了一下，他们说是一个年轻人。

　　昨晚睡得很好，火车轻轻地响着，夜里的空气中有股中国味。车窗都开着，微
风吹来，还算凉快。主要是我们已身在中国，还有何求？临睡前我们抓紧机会相互
熟悉，马克和我畅谈他在台湾的经历。台湾对他的印象不太好，台湾人物质第一，
生意第一，别的一概不关心。他把这描绘成一种沉溺于物质享受的自鸣得意，听上
去倒象是我的故乡。马克是个有趣的小伙子，中文讲得很好。他的高中四年级是在
肯尼亚。他说他对美国和美式生活态度感到愤怒和痛苦，痛苦使他成熟。他到处寻
找新生活，新思想，在寻找中爱上了中国。

　　窗外的乡村好象明信片上的照片，农民们已经下地。优美的国家。至今看到的
中国人都同样的美丽——美在精神上。广州的几天使我看到人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把中国建设得更美好。他们努力工作，亲密相处。

　　我有一次走过这城市的僻静处，停下来买饮料，我就是喜欢这桔子水，它通行
全中国。那是个常见的路边饮料摊。当我在犹豫是否也坐到中国人中间去时，他们
中的一个人用英语说：“请坐！”我一惊，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只有接受他的好
意，坐在他身边。

　　啊，我是在中国，坐在一个渴望跟我谈谈中美两国的中国人身边，多有意思的
旅行。他原来是华南工学院的教授。马上围上来一大拨听众。他自豪地告诉我这片
店是他叔叔开的。他告诉我“私营”这个中文词。政府每月只从盈利中收七块钱，
他叔叔每瓶饮料赚五分。是啊，现在他们正在变。

　　转眼已过一小时，我得在天黑之前回家了。我谢谢他这愉快的谈话。他叔叔腼
腆地问我能不能给他拍张照。在中国拍照不容易，人们常常怕拍照，有时你不打招
呼便拍会使人家很不高兴，所以我很乐意有这不必冒险的拍照机会。

　　我慢慢走回去，一边欣赏傍晚人人骑车回家的情景。这时候的市场也最活跃，
一堆堆的鲜鱼，蔬菜，水果都很快就卖完了，真有意思。

　　今天的早饭是鸡蛋吐司。我想我到了亚洲后至少长了六磅。亚洲人吃这么多淀
粉和油脂。我们中间有个女生叫开蕾，好多东西她都不吃，结果都没劲儿逛了。至
于我则吃到有劲跑路。至今肚子还没吃坏；吃圆了，但不坏。

　　长沙小停，我下车透气。车厢里的味道象谷仓，热起来时真有点透不过气来；
但是我没听见有孩子哭吵。我看到边上的座位上是一对男女，唱着中国歌，从外貌
上看象是香港人。后来一聊，果然没错，他们是来中国旅游的。

　　对我来讲，广州永远有它特别的地方，我们一进大陆就先在广州呆了三天，当
然充满着兴奋和新鲜。最有意思的是我能在街上闲逛，找出几个正确的字眼来跟人
说话。开始在城里独逛还有点怕，但是很快就发现中国人都很想跟我说话，帮我找
路，我就再也不怕了。

　　整个国家都好象在大兴土木，到处可见围着竹架的新建楼房。据说这竹子坚如
钢铁，但要轻得多，也容易搭建，风来可吹弯竹架，但不会折断它。

　　“你在写什么？”鲍伯问我。甜宝宝，大孩子，他是和他女朋友开蕾一起来的
。从某种角度讲，有个人在身边还是不错的，可以一起探险，一起分担被人盯着看
的滋味。前天晚上，孤独确实来找我，但我巧妙地摆脱了它。我被某种念头推动着
上楼去看看中国人怎样跳舞，跳舞是两年半前才解禁的。跳的是大约三十年前的舞
曲，他们彬彬有礼，规规矩矩地踏着华尔兹。突然，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邀请我。
我才呆了五分钟，就有中国人来邀请一个美国女孩跳舞？这可是个好兆头。他温柔
地牵着我的手，我们一齐走向舞池。我有点担心，怕在这样一个有所“感触”的场
合下说出什么唐突的话来，但看来他很得意自己能同一个外国人跳舞，以致被我踩
了脚也只会笑。他的英语很棒。想不到我们跳的最后一曲是我最喜欢的“温柔圆舞
曲”。

　　困了，早饭吃得太饱。广播里是悠扬悦耳的笛子吹奏曲，真懂我的心，帮我好
好入睡。我是在中国——好几年都没这么高兴过。哎呀，我浑身汗臭得象个建筑工
，也许最好还是习惯它。

１９８２年９月３日星期五，北京师范大学

　　远处还传来火车叫。这趟行程真考验人，但是令人振奋的感受还是抵得上汗臭
和难受的。华北和华南截然不同。要是能干干净净地进华北就更好了。

　　抵京之日我一大早就醒来了。老天，到底到了，我真想一步跨出这又脏又旧的
火车，踏上北京大地，谁还能睡觉？

　　脑海里闪过和爸爸妈妈在机场告别的情景，笑得发颤，却又伤心得眼泪汪汪。
我今天还不明白要在此呆多久。一年学语言，一年使用巩固，看看报，谈谈话。看
来一年不够，两年是要的。唉，刚开学想那么多干吗！

　　校园可真大，到处是红砖大楼，连着泥泞的道路。到处走着中国大学生，今天
是他们开学第一天。

　　睡过一个好觉后，今天早上起来去吃早饭。枕头里好象是装着豆子，床板好硬
。我的早饭是吃发糕。也有卖煮鸡蛋，油炸馍的。我还带着火车上的炒果，所以不
想多吃。在回宿舍的路上，有一个中国男生叫住我，问我一本美国杂志的英文名字
，他只知中文名，我想是《富豪》吧。我们接着谈到经济和哲学，他对两者都有兴
趣。他知道佛里德曼和凯恩斯，还帮我读了几句报纸。可爱的人。他说我们应该在
一起交流思想，问问问题。我很愿意。但是我得准备对付分班笔试了。上午口试过
，感觉不错。这里管事的人都和蔼可亲，乐意为学生服务。

　　最后回到宿舍，老师教我发准我中国名字的音调，开萝教我用中文词典。一步
一步来吧。

１９８２年９月５日，星期天傍晚

　　我这一层有几个日本姑娘，好可爱。她们吃饭时跟我们坐在一起，笑着吃，相
互说着话，又对我们笑。她们的中文几乎是零，英文也几乎是零，所以我们没多少
话说。有个特别友好的女孩似乎特别想谈话，我们总是相互说中文“你好”，但只
能到此为止。于是今晚她在洗衣房洗衣服时，我用中文告诉她我有许多话要说，但
不知道怎么说。我们奋斗了十分钟，但没法让她懂，她懂的中文太少了。我们笑着
，我握握她的胳膊，想告诉她我也一样痛恨隔离，渴望沟通。快了，快了，耐心点
吧。

　　该死的，胸腔受了凉。今天收到凯西寄来的第一封信。寄信来要三个星期！眼
泪上来了，我真想她呀。外面有人在唱歌，欢笑，甜蜜的人们。

　　得准备功课了。南森的信再等等吧！

１９８２年９月６日

　　倒霉的时候也是有的，我因气管炎而病倒了，真惨。那针青霉素好痛，却不怎
么管用。该死的肺成了我的祸害。大家都来救驾，围着我转。哈里搂着我腰坐在医
务室里。忘不了七八个人坐在菲力普的房间里，拿主意我该吃什么药。戴安娜把美
式清凉油抹在我胸口上，胸口正堵得慌。

　　戴安娜和亚伦去吃午饭，给我带回一听巧克力，就是我们平常整晚吃得入迷的
那种。戴安娜就是这么个好姑娘。

　　今天呼吸好受些了，就是背还疼，情绪不高。午餐时马克，罗达和埃米想方设
法逗我乐，真要命。外面广播里是中国古典音乐，就象我在塔夫茨播放的立体声乐
。

　　今晚的青霉素痛得要命，我真恨我生病。

　　今天开始上课了，生气勃勃、魅力十足的教师给我很深印象，他就象个京剧演
员，牢牢抓住我的眼睛。在年轻姑娘眼里，他可是个了不起的教师。我们一点英语
都不讲，阿门，这一两年我可得把英语压一压啦。

　　不过首先要病好。我写不动医务室的景象了。

１９８２年９月８日

　　今天早上早早起来去打太极拳。我的闹钟设在六点响，几分钟后学校广播站也
响起了起床号。当我穿好线衫下楼时，中国学生已经在操场上随着音乐做早操了。
场面的确壮观。他们气色都很好，做了一刻钟早操后又跑步二十分钟。我不得不思
索，他们哪儿来那么大劲儿？运动，学习，午睡，也许这些事儿加在一起使他们保
持精力旺盛。他们似乎以努力学习，不遗余力，成绩优秀而自豪。

　　太极拳教师本身就是美的象征，身体练得健美动人。这是我第一次上太极拳课
，它使我想起高三的舞蹈课。太极拳是一系列行云流水般的优美动作，主要训练身
体的平衡和柔软，要学到家可不容易，很有挑战性。解说当然全用中文。我听懂不
多，只能时而抓住几个词。我大部分动作都是尽量模仿，但是我知道有些细节我不
能领会，因为听不懂解说。耐心些，贝霞。

　　老实讲我今天真想家，我想是客居异乡的孤独感使我烦闷。我走在许多中国学
生中间，却依然完全进不了他们的世界，这使我感到挫折。又是词汇量不够，难以
多说，因此我们被隔开着，好生惆怅。

　　今天在医务室打第五针青霉素，医生想告诫些什么，哇啦哇啦讲了一大通，我
一点也不懂，只好说了声“我听不懂。”转身离去。走了好远去吃酸奶。出来走走
好受些，酸奶也特好吃。

　　我的室友戴安娜提醒我，到明天我们就来了一星期了。我的感觉好象过了一个
月。我放起帕特·米西尼的磁带，但歌声更使我抑郁。美国远在天边，虽然我并不
想呆在那里，但我想和家人、南森和凯西一起呆几天，充充电也好。哦，好在这里
的美国同胞也是很特别的一群。他们精力十足，有说有笑，讲俏皮话，一个拥抱，
一丝家乡风味都帮了我很大的忙，使我渡过暂时的艰难。

　　今天在路上，我看到一个妇女坐在街沿上，当众敞胸喂孩子。好象没有人觉得
不合适。男孩们放学回家，勾肩搭背的。真美好。他们看着我在小店前喝酸奶，叫
我很不好意思。

　　无论如何，课上得好极了。会话课象往常一样生动。老师真象个演员，他让我
们高声朗读故事。一个星期以前我还不敢想象我们能这样念，真是奇迹。这使我想
起杰基的法语课。从那以后的多年内，今天的董老师是第一个让我感到教师这一行
也富于挑战，值得一干的人。要创造一种气氛，使学生学得进，肯用功，时刻感到
新鲜刺激，有创造性，又需要点功夫。如果能做到这些将感觉多么良好。他真是出
神入化。如果我能自信自己是个良师，我也要去教书。

　　昨天晚饭时碰到一个人，是曾经和克莱因教授共编汉语词典的。世界真小——
尤其是对汉学家。

　　该睡了，在这段适应和过渡的日子里，只有睡觉时才觉得踏实；醒来时总是来
去匆匆，很不安心。

　　到处沾满灰尘，包括我的肺。大米吃得太多，肚子撑得圆圆的。

１９８２年９月９日

　　刚刚从辅导课上回来。这一个半小时过的很不寻常，并非仅仅是“怎样用这个
词儿”之类。艾米和我坐在两张桌子旁，地板和墙壁都是水泥的。我们的老师来自
农民家庭，她的父母看来还在农村。她在这里教书，丈夫在附近工厂工作，有一个
孩子，是个女孩。她个子矮矮胖胖的，有一张农民的脸。我们读一个故事，那是讲
一个贪得无厌，老是跟邻居比的人。我想我的音调在改进。最后没有问题了，我不
知哪根神经搭错，问她是否还想生一个孩子。

　　“不！”她坚定地回答，然后大讲特讲为什么，政府对一个孩子的家庭有什么
优惠，多子女家庭没了什么优惠，等等。政府鼓励的要点很清楚：一个孩子好。

　　最后去买自行车！我和同一层的两个日本女孩进城，（公共汽车很慢，要十五
分钟。）宿舍楼的四十个人中，三十个是日本人。他们英文懂得很少，中文也不如
我懂得多，因此我们之间的交流要靠比划，字典，许多鞠躬，许多微笑和大笑来帮
忙。他们很注意礼节。

　　于是我们跳上公共汽车，一个高大的美国佬，两个娇小玲珑的日本妞，这样子
可真够瞧的。我们在密集的人流，商店和水果摊之间找到一家自行车店，找到了所
要的东西，便开始拧螺丝，调高低。（那自行车显然来自管理很差的装配线。）我
们花了大约三刻钟，等于上了一堂中文自行车零件课。友子买来了冰棍，我们一口
气吃完。这是今天这个大热天里，北京唯一能找到的凉爽滋润的东西。我还想买一
个车筐。车店里的一个女孩带我们沿街走了很远，帮我买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
这么好。

　　经过许多道谢，微笑和告别后，我们才第一次汇入了北京的车水马龙。这完全
是一场混战，真奇怪怎么没有一天出四十件车祸，出四十条人命。所有的自行车都
打着铃，汽车则响着喇叭，行人横冲直撞。我们在险象环生中择路回校，好比在自
行车的海洋中游泳。无论是她们在东京，还是我在芝加哥都没见过这个阵势，所以
能骑回家真要感谢上苍。校园里的道路是宁静的，五点钟的夕阳在林荫道上散下柔
光，广播里奏起甜美的中国音乐。美丽的意境。此刻，我骑着车，教我的日本朋友
说“美丽”这个词——先用英语，再用中文。

　　今天就这样渡过，实在美丽。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１日

　　今天去玩长城。何等的宏伟壮丽啊，好难想象古时候中国人怎能造起长城，并
认为它能挡住敌人。后来蒙古人从不设防地区偷入，结束了长城不可逾越的神话。


　　攀登长城着实来劲，就是我的肺还没有好利索，有点难以胜任，但是那景色绝
对值得这场拼搏。在攀登中我碰到几个上海人，他们是出差来北京的。我们中英文
混合着交谈。他们中间最年轻的去过四川，于是我们就谈那里。我和他们都觉得我
该去去四川，那是个重要的省份，出过许多能干的领导人和成功的农村改革。也许
我还该学学四川话。不过贝霞，先把普通话学好吧。咳，我的词汇量还是太少。

　　从长城到定陵是颠簸的汽车路。我们回家时已是傍晚，精疲力尽但美滋滋的。
疲倦的身子淋浴时倍感舒服，我梳着头发，决定让它披散着去吃晚饭。我会吸引中
国人瞩目吗？这几天即使穿美国衣服，我也不觉得漂亮，可是今天当我踏入暮色时
，自我感觉良好。我骑着新车到饮食店去会菲力普和开萝，鲍伯和开蕾。骑车上街
使我初步打破了隔离，我骑在中国人中间，享受着他们的交通方式，真不错。“我
就喜欢上车，啊，是啊。”真是首好歌。

　　在店里又遇到这样的事，我肯定以后还会多次发生。一个青年在我边上坐下，
（后来知道他二十七岁，）用英语自我介绍说，他是附近医学院的学生。我们拉起
了话，（他人也挺帅的，）他用英语，我则尽可能多用中文。转眼间围上了至少四
十个人。他们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们，好象是在欣赏有趣的电影。我们说话时他们
还站起来听。他好象满不在乎，我则有点招架不住了。我没想到自己会这样反应，
但是无意之间成了示众的对象，感觉总是怪怪的。我不是在演戏，而是在现实生活
中，可仍有那么多人兴冲冲地围观。我的中国朋友一定感到了我的不安，安慰我说
：“别担心，中国人民很友好。”他是个有意思的人，又很文雅；所以我试着忘掉
被人围观。当发现这办法不灵时，我干脆就接受他们存在的现实，并开始也和他们
谈话，我想这样反而好些。他说得不错，中国人是非常友好。

　　在最近几周里，我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我是指我的自我观念。我的一生从
没象现在那样独立自信，而我现在也没有特别往这个方向勉强自己，独立和自信都
是自然产生的。我现在倾向于做使自己感到高兴和舒服的事，因为在这里只有自己
照顾自己——在大部分事情上。

　　我不想那么快地和人家交往过密，我喜欢一人独闯——比过去更喜欢了。我已
觉得在马克和我之间很容易发展出一种依恋，但是我不想让它发生。独往独来，无
牵无挂——这年头这些很重要，我就爱这些。我愿意独立前往——至今干得还不错
。“接受”是关键：我自己接受自己，接受我的内心和外形，接受我的热情和习性
。“放松”也是关键，这听起来奇怪，可我还是要写下来，因为我打一来就这么想
。我过去和现在都觉得，在这里生活一两年会有放松感，而且越想到放松就真的越
能放松。两年来，我计划，思索，申请，驳回，再试，询问，赶期，填表，筹钱，
一切的一切，永远不知道能否成功，但最终还是如愿以偿了。

　　阿门，“我对着灵验的祈祷说，阿门！”（译注——莎士比亚句）所以要放松
，这很有效，效果神奇。

　　是的，我想家，爸爸，妈妈，彼德哥哥和乔伊哥哥，还有莎丽嫂嫂。天呐，我
好想他们。但是我能平静下来。我的热情不再是愣头愣脑，而是平稳流淌，内含安
详，不象在美国大学时那样僵硬乖张。我认为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关系，而是一种
综合效应：年岁增长，远离美国，一起学习的美国人，友好慈祥的中国人，所有这
些因素，啊，还有这里的饮食！我总是吃到满意为止，中国菜很健康，也许这也是
关键。谁知道哇？

　　也许还有原因。过去三年里，我的生活中总是有个男性，除了碰到南森以前空
了几个月。我总觉得有所限制，对此时爱时恨，转换不定。现在身边再没一个男子
，我的思绪不再纷乱，不再老想着某个“他”，不必勉强自己的思想以求迎合“他
”。晚上再没有温柔可爱的灵魂躺在身边，使我早上起来感觉适宜。现在的学习和
睡觉都很满足。我就是独自一个，当然还是有人围绕，但是他们的影响，比方说南
森的影响，就比过去小得多了。

　　自由自在真好，我回复了自我。凭良知做事，求仁得仁。同时我又从值得一交
的伙伴中得到积极的回应。多少年来，我终于又感到脚踏实地了。

　　我到北京已有一周。北京慢慢开始适应了。或许这只是恢复了生活的平衡，我
头脑和心灵的内在生活。

　　马克和我成了好朋友。为什么是马克？因为他很有意思，兴趣广泛，精力十足
，憨厚如乔伊，敢闯象南森。这仅仅是感觉。他的灵魂有柔美有刚强，这是我在来
京的火车上与他凭窗长谈时就领略的。我们将保持好朋友的关系，不再逾越。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６日

　　今晚为开萝办舞会。

　　我们久久地跳着披头士乐和慢步舞曲，跳啊跳啊，美国人在中国是出了名的。


　　中国啤酒，巧克力，糕点，微笑。快乐的夏夜。

　　我和开萝跳舞时想起了凯西。昨天收到她的来信。我真希望她也在这里。

　　然而这里的伙伴也不错。

　　跳个痛快。

　　我们越跳越狂，尽兴过瘾。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我们保持着美国的精神。灰尘
，腹泻，硬床，紧张的学习都不在话下。我们和中国同学在水泥房间里共同学习，
相互交谈。

　　美中不足的是到处被人当把戏看。

　　中国在我们周围，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前后左右，到处都是。

　　我们跳着披头士，好象又回到故乡。我们高兴能来这里，也高兴能互相想起美
国精神，——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９日星期天，早晨

　　刚刚和杨扬作早操回来。我是在和开萝，戴安娜一起参加中文系的篮球队时认
识她的。昨天和前天两个早上，她教我早操，就是他们都在早上六点一刻时做的。
她的话我只能懂一半，但没关系。我想她也和我一样乐意做这早操。有时我更注意
发准“一！二！三！四！”的声调，而非动作本身。

　　杨扬是河南姑娘，身材高挑，笑容明媚，我想她大可以做中国模特儿。她是去
年住进留学生楼的，因此已习惯同西方人相处。

　　我们一起做操，跳绳；有时她还跑步，我病后的肺还不适合跑。我们一起走回
相互紧邻的宿舍。这里的女孩走路都臂挽臂，所以她也自然地挽着我。挽着一个西
方人，她有何感受？担风险吗？她的朋友将如何评价？但她看来很坦然，真的。

　　我仍然不信是在中国。

　　我学习中遇到了一大堆生词，早上必须都查出来。

　　和戴安娜去北海公园可真好玩。午饭吃了碗馄饨，（只要两毛五，但是天呐，
我还是想念沙丁鱼和沙拉，）饭后一下午都是晴朗的蓝天，公园里花红柳绿，中国
人陶然自得。北海显然是北京最老的公园。

　　在中国交通的险象中骑车回来后，我收听莫斯科电台。广播员说美国要改变莫
斯科的裁军建议，以适合自己国内的政治需要；说美国的军备占优势；说华盛顿如
果真想和平，就应该接受苏联的裁军建议，只有这样世界才能永享和平和安全。

　　这是真的吗？这能实现吗？听听另一边的话也很有趣。但是杨扬会怎么看？一
般苏联老百姓会怎么看？什么话是真的？谁的话靠得住？

　　甜蜜的乔伊，这可不象我们希望的那样清楚。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４日星期五，下午１：００

　　午饭后和两个英语系的高年级学生一起走回来。一个是中共党员，另一个不是
——是叛逆者。嗨，不能写了，人太多。

　　现在他们走了，好，写吧。我们讨论了以下问题：今日之中国青年：他们觉得
处在过渡时期。孔夫子依然存在，但面貌已改。他们不会倒回去。１９６６—１９
７６年的文革是条鸿沟，很少有人想重复。如今将走向何方？外界的影响更贴近了
，西方的生活方式，自由的选择和自由的爱已在吸引他们。但是中国青年严厉批评
美国青年逃避瞻养父母的责任，他们觉得这很不对。他们很快就会看到自由和个人
主义所带来的代价。

　　离婚更普遍了。失业率在上升。

　　莎士比亚：他们爱读。但是也只有他们这样的人才读。他们说工人，大多数中
国人，根本没空去管莎士比亚或核战争。大多数人民还要为每天的生活而搏斗。

　　哈姆莱特，奥赛罗，能这样公开审视爱情和嫉妒是件好事。

　　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你信共产主义吗？你信资本主义吗？

　　这个问题要从人的本性出发，人性自私是生存本能，我们都同意。但是共产主
义，党员同志讲，是控制自私本能的好办法，它使人民吃得饱，有活干，相互平等
。共产主义平等分配资源。至于计划经济嘛，现在清楚它并非总是合适的。他说现
在正在改变，允许发挥更多的积极性。但是到底该怎么干呢？

　　我讲述自由市场中的供求关系，讲到资源分配上的好处，生活水准的提高，等
等。但是资本主义不平等，这是美国的现实，这点我也讲到了。

　　“那么，您喜欢哪个？”他们问。我很难选择。我只能说，从我的角度讲，我
希望能自己选择职业，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政府不要干预，（至少不要直接干预。
）

　　那个叛逆者立即同意，他可无法选择。“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是不平等的
，他们有强有弱，”他说。“自然界有太阳，有大地，有花草树木，有飞禽走兽。
大自然的家庭成员并不平等。”……？

　　然而他们必须给予同等的机会。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也使自由选择不平等，这
是我们制度中恼人的不幸事实。

　　核战争？苏联？

　　他们说美国不喜欢苏联，因为一个强人不喜欢另一个强人。

　　“你们还会成为更好的朋友吗？”我问。

　　他们说，会。

　　“我们必须和解，因为我们是邻居。但是很难信任他们。”叛逆者说，“我们
得提防苏联，还得提防日本。”

　　他们说，谁也不需要战争，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不要战争，所以，我们，我
们这三个人，应该要好！

　　我说，我正是希望这样。

　　可是，中国的核武器不多呀？他们这样说的意思好象是：“为什么我们中国还
能算是好伙伴。”

　　我说，武器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真理。

　　这两个男孩将被培养成英语教师，这种职业的工资不会太高。文革中迫害知识
份子的影响依然存在，事实上还将久远地影响中国历史。那个叛逆者对我说，无论
如何，党员会占好一点的位子，拿高一点的工资。就因为他们是党员。

　　欢迎您到中国来。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７日

　　晚饭后跟两个中国新室友谈了几个钟头。一个非常娴静，但非常友好。另一个
叫林怡，精力充沛但彬彬有礼，她住我的寝室。林怡的父亲是高干，我不知道她是
怎么住进来的，是挑选的呢还是自愿报名的。她看来怡然自得。

　　她非常整洁。

　　“我们白天可以一起出去，晚上不行，”她说。

　　她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她在我生词表上看到了这个词，）但是立刻
指出近几年来的巨大进步。我马上接上去，大讲中国的惊人变化，中国的进步和潜
力。

　　本星期她没课，他们参加劳动——是校园里的体力劳动，比如平地、锄草等等
。今天下午三点半左右，我从友谊宾馆骑车回来正碰上，林怡和她的同学老师都在
劳动，挖一条沟。我觉得我很难为情，一起上学却不一起劳动。我希望她们也让我
参加。

　　讨论美国政治。

　　他们问我对里根有何看法，我讲述完毕后端详着他们的脸。他们为自己的祖国
而自豪，他们曾经渡过恐怖的岁月，如今总算好起来了，他们自豪；而我呢，却不
能为自己的祖国自豪。

　　马可斯的支持者。

　　摇摆不定的对苏政策。

　　军费膨胀，而穷人却在挨饿，无家可归。

　　我忽然需要一个我能引以为自豪的领袖。

　　此刻我方感到不能信任自己的领袖是怎样的悲哀。也许我该去当总统。可真的
当上了又能怎样？现实的情况和环境的压力会逼使我订出不正确，不连贯和不道德
的政策吗？高层无法完美——到处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不能泰然接受？

　　我们讨论说，学一种语言的最好地方是他的母国，因此你们也该有朝一日去美
国，和我一起生活，学英语！

　　“我们不会获准，”他们提醒我。

　　“会的，会的，过几年会改善，”我说，我们两国会增加相互信任，那时你们
就容易来了。

　　“我不信，”林怡静静地说。

　　这疯狂的世界。

　　我一下午一晚上都在复习生词，把它们最后吃进去。还做了什么？我把录音带
寄给父母，上面讲到我美好的骑车出游，游逛友谊宾馆等等。然后是和新室友交谈
。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日，上午７：３０，不眠之夜后

　　９月３０日夜晚，戴安娜，阿利克斯，小明，茵子，我和我的室友林怡约好七
点半在天安门广场见面。象通常一样沿主要马路骑车——我很喜欢这样。不过那天
晚上，大街上插遍红旗，商店门口都挂起了大红灯笼，人们兴高采烈，（我写的时
候戴安娜在打喷嚏。）这是中国建国三十三周年的前夕，她知道自己走过了漫长的
道路，知道人民的潜力，她欢欣鼓舞。当然，也有些理想幻灭的中国人今天并不高
兴。比方说，艾米的新朋友——一个中国叛逆者就向往美国的政治理想主义和经济
理想主义——“自由选择”，（或者如马克和我讨论时所说的，号称自由选择。）


　　艾米的叛逆者朋友恨透了毛泽东，也诅咒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发誓要闯出去。
但是对我碰到的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高兴的日子。自行车转进了长安街
，我们看到了灯的海洋，白炽灯勾勒出大楼的轮廓，红旗飞舞，人山人海。场面如
此壮观，我都等不到今晚就想再来。

　　中国朋友带我们找到了林怡，我们笑着握手。“欢迎欢迎，”她说。“瞧瞧这
里的人民，了不起吧？”是了不起。我们徜徉着，谈笑着，一直漫步到毛泽东纪念
碑前（译注——实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大理石上刻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英雄，毛泽东真是他们的英雄吗？对某些人来讲这是肯定的。我问过林怡和蔡
洁，谁是她们的英雄，她们都说了一个俄国小说家的名字。我的英雄是谁？她们问
。

　　我答道，是我父亲。

　　我们坐下来吃戴安娜和我买来的月饼，观赏着月亮。这是中国中秋节的习俗，
今年的中秋恰好与国庆节在同一天。

　　是啊，我能从一轮明月上看到我所爱的人。我想到爸爸妈妈，他们的照片在我
床头，其中一人坐在牧场上的卡车里。我想念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想。这大概是因
为我不知何时能还家之故。在这里我得呆两年，第一年学习怎样交流，第二年真的
交流。我想到乔伊，彼德和莎丽，想到塔城的托尼，想到绿湾那条我晨跑的小路。
有时也想到南森，不过这几天不大想了。我想念我的家，好哥哥，甜爸爸和能干的
妈妈。啊，也许他们有一天会来看我。

　　现在我在哪里？啊，在天安门广场，跟一些很好的人一起拍照。有时会有人围
上来。我的中国朋友们知道我恨围观，它既叫人尴尬，又侵犯隐私权。每当有人围
上来时，她们就拉着我的手到别处去。她们是细心体贴的。她们喜欢抚摸我的头发
，长久地玩弄它。我的头发很漂亮，它使我想到自己，抚摸着好友的头发就如同向
她倾诉衷曲。她们有好多事会使我想到自己，但是以后再说吧，老谈这个就太自我
中心主义了。

　　她们一向是很好的主人。九点一刻时，戴安娜和我离开她们，去赶舞会。结果
并不容易找，我们在寒风中骑车找了一个多小时，在空旷的高架公路上加快飞驶，
真是惊险。是的，我们在中国自由自在，飞驶着探索新的地方。这是一个发展中国
家的国庆前夕，难以相信的是我们竟去跳舞。我们实在太想跳舞了。

　　舞会上我碰到了一个中国青年，金辉，一个男孩子，一个大孩子。他那独特的
英语和漂亮的脸蛋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闲谈中了解到，他的分数不够高，没能进大
学；他好想上大学啊。哇，我的血脉在喷张。有趣的是，他说他通过广播和电视自
学英语。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我问。

　　“不怎么样，”他老实坦白。“我更想上学。”

　　也许这只是他的一部份，但他并没有别的中国人和我谈话的那种畏缩感。

　　他消失在人群中了。我知道自己还想再见他。我跳舞，拉话，一直玩到凌晨一
点半，我腻烦了人堆，走到一个僻静处，在一张餐巾上写上了我的姓名，地址和电
话。我正跟哈里说话时，戴安娜来了，说：“我们快回家吧。”我的中国朋友不见
了，我还想把纸条给他呢。哈里说，“你去找吧，我奉陪到底。”真是甜蜜的发疯
。

　　我走到外面，空无一人。

　　忽然，他从天而降，我笑逐颜开。看看周围无人，我就把纸条给他。突然看见
有个陌生人停在我们的两英尺外，我僵住了，说了声“对不起”，转身要走。

　　金辉笑着说，“别担心。”我又不动了。他挺高兴地邀请我星期六晚上再去广
场一起看灯，又问我会不会打电话给他。不必打电话了，那太冒险，我们说好见面
时间。我的美国伙伴叫我了，我们握握手就分开。使命完成了。

　　凌晨两点，我们骑过空旷的街道回家。他们被洒水车淋了个湿透，浑身亮晶晶
的，象在电影中。我们调侃着飞驶，在夜空中洒下一串笑声。

　　终于到家了，一小时的长驱把我累得够呛。不出所料，大门已经上锁。我们绕
到留学生楼的外面，心惊胆颤地翻墙。男孩子们身强力壮，他们帮我们和自行车越
过去。我们又爬进洗澡间的窗户，这才到了自己房间。

　　到九点我就不能再睡了。这天是国庆节。戴安娜惊讶地看着我穿戴起来，准备
去公园。我愉快地骑着车，两边的街道是色彩的海洋——人人穿着节日的盛装，跟
平时的工作服大不一样，到处是大紫大红。公园里，一个男子——一个二十五岁的
技术员，潇洒地领着我逛遍全园。

　　他中学毕业后曾经干了两年苦活，然后上了大学。他说毛泽东本来是好人，后
来变坏了，浪费了很多时间。

　　他又带我去公园饭店吃饭，这时我已经累了。我们相互拍了些照片后就分手回
家。我一头扑倒在床上。五点差一刻时，戴安娜回来。她爬到我床上，我们讨论起
她和亚伦日益发展的关系，她的男朋友在国内，我们都认为我们到中国来可不是为
了这个。真该死。

　　但是我安慰她。甜宝宝，我知道她会好的。

　　学校留学生办公室为我们办的晚会很精彩：十五张桌子铺满了点心，糖果和炒
货，灯火通明，人流不断。他们唱日本歌，中国歌，我们唱美国歌——我们唱得不
好。我知道这晚会有点铺张，但是仍然被他们的好客所温暖。连校长也来了。

　　晚上回来倒在床上，愉快又满足。戴安娜刚刚睡醒，头发披散，睡眼含笑。“
我就爱睡觉，”她叹着气说，伸了个懒腰。

　　该念点书了。我记了跟凯西通电话的事了吗？我想她挺好，只是有点压力，有
点多心，但没多大关系。我们畅谈一番，通过电话传递支持和力量。她仍象过去一
样热情。妩媚的精灵！我爱她。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４日

　　在数学楼自修，许多中国学生都在那里。水泥的地板，灰尘飞扬。一个青年把
报纸铺在木头桌椅上，然后踩上去开灯。一只甲虫绕着我鼻尖飞。举目望去，只见
一片中国人的黑发，他们都低头学习。这里是中国进步的种子。

　　说说进步……

　　我去看了校庆八十周年的戏剧，是小明和茵子下午拿来的票。她们是不准上楼
的，只能在我窗下叫。我们的光临使她们很高兴，我现在知道这是为什么了。戏的
主题是讲１９２６年的学潮，女学生们为了工作自由，恋爱自由和传播共产主义的
自由而斗争；讲了女性的奋起：一个女孩为了事业离开恋人。鲁迅当然是个英雄，
虽然他被称为“共产主义战士”，但菲力普说他不是共产主义者。暴力，死亡，斗
争，斗争，为自由斗争。她们今天仍在为此斗争。我好几次打量着观众，他们有的
面无表情，更多的脸却呈现同情和入神，眼睛胶在舞台上，观看跟自己有关的人生
。

　　我被整个场面所打动。在故乡，我一直把自由看作理所当然。我自由地跟喜欢
的人一起逛街，不必害怕大眼小眼；我自由地拉着对方的手，不必担心风语风言；
我们自由地选择职业，自由地表达意思，自由地做这一切。

　　现在是转折点，中国朋友提醒我。或许从现在起事情会起变化，谁知道呢？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０日，星期天晚，１０：３０

　　金辉。

　　这是我们第二次幽会了。上次我们在黑夜里的天安门广场见面，漫步度过紫禁
城。虽然他没有考进大学，但他坚持自学。他的英语比我的中文强得多。我们说起
罗斯福，他的崇拜者——我给出了我的修正主义观点（译注：指对纯资本主义的修
正，一般为民主党人的观点），他很感兴趣。我们还谈了以色列。啊，要是我们说
同一种母语该多好。他想去外国旅行，但这难如登天。他说他并不为此发怒，但他
显然为此愁怅。他说他理解那些限制寻职自由的理由，等等。他那被动接受的态度
在中国人中间是很普遍的，只有很少的例外。就是杨扬也很少爆发出来，只是在公
园散步时紧握住我的手，透露出内心的沸腾。

　　“精神，”他说，“最重要的是男女之间的精神和爱。”

　　然而他还是频繁地问起美国的各种物价，为中美的经济差异而惊喜。

　　我们一星期内已交换过两封信。今晚，我们约在校门口对面的汽车站，一起去
北海公园。

　　我们一起学生词，看照片——他送了我一张。漂亮的大孩子。我们俩低着头查
字典，他的手碰到了我的手，小心翼翼地。我心猿意马，枯肠搜尽，想不起合适的
词。

　　在公园对面的小店里，我们吃着酸奶和糕点。他说如果他家人知道我们的约会
会担心的；他还担心政府。我也担心，他给我的信被人拆开看过了。但是两次约会
是那样美好，不仅是因为通过交谈了解了中国青年的心灵，而且我也心心怡于他恬
静愉快，活泼敏感的独特个性。

　　我们凭栏临湖，观赏莲花。在这里我学到了“星星”这个词，“象姑娘们的眼
睛，”他笑着对我说。我的双手握在他温暖有力的手中，我们说啊，说啊。

　　“两年后我要离去的！”我大声说。

　　“我知道，”他说。“也许你会呆更久些……”

　　也许我们该告别了，此时此刻好象会成为永恒。

　　我亲爱的爹爹，他总是按我的意愿来对待我，充满着慈爱，关怀，耐心和真诚
。

　　为什么我让今天的事发端，我不知道，只是心往神迷，美妙无比。这完全不是
美国的求爱程序，金辉和我不会上床。真奇妙，在全新的世界里爆发令人目眩头晕
的关系。

　　回来后，林怡问我去了哪儿，我有点紧张。该死，关键时候我为什么不能沉着
些？我不信任她。

　　甜蜜的大孩子，欢迎你来新的冒险。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这就是我的生活吗？我生活在美梦里。我今晚把这告诉了他。

　　你在哪里，南森？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１日

　　今晚，我听着自己给林怡和蔡洁讲美国。强奸盛行，教育昂贵，人人为自己，
没有团结，没有善待少数民族。

　　“那你为什么不留在中国？”我发现自己在彷徨。我坐在桌前，她们都去教室
了。我看着金辉的照片，真精神。“为什么不留在中国？”我彷徨。

　　于是，我记起了写给乔伊的信。我感受到杨扬愤怒的血液在沸腾，因为她毕业
后不能自己决定终身命运。我想到金辉他们不能出国的悲哀，因为政府不让他们出
去。我注视着桌上的家庭照片，我的家人是可爱的，能干的，有时也会疯疯癫癫—
—我想起了不能永远留在中国的理由。

凌晨１２：３０

　　是啊，这也是安静的时刻，万籁俱寂。

　　今天收到汤姆和黛柏的来信。我真象他们说的那样在作特别伟大的事吗？我只
是该怎样就怎样。

　　这会儿也许凯西和贝思都在吃午饭，金辉在练习书法，爹爹边吃饭边打量着后
院。

　　布莱恩在干吗？

　　我将要去睡觉。可是我不累。

　　今天林怡在生里根的气。她盯着地板讲台湾，似乎在咀咒里根及其侵犯中国内
政的政策。中国人在大街上碰到我时会想起里根的台湾政策吗？对现实世界正在变
化的斑斓画卷，我仍然无所接触。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０日

　　是啊，　我的内心斗争仍然激烈。一部分我踏实牢靠，一部分我敏感脆弱。怎
样把这两个冲突的我调和起来？我的中文仍然不如人意。那个不安分的贝霞本星期
又出现了，把我和室友鼓捣得心神不定。我正在设法摆脱她。我要少喝点咖啡，把
人世间看破些。幸福是可遇不可求的。

　　金辉打电话来安排今晚的活动。前两天我还接到他的信。我们的关系将走向何
方？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我听其发生？他以为他了解我，其实并不了解。而我
呢？也不了解他。语言的障碍依然不可忽略，我们的对话依然要借助词典和粗糙的
翻译。

　　甜宝宝，他不知道他碰到了谁。也许他迷恋的只是美国而不是我。他告诉我他
喜欢那里，即使我们已经讨论了那里的种种缺陷。我难道也只是迷恋中国而不是迷
恋他吗？我不想这样贬低我们的感情。

　　他每天一大早就起来练书法。他说一日之中，早上最清静。是啊，我的宝宝，
你我一样爱清静。曾记得半夜十一点在北京大街上，边骑车边唱“乔山”和“薄雪
花”。

　　董老师今晚上辅导课。“我们是同一个国家，”他说起台湾和大陆。“我们都
这样认为。十年内，我们将统一，”他盯着我说。

　　“但你们的经济制度很不相同啊，”我说。

　　“没关系，我们将和平共处。”

　　在同一个政府之下？做梦！但是我爱上董老师的课，他很棒，使我也想当教师
。

　　今天收到彼得哥哥的来信。他回忆起全家１９７６年的欧洲之行。他讲起他的
乐队，他的音乐，他和罗伯的合作，他面临的挑战。他觉得我俩都适合拼搏。“我
困了，但我需要向你倾诉，”他这样写。好哥哥，我爱你。信中间描了一幅画，一
个农场偎在山坳里。我想留在中国，可又想念美国，美国有那么多机会，又有我的
家，我知道我最终会回去。

　　现在我只希望学会把我的两个极端调和起来。一个刚强的女超人，一个敏感的
小姑娘。这一周她俩简直要了我的命。必须学会放松点，放松不是随随便便，而是
心平气和。

　　在去承德旅行的火车上，舒老师给了我最好的榜样。他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
可是现在却了无痕迹，只留下坚毅的精神，强壮的体魄。他的顽强活力感人至深。
我们一直畅谈到凌晨一点。我真想跟他谈一夜，尽管他已四十九岁。我吮吸着他的
瑰丽精神和璀璨笑容。

　　该睡了，半夜已过。

　　我不累，但该睡了。

回到北京

　　在山顶上和金辉一起拍了几张照。它们将很珍贵。我们找了个僻静处吃午饭。
他带来了很不错的野餐，是西红柿火腿三明治，姜脾，啤酒和面包，还有餐巾和桌
布。甜蜜的大孩子。他甚至读了部分美国独立宣言和肯尼迪在美国大学的演讲，他
谈到这些文章。然后我们一起看我家的照片。

　　以下事难以言传。忘了是看哪张照片了，我正看着，他吻了我的脸。那是第一
个吻，甜丝丝的鼻息传到我发热的脸上。我嫣然一笑，他又吻了一下，我们就在相
互的怀抱中了。要是我带着子宫帽的话，我会和他做爱。他第一次看到我的乳房时
，气都出不匀了。真好笑，他完全是个孩子，我好象是从摇篮里偷小孩。我们就这
样依偎着说话，说到三点左右，中间穿插着亲吻和翻字典。

　　是该了清的时候了，他已正式表白了爱——我告诉他我们还缺乏相互了解，而
且爱需要长时间的培养。

　　“你说得对，”他说。“但是感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迸发，”他解释道。这
是他的初恋。拜托！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会跟谁结婚，何时结婚，不知道生命的脚步会走向何方。
现在他懂了，不知真懂假懂。

　　于是，回美国的想法进入了话题。也许我也能去，他说。你去了靠什么生活，
金辉？美国可不容易哦——尤其是你没受过大学教育。为什么是跟金辉？他的前途
——不是我梦中企望的那种。

　　但是我又想起那些镜头：一起爬山。上公共汽车，日落时分，车子里特别挤。
我们身贴身挤在一起，一双手在寻找另一双，找到了就紧紧握住。

　　他在我手中经历了强烈的快感后，累了，但很高兴。我们下山时他对着我的耳
朵轻轻唱“薄雪花”、一首朝鲜歌、一首苏联情歌、一首阿根廷歌。优美的嗓音。
没人看见的时候，他温柔地吻我的前额。黑夜里谁也看不见。

　　“你认为我能使你幸福吗，贝霞？”他问我。

　　是的，我想他能。现在仍然容易掉进“爱就是一切”的综合症。但是你要明白
，只有当它是真正的爱时才是一切。什么是真正的爱？永恒的难题。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象他一样的男性，从来没有。

　　这里的政治处境：可怕。

　　我的答案：离去。

　　他还是对他的汉族蛮自豪的。多好的人民。

　　握手。他低头看我们握着的手，说：“中国手，美国手，握在一起。真美。”


　　确实很美！但是我们能光靠这个长相守吗？精神，毅力，童心，敏感。我们共
同分享着这些东西。然而他还是有我所不了解的生活。

　　“也许我也能生活在这里”我说。也许。

　　我有几条人生道路？怎样去选择？或者说到头来会走哪条路？

　　林怡坐在我旁边用功。今天课间休息时，我碰到了我的一个新朋友，她是这里
的一个英语教师。她说每星期五是政治学习。她解释说，工人，学生，人人每周都
有一次政治学习。

　　我要快点给乔伊哥哥打电话，他叫我打对方付款的。我想念他。但是我首先得
买件冬大衣，才能在晚上进城去。

　　中国女生午饭时吵成一片。林怡和她们都不同，我无法准确描绘。几天没见杨
扬了，她上哪儿啦？

　　得写写中国字了，斯碧萝小姐。当心点，别误了前程。记住你的目标。

　　我的目标是什么呀？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今天我的头脑正常一些了。离开了金辉的微笑和触摸，我的思路可以更加清晰
，客观一些。我不会和他上床。事情明摆着，他会把这看成终身厮守的许诺，而我
知道我无法作这样的许诺。

　　这份恋情只能把它冷却下来，化成友谊。是的，我想到他的投入，他的诚心，
他对我的尊重——我也试图这样做。但是记住，贝霞，这些固然重要，但是还有其
他同等重要的东西。天呐，我怎么这么冷酷无情，精于算计？可是该死的——我无
法不这么想。

　　我看到，我坐在家门口跟爹爹讨论整个事情。“也要想想明天，”他会这么说
。和今天的相爱同样重要的是，人有时也要想想明天。金辉没受过大学教育，他到
美国能干什么？你们两个在中国又能干什么？如果换个人，情况也许会不同。

　　谢谢你，爹爹。谢谢你永远呆在我身边，帮助我看清问题。但是首先，这是我
自己的决定。

　　我也考虑到，这里的政治处境及其产生的压力将使我和金辉难以为继。留学生
管理办公室的一帮中国人在监视着外国留学生，他们已经拆看了金辉寄给我的情书
和情诗。最后，上星期有人警告我，我和金辉的友谊不是“好东西。”我被告知，
如果我们继续见面，他会碰到麻烦。

　　无路可走，只有告别。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７日

　　这件事永远讲不完，但现在必须上课去了。金辉今天会收到我的信。我的决心
已定。甜宝宝，我很遗憾。

　　这疯狂的世界。

　　这里的政治现实使我几天内老了十岁。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日

　　咳，这个话题还将继续。也许有人会说，嗷，金辉必须忍受这件事。至少我总
要回家的嘛。但是，他把他的灵魂给我分享了，我们还分享过我们的爱。因此他成
了我心田的一部份。我当然要回家，我一定要回家。但是，我会永远记得这个大孩
子和他在这里的处境。他正是亿万个受到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的人中的一个。感恩
节将来临。我现在懂得我要感谢什么了：感谢自由。中国的情况从个人问题上触动
了我——事实上是把我的爱情生生的从我怀里夺走了——我心中的某一块再也不会
复原。我会回忆起金辉的，先是怀着悲伤，继而怀着希望和喜悦。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６日

　　我坐在桌旁练习写中国字。林怡在摆弄打字机。她和蔡洁从来没玩过这个新鲜
玩艺儿。
　　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地来学政治和经济的课程；其部份原因是因
为我难以把我的理想和我所看到的现实调和起来。我是在现实主义的学校培养起来
的，这种学校藐视理想或乌托邦思想，就仅仅因为它们在现实条件下不能实现（或
好象不能实现）。可是，我心中有一个角落却始终希望它们能实现。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８日

　　今天，我看英文版《中国时报》，上沃尔特发生了军事政变。曾记得去年春天
，我帮山姆写参加和平队的申请书。后来他被录取，派去上沃尔特。我翻了我的地
址本，但是找不到他在非洲的地址。报纸上讲国境已被封锁，（交通和通讯等已经
中断）。去他妈的，我们住在一个怎样疯狂的世界上啊！我们，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的子女，从小养尊处优，却把自己送到随时会爆发的火山口上。我们的生活太无聊
了，所以我们必须到危险、未知的地方去生活，以便寻找刺激和想象中的挑战。

　　我知道山姆为什么要去上沃儿特。他想做点有价值的事。他的才干和冲劲都不
足以在塔城的环境中体现价值。塔城判断人的标准是精明和漂亮，而不是对人类的
同情心。因此山姆就要找个地方，那里的人会欣赏他的同情心，不会因为他象个东
方谦谦君子就判断他为无能。

　　可是，我做梦也万万没有想到十一月里上沃尔特会发生军事政变，而山姆会被
封在里面。

　　我不知道政变前几天是个什么情形？人们有没有得到一点风声？现在情况究竟
怎样？人民对此有何评价？我急切渴望想知道这些。然而我却丢了他的地址。

　　该死的。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９日

　　今天下课时，我的几个中国女友前来给我“随风飘去”的歌词。她们打算演唱
，若欣也来听我们唱，甜宝宝。

　　现在我在中国人中间交朋友比较容易些了。我是一星期前课间休息时遇上若欣
的。当时他正站在走廊上跟戴安娜说话。我上前自我介绍。他给我一个温馨而自信
的笑。这里有那么多友好的人。

　　然后又是巧合，那天课后下楼梯时，我又撞上了他。他腼腆得不好意思跟我说
话，可又躲不了。我们在楼梯底下相见，笑容点燃了他的脸。我设法让他自己提出
来星期三陪我到城里去买冬大衣。现在我们至少有机会可在没有其他同学围绕的场
合下谈谈话了。星期三将会很有趣——只要相见时脸上不再傻笑。

　　“人们要等多少年才会自由……，”我们唱着。我打量着众人的脸。如果他们
真有集会自由，生活会怎样？如果有教育自由，工作自由呢？我看看若欣，希望能
带他回家；希望他生在美国。但是此刻，我们都要去上课了，（我喜欢董老师的课
。）若欣和他的伙伴们手挽着手回教室去，一个同学在后面按着他们的肩膀蹦高。
大家搂着哈哈大笑。他们在这里是快乐的，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快乐。但是这并不够
。当他们进一步了解外面世界后，他们会向往自由吗？他们会满足中国的现实吗？
（毕竟中国的生活水准也在提高啊。）仅仅因为中国是他们的祖国（现在我明白这
一点是重要因素）就会满意她了吗？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０日

　　昨天，西伯利亚吹来了冷风。强烈的冷空气冻红了我们的脸，把我们赶到宿舍
里，钻到被窝内。午饭只吃了点热牛奶。唉，也没法在暖被窝里呆多久，我下午一
点半得和一个朋友到城里去。我们要到书店里去浏览，我在找一本书，但是我们找
不到。

　　不过损失不大，这一天还是过得蛮来劲的。若欣带我去市中心天安门广场后面
的一个地方，那里满街是“年轻人”的商店，都是私营的。我们徜徉在几条窄街上
，看着来往的人群。然后我买了我的冬天大衣，鲜红鲜红的。四点左右，我们有点
饿了，我建议回学校赶五点一刻的晚饭。他想了一想，说：“您愿意先上我家去一
下吗？可以见见我父母。”（他们退休在家，照看孙子。中国的老人都这样。）当
然好，我很高兴。

　　我们骑过王府井大街，转进一个小胡同，直通他家。路上他解释说，象许多中
国家庭一样，他家房子很小——“太小了”—以及房子如何如何地不合适等等。我
叫他别说了，这些对我并不重要。

　　哇，这是房子吗？不，是棚户。

　　他低头走进矮矮的拱门，（他在中国人中间是个高个子），里面是一条泥泞小
道，两边是水泥墙。我们走过几家敞开的门，就来到了他家的位置。

　　“到了，”他说。只见斜屋顶上长着草，门外晾着衣服和白菜。我们走进第一
间“房间”，它其实只是个小小的门庭，里面有个小炉台，一桌一椅。“这是厨房
，”他讲给我听。厨房？我以为该叫它有门帘的储藏室。

　　“爸爸，”他叫道，“我带家来一个朋友。”

　　他父亲迎出来，看到我便笑着说：“哦，是个外国人！”接着是介绍和寒喧，
我的朋友乐得满脸堆笑，我也跟他一付模样，我俩都很开心，不过开心的内容肯定
不同。

　　另外两间是卧室，我想也是学习和玩的地方。还有一间有电视机，收音机和几
把椅子。东西都整整齐齐，就是挤得要命。屋内温暖如春，要叫水泥灰墙有温暖感
可不容易，但是他们挂了几幅地图，又把毛巾挂在窗前作窗帘。

　　重要的是他们接待我和自己儿子的温暖笑容和真诚关怀早已把陋室化为华屋。
他母亲，一个大约六十五岁的老太太，正在起居室看报；她立刻就给我一杯热茶和
那把全家最舒服的椅子。她问我尼克松是不是还在当总统，我说：“不，我们现在
的总统是里根。”真要命，我忽然明白并非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跟上政治的发展。

　　相交还不深，不敢多问，我只是回答他们的问题。后来他母亲去了厨房，也不
让我们帮忙做晚饭。我们便坐下一起读报，我读得结结巴巴。报纸依然难读，还是
听听外国电影的录音带吧。两年前这电影还不准上映呢，不过那时他们能在家里听
。

　　转眼间晚饭做好了，是我最喜欢的饺子。我们蘸着酱油和醋吃那热气腾腾的饺
子，一边喝着茶，还有小橘子作甜食。我吃饱了，他父母还要叫我们吃，就我们俩
大吃大嚼，他们只是进进出出看我们是否吃饱。他们真好。

　　终于我们得走了，天已发黑，我们俩都还有许多功课等着做呢。他哥哥一直送
我们到胡同口才告别。他哥哥是在中国西部边疆的化工厂工作，这会儿正回家探亲
。骑车上了北京的大道后，我又瞅一眼若欣。现在我又进一步了解他了。星期天他
回家，全家人就做饺子，然后就在那小小的起居室里团团坐下，边吃边聊。我希望
能更细地描绘那个小屋，我好象自己也坐在那里，那个“来吃晚饭的外国人。”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１日　（其实是１１月１２日凌晨一点）

　　例假早来了两星期，从来没有过！

　　昨天上午我去听“社会主义和待业问题”课。是我经济系的朋友孙华邀请我去
听的。我们早早地去了坐等。教授和一群学生边说话边走进来，然后他就走过来看
看这张新面孔是谁，怎么进来的。我想说：“我是资本主义的狂热走狗，但我想来
听听你的课，看看对方有什么道理。”但是我的朋友先介绍我的来历了。（作为一
个身材娇小的女孩，她的精力和冲劲甚至比我还足。）

　　教授微笑地问我感觉怎样，“适应了吗？”（这是中国人最喜欢问外国人的问
题。）然后讲课，因为有我在，他尽量讲慢一点。

　　我的经济学词汇量本来不多，但自从跟孙华及其室友交上朋友后又多学了一点
。我能不时抓到几个字眼（计划，刺激，奖金，社会主义）。孙华一个半小时手脚
不停地翻词典，找出她知道我不认识的词。今儿下午我们将一起细看她的笔记，然
后我才会明白上午究竟听了些什么。她是个很风趣的女孩。

　　真没想到昨天晚上在食堂碰到孙华时，她扮着怪脸把我拉到一边。原来昨天的
经济学课上完后，教授和她私下谈话，他说：“你以后别再带你的美国朋友来听课
了，我们讨论的某些内容不能让外国人知道。”她很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以后我不能
去听课了。我曾坐在那教室里，目不斜视地看着教授，觉得是那么的自在；为什么
又不行了？这是教育啊！教育应该是自由的，开放的，面对所有人的，只要他自己
愿意就行……可在中国却不行。

　　好吧，这是个教训。有些事儿我本以为是天经地义，是基本事实，是天然权利
，却原来都不是。我以西方教育自由的观念去套中国的教室，想当然地以为可以去
听任何自己想听的课。天真！

　　“这在中国行不通，”孙华说。“自由和教育从来不沾边。”现在我才认识到
我们享有多么宝贵的权利，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自由地听任何爱听的课，自由地使
用图书馆资料。这是奇迹啊。

　　因此要感恩。我来了才两个半月，就认识到应该感谢自己的祖国了。

　　自由，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活方式，（它当然也有好处和坏处，）我一
向以为是天生的。现在才知道我们生活在美国有多么幸运。终于能为自己的祖国而
自豪了，这很好。（并不是说我们在处理自己的内政外交事务上都没问题，那也是
每天都弄得焦头烂额。）

　　我希望能与亲人共渡感恩节，我确实要感谢他们。

　　我感谢他们让我有机会来这里生活，了解这个迷人，常常也挺吓人的国家。我
对世界上的人、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和我们的关系有了新的见识，我感谢这些新见
识，这些不断增长的见识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部份。

　　可是首先我要感谢的是，在寒夜里，我总能回头想到你们，我的亲人，知道你
们都健康快乐。我要谢谢你们支持我来此探险。我还要感谢的是，再过好几个月以
后，我能回来和你们共享思想收获和天伦之爱。

　　这就是我的感恩念头，虽然只是随想随写，但相信你们会领会意思。

　　今天到若欣寝室去。它没有我去过的别的寝室那么挤。我来时他不在，我站着
等了一会儿。他来了，带着满面春风，好帅啊！但是我快要听不懂他的中文了，特
别是今天。他说得好快，好象是在跟自己中国人讲话，真糟糕。平常在“这种场合
”，总是我叽叽喳喳，问东问西；今天我只会等着他开话题，我结结巴巴地只希望
他听得懂，惴惴不安地只怕他见我烦。

　　我在犯傻了。回去睡觉吧，斯碧萝小姐（从九点呆到现在，这长长的一天要把
我弄垮了。）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２日

　　今天是我的半年生日（译注——即生日为５月１２日）。

　　“那么，对于人生的第一个二十一年，你有何评价呢？”

　　嗯……

　　我只能说，现在是黄昏，天几乎黑了。美好的时刻。窗外只能见到北京高楼大
厦的黑影，黑影下是大群自行车。路灯发出暖暖的，柔和的黄光。和马克在被单下
来过一段柔情插曲后，我觉得满意，轻松。他硕壮沉重的身子压在我身上，每下冲
击都那么长，那么慢，把我心中的孤寂一点点驱走。哼着詹姆斯·泰勒的歌曲，我
想起了南森、凯西、甜蜜的沙尔，想起两个哥哥和爹娘。我要说我终于来到了中国
，现在别无所求。

　　别担心，开蕾，我没有全盘东化，没有抛弃西方传统，我只想见见不同的世面
。

　　但是今天下午，有一会儿，我又如此自在。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３日，星期六下午

　　甜美之夜。马克和我坐在空荡荡的友谊宾馆餐厅里吃晚饭。高高的天花板犹如
电影棚。我们喝酒抽烟，畅谈思想。他是个很有思想的人，是我遇到马蒂大叔之后
又遇到的第一个天才。可是他的头脑又是多么的混杂呀。幸福再一次证明与智慧成
反比。但是我们谈得还是蛮愉快。坐出租车回家！何等阔气。沿着学校的林荫道，
我们手拉手走去，想着晚上该说的词。我睡得很好。

　　今天七点左右醒来，学了些“课外”单词。

　　下午买了些桔子去看若欣。他见到我真高兴，就象我见到他一样。

　　他的室友都在午睡，我们两人坐在他床上吃桔子，低声说悄悄话。

　　借助字典，我们天南海北闲谈，谈静谧的山区生活，谈露营，谈台湾，谈物理
。

　　亲切的笑容。生动有趣的下午。

　　现在该用功了！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９日

　　眨眼又是一周。

　　我的中文仍在停滞期——咳！

　　本周什么都干，就是没有用功。跟若欣上动物园、给父母打感恩节电话、跟杨
扬上故宫、和陈龙聊到半夜、决定感恩节去内蒙古、星期四逃课。会话课慢得象蛇
爬，急得我差点没上树——所以不理它。和孙华泡了一下午，她成了校正我中文音
调的十字军。

　　昨晚六点和杨扬回校时，全校停电。在漆黑一片中，满天星斗是那样明亮清晰
，好象是在蒙大拿州。林怡，蔡洁和我围坐在蜡烛旁聊了一会儿天，（戴安娜跟亚
伦出去了。）后来我去打水，到马克房里去兜了一圈——其实是他听到了我摸黑下
楼差点摔死的咒骂声，我什么都看不见。我进去时他坐在黑屋子的中央。

　　“好玩吗？”我笑问。

　　“是啊，绝了，”他用调侃的语气说。

　　“我一英里外就能闻到你，”我说的是实话，他身上有股特别的味儿。

　　“现在是天赐良机，不必关灯就在黑暗中了，”他低声说。

　　厅里没人，屋里也没别人，这一刻世界上也没有别人了。我笑着吻了吻他。

　　“我要去打水了，”我说。“回头见。”我必须保持我的距离。

　　我太累了，所以从八点一刻一直睡到现在十二点半。戴安娜回来了，带来一本
邮寄来的《照片上的美利坚》，太棒了。他们看到我国的模样时会吃惊的，连我自
己也是这样。真有趣，过去是司空见惯了的东西，现在却那样壮观，感受很不相同
。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０日

　　嗯——

　　好几个月没有痛饮一场了。今晚和日本同学联欢，现在他们可知道什么叫晚会
了。我们吃了喝，喝了吃，然后一个日本小伙子起来给我们唱了两首歌，是甜美的
情歌。现在该美国人唱了，除了我大家又找谁呢？我醉醺醺地一口答应。忽然，脑
海中闪现广岛上空爆炸的原子弹。我只能挑那一首歌了。“昨晚上，我做了，从没
做过的梦：全世界，都同意，从此再没战争……”

　　我唱啊唱啊，唱出了我的心声。大家都鼓掌。我唱完后坐下，大家一起为我歌
中的梦干杯。在恐怖的世界大战过去近四十年后，我们在这里坐在一起，吃吃喝喝
唱唱歌。看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菲力普和克里斯抱着想象中的吉他，随着“感恩死神”（译注——美国某流行
歌歌唱团）的节奏跳舞，简直要把人笑死。这是我第一次听这曲调而没想起我的初
恋彼德·德鲁。我记得和你共跳“死神”之舞。美好的回忆，珍贵的初恋，独特的
人，我想念你。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１日

　　阴阴的星期天早上。

　　昨晚美国人在一起畅谈交心，我脑中想着写本书，《美国人在中国》。

　　醉醺醺的马克在厕所里呕吐。

　　大家围在热水汀前谈哲学。

　　戴安娜在亚伦怀里听爵士乐，听得很伤感。

　　夜里在厅中跳舞。

　　里娃谈在意大利的生活。

　　戴安娜叫我，“回家吧，贝丝。”我紧抱着她安慰。

　　“他们在这里并不理解我们，不是吗？”她说。

　　南森寄来美好的信，谈起我们做过的傻梦。

　　再一次听波士顿带来的布莱恩曲带，回忆着另一次甜蜜的爱。

　　我要写那么多的人。还要准备感恩节去旅行。

　　我们中间许多单独旅行的人有着矛盾的感受，既感到独立自由，又觉得孤寂惶
恐。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４日星期三，早上

　　今天下午将出发去内蒙古。十二小时的硬座，好一场探险。

　　若欣坚持要送我去，甜宝宝。昨晚在校园里逛悠，他穿着军大衣，象许多别的
男生一样。星星明亮，晚风徐来。我真想拥抱他，但是当然不行。我们只能相视而
笑。现阶段能这样也就够了。

　　对旅行我又快活又害怕。恨不得现在就上车。

　　（晚些时候。）

　　回想可爱的早上，宿舍里空无一人。我和马克爬在暖暖的床上，又暖和又亲热
。我告诉你，斯碧萝小姐，你真的在恋爱了。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５日，内蒙古大草原，省会呼和浩特市外

　　美美吃了一顿蒙古餐，是煮羊肉，蒸白菜，蘑菇和甜酒。然后和我的导游兼司
机以及另一个蒙古朋友回蒙古包去。优美的草原之夜，星光灿烂，寒气逼人。我们
有说有笑的离开食堂。虽然他们生活在内蒙，但都能说普通话，而我的中文今天也
特别顺口，真是谈得高兴。

　　蒙古包——象一种圆屋子，以蒙着畜皮的竹子作架子。中间烤着火。我象那炉
火一样容光焕发。火是我自己生的，中国人帮了些小忙——也许是大忙。要不我怎
能到这儿？

　　离京前，我和马克最后从床上起来，（他现在在青岛，）我去旅行社拿票。打
背包，吻别戴安娜，留下感冒的林怡在床上。走出宿舍，寻找若欣的脸。只见他在
那里招手，我赶紧过去，一起出学校。我得承认有点紧张，心里又兴奋又害怕，讲
不出话来。若欣仍是那副耐心的笑容，他叫我轻松点，这趟旅行将很愉快。“天啊
，但愿如此。”我在心里说。

　　过马路去乘１０３号公共汽车，他第一次握我的手，我紧紧握住。一过马路，
他就礼貌地放开了。甜宝宝，我大概把他吓坏了。看看他的笑脸，好象还不至于。


　　到了车站，时间还有多。我们找到了我的车厢，他坚持要送我入座。我很快知
道了原因。车上挤满了兴奋而疲惫的农牧民，都在以最高的音量说话。若欣用上了
他真正的汉语，他象他们一样吆喝着，推挤着，终于找到了我的座位。满车厢的人
都看着我这唯一的外国人。这个感觉真是要命！

　　“要不要出去呆一会儿？”若欣问我。

　　“好。”我是想在那里吻吻他，但从来不能如愿。有一天我会回美国去，如果
我们超过了朋友关系，那一天会分外难受。可是天啊，这真的好难，他真的很了不
起。别提了！

　　于是我们到车外聊一会儿。然后告别。我已准备要走，他也安然告别。这就是
好朋友。祝我一路平安，又送上微笑。我还能更多要求吗？

　　火车旅行也算开眼界。北京到内蒙之行——在拥挤的座位上坐十三小时（三人
一座，）烟雾弥漫，空气污秽，满地是乡民们吐的痰，厕所令人毛骨悚然——一般
人听了也许要发疯，但我知道别无选择，人们到哪儿都是坐火车。十三个小时中，
我们（指我和紧邻着的十四个乘客）大谈山海经，从台湾人谈到美式生活，从资本
主义谈到邓小平，还有苏联问题，粮食问题等等。这些经历是无价之宝。（当然也
大大提高了我的汉语听说能力。）

　　坐在一起的两个新疆干部和一个新疆小女孩，一个老人和我聊一会儿天，问些
通常的问题。不一会儿开晚饭了，我照例得先等别人吃完后再去吃。我走进冷冷的
餐厅，喝着白兰地，吃着蛋炒饭。比起广州到北京的那一次火车，这里的食物也许
更不卫生，白兰地是四流的，但是我觉得是在乐园，因为我是只身去内蒙，周围都
是中国人——我最合得来的人。

　　新疆女孩在我腿上睡着了。

　　两个穿羊皮袄的工人坐在我边上的地板上，他们偷偷表示希望发展民族资本主
义经济。

　　男女老少人挤人。

　　小贩兜售风味独特的烧鸡。资本主义在工作。前面隔几个位子上的旅客象动物
一样大嚼烧鸡。在这个国家里虔诚的人不必整洁。我喜欢这样！

　　然后上来了几个学生，都穿着厚厚的棉大衣，脸冻得红红的。我们现在是到了
真正寒冷的地方。

　　啊，今夜星星好明亮。

　　一大早到了自治州省会，在一个中国兽医学校的老师帮助下，我找到了旅馆。
他们提供去草原的导游和车子，两天的价格好贵，要四十美元。可是城里的地图在
夏季里就卖完了，（这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于是我还是接受了。见鬼，要是
钱用完了，反正我总带着信用卡，对吗？！！

　　结果发现此行价值百万。两小时的草原之行气象万千。沿途乡民们人拉马拖地
运着蔬菜，木材，畜皮。乡村尽管偏僻却很有风味，我想这是因为人们走路或工作
时都说说笑笑，享受着慢节奏的生活。再加上羊群在蒙大那州一样连绵起伏的山地
上吃草。晚上住在一个铺着木头地板，生着煤炉的蒙古包里，被子堆得小山般高，
这一晚睡得很好。次晨醒来，天上还亮着星星，（但北斗七星倒挂着！）然后是一
个壮丽的日出。天气贼冷，可是我穿上四件棉毛衫，长内衣和我的红大衣，也够暖
和了，只是脸蛋冻得利害。上帝啊，我的英语越来越不行了，现在用英语好费力。
我想，当你从早到晚都讲中文，（我甚至连梦中也说中文，真绝！）你的英语就会
慢慢滑落，你就会越来越习惯于用中文交流。

　　那天我们（包括二十七岁的甜蜜的女导游，一对澳大利亚夫妇和我）骑马到一
个公社里去看剥羔皮。够瞧的。我拍了照。然后到一个屋子里吃蒙古奶酪，羊肉泡
馍，蒙古茶和蒙古烟（我得抽一根烟尝尝，结果发现蒙古烟很凶，但很有味儿。）
我和一个蒙古姑娘交上了朋友，是在靠近公社的路上认识的。她和我们一起进屋，
然后我们互相换着唱歌。蒙古歌真优美——似印地安味儿和俄罗斯味儿的混合。我
要能学会就好了。我唱了两首歌。一首是我的拿手好戏，“昨晚上，我做了，从没
做过的梦：全世界，都同意，从此再没战争……，”我爱这首歌，现在我唱之前还
能先翻译一下，真是加倍地来劲儿。另一首歌是爹爹在他们订婚时写给妈妈的“早
晨的狂喜”。爹爹，所以你可在内蒙古出名了，他们很爱听。然后去参观了几个文
革中被破坏的寺庙遗址。

　　下午小睡一小时。前一天的午餐是风味独特的羊肉，蘑菇汤，啤酒和一些不知
名的蔬菜。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６日，上午７：００

　　早上六点一刻醒来，恰在日出之前，空气清新。我要小便，这就必须出去。这
就是为什么蒙古人看上去那么强悍健康。好，空气新鲜，夜空晴朗。语言和摄影都
难以表达那草原之美。我走了一圈，为那壮丽的全景所震撼。远处传来狗吠。

　　盖着这么多被子够暖和的了，我坐起来想着今天早上家里的亲密气氛。独自体
会的滋味很奇妙：纯朴，自由，激动。不过如果他们也在这里将更好。真的更好吗
？我不知道。

　　昨晚我睡觉时，他们在和夏顿表亲一家吃火鸡。我仍然觉得我不在的情景很怪
。

　　甜蜜的家，如同彼德哥哥信中那样。你们在我的生活中的重要性超过了你们自
己的想象。也许这也是我在这里感觉奇妙的原因之一——我知道你们在某个地方生
活，并且在爱我。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８日

　　满载而回。兴高采烈地回来是件好事。使我能够承受随之而来的打击。回家之
夜收到凯西的来信，她说她本来不想说，但是因为我的信里老是提到南森，所以她
还是决定告诉我：一个月以前，南森的一些老“朋友”向凯西透露，去年南森和我
在一起的时候，他一直在背后欺骗我。我简直难以相信——现在还不敢相信——但
现在我也无所谓了。不过这些话都太理性了，我的心已被锯成两半，只有想开些才
能活下去。我写了封信去问南森。现在已经过了几天，我已经不大在乎了。我知道
自己的价值，如果别人看不到这价值，一定要另外找人，那就随他去吧。我们也已
经讨论过，他并不适合我。再说，我也不想再在这样的事情上浪费一天以上的时间
了，我现在也控制不了这样的事。

　　不知不觉，我的中国室友回来了，敲着门，急于要听我讲将内蒙之行。

　　我们的座右铭是什么？“我们永不放弃！”所以与其为负心人伤心欲绝，不如
出去跑几里再吃晚饭。

　　今晚月亮很圆。听着杰基斯·布莱尔的歌曲，想着我的老师和朋友，杰基和加
斯。曾几何我在他们家的台阶上跟南森在电话里聊天。天啊，凯西的信把我推进深
渊。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是真的吗？我眼睛这么瞎？也许就是这样。

　　啊，好吧，算了。我已经寄了封信给他，现在不必再浪费时间了，如果我做得
到的话。内蒙之行太振奋，太满意了，不能让这美好的感觉溜走，变坏。男人来了
又去，但就好象是这趟旅行一样，我会珍惜那些经历的一点一滴。

　　那唱蒙古歌的女孩真美，人美歌也美。当她那么清晰嘹亮地唱开时，那草原和
水泥屋都成了宫殿。小孩子静静地边玩边听。我品着蒙古茶和蒙古烟。他们怎样使
用这辽阔的地方？他们游牧四方，每个人和他的马都生活在慢悠悠美滋滋的气氛中
。是什么使他们那么可爱那么愉快？是星光灿烂的夜空吗？是清新凛冽的空气吗？
是彼德和若欣都热爱的粗犷辽阔的大地吗？是那慢节奏的享受，聊天带给他们的微
笑吗？

　　但是回来也是美好的。

　　开萝和我更要好了。这真好。我们一起逛自由市场，买花生，梨和巧克力。我
们就靠自己胜利完成任务。我们在一起度过高兴和伤心的时光。她真是个好人。

　　今晚和若欣坐在一起谈内蒙之游。见到他我很高兴。他总是有时间和我说笑，
散步，问问题。回来真好。

　　现在我在寝室里。两个室友都走了。孤独使我脑子清静。一趟美好的旅行加一
个灾难的下午，把我折腾够了。现在我睡在中国，睡得很好，很熟。记住，姑娘，
世界是属于你的。你只需要精神饱满地去生活，放心大胆地去享受这里为你准备的
一切。不要害怕挫折，你知道自己现在多么坚强。活着，一切都好。

　　还有好好睡觉。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３日

　　我恨不得把时间定住。我坐在中国的教室里，在一群生物系的中国学生中间。
他们每天晚上来此自习。自从我认识了若欣后，我也到这儿自习了。他坐在我边上
看物理，甜蜜的大孩子。如果迪基大叔还活着的话会怎么说？我想他会喜欢这个情
景。

　　他们都穿着绿色或蓝色的衣服，也有几个穿米色的。有的看书，有的听排球消
息。这里有一种家乡所没有的同志气氛。除非是我的印象错了，但我看不错。他们
相互帮助，相互热爱，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锻炼。我觉得这些都非常健康，
我乐意见到这一切。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虽然无法办到，（尽管我跟若
欣越来越要好，）但至少我能坐在其中。这温暖了我的灵魂，我的心，使我经常出
毛病的脑瓜安定下来。暖气开放着，温暖如春。沿走廊过来的女孩向她的同学微笑
。若欣在沉思。我回头去看塞翁失马的故事。

　　啊，有时我真恨我的日记！我无法表达出我此刻的情感。也许这么写真傻。但
我还是得尝试。

　　将来的中国会成为怎样？我和他们的关系过几年会成为怎样？

　　中国缺乏自由，那我还希望自己生在中国吗？有时候还是想。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

　　窗外的太阳向大楼后面落去，它正在奔向美国，那里的人们此刻正在熟睡。今
天我好想家，想念塔城的学校，觉得心神不定。什么时候我的心灵才能长保平静？
有那么一天吗？何时到来？当我在某个城市，某个环境中愉快地适应某种生活方式
后，我还总是——啊，并非总是——觉得我在思念某个人或过去某段日子。为什么
？这种想法真浪费时间。

　　三个月前我来到这里，从没想到离了家会这么思念。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６日，星期一，下午９：００

　　阿，今天是怎么过的！早上象往常一样是平静的开端。我六点醒来，早自习一
小时，然后喝咖啡，吃中国馒头。在使人清醒振作的寒冷空气中走去上课。今天是
考试，我想我干得不错。出来看到若欣在等我，甜宝宝。我们边走边聊，谈我们的
英雄。他提到他的英雄，其实并没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那是过去几周报导的两个奋
勇救人的著名人物。一个跳进粪坑救人，一个在火车前救下一个孩子。嗯——。

　　我的英雄是我爹爹。我和若欣边走边笑。我喜欢和他在一起，那么友好，乐于
助人。这里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使我破颜为笑。我吃了酸奶回来，听妈妈的磁带。
她真行，总是热情，带劲，兴致勃勃。我只希望能以她为榜样。

　　好，然后我对着磁带跳迪斯科。这时，里娃进来了，说我有个电话，从美国打
来。谁？甜蜜的南森。

　　“贝霞？”他叫道。“是你吗？”

　　“南森，我亲爱的，”我尖叫着。我简直不相信他竟然会打电话来，然后想起
他该收到我的信了。但是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打电话。上帝啊，听到他的声音真高兴
。我那么思念他，这个浪荡公子。

　　“是真的吗，南森？”我问。

　　“当然不是。你怎么还会想第二次？你忘了在弗莱切（译注——塔夫茨大学的
研究生院大楼，有娱乐场所）的日子了吗？”

　　“大概是忘了。”谁知道呢。我从来不知道。但是他的声音和语言打动了我。
（该死的，他真会使用英语，专挑我爱听的话讲。）

　　“你忘了我爱你吗，贝霞？”怎么忘得了？我也爱他。我始终爱他。

　　“想到你在伤心我就不能忍受。我昨晚跟你父母闲谈。大家看了你的信，都说
你在品尝生活，大开眼界。你现在在笑了吗？上帝啊，我现在在笑。”

　　“我在笑，南森。你很独特。”

　　他已经写完了论文。圣诞节快到了，他盼望着回家。

　　“我好想念你的笑声，甜宝宝。”

　　我们谈到蒙古。“你现在的爱情生活怎么样，南森？”他笑了。

　　原来她是天主教徒，那理所当然。他们认识才两个月，现在她让他拉手了。我
感到心里很痛，他拉着别人的手。但随之就释然而高兴了。我希望我们能把爱情转
为终身的友谊。

　　“那么，你的爱情生活呢？”他问。

　　我没法告诉他现在进行的怎样，只好说没有。

　　“我还爱着你，南森。”这是实话，是实话。一旦我爱上谁，我永远无法不爱
。

　　可是四小时以后，太阳下山时我又干了些什么？和马克在涌入煤烟味儿的屋子
里做爱。斯碧萝小姐？我把这些都归罪于萍水相逢的哥儿们。

　　戴安娜从食堂买来了饭菜。我俩谈着今年的生活变化。我们都有百万条离家的
理由。其中有些是为了逃避。她逃避她的男朋友。我逃避我生活的枯燥和人际交往
的厌倦，逃避被掩盖着的自我，逃避那鼠目寸光的庸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决定
——到中国来过大学四年级，和看重精神的人民，和跟我一样富于情趣的学生在一
起。甚至连美国人，我也觉得可以交交了，而过去我简直不能忍受他们，我敢肯定
他们也一样讨厌我。

　　现在可好啦。我吃了晚饭，穿好衣服，走去教室。身心都沉浸在温暖和幸福中
。

　　不幸的是我例假期间腹痛，从来没那么痛过。噫，但愿不会从此成为习惯。

　　我跟马克上过床，享受那份温馨。但我没得到高潮。过去可不是这样。我并不
爱他，所以有时就不大对头。你要是不爱，就不大会来高潮。啊，好吧，这也是突
破，分享温馨也好。我过去有时就是做爱而缺乏温馨。

　　现在是若欣坐在我身边，他在背英语，一字一句地背。这里学习语言的方式真
是发疯，可他和他的同学学得都很起劲。甜蜜的笑眼。我爱这里的同学，他们使我
对学生又有了信心。但是也许当我对内情——真正的内情——有更清楚的了解后，
我的看法也许会有所不同。我们将看到多么疯狂的一天。然而我比两天前好受了。
是啊，是我的激素使我难受。该死的，我真要叫起来！

　　冷静些，斯碧萝小姐。你还得活下去。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７日

　　期中口试过了。我的几个中国朋友为我做过准备。本周整整一周，若欣和他的
两个好友鞭策着我，听我讲有趣的中国故事。我自习的教室是寒冷的，但是若欣总
为我保留好靠热水汀的位子。每晚十点，他们三人就和我围着热水汀复习寓言。我
要说这真是享受——我学会了如何以自己的风格来讲，（我学到了一些很棒的方言
表达法。）他们真是好老师。

　　上午考完出来，他们都在等着听他们的学生干得怎么样。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８日

　　太受不了了。

　　若欣班上或同室自习的女生都对我翻白眼，招呼时都投以鄙夷的目光。当然我
很过敏，但我知道她们在想什么：“这丫头来干什么？跟我们班的男生这么好，特
别是跟若欣。”她们愤愤不平，其实内心里希望自己也能这样。但是她们不能，这
不符合这里的规矩。

　　于是我对若欣说，我再也不来这里自习了，太受不了。他也对那帮女生不满，
说她们头脑太不开放，但别的人都喜欢我来此学习（啊，我的英语快掉进沟里去了
。）但是我仍然委屈，这事儿太糟糕了。然而这也证明若欣是个好朋友，能理解人
心的朋友，值得一交的朋友。我们骑车到北郊去，送本书给住那里的同学，然后又
骑回来。我唱歌给他听。我又说又笑，感觉好多了。——回到家很累，这四五天来
一直很累。

　　喝了酸奶，回来吃饭，淋浴。我有四天光锻炼没洗澡，身上脏得要烂掉了。看
了一会儿书，便到教室里去找若欣，送给他一些巧克力和一张字条，谢谢他这么理
解我。路上碰到董教授，他准以为我在偷懒。去你的，宝宝。你的课重要，我的同
学也一样重要，你的课老叫人家背书。

　　在寒夜中走去教室，我觉得清新，美丽，遍体香。我在门口迟疑了一下，终于
走进去。若欣抬头看我，露出惊讶的笑容。他还穿着军大衣。我坐下，给他蓝纸巾
包着的巧克力。他的手很温暖，握着我拿糖的手。“仅仅做朋友，若欣？”我自己
在想。也许是，但就这样对我也很新鲜。一个全新的社会规则，思想感情，文化背
景——但埋藏在深处的是同样的人类情感。何时人们才能超越社会习惯或其他社会
产物，去寻求人间真情？很难知道。

　　我们还是谈了一会儿。那个老穿绿色衣服的朋友过来问我几个英语问题，我回
答了。

　　然后那个南方人过来了。若欣把情况都告诉过他。他通常都跟我讲中文，因为
知道我要学中文。但是今天他破例讲英文，以确保我听懂要点。

　　“你想家吗？”他问。

　　“想，很想家。”

　　沉默。

　　“请别生气，”他说。“就那么几个女生，我们别的人都很好。我希望你能回
来和我们一起在此自习……别理那些女生。我们喜欢和你在这儿，一起学习，一起
交谈。”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谢谢他。若欣眉开眼笑，我也一样。屋子立刻又变得温
暖如春。南方朋友笑了笑，拿起报纸去看了。我再打量着整个教室。绿的蓝的，厚
厚的大衣；低沉的脑袋，都在学习。我从中看到了可爱的灵魂。全世界都有可爱的
灵魂，你只需要有耐心去细细寻找。

　　我感觉好起来了。去学习吧。今天是海兰公园市来的女孩的生命中又一个美好
的日子。

　　海兰公园市，遥远的城市，恍如隔世。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２日，星期日上午，凯西的生日

　　昨天过得真带劲。去若欣家聊天。不知何时若欣的父母进了“厨房”，我们还
在那里聊。怎么改造中国，改革政治，工作分配等问题。他是个半截子社会主义，
和我一样。他赞赏这里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这是事实。他又说到人人平等，很
少有阶级差别，这个我想是幻觉。中国比美国平等，但平等依然是幻觉。然而他讨
厌政府决定上什么课，政府决定做什么工作，上哪里去生活。怎样才能向他解释你
不能既拥有饼（免费的教育，医疗，住房和低廉物价）同时又吃了饼（自由选择生
活道路等等）呢？我们就此还有许多要谈。

　　“想出去走一会儿吗？到王府井大街去溜溜怎么样？”

　　“我很高兴去，”我说。

　　他妈妈来不及阻止，若欣就拽着我沿着结了冰的小胡同走到大街上。恰过黄昏
，路灯齐明。下班的人们蜂拥回家，说说笑笑，看看橱窗，买书的买书，买菜的买
菜。我们手挽着手沿街溜踏，观看人潮，又去了几家书店逛逛。

　　晚餐很丰盛，只是胃不争气，针戳似的痛进痛出，这该死的胃！

　　电视里有个英国来的英语教学节目，吃饭时就不时看看。若欣和我都陶然欲醉
，他爹更是红光满面，甚至说到寒假里若欣和我可以一起去旅游，“我完全同意，
”他满面笑容地说。（若欣和我都忍不住要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脸上都挂着开心的
笑。）他爹六十五岁了，有趣的是，饭后若欣和他哥哥给我看他爹过去的照片。解
放前跟现在，他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里。现在住的是陋室，过去住的是华屋
。照片上的他穿着烫得很平的西装。那时他是个地主。

　　“他那时的生活……，”我对若欣说。

　　“是啊，他那时生活很好，可现在穷了。”

　　“但是精神上富有，”我说。

　　“是啊，精神上富有。”

　　照片从解放前的优裕生活（至少对他家来说是如此）转为现在的寒酸日子。建
设一个新国家，新社会得先抹去原有的一切，再在人人平等的原则下慢慢重建。忽
然，照片上的服装变成单调一色，房子成了棚屋。若欣的爷爷去世了，是抽鸦片死
的。他们都面黄肌瘦。

　　孩子多到妻子能照料的极点。她的第一个孩子在四九年的革命之前就早夭了。
文革中的人都穿着一律。“这一个也死了，”李太太指着一个圆脸男孩说。那照片
都褪色了。

　　后来若欣给我解释：“我的大哥若富和他的伙伴去农村闹革命，好几个月没消
息。然后，１９６８年某一天，一个警察拿着个包袱到我家，包里是他遗物。他们
说他自杀了。我不大相信。”

　　“那是个非常混乱的时期，”他继续说。”因为我家的历史……别提了，别去
想这事了，好吗？”

　　我看着小若欣，文革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我不清楚那个时代究竟给他留下什么
影响。幸运的是他没有刘美春现在还背着的罪责。

　　“中国人不怕吃苦，”他们对我说。

　　我们的手都塞在他军服口袋里，暖暖的。在寒夜里回校，我说：“给我唱支歌
吧。”他紧握着我的手，唱了一首蒙古歌，我很爱听。

　　“你今晚看上去很快乐，”他说。

　　“是的。”

　　我是很快乐，只要你快乐，我就也快乐。

　　在公共汽车上，他似乎在沉思。

　　“你在想什么？”我问。

　　“想毕业以后会怎样，我的工作，前途。”

　　前途。

　　甜蜜的若欣。谢谢你的友谊。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７日

　　天啊，一个人在一个晚上，或者说是过去两天里能学到多少东西啊。真是想象
不到。

　　昨晚，我们给中国朋友办了一个盛大的圣诞晚会，但结果是一场大败。

　　我们在宽敞的教室里装好了彩灯，蒸汽和音响；忙这忙那，（我还做了挂在墙
上的圣诞老人——想不到吧！）还准备了吃的喝的。我们给他们唱圣诞歌。可是他
们百分之八十的人局促不安。我们甚至还播放中国歌，跳圆舞曲，如此这般。可是
他们很少起来跳。

　　出了什么毛病？我想不出来。晚会以后，中国同学走了，我们还围坐在教室里
讨论。有一两个中国人玩得很开心，我们跳舞，吃喝。可是大多数人好象一点也不
高兴。为什么？我们仍然谈不出个所以然来，只知道是巨大的文化差别弄砸了这一
夜。大家都为这意想不到的结果失望，忧伤。

　　第二天我去看学校办的小型马拉松比赛。戴安娜，开萝，亚伦，哈里和杰夫都
参加比赛。今天风和日丽，我想尽量忘却前个晚上的惨败。

　　“嘿！你今天怎么不跑啊？”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听出是若欣。

　　“什么？你说得太快；我没听懂。”

　　他重复了一遍。

　　“嗷，这个，我不喜欢赛跑……我觉得你们昨晚玩得并不高兴，是吗？”

　　“可是我玩得高兴啊。”

　　“你们的人不高兴，我看得一清二楚。”

　　“啊哈，哎呀，我不知道。反正不是你们的错，你们办了一个很好的晚会——
只是我们还不习惯这类晚会。”

　　“我理解……我想，我不明白，我以为玩乐，晚会，所有这些都是通行全世界
的。”

　　“当然是的。但是记住，我们有十年（文革）不能跳舞或开晚会。那段时间是
到１９７８年才结束的，而现在才１９８２年。我们仍然，啊，我说不明白。”

　　“我明白了，”我说。

　　“你知道问题在哪里？我们（中国学生）都互相不认识。学生们都是从全国各
地来的。”

　　“可那又有什么关系？”

　　“白玉莎，我们不象你们美国人。我们没法就这样冷不防地走上去，问另一个
学生‘您是谁？’！我希望我们能，但是这太不好意思了。”

　　“太不好意思了，”我在心里捉摸。“老天，拜托！”我的心要叫出来。

　　他陪我走回宿舍。我们谈赛跑，谈美国音乐，甚至还为前晚上的愚蠢场面哈哈
大笑。经过这一番交谈，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晚会不成功。

　　其实我最要好的两个女孩小明和茵子还是玩得挺开心的。她们都是二十五岁，
比别人上大学晚，因为文革的最后几年里她们被送去农村插队，文革后过一年才上
的大学。

　　她们比别人大，也知道和我们一起轻松享受。以后我得多和她们一起呆呆。

　　但是多数女生还在嘻嘻哈哈的年龄，而男生又太害羞，不好意思向任何女生欢
呼。若欣已是不寻常了，他也这么年轻，但其见识深度和轻松个性已使他能和一个
外国人——恰好身为女性的我——保持友谊。显然，一堵厚厚的高墙把这个国家围
了十年以上，这种影响只能以很慢的速度消退。

　　同时，我的内心提醒我，“别泄气，别生气，别难过，别疑惑。用一些你自己
的药方——去放松，去理解。”

　　随着我能接受那些奇怪的风俗，我本以为我的头脑也更开放更灵活了，可这次
晚会却表明我的脑袋还得开几个口子，只是不要把脑袋全打破。

　　美国大使请我们美国留学生本月２４日到他“家”里去唱圣诞歌什么的。我想
把这些事告诉他，那晚上会很有趣的。

　　与此同时，我得建立起我的经济学词汇。每天学几个词，过几个月我就能去听
课了——听允许外国人听的课。

　　林怡真了不起，这么年轻就很懂事。她给我一枝火红的鲜花，香气袭人，经久
不息。她使我感到象在家里一样。今晚舞会后，我跟范龙说话，他手里拿着毛笔。
那天他也没有玩好，早早的就走了。真是个多样的世界，令人难解。

　　今晚教我探戈的小伙子很精神，舞姿优美，风度翩翩。

　　林怡今天睡下会做什么梦？

　　我会做什么梦？我脑子里装满了东西：待写的信件，忘了的中国字，要去看望
的人，还有自己要照料的七七八八的事儿。

　　为什么我写不清楚？该睡了。让美梦洗去不安。希望能够生效。

１９８３年１月１日，星期六，上午９：３０

　　在中国过元旦。

　　啊……是不同。

　　昨晚很过瘾，和美国朋友一起在建国饭店跳舞。乐队很糟糕，但我们跳得入迷
。然而，仍然比不上几小时以后在美国故乡开始的元旦舞会。就如乔伊早上在电话
里说的，今年和以往不同，我和我的朋友不在。那会是什么样子？

　　早上洗完头发，下楼给家里打电话。我知道他们今晚要吃龙虾。刚要告诉接线
员电话号码，忽然一个美国接线员的声音闯进来问：“您是贝斯吗？”

　　“是啊！”

　　“请说话。”

　　原来爸爸妈妈也正好打电话给我。我们真没有白白成为一家人！人隔万里，脑
子却同步工作。真神了。不过第一次接通时听不清楚，他们又重新打过来，这回好
了点。我能听到爆竹在响，能闻到龙虾和蛤蜊的香味，能看到厨房温暖的灯光，虽
然我今天人在天边。

　　到若欣家里去庆祝元旦。妈妈说要我为此谢谢他父母。她把爱送过大洋，送给
她根本不认识的，但知道对我是很重要的人。真是个了不起的妇女。

　　我虽然人没回家，但魂魄回家了。也许这么说太神。若欣上午十点接我去他家
。我们从宿舍里走进早晨的新鲜空气时，我哭了出来。我对他说我今天过不去了，
实在太想家。自然，他只好柔声细气地劝我走。没有接吻之类的美国套头，这里是
在中国。经过了两个半月的友谊也最多只是手拉手。

　　“如果请你今天下午去美术展览馆，你会愿意吗？”他笑嘻嘻地明知故问。

　　结果今天过得很快乐。午餐象宴会：鲜肉饺子，蘑菇，花生，蒜头，甜酸白菜
，还有三样美国没见过的蔬菜。还有一种很象番茄酱但更甜一些的酱。

　　他父母乐坏了，我告诉他们我妈的谢意。他妈妈脸上的笑容真是价值无比。“
他们该来我们家玩！”她说。

　　“我们等着瞧吧，”我说。若欣知道我多么想他们能来，也知道这事儿可能性
很小。

　　他准是感觉到我又要想家了，因为他一把拉上我说：“走吧，美术馆在等我们
！”

　　于是我们去看了——以现在颜料画的古老故事。画面平淡，缺乏创意，题材都
是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什么新奇古怪的东西，全都是英雄模范，好人好事，忆
苦思甜等等。啊，可我还是爱和若欣一起看。他很会讲故事，尽管每讲四五句我就
要他重复一句，他也不会烦。儿童是美术馆里最可爱的部份，那么漂亮那么好玩，
我真想一个个都抱一抱。但我控制住自己只抱了两个。接着我瞄着若欣想，“嗯…
…有个中国孩子可真好……！”然后就停止了幻想，跟若欣离开了美术馆。

　　天气暖和，正好逛街，我们穿过自由市场的窄窄走道。

　　晚饭又是一场盛宴！这次还有平时少见的鸡，这是紧张商品，他们很爱吃。锅
里是鱼，加上各种蔬菜和清汤。若欣父亲和我的酒量把别人都比下去了。饭后看电
视新闻，那上面的不好消息比报纸上多，但也多不了多少。国内新闻都是喜事，国
外新闻都是萧条，战争，以及如此这般的乱七八糟事。

　　元旦不可不跳舞！但是中国人刚刚开始跳舞，还不大会跳。中国禁舞那么久，
现在学校的舞会还在同辈的压力和上级的监视下受到严格控制，身在这样的国家里
有种奇怪的感觉。摇滚舞是被禁止的，但仍然有人跳。若欣会跳一点圆舞曲，于是
我们就随着收音机里的音乐跳，他父母和哥哥在一边看。真过瘾。

１９８３年１月８日

　　早上和南希进行了有趣的谈话，我们第一次谈到她即将与一个中国职工的结婚
。是啊，我们有那么多选择，那么多条人生道路。她选了有趣的一条。该死，我没
耐心写今天的事了，要讲的话挺多，却不想写。

　　天气很好，今年的冬天是我所过的最冷的冬天，照理不该出门，但我就是想出
去。

　　我从没经历过和若欣一起的那种关系。唉，大白话，我的耶稣，斯碧萝小姐，
你过去又没有和中国人建立过什么关系。

　　李先生最近给我讲过他家的过去。他父亲是东北的一个地主，抽大烟败落了。
李先生在１９４９年以前做过国民党报纸的编辑；所以到五七年反右时就遭到严厉
批判。１９６６年被带上右派坏份子帽子，被送到边远的山西省去劳动改造，每年
只能回北京一次。就这样过了十三年。１９７９年，政治动乱结束了，他才获准回
京，与家人团聚。

　　他的精神并没有垮。能在余生中共享天伦使他释然。李先生，您真了不起。

１９８３年１月９日

　　我刚刚想出来，是什么虫子在心里咬我。是今天和孙华以及她朋友的谈话。我
们一起到新街口去吃中国水饺。她们对我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现在
已经是垂死阶段。

　　“它在走下坡路，马上就要灭亡了。”她们嘻嘻哈哈地对我说。看我一脸困惑
的样子，便说：“我们不该在这儿说这事儿。”

　　忽然我意识到为什么我会被触动。我来到这里，来到中国，唯一的初衷是来理
解他们的制度怎样运行，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经济层面，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
运行，理解社会主义对其人民的切身感受和日常生活有何影响。中文只是帮助我理
解的工具。

　　为什么要理解？因为这里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有一个崛起的国家，她一年
比一年强大，一年比一年重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视其为首领。看到她对世
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的相互影响日益增长，我认为她的重要性使我值得去理解她，我
们（美国）应该准确理解那些和我们有很大相互影响的国家。

　　此外，我们未能满意地帮助中国，或任何国家的发展。只有当两个国家对各自
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有敏锐而深入的认识后，双方才能良性互动。

　　那么，我从何处着手呢？我到中国生活两年，开始了理解的过程。我来此前并
没有哪个制度好或坏的预先结论。每个制度都有优点和缺点，很难说谁好谁坏。如
果一定要我对一个国家的制度下结论，我倾向于注重三个方面：（１）个人思想和
行动的自由度。（２）人民的温饱度。（３）教育体系的灵活性和开放度。多样化
是生活的调味，发明的火花，进步和发展的源泉。我不是说服装或各种胡闹方面的
多样化，而是指自由迁移，自由创造，不受限制的思想和教育。

　　除了这些，我到中国来还为了看到真相，看这块地方的运转（尽一个外国人所
能理解的），让理解的雪球滚动起来。

　　放开头脑。仔细倾听。

　　着重启发对全国性和世界性问题的思考。

　　交流思想。相互倾听。

　　让他们知道我们并非仅仅是丑恶的超级大国，我们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帮助
发展，一起挽救地球这颗行星和她的文明。

　　可是我眼前看到了什么？

　　那百分之三的应该是最优秀最聪明的中国人，嘻嘻哈哈，说我们国家的制度是
垂死的。她们并不理解美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却和我相反，先有了结论，说
这个制度更好，那个制度要灭亡。

　　还是杰夫的观点对。他们从来没机会作另外的思考。他们的教育是灌注式的，
边上没人给他们看有说服力的，或者至少是有趣的其他观点。

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３日

　　布莱恩（译注——贝丝早年男友，歌手）今晚又来到我的心中。应考复习结束
后，我放起了他的唱歌磁带。甜美的时光。我看到我坐在点上大红蜡烛的书案前，
听他的歌唱，看他空中回旋的神韵，看他挥汗啜吸饮料的神采。柔情蜜意把我带回
故乡，越过岁月，我回到了高中时代，我和比尔·奥莱利迎着飞雪走在海德公园市
的高地上，他是个红头发小男孩，我们的鼻子都冻得红通通的。

　　而现在，流逝的时光已使我走在中国校园里。时值黄昏，炊烟袅袅，音乐和新
闻在四处飘摇。学生的长龙从食堂拥将出来，他们端着米饭，白菜和豆腐，香气扑
鼻。他们边走边说，看起来生龙活虎，无忧无虑。这是一个崛起的国家。按照他们
的设想建设一个国家是什么样子？

　　海兰公园市的雪还在下，比尔·奥莱利去了图书馆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我不再
清楚。波士顿，布莱恩匆匆吃完午饭，便去奔赴他百万个约见中的一个。他现在会
不会突然停下，惊讶地发现自己在想我？或者只是我在胡思乱想？

　　若欣在顺路下去几分钟的地方睡觉。又一颗新的心在徘徊，在触摸，在探险。
什么是中国心？这一颗心，虽然充满精神力量，却依然笨拙，羞怯，柔弱。我拽一
拽他的手，望着他，“谢谢你让我进入你的生活，让我的眼睛代表嘴巴说话。”在
融融月夜里纠正我的语法，把恋爱与学习融为一体。它们能融为一体吗？

　　我现在可以读读报了，至少某些文章能读，不必再查几小时字典。一个崭新的
世界已经向我打开，至少它的门已开得够我侧身而入，观看它的内容，即使是用西
方的眼光。

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４日，傍晚

　　真想把这一切都写下来。

　　戴安娜趴在窗口上。

　　“你找谁啊？”她在逗他。

　　我一把抓起大衣，飞下楼梯，扑进夜色。见到若欣真高兴！帮帮忙，快要乐死
啦。

　　“明天跟我去看电影……嗯？”

　　“很高兴去看！”我说。

　　于是他说要到南方去度假。行，上哪儿都行。

　　“你快乐吗？”

　　当然，甜宝宝，我很快乐。

　　全家人在桌上向我微笑，早上收到爹爹的美好来信。

　　我们从宿舍后面出去，在建筑工地上转悠。经过那么多等待，我们渐渐相互了
解。现在他真的爱上我了。我害怕。我感到内心里一种痒痒的情感，一种甜蜜真诚
的感情。怕的是两人的现实情况：她，一个呆两年就回家的美国人；他，一个中国
人；这段情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你舒服吗？”他在问我呢。

　　啊，舒服，只是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差异感到震惊。但是也有共同之处吧，我
从他握着的手上感到了他的激情。

　　必须睡觉，必须治好感冒；必须学习，必须享受；不要急，不要哭。每天看看
报。

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８日

　　碰到一件小事。有个自高自大的该死的美国人，杰夫，碰巧会说很好的中文—
—他只跟中文很好的人打交道。好吧，滚他妈的蛋，小子。

　　回屋。叫醒戴安娜（美籍华裔），问她是否要一点刚从美国寄来的速溶咖啡，
也给林怡一点。又出门去。

　　我过去也碰上过这种反向歧视，对中国人甜言蜜语巴结，对自己的美国同胞，
操，我真要骂出来。

　　算了，小事一桩。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不学他的样。让杰夫从我脑中滚开
吧。

　　若欣的哥哥在西单一个大百货公司里。星期六的晚餐上他说起他们要实行承包
制度，增加利润。物质刺激是有效的。

　　今天全校各系都进行英语考试。想想真吓人，全世界的人都在学英语。我想想
我为什么学中文，再想想他们为什么学英文，两者并不相同。若欣说他想看美国的
科技资料。林怡要看英美文学。孙华要学我们的生产管理技术，并引入中国。这里
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每天的电视，广播和报纸上都有英语的东西。我学中文不是
为了学哪门特殊的技能带回去。我的目的更多的是相互沟通和理解，（尤其是经济
和社会问题的相互理解，）以促进合作。合作是避免毁灭的唯一途径。

　　我想美国要是左一点会有秩序，但我不是十分有把握。如果“左”意味着牺牲
个性和言行不自由，那就要重新考虑了。

　　有没有幸福的中庸之道？

　　我想是一定有的。中国实行责任制是一个榜样，说明他们认识到极左不好。极
左当然不好，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提醒。现在是走向中庸，或者你更愿意叫它中左
。如果中国能发现幸福的中庸之道，那有多好？

　　休息一下，去吃酸奶。在北京一月里的凛冽空气中骑车，感觉如同晚秋里的芝
加哥。停在一家店门口，牌上写着：“１：３０—３：００学习”。我三点钟进去
时，问一个职工学习什么？“计划生育教育呗”她笑答。

　　呀，他们可是发材料的专家。你要行动吗？他们给你。真厉害。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０日

　　明天是南森生日。

　　我昨天为我的论文奋斗到十点。一天成绩不大。接着听到他的声音在我窗外叫
。

　　“白玉莎！”

　　“若欣，我来了。”

　　穿上大衣，戴上头巾，奔下楼梯，扑进寒夜。他穿了身解放军制服在笑。我们
去老地方，建筑工地，“我们的爱在废墟中”。他今晚很高兴。他一向天性乐观，
但今晚特别高兴。
　　我从内心中感受到了，甜蜜恬静的愉快。

　　月亮快下山了，我目不斜视地看它。圆圆的，橙橙的。当我俩并立观月之时，
一颗流星划过长空。明亮清晰的轨迹很快消失在黑地毯般的天幕中。我不知道该祝
愿些什么。

　　我要祝愿我们前途平坦。

　　我要祝愿明年会更美好。

　　我要祝愿……

　　可是只能祝愿一个。让我想想，我只能选择一个。和平，理解，合作，信任。
啊，是和平。

　　在这疯狂的世界里，怎样才能和平呢？有没有人认真试过？或者大家都是得过
且过，目光短浅，没有长远打算？

　　甜美的大孩子，我爱上了你。

　　好好睡吧。

　　好，睡觉意味着做梦，梦到你和别人。好好睡吧，爹爹。啊，不，这会儿你是
在白天。那么，好好过一天喽。我想念你。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６日，星期三早上

　　晨雾，灰影憧憧。

　　我在梦魇中惊醒。其实是被戴安娜唤醒的，她听到了我的哭叫。在梦中，爹爹
，彼德和我三人坐在地下室里。四周围空荡荡的，象我童年的感觉。我们都听到乔
伊在楼上急叫，肺都要叫破了。我想彼德在听电话。“干吗我们不答应一声？”我
问爹爹。

　　“不，我要教他学会别叫唤，自己下楼来好好说。”

　　“可是你听，他在受折磨。你答应他一下吧，求求你。”

　　然后我就被戴安娜叫醒了。

　　“只是做梦啊，”她在我耳边低语，“只是做梦。”

　　她给了我一块手巾，我哭了一会儿，又睡着了。

当天晚些时候

　　唉，有那么一百零一件事儿在我心里，不知是什么。

　　寒假。研究生院。我选择了最适合我的领域了吗？我最适合什么？

　　跟若欣日益亲密，偶而想想长久之计，但好象没有希望。

　　今天下午散步。“现在用照相机拍下来多好，”他说。我们在葡萄藤下，相互
说着笑话。我们谈到我的两个女友将嫁给中国人。是什么构成良缘？不，不是相同
的文化，而是强烈的相互热爱。

　　我们明天要去看一场美国电影。

　　“彩色的，”他笑着说。

　　彩色？啊，是的，那又怎么样。

　　我希望小明哪一天写个剧本，可是她能写出什么令自己满意的东西呢？文学艺
术必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很高兴认识范教授，他很有意思。为什么他对西方戏剧着迷？因为中国戏剧与
其完全不同。比方说中国没有我们所定义的“悲剧”。

　　我想我该少写少想一些若欣，多想想研究生院和将来要干的事儿。我的脑子乱
糟糟的一片迷糊。明天再说吧。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７日

　　今天终于开始下今年第一场雪。早上醒来，看到窗外雪花飘飘，轻轻落在下面
的地上和行人身上。

　　考试考完了，我懒洋洋地坐在窗前，喝着热甜奶，翻着《新闻周刊》，想着故
乡的雪。这个疯丫头，跑过半个地球，就为了看看这里的雪景敢不敢和奥克兰大道
的雪景比美。当然，故乡的雪景是最美的。从我木头地板的小屋里，温暖柔软的大
床上望出去，空空的庭院和高高的大树都一片洁白；哥哥们在打雪战，爹爹在这星
期六早上的雪地里做野餐，妈妈在厨房里听广播，广播里讲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
世界，我们的奋斗，我们的爱。于此同时，外面的雪花还在冉冉飘落。

　　我出去逛逛，把两个室友留在她们的美梦中。想想昨天的几门课上，大家都很
开心。安老师说我们都考得很好；祝我们寒假旅途愉快，回来再准备刻苦学习。下
课后她和我到外面走走。她告诉我在三个考试中我都得了全班第一；她说如果我没
意见的话，她将把我的期末论文给别的教授看看。

　　“你的中文进步很快，照此进度，再有一年你的中文将讲得和我们一样好了。
但是只有当你继续刻苦学习，用功到底才行。你现在还不能偷懒。这个寒假将帮助
你提高会话能力，产生课堂上达不到的效果；但是你回来后，得准备再刻苦。”她
笑道，“我们都为你而骄傲。”

　　我想着上星期在若欣家的晚餐，我们订出了整个行程。若欣的哥哥坐在后面微
笑。

　　“你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时，坐火车不要钱，”他说。“学生们坐上车，爱哪
儿下就到哪儿下。到一个什么地方，逛上一两天就又回到火车上。你们也可以这样
去逛，有很多东西可看。”

　　雪渐渐下大了，人们在街上慢慢的走，欣赏着大自然的变化，为终于下雪了而
高兴。

　　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星期天将到达北京。我真想能去听他的讲话——能听清楚
吗？但愿我能作舒尔茨的工作。

　　“你并不喜欢他的工作，是吗？”小明上星期问我。

　　“有时候喜欢，真的。有时候只想做一个普通的职工，有套房子，有个孩子就
行了。”

　　我困了。

　　静静地睡吧，甜蜜的孩子，睡个好觉。

１９８３年２月４日

　　南京之行不仅仅是一场便宜的探险，我永远忘不了那一个晚上。

　　在解放路上一家小旅馆里，我们各付了两元人民币的登记费。搁下行李后，我
们上街去小逛一下夜色。

　　象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人们早早回家，没剩下多少夜生活可看。于是我们
手拉着手，在树影中分享着珍贵的亲吻。在远离学校当局控制的地方，我们炽热的
激情喷发出来，交织在亲吻里，在寒冷的夜空中喘出团团蒸汽。我的甜心。

　　说好明天早上八点在大门口见，我们互道了晚安。甜蜜的笑容。我爱你，若欣
。

　　当我走进自己房间时，六个今晚将和我同住一屋的中国妇女都抬头看我。她们
眼睛瞪得圆溜溜的，想不到会跟一个外国人同过一夜。我冲她们笑笑，她们相互叽
叽咕咕，讨论着她们的新室友。

　　“她穿得象中国人一样，”这是一句友好的评价。

　　“真滑稽！”

　　“滑稽，哼。女士们，我很想聊聊，但是我精疲力尽了，”我边想边扫一眼手
表，十一点过二十，该睡觉了。我脱了靴子，刚要给急等着看的观众表演西方人怎
样脱裤子，门响了。

　　门外一声怒吼，“好哇！那个外国人在这里吗？快给我出来！”

　　我的心停止了跳动。“不好，”我想，“他们发现若欣和我在一齐旅游了。若
欣要被踢出学校，我要被踢出中国了——”

　　“快出来！”声音震得嗡嗡的。

　　我被弄到旅馆后面一间暗屋子里，坐在凳子上，面对着一个穿警察制服的高个
中国人，还有一个警察站在门口。从他们脸上，我认识到我做了什么使他们非常恼
怒的事。

　　“你是谁？”审讯者问道。

　　“我的中国名字叫白玉莎，”我回答着，一面努力装出天真无邪的样子。

　　“把你的护照给我。”

　　“呸，不行，”我一边想一边还是从口袋里拿出护照来给他。他仔细研究了几
分钟。我等待着。

　　“我能走了吗？”

　　“不行，你是美国人，我看到了。”

　　“是的。”

　　“你到南京干吗来了？”他几乎是有礼貌地问道。

　　“来旅游，我是个外国留学生，现在放假了。”

　　“是这样。”他皮笑肉不笑地说。

　　“你的中文怎么讲得这么好？”他的声音又变得光火起来。

　　“我……嗯……我学得好久了呀。”我说了谎话。

　　“你不是学生！”他说。

　　“是学生，”我拼命保持对他的礼貌和尊重，“这是我的学生证。”

　　他一把从我手里抢过去。

　　“看到了？现在，能把护照还给我了？”

　　“不行！”

　　“狗娘养的，”我咬着嘴暗地里骂。“你不能对我这样！”我觉得怒火在上升
。

　　“你和谁一起来的？”

　　“没有谁，我自己一个人旅游。”

　　“一个人，一个女人单独旅游？”

　　“正是，”我压着火气告诉这个大男子沙文主义猪猡，我要上哪儿去。

　　审讯者对门口的警察看一眼，又回头对我咆哮：“那么那个和你一起来的家伙
呢，他是谁？”

　　“我不知道你在说谁，我就一个人来。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累死了，要回去
睡觉了。”

　　“你不能睡在这里。今天晚上你得离开南京。难道你不知道外国人不允许住在
中国人的旅馆里吗？你应该住到专门住外国人的旅馆去，这也是为你自己的安全着
想，在这里你的东西会被偷掉。”

　　他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我跟不上了。“对不起，我听不懂了。”

　　他一下子脸红脖子粗：“你听不懂？我不信！你的中文音调发得那么准，会听
不懂？”

　　“对不起，我——”

　　“听着，你今天晚上得离开南京。”

　　“在半夜里十一点半？单独一个女人？我明天早上就走。”

　　“今晚就得走。”

　　“我不管你说什么，反正你不能在夜里十一点半把一个人扔在大街上。”

　　说到这里我站起来，从他手里抢过我的护照，拔脚就走。“我去另找一家旅馆
。我告诉你，先生，我在随便哪个中国城市里都没有受过这么粗暴的对待。”

　　“对不起，”我对门口的警察说：“我要走了。”

　　“别走，”他说着，把我推回凳子上。“你到底到南京来干什么？你是个间谍
，是不是！”

　　“我的天，不是，我不是间谍。瞧，我要出去了，我到别的旅馆去。我答应你
明天就离开南京。”

　　然后是在大街上，我把背包扔在地上，若欣把我拥在怀中。我想不通又想不开
，气得直哭。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不信任我？

　　就这样我在南京惹了祸，我不该异想天开住到“不对外”的中国旅馆里去。事
已至此，我们只好走开，去找了另一家旅馆。其实那家很不错，不过十块钱罢了。
我还在那里生气，伤心，激动，说不出话来。可怜的若欣想尽办法让我高兴起来。
我希望他留下来陪我，可是如果被人发现我们在一起过夜，所有的魔鬼都会从地狱
里冲出来。

　　好好哭泣一场后，我解脱了，晚上睡得特好。我只是有时候不理解。

　　我是说，中国的人权可能是写在什么地方，但是人们并没有平等地享受到。而
且这种权利也只有在上面允许的时候才给你。

　　次日早上我们去玩中山陵，这是国民党造的。除了毛泽东的纪念堂外，这是我
在中国看到的最有味道，最华丽的纪念物。我们并没有进去。当我们绕坟一周时，
正好碰到一群农村人。有趣的是，他们中间看我和若欣的比看坟墓的人更多。

　　南京很漂亮，大街两旁开着饮食店、杂货店等各式各样的商店；不过他看惯了
，并不稀罕，所以我们只在商店中逛了一小会儿。

　　去苏州的火车开了三个小时，我们一直都站着。我决定别谈起他和他家在文革
中的经历，因为我们在来南京的火车上谈了够多了，他谈到后来显然有点伤感，惶
惑和消沉。我谈了许多美国以及我所爱呆的地方，谈到过去的我对自己的人生道路
怎样捉摸不定，谈到想象中的孩子在牧场或在家里，谈到想象中的工作，等等。在
他看来，牧场是使灵魂感到平静又美好的地方。

　　上午其余时间我们在树林中散步，听听林间的风，亲吻，还有别的。我乐于发
现他，看着他成长，恋爱。他是个那么独特的男孩。他不是我要嫁的男人，我们的
生活最后会被地球隔开。

　　但是近几年我们将生活在甘洌中。我希望友情长存。在火车上嘈杂拥挤的三小
时里，我们仍然能使相互愉快，这是个很好的测验。我们走着瞧吧。

　　他让我走进了中国人的心灵，我为此而爱他。我爱他这个人，爱他的生活态度
，爱他肩膀上那个奇特而开放的头脑。曾记得，我们第一次出去，买那件红大衣…
…

　　苏州到了。

１９８３年２月７日，苏州，傍晚

　　这里的确象远东的威尼斯，城市历史有两千多年，城内城外运河交织。

　　六点半起来洗漱。若欣在我的旅馆门前和我会合。我们逛了一天苏州著名的园
林。风光旖旎。我们漫步在假山上，湖水边，林荫下。早饭，哦，哦，早饭是米粥
。那是个阴冷的早晨，可米粥又热又可口。他找到地图后，也不着急了，我们一天
走马看花，玩得很称心。

　　中午时分，我们穿过自由市场。农民们一身农家打扮，耳饰五颜六色，衣服平
平整整，腰间系着带子，头上扎着毛巾，风吹日晒的脸上绽开着笑容。他们卖的鱼
生猛新鲜，令人眼馋。我们吃来吃去，吃了一些甜甜的，怪怪的糕点，然后回到旅
馆去拿我的手套。虽然我坚持说不冷，可他说我看上去冷了，要戴手套。

　　在旅馆呆了一个小时左右。一个下午的恋爱，美不可言。他是初恋。那么愉快
，那么珍贵，那么倾心相爱。孩子般的笑容。

　　然后我们起来，到另一处园林去。在那里我们碰到一个中国导游队。一个男子
讲解着这里的历史，人们看来很爱听，欢声笑语，反应热烈。他们终于有了了解自
己历史的机会，便生吞活咽。

　　午饭美味极了。我们坐在一家餐馆的楼上，象中国的许多餐馆一样，老房子，
旧桌子，熙熙攘攘的气氛，跑来跑去的厨师，高谈阔论的食客，生动有趣的景象。
我们凭栏眺望，窗外红日西沉，落向大楼后面。

　　又回到旅馆去拿大衣，结果是在那里做爱。真没想到他这么瘦，几乎没有肉；
但是他很结实，很好玩，浑身上下的皮肤光滑如绸。我早就想抚摸他的皮肤了。当
我们赤裸相向时，两个人都激动得发抖。然后我们好象溶为一体，暖洋洋的，心满
意足。

　　奇怪的是，他不懂这些词儿——做爱，——高潮。

　　八点半时，我们又出去了。就是逛逛运河，吃吃苹果，谈谈老话。人们都跑到
街上，有的摆滩，有的开露天饭馆，有的就是随便逛逛夜景。

　　又该说晚安了，约了明早六点差一刻见。明天是旅行的第四天，真希望永远旅
行下去。两个孩子，自由自在，周游中国；坐坐火车，看看每个城市的日落，和老
人们谈古说今，在一起做爱。随着他们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了解对方的文化，这个
世界也就离谅解和和平不远了。

　　这个想法有希望实现吗？不，人总要从现实出发。开头虽然小，但毕竟是个起
点，是个希望。

　　明天我要写一写城市本身，要写封信给爹妈。

１９８３年２月９日

　　直到我们去买到杭州去的船票前，苏州还是美好的。早上五点半起来，我还感
觉好好的。我们在旅馆门口会合，踏着苏州的晨光出发。人们已经出来了。有的在
家门口刷牙，有的在公园里打传统的太极拳，慢慢的动作象舞蹈一般。我真想溶入
他们的世界，永远停留在这朴素美好的生活中。

　　“请卖两张去杭州的船票，”若欣对售票员说。

　　那老头从窗口望出来。“你也给她买吗？”

　　“是啊。”

　　“她不能上船，她是外国人。”

　　“干吗外国人不能坐船？我们是一起的！”若欣不服气。

　　“这个……这船不安全，不能冒险搭外国人。”

　　他的话象砖头一样硬邦邦地扔出来。外国人坐不安全，怎么中国人坐就安全了
呢？我觉得我又要发作了。何年，何月，何时，我才能被象别人一样对待，而不是
被当作贵宾护着哈着呢？

　　我们垂头丧气地回到旅馆。七点的太阳高高挂着，我们在相互拥抱中平静下来
，美美地睡了一大觉。

　　前一天我们爬了山，在山顶坐看蓝天碧树，颤巍巍的树象是白杨。吃了鲜梨后
，我们沿着石头路爬下来，到达山底下的茶馆。周围的乡村景色秀丽，农夫身强体
壮，很有活力。

　　跳上另一辆颠簸的汽车去看佛家寺庙，以便用掉今天。寺庙坐落在静谧的大山
里，一个小和尚在坐在那里切菜，一个老人在收拾院子。寺庙屋檐上挂下一只铃，
风吹铃响，声音在山谷里回荡。

　　优美的一天，却因为回来的一顿糟糕的晚饭而减色。没关系。街上很热闹，农
民们卖着鸡蛋和水果，人们荡来荡去，享受着夜晚的清新空气。一个美国人和一个
中国人手拉着手遛踏，看看橱窗，看看卖货人，计划计划第二天的行程。

　　这些事都已过去二十四小时了。这会儿太阳正落向杭州城外的郊野，幢幢树影
映衬着绚丽的晚霞，涟涟湖水披着淡红的霞光。

　　中国男孩坐在我对面读英语，头发微乱，略有倦意，但很满足。我指着落日叫
他，他抬头笑眯眯地看看，又低头看书了。我们徘徊在中国大地上，两双眼睛共同
发现着对我们俩都是全新的世界。真的，中国人，美国人，从风俗人情，个性习惯
上讲都天差地别，可是相互依然会发现彼此有相象得出奇的地方。他们之间的鸿沟
依然存在，但是因为爱心、理解和交流而日益缩小。即使我回了家，友谊依然会继
续。这是一件甜蜜的事。

　　喇叭里放起音乐，旅客们整理起行装，给孩子戴好帽子，准备下火车。

　　我也得准备下车了。

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２日

　　上海旅馆的房间里，我凭窗远望。流行电影的乐曲在空中回旋，爆竹声此起彼
伏。久仰大名的上海，我终于来到了。她实在很象纽约，也许纽约三十年代就是这
样，只是加上了大群匆匆奔忙的中国人。

　　杭州是今天早上离开的。在坐公共汽车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又好好看了那熙
熙攘攘，多姿多彩的早晨。人们在街上刷牙，做饭，提着满满的菜篮子走来走去。
自行车在早晨的各种障碍物中左绕右绕。几小时的火车后，我们就猛一下到了上海
。在他亲戚家丰盛地大吃一顿后，我昏昏欲睡。他们住的是法国式的老房子，也许
二十年代的黛丝大婶就住在这里。我不知道那时的中国是什么模样，解放前？

　　这次旅行所感受到的一件事是中国各地的巨大反差。不光是南北之差，就是南
方本身也反差很大。南京、杭州、上海等地，不仅语言、饮食不同，而且风土人情
，社会日常生活都有很大差异。再想想北方的北京，内蒙——真不得了！

　　明天晚上再写吧。

　　可爱的一天。

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５日，上海

　　收音机里说今天是星期二，对我来讲每天都是星期天。

　　上海的春节。

　　若欣来的电话，我得走了。

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７日

　　本来我们今天下午就离开上海，但是今天没有去青岛的船，所以多呆了一天。
我们两个人都呆够了。上海的噪音和污染比北京还多——人也太多。不管什么时候
上街，只要走到主要干道上就人挤人，走路不可能不碰撞。他们都是城里人，穿着
讲究，走路匆忙。街上的年轻人即随便又开放，他们牵着手，搂着腰，偶尔还吻一
下。和北京真是两个世界。我们得走了。

　　走亲访友的经历印象深刻，就说说逼人多吃的那份固执劲吧。从杭州到上海的
火车上交了个朋友，我们昨天就到他家去。先是吃糖果、花生、茶点，然后入席，
十碟不同的美味佳肴再加上甜米饼，最后是年糕。我们几乎要滚着出来。

　　这家在文革中也曾吃过苦，因为有亲戚在外留学，父亲又是资本家。他们被扫
地出门，九口人被迫挤在一间斗室里，弟兄几个晚上只能睡地板。他们大声回忆说
，那时孩子们都不上学，因为所有的学校都关了。

　　现在他们又有了漂亮的客厅，满桌的珍羞，教育也在复兴；但是十年的记忆是
刻骨铭心的。

　　“所有的人都疯了，”他们说。

　　“可怕的年头。”

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８日

　　昨天和若欣的侄子侄女一起玩了一上午。我们看看船，逛逛公园，吃吃葵花子
。漂亮的小家伙。他家的情况并不少见：父亲若志（若欣的哥哥）文革中下放到新
疆工作，母亲和儿子也跟了去，只有一个女儿留在上海念书。政府让若志每四年一
次回北京探望父母。

　　最后他们呆够了，全家人设法搬到安徽团圆。对过去的分离，他们好象并不感
到怎样痛苦，好象生活把他们锤硬了，孩子和妻子都很刚强。若欣说大概是新疆的
生活锻炼了她。我知道她在那里曾经有个孩子一生下就死了，是被脐带绕在脖子上
勒死的。“他是个很漂亮很结实的宝宝，”她边说边骂那里的医生，骂边疆，骂贫
困。边疆的人和她出生地的人很不相同。我信她的话，但是还是得自己亲眼去看看
才能下结论。看到若欣和他小侄子在一起的样子真叫人愉快，他们久别相逢，手拉
着手再也分不开了。那份亲热劲，他们李家都是这个样儿。世上许多犹太人也是这
样。

　　昨晚很开心。看完了电影（那是讲解放前中共地下党斗争的）之后，我们到若
欣阿姨家去。阿姨和姨夫住在法式老房子里。我们坐下来，天南地北侃大山；然后
通过窄窄的楼梯去厨房，我们包馄饨，姨夫做别的菜，甜蜜的气氛包围着我们。

　　笑容，家庭气氛，到处沾着面粉，垂涎欲滴。

　　终于坐下来吃了，味道真鲜美啊，和北方的饺子味道大不相同。但更有劲的是
看他们相互开玩笑打哈哈。在最坏的房子里（寒冷黑暗的厨房），他们的爱心和精
神使人温暖。

　　今天去青岛——是坐船！真好玩。但是我们先得去买块上好的丝绸料子，寄给
妈妈作生日礼物。

　　人太多了，真想早点走。昨天想家想得厉害，天晓得为了什么。但我不能老在
想，若欣来接我，说：“快，我们快走吧！”我只想要个笑容和拥抱。到了晚上才
不想家了。谢谢你，我的朋友，我永远感谢。

　　感谢？……感谢什么！上帝，我还是想家！！

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９日，星期六上午

　　我们是昨晚上的船。船就是船呗，可在这上海去青岛的路上，早上一觉醒来是
叫你听一系列进行曲，然后是不要随地吐痰，吐痰入盂的说教。

　　早饭是大卤面，还不错。然后走上甲板看海。中国海。真能看它几小时。然后
在游戏室看看地图，谈谈以后去新疆四川的旅行，谈谈两年长的假期。哇，斯碧萝
小姐。

　　有点晕船，于是我踉跄着回到船舱里躺下。若欣把他的大衣盖在我身上，抹了
点晕船宁在我颞部。我很快睡着了。

　　醒来已经好了。若欣和两个干部，一个工人在打扑克。看到他那么容易和陌生
人轻松相处，我很高兴。

　　“同志们，吐痰是不文明的行为！”喇叭里在提醒每个人。

　　大家哈哈大笑。

　　若欣打出一张牌。“好，我打完了。”

　　笑声。

　　我起来上厕所。

　　“你好吗？”

　　“好。”

　　“好。”

　　我们相视而笑。

　　我走了，让他去和他们打牌。

　　不，我的影响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我们的思想交流没有使他对自己的国家
和人民不满。我们的交往只是使我和他的头脑都向着新的世界观和生活习惯开放，
并且分享真正友谊的快乐，这种真情是我过去不大碰得到的。这使我的灵魂感到幸
福和松快，使我的头脑在异乡生活和外语学习中保持良好状态。

　　看了一场描写地下党斗争的电影后，我问他中国有多少人想变革政府。我不大
好随便向别人问这个问题。

　　他的回答当然是属于一个封闭学校的学生的观点。但看来仍然很准确。“许多
人确实向往资本主义”，他说。“许多年青人向往。我可以说大约有一半人口希望
大变。”

　　然后是有些人希望保存现有制度，但要作某些改革。这些改革已经在进行，虽
然还很慢。

　　“那么你呢？你属于哪一类？”

　　“我并不十分喜欢资本主义，它太自私太腐化，但我也不满足现有制度。，”
他说。

　　“所以你既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社会主义，只要一个中国特色的政府，嗯？
”

　　“也许是这样。”

　　他不相信共产主义可以实现。“它只是个理论，不会真的发生。”

　　林怡不会同意。

　　改革，怎么改？

　　“别说这了，”若欣说。“我说什么，我周围人说什么，都不会导致什么变化
，没用处。”

　　“那么，什么才能导致变化呢？”

　　“我不知道……文革前许多人真的关心政治，人人都老谈政治。但现在，我们
只关心自己的事。只有这样在能生活。”

　　天呐。

　　几周前，就在我出来度假前，林怡对我说了文革遗留下来的一个后果。在文革
中，人们在内心里对谁都不信任。任何偏离“正确路线”的感情都不能表达出来，
即使是对亲密朋友。为什么？因为人人都会把旁的人看作是可能的汇报者，随时汇
报上你可疑的言行。然后你就要倒霉，真的倒霉。若欣，林怡，以及他们的平辈那
时还小，但是那时的影响仍然在他们内心中活着。对敏感政治问题的内心感受是不
能告诉别人的，或者只能告诉真正信得过的人。人们仍然有点害怕，而某些人比别
人更害怕。

　　还有些人则纯粹是麻木。

　　昨晚，若欣和我回船舱坐一会儿。

　　“您对哲学感兴趣吗？”那个干部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问。

　　“感兴趣。干吗？”

　　“我看到你在看马克思的书。”

　　然后是他的长篇大论，说马克思完全错误，而黑格尔是对的。他的英语不好，
我听懂不多。最后他说我很幸运，生长在民主国家。

　　“我希望我们也有民主，”他说。“这是最好的东西。”

　　“但是西方的和平运动，”他说，“……完全错了！”

　　“哦，为什么？”

　　他的论点是，和平运动呼吁停止制造武器。如果美国停止制造武器，我们就无
法和苏联抗衡。“看看波兰，他们工人没有武器，最后一定失败。共产主义很……
坏。”他只知道这个词，但他脸上的意思是“可恨”。他接着说，“我们必须战胜
他们，用武器。如果没有武器，我们就会失败。”

　　“要变，难道只有用武器去变吗？”

　　“对。”

　　这时我讲起了中文，以便使对话更流畅一些。他的脸刷的一下白了，“请您只
用英文，”说着就悄悄离开了。

　　今天我们在走廊上又碰到了。“请别把我的话告诉任何人。我是个党委书记呀
。”

　　我向他保证不会。我想他担着很大的风险。现在是一个干部在反对当局政策。
不是关于苏联，而是关于民主。这里一定会变。

　　“我们别在餐厅提这事儿，”若欣说。

　　然后他打开青岛地图。“我们现在看看，该去哪儿？”

　　好吧好吧，不提了。不过我不懂。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日，北京

　　广播里宣传着怎样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好学生。窗外的色彩灰灰白白黑黑。自行
车驶过，铃声一片。新年的爆竹还没停息。我们回到了北京。

　　乘兴而去，满意归来。我们自由自在地过了三个星期，现在该回来学习了。

１９８３年３月３日

　　明天是妈妈的生日。

　　狮头羊尾（译注——英语天气谚语，指三月的气候），这规律对不对？

　　在这里不对。早上外面下着雨，气温适宜。

　　虽说昨晚一点才睡，今天过六点就醒了，因为楼上有人在打扫地板，搬椅子什
么的。啊，没关系。

１９８３年３月５日

　　今晚是我们的告别晚饭。别了，甜蜜的中国室友！你们给了我们无于伦比的珍
贵礼物——语言和交流。

　　我们刚来时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现在呢？一切顺利。他们是那么耐心的
好老师。
　　我和王全生坐在一起吃饭。甜蜜的笑脸。我记得初次见到他时，第一眼就看到
了他微笑的眼睛。他的室友不明白。他们看到了吗？他象其他人一样精力充沛，温
文尔雅。啊，人类的相互误解永远在继续。

１９８３年３月７日

　　今天是若欣的生日。

　　昨天，先是我们想永远记住的日子，接着成了但愿永远忘记的日子。上帝保佑
！那天早上并不高兴，因为戴安娜醒来时并不高兴。她不舒服，浑身没劲。我给她
倒了点水，她坐起来喝了，话没多讲就又睡了。

　　但到中午，我情绪就好了。跳上自行车去若欣家。晴空透蓝，阳光明媚。我们
愉快地沿王府井走下去。后来到天坛公园，那是个面积庞大，绿树成荫的地方，过
去帝王常常在此拜天。我们玩了回音壁等等。过去的一个星期忙得够呛——戴安娜
从桂林回来后就一直生病；爹娘来信叫我放假时回去，我犹豫不决，心里翻得利害
。但是到了天坛，我们就放松了，看人家放风筝，坐下来喝汽水，彻底放松。

　　在公园里走着走着，碰到一片梨树林，好象是专门为我们栽的。中国人满为患
，难得有块清静的地方；可是现在是一大片梨树，连个人影都没有，象梦中一样。
我们走进树林，挑了棵树坐下。若欣紧张兮兮地四处张望，最后还是被我拽到身边
坐下。

　　“别怕，”我鼓励他。“没有人。你要你的生日礼物吗？”我笑着问。他也笑
了，有点不好意思，但跃跃欲试。

　　“生日快乐，我的爱人，”我说。

　　“生日快乐，”他学着我的英语说。

　　用吻来谢谢，我们倒在相互的怀抱中，周围的世界好象消失了。能相互紧抱的
机会是这样难得，我们的手在衣服下摸索，享受着触电般的快乐。

　　我没想到会有人跟踪。很快，一个便衣警察从后面走来，塔一般地站在我们跟
前。

　　“一个外国人？……你是外国人吗？”

　　我们坐起身来，僵在那里。

　　“不，我是中国人，”若欣说。

　　“跟我走。”

　　我用了一会儿时间抹掉头发上的树叶，但要用许多年才能抹掉我肚里的疙瘩，
心中的怒气，如果这还抹得掉的话。就那么两分钟的事，该死！难道人人都有这样
的事？这里的人民没有权利，真是不可思议。

　　他把若欣带到路那边去审问，他们好象要永远谈下去一样。他们在说什么？在
谈判处理方法吗？

　　“跟我来！”他们回来时那警察对我吼道。

　　“坐下。”

　　“不，谢谢你，我情愿站着。”

　　“随你便。现在回答清楚：他摸了你乳房了吗？你跟他有高潮吗？讲讲清楚！
”

　　“没有。”

　　问题继续下去，问得非常详细。随着我每次回答，他面色越来越红，裤裆里渐
渐顶了起来。

　　“你这个假装正经的混蛋！”我在心里骂。

　　我停止回答，狠狠地说：“我回答完了，不再回答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你们两个的行为是不文明的，违法的，你明白吗？”

　　“我们没有犯法。我们没做坏事。你不会去报告，对吗？请……别。”我开始
求他了。如果他去报告，将意味着若欣被开除出校。

　　他不作回答。

　　“也许你来的地方是允许你这么做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民是文明的人民。”

　　文明？我觉得我又要发火了。我提醒自己：别发怒，贝霞。发怒只会搞砸。咬
住你燃烧的舌头。

　　最后他让我们走了。我们从公园出口处出来，来到拥挤的街上。我们挤上汽车
时，太阳已经落山。一直回到学校，两人谁也没有说话。

　　我可怜永远被捆在这里的年青人。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０日

　　我竭尽努力，但仍然不行。整天用功，但仍然读不了这该死的报纸！要不是这
几天有些好事，我实在会感到没劲。我今天有点想家，我想是因为今晚校园里播放
杰西文的歌曲之故。我崇拜杰西文，想念那西半球的文化。

　　星期二真是没说的——我去听了经济学课。主要是跟中国学生一起去听很来劲
。他们在摇摇欲坠的教室里上课。前面高起一快难看的水泥台，上面一张破木桌，
教师就坐在这张桌子后面。学生们起立致敬时，他报以礼貌的鞠躬。学生有的在听
课，有的却在看其他功课，这跟美国学生一个样。教师正好是个年轻有为，热情洋
溢又严谨精密的。（该死我的英文词是怎么拼的？）他说着清晰动听的普通话，我
能听懂百分之五十，有时是七十。小明坐在我身边帮我。课间休息时茵子和我跟大
家一起走出去。春天来了，他们都出来做课间操。我喜欢这景象。

　　中国还有许多高栏要跨越。我的朋友们生活在这里而没有自由——我所理解的
并自以为享有的自由。

　　我的内心充满着——那么多事情。

　　杰西文。

　　家里的后门庭。

　　奶奶的信。

　　走过校园，看到一些新疆姑娘。

　　昨晚和方芝花讨论了共产主义之后的复杂心情。

　　不知道怎样传达我自己的想法，怎样打开他们的头脑。

　　想到若欣，我爱他的人和他的友谊。我还没走就在想他了。

　　每天早上做操。中午睡觉。晚上散步。

　　好吃的大米，面条。

　　学习——我看得到每天的进步，很具体。

　　咖啡。

　　爹娘。彼德和乔伊，甜蜜的莎丽。

　　中国。故乡。

　　我心潮澎湃，滔滔欲出。

　　别想了，去教室用功吧。

　　去享受杏眼朋友的陪伴。笑一笑吧，姑娘。你是能笑的，只是要笑得长一些。
我喜欢这样，与此同时……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６日

　　回头看看那番话，准是那段音乐的效果。

　　本星期似乎比上星期快得多。我想是适应了新的学习压力了。

　　和若欣在教室里呆了一下午（是在香甜的午睡后——这习惯不错）。今天的风
大到极点，我们坐在数学楼里，强烈的冷风穿墙而入。我们都穿着大衣缩在木头桌
子上。我都快冻僵了，即使是受惯身体虐待的中国学生也在叫冷。

　　然而还是有个女孩四点左右时哼着歌出去休息。还有些人在看报。若欣在桌子
底下偷握着我的手，脸上在笑。我又读完一个鲁迅的故事（《孔乙己》），学了三
十几个生词。不错的下午。

　　夏季旅游的念头日益诱人。我过去从来没想到苏联去，更别说捷克斯洛伐克和
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的好奇心上来了，这就是说，我该去看看了。

　　天呐，我还在发冷。

　　今天早上听说昨天早上在女生宿舍跳楼的那个姑娘死了，是为了失恋而“丢了
面子”。世间哪里都有人发疯。

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２日

　　我感觉好一点了——经过了情绪波动的长长一天，我晚上跑了步，洗了个淋浴
，这样就好一点了。

　　有好多事使我情绪不稳。例假快来了，我的激素在最高峰。天啊，乳房痛得我
几次差点叫出来。希望中国药能管用，把那刺向乳头的钢刀至少软化一点。

　　前天早上醒来，清楚地记得恶梦，可是太可怕，难以写下来。我梦见爹爹死了
，他们拖了好几天才告诉我。我写不清我的感受，大概是空虚，恐怖，迷惘等。

　　若欣。有时候我怕我会日久生厌，或者他不喜欢我的奇怪方式，然后，啪—，
一切都完了。我已经经受过这样的事了，难道还要重新来一遍？我内心的伤刚刚开
始愈合，她还需要时间，不能马上又受伤——这太过份了。我要休息好久才能重新
上轨道。现在再来一次，也许就好不了啦。

　　可是见鬼，我干吗要这样想？疯丫头，你现在很幸福。享受幸福，享受他吧。
享受这份爱吧，是你们俩共同创造了这份爱。

　　这是有缘份吗？

　　那个明媚的早晨？

　　那件红大衣？

　　两个爱中的灵魂。

　　方芝花请客。我俩在许多方面都是那么相象，真是神奇。

　　早上——早早起来。

　　晚上——早早睡觉。

　　拼命用功，但仍有时间闲聊。看电影本身就是件乐事，又加上朋友陪着，真好
。

　　方芝花说：“记住，中国人并不是人人都一样。我们有那么多人，怎么可能都
是一个脾气，一个态度，一个念头呢？”

　　我从没想到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如此相象。

　　今晚见到林怡，她好象躁动不安。我仔细观察，她好象是在等我有所表示。要
我对她瞅一瞅，笑一笑。我看到她想在我眼睛里寻找爱的目光。好林怡，你永远不
知道你对我多重要。就因为你的戒备心，我的不安全感，使我俩始终无法把下午的
谈话拉长到晚上。但是毕竟我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日子，我忘不了你，也忘不了你
对你自己和对你祖国的骄傲。而方芝花在这方面却象若欣，但不十分一样。

　　方芝花想成为一个翻译，我想她会成功。她自告奋勇要翻译我以后写的书。我
倒是想将来写写我在这里两年的生活。这并不是狂想。但是要有焦点——能抓住人
去读。

　　早上听妈妈的绝妙磁带。迪克西兰风格的音乐使我如痴如醉。

　　上帝啊，我真想家。


１９８９年４月８日

　　两星期没写了，真该踢自己两脚，要想弥补这一切是几乎不可能的。

　　春天来了，风信花和桃花怒放，绚丽夺目！在这美好的下午，我们徘徊在学校
的花园，然后站在留学生食堂前。太阳渐渐下去了，蓝天正在变成绯红色。鲜花向
我们绽开，吐出馥郁的芳香，让我们沉浸其间。天国有时也会降临人间。

　　我们经过一片瓦砾地，不知这是为什么。它突兀触目，好象不属于这块地方。
但现在过去了。

　　我在犹豫不定，苏联之行已经准备好。莫斯科，列宁格勒，里加，然后是黑海
岸。我只要得到这份差事（译注——贝丝此时正在申请作北师范美国学生招集人的
职务），然后就可上路。但是看来机会不大了，我也许得修改我的计划。说到修改
计划，戴安娜被她所有申请的学校回绝了，她很伤心，也不得不修改计划。今后的
一年我还呆在这里吗？我很想上研究生院——我不满足于已受过的教育。我实在是
刚刚开始，刚刚要大学毕业，刚刚学会学习方法。当我达到这个程度时，正是去年
五月，我得离开了。爹爹开车带我穿过校园，穿过麦德福，最后上了高速公路。镜
头化进化出：我坐在洛山矶去远东的飞机上。

　　电影放够了。反正我希望被研究生院接受，就是这样。

　　上星期去新街口吃饭，聊到邓小平以及他现在的实权。现在是赵紫阳在机场接
见所有的外宾，而邓则在幕后制定方针。他最近两次在报上露面，一次是“美化北
京”植树月，一次是会见提帕·欧内尔（译注——美国众议员）。若欣似乎认为邓
仍在起决定作用，尽管他在中共党内已不挂衔。谁知道呢。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
华国峰现在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他不幸背上毛泽东的标记，这就毁掉了他的前
程。

　　若欣说到，曾几何时家家墙上挂毛的像。

　　“连你家也挂？”他家可不是关心政治的那种。

　　“连我家也挂。我们当然也必须挂。”

　　问题在继续，他们什么时候起知道可以不挂了呢？安教授曾告诉我们文革的另
一景：在农村下放时。

　　“周围没有领导叫我们干活，所以我们也不干活。”结果收成很差。

　　“分红时少的可怜，简直过不了一年。

　　“我们成年在地里谈天……几年过去了。然后一切结束，我又回到了学校。

　　“有些人是留在城里闹革命，把学校的玻璃全打烂，校园变成战场。我不想卷
入任何一方。”

　　若欣说，“我记得我不明白为什么突然不能去公园玩了；本来妈妈常带我去，
可是有一天公园关掉了。”

　　他那时还上中学，看来中学还没有关闭。

　　“我们花很多时间背红宝书里的毛主席语录，上街游行，游行时人人肩扛红樱
枪。我们都觉得是场游戏！大家都很少念书，真的。”

　　但北京的童年并非只有玫瑰色。

　　“爸爸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他被送到乡下去艰苦劳动去了。妈妈和我总是吃
不饱，谁也吃不饱。那是个混乱的时代，教室成了动物园。妈妈成天参加检讨会。
我不知道我们作错了什么事，只知道很想爸爸和姐姐。”

　　疯狂的年代。

　　“那么农民呢？他们每人都得这样艰苦劳动才能吃饱，他们就没话说吗？”

　　“他们敢说什么？人人都互相监督，你没法信任任何人。现在总算好了。”

　　但是我还是能看到疯狂年代的遗迹，看得一清二楚。

　　中国有一所大学开始实行特别的毕业分配。学生不再由政府分配，而是在学校
帮助下自己找工作。通过了保护农民自主权的法规，允许农民拥有拖拉机，允许出
售自己的产品，开办自己的工商业。同时我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仍在讲计划经济控制
的重要性。我从来没见过理论和实践有那么大的脱节——尤其在经济方面。

　　本周来了春天的风沙，然后昨晚下了雨。甜美，清新，湿润！令人轻快。

１９８３年４月９日

　　今天读了《国际先驱论坛报》，里根先生要求加强对技术输出的控制，防止高
技术输入苏联。读后心情复杂。

　　我本能的反应是“这是蠢事，总统先生。偏激带来偏激，不信任带来不信任。
如果我们不信任他们，他们就绝不会信任我们，反之亦然。”

　　是不是说，一国的安全必然意味着他国的不安全？

　　是不是现在只能这样，将来永远这样？

　　另一个反应是：“苏联是机会主义者（译注——意指为目的不择手段，有机会
就要沾便宜者），我们不能冒险让我们自己的技术有可能用来对付我们自己。”

　　历史确实证明过苏联是机会主义者，可是从另一方面讲，他们也有许多理由认
为我们是机会主义，因此他们必须保护他们的基地，免受我们机会主义的攻击。

　　真是疯狂。

　　我们难道都想要杀死对方？还是要干吗？

　　说到疯狂，我想起凯西的来信。相隔那么远，我都不知道她在哪儿了。我回顾
塔城，意识到没有一个亲密朋友或情人的话，在那里生活是多么孤独。不象在这里
，每个人都与四五个同学共处一室，一起学习，吃睡，玩耍。集体精神得到鼓励，
互相帮助奉为人际关系的准则。这不仅是理论，也是校园内的实际情况。

　　但是校园外的大街上就完全不同了。

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０日

　　耶稣啊，我甚至对我遇到的最好的男子都不相信，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如果那
是个地狱，我已经订好了门票。

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１日

　　早饭时，我坐在一个经商的日本同学旁边。谈话是从他讲美国同学经常逃课，
而日本人从来不缺课开始的。

　　然后讲到胡娜事件。

　　“你要知道，如果美中关系变坏，也会影响日中关系，”他说。

　　“虽说我们号称独立，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我们在外交上仍必须跟美国跑，如
果美国不参加奥林匹克比赛，那日本也不能参加。美国的陆海军仍呆在日本的各个
城市。在越战中，日本是美军的跳板。”

　　“我很遗憾。”

　　“我也遗憾——但别在意，那又不是你的责任。”

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３日

　　出去晨跑。天气转暖了，真高兴。若欣在玩篮球。我沿着跑道边跑边看怒放的
花，上百朵深色花簇拥着跑道边上的司令台，真漂亮。

　　回到宿舍，喝着咖啡吃着梨，我又想起家来。去年此时纽曼太太去世了，雷拉
也在此时遇难。也是花儿开放，蜜蜂嗡嗡的季节。贝思在这四月里的葬礼路上，被
蜜蜂叮了一口。

　　我多想见见莎丽，只要一分钟，拥抱她，告诉她我爱她，分担她的痛苦。鲍伯
，南森，里克，你们知道我在想你们吗？那么多次，看到你们飞渡大洋，来到我的
房间。要不了多久，我们又能欢聚一堂了。

　　昨晚自习时收到若欣甜蜜的字条：“我爱你。现在就想吻你。”

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７日星期天，下午

　　经过一番长久的焦躁等待，在参观了一天某个模范炼油厂后，夏季工作的回拒
通知终于来了。苏联之行泡了汤。打开爹爹的信，既有惋惜，又有关怀。忽然我夏
季不想离开北京了，就是一个月，一天，一小时也不想；我就想呆在这里，学习，
逛公园。我仍可能真这么做。

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１日

　　还是决定回家。为了夏季去哪里这个问题，已经想了两三个星期了。咳，我什
么时候才能长大呢？什么时候才能不想家呢？什么时候才不会为明天的事想半天呢
？真是本性难移。

　　下午跟乔伊通话。甜宝宝，听到他的声音真高兴。可是我有时还认为电话没有
用，只会使我更想远方的人。

　　讲这话也没用，别提了。

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２日星期五，下午５：００

　　世界上最好的日子是星期五下午。

　　不，我不会让昨晚开始的头痛毁了这一天。早上醒来头还在一跳一跳地痛。于
是我又回去睡觉。十二点半醒来，正是大好晴天，窗外吹来和熙的春风，我的头痛
消失了。

　　在昨天上经济学课的空教室里和小明一起呆了一个多小时，一边聊天一边帮清
洁工擦窗格。然后去看下午开始的全校运动会。若欣在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的项目中
任裁判，我坐在栏杆上看女子赛跑。青春健美的身躯，她们都是处女，真神。啊，
贝丝，你干吗往这里想？

　　当他完事后，走过来和我聊了一会儿。如果是南森，就会说“今晚到城里去吃
晚饭，然后去弗莱切参加舞会，好吗？”但若欣的版本却是，“今晚你去教室自习
吗？”我真想笑出声来，但只是微笑地说：“当然。”虽然这跟波士顿的晚餐不同
，但好处是一样的。

　　后来回到宿舍，发现自行车忘在操场上了，又去拿。路过一片围着栏杆的园地
，看到几个生物系的男生在练太极拳。那些大小伙子和别人一样有男子气，但却融
合在舞蹈般优雅的流畅动作中。我停下看了一会儿，真优美。其中有一个看到了我
，报之以微笑。

当晚１１：００

　　别指望把什么都写下来，我把什么写在纸上时总要走点样。我看了电影出来，
（我只看了半小时，其中二十分钟是跟蔡洁谈自行车，谈小胡和日本同学，）回教
室去自习，半路上遇到若欣，他正在校园里等我。

　　你知道，今晚我们俩的谈话是早晚要发生的。两个人有那么多共同之处，两个
人找到了真正的爱，他们一定要进一步寻找永远生活在一起的道路。迄今为止，我
都是瞄准着职业妇女的人生方向，工作学习第一，爱情家庭第二。可是世间的变化
真是难以捉摸。老实讲，舌头翻翻很容易，我真想说，为了爱，我愿意留在中国，
等他毕业……那么以后呢？我过去以为他不会愿意去美国，但现在看来他愿意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很难说清。我不知道还有谁碰到过这样的事，虽然这种事经
常发生。一个女孩，对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作了许多计划，希望和安排；然后一个男
子闯了进来，得到了她的爱；于是，哗——，生活或计划在一夜之间全变掉了。啊
，我还记得戴安娜第一次自我介绍的情景。

　　人算不如天算。原以为完美的计划，因为出现了一个新人，看上去就完全不同
了。难道你真的要为他牺牲自己的研究生教育？也许是，但是只有大学毕业，你能
指望找到什么工作呢？这是个大问题。

　　我看着全家的照片。什么时候能再见亲人？再过两年？

　　一个现实：我的签证一年满期，以后怎么办？怎么延续？

　　这里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我在他身上找到了真正的关心，真正的热爱，
出自自然的相互理解。我愿意为他的幸福付出一切，他对我也是这般情怀。这些难
道不重要吗？因此我要对他说：“一年后我要回美国了，我希望你永远和我在一起
。”

　　这是半夜十二点半，生活的变化就发生在我眼前。可选的生活道路有那么多，
但是我内心深处有个女人要永远和若欣在一起。

　　他讲话中很在乎我父母的意见。我的家是甜蜜的家，难道我会使他们伤心得了
不得吗？如果我找到了人生真正的爱，难道他们不会高兴吗？当然高兴——但也会
象我离别时一样伤心。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必须考虑。也许不该让他们伤
心。但是如果若欣和我一起回到美国，那时……

　　与一个有共同事业的男人结婚会怎样？一个革命者应该出来医治全世界的不正
义，而若欣不是革命者。这事你觉得重要吗？对某种生活道路来讲这个当然重要，
但对另一种生活则完全不同。一项事业？让自己的家庭，孩子过得幸福，这算不算
事业？也许可以算。那么世界和平的事业怎么办呢？

　　我该选哪种生活？

　　或者说，人真的能自己选择吗？也许只能听天由命。

　　不知道今晚怎么才能睡着。我们试试看吧。有一件事要记住，如果我们最后决
定不能结婚，那就要使友谊永存，它本身就是稀有而珍贵的东西。如果我们结婚呢
？那肯定将是有意思的一生。

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３日

　　星期六清早醒来，再也不能入睡。傻姑娘，昨晚睡觉时我想起了借下的贷款，
我应该在毕业后九个月内归还。

　　早上的头脑比较清醒。也许我还是回美国去念书最幸福。我，一个独立单身的
个体，有生以来最热爱的是学习。学习是否仅仅作为找到能爱的男人之前的幸福替
代物？不，我想学习并不仅仅是替代物。贝丝，记住妈妈的话：永远不停地学习，
即使你离开了学校。

　　若欣提到我们在苏州时给爹妈的信，他提醒我写了：“我答应你们一年就回家
。”

　　啊，也许要两年了。而那时他们不仅会得到我，而且还会得到若欣。我们回美
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耶稣啊，我在梦想一个新世界。

下午

　　我们回海兰公园市和父母住一起怎么样？四个人在一起。若欣会对那小城的生
活有何体验？我不知道。也许他会比我还更喜欢。我爱和爹妈住一起，他们也一定
会爱若欣的。

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４日

　　今天参观东陵。我们一伙人多数是日本同学，五个美国人，舒老师和他那英语
讲得挺棒的儿子。舒老师曾被批评为政治上反动，但他都挺过来了，现在仍然劲头
十足象个军人。

　　对我来说，四小时的来回路上比参观本身更有趣。我特爱看一个连一个的村子
，农民们在干活，用牛犁地，绿色田野中的老老少少都带着宽边的东方草帽。

　　村子里都很脏，天热了，臭哄哄的。人们都在街上玩耍或买卖农副产品。饭店
里卖甜炸馍和茉莉茶，饭店门口鸡和猪跑来跑去。真开眼界。靠近东陵的一个村子
条件好一些，房屋墙上还有玻璃窗。

　　现在安教授讲他的农村生活时，我就可以想象这景象了。

　　至于东陵？我乐意和方芝花一起转悠，看着她涨红的脸，讥评帝王后妃。真起
劲。

　　陵墓本身并没什么了不起，我倒是喜欢看中国人潮水般地涌进涌出，拍照留念
，沉浸在久违的历史中。

　　回来后，戴安娜，阿瑟，和我到北京饭店去吃饭。吃饭时我看看阿瑟，想着他
在北京的工作和研究是否也是我真正喜欢的事。我想不出来，只是强烈地感到有比
这更重要的东西：家庭，爱人。工作如果不称心就会成为负担。一定能找出平衡点
。

　　但我回到学校时，是若欣提高了我的情绪。他们都在教室练“集体舞”。和几
个女生谈了一会儿后，我们出去散步。

　　“必要时我们能够吃苦（翻译：坚韧忍受之意），”他说。他已经想了一下午
，或者天晓得想了多久。

　　最亲爱的若欣，我希望把你带到美国是做对了。因为我爱你，你在那里会幸福
吗？能经受得起竞争吗？你会想家想得受不住吗？你会鄙视和你孩子一起上学的孩
子们吗？你会因为没钱送孩子上大学而感到丢脸吗？你还会认为我的爱象现在一样
珍贵吗？只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才有把握。话说回来，谁也不能样样都有把握呀。

　　我累了，得睡觉了，慢慢来，先一天一天过着吧。

　　还要享受生活的乐趣。

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５日

　　雨中的星期一，绵绵细雨和古典音乐一起飘落。一片寸心怀着柔情，一盏孤灯
伴我思索。好想把这一片刻存进冰箱，需要时再拿来品尝捉摸。

　　写信给家乡的男孩，跟他们讲讲若欣和我，我们在中国结婚的计划，我们何时
回国。

　　这一切都实际吗？还是我在哪里打错了算盘？

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７日，爹爹的生日

　　星期三晚上。

　　一轮圆圆的明月。

　　一片朦胧的雾夜。

　　一个傍晚的漫游。

　　“我决定了，”他说，“我要和你结婚。你愿意吗？”

　　“我愿意和你结婚。”

　　甜蜜的爱。我希望我能使你幸福。真不好相信：一年前我在从广州向北京奔驰
的火车上穿越中国农村，谁会想到是他在终点站等着我？我俩的共同生活将是什么
样子？两个千差万别的文化下培养出来的两个人相爱了，刹时间爱凌驾了一切。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想着维护自己的独立；让自己如此需要某个人，以这种方式
来需要，似乎觉得丢失了自我。我过去常对自己说：“别把你自己赔进去”，“你
的日子还长着呢”。但是现在我知道，需要某个人并投之以感情并非丧失独立。需
要是自然的产物，即使我们中最刚强的人也会感到需要。相互支持，同甘共苦是人
生最美妙的境界。相互携手并非人生的结束，而是人生的开始。

　　学校花园里的花盆绽开了紫罗蓝，晴天朗朗。

　　让我们向前去吧。

　　我们：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

　　甜蜜的爱，我陶醉了。

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８日

　　春眠初醒，春雨潇潇。

１９８３年５月２日

　　劳动节是在李家过的。早上轻松愉快，我洗了头，站在二楼阳台上，让太阳晒
干头发。看到一个个家庭走去过节，许多是双亲一孩家庭。天气爽朗，没有比这更
好的了。

　　阿利克斯兴高采列，蹦蹦跳跳地走进房间，拥抱我以示庆祝。小明告诉过他了
。他问了一大堆人人都问的老问题，怎么开头的，他家知道吗？这个知人心的甜宝
宝。小伙子们对这事都看好，相比之下，开萝的感觉就有点疑虑，但也基本赞成。
阿利克斯走之前笑着说：“你有一个勇敢的灵魂，一颗博大的心，贝丝。”他们都
知道我道路曲折，但为了爱，一切都值得。

　　大约十点一刻，我挤上沙丁鱼罐头般的公共汽车去若欣家。他早上来电话叫我
提前去，没问题！

　　我们一起坐下包饺子，我想我们回美国时也给爹妈包。

　　下午去北海公园，坐在小山上和若欣的二哥谈话。他对我们的事有保留态度，
但总的说还是赞成的。至于我所能看到的问题（工作，种族偏见，在美国社会中以
美中混合方式教育孩子），我都摊在他们眼前了。有了相互恋爱，相互支持和合作
，我们没有过不去的难关，至少总能生活下去。是去美国而不是留在中国的头号原
因是，这好象是我们能共渡终生的唯一办法。若欣认为我没法终生呆在中国，我也
同意。

　　其次的原因是思想的自由，个人选择的自由，等等。若欣依然相信社会主义，
一旦他了解了美国社会，我想他会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晚饭是全家人挤在一张小桌上吃。多好吃啊！若欣的舅公（七十三岁）从北方
农村来北京走亲戚。他有三十年没来了，不，是三十一年。那么工人，农民，和知
识分子（这是若欣给我的头衔）在一桌吃饭时，他们做了些什么呢？（１）打开电
视机。（２）打开录音机，录下大家的谈话，再放出来，听得哈哈大笑，尤其好笑
的是外国人讲中文的洋腔。（３）大吃大喝。（４）提文革时的往事。

　　身为农民的他吃得很少，而是大讲社会主义的名言“互相帮助”在工作和学习
中的重要性。我吃饭前睡过一小时，这会儿正精神十足，兴致勃勃。我睡觉时若欣
坐在我身边看报，我醒来时我们就谈将来怎样治家。斯碧萝家的人那样做未免太严
肃了，但是价值观和伦理观还是差不多的。若欣希望能教孩子接受中国人的价值观
，而我也有与此类似的美国版。但这不是容易的，社会影响是讨论的焦点。我告诉
他，尽管有我们的努力，但归根到底还得让孩子作自己的决定，而社会影响是他们
作决定的重大因素。所以这就象一场赌博。

１９８３年５月４日

　　１９１９年的今天，北京学生奋起反对日本的侵略和政府的政策。为了反对二
十一条，学生们发出了怒吼，革命开始传播。中国从此开始变化，反抗帝国主义。
啊，这些学生真勇敢。

　　例假晚来了两周。昨天我怕得要命，做了家庭怀孕试验。去教室时我本不打算
告诉若欣，但是当然还是告诉他了。我害怕，我好象看到我在香港的小街里做人工
流产。

　　但是若欣安慰我。他不是不怕，他也害怕。但他把我拥在怀里，在温柔的晚风
中慢步。“我永远爱你，贝霞。记住，我们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１９８３年５月６日星期五，傍晚

　　我写着写着，突然写不成句子了。我的例假使我腹痛，腹泻，没有胃口。

　　早上在旅馆跟乔伊通话。如我所料，他对整个事情兴奋异常。现在还很难预想
今后的两年半是在中国过还是在美国过，但是比起早先的烦乱来，我现在的感受平
静多了。也许我该回去深造，也许该等到九月份再做这困难的决定。

　　将在北京作几星期研究的林女士对若欣的评价是：“好年轻啊！”是的，我们
都很年轻。再过两年我们会是怎样？有时我怀疑他是否设想过他在美国的情景。我
知道他最大的问题是怎样找工作，我也在担心这个，但是我们会解决的。

　　很快可以回塔城去完成毕业了。耶稣啊，大学时代过得太快了，我搞得太紧张
，真想重来一遍。

１９８３年５月８日

　　我在磁带上告诉爹妈我和若欣订婚的事，正渡日如年地等他们收到。早上差点
要立即去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决定暑假回家。但还是等他们收到磁带再打电话吧，
别太疯。

　　昨天下午我从红星人民公社参观回来后，若欣和我去美术馆看了毕加索画展。


　　“他的画很难懂，”这是周围大多数人的评价基调。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有观
众的画展。毕加索对中国人是新发现，他们似乎仅仅欣赏他的艺术创造力，但是就
象大多数人类面对着一件艺术品时一样，他们都想找出其中的含意。我只是边看边
让油然而起的情感沐浴身心；如果有什么具体的意思出现在脑子里，那就讲出来让
大家分享。

　　看完了毕加索，我们又去看法国四十年代摄影展。法国人的纯情和豪放吸引着
水泄不通的观众，他们好奇地看着满屋反映另一世界“真实生活”的照片，大声谈
笑。而我最感兴趣的则是观看若欣看作品时脸上的表情。

　　然后我们来到美术馆前树荫下的长凳上谈话。汽水卖完了，谈话使我们忘记口
渴。我的思路再一次回到美国的生活，若欣耐心地听我大叹苦经，我们再一次思考
面临的难题，寻找可能的答案。我发现若欣很想当医生，但我没问他为什么高考时
不考医科。以后再问吧。他说他喜欢自己的生物领域，但是其他领域也不妨试试，
比如做做生意什么的。在谈话中渐渐展现对他理想对我似乎也不错的状态。

　　我们谈到我也许可以在中国找到不错的工作，他则可以教书；我们仍将生活得
很好，超过中国一般人的水平。但他似乎认为我不可能忍受中国的生活水平，而我
则并不那么肯定。我仍然喜爱这里，有谁能理解我爱站在这人类（伟大）的实验现
场中观察一切的情怀？我知道我的祖国也在进行她自己的实验。那我为什么不生活
在那里？若欣觉得在哪里幸福，我们就该生活在哪里。我生活在中美两国都能幸福
，而若欣则认为有了自由我们会生活得更好些。也许他是对的。于是，他所看到的
理想状态是我们俩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经常到中国出差，也许大多数时间还是在
美国。好，等着瞧吧。这样的公司也许很难找到。可是我们总是可以自己开公司的
呀。我仍然希望写本书。

　　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天晓得，真可怕。我们还没谈到他的父母呢，不过
我知道他们会有主意。他妈曾在卧室里坐在我身边问我，“那你愿意呆在哪儿，中
国呢，还是美国？”

　　我愣了一会儿。她是在问我问题，以她慈祥朴实的心。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

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０日星期二，早上６：００

　　这里的美国人好象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幻灭感，这似乎是从打我们一来就开始了
，而现在到达了顶峰。当然原因可能很多，他们可能是想家，担心回家找不到工作
，或者是对这截然不同的环境不能适应。可是连最适应的人也在发牢骚了。

　　“这低效率！”

　　“这该死的官僚主义！”

　　“这里的学生这么闭塞，都象小孩子，”他们居高临下地说。

　　“食物这么恶心。”

　　“官僚主义在折磨我们。”

　　哦，耶稣，我的胃又痛了。

　　你知道，这些对沟通、交流和思维方式的抱怨是有点道理的，但是当他们在贬
低人民的时候，就表现了明显的误解。

　　“为什么这里的人民不造反？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坐牢吗？”

　　如果你没有为自己的自由战斗过，如果你没有久饿之后有饭就好的感受，如果
你没有经历过文革，没有恶梦醒来的解放感，没有你的邻居或警察再也不会随时要
你命的轻松感，那么说些轻巧话是很容易的。

　　没有人会否认这里的人民在受压迫，到处都是不平等。这些都无法否认。变化
是缓慢的。但如果一个晚上把一切都变了，就会有新的麻烦。

　　这里的家庭观念是可贵的，同事、同学和亲人之间的感情是真诚的，值得世界
上许多民族去学习。

　　当然，有些人相互不尊重，对待外国人好象对待帝王，对待自己同胞好象对待
猫狗。主要的一点是，当某些人说，“我讨厌这块地方，我再也不能忍受这个发疯
的国家”时，我不得不认为他们没有睁开自己的眼睛去尝试理解，他们看到的并不
全面。也许他们最好还是回家去；而我，我无论如何不能在这帮自大的美国人中间
吃得下饭了。门外明明摆着一个积极的中国，中国同学边吃边听音乐广播。

　　容我消停点。我知道这个国家的阴暗面。金辉告诉我，文革前人民更忠于这个
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说：我们需要人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于是人民就去了
，并认为为人民服务是自己的责任。但是文革把这宝贵的态度摧毁了。现在人民不
听政府的，只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只追求舒服安逸。是啊，我知道这有多么糟糕
，我知道他们在挤汽车时象动物一样粗野。

　　然而我也知道他们的笑容，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斗争，他们的恐慌。我知道他
们可爱的观念，他们在公园里的愉快；我知道他们的光明面，佩服他们的纪律。我
知道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觉醒和他们的目标。我把他们看作人类的一部份，贝思对
我的告诫又出现在眼前，我现在不想用自己的标准或其他什么人的标准去评价他们
，我只想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我的手去，只想理解他们，欣赏他们的一切。

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１日

　　今晚去看《推销员之死》。过去几个月来，阿瑟·米勒一直在中国导演。

　　戏中最有味道的是演维利·罗曼的演员，确实令人折服。我不知道他有何经历
可以从中发掘出这种感受，这种迷惘，这种痛苦；或许可以说，维利·罗曼的这种
感受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中都存在着，只是中国政府不
让我们相信。

　　琳达最后的台词是那么真实，朴素，我从来没那么深地被打动过。演员们的培
养方式是完全对抗写这个戏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的，真不可思议。是演员的
高超能力使他能够忠实领会戏中的生活吗？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理论内涵和
教学方式能世界通用吗？是戏剧本身的动人吗？我倾向于认为以上几个因素都在起
作用。

　　上帝啊，我多想再看一遍。我只要走进剧场，让记忆的洪流涌出来就行了。我
将永远珍惜地记住生命中艰难的时刻，尤其是塔城那一段。

　　可是当今晚我看到演员鞠躬谢幕时疲倦的脸色时，我对坐在旁边的哈里说，“
要我连续一周天天演这个戏的话，可无论如何不行。”

　　我不禁奇怪这些演员在文革时是怎么过来的。那个演维利·罗曼的人就是翻译
剧本的，我知道他的英语也很棒。

　　布景真的并不复杂。一座房间造型，楼上是父母，中间是大家用的地方，左边
下楼梯。就这么简单。演出时我瞅瞅周围的中国观众，他们对维利，琳达以及他们
的儿子们的关心并不比我少，甚至台上哭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象中国人通常看戏时那
样笑。今天等待取眼镜的两个小时一闪而过，我一直沉浸在对演员的勇气和对演出
效果的震惊中。

　　阿瑟·米勒使我们要问：维利·罗曼的梦想值得那个代价吗？那些说“是”的
人是多么可怜。甜蜜的若欣，我怎忍心把你带到那个疯狂的社会？我思索这戏中所
提出的大多数问题，却一个答案也没有，只能说若欣和我的梦与维利·罗曼的不同
。我们的梦只是要共同生活。简单地说，维利·罗曼对他孩子是什么梦？而我们对
孩子的梦只是要他们幸福而诚实地长大，在若欣的同学所不知道的自由土地上茁壮
成长，而不会让他们必须打交道的社会给他们留下伤痕。我希望我们的爱能帮助他
们自爱，使他们有力量去建设自己的生活。

　　明天是我二十二岁生日。生活一年比一年美好。可是认真想一下，今后还能更
美好吗？

　　再一次回答，当然可以。“可能性”这个词还在前面。

　　我今夜好想我甜蜜的家，迫不及待地想回家。

　　潇潇夜雨。

　　该去睡了。

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５日星期天，下午

　　每个生日都比上一个更美好。下午我们出来转悠，边走边谈。谈共产主义的理
想，谈丧失自由的恐惧，谈美国生活的计划，谈人生选择的哲学。

　　选择，我业已在北京选择。我选择了我从没想象过，从没计划过的的新路。星
期五我跟父母通电话，从他们吃惊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们也没什么主意。到中国
以来，我不仅改变了那么多过去的看法，（且先不提那些令我深思的新问题，）而
且还让自己爱上了一个中国人，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生物学者；我从来没想到和
我结婚的人身上会集中了那么多特点。在这个刮风的星期天下午，我开始读西蒙·
德布福的《环境的力量》，书中讲到她和沙特：“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是通向共产主
义的唯一途径。”也许这也可以用来描述若欣标记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这个制度的
最大好处是人际关系。但是这里的人际关系并非都那样纯洁奇妙，我就经常看到中
国人为琐事争吵得厉害。

　　另一方面，我喜欢“街头法庭”的裁决。两个人在街上吵架了，马上围上了一
大批人，他们是自选的陪审团。当他们认为听够了双方的证词后，群众就指出了胜
诉者。并没有判决书，人们只是指出谁对谁错，败诉者丢了面子。然后大家兴尽而
散，骑车走开。就这么朴实。

　　我极想再去旅行。旅行回家当然不错，但我很想到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区去看
看，那里天高地远。耐心些，我亲爱的。

　　再说北海公园。若欣送了我一本照相本，但是最好的礼物还是他给我的信，他
写下了真情实意。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倒并不是说他那些思想，希
望，愿望和爱情都没有表达过，但现在他用优美自然的语言写了下来。我在光天化
日之下亲吻他，然后就走去他家，吃他微笑的父亲所做的佳肴，今晚他父亲特别高
兴。他大哥给我的礼物是一件中国睡袍和一只玻璃熊猫。我们喝了酒，作为特别招
待，晚饭后还抽了烟。节目的高潮是吃蛋糕，这是如此洋派的传统，以致他们开始
还吃不准该怎样来吃；吃饭时他们把蛋糕放在桌子中间，但是桌子太小，没法放别
的菜了；于是我就说，蛋糕可以先放一边，因为按照我们的传统，蛋糕是在吃完饭
以后吃的。

　　晚上满意地坐公共汽车回学校。我现在是二十二岁了，他只有二十一岁，所以
我又一次叫他“小弟弟”。

　　昨晚，戴安娜和亚伦带我们到后海的一家灯光柔和的餐馆吃蜜炙羊肉等。吃着
美味，我们为未来干杯。然后到河边去看日出。

　　我已在盼望暑假早日回家了，但更盼望再次来到北京。然后在泡水时意识到还
要在这里多呆两年，这两年会不会长得象五十年呢？

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８日

　　在学校送留学生去告别宴会的车子上，有人说：“难道我们不是昨天才瞪着两
眼逛广州吗？”

　　宴会上我看见王教授，一个好脾气的“眨眼”老头——今天他大概心情激动，
微笑的眼睛眨得厉害，嘴里嚼着开萝父母从美国带来的口香糖。宴会非常优美。我
边上坐的是地理教师和安教授。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我也穿着这件上衣。我记住她那
微笑的圆脸。

　　郑老师后来走到我身边，轻轻地说：“我们今晚也该祝贺你，白玉莎。”

　　“谢谢您，别的老师还不知道，先别告诉他们。”

　　萝达明天将去登记，她也是和这里的中国学生结婚。这可不轻松，官僚程序，
晕头转向，气急败坏，等待道道衙门批准万万千千的事。

　　“我这样做对吗？”我大胆问自己。我必须相信我的感觉是对的。我无法再换
别的路。

　　今晚我们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谈论有关林彪之死的种种说法，以及我室友对《
时代周刊》上评论林彪文章的反应。她英语阅读力很好，大部份能自己看懂，我只
是帮助解释一些俚语。尽管她也看了有关林彪坠机事件的新看法，（对一般中国人
新，对我们并不新，）但仍自言自语地说，她不该和同学谈这事。

　　“我们多数人都是这样，”若欣说。“我们和政府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他们
要骗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就算有少数人知道，也不会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说出去。
再说，今天的政府再也不是毛时代的了。”

　　我记得我们在教室里讨论什么是自由民主，以及中国是否有自由民主。人民和
政府没有联系，这就决不是民主。当然，正如妈妈在今天寄到的磁带上所说的那样
，民主也是有好处有坏处的。但是我情愿面对随着民主而来的竞争，也不要社会主
义的思想控制。经过深思熟虑后，我的中国同学慢慢地说：不，我们没有民主，只
有闹剧和虚假。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其中生活，但是他并没有权利选择，甜宝宝，这样明朗的
人却被圈在这里。至于若欣，他从来没真正渴望离开这里，却有了离开的机会，而
他的同学（我知道其中许多人和若欣一样）却无路可出来。他懂得太多，看得太清
，现在愿意永久离去。

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０日，乔伊的生日

　　几天前收到了彼德的信，充满了支持和亲情。站在男生宿舍前，我把信的内容
翻译给若欣听。我们两人都舒了一口气，高兴得只想哭。彼德和莎丽欢迎若欣参加
我们的家庭。

　　告别宴会的前一天收到了爹爹的信。爹爹在电话里的态度是含混暧昧的，但来
信却完全不同，是积极，客观，具有建设性的。这信来得太好了，阿门，大多数问
题都迎刃而解。回家去的最重要理由之一是向他们详叙细节，填补空白。我真想一
步跨到他们跟前。两天来我木头木脑地走路，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只因为我心
里已经有了太多的感受。人还好象刚刚才来中国，真舍不得马上就走，但同时我急
于回家看看，急于降落在欧海尔机场，再次脚踩美国大地，和家人坐在下午的门庭
里，听听斯达兹·特刻尔公司的音乐，看看芝加哥六月的脚步。

　　几月没病了，本周又着了凉。更糟的是，我们在告别宴会上与老师一个劲的干
杯，我们大胆无畏的领头人舒教授在为我的订婚干杯时也醉了。我们干了一杯又一
杯，直到进入浑然忘我之境。宴会后我晃晃悠悠回家，一头倒在床上，睡了三个多
小时。

　　醒来后继续看凯西寄给我的《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研究苏联的不朽学者穆
勒·弗莱西贝克为我们理解苏联做了很大贡献。爹爹曾说上研究生院很重要，如果
我上得起的话当然要去，但我不知道是否代价值得。作为个人喜好，我爱深造；但
是这果然能帮我找到更好的工作吗？难说。但是读了这篇文章后，我更想深造了。
这是一种需要，我得满足它。

　　可能若欣和我谈起过：回到美国后，他将化一年时间紧张地学英文。与此同时
我边工作边申请学校，一旦哪个研究生院录取了我，我们就搬到那里去；我上学，
他进技校受训，以便做试验室技术员。也许这个安排太紧了——他可能需要学两年
英文——但我认为不至于。所以如果我要上研究生院的话，也许是二十六岁时。听
起来还行，若欣已经急着想早点工作了，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但是他认识到
在美国受训的重要性。这个计划有希望为我们打下良好的基础，使我们能避免爹爹
信中所怕的前景：四十三岁时有三个孩子和一个失业的丈夫。我想如果我们努力工
作，不打错牌，我们会避免这种结果的。

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２日

　　明天将动身去美国，要回家了！

　　昨晚在学校，理所当然地跟朋友们在一起。晚饭后，我和孙华以及她的伙伴们
坐在排练的舞台上。他们忙了好几个月，准备一个表现大学生生活的戏，但是学校
“领导”下令禁演了。

　　“我们毫无办法，”他们对我说。

　　“他们不理解我们的戏，所以就不让演，就这么回事。”

　　可是今晚，他们又撞死南墙不回头地排演起另一个新戏。这些人真不可思议。


　　去生物系教室，看到吴小苹，她比我先到，我们聊天告别。她跟若欣一样，认
为我不该把禁书带进大陆来，那是我朋友从台湾弄来的。我不知道该作何想。有许
多不同的方式看此问题：天真的中国青年普遍敬畏党中央，却也燃烧着青春欲火，
看到色情书就会学样，听到黄色歌就会受影响。

　　可是他们明白吗？政府告诉他们该怎么想，不该怎么想；难道对与错都应该由
政府的政策来规定吗？我真想叫喊，从文学到哲学，到音乐，人民应该有自己选择
的权利。

　　“可是年轻人不懂好坏。他们会整天去听摇滚乐，看色情书，腐化堕落，”某
些中国人对我这么说——包括我亲爱的若欣。

　　可是自由！思想和心灵的自由在哪里？显然不是等我提出来他才面对此问题的
。但是他，小苹，还有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回答。

　　“你不能让自由，色情，等等在中国泛滥，因为人民过去没碰到过这些，不知
道怎样正确对待。不像你们从小在那环境中长大。中国人不同，政府必须以不同的
方法处理，”若欣说。

　　“经济：我们要发展，自由就好比赌博。必须慎重维护社会道德，人际关系和
理想，别让罪恶滋长，”这就是我听到的话。

　　我就是不明白。

　　今天午饭时，一个同学（来自南方，我刚刚适应他的口音）告诉我，今天英语
课上他们学唱《沉默的声音》。我想起迪克大叔，希望能写信给他，跟他分享我的
所见所思。我好象看到他飞到中国来了，只是来看看。这时我才想起他已经去世了
，真怪。无论如何，他们学唱这首歌是一件好事。我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对这个国家
的现状那么重要，歌词说：“沉默象癌一样在滋长。”他们必须说出声来。社会要
变，政治要变，但是只有当他们不再消极等待时，不再默默接受社会压迫和政治压
迫时，变化才会发生。

　　是什么使他们长久地接受这一制度？我想起昨天地理老师的课。她讲到１９４
７年的上海，她那时才十五岁，上街乞讨。人民卖儿卖女。寒冬的早晨走去上学，
要经过冻死的尸体，被遗弃街头饿死的孩子。农村的情形当然更坏。共产党来了以
后，生活逐渐好了起来。虽然文革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发展，但１９７６年以来又取
得很大的进步。人民有吃有穿。从缺衣少食发展到今天，足以使任何再不知趣的人
也得感恩。“现在比过去好多了，”我一再听到这样的话。于是他们就接受，默默
无言，于是好事带来了坏事。一切都比过去好，可是现在来了新一代，实际上是两
代人。他们没有受过过去的苦，没有新旧对比以便容易忍受现在的缺陷。他们是具
有新思想的一代。他们要跳舞（这里除了华尔兹外别的舞都不准跳），他们要学习
自己选择的东西，他们不想去上枯燥无味，令人诅咒的政治学习，这种政治学习在
这里每周一次，学生工人，家庭妇女都得参加。然而这里的青年人也保持沉默。

　　“应该让人们知道你们的观点，”我对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这样说。“大家
一起拒绝参加星期五的政治学习。不要消极忍受，”我说。“这是你们自己的国家
，应该按你们自己的意志管理。”啊，是的，说说倒容易。我自己要是处于他们的
位置呢？从某种角度讲，我对于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社会来讲，难道不是也处于同
样的位置吗？我们的社会不需要改变吗？我为此做了什么？改变：是冒风险的，是
缓慢的，是要尝试未尝试过的东西。谁有此勇气？我正在看到和我同一代的中国伙
伴在承担这个任务。

　　我也不知道怎样处理这本书。首先我不希望被人抓住我带禁书进大陆，可这恰
恰是我所要捍卫的自由原则。不是说言传不如身教吗？

　　谈了一会儿话，若欣来了，坐在我们边上看起报来。一会儿他和他的伙伴又要
去散步。

　　“要出去走走吗？”

　　“不，谢谢，我们等一会儿去，”我说，然后和小苹一起傻乎乎地笑起来。

　　后来我们出去透气溜哒，碰到了他。三个人一起去花园闻花，真香啊！大楼前
发生了打架，人们爬在窗户上大叫。

　　我俩回到花园的长凳上。忽然，一些不寻常的事物出现在眼前。这不是我的幻
觉，因为若欣也看到了，我们站高了看，相视而笑。那边阴影里大约有八个学生，
放着录音机，是美国歌曲《五百英里》等等，他们站着抽烟，又随乐曲跳舞（也是
华尔兹）。苗条优雅的的身影在葡萄藤下跳华尔兹。珍贵的时刻。我们走回宿舍，
互道晚安。这个阴天的下午过得很好，现在该休息了。

　　我要提一下若欣的老师最近给他们讲的东西。那是“文明礼貌”月讲座。他提
到要节约用电，别浪费粮食。至于谈到外国人，他说要保持警惕。报纸上常常说到
哪里哪里发现了间谍——但还有更多的没有透露。和外国人打交道要当心，别上当
。

　　换句话说，让大家都神经兮兮，这样才能上面说啥就是啥。若欣是与众不同的
。

　　真可怕。

　　真糟糕。

　　这种事好象不会完。

　　咳！

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４日，早上６：００，４７次京广列车上

　　我躺在卧铺车的上铺上南行，窗外下着雨。昨天在车站告别若欣和他家人时，
我勇敢地忍住了眼泪，此时眼泪却涌了出来。周围都是香港人，讲着唱歌一般的方
言。

　　广播里刚刚放起了柔美的漫游曲，然后一个声音在提醒旅客保持列车清洁，节
约用水，相互尊重，并且提到我们正在经过河南省。

　　在炎热的八月里我坐火车从广州初到北京，这难道不是昨天才发生的事吗？

　　昨晚直到最后睡着前一直很不舒服。我的肺又着了凉，每次躺下时都喘不过气
来。真是倒霉，好不容易才睡着。为什么我一旅行就要生病？

　　昨天在若欣家吃了顿丰盛的晚饭。饭前若欣和我在外屋里聊了几小时，主要谈
的是怎样改变今日的中国。饭后我们打好了包，他和他的两个哥哥送我去车站。我
们四个人站在公共汽车里，相视而笑，那一刻令人难忘。当我们排队进站时，有人
拍拍我肩膀，一看，是若欣的父亲。

　　“你忘了你的药了！我给你拿来了……没关系，我不忙。”他满面笑容地说。


　　列车蓦然开动，再见了，北京；再见了，亲爱的李家。我等着和你们重新见面
。

　　这神奇的一年。

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５日

　　啊，你知道吗？我们在离广州还有一小时的路上。我在熟睡中被一个列车员叫
醒，她要整理床铺了，同时催我整理好东西。好吧，没问题。

　　突然，列车停在热带森林中的一个小站上。其实这也是常事，也许又压死了一
个农民，或者是有头牛卧在铁轨上。我拿出蒲扇赶蚊子，它们刚刚在侵入它们森林
的不速之客身上用过早餐。我周围的人都在咳嗽，吐痰，抽烟。啊，那是农民消磨
早上的方式。最后广播响了，原来是要修理什么，大约要等三小时。好，这下今天
到不了香港了。啊！要不是喉咙哑了，我真要叫起来。我可以和周围人谈谈话吧。
可是不行，我的咳嗽从胸腔深部涌上来。哪里有气可透？

当天晚上

　　终于到达广州，它都不像中国了。华丽的饭店，精美的食物，急匆匆的男女。
每当我在中国旅行时都明白无误地看到：中国是由许多不同的世界组成的。我不把
这称为失去独立性，而是称之为认清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这些原本深藏心底的情感
是诚实的，有人情味的，可以变化的，如今我欢迎它们的浮现。

　　现在我讲出了这些话。啊，我急不可待地想回家。

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８日

　　希望今天早上就能搭上飞机飞走。

　　这并不是说香港不好玩，事实上我不想睡觉，而是逛香港的大街，在波士顿一
样的酒家吃晚饭，眺望着维多利亚山峰上升起的层层雾岚。香港真是自成世界。我
不由得想象着两年以后和若欣一起再来时，他会有何感受？

　　香港是东方的最后一站，她看着我怎样开始了亚洲之旅，也是结束这一本日记
的合适地方。希望我的下一本日记能写得更好一点，多一点资料，少一点Ｘ级（译
注——指关于性的讨论）。改进的希望总是存在的，时间会把我的日记塞进箱底。


你亲爱的

　　贝丝·斯碧萝



第二部分　　回家探亲

１９８３年６月５日

　　又回到了西方世界，回到了我了不起的家，心花怒放。美中不足的是若欣的信
还没写来，或者是还没寄到。我已经写了三封了，广州一封，美国两封。我希望他
平安无事，可不得不承认，我的一部份（布莱恩常常抱怨的非理性的那部分）担心
得要死。如果他们敢碰他，我一定闹他个天翻地覆，我将公布这个该死的政府的一
切我所知道的丑闻细节。而只要他有只言片语，那就一切都太平。我好想你，我最
亲密的恋人，我好想你。

　　不管走到哪里，不管看到什么，我都会想，“他会对此这么看？”他会惊奇，
我自己也在惊奇，我从没意识到我生活在这么豪华舒适的环境中。

　　私人汽车，高速公路，超级商场，那么干净，应有尽有；光是厨房就比我过去
八个月所呆的地方强。那么多设施，塑料垃圾袋，冰箱，地毯，橱柜。还有衣服，
我有那么多衣服，真不好意思。

　　更重要的是空间，我们有空间，比起拥挤的北京城来，我们有那么庞大的私人
空间。后院里的新鲜的空气托着大树上的树叶。

　　还有这里的人更是惊奇，都那么亲热外向，衣着光鲜。

　　晚上跟彼德哥哥，丽莎表姐和开萝表姐去看《吉狄的归来》。经历了一年中国
老旧的剧院后，光是这里的音响系统就叫我惊叹不已。不过北京看的的日本影片很
精彩。我盼着和若欣一起坐在哈—伊甸剧场看电影的那一天。这是一个梦，一个两
年内实现的梦，请等一等吧，一定会实现的。

　　我的感受确实和去年八月离开时不同了，我想是更有耐性了，不再是风风火火
。什么缘故？也许原因众多。

　　我只能说，这是一种安详。当然如果若欣的信来了我会更好。也许信明天会到
。全家人已经爱上若欣了。经过几小时的交谈，比较，思考，问答，权衡，全家已
经从易到难讨论了一切要点。我家的坦诚相见和互相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我
实在好爱我的家。

１９８３年６月１０日

　　真的，回家是我能理清一些事，使我看问题更清楚。阿耐克斯特兄弟公司的回
音使我吃惊，从而是我想到我的资历和学历的价值。要是再学点数学和会计就更好
了。斯特兹·特可尔公司迅速而热情地约谈我，以安排录制我在中国八个月的生活
，真令人鼓舞。我想不到有那么多回音，甭提多高兴了，天呐，谁碰上都会高兴的
。我只希望若欣对这一切都会有积极反应，希望他所说的支持我的事业的话不是空
谈，他没有意识到这些话意味着什么。

１９８３年６月１３日

　　真滑稽，核废料及其放置问题再一次打了我耳光，我还以为我能忘了呢。昨天
他们说要把低射线的核废料放在依利诺伊州。)我的天。

　　多想点好的。屋子闻起来还是老味道，家庭的味道。楼梯还是这样吱吱响。但
是我的床却比过去更舒服了。

　　忙了一天：打电话（芝加哥大学，花旗银行，ＥＴＳ考试中心，等等），打开
收音机，边听边擦墙擦窗擦地板，擦出了一身汗。读《纽约时报》。多么愉快啊。
履历表寄出去了，回音来了，比以前更多的生活之门向我打开了。和亲人在一起是
我最大快乐，如果若欣再来，就十全十美了。只要我的事业顺利，一切都好。

　　媒介的新闻，广播，电视，报纸——真神奇。尽管我知道他们都是为了赚钱，
有时也胡说八道，但是毕竟我们有了消息。琳琅满目的话题，各色各样的意见，五
花八门的故事，确实使人振奋，耳聪目灵。我多希望若欣也早日看到并理解这些。
会有那一天吗？我相信会有。可是我心里还老在担心。别胡思乱想了，且先搁在一
边。

　　妈妈和爹爹工作了一天都累了，但是很快乐。忙碌要比无聊好。

　　莎丽和我们在院子里呆了一下午，谈中国的事，谈七年前她和彼德相恋的事。


　　啊，光阴似箭。

　　正说着呢，信来了，谁的？原来是克利斯汀和克丽丝蒂娜的婚礼邀请，是在法
国，哇。

　　无限感叹，上帝啊，就光看看这里的休闲娱乐吧。这里的人会玩，会爱，会工
作，会生活——这些事我们的同胞都在行。可惜的是没有一个配得上我们的好总统
。我们的外交政策因为他缺乏智慧和理解而乱七八糟，使我们不仅和苏联而且和西
方盟国之间都充满了裂痕，弥补这些裂痕需要许多年。

　　我焦急地等着凯西的信，不知道她在哥斯达黎加的情形怎样。

　　自由民主是有代价的，坏的东西也一起冒出来，鱼龙混杂，一起摆在那里供人
审视，评论，取舍。当坏的东西占了上风时也很够呛。

　　劳伦斯打电话给妈妈，这是来自朋友的第一个对我婚约的公开反对。事实是他
太太西维尔·梅叶哇啦哇啦说个没完，而他则保持另人发疯的沉默。

　　见他们的鬼，我会原谅他们的。一旦我们结了婚，一切定局，他们将看到我们
多合适，他们会接受这一切，我也会原谅他们。可是他们现在的唠叨实在讨厌。我
想这是一场持久战，现在还刚刚开始。

１９８３年６月１４日

　　下午站在爹爹在海德公园市的办公室前，我感到风雨欲来。

　　我的脑子被这里的媒介塞满了，一回来就惊讶地感到洪水般的信息从广播，电
视和报纸上拥进家里和办公室。ＮＰＲ电台今天说，智利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他们的
统治者，这届政府已经统治了十年了。今天全国抗议游行，一壶水马上要煮开了。
不幸的人民，从智利历史上看，抗议者以后都会一个个被“照顾”到。勇敢的人。
就如今天下午餐馆里的一个中国人说的，“在美国的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珍惜自
由。”

　　我最终的现实主义结论是，和人相处是不容易的，哪怕是和你的朋友，恋人，
父母。但是有一样东西可帮助你，那就是“接受”，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不同处、
优缺点、敏感点和怪毛病，要能接受这一切，达到这样的境界：“让我们一起生活
，相互接受，努力使别人快乐，至少让人家过自己的生活。”这就需要奉献，需要
勤奋，需要相互之间的积极态度和理解精神。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的生活使我得出了这样的现实主义结论，看看他们生活得
那么拥挤，缺乏良好的生活条件，却能和睦相处。（当然不是一切场合，例如在大
街上或公共汽车里也会争吵打骂。）也许是人大了一岁也会这么看。

１９８３年６月１８日

　　雪莉阿姨和鲍伯表哥星期五来了芝加哥，因为鲍伯今天毕业。天气真好，真合
适开毕业典礼。我肯定塔夫茨的毕业典礼也同样精彩。真遗憾无法去参加，我极力
不去想它。可是我现在又好想去了。想想第一年的映象，啊，小桥流水，芳草青翠
，优雅的巴罗大厅。我躺在奥兰多大道的家里，被记忆的洪水淹没了。甜酸苦辣，
五味杂陈，这就是我的生活。

　　真可惜莱利大叔（译注——鲍伯去世的父亲）不能来参加鲍伯的毕业典礼。但
是有我们在这里，雪莉阿姨干得也不错。

　　我思绪飘荡，大概是开着收音机的缘故。我想写鲍伯辉煌的今天，写他带来的
龙虾，写他的父亲。但是我定不下心来，老想这自己今后的事。

　　今天给华盛顿的南森打了电话，他还在睡觉。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大概是怀
旧吧。

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９日

　　今晚南森打电话来，我知道他会打回来的。他的声音还是老样子，但是更愉快
了。他是有方向有前途的，我只希望他能找到他的爱情，就象我找到了我的爱情一
样。曾几何时，我希望他在我身上找到爱，但是现在我找到了若欣，就觉得南森和
我很不合适，但是我们仍将保持深厚的友谊。他暑假里挣了很多钱，所以他将飞到
波士顿去看我。我七月里去波士顿看凯西和其他一些人，不过凯西要八月才到。看
过这些朋友后，我的美国之行就圆满完成任务，可以打道回中国了。

　　要不是还有些七七八八的事，我真想明天就回北京去。住在一个全新的社会中
有一种新生感，甜酸苦辣都汇集在一起。我想骑着自行车，沿大街逛城；我想在宿
舍里学习中文；我想回去看中国人的工作和休闲；我想见到小明和茵子。但是首先
，我要见若欣。回家的狂喜已经消退，我越来越思念若欣了。我急于向他倾诉，要
说那么多话，书信都难以表达。鲍伯昨天对我说，“呀，这对你真是太难受了，未
婚夫远在北京。”你知道，我从没想到离别是这样难过，我的心丢在他身边了。

　　我盼望去见刘美春和她丈夫。上帝，我希望我仍能用中文交谈，恐怕忘掉许多
了吧。

　　我知道波士顿之行不会产生奇迹，但我至少希望和泰雷教授、克莱茵教授的谈
话会给我带来值得考虑的想法，如果在回中国前我对以后回美国的前途多一点主意
，那我心里会踏实得多。但是这也许是要求太高了。

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０日

　　我最终会选定哪门职业？或者至少从哪行入手？

　　我看到电视里关于第一修正案的节目和报导，突然想当一个记者，让公众时时
知道要闻。

　　我想参与政策制定，例如智囊团一类工作。

　　我想做远东或苏联事务方面的总统顾问。

　　我想成为美国商务或管理方面的专家，教中国人学他们渴望知道的东西。

　　我想成为政治事务或外交政策的教授。

　　以后再说吧。

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７日

　　乔伊明天动身去纽约。我们有一年没见面了，一年里有那么多事要叙说，此外
，我还希望他能在我的职业问题上出主意。但是在过去四天里，我们就是晒太阳、
泡游泳池、看幻灯片、上餐馆、听迈克尔·杰克逊的歌，一句正经事儿都没说。当
然这并不是说这样没意思，我喜欢他陪着玩。但是凭我们这二十二年的手足之情，
我们应该有山一般的话要讲，却没有讲出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也许是我错
，也许不是。我几次想跟他谈问题，但他总是答一两句就叉开去了，他不愿意把球
接过去。好象一直是我在推动谈话。这次有是我在尝试，他还是老样子，我只好放
弃了。我们之间的墙太高了。

　　也许他觉得事情本该如此。“谁有必要讲那么仔细？”我好象听到他说，“难
道沉默的交流还不够吗？”

　　不够，对我从来不够。这是一个空白，我渴望跟他交流。令人惆怅。

　　我知道，或者我以为我知道，这不是他不感兴趣，而是他已被自己的生活占满
。也许他接我话时就心情烦躁。所以我应该接受现状，满足于亲情。

　　你说怪不怪？我就是不能满足。我要告诉他我的想法，我的经历，我的梦；我
也想听听他的指导。可是这永远办不到，我毫无办法。为什么我要求那么多？

　　我很想给他看我的日记，也许这能有所帮助；但这也可能反而伤害了他，我最
不愿意让他伤心了。我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但是有这二十二年的经验，我想我
还是接受这一现状吧。

　　星期六收到若欣来信。我没想到别离那么痛苦；我们要过一辈子，两个月不该
那么刺心；其实这很可以乘此机会了解个性。可是一旦音讯慢了，我能一寸一寸地
感受出这一万二千英里的距离。他是六月十号写的信，写的时候还没有收到我从广
州寄出了信。可见他一封信都没收到，我没法回答他“为什么？”没法很快地安慰
他的焦急心情。我写信给北京的里娃，叫她找到若欣，告诉他我从广州起已经寄给
他三封信，我收到了他的所有的信；告诉他我们全家都欢迎他来（虽然他们还怕他
对这里不适应）；告诉他我不去台湾了。如果两个人都没音讯，我将打电报过去。


　　我想我们最好习惯起来。但是天呐，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理解，一年以后，正
好他大学毕业时，我得回美国上研究生院？希望他能够理解，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盼着七月里去波士顿，能见见老朋友将会很高兴。

１９８３年７月３日

　　爹爹妈妈结婚三十二周年。早上我们坐在门庭大侃，侃工作，侃修正主义史，
侃祖先。谈曾祖母生肺结核时，曾祖父在普鲁士战争中从拉脱维亚逃回。苦日子，
幸存者。若欣的家史能追溯多远？我的头脑回到拉脱维亚，爱利斯岛，曾祖父在俄
国的家，那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打电话给塔夫茨的刘美春（译注——凯西的室友，曾是北京老红卫兵），听到
她的声音真高兴。爹妈问我她是否认识若欣，我想她和她丈夫都认识，因为她看过
所有我给凯西的信。我得写信问问她。我不认为他们会阻止我，他们只会帮助我。
可是，谁知道呢？

　　彼德·德鲁几天前从奥利岗回来。这又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奇迹，我们把强烈的
爱，深刻的痛化为彼此都那么珍惜的友谊。这些事使我的生活更值得了。

１９８３年７月６日

　　那么多想法挤在一块儿，头都昏了。说说意外的事吧：今天收到了塔夫茨年鉴
，我坐在厨房读那些故事，好象世界停止了运转。一本书钩起了回忆，友谊，和今
天已经朦胧恍惚的时光。我希望我能重新再经历一遍，我能从中吸取那么多东西，
真是奇妙的三年。

　　今天的天是一派伤心蓝，我脑中充满了对美国的奇想，以及她在一个移民眼中
的幻象。他们在为什么奋斗？若欣会有什么感受？他会爱上美国吗？他的孩子会爱
美国吗？他们会回中国吗？

　　七月四日国庆节，我和彼德·德鲁、乔·布什曼相聚在西北大学校园　，观赏
焰火，说说笑话，想想我们在美国的生活。１７７６年的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它
到底赢得了什么？

　　然后，穿过爱文斯顿繁忙的市区，走进三十一香（译注——美国著名冰淇淋连
锁店）。我们在新的层次上交流，曲叙别情。你在想什么？记得这公园吗？你原谅
我，我原谅你，让我们相互接受，一起欢笑。

　　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坚强起来，实现梦想，不管梦圆梦碎，我的祝愿永远在你身边。

　　咖啡一杯。

　　两点，沿着走过千万次的绿湾开车。我爱你，彼德·德鲁。

　　该准备工作了。

　　若欣来信说收到了我的信。希望我们是走对了，不知道没有他我会怎么活？我
祈祷他在那边活得快乐。我只能祈祷。

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７日鳕鱼角（译注——波士顿附近海滨风景区）

　　想不到会老朋友那么过瘾。今天一早在鳕鱼角戴维斯屋醒来，象在天国一样。


　　波士顿本身就够迷人了，城市建筑景观优雅，多彩多姿。各种奇人会萃，剑桥
公园的非洲鼓手，广场上的庞克摇滚歌星，还有装贵族风度的绅士派。男女老少，
五洲四海，都到这里生活学习，我喜爱这些。我能想象若欣见了这些时的神色。

　　鲍伯堂哥带我去吃劈叉，甜蜜的堂哥，我俩未来的生活都是个迷，能聚谈一下
真好。我们看着意大利人的游行队伍走过。他们载歌载舞，眼含热泪。

　　该下楼了——似曾熟悉。两年前和米切尔，维利，莫妮，大卫，克利斯汀和克
丽丝蒂娜在此度过美好时光。昨晚米切尔在车里告诉我维利的父亲去年去世了。现
在克利斯汀和克丽丝蒂娜也结婚了。似水流年，历历在心。

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８日

　　经过三天紧张的日程，星期一我回到鲍伯的家。在波士顿见到老朋友真高兴，
可是才见面就又要分手，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

　　我怀着紧张激动的心情在机场接南森。走出来的他仍跟一年前一样高大漂亮。
但是在以后共度的二十四小时里，他很明显是比一年前更快乐了。我们一起去剑桥
，重逢之喜使我们象小丑一样相顾而笑。坐在乌诺餐馆喝菠萝汁，看着中国拍的照
片，分享一年的经历。谈到了“差异”，虽然我跟南森有很大差异，可是他怕若欣
和我差异太大。政治差异，社会差异，甚至知识差异。美国人四海为家，并不特别
看重美国。但是若欣和我的共同点要超过我和南森。

　　然而，在和南森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差异使我们能互相激发兴趣，启发思想。
就象最好的恋人一样，我们相互欣赏对方的优点和缺点。

　　晚上在鲍伯家，到两点半才睡，早上九点起来，阳光灿烂。南森和我到剑桥去
玩，我们去了法学院，在国际法杂志社呆了一下午。那里有那么多出色的读物，我
真想呆一整天。

　　我们谈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伦理，国际关系，个人关系，我们的目标，梦想
。南森谈了许多，感慨良深，看到我在发现一个新世界，他说他相比之下象个老古
董，安于现成生活方式，没什么探险的事。

　　我说，他只要做些自然而然的事，做些使自己愉快的事（包括有利于人权，控
制核扩散，建立国际法准则）就行了。

　　重温旧事很有好处。再次看到老朋友的关系还在，甚至比过去更加强了；生活
在继续，在我跑到地球的那一边，当了九个月外国人后，老朋友还是老朋友。

　　坐在查理河畔。去年秋天他老在此漫步，想象如果我没走会怎么样。（谢谢上
帝我走了。）

　　最后又碰到了泰。我们和他一起去吃晚饭。泰是个宽脸颊的朝鲜小伙子，是个
民族主义者。他在耶鲁念大学，然后上了哈佛法学院。我们谈到了亚洲人和美国人
不同的婚姻观的对比。许多美国人是以我为中心，事业第一，家庭第二；而亚洲人
则跟斯佩洛小姐一样，认为爱就是只有当对方幸福时你才幸福，家庭是第一位的，
不能让位给事业。夫唱妇随，密切合作，共同治家。讲到工作，大家都赞成私人企
业，尽管泰是定向于政府部门的。“你在私人机构中将大受赞赏。”

　　我有个感觉，人们对我关于中国的知识估计太高了。

　　孔多拉多集团要求停止外国对中美洲国家的干涉。请听一下吧，总统先生，请
听一下。

　　也许我执教最能发挥作用，我喜爱学术气氛。我要跟爹爹商量，听听他的意思
。

　　我的肚子又撑饱了。他们带我去学院路，我最喜爱的“土房东”家。真难相信
维利的父亲死了。贝思告诉我维基也在纽约市遇难了。真叫人心碎，好维基死了，
上帝将诅咒纽约，如果还没有诅咒的话。

　　南森和泰告辞了。能见到南森真好，即使只有那么短时间，我们的友谊永远存
在。

　　第二天早饭吃薄饼，然后到海滨去。我们时而驾帆船，时而坐沙滩。在跟麦克
尔和大卫出海时，他们说起去年塔夫茨的学生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大楼，以抗议德利
尔教授的转正。

　　话题又转到工作和家庭等实际问题。滑稽的是，过去我是我们中间最有方向者
，现在最没方向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会找到他的方向，我们的聚会
使我们对此更有信心。

　　晚上看在中国拍的幻灯片——大家都说好，认为我应该拿到研究机关，学校和
公共场所去放。我想我最终要写些文章，但现在还不敢，怕危及我和若欣的婚姻。
也许我明年将在中国写一些。等着瞧吧。

　　短暂而珍贵的时光过去了，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坐在毯子上相互谈自己的思想
，生活，笑话和好时光。

　　这个周末使我对我的老朋友又有了新的信心。人类在地球上寻找乐园。我觉得
这就是乐园。我们互相支持，交流生活体验，展望将来。虽然人不在一起，但精神
却永远相伴。我好想见凯西啊。今下午将去塔夫茨看刘美春她们。

１９８３年７月２１日

　　在凯西的房间里，坐在她的书桌前，我好象和她在一起，虽然我知道她去了哥
斯达黎加。

　　真高兴重见刘美春。就象昨晚给凯西的信上写的那样，过去的一年中我和刘美
春之间好象一直连着一条线，我们之间有很深的相互理解。刘美春和她丈夫是独特
的人，象许多中国人一样开朗健谈。

　　我够糊涂的，认为在波士顿能找到有关读研究生问题的答案。其实答案只能在
自己心里找。本星期约谈了几个教授，回芝加哥时还要谈几个，我想定个方向，象
第三世界的发展，商学院，或直攻博士等等。我不知为什么跟克莱因教授的谈话那
么失望。我需要鼓劲的话，可他忙得顾不上“人家”的问题。我希望有人对我说：
“由于你的特别天赋，你可以……”但我想没人会说这类话了。我能理解。

　　校园还是那么美。

　　给中国打电话太棒了。若欣不在，我跟他哥哥谈了话。我多想马上回中国。要
是这里有方向的话还可呆呆，可是今天我直想去中国呆一辈子。这里有什么可干的
？

　　刘美春快要离去了，她已有了那么多奇妙的经历，不知她怎样评价。我们都看
到了中美两国的优点和缺点。

１９８３年７月２２日

　　当年在塔夫茨认识了一个人，周彩琴。她不仅成功地导演了几个很有深度的戏
剧，也是让我初步认识中国的人。当年我和她在一起的日日夜夜里，我学到了她的
人生哲学，她的力量和她的精神。文革中，她曾看到她父亲周信芳（上海京剧院著
名童星）被红卫兵迫害至死，但她没有崩溃。她继续教学，培养学生，传播在舞台
上和生活中的准则和忠诚。我从中学到那么多东西。

　　我终于又见到她了。太好了。简直象做梦。想了那么多年，我怕见不着她了。


　　晚宴上彩琴向大家介绍了我的故事。人们简直不能相信，一个女演员（彩琴总
记得我是她的演员），本专业是国际关系，竟然到中国去学经济和历史。我做了那
么多不合常规的事，这二十二个年头里我已经过了好几种生活了。

　　周彩琴只是年龄增长了，她的精神，活力和精力都不减当年，虽然那么多岁月
过去了。我们最后用中文交谈，主要是我听她。我们谈中国和美国的艺术和戏剧，
谈为什么周信芳是杰出的演员。房间里的四个中国人跟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中国人很
不相同。首先他们都是艺术家，其次他们都深深地　接触西方世界。不仅穿着牛仔
裤，而且态度也随便。和他们说话很有意思。

　　“你去了中国后，和以前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彩琴的一个客人问我。我说我
现在更能和人家融洽相处了。我赞赏我们生活中的豪华和自由，同时也认识到美国
人在争取他们的目标时工作得多么辛苦。另一方面，比起中国人之间的持久友情和
相互帮助来，美国人之间的关系就令人诅咒，令人沮丧了。我在中国朋友之间建立
的社会关系要比在美国朋友之间的关系满意得多，当然我的最好的朋友和亲人例外
。

　　秦教授说：要自己拿主意，自己负责任，自己下决心。

　　哇，听到这些话倒很容易，要真正去做就难了。

　　今天放松一下吧，以后再想。

　　得给若欣写信了。

１９８３年８月６日

　　广岛原子弹爆炸三十四周年。世界已经变样了，再不会重演过去。

　　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发展方向充满着潜力和问题。也许我可以为经济发展和商
业开发做点事，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领域，需要同情心，创造力，广泛的视野，实
际经验和技巧。

　　那么，我已经决定了做研究生的时候该学些什么了，有没有钱去实现它是另外
回事。啊，我真恨金钱如此统治着我们的生活。不过今天我不想它了。再过九天，
我就要回中国了。我回顾着中国，回顾那短短八个月的探索，回顾我的爱情生活。
若欣的磁带今天寄到了，显然他讲的感受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不过作为初尝者，他
控制得不错。谈天气谈得太多了，但是北京的夏天可能确实热得厉害。他告诉我全
班的旅行，他们爬到山上，收集鸟兽爬虫标本，看日出，看看小城镇，真是大开了
眼界。

　　美国对洪都拉斯的军事介入昨天开始了，上帝保佑。我不支持，也永远不会支
持美国在中美洲的行动。我不支持美国向全世界输出武器军备。我们将为我们造成
的破坏负责。

　　凯西过六天就回来了，我真想立刻见到她。她的相片在我桌上，但我盼望着真
的人。

　　昨天因为牙痛而正躺在沙发上（我把四个智牙都拔了，）我的好同学好朋友詹
姆斯来了。啊，在理解世界各国，和平改造社会方面，他有个有活力有创造力的头
脑。我们和爹妈坐在沙发上高谈阔论这些话题。后来爹妈买来了冰淇淋，我们两个
又边吃边谈。我一直珍惜我们的友谊。

　　这个暑假里我读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中国革命运动的发端：它的基础，
理想和种子。开头是那么好的事，如果我是当年的中国人的话，我也会投入。他们
是多么优秀的人。

　　但是时间变了，运动失去了它的纯洁性，几乎是一开始就失去了。我相信它那
么多东西，但是我难以接受那些不合人的天性，要强迫灌输的东西。人民的头脑要
重新教育，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到“毫不利己”。“集体”代替了“自己”
。

　　亲爱的人啊，我们真能在一起生活吗？这生活是你真正需要的吗？你能忍受一
年的分别吗？

　　爹爹似乎有时在掩盖他的经济压力。真难弄懂。

　　现在我好象每天都在等着回去。不仅是回中国，而且是回他的身边。北京是块
神奇的土地，她好象有张网，不管我到哪里，她都连接着我。我好象在家，又好象
离家万里；好象与她隔绝，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爱的人在那里，我好想见他，
一秒钟都等不及，却又能等上好多年月。他活生生地在那里，而我们的通讯却隔着
一万二千英里。我的生活离不开他，想到没有他就好可怕。也许这不是真的，他已
经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现在在等待，等待和他重逢的一天。

　　哪里也比不上家，我在家里很快活，但是不和他在一起我就不对劲。我一踏上
中国就想家，但是回顾以往，我又眼泪汪汪地看到他在期待我的脸。这两者都一样
真实。

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２日

　　为什么睡不着？我亲爱的，我想你。

　　我明天有事要早起，但晚上睡不着。

　　我在担忧到哪儿去找经济发展专业，怎样申请。人总是有事要担忧。今天全家
给彼德过生日，经过了那么开心的一天，为什么我还不能把每天的担忧忘掉一小会
儿？

　　我要回中国。


第三部分　　再返中国

１９８３年８月２３日　北京师范大学

　　镜头化出。

　　镜头化入。

　　你说象什么？一本小说，一场电影，一个梦？我又回来了，真好！

　　得承认，从香港出来的路上并不轻松——少说些吧，主要还是一个人拖着那么
多行李的缘故。

　　眼前一闪，我睡醒了，火车轮子在下面敲奏，太阳高高升起，照着中国的田野
。和上次从香港到北京的感觉有所不同了。首先是因为我能和周围的人交流了，其
次我已知道终点是什么样子；第三是若欣，甜蜜的人，我比任何时候都感到他的真
实存在。

１９８３年８月２３日

　　怎样过一天呢？我都养成习惯了。早上六点起来（再晚我就睡不着了），七点
吃早饭。若欣八点半过来，然后他去上课。我不知道昨天我干了什么，只知道我十
分害怕哪个老师敲门，使我们彻底完蛋。他当然很会处理，逗我高兴起来。我们在
北海公园度过了美好的下午，说话、看人、听音乐。

　　今天早上轻松多了。适应需要时间。给爹妈和亲戚写信，有许多话要说，一下
写了十四页。我知道他们在想若欣怎么处理那么多事。他很能干，虽不完美（他早
上不像我那么早醒），但另有特色。我从来没有遇到真正使我满意的人。我知道有
千头万绪的话要说，但是你得承认我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是很特别的，我以前从来没
碰到谁有这样的态度和脾气，只有我自己。

　　然后去请牙医看发炎的牙龈。没问题，青霉素和中草药漱口水会有效的。吃完
午饭睡午觉，好比上天堂。一点钟醒来，给若欣录制英语练习磁带。我们昨天在公
园里说英语，他的进步出乎我意外。聪明的孩子。然后把申请伯克利大学的材料寄
给父母，包括给他们的短信。四点了，他快要来了。

　　昨晚上跟若欣的谈话使我想起街上的讲话和我跟大多数人的讲话有多么大的差
别，要学的东西真多。

　　令我吃惊，街上的女孩子开始化装了。事物的变化真快。

１９８３年８月２４日

　　惶惑茫然的情绪再次出现。尽管我们已决定在美国接受教育，但其余的事都还
在天上飞，将来住在哪一边呢？就象若欣和他姐姐说的那样，我们得等到毕业时再
看那时的打算。昨天坐公共汽车时，我想象着十年以后我们回中国探亲的情景。当
他那时坐在公共汽车里看着骑车经过的农民时，是何感受？他会想如果不离去的话
会过怎样的生活。当飞机在美国着陆时，我会因为终于到家而松一口气，但是他呢
？他会觉得美国是他的家吗？于此同时，若欣和他姐姐都说我没法适应在中国过一
辈子。谁的话对？

　　我们谈工作，谈家庭的优先地位。我想讲清我对我工作的感情，讲在美国对第
三世界关系上我的责任感。我同胞中有几个人多少理解并尊重这种责任感，但若欣
本身属第三世界，他不可能深刻领会我的责任感，至少现在不能。

　　我发现了为什么我要跟若欣结婚的另一个理由，他能赞赏人。首先他能赞赏我
，赞赏我的自信，我的能力，我的风度，我的才干。是赞赏而不是害怕。他象赞赏
自己一样赞赏别人的能力。我已有所阅历。我从来没有被爱我的男人真正赞赏过。
我发现那么多男人只注意自我，对周围的人，尤其是对妇女的才能视而不见。我认
识到他们只是男人中的一类，男人还有另一类，他们确实赞赏妻子的才能。爹爹是
这样，彼德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乔伊是否也这样，我和他的关系从来没有熟到了解
这一点。

　　我在成长过程中，父母教育我明白这个世界还有穷人。我们这一代真正看到了
第三世界日益提高的重要性。多年来，我们把世界看成自己的家。我经历过许多人
际交往，有些美好，有些糟糕，从来没有完全满意过。我希望能找到真正解放的人
，他象我一样热爱生活，又更热爱我。我总是在寻找新的生活色彩，以改变我平静
得无味的市郊生活。如果你纵观我的个人史，了解是什么构成了我的希望和需求，
就会明白我为什么选择了现在的路。通过满足别人来满足自己？这就是原因的一部
分。

　　使人不安的是，这也许只是我单方面的想法。那本叫《破碎的大地》的书使我
重新思考：中国人究竟怎样看待他们的现状？怎样看待中国革命？哪些是变好了，
哪些是变坏了？他们对共产主义如果是有感想的话，究竟是何感想？谁还相信它？
谁已放弃了希望？为什么相信？为什么放弃？还有种种其他问题。我敢肯定如果喝
上一杯咖啡的话，又会有新的问题源源而出。我现在已能说能懂他们的语言了，可
以去问这些问题了——不仅仅是问学生，也要去问工农。只剩下八个月了，得抓紧
啊。

１９８３年８月２６日

　　中国式的洗车：大家围着接着水龙头的橡皮管，一个同学拿着管子蹲在那里，
其余的人轮流把车子推过去淋。大家小心地看着，谈话象水花一样活泼。动人的镜
头。

１９８３年８月２７日

　　值得一记的夜晚。

　　吃过了精美的晚饭后，若欣和我，哥哥若季，姐姐若宜以及姐夫一起，浩浩荡
荡开到夏夜里的天安门广场去。我们晃过紫禁城，越过长安街，在进入广场时，若
季回忆起１９７６年周恩来去世后的群众示威。

　　“那真是人的海洋。”示威的那些天他也在场。

　　走到广场中心，抵足而坐，谈古说今。我第一次向他家人说，我在中国只有一
年了。若季略有吃惊，但他若无其事。

　　他姐姐三十八岁，非常甜蜜，也非常有思想——也许想得太多，象我一样，神
经系统给胃造成了压力。她的笑容甜蜜动人。她很爱她的兄弟，好象再不能分爱了
。但是她嫁了个和她一样出色可人的丈夫，娓娓善谈。

　　“但是蓝眼睛……”他坐在那里说，“蓝眼睛有点怕人，我不大习惯外国人的
蓝眼睛。黑眼睛最好。”

　　“好象他们的蓝眼睛看不清楚，我们的黑眼睛才看得清，”若欣说着，嘲笑自
己的傻话。不管是否科学，总有点感觉和想法是难以交换的。

　　我真不知道我怎么能把他带离他那了不起的家。家庭的力量，手足深情。我就
带着这种温馨从他家回来，进入美梦。

１９８３年８月２８日星期天

　　风雨欲来，天色灰暗，窗外树叶萧瑟，远处电闪雷鸣。

　　广播里奏着笛子，寝室里静悄悄的。

　　我回到了中国，回到了北京。

　　时间凝固了。

　　现在开始记下若欣受毛泽东影响的表现：

　　第一，毛泽东大力提倡自我批评，纯洁思想，不断克服私心杂念。若欣则多次
真诚地要我指出他的弱点，想到看到时随时就说。

　　第二，毛泽东反对死读书：书读了很多却没有灵魂。虽然毛在后来走火入魔，
但是那些话还是有点道理的。所以若欣一方面象我一样爱学习，刻苦钻研——当他
感兴趣时。另一方面他也急于出去工作，不只一次谈起过到美国后的打算，他说可
以边工作边学习。他实在不知道工作将怎样侵占学习的时间。但是这也许只是娇生
惯养的我的片面看法。

１９８３年８月３０日

　　我上课的第一天。

　　我现在对这个课只有一个评价，它总结了我的大部分感觉：如果我现在能碰到
汉尼根教授，我要告诉他，他的美国史教得多么出色，那么开放那么进步。上帝帮
帮这里的人，他们的头脑不知在想些什么。

１９８３年９月３日

　　在这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坐在充满阳光的教室里。学了一些成语后，我向窗外
看去。那是什么？二十几个教授老师在骄阳下干体力劳动，用手拔草。丁教授，舒
教授，眨巴眼王教授，还有其他人我不认识。舒教授象别人一样穿着短裤汗衫。他
们看来都轻松愉快自然，尽管是在高温，灰尘中弯腰拔草。

　　他们有没有想起文革中的劳改？

　　我觉得自己太娇生惯养了。

　　我想这就象上教堂一样，劳动能清除灵魂的灰尘——知识份子自以为高于农民
的思想灰尘。看啊，我们又能念书又能锄草。

　　如果我们都努力去做，全世界就会有一天只有一个阶级……亦即没有阶级。

　　做梦一样……

　　但是，马克思说……你在乐什么？马克思？？？！

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６日

　　一月前，我站在奥海尔机场与父母和凯西告别，矛盾的心又想走又想留。此刻
我正坐在历史系大教室里，周围都是中国同学，百分之九十五在大声练英文。这种
感觉依然奇怪：我被学自己母语的人包围着，而在过去四年里，我化了相当大的部
份去学他们的语言。我应该同情，但是那么多人学英语，连我们宿舍里的法国人和
日本人也懂英语。太过份了。边上的同学问：“怎样区分ｔｈ和ｓ的发音？您怎么
念？”

　　乔安娜昨天来了。

　　这个美籍华裔兴奋又多话，在我耳边说了一个常见的故事。她父母为逃避共产
党于１９４８年跑到台湾，然后又到美国。

　　十点十分。啊……我累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