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赵紫阳自辩摘要
编按：香港信报财经新闻四日披露了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一九
八九年六月下旬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讲话全文。内容虽是赵氏
就其应付学运的经过进行检讨和自辩，但文中透露八九学运中共领导阶
层争辩的内幕，尤其是中共党政领导人对民主及学运的看法；本报特摘
要刊出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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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说学潮和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以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四月中旬以来，学生游行发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
快平息下来。
但是，我也看到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
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
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得拒绝。二是参加游行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
，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一
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於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
肯定下来。
因与这个想法联系，我还觉得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
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
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浑水摸鱼肯定是
有的，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由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
。学生们认为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
来。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
我的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会议上讲过，只在这个范围内
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我当时考虑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一个问
题，在当的会议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的这一个想
法，无论如何，是可以在当的常委会上提出来的。
总之，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
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浑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
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一
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
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泪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
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另外说明一项，我没有反对过用「动乱」这个词。我认为「动乱
」只是指学潮规模，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而言，并不说明性质，可
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敌对的。我在五月十六日常委会上已讲过这点。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那
些地方做得对，那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麽分歧
。
二、追悼会结束後，我提出三点竟见：
①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
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
②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
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
③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枪、烧
、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
同意。
三、四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
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
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
一些修改竟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
。
五、我五月四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
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
讲话发表後，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
意识到有什麽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
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
比较温和。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
还可以。後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
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
会谈方案外），历年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
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
六、於五月八日的常委会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四月二十七
日的大游行後，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四月二十六日社论
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
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
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遂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
以後，也许比较容易取得同一意见。因此我在这两次会上
提出了向人大常委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级干部的
收入和身世，取消八十岁（或七十五岁）以下领导人的特
供，由人大常委依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
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到，他建
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在广泛讨论的基础
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我的这些建议在常委
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後还准备再讨论，
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
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
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与等密切结合起来。五月十三日
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
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
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於我同戈巴契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後，我在接待国
外党的立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
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
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
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
。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於这次作了公开报导。
我从朝鲜回来後，听说小平同志四月二十五日关於学潮问
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後、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
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
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在戈巴契夫来访的前两天，
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会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
题。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
良好。他们说，我们过去不了解，现在知道了就好了（乔
石、胡启立、阎明复等同志均在场）。在此之前，陈希同
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
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
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同志在四月二十八日
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
过公开报导，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有
所帮助。我当时向戈巴契夫同志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
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
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
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
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
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
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
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於五月十六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後，听到
各方面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
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
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五月四日，我和李鹏同
志谈了我对这个社论的一些意见。李鹏同志表示反对，因
此我觉得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
，我考虑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逐步转弯子。
但是到了五月十三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
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
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因此才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会上
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
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
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
。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
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五月四日
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
次常委会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
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
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後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
，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所担心的。
会後我再三考虑，很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
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实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
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後，立即
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
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
。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
五月十八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
竟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
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充许的。
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
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产生这个念
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於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
在学生绝食二天後，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後来我又几次提
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学生已绝
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尽管
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
学生己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後，除了动
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麽呢。在我们
看望之後，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於当晚九时，
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
十一、关於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
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
样宣布的。我请了三天病，假满以後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也不再让我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
从以上可以看，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要设
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
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
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
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後遗症。
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
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
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
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馀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
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
这个问题。
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现
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
民主问题上也必须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
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後了，应该大体上同步
进行，如果太滞後，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下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
会政治矛盾。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後来发现，
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後，政治参与意识，
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
仍然不会安定。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
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摘我有保留意见。
对於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
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
於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
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
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
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
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後，各大学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
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
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後，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
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後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
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後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於
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於分裂党的问题。什麽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
例的。（关於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
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
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
，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
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
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
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
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在不同
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
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
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我今天就
着重对这两个指摘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本文经香港信报同意摘刊）
原载【世界日报】
一九九四年六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