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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魔化中国的背后》（选摘）

　　　　　　　　序言　　　　　　　　　　　　　　　　　　　　　　刘　康
　　　　　　　　好莱坞与中国　　　　　　　　　　　　　　　　　　吴剑平
　　　　　　　　关于中国的畅销书　　　　　　　　　　　　　飞瀑、史安斌
　　　　　　　　美国的中国学　　　　　　　　　　　　　　　　　　刘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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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序言

　　　　　　　　　　　　　　　　·刘　康·

　　本书的写作过程比较有意思。我和李希光是本书的主要作者和策划人，但本书
主要是好几位作者合作的结果。这些作者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美国宾州，相隔千万
里，但却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了这次愉快的合作。我想在序言里，罗嗦几句，
讲一下我们写这本书的初衷和过程。

　　去年冬天，在我任教的美国宾州大学，接待了新华社主任记者、美国《华盛顿
邮报》访问记者李希光先生。我和希光是多年的好友，又是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在
他乡相逢，分外高兴。但我与他事先打电话联系他来访和讲座的具体事务时，两人
不约而同地谈到当时处于非常紧张和低潮状态的中美关系，都深感忧虑。希光在美
国首都的第一大报作访问记者，切身体会到美国新闻媒体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对美国媒体近年来大肆攻击、歪曲中国的不光彩行为，感到十分气愤和遗憾。

　　我对此也深有同感。

　　我最近正在作有关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研究，从文化的层面观察、分析中美
关系近期的紧张，觉得非常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的探讨。这种探讨不仅仅是学
术性的，我首先关心的是中美两国的公众对中美关系的态度。我与希光相约，等他
到了宾州后，我俩就中美关系的文化、媒体方面的问题，好好畅谈一下。

　　希光到的时候，我们这所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中部的大学城，正是冰天雪地。
但他在这里短短的两三天里，却让大家感到热气腾腾。他马不停蹄地先后作了两次
演讲。第一次讲他考察丝绸之路和尼雅古国，可容两百多人的大厅里座无虚席，气
氛十分热烈。这在美国大学里，真是非常难得。由此可见美国大学师生对中国和中
国文化的兴趣。希光告诉我，他在华盛顿等大小城市作过许多场演讲，都很受欢迎
，说明美国普通人对中国，的确充满兴趣和好奇，对中国的态度，大部分都很友好
，尽管当时中美关系处于低谷，美国国会和媒体正在掀起一场反华浪潮。希光第二
场演讲，就专门谈他在《华盛顿邮报》亲身所见所闻的美国媒体颠倒黑白、无事生
非，大肆妖魔化中国的事实。他的演讲十分直率，对美国媒体的批评相当激烈。但
他列举了一个个令人信服的事实，加上他说话口气又幽默，又特别真诚，打动了一
屋子的听众。

　　我们还抽空作了好几次长谈。希光打开便携式笔记本电脑，边谈、边听、边记
。我们谈到兴奋时，浑身发热，不得不走过去，把屋里的暖气开低一些。

　　希光回国后不久，很快就把我们谈话的内容整理出来，并以《如何看待美国主
流媒体的对华报道——一位旅美记者与留美学者的对话》等题目，在国内一些报刊
杂志上发表。希光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这篇报道在国内引起了一定反响，后来《
中华英才》杂志也刊登了相关报道，并由《报刊文摘》转载。我们俩谈的主要是美
国主流媒体和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刻意丑化、歪曲中国的问题。我从自己在美国大学
留学和任教多年的亲身体会，谈了我对美国学术界和舆论界的看法。李希光作为新
华社的资深记者，多年来一直追踪报道国际国内的重大新闻，眼光敏锐、开阔，这
次又到了美国舆论与政治的核心，深入体验、了解美国政治与媒体的具体运作。我
们对大部分谈到的问题，都有基本的共识。那篇报道，虽然看上去我说的最多，但
李希光的眼光和风格，才是文章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同时又觉得，实在有太多的内容要谈。对于中美关系中文化、传媒与舆论
的作用这样的复杂问题，一篇短短的对话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们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美国，通过电脑网络和信件，开始酝酿一个较长、较深入的讨论计划，并开
始构思本书。

　　今年夏天我回到北京，见到希光，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得立即着手写一本认
真探讨中美关系中新闻媒体与文化的作用的书。

　　这时，在亚特兰大的奥运开幕了，我在北京大学的勺园招待所看电视转播，中
美之间的摩擦在升温。特别是ＮＢＣ的记者考斯特对中国和中国运动员大放厥词，
更加引发了海内外中国人的义愤。在北京的书市上，我还看到了好几本最新出版的
书，谈的话题都与当下和历史上的中美关系有关。象《中美较量大写真》、《中国
可以说不》、等，我都看了。当时我觉得这些书的作者，有一股爱国主义的激情，
他们对美国政界和媒体的反华逆流的反击，也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不过我在读了这些书之后，也有保留，并感到某些忧虑。我想在此谈谈我的看
法。

　　我认为，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中国作为一个世界
大国，迅速崛起。冷战后，世界格局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中美关系在这样的
关口，也经历着空前的转型。两国间的冲突和摩擦，不可避免地在增加。美国的霸
权主义政策有增无减，冷战意识形态的惯性，仍难以刹车，并有把过去的冷战对象
前苏联转为中国的趋势。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媒体和某些政客掀起了一股新的
反华逆流。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形下，有些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较为情绪化，对美国
作了激烈的抨击。但这种情绪化的批判，容易流于肤浅、片面和偏激，并不利于我
们对美国作清醒和实事求是的了解。

　　我们现在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十年前对美国的一片热烈浪漫，
变成今天的一片忿忿嘘声。我们也不必受美国媒体和某些政客反华逆流的影响，因
为你不仁，我就不义，把问题搞得过于情绪化。我们需要的恰好是冷静和清醒的头
脑与眼光。美国今天的反华逆流是一剂清凉剂，让某些一厢情愿的浪漫情怀降一降
温。但却不应煽起太多的激愤，温度升的太高，诱发了新的中美对抗，一些心怀鬼
胎，惟恐天下不乱者，便可以乘火打劫，火中取栗了。

　　现在是到了对美国媒体和文化、学术界有一个较清醒、较理性的认识的时候了
。

　　以上就是我和李希光合编本书的初衷，我想这些也是我和希光的基本共识。我
们在１９９６年夏，有机会一起去了一趟四川峨嵋山。这本书的基本轮廓，就在旅
途中成型。我俩相约，希光在北京，请到新华社的熊蕾、韩松两位记者，撰写有关
美国媒体部分。他们俩都曾获美国的奖学金，在美国研修过，有亲身体验。再一位
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朱伟一。朱博士回到北京刚刚一年，正为中国
蓬勃的律师行业奔忙，也加入了我们作者的行列，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我回到美国后，也请了三位年青作者，加入我们的合作行列。这三位作者现在
都在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他们来美国的时间有的已有两三年，有的刚刚
几个月。在接受写作的任务后，从繁忙的学习和教学工作中，抽出时间，作了许多
研究，在一个月不到时间内，完成了各自的章节。他们三位和我、李希光（相信也
包括北京的另外两位记者朋友）对本书的基本构思都是赞成的，写作时都非常认真
投入，所以我们才有很愉快的合作。没有他们的贡献，这本书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但我们仍然写得太过匆忙、粗糙，有大量重要的内容漏写了，在文字和观点的
表述上，也不尽明晰和一致。所以我非常希望听到读者的批评意见。我想大部分读
者都会理性地思考我们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和列举的事实的。

　　在今天这个传媒高度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这本用中文写就的书，同样也会有海
外的读者。前面提到李希光写的那篇报道，在美国也有读者。我最近就收到一封读
者来信，信中夹了一份英文《北京周报》剪报，是回忆埃德加·斯诺的。读者来信
用英文写了短短两行，译文如下：

　　“今天美国没有斯诺的声音〔我和李希光的对话里提到今天美国已经没有斯诺
〕，是因为斯诺１９７２年就死了，他不能再写新东西了。既然你不信美国的媒体
，你也许要信这个〔指《北京周报》〕！”

　　这封寄给“刘康教授”的信，发自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可惜是封匿名信
，我也没办法和它的作者联系了。其实在美国，我常常听到和看到一些言辞非常激
烈的反驳、批评我的文章，但象这样的匿名信，还是头一回。

　　对于任何指责和攻击我个人的言谈，我都不想回应，也无暇应付。但对于反对
我的观点的言论和意见，无论是何意图，我都希望有机会与对方商榷。对于我在本
书里的观点，也是如此。

　　本书的目的，是在当前中美关系动荡不定的时候，把重大、敏感的问题提出、
挑明，表明我和我的朋友们的鲜明立场，以正视听，并希望由此有助于中美两国人
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所以，我特别愿意与读者共同讨论，加深理解。我想，这也
是希光和本书其他作者的共同愿望。我这样说，不至于是越俎代庖吧！

□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中国国庆节之夜，匆草于美国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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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莱坞与中国

　　　　　　　　　　　　　　　·吴剑平·

　　南加利福尼亚阳光灿烂的初夏，一条高速公路沿着太平洋海岸线逶迤伸展。左
边是苍翠碧绿的热带植物林，右边是鲜花锦簇、郁郁葱葱的斜坡。往下望去，斜坡
一直延伸到绿树掩映的金色沙滩，再就是碧波荡漾的蔚蓝色的太平洋……。．这时
有一辆雪白崭新的豪华轿车Ｂｒｏｎｃｏ，风驰电掣地飞速开来。你根本来不及看
清茶色车窗后那位肤色黯淡的驾车人的面容，就听见一阵凄厉的警车尖叫声，一串
四、五、六、七……辆警车，风驰电掣地追赶着前面的白色轿车。晴朗的天空中也
传来闷雷似的直升飞机的轰鸣，你发现至少有三、四架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尾随着
下面的白车。

　　这是好莱坞的惊险片中的一个常见的场景？还是现实中发生的真实事件？

　　你打开电视，就看到这司空见惯的情景。你也许没太大兴致，就随手关了电视
。一两个小时后，电视又被打开了，这时你发现仍然是那同样的场景。你有些疑惑
，按遥控换了一个台，又换了一个台。这一次，你不得不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你连
换了数家频道，都出现同一个画面——疯狂疾驶的一串警车追赶着同一辆疯狂疾驶
的白色轿车！

　　这是１９９５年的夏天，在美国南加州好莱坞附近的高速公路上发生的真实事
件。

　　开车人是一个高大英俊的黑人，衣着高级讲究，风度潇洒。他就是美国影视和
篮球明星Ｏ·Ｊ·辛普森，是好莱坞的常客。不过这一次他却不是在为好莱坞拍戏
。他涉嫌杀害他的白人前妻和另一个在前妻处遇到的白人男子，被警方通缉。辛普
森驱车拒捕，才有刚才的那一幕。那一天，美国各大电视公司纷纷把镜头对准了辛
普森的白色Ｂｒｏｎｃｏ，把这场“世纪大追捕”一直跟踪了四、五小时！

　　后来辛普森终于束手就擒。但随后而来的一直延续了大半年的辛普森审判案，
成为美国影视媒体经久不衰的头条热门话题。辛普森的“世纪大审判”卷入了美国
号称天下无敌的“梦幻律师队”和成千上万的美元。辩护律师凭三寸不烂之舌，把
铁证如山的起诉律师和警方反驳得瞠目结舌。最后，竟然说服了陪审团全体成员，
把辛普森无罪开释。

　　这件轰动一时的案件，的确是对美国的法律制度的极大嘲弄和讽刺。象辛普森
这样的影视和体育两栖明星，腰缠万贯，一掷千金，并利用美国的种族冲突和矛盾
，终于逍遥法外。但在另一方面，美国的媒体和影视娱乐业，却从中发了一笔大财
。

　　辛普森案件在美国全国上下，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审判期间，美国的媒体
和影视每天都有十分详尽的跟踪报道和评论，美国人也将其作为晚饭后最重要的娱
乐节目，收视率往往高于许多电视肥皂剧，经久不衰。美国的影视节目中，象警车
追捕和法庭审判这样的题材，永远是最热门的。辛普森案子出来之后，一是一件实
实在在的真事，令人信服，二是省了影视编导们绞尽脑汁地编造情节，真是一举两
得。所以，美国的影视传媒每天都在黄金时段，播辛普森案的节目。这件案子审判
的过程成了美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观看和议论辛普森案，就象每
天要吃饭睡觉一样重要。

　　从辛普森一案多少可以看出，影视在美国社会的巨大影响。

　　影视与体育是美国娱乐业的两大支柱。而娱乐业在现在的美国的社会生活里，
越来越重要。

　　我们通常认为，文化与娱乐业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与物质生产并不相同
。但这种观念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的时代，则需要大大更新。起码在美国这样的
以电子信息业等高科技以及商贸等为主导的国家，影视、媒体、广告、娱乐、旅游
等“文化产业”，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商品化，大
有与汽车、电脑业等美国的主要产业一争高下之势。

　　总之，好莱坞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远远比我们中国人通常认为的文艺
体育等“点缀性”行业的作用要大。

　　好莱坞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过程，在全世界范围内空前扩张。象最近
几年来在中国引起轰动的好莱坞“十大巨片”，就吸引了亿万中国观众。

　　跟高度职业化的美国球类运动一样，美国电影生产业这家庞大机器的唯一驱动
力就是利润。美国影视业的规模之大，从好莱坞每年创造的票房价值便可见一斑。


　　请看以下的几个统计数字：

　　１９８８年，好莱坞电影的直接票房价值约四十六亿美元；１９９０年则上升
至五十亿美元。

　　１９８８年，好莱坞通过制成录象带和向电视台出卖播放权的形式所创造的销
售额，达三十三亿美元，１９９０年为三十七亿美元。

　　从１９９４年以来，好莱坞电影每年的全球销售收入高达两百亿美元。（这是
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中国１９９５年全国的外贸总额为两千多亿美元，而好莱坞
那么几家电影公司的收入，就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中国１９９５年全国
的全年科技经费，约合一百亿美元〔８３３亿人民币〕，还不足好莱坞一年收入的
一半！）

　　有如此巨大的商业规模作后盾，好莱坞电影在雄霸全球通俗文化市场方面的能
量是可以想见的。这些数字也同样表明，好莱坞电影及其后续制品在美国公众生活
中占据何等重要的地位。

　　就象穿牛仔裤，喝可口可乐一样，看好莱坞电影本身可以说已经成为做一名美
国人的重要标志。美国的青少年就是在好莱坞电影光怪陆离的影像世界中成长起来
的。每年，好莱坞耗资巨大的卖座片一般总选在六月至八月间推出，因为这段时间
恰值美国中小学生放暑假，是创造利润的黄金季节。

　　美国人对电影的依赖是美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早在二、三十年代，美国人均观
看好莱坞电影的频率就有每周一次的水平。随着二十世纪下半叶电视和录象的广泛
普及，美国人正日益成为好莱坞电影产业的狂热支持者。

　　好莱坞电影制作的直接目的是创造巨额利润，票房价值的高低往往是评价电影
制作成功与否的标志。

　　美国的娱乐杂志和录象出租店每周都会向顾客提供票房价值和录象出租率的排
行榜，引导公众的消费。１９９６年美国电影业的一大盛事，就是以美国用核武器
击退外星人对地球袭击为主题的巨片《独立日》单周创一亿美元的票房收入。

　　配合这种电影制作需要，好莱坞的电影生产创造了明星制这一独特制片策略。
明星是确保新片获利的重要因素，为此好莱坞的独立制片公司和制片厂总是不惜工
本，重金约请炙手可热的天皇巨星出演筹拍中的影片。象主演《终结者》、《真实
的谎言》的施瓦辛格，自然是片约不断，而其单片片酬也高达千万美元以上，令人
咋舌。

　　在好莱坞，明星和优秀演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赚钱的保障，后者则往
往是电影表演系学生崇拜的对象。象施瓦辛格和史泰龙，都是好莱坞炙手可热的“
巨星”，而主演《廊桥遗梦》的玛丽·斯特里普，则只能算是位格调高雅，阳春白
雪的“艺术家”。原因很简单，斯特里普主演的影片绝不卖座。

　　难怪斯特里普对好莱坞的明星制极为不满，对好莱坞用动作片充斥市场多有抱
怨。她见人就说：要看好莱坞电影，其实用不着懂什么英语。因为银幕上所展示的
只是眩目的场面、无尽的打斗、疯狂的追逐，而无艺术可言。自认以艺术水准为评
奖依据的奥斯卡奖，其实充满了商业噱头和广告色彩，但就连这样一个商业性极强
的评奖，因为不完全按照影片的票房价值来为影片排名次，对美国的电影市场也就
基本上起不了什么引导作用。

　　好莱坞电影的功能主要是提供娱乐，好莱坞由此也就成了全球通俗文化的大温
床。但好莱坞电影作为美国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
，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思想特色。娱乐从来不可能是单纯的，好莱坞的电影传统
也与美国社会和政治的运行密不可分，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同宗同祖。

　　好莱坞与美国政治的纠葛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举例来说，每逢总统大选，好莱坞是每位候选人必定要光顾的一站。１９９６
年大选在即，无论是共和党候选人多尔，还是争取连任的克林顿，都已先后造访好
莱坞，寻求这个“电影业的麦加圣地”的支持。

　　好莱坞电影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非同一般。好莱坞既是娱乐品的生产基地
，也同样是美国政治的宣传机器。要说谁对好莱坞电影与美国政治的联姻最有洞察
，那就要算美国前任总统罗纳德·里根。

　　里根本人就曾经是好莱坞电影圈内的三流明星。

　　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伟大的沟通者”（Ｇｒｅ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ｏｒ）的美称，说的是他把好莱坞明星的演技和风度，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的淋漓
尽致，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位深受老百姓喜爱的总统。

　　里根在从政以后，对好莱坞电影的宣传功能自然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把好莱坞
称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宣传基地”。１９５１年冷战期间，加州州议员里根，
就曾公开表达他对好莱坞电影的理解：

　　“在当今世界银幕上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正是美国的故事片，而不是宣传
片，正在成功地回击来自铁幕另一边的宣传攻势。

　　“正是美国的电影，向全世界人民展示放满了我们美国商品的橱窗，我们美国
的停车场，我们美国布满了汽车的街道，以及驾驶这些汽车的我们美国司机。

　　”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电影感到骄傲和自豪！”

　　年青的里根，以在好莱坞演电影一样的热情投入政治事业，在当年那个冷战如
火如荼的时代氛围里，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反共斗士。他关于好莱坞的一番的话，
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坦白地揭示了好莱坞电影的政治性。

　　里根本人从演员到总统的生命轨迹，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美国电影和政治的一
体性关系。

　　留意一下好莱坞电影的历史，翻翻旧账，有时也不免为这个“电影大圣殿”里
曾经掀起过的政治风波而感到吃惊。

　　其中最具戏剧色彩的大概要算１９４７年对好莱坞所谓“亲共”艺术家的大清
洗了。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大政治阵营战时的短暂同盟宣告结束，冷战成为世界政
治的核心内容。为配合冷战的意识形态需要，麦卡锡参议员四处活动，美国国会成
立了非美活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致力于清除美国学术界、文化
界的所谓共产主义活动。好莱坞首当其冲。委员会不断召集听证会——里根曾以证
人身份数次出席听证会。这些听证会的目的是鉴定影视圈内的亲共艺术家和作品，
一般都充满了紧张恐怖的气氛。证人们成天指鹿为马，捕风捉影。受控告的人几乎
没有任何辩护的机会。许多著名的作家、编剧、导演和演员，都受到迫害，失去了
在影视圈的工作，许多人被捕入狱。

　　这场迫害运动规模惊人，几乎卷入了当时好莱坞所有的艺术家。委员会在经过
复杂的调查后，曾确定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所谓共产主义艺术家黑名单。上了黑名单
的人，被逐一追查、清除。在这场历时数年的运动中受牵连最深的，便是著名的“
好莱坞十人团”，２０世纪西方文学大师之一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便名列“十
人团”内，被美国当局宣布为颠覆嫌疑分子，驱逐出境。这份黑名单得到参议院的
极力支持，十人团中除布莱希特事后离境外，其余九人都先后被判处六个月至一年
的囚禁。

　　在美国这个号称最讲法治和民主的国家，麦卡锡主义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制造
的冤案，写下了美国现代史上黑暗的一页。

　　冷战是现代美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从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是美国政
治家的梦魇期。

　　冷战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拉锯战，给美国文化所留下的影响是不会在一
个早晨消失的，种种相应的政治信息也早就渗透到好莱坞电影的生产中，好莱坞电
影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成功地揉合了冷战政治需要。

　　你只要看上十来部好莱坞片子，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国家安全、反间谍是好莱
坞动作片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主题。这一主题也并没有因为冷战的消失而消失。如已
经拍摄了十来部的英国反间谍特工詹姆斯·邦德（代号００７）的系列电影，大部
分都以前苏联克格勃的间谍活动与西方的反间谍为主题。冷战结束已经好几年了，
但１９９６年拍的最新一集《黄金眼》，仍在拿俄国人当反面角色和笑料。

　　当然，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好莱坞的反面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昔日的共产党
颠覆分子、苏联间谍，现在正逐渐让位给来自中东的恐怖分子。随着美国和伊朗的
冲突以及和伊拉克的战争，好莱坞电影中的阿拉伯狂热分子的面孔越来越多。

　　尤其是最近两三年来，中国人成了好莱坞影片的新一批反面角色。

　　在好莱坞近期的惊险和警匪片中，中国人的面孔频频亮相，他们无法无天、不
守国际惯例、到处走私军火、从事化学武器研制、进行核扩散，比起克格勃间谍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莱坞电影里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随着中美关系的起伏发展，经过了非常曲
折的过程。这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在这之前，还是让我们先回到好莱坞与
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大场景来，再看一看好莱坞的“好人”、“坏蛋”形象的刻板、
固定的模式。

　　好莱坞的电影，摄影技巧非常高超，编剧、导演十分精细，大明星演员表演起
来，也出神入化。而且好莱坞的影片多数是耗费巨资拍成的“大制作”影片，娱乐
性极强，看上去美焕美仑，动人心魄。视觉和声响效果，都给观众带来最大的感官
刺激和享受。好莱坞电影的故事与人物关系，一般都不甚复杂。它不以扑朔迷离的
情节取胜，而以高潮迭起、高速变换和高度紧张的场景见长。所以，好莱坞的电影
虽然好看，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其实非常简单。一般好莱坞的电影，都是“
好人”、“坏蛋”的形象非常清楚，一目了然。

　　好莱坞电影的人物形象，是最为类型化、程式化的。中国传统戏曲和文革时期
的样板戏的人物类型化，也不过如此。但好莱坞电影把非常类型化的人物用逼真的
生活化表演和极为真实的场景效果包装起来，常常让观众产生幻觉，忘了电影里的
人物，都是最脱离现实的类型化角色。

　　好莱坞电影的正派人物类型和角色不多，除了无往不胜、浑身是本领的孤胆英
雄，就是机智勇敢、风流潇洒的反间谍特工。他们的陪衬不是好色贪财、胆小愚昧
的警察，就是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相对于寥寥可数的正面人物，好莱坞的反派类
型却琳琅满目。好莱坞英雄面对的敌手五花八门，神通广大，从五角大楼的五星上
将，到罗马黑社会的职业杀手，到克格勃的首领、苏共中央书记，都是好莱坞影片
上常常出现的反派角色。其实，许多好莱坞英雄的所作所为，与反面角色相差无几
。两者常常可以更换，全凭剧情需要。因为人物不需要有什么心理与个性深度，反
正都是类型人物，从好人到坏蛋，就象换个脸谱那样，易如反掌。

　　在美国公众中塑造“敌人”和“局外人”一直是好莱坞电影的重头大戏。好莱
坞银幕上的反面角色之多，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都无法相比的。可以说，好莱
坞电影表现出强烈的“敌情”意识，始终在不遗余力地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和既定秩
序。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模式上。

　　“恢复秩序”也许是好莱坞电影中最流行的叙事模式。

　　一般好莱坞影片的开头，总是展示某种美好秩序。纽约的某个商人在阿拉伯石
油国的生意正红红火火；某个专家去南美完成了一项重要工程，回到波士顿郊外温
馨的家中，与妻子儿女团聚；年青的银行家刚刚在一个合同上签字，正携带着美貌
的女友去牙买加海滨度假…。．这时，忽然有一股恐怖分子或某个冒险狂徒，闯入
了主人们的安祥快乐的生活，或劫持了纽约商人由中东返美的波音７４７飞机，或
谋杀了专家的妻儿，或在旅馆的酒吧诱拐了银行家的女友。社会秩序受到险恶势力
的严重挑战或破坏。这一切，差不多都发生在影片开始的两三分钟内，或干脆在播
出片名的正片之前展现。在此危难之时，电影的真正英雄出场了。他代表着正义和
秩序，犹如一阵旋风，立马出击。

　　这时，银幕上随即出现的，便是本章开始时的场面：警车凄厉地呼啸，风驰电
掣地在高速公路上追逐…。．

　　为了铲除恶势力，英雄与恶棍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这搏斗的过程，往往包括了
一个又一个凶杀、奸淫和打斗的镜头，竭尽感官刺激之能事。影片结尾，必是孤胆
英雄与黑帮头子或狂徒一对一地决斗。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淋淋搏斗下来，英雄多半
无损，恶棍必定完蛋。即使偶有英雄牺牲（这在好莱坞影片中极少发生），但美好
秩序必定回归，皆大欢喜。如果你看多了好莱坞电影，你一定会为中美两国通俗文
化中几乎一模一样的“大团圆”心理感叹不已。

　　沿用这种叙述程式最多的，自然是早期的悬念、侦探片和今天的动作、惊险片
。从希区柯克的悬念作品到詹姆斯·邦德（００７）系列，从反间谍片到当代的反
恐怖电影，一部又一部，源源不断。

　　美国的电影有不少分类，主要有正剧（ｄｒａｍａ）、喜剧（ｃｏｍｅｄｙ）
、动作（ａｃｔｉｏｎ）、惊险（ｔｈｒｉｌｌｅｒ）等类。影视检查部门又根据
影片内容，划分不同等级。Ｇ级（普通级）多数为卡通片，如迪斯尼拍摄的《狮子
王》。ＰＧ级（家长指导级）已带有不少暴露和暴力镜头，象００７系列。Ｒ级（
少儿不宜或限制级）的片子里，则充满了恐怖、凶杀、色情与暴力的镜头，而且影
片中的人物，几乎无一不是满口秽言脏话。你在美国的公共场合，看惯了彬彬有礼
、说话文明的美国人，不得不对Ｒ级影片中差不多每两句话就带一个脏字眼的大多
数片中人物，感到十分惊讶。当然，美国还有另一种Ｘ级“成人电影”，完全没有
什么情节，纯粹为色情片。

　　Ｒ级的影片是好莱坞电影的最大宗，也是最受欢迎、最为卖座的一类。美国每
年生产的影片，Ｒ级的几乎占了四分之三以上。在中国近年上映的好莱坞“大片”
，除了极个别例外（如《廊桥遗梦》为ＰＧ级），差不多都是Ｒ级，包括深受中国
观众喜爱的《阿甘正传》。（这些片子在中国上映时，已经删去了大部色情、暴力
和脏话。）

　　在Ｒ级电影中，票房价值最高、最受观众欢迎的，又非动作、惊险片莫属。

　　今天人们在议论起好莱坞电影的时候，多半对其渲染暴力、色情和非道德倾向
深为反感。好莱坞大片近年来进入中国，大部分诲淫诲盗的情节和镜头都被“清洁
”掉了，给观众留下来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明星演技、高耗费、高科技制造的音
像效果，以及赏心悦目的画面和镜头。

　　但人们常常在得到感官满足的时候，忘记和忽略了好莱坞的意识形态主题。那
就是：维护现存秩序、美国的全球霸权，弘扬美国至上和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

　　好莱坞电影中最受欢迎的动作片、惊险片，是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和社会秩
序为主旨的最重要的电影类型。这一点也算得上好莱坞电影的一大思想特色。

　　这一特点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好莱坞电影诞生之初是美国劳工阶层的主要消遣形式，而控制电影生产的则是
当时的上层社会势力。后者多是从原先的英帝国来到美洲，开辟新大陆的白人后裔
，制造以自己为主角的美国神话是他们的追求。好莱坞电影从一开始贯彻的就是这
些人的需要和他们关于自身的想象。

　　事实上，好莱坞电影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明星长廊，实际上是
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照相簿。这套价值体系具有惊人的持久力，一直是美国
文化的主导。维护和扩张这套价值观，也一直是包括好莱坞电影在内的美国文化的
首要任务。

　　在２０世纪的世界上，与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工程相媲美的人类的又一大现代
神话，就是“美国梦”。美国梦就象一部好莱坞的大制作巨片。它的开头必定是新
移民历尽千难万险，逃出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瞥见了纽约港
口的自由女神。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女神越来越近了……人们欢呼雀跃……《美
国梦》这时在轰鸣的音响中，推出了片名字幕……

　　美国梦的价值体系虽然在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文化运动中受到很大的冲击
，但制造自由美国的神话，以及塑造完美的美国人典型，却是美国文化始终未曾放
弃并乐此不疲的使命。

　　任何一套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巩固都需要异己力量作替罪羊，对于好莱坞电影来
说，这种对立物可以是外部的假想敌人，也可以是本国的新移民。

　　主要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一大批新人进入美国，这中间既有黑人和东方
人，也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还有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移民。对当时的美国主流社
会来说，这些后来者无疑是需要在思想和行为上进行改造的对象。

　　对非主流文化和有色人种的刻意丑化，自然是当时的文化制品的一大任务，好
莱坞电影是那时最流行的文化形式，也必然成为这一任务最有力的执行者。可以说
，好莱坞电影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浓重的种族主义和美国至上意识。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好莱坞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中国在十九世纪末美国人的心目中，是落后、愚昧、腐朽的象征。而中国在美
国的移民，也是美国当时的种族主义文化的牺牲品之一。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和中
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丑恶思想倾向的产物。

　　好莱坞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它们
跟两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从早期的默片时代到现在，中国人在好莱坞
银幕上的命运也有过升降和起伏。但是，由于美国社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未曾经
历深刻的变革，美国的文化和思想在发展上表现出很强的连续性，某些早期美国社
会对中国人的简单化看法似乎有很强的生命力，一直主宰着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华人
形象。

　　美国公众对中国人的认识有相当长的历史。从１７８４年美国人罗伯特·毛里
森派遣船只，自新英格兰抵达中国海岸开始与中国接触到现在，中美之间已有两个
世纪的交往。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美国商人和传教士之口。从１８
３０年起，美国曾有相当数目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也给美国人带回了种中关于
东方帝国的传闻。但是，早期美国公众对中国人的印象和看法，主要还是在与移民
到美国的华人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

　　华人移民美国开始于十九世纪中期。从１８５４年到１８８２年，大约有三十
万中国劳工进入美国，参与美国西部铁路的修建。另外，从１８５４年到１９４９
年，另有两万多中国学子来到美国，在美国大学和学院里求学。他们与美国人的接
触和交往也构成了早期美国公众认识华人的重要途径。

　　总的来说，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华人移民在美国的遭遇是令人心酸的回忆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来到美国西部的中国劳工除修建铁路外，一般
从事的多是贱活，洗衣是早期华人移民最典型的职业。但这段时间恰值西部的开发
期，美国人正忙着淘金发迹，自然欢迎这些乐意担当笨贱工作的社会新成员。这一
时期的美国公众对华人移民表现出高高在上的和善态度，称华人是加利福尼亚的模
范移民。在他们心目中，中国人勤俭、容易相处、尊纪守法。

　　但是，所有这些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却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随着西部经济前景的黯淡，美国的产业主们和权势者纷纷煽动白人劳工的种族
主义情绪，以转嫁危机。华人劳工一变而成为威胁美国白人生计的邪恶势力。美国
公众由此逐渐开始解除华人的工作机会，对他们表现出极大的敌意。

　　在恶劣的经济条件下，少数华人移民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有的加入黑社
会，并与中国东南地区的黑社会帮派势力相互勾结，在北美的唐人街从事有组织的
犯罪活动。

　　就这样，华人在美国公众中的印象恶化起来，一些刻板化的描述纷至沓来：阴
险狡诈、行动诡秘、诡计多端、欺骗成性、肮脏不堪、缺乏道德。……在以后的一
段时间里，反华浪潮四起，舆论界也紧旗密鼓，大肆制造“黄祸论”。美国国会纠
合各种政治势力，于１８８２年通过了排华法案。这项法案之后历经修改、增补，
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直至１９４３年才完全解除。

　　十九世纪末这场声势浩大的排华运动，对之后华人移民在美的形象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这个时期关于华人所制造的种种恶意刻划也经久不散。虽然随着时间的推
移，华人在美形象历经变化、修正，但“黄祸论”在很大程度上框定了之后华人在
美国媒体上的命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唐人街的命运。

　　唐人街最先是华人移民为躲避针对华人的暴力活动，自发地在美国城市里建立
起来的避风港。唐人街具有强烈的自给自足的性质，是早期华人谋求生存过程中的
一个创造。早先唐人街的经济活动极端有限，不外乎洗衣、餐馆和古玩生意等。唐
人街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与外界接触极少，这给唐人街添上了几分神秘。

　　早期唐人街这种自成一体的特点，曾一度使它成为美国报章杂志的嘲笑和丑化
对象：阴森可怖的唐人街是罪恶的滋生地，这里黑帮猖獗，妓女遍地，到处活动着
吸食鸦片的流氓和恶棍。

　　将唐人街与帮会活动和地下犯罪相提并论，在美国是一个持久的传统，为后来
的好莱坞电影恣意利用。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银幕上的唐人街仍未能超离
这个传统，１９８５年出品的电影《龙年》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
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好莱坞电影刻划华人形象早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默片时代。

　　默片时代的电影对东方世界的态度带有很强的猎奇性，总是着力夸大东西方文
化的差异，而唐人街也几乎成为所有与华人有关的电影的选景地。早在１８９４年
，美国就曾拍摄过一部近半小时的无声片《华人洗衣铺》（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
ｕｎｄｒｙ　Ｓｃｅｎｅ），以闹剧的形式展示了一名中国男子如何想方设法摆脱
一个爱尔兰警察的追捕。

　　就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广为流行的“黄祸论”既指中国人，也指
日本人一样，早期美国电影中出现的华人也常与其它东方国家的人不相区别，统称
“东方人”。默片时代的中国人形象具有极度的漫画倾向，托地的长辫和伸长的指
甲是被着力夸大的华人特征，影片中的中国人十有八、九是恶棍和罪犯。

　　默片时代对中国人唯一比较正面的刻划是好莱坞早期的电影大师格里费斯（Ｇ
ｒｉｆｆｉｔｈ）完成的。在其１９１９年的影片《破碎的花朵》（Ｂｒｏｋｅｎ
　Ｂｌｏｓｓｏｍ）中，格里费斯塑造了“黄面人”形象，一个代表着尊严和和平
的中国人。与“黄面人”相对立的是影片的主角，一位拳击师。拳击师暴戾凶残，
肆意虐待自己的女儿露丝，“黄面人”便承担了保护和解救露丝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破碎的花朵》引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东方男人对
西方女子的异性追求。这样的主题，在当时的西方人眼中显然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为了避免过分的争议，早期无声片处理这种出格现象的方法，通常是让一对东西方
恋人双双死去。在影片《破碎的花朵》中，露丝死于父亲的暴拳，而“黄面人”也
命赴黄泉。

　　通婚这一敏感主题在三十年代的有声片中继续得到发挥。在１９３２年的影片
《阎将军的苦茶》（Ｔｈｅ　Ｂｉｔｔｅｒ　Ｔｅａ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Ｙ
ｅｎ）中，中国军阀爱上了一位西方女子。但跟《破碎的花朵》一样，死亡是解决
这个难解的问题的唯一办法。

　　渐渐的，东西方异国情恋的主题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形。

　　在新的模式里，柔弱姣嗔的东方女子逐渐成为西方白种男人的猎物。而东方女
子一见到高大威武的白人男子，往往情不自禁，急切地要投怀送抱。身材娇小、一
头乌发的东方女子，对白人有一种特别的性的诱惑，是所谓“异国情调”的化身。
在西方的大众文化里，“异国情调”包含着强烈的性暗示。在美国的大多数色情场
所，都赫然标志着“异国风情舞”（其实就是脱衣舞）等。性爱和色情本来就是好
莱坞电影招徕顾客的看家本领。好莱坞早就把中国女子与白人男子的性爱和恋情故
事作为表现异国情调的一个重要素材。这往往是好莱坞涉及中国人的电影着戏较多
的情节，处理手法也有一定的套路。这在后面要讨论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早期好莱坞银幕上，贯彻“黄祸论”思想最彻底的形象，便是“付满洲博士”
（Ｄｒ．　Ｆｕ　Ｍａｎｃｈｕ）　。自１９２９年起，好莱坞曾经连续拍摄了一
组以“付满洲博士”为主角的电影，在美国公众中影响极大，“付满洲”由此也成
了一个众人皆知的银幕形象。

　　“付满洲”系列电影中的主角是一个邪恶妖魔的化身。

　　他集中了当时美国白人对东方华人世界所有最恶劣的想象，这也是好莱坞在塑
造这一形象时的用意。当时好莱坞制片厂的宣传材料曾这样描写“付满洲”：“他
每一次弯动手指，每一次耸动眉毛都预示着危险。”

　　在这些系列电影中，“付满洲”总是幽闭在自己的黑暗世界中，构想和策划种
种邪恶的勾当。他残暴成性、诡计多端，精通五花八门、鲜为人知的酷刑，能调制
稀奇古怪的毒药。他周围总是聚集着一群爪牙和帮凶，随时听候他的差遣，“付满
洲”由此也成了邪恶世界的主人。

　　有趣的是，就象很多好莱坞恐怖电影中的魔鬼一样，“付满洲”时常在这部片
子中遭到惩罚而死去，又在下一部电影里奇迹般地复活，从而演出了一个又一个的
罪恶故事。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事迹曾激起美国公众的同情和敬慕。为了不
冒犯公众的情感，好莱坞在某部影片中，安排“付满洲”自然死亡。这样，这个中
国魔鬼就一度从好莱坞影坛上销声匿迹了。

　　但二战结束后，冷战揭幕，中美关系布上阴霾。尤其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中美
关系急剧恶化。“付满洲”这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形象，就又再次复活，并以更邪恶
和恐怖的面貌，四出捣乱。这时候，好莱坞电影紧锣密鼓，密切配合魔鬼官方的反
共反华宣传，积极扮演着冷战意识形态宣传战的急先锋角色。“付满洲博士”在好
莱坞的时起时落，就象中美关系和美国政治的一个晴雨表一样。

　　直至１９８０年，好莱坞还不放弃“付满洲”这个形象，拍摄了《付满洲的阴
暗计划》。该片出笼后，立即激起美国华人世界的一片抗议之声。由于该片本身粗
制滥造，主题又是老掉了牙的故事，出笼后并无票房价值。好莱坞制片商觉得为这
样一部片子不值得惹麻烦，便低调处理。此事不了了之。

　　“付满洲博士”这个好莱坞精心制作的脸谱化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之后好
莱坞刻划东方恶人的原型人物。

　　这个“中国妖魔”的隐秘、诡诈特性，他的活动的帮会特征，以及作恶手段的
离奇古怪等等，都被好莱坞反复利用、修改。加工。直到今天，任何力图妖魔化中
国的好莱坞电影，都不断地回到“付满洲博士”这个原型人物上面，鲜有偏离和创
造。

　　好莱坞电影对中国与华人形象一贯的恶意丑化和诬蔑，不但受到美国华人社会
从未间断的抗议和抵制，也曾引起当时中国政府的不满。蒋介石政府虽然一贯巴结
美国，但在中国民众和旅美华侨的压力之下，也屡屡通过不同途径向美国表示抗议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好莱坞似乎有所收敛，并试图作一些弥补的工作，其结果
之一就是另一个中国原型人物的产生。

　　从二十年代中到三十年代，在好莱坞银幕上另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中国人形象
就是侦探查理·陈（Ｃｈａｒｌｉｅ　Ｃｈａｎ）。

　　据说，查理·陈的生活原型是一名活跃在火奴鲁鲁的华人侦探，经作家别格斯
加工、改造，从二十年代起流行美国。好莱坞根据查理·陈探案故事拍摄了近五十
部查理·陈系列电影，塑造了又一个较完整、统一的中国人原型。这些电影，如《
查理·陈在巴黎》（Ｃｈａｒｌｉｅ　Ｃｈａｎ　ｉｎ　Ｐａｒｉｓ）、《纽约谋
杀案》（Ｍｕｒｄｅｒ　Ｏｖ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等，现仍在美国录象市场
流通。查理·陈是好莱坞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创造。

　　身为侦探，查理·陈是正义和法律的象征，他总能成功地协助美国警务人员将
罪犯捉拿归案。陈侦探表现出一定的智慧，具备一些破案手段，如在《纽约谋杀案
》中故意给隐藏极深的罪犯以谋杀证人的机会。从而使其自露原形等等。但陈侦探
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确非常有限。看查理·陈电影给人的印象常常不是陈侦探多么智
慧，而是里面的警察何等愚笨。

　　查理·陈的形象虽然是美国公众认识华人移民的又一形象来源，他却一直未被
美国华人世界认可。

　　这其中的原因来自这个形象本身。陈侦探曾先后有数位演员扮演，除其中两部
影片由日本裔男子出演外，其余影片的主角皆是美国白人演员。几十年来，在好莱
坞演艺圈中，都基本看不到亚裔演员的面孔。大部分东方人的角色，都是由白人来
扮演！特别象查理·陈这样的“正面”角色，更是如此。

　　这些影片中的查理·陈形象在外观上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他举止缓慢，外表
谦卑，一幅驯服的模样。他不近女色，但行为举止却缺少阳刚之气，动作矫揉造作
，女里女气，颇有某种女性化倾向。他说话吞吞吐吐，英文说起来，满口“洋泾浜
”，常犯语法错误，故意带着怪腔怪调的浓重的中国口音。

　　更有意思的是，陈侦探常好引用古代东方的格言警句，总结和归纳他的探案经
历，动辄“子曰诗云”。陈侦探在银幕上所说的格言，如“理论，如眼镜上的雾气
，常掩盖事实”、“不经推敲的结论，就象在水面上戳洞一样容易得出”等等，曾
溶入美国的日常言谈，常被用来贬低和嘲笑中国文化。设想一个由白人演员扮演的
中国侦探，在现代化的美国大都市，满嘴陈腐不堪的东方格言，行为乖张怪戾，怎
么能不成为美国观众眼中的丑角笑料？而这样一个中国小丑，已经算是好莱坞中国
人形象中的正面角色！

　　陈侦探身边常出现他的二个儿子：一号儿子和二号儿子。他们所起的角色很象
福尔摩斯边上的华生医生，但其愚笨的程度则到了滑稽的地步。

　　跟“付满洲”这个形象一样，陈侦探在好莱坞银幕上也有很强的持久力。

　　１９８１年，美国导演希劳克投入六百万美元，以旧金山唐人街为背景拍摄《
查理·陈和龙女王之咒》（Ｃｈａｒｌｉｅ　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
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Ｑｕｅｅｎ），再度约请西方演员出演陈侦
探。据说，希劳克摄制组人员曾遭到唐人街数百位抗议者的驱逐，可见陈侦探这个
形象与美国华人心目中的要求有多大的距离。

　　关于查理·陈这个形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的女性化特征日后成为好莱坞
刻划中国男人形象时又一重要形象要素。在很多美国人心目中，中国男子往往显得
麻木不仁、呆头呆脑、拙于言谈、毫无潇洒和风趣。中国男人在外形上也大都是十
分猥琐瘦小，缺少阳刚之气，与高大威武、豪爽奔放的西方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久
而久之，在美国社会里，中国男人的形象又与“性无能”的种族主义神话挂上了钩
。这一神话，恰好与美国大众文化中关于黑人男子“性亢进”的神话形成了对照。
这两种不同的种族主义神话，与好莱坞的电影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查理·陈
这个人物，就是这一反华种族主义神话的化身。

　　付满洲和查理·陈是好莱坞早期电影史上两个最重要的中国人形象，折射的是
当时美国主导社会势力对华人移民的基本态度。进入三十年代后期，尤其是在中日
进入战争状态以后，美国曾一度视中国为自己的同盟。相应地，美国媒介对中国及
中国人的刻划也有所改善，昔日华人的恶魔形象现在暂时甩给了日本人。好莱坞为
迎合战时需要，开始尝试拍摄以中国本土为背景的电影。

　　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就是１９３７年以赛珍珠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Ｅａｒｔｈ）。

　　赛珍珠是美国最早以中国背景进行小说创作的一位美国作家。她的母亲长期在
中国传教。塞珍珠本人虽然在美国出生，但下地三个月即被带往中国，在那里生活
了近四十年。赛珍珠曾根据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就数部描写中国底层农民的小说
，并为此而荣获诺贝尔奖。塞珍珠的小说在三十年代的美国广为流传，是当时美国
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来源，其中尤以《大地》最受欢迎。该小说曾在美国先后发行两
百万册，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极为成功。据统计，在电影发行之后的一段时间
内，大约有两千三百万美国人看过这部电影，而别的国家观看此片的人数高达四千
三百万。

　　赛珍珠的小说所完成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在美国公众心目中造就了中国底层
人物的形象，向他们细致刻划了中国农民恶劣的生活状况。她的小说的一大特点，
就是力图在描写中国底层社会的过程中，避免卷入任何国家利益的纠纷。

　　电影《大地》在当时的美国取得轰动性成功，主演影片中的女主角阿兰（Ｏ－
Ｌａｎ）的美国演员露伊丝·雷纳为此而荣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

　　影片讲述的是中国农民王龙（Ｗａｎｇ　Ｌｕｎｇ）和其妻阿兰如何凭借勤劳
、坚韧，与贫穷和天灾作斗争，从赤贫转为富裕，创造一个四代同堂的幸福家庭的
故事。影片试图挖掘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农民与土地的深情和超验性关系。

　　王龙是一个贫穷但勤劳、乐观的农民。他自幼丧母，在一间茅草屋里与父亲相
依为命。王龙生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击石取火，一年之中，只洗一回澡。但即
便如此，影片中的王龙和四周邻居都精神饱满，对生活充满信心。他们耕田种地，
用自己的勤劳，谋求生存。影片以王龙去被称为大宅院的富豪之家迎娶妻子阿兰为
开场。

　　王龙一开始进城迎亲时虽不乏喜气和活力，但却一幅谦卑、畏缩的模样，以至
大宅院的门房把他误当小贩。王龙的未婚妻阿兰原是大宅院厨房里的下人，长年受
尽欺凌亏待，王龙的到来对她来说是一个新生活的开端。在迎亲回家的路上，阿兰
捡起王龙扔下的桃核，说桃核可以长成树，由此第一次点明了赛珍珠试图在阿兰身
上体现的主题：人与大地的关系。

　　王龙与阿兰婚后过着朴素而幸福的生活。夫妻俩勤于农务，不久又喜得贵子。
阿兰自豪地和王龙携子重返大宅院，在众仆人和大宅院主人面前大大荣光了一番。
大宅院家运不济，不得不出卖田地，王龙用多年积攒的银元购下数亩麦田，王龙一
家呈现出兴旺的面貌。但天灾却不期而临，饥馑遍地，王龙用重金购置的麦田成了
颗粒无收的废地。好吃懒做的叔叔劝说王龙廉价抛售麦田，坚信土地对农民的重要
，说服王龙宁肯南下逃荒，也不出卖土地。王龙听取妻子的话，携全家老少搭火车
南下，寻求活路。

　　时值辛亥革命暴发，阿兰在一次众人对富豪之家的哄抢中，不期捡到一袋珍珠
。这笔意外之财使王龙一家有足够的资本回家，重振家业。回到旧家，王龙大量置
地，并购下了现已破落的大宅院。面对财富，王龙开始萌生非分的念头。在叔叔的
诱使下，王龙娶来一名卖唱女子为妾，并终日懒散不堪，与小妾厮混。面对这一切
，阿兰则表现出典型中国女子的忍耐和大度，想方设法使王龙改邪归正。

　　小儿子与二房偷情使王龙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他悔悟过错，休掉二房，卖掉大
宅院，重新回到土地上照料农务。蝗虫袭击麦地，王龙在学农的儿子的帮助下，招
呼左邻右舍，与铺天盖地的蝗虫展开成功搏击，使王龙更深切地认识到一个健康家
庭的重要，并愈加珍视自家的田地。影片以阿兰的死结尾，临死前的阿兰再次告诫
王龙热爱土地，王龙则深情地说“你就是土地。”

　　影片《大地》力求写实，通片用的都是中国音乐。影片中王龙一家的曲折命运
、主要人物自然率真、感情诚挚的表演，都给美国公众提供了丰富的中国农民形象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他们昔日对中国人笼统而模糊的认识。影片所展示的
中国农民的坚毅、勤劳，在天灾面前的无畏，以及在道德方面的分鉴力给当时的美
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大地》堪称是好莱坞电影中一部表现人性美的杰作。它的可贵处，不仅在于
提供了一个非西方民族和人民的真实可信的形象，而且在于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超越种族、族裔和文化的差异，来表现人类的生存困境和人类的意志与情感。

　　但是，赛珍珠的小说及电影也在无意中制造了新的刻板形象，那就是底层中国
大众的艰辛。他们始终挣扎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用原始的生存手段延续生命，土
地是他们唯一的生命圈。

　　赛珍珠始终选取中国底层大众的命运沉浮作为小说创作的题材，这中间不乏女
作家对中国农民深深的同情与热爱，但同时也渗透着她从家庭获得的强烈的传教士
心态。在美国公众看来，在遥远的东方大地上与土地相依为命的中国普通百姓，始
终是需要保护和拯救的对象。这很自然地会引导他们以救世主身份自居，饱含怜悯
地看待这些在宗教信仰上未开化的人们。观看镜头只对准活动在前现代原始落后环
境中的底层人的电影，也同样容易引导观众将其与统治他们的政府作尖锐对立。

　　事实上，赛珍珠的小说及后来改编的电影成为之后美国人想象共产党治下中国
百姓生存状况的重要资源。

　　关于《大地》另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女主角的表演。露伊丝·雷娜的表演虽然非
常出色，但这位西方演员显然有刻意表现中国女子逆来顺受、温顺驯良的倾向。将
东方女子刻板化为低眉颌首、受尽欺凌而不知反抗的受难者形象，一直是西方人对
东方女子的主导想象。我们在阿兰这位角色身上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但《大地》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票房上，都是一个成功。

　　借着这种成功，好莱坞曾将赛珍珠的其它小说陆续搬上银幕，如制于１９４４
年的《龙种》（Ｄｒａｇｏｎ　Ｓｅｅｄ）等。影片《大地》拍摄之前，好莱坞曾
与中国政府接触，征求拍片意见。当时的中国政府希望影片的主角能由华人出演，
但可惜的是，好莱坞最终未能答应这个要求。

　　赛珍珠的中国系列小说在当时的美国是一个文化时尚。

　　《大地》公演期间恰值中日战争，大量关于日军在华暴行，如骇人听闻的南京
大屠杀的报导也纷纷传回美国，激起美国人对侵略者的义愤和对反侵略者的同情。
随后，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冲突也逐步升级，最终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可以说，
当时的政治氛围，是象《大地》这样的电影所以流行的重要原因。

　　远东的战争卷入了美国的安全利益。由此，从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美国
新闻界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表现出相当大的热情，战争自然是注意力的中心。太平
洋战争期间，美国曾拍摄了一系列战争片、战争纪录片，主要是帮助美国人了解他
们的战争英雄在前线保家卫国的事迹。中国在这些影片中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中国
人也就成了当时美国银幕上的无名英雄。这些宣传活动，给蒋介石治下的中国多少
罩上了一点崇高色彩，国民党政府在美的外交活动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随着战争的深入，尤其是在美国军官频频进入中国，亲眼目睹战争实况后，
美国媒体上中国人的英雄色彩逐渐淡化。蒋介石抗战的不力，以及政府内部不可救
药的腐败成为四十年代中期美国媒介的注意焦点。蒋介石在国共较量中的彻底败北
，也结束了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的积极看法。

　　１９４９年后，美国经受了“失去中国”的阵痛。

　　“红色中国”的诞生，以及随后中国与共产主义苏联的结盟，让美国人感到极
为震惊。中国不但拒绝了美国的保护人身份，而且在建国伊始，就与美国在朝鲜战
场上大胆较量。这一切，都给美国的对华政策和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投下了很大
的阴影。美国媒体也转瞬之间开始视这个远东大国为不可测度的巨大威胁，种种关
于中国共产党“洗脑”、利用“人海”进行作战的传闻在美国报章上四处扩散，昔
日的“付满洲”东方恶魔形象又开始在好莱坞银幕和美国电视屏幕上复活了。

　　五十年代前后，美国拍摄的关于中国的电影基本上分为两类：一是历史片，其
中绝大部分以晚清和民国初年为背景；二是反共片，描写红色中国的政府和社会，
旨在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制度。丑化中共干部常常是这些影片的重要内容。
他们常常是一群欺压百姓，草菅人命的无耻之徒。好莱坞影片最流行的镜头，就是
中共干部在水稻田里奸污青年农妇。这些影片的制作，极为粗制滥造，大部从台湾
的反共作家那里取材，对中国的描述，完全出于想当然。

　　从四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早期，好莱坞直接涉及种族问题的电影比较零星，
因为这一时期好莱坞电影的重头大戏是冷战。非美活动委员会入主好莱坞，种种以
间谍战为主要内容的影片陆续出台。冷战电影针对的头号敌人是苏联，但这些片中
也不时出现东方面孔的中国间谍。这些影片虽然是应冷战临时需要炮制的，但对以
前的电影形象和语言的借用却一目了然。

　　１９６２年发行的《不博士》（Ｄｒ．Ｎｏ）就是一部结合了种族主义和冷战
意识的片子。

　　《不博士》是著名的００７系列中的一个单元。影片讲述的是风流倜傥的英雄
詹姆斯·邦德只身前往牙买加，深入不博士针对美国卡那维拉尔角军事基地的罪恶
魔窟，成功捣毁不博士的阴谋集团，为美国安全机构铲除隐患的故事。

　　００７影片中的坏人，大部分是苏联间谍或西方人。但不博士是一个例外，他
是个中国人。

　　影片依循００７系列英雄加美女的一贯套路，展现邦德如何智勇双全，无往不
胜。但影片中比较有趣的是不博士这个中国人形象。他雄霸牙买加的某个无名小岛
，纠集了一群有精良装备的中国士兵，在岩石山洞中秘密研制和安设核武器。

　　不博士很显然是付满洲形象在六十年代的翻版。

　　他身着中山装，戴黑手套，倒梳的头发油光可鉴，一幅阴险狡诈的模样。他最
富东方特征的活动，就是施放毒蜘蛛杀人，用蒙汗药把邦德和他的金发女郎弄晕，
诸如此类。

　　但在《不博士》中，这位东方恶魔威胁的是美国的安全利益。在加勒比海的小
岛上将核弹头对准美国的军事基地，不博士这个形象传达了美国冷战时期最典型的
核畏惧心理。将东方古老的杀人手法和现代高科技杂揉在一起，这可以算得上是这
部影片的一大特色。

　　进入六十年代中后期，美国的种族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黑人民权运动席
卷美国，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同时激起美国公众，尤其是青年人的不满。争取权利
的黑人与激进的美国青年与政府的对抗逐步升级，政治风波此起彼伏。这一时期，
毛泽东以人民为主角的文化革命对当时美国的政治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政治纲
领也有很多的追随者。１９９５年美国拍摄的《黑豹》一片对这段历史有所展露。
影片以１９６７年开始的美国黑人组织“黑豹党”成员的命运为内容，揭露美国主
流社会势力以及情报机构对黑豹党成员的无情镇压。

　　可以说，六十年代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分水岭。自此以后，美国的种
族矛盾在美国媒体上被逐步淡化。不少有色人种群体开始有了自己的娱乐实体，象
美国的黑人就逐渐创造了自己的影星，电视上也出现了以黑人为主角的电视连续剧
。但似乎华人在美国媒体上的不公正待遇持续的时间则要长得多。这里面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华人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在美国社会中相对薄弱。

　　从七十年代开始，好莱坞逐渐创造了一种新的电影类型，与中国人形象关系密
切，这就是七十年代早期风行美国的中国功夫片。

　　李小龙是这一电影类型的始作佣者。

　　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片对美国青少年影响极大。直到今天，很多美国青年人一说
起中国，便会提到功夫和少林寺。一个黄面孔的中国人，能领衔主演一系列流行美
国的电影，这不能不说是李小龙的骄傲。但看李小龙的功夫片，再反问一下这些电
影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好莱坞银幕上的中国人形象，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并不那
么容易回答。

　　银幕上的李小龙自然是正义的化身，扬善惩恶是这个银幕形象所要传达的道德
信息。应该说，就其一身浩然正气，在银幕上淋漓尽致地展现东方武艺这一点而言
，李小龙所塑造的是一个积极的中国男子形象。但李小龙这个形象，在很多方面却
是模糊不清的。

　　李小龙在功夫片中的活动场所不外乎唐人街、香港、曼谷，他对付的恶人多半
也是东方罪犯，但李本人的政治身份却往往不清不楚，甚至很多时候是受美国警务
机构的委派。可以说，李所卷入的斗争常常是在西方正义和东方恶棍之间展开的。
这些在１９７３年李的重要作品《勇闯龙滩》（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
ｎ）中表现得最为清楚。

　　在这部影片中，李小龙受美国某家警务组织的派遣，随同数位美国武术行家，
前往美国海域某个不明国籍的海岛，侦察和摧毁隐藏在那里的一个华人犯罪集团。
整个故事情节跟《不博士》之间的雷同比比皆是。

　　海岛的主人是个中国人，名叫汉先生。汉先生在装束和言谈举止上与不博士如
出一辙，同是付满洲的翻版。汉先生身边也同样有一群武艺高强、对主子唯命是从
的走狗、听差。他的住所也同样是机关密布、暗道无数。汉先生利用这一方天地，
从事的是鸦片走私和卖淫等典型的唐人街式犯罪活动。

　　汉先生独霸一方，除三年一度的武术大会外，与外界几无公开接触。武术大会
的目的一是扫除对手，二是物色可靠的帮凶和外界的代理人。

　　李小龙佯装参赛，暗中与岛上的线人接头，深入汉先生的密室察访；最后，在
与汉先生的决战中，李以武艺和智慧歼除了这个恶人。影片结尾处，美国派出的直
升机在海岛上空飞翔，李小龙对着银幕露出胜利者的表情。

　　李小龙这个银幕形象，仍然是一个刻板、单薄的好莱坞类型化人物。道德上，
他完美无缺；武艺上，他盖世无双。这一切都赋予他超然的不真实感。但是，李小
龙因为是一个亚裔演员，他的形象就与好莱坞典型的美国式英雄有一个重要的不同
。　　　　作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男子汉，李小龙却始终不近女色，面对种种色情诱
惑，他一直坐怀不乱，目不斜视。这与詹姆斯·邦德的艳遇不断，风流韵事不停，
形成了鲜明对比。好莱坞电影从来就不会把男子在性和情欲方面的节制当成好事来
正面歌颂。恰恰相反，在李小龙这个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传统的继续，即
剥夺东方男子的性征象，把东方男子刻划成性无能、性冷淡的无用之徒。李小龙毫
无浪漫情调的呆板形象，又把东方男子刻划成为根本缺少人情味、除了一味蛮打蛮
拼，毫无对女性的温情和绅士风度的土人。由于李小龙的功夫片情节和节奏紧张紧
凑，具有很强的娱乐性，拥有很多观众。这也体现了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巧妙之处：
将种族主义偏见揉进老少咸宜的娱乐故事之中。

　　但从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涉及华人题材的电影呈现出了复杂多元的风貌。

　　一方面，好莱坞仍有不少制片厂和导演在老调重弹，继续生产旧式反华反共的
电影，制作以查理·陈和付满洲为主角的新单元；另一方面，华裔群体慢慢有了自
己的导演和演员，开始在美国影视界占据一片天地，制造自己的声音。这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就是王正方（Ｐｅｔｅｒ　Ｗａｎｇ）和王卫恩（Ｗａｙｎｅ　Ｗａｎｇ
）。他们或是加入某些取材中国或描写华人生活的影片的摄制组，利用自己的身份
来影响电影的制作；或是自筹资金，独立制片，力图撇开旧式好莱坞电影的条条框
框，在选材、演员的选择和摄影诸方面贯彻自己的思路，从而来瓦解美国主流社会
中那些根深蒂固的反华偏见。他们的工作正逐渐在产生影响，给美国的银幕增添了
新的气象。

　　八十年代，尤其在里根入主白宫以后的数年中，美国至上的意识在美国极度膨
胀。里根不遗余力地贯彻共和党的政治主张，保护大商人利益，取消或调整诸多限
制公司合并的法规，大张旗鼓地推行全面市场化经济策略。在国际事务方面，扩张
主义盛行，“星球大战”计划被宣传得震天响，军备竞赛成为美国外交事务的主音
。这些举措鼓动力极大。霎时，关于美国至上的宣传幻象俘虏了每一个美国人的心
，全美上下沉浸在关于自身繁荣和辉煌的想象之中。

　　演员出身的里根象是把好莱坞风格带入了美国政治，一言一行都讲究剧场效果
。当时的美国似乎也成了一个大剧院，上上下下观赏着从白宫频频出台的政治表演
。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中，大肆渲染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制造新的美国神
话，就很自然地成为这一时期美国传媒和大众文化制品的首要使命。就美国的内部
环境来说，拿种族问题大做文章，在公众心目中树立人人认同的美国人典型，显然
是文化界的当务之急。

　　米高梅公司１９８５年拍摄的《龙年》（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
ｏｎ）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的产物。

　　《龙年》选取纽约唐人街为拍摄现场，是八十年代美国涉及华人题材的影片中
最有争议的一部。主要原因是该影片公演后，在美亚裔社团和媒介实体曾举行多项
抗议活动。由于抗议活动声势浩大。美国新闻界也无法装聋作哑，曾在全国范围内
对抗议活动进行报道。迫于舆论的压力，米高梅公司事后在影片的开头特别附加了
一条声明，称该影片无意诬蔑或无视亚裔群体，特别是华裔群体的诸多可敬可贵之
处，如影片中的内容与实际生活中的任何组织、团体、个人或唐人街有雷同之处，
那纯属偶然云云。但影片拍的是唐人街，讲的是华人的事，上述声明的虚伪之处自
不必待言。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华人群体针对美国媒体的不公正所发动
的抗议活动频频发生。除《龙年》所引发的抗议行为外，１９８１年旧金山华人愤
怒驱逐“查理·陈”摄制组。１９９４年纽约华人社团就《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的出版一事，纷纷抗议美国主流出版界借攻击毛泽东而大肆诬蔑中国人和中国文
化。１９９５年，美国哥仑比亚广播公司（ＣＢＳ）的华裔电视新闻主播宗毓华，
毫无根据地诬蔑中国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人中有许多间谍，引起华人社会一片强烈
的抗议之声，后以ＣＢＳ公开向华人道歉结束。１９９６年亚特兰大奥运期间，美
国国家广播公司（ＮＢＣ）的体育播音员科斯特思又在奥运会报道期间对中国和中
国运动员恶意中伤，再次引起在美华人的的抗议行动。从这些一连串的事件中，已
足见美国社会中反华意识有何等顽固。

　　影片《龙年》是一部典型的警匪片，讲的是越战老兵斯坦利·怀特新任警察之
后，如何整顿美国的治安死角－唐人街的故事。

　　跟以往的唐人街影片一样，《龙年》中的唐人街也依旧是黑帮活动猖獗，枪杀
事件似家常便饭。贩毒、强行收取保护费、利用非法移民从事违法生产活动、暗杀
甚至割去人头等等恶性事件，在影片中比比皆是，看来触目惊心。但与旧式影片略
有不同的是，此片中的唐人街也有其华丽和繁荣的一面。龙腾虎跃的迎新场面、富
丽堂皇的酒家、铺张冗长的种种仪式，以及衣着整齐的靓女俊男，给这个华人聚集
区增添了几分浮化、颓废的色彩。但唐人街这些表面的繁荣和艳丽却掩盖不住它暗
藏的龌龊和罪恶，影片就是要表现这样一个主题。

　　影片以代表正义和秩序的斯坦利·怀特和唐人街黑帮的新“教父”周泰（尊龙
主演）之间的较量为线索，展现怀特如何凭借其嫉恶如仇的正义感和一往无前的执
法决心，一举铲除周泰所代表的邪恶势力，证实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影片中较有意
思的是这两个人物的象征意义。

　　怀特先生显然是英雄的化身。

　　但美中不足的是他本人却是一位波兰移民，他的住所就在很不起眼的波兰人街
区。很明显，就其目前的处境和身份而言，怀特绝对算不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国
人。怀特无疑急于要表明自己就是美国社会的主人，为此目的，他还改换了具有明
显波兰人特征的姓。警察的职业似乎给了这位千方百计想做美国人的边缘人物一个
绝好的机会，那就是在整顿唐人街治安秩序的过程中，找到一位与他心目中的美国
人原型格格不入的局外人，并将其制伏，以此来实现他梦寐以求的美国主人身份。


　　这个局外人当然就是唐人街地下势力的新族领袖周泰。

　　周泰年轻气盛，英俊潇洒，明显代表了唐人街帮会中的新生势力。他对自己的
帮会由几位老人当家的局面极为不满，决意要革新旧世界，争做唐人街新的龙头老
大。　　　　影片一开始就是一幕枪杀的场面，唐人街德高望重的掌门人杰克·王
在锣鼓喧天的新年庆典上被暗杀身亡，而密谋刺杀他的，就是他野心勃勃的女婿周
泰。扫除了王的权威之后，周泰实际上便成了唐人街黑社会的大哥大，把持了帮会
的所有业务。

　　周泰为重振家业所实行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给帮会的毒品生意开辟新的局面
。这项生意原是唐人街和意大利人在美黑帮的合伙买卖，而周泰对前辈们坚持和气
生财，与意大利人慷慨分成的做法很不以为然。面对前来洽谈生意的意大利人，他
撇开一切旧约陈规，执意要重新调整分成比例，使来人大为愤怒，指责他目无尊长
。为解决毒品的货源问题，周泰单枪匹马，只身前往泰国金三角，以军火换白粉，
与泰国毒枭定下长期买卖的君子协定。为扫除竞争对手，临行前，周泰还借宴请的
机会杀了多伦多毒贩，随身带上他的人头，从而确保了泰国之行的成功。他的这一
系列举动确立了他在唐人街黑社会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周泰和怀特在影片中构成了一对黑白分明的尖锐对立。周泰似乎从来不理会美
国社会的流行观念，他为自己所设计的奋斗目标与他的华人身份密不可分。他心目
中的最高荣耀是在唐人街出人头地，做这个属于华人的特别社区的一家之主。他极
端仇外，关心的只是自成一体的唐人街，与一心想挤入主流社会的怀特实非一路人
。

　　影片将这样两个人物安排成邪恶和正义的抗争，其用意无非是要把怀特树立为
大家效仿的典范，褒奖他对以白种男子为代表的美国主流价值的忠心耿耿。而周泰
当然是为确立这些价值的合法地位所需要牺牲的对象。周泰和怀特的较量，最后以
周泰的失败而告终。在影片的结尾处，被怀特追逐得筋疲力尽的周泰跪倒在铁轨上
，从怀特的手中接过手枪，饮弹自尽。

　　《龙年》的巧妙之处是通过两个皆不够格的美国人的争斗故事，来传达“真正
的美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道德信息。《龙年》的别出心裁还在于，在周泰和怀特
的对立之外，影片还安排了一个在华人群体和白人正统之间先是摇摆不定，而后终
于认同后者的角色，这就是华裔姑娘朱翠喜。

　　怀特与翠喜之间性和情的纠葛是影片《龙年》的另一重要叙事线索。翠喜的职
业是记者，揭露唐人街的黑暗面似乎理应成为她的职责。怀特从一开始结识翠喜起
，就立意要征服和改造这位异族女子。他约请翠喜在唐人街最豪华的酒家吃饭，试
图说服这位记者与自己合作，全力揭露华人社区的违法乱纪现象，并由他提供消息
来源。起先，翠喜对怀特的这番游说大不以为然，对这位自以为是的警官表现出一
定的戒备。但影片随即插入了一段精彩的枪杀戏。在这节历时好几分钟，场面性极
强的枪杀戏中，怀特英雄救美人，显示了足够的勇猛和风度，初步嬴得了翠喜的芳
心。随着故事的发展，这对英雄和美人经历了一段恋爱，他们时而吵架，时而又万
般激情地做爱，这些都是好莱坞影片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影片结尾时，怀特和翠喜
在唐人街嘈杂、拥挤的人群穿行，各自朝对方跑去。

　　翠喜是影片中一个耐人寻味的人物。她除了担当华人中愿意放弃自己的群体，
主动接受主流社会对移民的要求和期待这样一个角色之外，还延续了好莱坞电影再
现华人女子的一个传统。那就是，西方男子才是她们心目中真正的男子汉，而她们
也常常是西方打开东方封闭世界的缺口。关于这一点，影片中对周泰和怀特各自扮
相的截然不同的处理就很说明问题。影片中，怀特始终男子汉气概实足，和翠喜表
演床上戏时更是鲁莽有余；而周泰则通片西装笔挺，梳理得整洁出奇，表现出强烈
的阴柔化倾向。影片自始至终，也未见其身边出现一位红粉丽人。

　　《龙年》拿华人当靶子来重建美国神话，其恶毒用心实不足取。其中最发人深
省的是影片中所展示的唐人街和实际的华人生活之间的巨大距离。了解当代在美华
人生活的人都知道，华人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在科学
研究方面，华人正日益成为一股主导力量。在唐人街内部，经过前后数代人的辛勤
努力，华人自力更生，开辟了各种不同的行业，创建了无数的企业，为美国社会提
供了数目可观的就业机会。

　　好莱坞电影是美国社会商品生产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对于维护、再造美国社
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更其了其他任何文化媒介所无法代替的核心作用。透过好
莱坞电影对华人的刻划，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年来的种族
主义偏见，是多么根深蒂固。好莱坞电影对于华人在美国社会的巨大贡献视而不见
，从未正面表现过一次华人在美国科技、教育和商业等领域里的活动。对于在美国
之外的中国人和中国本身，好莱坞的偏见也从未有过减少。

　　冷战结束后，前苏联这个“邪恶帝国”解体，好莱坞在一度时间内，失去了几
十年一贯的反面形象。于是，寻找新的“坏蛋”成为近年来好莱坞电影的一大任务
。

　　中国和中国人在最近一些年来的好莱坞电影里，尚未取代前苏联的地位，但已
经有一些迹象，表明好莱坞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１９９５年美国的一部高耗费、
大制作巨片《红潮激浪》（Ｃｒｉｍｓｏｎ　Ｔｉｄｅ），内容与中国大部无关。
这部片子娱乐性很强，毫不比近年中国进口的好莱坞大片逊色。但影片开始时，却
穿插了有关中国西部核基地的背景故事。影片中的战争狂人，企图发动核爆装置，
炸毁中国核基地，诱发新的全球大战。影片影影焯焯，暗示中国军方在这场阴谋中
有某种参与。但对此只是匆匆带过，语焉不详。类似情节，看来有待进一步加工。
但该片透露的倾向，却值得注意。

　　然而，中国国内的观众最近一些年来，对于进口的好莱坞大片表现出强烈的兴
趣，掀起了好莱坞电影热。中国观众被好莱坞电影的娱乐性和高超的电影技巧深深
吸引。这并非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但如果在欣赏好莱坞电影的时候，不家
思索地全盘照收好莱坞宣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更有甚者，对其中的种族主义和
西方至上的文化偏见津津乐道，那就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

　　最近一些年来，好莱坞出现了一些新的中国人形象和演员，也有一些中国人，
进入好莱坞主流影片的编导制作圈。好莱坞演员中的中国面孔，大家最熟悉的，也
许算陈冲了。陈冲的确是从中国大陆的电影界到美国，在好莱坞闯出了一片天地的
矫矫者。但她的经历也非常曲折艰难，有许多辛酸故事。

　　陈冲最初在好莱坞影片里，只能扮演白人老板的小妾之类的配角，如电影《大
班》。美国的主流媒体，如《时代》周刊，在报道陈冲演《大班》时，耸人听闻地
渲染什么“中国最红的女明星，曾是中国革命电影中的女英雄，现在扮演‘最腐朽
堕落的洋大人奴婢’，这是‘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胜利”等等。这时中国正在开
展“清楚‘精神污染’运动”，而幸灾乐祸的美国媒体，借题发挥，利用陈冲大作
文章，乘机把中国国内的局面大大丑化一番。而正在好莱坞努力求发展的陈冲，对
此也是有苦难言。后来，陈冲逐渐扮演了不少角色。在囊括奥斯卡大部分奖杯的《
末代皇帝》里，她扮演女主角婉蓉。但是她和扮演男主角的华裔演员尊龙，却与奥
斯卡无缘。

　　无独有偶，１９９５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等多项奖的获得影片《感
性与理性》的导演，也是一个中国面孔，他就是来自台湾的导演李安。这位影片的
灵魂人物，却眼睁睁地看着奖杯跑到他一个个打下手的白人手里。大多数华人看到
此，都为李安感到纷纷不平，对奥斯卡评奖人的偏见深为不满。

　　尽管如此，中国面孔的演员仍渐渐走入好莱坞影圈。如香港演员成龙和他扮演
主角的《红番区》，在好莱坞创下了可观的票房价值。香港导演吴宇森执导的美国
西部片，也获好莱坞影坛认可。不少港台导演，都在摩拳擦掌，力图打入好莱坞。
一些中国大陆导演和演员，对此也未尝不跃跃欲试。

　　电影本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最近
世界电影界的国际化趋势在不断加强，许多中国电影、演员和导演，近年来也在国
际影坛展露头角。好莱坞白人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在打破。这些都是值得庆贺的事
。

　　但是在庆贺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好莱坞电影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美国商
业化文化的产物，是美国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媒介。好莱坞在历史上，曾
以其强烈的种族主义偏见和冷战政治色彩，扮演过妖魔化中国和中国人的急先锋。
对于好莱坞模式宣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它所大力渲染的美国和西方的种种神话
，我们都不能不加思索地全盘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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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的畅销书

　　　　　　　　　　　　　·飞瀑、史安斌·

　　你只要走进美国的任何一家商城（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ｍａｌｌ），都会看到
大大小小许多家书店。如果你去纽约、波士顿、旧金山、西雅图这样的大都市，都
可以找到相当规模的图书城。那儿有琳琅满目的各种书店，经销着许多不同种类的
书籍，令你眼花缭乱。就是在遍布美国各个城市的飞机场候机楼里，到处都有书店
和报亭。美国的城镇乡村到处都是加油站，在加油站的小卖部里，你总能看到报刊
架和畅销书架。此外，美国的任何一家超级市场，都有书刊专架，并且都在最显眼
、最方便的位置——通常就在门口付款处。你买好了食物和日用品，准备付账时，
顺手就会从付款台旁边的架子上，取下一本杂志或畅销书。书刊架子挨得最近的是
香烟架子和口香糖、巧克力架子，这些架子上的东西，自然是美国人日常生活用得
最多的必需品。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书的王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种书籍出版、上市。当然，
影视录相占据了美国文化市场可观的地盘，在美国，到处都有对所有的人开放的公
共图书馆，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用电脑的信息联网、多媒体软件来“看”书。
尽管如此，书刊的出版却从未有过低潮，而是越出越多。

　　毫无疑问，各种畅销书是美国出版最多的书。畅销书的最大特点是畅销，是“
最佳销售品”——这本来就是英文“畅销书”ｂｅｓｔｓｅｌｌｅｒ的直译。

　　畅销书在美国，完全是按照市场需求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市场广大而又盈利丰
厚的诱人的商品。美国的书价不菲，一本二三百页的精装书，差不多要卖到三四十
美元或更多。而专业书、教科书，则动辄就要六七十美元一本。就连象嚼过的口香
糖那样随处可弃的平装本畅销小说，一本起码也要六、七块美金。但美国人爱看书
也爱买书、藏书，书刊杂志是美国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作为商品，畅销书首先要迎合消费者的趣味。作为文化商品，畅销书又不象一
般商品那样，要靠大量广告来诱导消费者，而是靠本身的内容来吸引读者，引导读
者。因此，畅销书象影视、时装和旅游业等大众文化产业那样，具有既能制造、引
导，又能迎合消费者趣味的双重特征。美国的畅销书的这种双重性，尤其突出。

　　美国的畅销书细讲起来，又有这么几大特点：

　　首先是时效性。美国的畅销书商人和作者，对时下人们谈论。关心的热门问题
，当前流行的种种时髦，具有高度敏感，能以最快的速度，写好和出版有关最新话
题的书籍。如９６年入秋，美国最热闹的政治话题是总统大选，就有一大批书谈大
选，谈美国的历届大选和总统，谈各位总统候选人。

　　畅销书吸引读者的又一大特点是趣味性，而美国的文化制作者们在把握和制造
趣味方面，个个都是高手。这是因为美国文化一个最重要的基地就是好莱坞，好莱
坞是一切趣味、娱乐的源泉和样板。美国的流行文化都以好莱坞式的趣味和娱乐性
为核心，象总统大选这样的事情，也是趣味和娱乐的大好话题。比如现总统克林顿
，有不少花边新闻，媒体大作文章，畅销书也毫不落后。最近有好几本书出笼，专
讲克林顿的花花故事。还有一大批书，以美国最年青而又最风流的总统肯尼迪和他
夫人的故事为主题，大讲这对风流伉俪各自的婚外情、风流事。克林顿会不会对此
很生气？不必担心，他的公关队伍一向要为他树立一付肯尼迪般的年青潇洒、风流
倜谠的形象，媒体和畅销书为他增添些花絮，本是求之不得。

　　美国畅销书的趣味离不开煽情和耸人听闻。书市上于是就充斥着暴力、色情、
恐怖和丑闻。诲淫诲盗不仅是好莱坞的专利，报刊杂志、流行音乐、畅销书，无不
对性与暴力的主题趋之若鹜。美国的大众文化的反道德倾向，随着六、七十年代出
生的“唯我独尊的一代”（Ｍ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长大成人，有增无减，
已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最近有一位心理学家，写了一本《俄菲丽娅的复活
》的书，就是专门批判、揭露美国畅销书和大众文化对美国青少年一代的危害的。
这本书的作者指出，美国少女自杀率二十年中增长了三百倍。这是因为美国的青少
年（特别是少女）被影视和畅销书等大众文化产品包围了。他们与自己的父母亲人
的关系，远不如与影视作品中的明星和虚构人物来的亲近和熟悉，而这些人物不但
多半纯属虚构，而且毫无道德感与社会公德感，除了宣泄色情，就是鼓动暴力。讽
刺的是《俄菲丽娅的复活》也是一本畅销书，作者提出了美国社会严峻的青少年问
题，但最后也不过是开了一堆解决问题的空头支票而已，并不敢太冒犯大众文化制
造商，因为作家本人很明白，自己的书要畅销，到头来还是要靠大众文化市场的流
行趣味。

　　畅销书又是最擅长制造亲切感的。作者一枝生花妙笔，能把最严肃最荒诞、最
恐怖最离奇的事情，娓娓道来，让读者读起来津津有味，兴趣盎然。同时，作者又
以平等幽默的口吻，来打动读者，让读者感到：这一切故事和事件，原来都能被我
理解和掌握，不过如此而已。不知不觉之中，读者为自己的聪明和力量所感动和陶
醉，而这种感动和陶醉，往往会超过对故事中人和事的感动。你能不深深感激作者
吗？不正是那善解人意的作者，让你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后，体悟到你自己的力量
、智慧与幸运吗？这也许是美国畅销书作者们的专长，他们总是能够用非常巧妙的
手法，来让美国的读者为自己生为美国人的优越而深感自豪。这正是好莱坞电影包
含的永恒的信念：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无论在什么地方，最后的英雄都是美国
式的英雄，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对自己则永远充满信心，因为他永远是最幸运的，
永远是最有力量的。

　　美国畅销书的种类，粗分起来，有三大类：一是各种小说作品（ｆｉｃｔｉｏ
ｎ），二是所谓非小说（ｎｏｎｆｉｃｔｉｏｎ），第三类则是各种实用书籍。畅
销书类的小说不是文学作品（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而是浪漫故事（ｒｏｍａ
ｎｃｅ）、惊险故事（ｔｈｒｉｌｌｅｒ）、科幻故事（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ｃ
ｔｉｏｎ），是通俗、流行的娱乐与消遣物，而不是高雅、严肃的文学经典。在美
国书店里，从荷马到卡夫卡的文学作品，都专放在“文学”栏目，泾渭分明，是不
能与畅销书混在一起的。实用书主要是财经、科技、体育、饮食、娱乐、旅游等。
非小说包罗万象，从政论、传记到新闻、历史，是畅销书中范围最广，也是最为畅
销的书籍。以１９９６年９月的一般美国书店陈列的畅销书为例，前十部畅销书里
，有六、七本都是非小说类的。我们在本章谈到的有关中国的畅销书，都是属于非
小说类的传记和纪实文学。畅销书的排行，讲究很多，一般是《纽约时报书评》的
排行榜最具权威，加上各家报刊、书市的排行，差不多就可以列出本月的畅销书来
，你走进任何一家书店，迎面看到的第一排书架，就是当月的畅销书了。

　　且让我们浏览一下９６年初秋的畅销书，好有一个较具体的印象。

　　排行第一的是《迪伯特原则》，是一本讲最新的市场和小企业关系的书，是教
人发财致富的，排在第一，理所当然。美国微软电脑公司的年青老板彼尔·盖茨的
传记也长期名列第一。另一本具首位多时，经久不衰的，是美国黑人将军科林·鲍
尔的自转《我的美国之旅》。这几本书都是讲如何成名、如何发财的。

　　名列第二的是《无限制的通道》，讲的是白宫里面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情报人员
的活动，是一本暴露政坛秘密和侦探类的纪实文学。这种书永远都是最受欢迎的，
要想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列据首位，耸人听闻和时效性最要紧。象《无限制的通道》
，讲的就是最近一两年内在白宫发生的故事。

　　第三本是克林顿为竞选连任所写的半政论、半自传、半预言性的《希望与历史
之间》，但这本书实际上也许比不上第四本更受美国读者欢迎，那就是一本关于肯
尼迪夫妇的书《过于人性－－杰克与杰姬的爱情故事》。象写“杰克与杰姬”各自
风流故事的畅销书最近还出了许多本，好象有越出越多的趋势。美国人现在对政客
们冠冕堂皇的说教越来越丧失兴趣和信心，倒是对他们“过于人性”的一面，即爱
情、浪漫风流的一面更感兴趣。当然所谓“过于人性”的说法值得怀疑，因为这里
面的“人性”无非是政客们的婚外情、多角恋、风流事，给畅销书作者们大加渲染
一番，“人性”是多了不少，但道德和法律观念也越发淡薄。克林顿的共和党对手
多尔，一向以自己洁身自好，无风流丑闻而自豪，并时时不忘扮演道德卫道士的角
色。但美国人很多都觉得多尔这个老头子，太一本正经，毫无风趣可言。相比起来
，风流丑闻不断的克林顿，却更可爱些。弘扬道德对多尔竞选反到成了不利因素。

　　美国畅销书多数是讲美国的人和事的，但也有相当多的是讲外国的故事的。最
近的畅销书里，有前智利总统阿连德的女儿的自传，很受欢迎。阿连德是一位社会
主义者，后来被军人政变推翻、杀害。美国主流社会当然不喜欢他这样的人。他女
儿的自传，就是揭露她父亲的独断专横的，颇象斯大林女儿的自传，在西方读者中
，走红了许多年。讲外国的畅销书，也大多离不开一般畅销书的主题。但有一点与
讲美国故事明显不同的，就是讲外国的书，大部分以暴露所写的国家的黑暗、恐怖
面为主，以描写这些国家和文化的异国情调、奇闻怪录为主。所以，冷战结束前，
大多讲外国的畅销书，都与前苏联有关，把前苏联和东欧，描写成暗无天日的“邪
恶帝国”。

　　我们说了这么多似乎是题外的事，现在终于讲到本章的主题－－美国的关于中
国的畅销书了。不过，这些题外话，也许不多余，多少可以给大家一点儿美国畅销
书的总体印象，了解美国畅销书的主题和趣味。关于中国的畅销书离不开畅销书的
一般主题。模式和趣味，书中的中国形象，首先要符合这些基本条件。就象美国多
数中餐馆里作的中国菜一样，要符合美国人的口味，至于是不是象真正的中国菜，
并不重要。

　　关于中国的畅销书，过去并不多。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不大
。我们都知道，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曾是一本有关中国的畅销书。不过
，斯诺的书在几十年中间都没再重印、再版，在美国早已时过境迁。一直到尼克松
１９７２年访问中国，中美关系开始了新阶段，美国几十年间，几乎没出版国什么
讲中国的畅销书，就连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也引不起畅销书商和作者的兴趣。
文革结束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中美之间的交流也日益增长，畅销书市场
上，也开始出现有关中国的书。这些开始是一些去过中国的记者和在中国生活过的
美国人写的中国印象等。如有个叫威廉·兴顿（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ｉｎｔｏｎ）
的美国人，在中国住过多年，他六十年代写过一本《翻身》，讲中国农村从土地改
革到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变化。八十年代他又写了一本《深翻》，作为前一
本的续集，接着讲中国农村的六、七十年代到文革结束时的故事。兴顿的书，写的
都是他在中国生活的所见所闻，较为平实。美国人对开放后的中国感到好奇，所以
比较喜欢他的书。
　　八十年代以来，有不少美国记者访问、派驻中国，写了一些书，颇为畅销。这
里有哈里逊·索尔斯伯里（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写的《长征
路上前所未闻的故事》，讲红军长征的传奇故事。再有就是写当代中国的，如巴特
菲尔德（Ｆｏｘ　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的《中国：苦海余生》。从书名就可
看出，这本书的作者眼中的中国。充满了苦难。这是一本完全按照冷战时期的描写
前苏联“邪恶帝国”口吻和模式些出来的畅销书。这位记者一句中文也不会说，在
中国的一些城市转了一圈，道听途说打听了一些文革时期的事件，回美国后，又凭
某些西方人转来转去写的关于中国的共产公妻的故事，匆匆炮制了这本书。由于太
过粗制滥造，这本书在美国并不畅销。八十年代初期，海峡两岸的冷战敌意仍相当
强烈，巴特菲尔德的书在台湾译成中文，大受欢迎，成为台湾反共宣传的工具。这
位作者跑到台湾访问，自然被奉若上宾。

　　这时，从中国已经有许多留学生来到美国，美国人去中国的也多了起来。渐渐
的，美国关于中国的书籍里，开始出现了来自中国大陆作者的作品。较早的一本书
是梁恒和夏竹丽（Ｊｕｄｉｔｈ　Ｓｈａｐｉｒｏ）合著的《革命之子》（１９８
３年出版）。梁恒是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夏竹丽是个美国女青年，到中国去作英
文教师，正好去了湖南师范。这本书主要讲梁恒这位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女教师夏竹
丽的恋爱故事，由于背景是中国刚改革开放不久的七十年代末，这样的异国情恋，
难免惊世骇俗。男主角文革结束时上了大学，文革中他十来岁年纪，虽没真正作过
红卫兵，也多少经历过那个惊心动魄的时代。异国鸳鸯、革命加恋爱，该有的调料
都有了，加上故事真挚，文字清新，两位作者都是文学青年（梁是中文系学生，夏
是美国大学英文系毕业），可谓珠联璧合。书出版后，很受美国读者欢迎。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在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上，逐渐有一些有关中国的书出现
，作者也分为从中国来的人和美国去中国访问、短期居留的人。有趣的是，从中国
来的作者一般写的主题是他们个人的文革的苦难经历，而美国人多半写他们眼中所
看到的今天的中国。中国作者写的书是有一定的模式的，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斯
大林女儿和阿连德女儿回忆录的模式。这种模式颇有点象中国当年的“伤痕文学”
，以揭露黑暗和恐怖为主，重点是倾诉个人的不幸和痛苦，文字当然是越煽情越好
。

　　但与中国的“伤痕文学”不同的，是这些写给美国读者看的书，必须要照顾到
根本没有经受过文革苦难的美国人的趣味。换句话说，就是要把那么多的苦难和悲
伤，写成能够赚取美国读者同情的眼泪和好奇心的感人故事。结束时，更要让读者
感受到一点，就是“还是生活在美国幸运，美国是多么伟大啊！”而这些，是中国
当年的“伤痕文学”、“大墙文学”作者们不会想到的。中国关于文革的文学作品
，从七十年代末以来出版了许多，但很少有被译成英文出版的。少数译成英文的，
在美国也根本不会成为畅销书，只是有时被大学东亚系研究生课的教授用来作指定
教材。而在美国写的书，尽管作者可能是中国人，但眼光、趣味、文字表述和叙事
模式却都是美国式的。这就是在美国写中国文革的畅销书的奥妙。

　　最近几年来，由来自中国的作者写的书在畅销书榜上频频出现，快要有赶上和
超过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作者的趋势了。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形象在西方媒体
和大众文化中的“出场率”渐渐增加，从中国来的不少人也跃跃欲试，要打入十分
诱人的美国畅销书市场。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几本在美国畅销书市场上红了一段时间的关于中国的书。


　　郑念写的《上海生与死》是比较早的一本，１９８６年在纽约出版。出版后不
久，就列入纽约时报书评的畅销书排行榜，并引来一批书评家和美国大学里的中国
专家的纷纷议论。作者郑念不但拿到一笔非常可观的版税，并且大大出了一番风头
。六、七十岁的一位老太太，坐着飞机，在美国到处宣讲游说，兴致勃勃。

　　《上海生与死》讲的是郑念自己的故事，是她一家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悲
欢离合。

　　在１９４９年前的上海，郑念一家人过的是相当优裕的上流社会的生活。她的
丈夫是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高级职员，想当于今天改革开放年代大都市的“外企”
里的“白领”。４９年之后，外国的在华企业被清查改造。郑念的丈夫因是难得的
技术人才被留用，处理英国公司遗留的业务和其他事务，并靠自己的技术专长为国
家服务。他们身份特殊，虽不再享受旧时高等华人的特权和地位，但与芸芸众生相
比，生活仍然十分优渥。作者不厌其烦地细细描写她当年的生活条件。“文革”开
始时，郑念家中有着一般中国人没有的生活条件：宽敞的住房，勤劳的佣人，欧式
的饮食习惯、精美的瓷器古玩、价值连城的首饰和大额的外币存款…。

　　郑念作为这样一个家庭的女主人，是温文尔雅、身份高贵、趣味高尚的上等人
。她与普通老百姓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与那些中共的干部，也完全是不同的，因为
她不但有身份，有金钱，更有那些土包子干部所不具有的高雅的气质，这是她一家
受西方和美国文明熏陶的结果。我们的作者对此是津津乐道的。她非常了解，她的
美国读者也是最爱听她这样由衷赞美美国式的中产阶级生活的。

　　可惜的是她生不逢时，这么美好、温馨、文明、高雅的生活，被文革的风暴彻
底摧毁，她最后家破人亡，流亡美国。

　　在后记中，作者称美国是一片广阔而又平静详和的难民救赎地。

　　“我希望我能够理所当然地变成这个伟大民族的公民，在这里我找到新生活。
”与众多别国难民相伴，“我并不寂寞。”听起来，有多少有家不能归的悲凉感！


　　全书重在讲述“文革”荒废年代的疯狂。作者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是完全站在
西方中产阶级一边的，在讲中国的故事时，她字里行间也就透着局高临下的口气。
对当年中国年青人的态度更是嘲笑、蔑视与怜悯。在讲到红卫兵的时候，她的怨恨
更是溢于言表。不正是这些无知、粗鲁、肮脏、浑身臭烘烘的下等人家的小瘪三们
，把她一家上流社会的高雅文明的生活破坏殆尽的吗？

　　“文革”风暴初起的时候，郑念尚可相安无事地旁观目睹壳牌石油公司中方代
表人陶峰所遭受的批斗。

　　作者向她的美国读者复述了红卫兵们批斗时用的语言：

　　“壳牌石油公司是一个国际性的大规模公司，它的触角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榨取利润。”“批判陶峰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贪婪的没有自控的人，而是因为他在为
一个一百多年前曾经侵略过中华民族的公司工作（指鸦片战争）。”

　　这些革命的陈词滥调被郑念用英文复述给美国读者听时，就别有一番新鲜滋味
。

　　红卫兵指责壳牌石油公司在上海“挂羊头买狗肉”。郑念否认公司曾经作过违
法的事，被说成“竭力为资产阶级打掩护”。她胆敢冒犯造反派，自然是在劫难逃
，她被扣上“英国间谍”的帽子。

　　起初她还没有意识到这场革命的严重性。她以为。这只是同从前一样的共产党
政策的暂时偏离。她以镇静从容的态度旁观着，等待着这场革命的快快过去。

　　然而，文革的火却在熊熊燃烧。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鼓励他们“把革命的火把
烧遍全国每一个角落”。

　　我们的作者上街买东西时，常看到红卫兵们疯狂地破四旧。他们捣毁花店、古
玩店这些“资产阶级的奢侈品”。他们把所有商店都改名为“东方红”。穿时髦衣
服的女人被当街围攻。一个老者被用绳子捆缚着当街游行。郑念的好友李真，在被
红卫兵扣上“英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大帽子，并且被逼迫钻了狗洞之后，含辱自尽
。

　　红卫兵运动是一场反西方、反文明、反人权的运动——我们的作者就这样，在
讲述着中国当年的疯狂的时候，把西方、文明、人权这些概念，巧妙地串了起来。
任何一个有同情心和理智的人，都会被红卫兵的疯狂所震惊和激怒，都会异口同声
地谴责这些无法无天的暴徒。善良的美国读者啊，他们听到、读到许许多多的有关
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苏联东欧极权国家迫害平民的的恐怖故事。现在，他们听到
郑念的亲口控诉，怎么会不把中国的红卫兵当成希特勒的党卫军，把中共政权当成
法西斯？

　　文革中的疯狂和非理性场面，都是真真切切的。郑念并没有编造，也没有过分
夸张。但问题也许不在此。郑念的叙述以一种自自然然的联系和联想，把文革这样
极其复杂、多面的历史，简化成了黑白分明的故事，最后又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畅销
书里诱人的情节。美国的读者把他们听来的一个个关于纳粹的、关于克格勃的故事
，与红卫兵的故事串连起来，就形成了脑海里面的中国文革和红卫兵的形象。

　　而且，美国读者们的眼前还有一个与那些野蛮的红卫兵暴徒们截然不同的形象
。

　　这是一个独立无畏、仁慈良善、文明高贵的女人的形象。她受过西方文明的熏
陶。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是文明的象征，是人性和人权的象征。

　　“山雨欲来风满楼。”郑念在意识到情势不妙的时候，便慷慨地把钱财分给家
中佣人，等待红卫兵的到来。

　　……

　　红卫兵要比郑念预期的疯狂残酷得多。郑念着重描写了她家被抄的情形，极其
细致真实，紧张激烈。一瞬间，一个象美国一般中产阶级所拥有的舒适而又充满文
化艺术气息的家，就变成一片狼藉。

　　对家庭的破坏是让人最为心痛而又愤怒的事。尤其是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持
久而平实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温馨、舒适的花园小楼和款式新颖的汽车。家庭是美
国梦中的核心部分，这是非常实际的、非常物质的平常人的梦，是美国中产阶级价
值观的的终极关怀。当然，今天的美国家庭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威胁，这威胁主要
是来自于美国离婚过半的夫妻关系，和层出不穷的家庭暴力。但美国梦仍然不可动
摇，最不可动摇的就是以实在的、物质的花园小楼为标志的那个家庭。

　　美国的畅销书是为了给人排忧解烦的，在构造美国梦的方面也是如此。郑念把
美国梦的实实在在的核心部分转移了一下，让美国人带着同情，来看她的物质的家
庭的破灭。在抄家记事中，作者笔法细腻，联想广阔，穿插很多从前家居生活的细
节，和今天的一片废墟成鲜明对比。她的叙述口气始终平静委婉，甚至在受迫害的
时候还不忘解救一个偷藏了她首饰的女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是一场义和团式的反西方民族主义运动－－这是美国人对中国文革
的普遍的看法。这当然是一种肤浅的观念。不过郑念却很能领悟这种观念后面所蕴
含的西方人对“黄祸”和“中国威胁”的恐惧感，在书中大量引用造反派“反帝反
修”的激进言论，大肆渲染文革的反西方色彩。且看她不厌其烦的引证：

　　“我们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要备战备荒，随时准备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
。”

　　“你不知道外国人对我们不怀好意吗？他们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人民，并且在政
治上奴役我们。只有中国人的渣滓才为洋人卖命。”

　　“资产阶级为了金钱可以不择手段，他们是罪犯。”

　　“资产阶级分子都非常狡猾。他们在家里秘密储存黄金和武器，等待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那时，他们就变成一个第五纵队，配合敌人。”

　　这些今天让中国人看来十分激进幼稚的观点，在西方人听来，就不仅是故事和
娱乐了。西方人的“遏制中国”，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国人的排外民族主义。

　　一个受惠于西方文明的高贵的中国人，在一片疯狂的排外民族主义浪潮中，除
了受迫害，还会有书名更好的下场呢？郑念接下来，就讲述了她的圣徒受难的经历
。她被怀疑偷藏“黄金武器”，而软禁在在家里。然后是批斗会，被捕入狱。

　　拘留所里，挂满了毛语录和标语牌。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大海
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闪金光，照到那里那里亮。”


　　然而这闪闪发光的拘留所却是异教徒们迫害圣徒的炼狱。郑念认为自己是阶级
斗争的受难者：“从前我在舒适的家中学习共产主义，我是个旁观者。如今在第一
拘留所，我有了一个从完全不同角度学习共产主义的机会。”

　　受审前背毛主席语录：“拿枪的敌人已经被消灭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我们决不能对他们掉以轻心。”审判会上，郑念据理力争。审判者对她说：“我们
根本就不管什么抽象的‘正义’之类。军队、警察和监狱是一个阶级用来压迫另一
个阶级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用‘正义’、‘自由’这些花言巧语来欺骗人民
群众，阻止他们的革命觉悟。你要端正阶级立场，必须把这些垃圾清除出你的头脑
，否则，你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郑念是一个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她能够从政治角度分析这一场浩劫，她
又是曾经留学英国的学生，对民主、自由的认识成为她的信念，与神的感召一起，
鼓励着她与邪教徒们对抗。审判会上她的机智答辩，洞察一切和透彻的政治分析使
她在拘留所生活的描述胜得过任何一部革命小说。而民主正义斗士的形象赶得上当
年的江姐。讽刺的是，支撑郑念的的不是江姐坚信的“共产主义，”面对的不是中
美合作所里的美国刑具，而是来自美国和西方的“民主、自由、正义”和对主的虔
诚这些精神武器！

　　数次审判后，郑念又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共产党党内纷争的牺牲品。

　“如果他们能够让我承认是外国间谍，他们将能够宣称外国公司只是外国情报机
构的安全伪装。我因此成为共产党内两股不可调和势力斗争的抵押品。”

　　“长期以来中国人有着极端的民族骄傲。那些从来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和外国
人接触过的人，总是把别的土地上的人看作蛮夷，也就是不开化的有着奇怪习惯的
民族，因此他们被称作‘洋鬼子’。”

　　狱中生活的描写颇象美国版的《红岩》，女主人公仿佛一个机智勇敢的共产党
人，对国民党的残酷统治，横眉冷对，坚贞不屈。她对红卫兵无知怀着怜悯，对中
国人盲从马列主义充满了嘲笑，对整个中国被毛作东统治和欺骗，感到深深的惋惜
。对于她自己所遭受的虐待，以及毛作东对知识分子极端虐待，她的深仇大恨，总
是溢于言表。

　　《继续迫害》一章中用大量细节，描写红卫兵的对她惨无人性的折磨。无独有
偶，她又一次在审判会上遇见了陶峰。这一次郑念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因此她能
把陶峰战战惊惊的认罪态度刻画得淋漓尽致。写陶峰的惨状并不是最终目的，目的
在于衬托自己重病在身依然镇静不屈服，如罪恶魔窟中的一位圣洁的使徒。

　　郑念在书中不断地埋下伏笔，终于在《走向十字架》的章节达到高潮。

　　她很早就是基督徒，并且时刻不忘提醒她的美国读者，对上帝的信仰是她与共
产党邪恶势力斗争的力量源泉。在书中，她大段大段地描写如何靠祈祷上帝和对耶
稣基督的信念来度过一个又一个悲惨的日子，在家破人亡和失去女儿的悲恸中有主
在冥冥中支撑着她的精神。

　　这是最能引起美国读者共鸣的精彩段落。

　　基督徒与异教徒的争夺早写进遥远的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故事。而圣经中基督
身陷犹大和异教徒的包围，却不忘自我牺牲，拯救人类，这一切都是美国读者意识
深处的文化积淀。二十世纪西方国家与共产主义的斗争，延续着基督教与邪教战斗
的神话故事。不管今天的美国人对基督与神究竟有多少虔诚，大众文化的这一神话
故事，却永远是反共意识形态和对抗非西方（如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的有力
武器。郑念不可能对这些历史事件毫无所知，更不会不了解西方教会在中国传教的
复杂而敏感的历史。她看来很懂得历史的回声在读者心目中的无形的力量，便倾注
了全部心血，来精心塑造自己的圣徒受难的光彩照人的形象。她在自我塑造的同时
，又在赞美主的光辉，顺带赞颂沐浴着主的恩宠的西方人，也顺带鞭笞着不信神的
共产党邪教徒们。这一切都是作得那么自然，那么真切，不仅引人入胜，更有奇妙
的道德说教的作用——美国读者读到此，不由得为之感叹，你看在异教徒包围的中
国，还有着如此虔诚的使徒，我们美国人因何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主的怀抱？

　　但郑念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不是没有过彷徨，在被关押在黑牢的日子里
，她有时无心祷告。“晚上我进入祷告的平静时刻，然而，我觉得失落而不愉快，
仿佛主已经离我远去。”

　　然而，她大难不死，获释之后，深深感激主的恩典，让她所期待的事情发生，
尤其是毛泽东的死。“很多年，我一直在等着毛泽东死。在狱中的时候，我迫切地
祷告着他早些死。”

　　这里，我们的作者也许要表白她作为一个受了冤屈的平常人的心态，但难免要
背离了圣徒的形象。基督徒似乎不应当有这样恶毒的报复诅咒之心，圣经上写得明
明白白，基督徒在受难的时候，应当“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基督徒更应当有坚持真理之心，“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
恶。”但也许面对共产党异教徒的罪行，人们不应该宽恕。圣经上不也写着“以牙
还牙，以眼还眼”吗！作者终于又让她的读者从圣洁的天国回到了充满纷争的人间
，把对神的赞美和与无神论的共产党邪恶势力的斗争搀和在一起。

　　中国从前的封闭加上浩浩大洋的隔离，使她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成为美国人
眼里的一个迷。大多数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方式是通过新闻媒介、接触海外华人、以
及读这些畅销书里的故事。既然是非小说又比小说更精彩的传记，自然让人深信不
疑。普通的读者很容易被作者打动，进入故事中并且认同作者的立场，同她一起憎
恨一个“过去曾经黑暗，将来也不会光明”的中国。

　　但《上海生与死》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故事。

　　一个对中国不怀太多偏见的人，也许不急于同作者一起来谴责她深恶痛绝的祖
国，而是会回过头来细想一想郑念真正的自我形象。这不过是个充满怨毒、自以为
是、喋喋不休的老妇人的形象，她成日怨天尤人的主要原因，不过是她过去养尊处
优、高人一等的生活受到冲击。站在人性的角度，对任何一个受过迫害的人，我们
也许都应该宽容和同情。但对于整日哭丧自己的损失并因此诅咒整个世界的人，我
们却很难发出赞美之声。

　　“文革”本身是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政治运动，并不象郑念所述那样简单。打
开了个人历史的窗户，你要认真想一想，无论如何你自己曾经是个中国人，你所讲
述给西方人的人的不仅仅只是你小小阁楼的旧事。所以在这本书出版后，畅销书商
们的一片叫好声中，在西方也有不少批评意见。德国汉学家马汉茂就撰文批评郑念
对文革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过于狭隘的表述。

　　这本书中另一个有趣的话题是中国妇女。在女权主义思想和妇女解放运动盛行
的西方，关于中国妇女的写作总是会象一道大餐，使西方人对东方女性的好奇心得
到满足。

　　书中的郑念是一个绝对独立勇敢的职业妇女，她镇定从容，独挡一面，走过千
难万险，流亡到美国这个“国际难民收容所”之后，就猛烈斥责中国几千年前的历
史，以及中国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

　　“一个独立的女人会使中国社会反感和尴尬。”

　　审判人指责她不守“妇道。”郑念说：“我认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鼓励妇女学
习马克思主义并且参与政治。我只作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因为中国妇女是被共产
党解放的。”

　　关于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西方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是
社会主义解放了妇女？还是社会主义压迫了妇女？

　　“毛泽东挂着解放妇女的招牌动员中国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实际是对妇
女劳动力的绝妙利用。”

　　“毛在性别问题上并没有赋予中国妇女权利，而是削弱了她们的权利。对妇女
劳动力的剥削适应了国家紧张时期的需要。无论何时劳动力短缺出现，妇女对生产
活动的参与被当作一种性别平等来大力提倡。”

　　西方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如此说。

　　有一本叫作《狐狸精》的书，１９９２年在加拿大出版，是文革时代一位女知
识分子的自传。书中满是文革时的受苦受难气息，与《上海生与死》大同小异。有
趣的是，书的题记中对“狐狸精”精神的大加捍卫。

　　“‘狐狸精’是被中国男性主导社会扭曲的性格。真正的‘狐狸’精神，内心
装着反叛，使用她的魅力和智慧，在错综复杂的生活道路上奋斗，并且真实地面对
自己。”毛泽东年代的妇女似乎都要过得象“狐狸精”一样，才能在中国的父权社
会中保全自身。事实上，已经有不少海外学者对这些激进女权主义的说法提出质疑
。

　　客观地看待中国妇女状况，就会发现，中国妇女在实现经济独立方面，比西方
妇女要进步得多。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们忙于打激烈的语言、文化的性歧视仗，并且
因立场不同，而争斗不休的时候，中国的妇女们已经取得了政治经济上相当多的平
等权利。在妇女就业和政治参与等关键方面，她们的现状要远比西方的情形进步的
多。正如一位美国女学者卡若琳·布朗（Ｃａｒｏｌｙｎ　Ｂｒｏｗｎ）近期所言
：“在今后的历史阶段，中国妇女的能量和她们的解放联合起来，将成为民族革命
的巨大的政治因素，并且随着革命的胜利取得实质性的成功。”

　　当然，象布朗这样的学者的声音，在美国是微乎其微的，而郑念的书，才会成
为畅销书，因为她迎合了美国畅销书市场的趣味和需求。郑念也是一位成功者，但
她的成功是和妇女的解放风马牛不相及的。

　　巫宁坤的《一滴泪》和张戎的《野天鹅》两本书，都是九十年代出版的，两位
作者也都是从中国到了国外，写他们在文革时那段难忘的经历。两位作者都亲身经
历过文革，加上他们英文系的出身，和在海外受教育的背景，使他们能够用比一般
中国人流畅的英语写作，更易被美国人认同。他们所用的自传体也颇似中国的“伤
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但叙事的模式又是与郑念的书相似，是非常美国式的畅
销书文体。

　　巫宁坤曾经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教授，在国内算是颇有影响的学者和翻
译家。《一滴泪》是以他１９５１至１９８０年的个人经历为素材的。作者四十年
代就学于西南联大，曾为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空军“飞虎队”作翻译。１９４６
年就读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英文系深造。１９５１
年返归祖国，应邀任教于燕京大学。巫宁坤放弃在芝大就要拿到的博士学位，回国
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拳拳赤子之心，不可抹煞。

　　当年他回国时，为他送行的是日后享益世界的李政道。他们同是芝大的博士生
，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书中记述了这段历史性的告别。

　　巫宁坤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国去为建设新中国出力呢？”李“脸上带着
一丝会心的微笑”，回答说：“我可不想回去让别人给我洗脑。”

　　就这样，巫冒着“被洗脑”之险，回到北京，任教燕京大学。燕京很快在全国
高校调整中被撤销，教员并入其它各大学中。巫宁坤因“表现不够积极”，被调离
首都，来到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生活的折磨从此开始了。

　　在天津的四年中，“没有可以促膝谈心，一道品咖啡的朋友，生活单调而枯燥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又被怀疑为“潜伏的反革命分子”。

　　在这段黯淡的日子里，他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终生相伴的爱人
。

　　１９５６年初夏，对巫宁坤的审查终于不了了之，他奉调到北京，任教于中央
党校。妻子也辞别了故乡和亲人，随夫赴京。这时，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时刻，国内政治气氛较为宽松。巫宁坤与钱钟书、卞之琳等著名学者，被调去翻
译中共八大文件。接着就是“大鸣大放”，一向不谙世故的巫宁坤真诚地向党提了
意见。在不久到来的“反右”运动中，首当其充被打成“右派”，并同当时很多的
知识分子右派一道，发配到北京郊外的半步桥农场劳动改造。

　　１９５８年，在他劳动改造的时候，女儿降生了。父为“右派”，母为基督徒
，这个孩子从降生起，就受到“特别待遇”。后来，巫又被遣送大兴安岭兴凯湖农
场。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女被迫“响应党的号召”，去到安徽大学教书。在东北正赶
上三年自然灾害，巫在这穷乡僻壤的饥饿寒冷和劳苦，胜过苏武牧羊。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饥饿寒冷一阵阵袭来，我的耳边便会响起莎士比亚剧
中凯撒大帝的声音‘我来了，我胜了，我要征服你们。’”真不愧为英美文学教授
，一生中最艰苦的时候想起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名词，这样的写法真是精彩。

　　终于回到家中，后又在安徽大学执教。安定的生活刚刚开始，就来了文革风暴
，一家人又陷苦难之中。巫这一次又变成了“牛鬼蛇神”。牛棚的磨难，使他更加
成熟起来，“这一次，莎氏的台词被改作：‘我来了，我受苦，我活下来了。’每
天在心中一遍遍默念，用这样的‘精神胜利法’度过难关。”

　　“牛棚”与“兴凯湖”是全书最为感人的篇章。出身于书香门第，留学海外，
一直在大学任教的书呆子，就这样被命运捉弄，处境维艰，心灵震荡，不难想见。
难怪国内资深翻译家董乐山先生在一篇书评中说：“每一个有着相似经历的中国知
识分子，读到这里都会掬一捧同情泪”（《读书》１９９５年第十期）。

　　四人帮倒了，巫宁坤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春天”。他重新整理翻译了曾被批
判为“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而作为他“毒化青年”的罪证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１９８６年赴剑桥大学讲学，了却多年夙愿。“步桥到剑桥”——巫宁坤用这一句
话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一滴泪》在语言和写法上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巫宁坤凭着深厚的英美文
学功底和三十年人生酸甜苦辣的深刻感悟，用饱蘸深情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归国知识
分子在中国三十年历史变迁中的经历。他的英语十分流畅优美，满是英美典故成语
，有些段落读来让人忍俊不禁，可谓“含泪的笑”。与郑念的《上海生与死》相比
，文彩要好多了。不过，《一滴泪》成为美国畅销书的奥秘，仍在于它的完全西化
的叙述方式。巫对西方文学经典，信手掂来，用西方读者熟悉的意向、典故、成语
、格言警句，将一个处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的中国，写成美国人熟悉的地方，
例如半步桥和剑桥的对比。又如对中央党校的描写：

　　“这个地方原来是大太监李莲英的住宅。短短的一条主干道通向一座面色铁青
的四层灰楼。我刚到的那一天，有人告诉我说，文革期间，有一位女学生受不了无
止无休的审讯，从这里跳楼身亡。主楼后面的灰色砖楼，看上去不象是师生宿舍，
倒象是士兵的营房。校园里没有花草树木，只有两三座李莲英时代留下的古典建筑
，使它不显得过分凄凉单调。阉人的阴魂依旧游荡在充满着神秘气氛的校园。”（
第３４４－４５页）

　　这样的描写，很容易让人想起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攻击前苏联和斯大林的
政治讽刺小说《一九八四》。巫宁坤用“兵营”、“太监”等意向，以及“凄冷”
、“单调”、“灰色”等形容词，来营造了与西方读者头脑中相契合的共产党国家
的气氛。虽然他并不完全是在刻意编造，但他的记忆却太片面了。他该不会看不到
，他所在的中央党校，在他离去时，早已是草木繁盛，亭台楼阁。中国与《一九八
四》所预言的共产党国家的面貌，相去甚远。但遗憾的是，巫宁坤眼中和他的美国
读者们想象中的共产党国家，就应该是那付阴冷萧杀的样子。我们不是经常看到，
西方记者照相机里捕捉的中国，多半是残破不堪的落后的景象吗？

　　前文所提及的在兴凯湖农场和牛棚诵莎翁之台词，可谓神来之笔，很象《天云
山传奇》中男主人公罗群在劳改期间，朗诵孟子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将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肌肤……。”

　　西方人听巫宁坤念莎士比亚，很容易引起感情共鸣。《一滴泪》终归是写给西
方人看的“文革”旧话。然而，反思文革不能离开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
社会背景。巫宁坤完全用用西方的文化意象和西方人的眼光来看文革，的确是迎合
了美国畅销书读者的趣味，但却与中国的文革相距甚远。尽管莎士比亚的作品有着
超越时空的恒久魅力，但它毕竟不能表述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的人与事。在这方面
，也许当年的伤痕文学更有表现力。伤痕文学现在看来有些幼稚肤浅，艺术上也比
较粗糙。但那些作家毕竟是以一片真挚的情感来写他们的时代的故事，而不必费力
地讨好、迎合一个与他们的时代和社会截然不同的商业文化趣味。

　　对此，巫宁坤应当是深有体会的。当年他回国时，好友李政道亲自送行。二十
八年后，这对老友在北京饭店重逢。

　　“他当时是芝大中国研究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我们都叫他小弟弟。如今他已
五十，看上去仍然很年轻，皮肤细嫩，还是那张娃娃脸，只是略微有些谢顶……我
谈起我自己和朋友们这些年的经历，他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或是异样。我蓦然意
识到，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中，其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愉快
而安定地生活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里，现今更是头顶‘爱国科学家’的桂冠，
住宾馆坐轿车，与高级领导人会面，而我呢？听从‘党的召唤’，千里迢迢回来，
却被当作‘人民公敌’，在劳改农场、饥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苟延残喘……
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午后，是我送他回国，那
么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扶手椅里。不，不会，我不愿用接受‘再教育’时品尝的苦酒
，去换那些掌握着无产阶级专政大权的老爷们为他敬上的一杯杯美酒……如果有一
天，他读了我的自传，或许会说：‘这不是真的，宁坤又在那里编爱国的故事了。
’”（第３４１－４２页）

　　是啊，也许“天真”的李政道博士读不懂《一滴泪》这么复杂的故事。如果这
本书译成中文，一定会有不少中国读者对其中的西方意象“大惑不解”。这也许真
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幸运的是，巫宁坤教授终于在西方找到了知音，博得了喝
采。正如登上剑桥讲坛是他平生夙愿，《一滴泪》在西方的出版并使他的名利双收
，也足以让历尽艰苦的他欣慰了吧。

　　《鸿》的作者张戎是与巫宁坤教授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她是生在红旗下，长在
红旗下的“高干子女”。当巫宁坤被打成“牛鬼蛇神”在牛棚里罹难的时候，十四
岁的张戎从故乡成都来到“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作为红卫兵的一员，接收伟大
领袖的检阅。随着文革愈演愈烈，她的父亲因支持陶铸被打成反革命，送进山区劳
改。张戎因此丧失了她原来的优越生活，开始了她的“苦难历程”：先是到农村插
队，后又到喜马拉雅山麓的藏族村落当赤脚医生。

　　１９７１年林彪摔死，她父亲的状况有了改善。张戎也返回成都，进工厂当了
电工。由于“表现积极”，被推荐到四川大学英语系学习，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
后留校执教。１９７８年，当中国政府决定派遣文革后首批留学生时，她经过刻苦
努力再次来到首都北京，登上了去英国的班机。１９８２年，她在约克大学取得语
言学博士的学位，并自称成为英国“第一位来自红色中国的博士”。毕业后，她决
定在伦敦定居，执教于伦敦大学东方学系。可以看出，作者其实是一个运气不错的
人，和成千上万的同龄人相比，她的经历谈不上轰轰烈烈，更不算什么坎坷。

　　张戎是从一个文革的主动参与者的角度，来回忆那段历史往事的。

　　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英雄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思想，使她在文革之初表现得异
常狂热。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后，她的革命理想逐渐破灭，感到迷茫、失落。她在
书中表白，自己选择的是一条个人奋斗之路，尤其是个人努力。“我今天的一切，
是靠自己得来的。我没有靠党组织，靠人民，靠同志，靠父亲。只有靠我自己。”


　　这一番个人主义的表白真象美国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主人公的独白：“
他（盖茨比）在那么多俊男倩女的簇拥下，但我能看出他的孤独。他一个人孤零零
地走到今天，是啊，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

　　个人奋斗是西方文学恒久不变的主题。张戎只是将它置于现代中国的环境之下
，讲一个中国反传统的女子的孤身奋斗，来博得西方读者的兴趣。张戎用英文写的
《鸿》与前几年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
的是，《曼哈顿》的读者群是那些向往美国财富和浮华的中国人，而张戎则已经与
“国际接轨”，打入了美国的畅销书市场，吸引了一批西方读者。这本来是件好事
，但可惜的是作者的心态和《曼哈顿》作者太过相似，一味表白自己的个人奋斗，
把好端端的一个真实故事，抹上了太厚的艳妆，反到显得做作和虚假。她的美国读
者也许无法察觉到这点，他们也的确喜欢张戎的童话故事般的夸张和煽情。这是美
国的畅销书市场所培养出的趣味，一个竭力要与国际接轨的作者，怎么能不全力以
赴地奉迎国际市场的时尚呢？

　　《鸿》有个非常女性化的副标题，叫做《中国的三个女儿》。张戎的外祖母、
母亲、她自己的经历，涵盖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从一家三代的经历，来折射中
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变迁，这样的大手笔在中国当代文学并不多见。可惜的是这位作
者过于浮躁，缺少历史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就拿她的英文来讲，她虽是英语系出
身，但她英文的表达程度远不及功底深厚的巫宁坤。如果说《一滴泪》仍不失为一
本文字优美的传记作品，《鸿》的叙事则是象平淡单调的历史教科书。

　　此书的英文直译名字是《野天鹅》。这里面的寓意并不难懂：张戎经过漫长的
个人奋斗，从一只丑小鸭变成美丽的野天鹅。然而这不是单纯的童话，这更寓意着
她抛弃了代表蛮荒的中国文化，认同了代表文明进步的西方文化。

　　张戎既然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跨度相当大的题材，就应当客观地、历史地看待
它。然而她笔下的中国，依然是一片荒原，在那里，“个人永远没有成功的机会”
，丑小鸭也永远变不了白天鹅。

　　这个“野”字又作何解释？“野”或许表达了张戎这样的人的心态。张戎定居
英国后，“受到中国当局批评，”因为她是公派出国，应该回国服务。因此，她决
定不再讲中文，不看中文报纸，不与中国人来往，以此把“中国统统忘掉”。但是
她常有无家可归的感觉，就象一只孤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张戎就这样，
将自己的举止诗意地化成了异国它乡的一只孤独的天鹅，在中国那个荒蛮之地，得
不到赏识，只有在海外，在文明的西方，翩然起舞。真遗憾，她无法断掉自己的中
国血脉！１９８５年她母亲首次来伦敦探亲，给张戎讲起了祖母的故事。张戎“突
然产生了一种了解中国历史的冲动，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便汹涌而出。我一次次
泪流满面，决定写这本书”。

　　张戎的心路历程在海外华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也许是她将该书赋以一个字
“鸿”。这只孤雁和野天鹅，是否有一天还会变成一只“鸿雁”，飞回故里？血浓
于水，张戎不可能“将中国传统统统忘掉”。希望有一天，她会拿起笔来，写感觉
中真真实实的中国，写她的亲人和朋友，而不必取悦她的出版商和西方畅销书的市
场情趣。我们衷心地盼望张戎，实现她成为一只“鸿雁”的梦想！

　　粗粗浏览了几本由新海外华人写的中国的旧故事的书籍，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一
看由美国人讲述的中国今天的故事。

　　最近几年来，美国陆续出版了好几本由名记者写的有关中国的纪实作品，多半
围绕着中国的政治来作文章。这些书早已不具有当年斯诺对中国的政治风云表现出
来的真正的敏感和热情，也不具备写出《震撼世界的十天》那部描写苏联十月革命
的约翰·里德的诚实和理想主义。

　　美国记者们的政治嗅觉，从导致了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起，就集中于各式各
样的政治丑闻上。随着敏感媒体和大众文化的日益商业化，记者们的政治趣味也日
益变得庸俗低级，挖空心思，寻找甚至编造耸人听闻的故事。美国媒体的这些变化
，当然影响到了他们对外国的报道。

　　美国人写有关当代中国的畅销书模式，一是来自新闻媒体趋之若鹜的的丑闻与
耸人听闻这两“闻”；二是来自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固有偏见，即抽着鸦片，留者
小辫，与昏庸的帝王和官僚狼狈为奸的“中国佬”形象；三是来自美国政界和学术
界的中国通对中国的评判。这些中国通的学问多半是冷战与反共意识形态的的产物
（我们对此有专章讨论）。

　　这种靠“三结合”产生的中国当代纪实，除了满足畅销书商和消费者共同的猎
奇和低级趣味之外，便是在公众舆论和大众文化的层面，制造和加深对中国的偏见
和误解。

　　就拿曾写过《长征路上前所未闻的故事》的索尔斯伯里，近年来也热衷于写诋
毁和诬蔑中国政治领袖的书籍，来顺应美国媒体和大众文化日渐底下的趣味。他１
９９２年出版了《新皇帝——毛邓年代的中国》，这是一本按照“三结合”原则炮
制出来的书，通篇充斥着对中国政治家的谩骂和嘲弄，也流露出强烈的种族主义偏
见。

　　索尔斯伯里本不是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分子和狂热的反华分子。他当年也曾沿
着红军长征的道路寻踪，写出了《长征路》那本内容严肃翔实的报告文学作品。但
九十年代的他，却好象换了一个人。

　　也许索尔斯伯里还是索尔斯伯里。

　　但在近些年来，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媒体报道日趋负面和否定，美国自身的整个
文化氛围也日趋商业化和低级庸俗，象索尔斯伯里这样的记者，又如何会不去随波
逐流，以对中国不负责任的谩骂，来赚取名利呢？

　　在《新皇帝——毛邓年代的中国》的扉页上，作者煞有介事地把这本书献给“
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的手里握着将来”。他献给中国年轻人的，又是什么样的礼物
呢？

　　全书共八章：《新中国诞生》、《中南海的秘密生活》、《独裁者的争斗》、
《登上龙位》、《动乱》、《地球的中心》、《小皇帝》、《动摇的命令》。

　　作者写这本书的用意在引言中最清楚不过。“成千上百的人有过皇帝的头衔，
然而很少有人象毛泽东和邓小平这样有着真正政治大权的真皇帝。”二十世纪现代
中国最重要的两位政治家，在索尔斯伯里笔下，都成了旧世界或中世纪的帝王。这
不仅是西方汉学界对现代中国政治的一贯看法，也是美国大众文化对非西方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的长期偏见。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永远不能进入现代世界，永远被帝王
和部落首领统治。这些国家的政治充满了诡秘的宫廷政变和部落间的互相残杀。这
既为畅销书提供了耸人听闻的绝佳故事情节，又深深地满足了西方和美国读者的文
化优越感。

　　索尔斯伯里要读者相信，毛泽东始终在作着皇帝梦。他的根据是毛泽东本人对
两个算命者的预言一直真信不疑。据说有一个湖南农村的年轻村妇，她告诉年青的
毛：“你将来要作大官，你会杀人不眨眼。”另一个是陕北黄河边上的一个道士，
他跪倒在毛的脚下，宣称：“你是真命天子，一个真正从天而生的龙子。”

　　作者还有一个他自认为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毛泽东在香山小住的时候，随身
总是带着《史记》和《资治通鉴》。即使在晚年视力减退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在孜
孜不倦地阅读中国的史籍。他一定是在不停地学习古代帝王统治中国和掌握天命的
方法！

　　在作者笔下，新中国的建立不过是千年不变的中华帝国又一次更换了皇帝而已
。他把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的委任，比作罗马帝国任命大将军。开国
大典比成了拿破仑加冕。

　　总之，现代中国的领袖们完全继承了从远古传下来的皇朝专制，他们生活在一
个与现代文明社会（即西方）完全隔绝与脱离的封闭的、中世纪或远古的世界。在
极其隐秘和诡诈的中南海新皇宫的禁宫深处，充满着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更为荒
诞不经、神秘莫测的政治阴谋和荒淫无耻。这些都是非常能够激发读者想象的噱头
，尤其是有关宫闱内部的性爱香艳故事。

　　对此我们的大记者不惜笔墨，充分发挥他的想象力，着力渲染中南海秘密生活
的男女间的故事。他追溯到延安时期，认为那时“男女关系就是一片混乱。”他的
一个有力证据是那时夫妇间的相互称呼“爱人”。

　　且看他如何向美国畅销书的好奇读者们解释这一称呼：

　　“在这些代表着永恒的爱的浪漫术语面前，男人和女人彼此不再有任何承诺。
他们称床上伴侣为‘爱人’。这个词不包含固定的和约束性的关系。它意味着一夜
风流、转瞬即逝以及婚姻原则的放松。”接下来，作者就细细描写延安时期毛泽东
等中共领袖人喜爱跳西方舞的故事。索尔斯伯里写这些情节时，显得挥洒自如，无
需作详细的采访与调查，只要有丰富的想象，就可以把毛泽东这个地道的中国农民
，跟着史特劳斯华尔兹舞步笨拙旋转的“丑态”刻划的维妙维肖。

　　他在大肆渲染这些情节和讽刺毛毫无音乐细胞的时候，知道他搔到了美国读者
们的痒处。这正是一种典型的美国风格。美国人非常喜欢政治讽刺与幽默，爱拿高
高在上的政客们开玩笑（但对于自己直接的上司、老板，又多半是噤若寒蝉，必恭
必敬）。象当今美国总统克林顿，常在户外跑步，他的姿态不甚优美雅观，就常常
被小报记者、漫画家和晚间电视喜剧演员们当作笑料。

　　不过，这种对政治家的讽刺与幽默里面，却有着十分微妙又非常严格的分寸。
在美国文化中长大的人，往往凭直觉就能体会出来，这种讽刺究竟是娱乐性的噱头
，还是刻薄的恶毒攻击。索尔斯伯里笔下中国领袖的漫画，显然属于后者。因为他
们在类的区分上，与西方文明的民主制度选举出来的领袖就是截然不同的“非我族
类”。

　　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也许还记得，五、六十年代中国媒体上出现的美国政治家
的漫画形象。那时，象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等美国总统，都被画成“美帝野心
狼”，连人都不能算了。冷战的语言也都是“非我族类”，敌人不是牛头马面，就
是妖魔鬼怪。　　　　时过境迁，中国早已抛弃了对美国的冷战敌意，真诚地介绍
和对待象尼克松、卡特以及里根、布什等美国领袖。但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与中国
正好相反，今天的美国媒体不仅在继续冷战的谩骂性、诬蔑性语言，而且更加变本
加厉，对中国领导人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和谩骂。

　　美国的名记者就是这样描写中国领袖的：

　　“卡尔·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一定是在想着作皇帝了，不然他问什么一次次地称赞秦始皇统一中国
的功劳？”

　　大记者告诉他的读者：毛泽东总是在把自己打败蒋介石的功劳同秦始皇的成就
相媲美。他怕读者不明白秦始皇是何许人也，便解释道：“秦朝是中国历史上流血
最多的一个朝代，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是用流血来加冕自己的成就…。文化
大革命使毛泽东等于卡尔·马克思加秦始皇。”

　　不仅是文革，整个中国革命史，在索尔斯伯里笔下都是一片血腥、一无是处。
他翻到某个中国作者写他家乡苦难的一本小说，就如获至宝，以为有了掌握中国革
命全部历史的钥匙。小说所描写的黄河岸边的一个贫穷小村庄，就代表了整个中国
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再难找到一个比这个贫穷、愚昧、疾病、无知和痛苦的村
庄更能够代表中国革命全部的地方了。”

　　就象《上海生与死》对文革精心描写一样，《新皇帝》用了很多篇幅，写大跃
进以及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的大饥荒。在这些章节中，作者插入了一段庐山会议的
故事。他以喜剧作家调侃的口吻，把中国历史上一个很严肃、沉重的政治会议，写
成一场臣子们互相勾心斗角、争吵不休，最后又全部听命于毛泽东的闹剧。彭德怀
也好，林彪也罢，在庐山会议上，统统都是一群野心勃勃而又愚昧无知的小人，被
毛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一面口口声声称毛泽东是暴君般的皇帝，一面又把毛写
成一个喜怒无常的小丑。包括毛如何多愁善感，看京戏的时候如何激动、流泪和入
迷这些细节，本来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具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所有的正常举止，但在
我们的大记者刻意渲染下，统统变成了一个半人半妖的中世纪帝王的乖戾与疯魔。

　　“发起动乱”是索尔斯伯里找出的毛泽东要作皇帝的另一个证据。

　　“如果毛泽东在他的新运动中获胜，他预计，这将是他革命生涯结束时比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加辉煌的业绩。他确信，他的名字由此将永驻中国伟人之林，并
将列据首位，成为王中之王。”

　　“为了作人民的救星，毛泽东把他的子民们引向了死亡之路，并且把自己变成
一个当代的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又象黄河一样，吞没他的人民。”

　　对于１９７６年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年，索尔斯伯里的描述甚为巧妙，他
用了中国中国民俗中又带些迷信色彩的民间传说，推出了《龙年》与《龙说话》这
两个篇章。《龙年》的名字，来自好莱坞在八十年代拍的一部有强烈辱华排华的种
族主义色彩的故事片。那部电影描写纽约唐人街的黑社会被一网打尽的故事，电影
一上映，就受到华人社区的严重抗议与抵制。索尔斯伯里心中当然对此十分有数，
故意用来作书中一章的篇名。

　　１９７６年这个“龙年”的开始，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月周恩来去世，四
月爆发天安门事件。毛泽东这位真龙天子，健康恶化，众叛亲离，四面楚歌。毛于
九月病逝，就象《龙年》电影中的黑社会乌合之众，群龙无首。

　　这时终于“龙说话”了，这就是唐山一场大地震。索尔斯伯里讲起中国民间风
水迷信的“天人感应”的传说来，添油加醋，津津有味。因为他太明白了，他的美
国读者对这些耸人听闻的神怪传说总有着无穷的兴致，何况是发生在那有着暴君般
的帝王、人妖混杂、黑帮势力和宦官恶吏横行的中国？

　　在一片不祥的气氛中，“矮小、精明的”邓小平终于出马，改弦更张。他派了
手下两员大将，去贫穷的最前线。一个是“象堪萨斯城的商人”的赵紫阳，另一个
是“象西方人一样潇洒、总是面带微笑”的万里。尽管索尔斯伯里对“邓氏革命风
景线”上一些很成功的例子表示认可，他还是不放过１９８７年的黑龙江森林大火
。这场火灾说不定又是因了黑龙江倒霉的“龙”字了！而且还是一条“黑龙！

　　索尔斯伯里写毛泽东，一直围绕着皇帝和龙来大作文章。然而写到邓小平的时
候，他却颇非了一番琢磨。

　　对于“邓氏革命”大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使中国面貌一新的事实，他不
由自主地表示称赞。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把《小皇帝》这章送给邓小平，把新的
龙袍加在他的身上。我们的记者也许感到这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于是便辩解道：
“直到他的晚年，邓小平从来没有穿过龙袍。即使邓氏革命炉火纯青，大权在握的
时候，他内心里还只是一条小龙。”

　　“小龙”的证据是邓隐居胡同，生活简朴，没有三妻四妾，也不吃燕窝熊掌。
然而，“毛泽东搬进中南海是显示他的皇权；邓小平搬出中南海也是显示他的皇权
。”一旦认定了中国领袖都是皇帝，他们无论怎么作，都是在显示皇权。这才真是
叫做欲加之“冕”，何患无词！

　　索尔斯伯里用大量笔墨，把毛泽东与邓小平描绘成中古时代的帝王，一方面当
然是为了迎合美国读者对古代和异国情调的猎奇，另一方面也不无一厢情愿之处，
即希望看到这个神秘、庞大的中央王国的日益衰败和式微。我们并不是断定索尔斯
伯里对中国的衰落报有幸灾乐祸的心理。但美国的大众文化制造商们为了取悦大众
，的确很善于利用和煽动大众的情绪，如排外和民族自大的心理。美国有些人动辄
攻击别的国家搞民族主义，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美国至上和文化霸权主义
，比起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来，都有过而无不及。索尔斯伯里给中国领导人封了那么
多王位之后，笔锋一转，开始点题：今天中国的红色王朝里，“天命动摇了”。这
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共产党的天下不稳，已经岌岌可危，朝不保夕。

　　在这里，这位大记者也只不过是随大流而已，并无惊人的预言。冷战结束之后
，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得意洋洋，大肆宣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彻
底失败。这股鼓噪声中，又以美国的嗓门最高。芝加哥大学有一个三流的日裔历史
学家叫福山，９１年写了一本书《历史的终结》，宣称前苏联东欧的解体，意味着
历史的结束。也就是说，历史最后在美国的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和最富有的经济基础
面前，终于走完了它的路程。

　　不要认为福山是在痴人说梦。

　　福山的话道出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心声。这位本来并没有什么学术建树的教
授，写的《终结》一书立即在美国畅销书市场上大红大紫，福山也一举成名。近年
来，在冷战后的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大肆鼓吹的，就是社会主义穷途末路。

　　但是，中国发生的巨变却向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对于中国这些年现
代化建设有目共睹的成就，有些人却如鲠在喉。于是，他们不是说中国已经彻底放
弃了社会主义理想，走上资本主义的不归路，就是讲中国的共产党独裁专制，即将
寿终正寝。索尔斯伯里无非是跟在这种不无一厢情愿的反华鼓噪中，摇旗呐喊而已
。

　　不过，他的书充满了美国畅销书流行的趣味，很能吸引一般美国读者。他把中
国描绘成一个依然神秘莫测、靠中世纪式的帝王统治的东方国度，这对于很反感意
识形态宣传的一般美国人来说，也是提供了一种更有趣的对中国的解释。

　　所以，《新皇帝》这本书从头到尾，始终贯穿着皇帝的主题。

　　作者不厌其烦地告诉读者，对于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资治通鉴》就象《
圣经》，是中国新皇帝统治中国的宝书，比《共产党宣言》要重要的多。

　　“毛泽东为了加强帝王统治，读《通鉴》；邓小平流放江西，读《通鉴》；胡
耀邦丢了官职，也读《通鉴》。”索尔斯伯里拿一部《资治通鉴》作分析中国当代
政治的钥匙，把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的画面，放进一个陈旧泛黄
、遥远神秘的历史的景框。同时，他又把自己打扮成一位通晓中国风水和稀奇古怪
的神秘巫术的卜算家。他就象一位古董鉴赏家一样，一边手里把玩着满身锈斑的青
铜器皿，一边向他的张大了好奇的双眼的美国读者，展示《通鉴》中所述的“天命
观”。他很清楚，他的观众们对他的古董全都是一知半解，不懂他葫芦里究竟卖的
是什么药。所以他不无得意地在收场之前，抛出了一句莫名其妙、故弄玄虚、禅语
般的“警世格言”：“天命不是不可动，天命可以随意违。一滴毒药，一把匕首，
一个计谋。”

　　索尔斯伯里的书引经据典，装神弄鬼，的确能迷惑一些读者。但毕竟太多道听
途说，缺少作者本人的第一手体验，说服力也就大打折扣了。

　　这时，又有一本由一对年青记者合著的纪实作品，应运而出。这两位记者，一
男一女，在中国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五年，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女记者本
身即为黑头发黄皮肤的华裔。两人站在一起，年青、漂亮、潇洒。他们俩因报道８
９年中国的那场动乱有功，获得了９０年度美国新闻业的最高奖普利策新闻大奖。
新闻记者成了新闻人物，他们这时正是一对风头正健、闪闪发光的明星。这对著者
就是《纽约时报》前驻京记者纪思道（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Ｄ．Ｋｒｉｓｔｏｆ）
和伍洁芳（Ｓｈｅｒｙｌ　ＷｕＤｕｎｎ）。

　　这对明星记者洋洋洒洒，写了厚厚一本大书，起名也十分巧妙，噱头十足。这
就是Ｃｈｉｎａ　Ｗａｋｅｓ，１９９４年由美国图书公司出版。

　　这书名Ｃｈｉｎａ　Ｗａｋｅｓ究竟是什么意思？

　　Ｃｈｉｎａ即中国，一目了然。而ｗａｋｅ一词，却一语双关，暗藏玄机。该
词可以作“觉醒”解。《中国觉醒》，这似乎是个正面题目。但ｗａｋｅ同时又是
“守灵”的意思，这样书名就成了《中国守灵》，好一个阴森森的题目！

　　Ｗａｋｅ一词的意思究竟是“觉醒”还是“守灵”，全看上下文。通读全书，
就可以明白，作者选用这个多义词的苦心旨意。“觉醒”不过是打了个马虎眼，“
守灵”才是真意。《中国守灵》是描写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末九
十年代初的社会方方面面的纪实作品。作者眼中的中国，腐朽、混乱不堪，生命垂
危，如行尸走肉，如今虽然表面上热闹非凡，但实际上只是苟延残喘，为自己守灵
。

　　该书出版后，颇受美国读者关注，一度畅销。《纽约时报书评》说得明白：“
该书所依居的，均是两位记者在中国期间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它满足了相当多的
美国读者了解当代中国状况的强烈愿望。”

　　按时下流行的说法，这本书确实有不少“卖点”。它出自新闻记者之手，介绍
的又是当代中国的最新情况。作者又想方设法，给他们的书赋予真实的中国色彩。
他们找中国的书法家题写书名，并为全书十六章节配上了中文标题，还引用了中国
的名人作为题记，同时还附上他们的照片。

　　女记者伍洁芳还不止一次地谈起自己的中国血统，花了大量篇幅描述她在广东
祖籍寻根访祖的过程。纪思道是个地地道道的白人，但有一个美国汉学家们才有的
古色古香的中文名字，与伍洁芳结为伉俪，看样子是很喜爱中国的。他们还请到了
张学良将军这位受到海峡两岸敬重的中国人为他们题写章名。

　　这些精心布置和设计，实在是够中国味的了。起码让美国读者看来，他们笔下
的中国也是真实可信、毫无虚饰的。

　　这对记者也许觉得这样还不够，又在序中反复申明，“我们的报导不带有任何
政治倾向，”“我们只是忠实地记录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旨在为美国读者描绘一个
真实的中国。”

　　但果真如此吗？

　　书中有一张作者夫妇二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合影，两人的青春风采一定能让他
们的迷信“青春拜物教”的美国读者们倾倒。不过这两位美国味十足的俊男靓女，
却都在天安门广场的灿烂阳光下戴着大墨镜，相拥而立。你无法透过那深不可测的
黑眼镜，看到那志得意满、青春焕发的面孔上的真正的眼神。你也许会开始怀疑，
他们透过有色眼镜所看到和描写的中国，是否也真是那么客观真实？

　　这种怀疑并不是没是有道理。且看该书的开端：

　　“我们感到中国象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她正一步步地走向崩
溃的边缘。这个国家在专制（而不是法制）之下苟延残喘。几个老人大权独揽，把
自己和它中国人隔绝开来。我们的很多中国朋友都说中国正在腐烂，我们也确信这
一点……（第１０页）。”

　　大概怕读者误解了他们的意思，两位作者在书的开头就忙不迭地为书名作题解
。写了《尤利西斯》传世的现代派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还写过一本《芬尼根守
灵》（Ｆｉｎｎｅｇａｎｓ　Ｗａｋｅ）。我们的两位作者就赶紧提醒读者，两个
守灵，意义相近。在作者眼中，中国“正在腐烂、崩溃、苟延残喘。”在这样的有
色眼镜下，中国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无非是侵犯人权、堕胎、犯罪、专制独裁……
连那位口无遮拦的ＮＢＣ体育记者科斯塔斯，在对参加亚特兰大奥运的中国运动员
大放厥词的时候，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惊人增长”。这两位自称“不问政
治”的中国通，在中国住了五年之久，却对中国的巨变一窍不通，视而不见。他们
笔下的中国人真是水深火热，中国更是形同朽木。

　　任何一个到过中国的人，都不能不对中国这些年来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感到
惊讶，这一基本事实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否认的。而两位美国头号大报的记者，在
中国生活五年，足迹踏变了大半个中国，却七拼八凑搞了这样一幅“末世图”，还
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远离政治”。如此司马昭之心，真是路人皆知了！

　　为了表示他们对中国命运的关注，这对夫妇还煞费苦心地为中国选定了一个可
以效法的活标本－－美国。“美国早在妇女赢得选举权和黑人民权运动之前，就成
为了一个民权社会，因此它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中国显然离民权社会还很遥
远……”（第２８０页）自由和民主在美国这样一个种族矛盾仍很严重的国家，被
说成不争的事实。

　　当然，两位作者不会不知道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所发生的多起由种族冲突引起
的暴力和黑人教堂被焚事件，尤其是震惊全世界的１９９１年洛杉矶发生的因黑人
被白人警察殴打、法院包庇警察而引发的大规模暴乱。这两位记者却信誓旦旦，告
诉他们的美国读者，美国的社会制度仍然是世界上完美无缺的，全世界，包括中国
，都应当效法美国这样的“民权社会典范”。两位作者完全忽视中美历史文化的巨
大差异，一厢情愿地要求中国全盘美国化。他们以为这样作，就可以一箭双雕，既
可平息和转移美国公众对自身社会弊病的日益不满，又可把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
第三世界国家塑造成反人权、反民主的不文明的世界，从而把前苏联崩溃后失去了
的对立面重新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树立起来。

　　美国大众文化制造者们，惯于以极端煽情的两极对立和对比手法，来妖魔化美
国的对手。过去几十年，都是前苏联东欧，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转向中国和第三世
界。且看《中国守灵》的十六个充满怨鬼冤魂与喋血之气的标题：

　　《飞鸽》、《你真是中国人吗？》、《怨鬼冤魂》、《红色皇帝》、《改朝换
代》、《大地》、《败絮其中》、《婴儿哪里去了？》、《箝口术》、《自己的天
地》、《向“钱”进》、《财神》、《血与铁》、《驯龙术》、《台湾的道路》、
《下一个朝代》。

　　书中是否“毫无政治倾向”？看了这些标题，就不言自明了。

　　对中国早年的一些反帝反修言谈，两位作者更是大肆渲染。伍洁芳从在家看小
孩子的北京老太太口中，听到这么一首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
吃人，专吃杜鲁门。”她如获至宝，在书里一遍遍地反复提起，作为中国政府“反
美教育”的铁证。岂不知，这首儿歌是五十年代抗美援朝的产物。如今早已时过境
迁，杜鲁门也已去逝多年了。他当年封锁台湾海峡，大力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
，在中美关系史上，当然会留下一笔。然而，中国九十年代的儿童们，早已不关心
谁是杜鲁门，他们看着美国迪斯尼卡通，嚼着美国麦当劳汉堡包和肯德基烤鸡，赶
美国的“洋潮”赶得好开心。

　　可是，我们的两位记者，今天无暇过问天真烂漫、生活快乐的中国儿童们。他
们也许并不想知道，今天的中国儿童，正享受着他们的父辈当年难以想象的丰衣足
食的童年。

　　我们的记者有更重要的使命。

　　他们要去采访和跟踪那些“反共义士”、“人权斗士”、“持不同政见者”们
。因为在美国和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模式中，只有这些人，才是共产党国家的
真正英雄。只有这些人，才个个都是“为拯救中国而赴汤蹈火”的普罗米修斯们。
这些“英雄”们的儿女情长，也更能成为揭露中国政府“残酷迫害人权”的“铁证
”，更能换来美国读者们一掬同情的眼泪。

　　镜头指向了“人权斗士”韩东方：

　　“韩是一位勇敢的中国人，但当我要采访他的妻子时，他显出了一丝胆怯……
我担心我的报导会给他怀孕的妻子带来麻烦。最终，一切平安无声。当局没有强迫
她堕胎……我的报导保护了她……在孩子降生之前，这对夫妇获准前往美国，当局
佯装不知她未经批准便已怀孕之事……”（第２４９－５０页）。

　　话虽动听，但令人怀疑。伍设了一个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圈套。如果中
国政府不让韩氏夫妇出国，那便是“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如果中国政府批准他们
出国，那就等于默认了对这些人的“迫害”，因此自觉理亏，只好“佯装不知”。
说白了，中国政府最好是把这些“斗士”奉为上宾，任他们大鸣大放。美国作家约
瑟夫·海勒当年写了《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本小说，本意是讽刺美国军方种种清规
戒律的的非理性和反人道。到了伍洁芳手里，抨击的对象就转成了中国政府。伍洁
芳同时又十分十分巧妙地打击了敌人，抬高了自己。你看，她的报导威力多么大，
能够使一个管理着十二亿人口的政府改变决定！我们的记者这一次真作了一回凌驾
于主权国家政府之上的“无冕皇帝”。她在美国也许实现不了她的美梦，就千里迢
迢跑到中国，呼风唤雨起来了。

　　伍洁芳无意间暴露了美国少数极端傲慢不逊的霸权主义者的心态。他们梦寐以
求。要以“老大”自居，对外国政府任意指责。这番霸权主义者的表演，让人想起
历史上那些美国大兵横行街头，甚至强奸北大女学生而逍遥法外。有良知的中国人
是不会忘记历史的；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更不会让历史重演。今天伍洁芳在同宗
同族的中国人面前，还来扮演白人救世主的角色，除了贻笑大方和令人厌恶之外，
还会有什么结果？

　　善良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对另一个民族有莫名其妙的积怨或仇恨。看看《北京青
年报》９６年５月２０日登载的这则民意测验吧：

　　６４。３％的中国人愿意跟美国人交朋友。此比例无疑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人
。美国人成为最受中国老百姓青睐的“老外”。因为一般的美国人，心地单纯坦率
、热情宽容、彬彬有礼，很容易结交。近年来，中美之间也从未有过今天这样全方
位的频繁交往。

　　然而，总是有少数人，心地阴暗，偏要搜集“反美儿歌”之类来欺骗美国公众
，偏要在两国政府之间煽风点火。他们由于制造中美之间的误解而成了明星，就要
更加起劲地炮制更多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来加深这种误解，为自己牟取更多的名利
。今天的美国大众，对于媒体和大众文化制造商们的诲淫诲盗、哗众取宠，日益感
到不满。而象纪思道、伍洁芳这样同样在哗众取宠、挑拨离间的人，也应该向大众
揭露他们的真实面貌了！

　　这对记者夫妇，作了美国大众传媒的明星，未免得意忘形，居高凌下地充当着
中国未来的“判官”：

　　“我们见过一些乐天派人士，他们以为当今中国的政权掌握在一些懂得经营管
理的技术官僚手中，因此，中国的前景是光明的。我们得给这些人泼泼冷水，以免
他们乐观得头脑发昏。不要忘了，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
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民主和经济繁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南
斯拉夫和匈牙利曾经步入了这条轨道。但历史最终证明，他们脱轨了……。”（第
４４４页）

　　这是不问政治、客观求实的记者在讲话？还是美国国会里反华议员的演说？

　　但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不得不承认：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共产党国家象中国这样，到处充斥着电台采访节目，合资
企业，股市和私立学校。在这一点上，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因此我们也不得不开始
相信那些乐天派人士的话：中国会实现民主和经济繁荣。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十分不情愿的。我们不能忘怀，中国的士兵对我们拳打
脚踢，迂腐的新闻官僚对我们的横加指责，中国的特务如影随行地盯我们的梢。（
第４４５页）

　　尽管如此，两位作者在书中还是一再鼓吹“进行一场革命”祈盼着“天赐良机
”来实现他们在中国“改朝换代’的美梦：

　　“房顶上冒出的卫星电视天线，昏暗的舞厅回响着嘈杂的摇滚乐，敞开大门的
私立学校……这些都勾勒这下一个朝代的轮廓，这里正悄悄地酝酿着一场革命……
”（第４５９页）

　　就在这种天翻地覆的梦想中，本书结束了。在中国封建王朝已被推翻近一个世
纪的今天，这些美国人的雄心壮志听起来，很有些象满清遗少的澹言呓语。说来说
去，他们梦寐以求的“下一个朝代”不过是又一个美国的翻版罢了，而且是一个“
昏暗的舞厅回响着嘈杂的摇滚乐”的醉生梦死的美国，一个充斥着拜金潮的美国，
一个种族冲突日益加深、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美国。

　　美国社会不乏有识之士，对美国的现状有清醒的批评。美国公众对美国的社会
弊病的抨击，近年来有增无减。但大众传媒和畅销书制造商们，却绝不会把大众的
注意力真正引向社会现实，而是不停地制作种种虚幻的神话，来迷惑大众，赚取更
多的金钱。在美国大众文化的神话制作中，少数民族、第三世界的文化，常常是攻
击的对象和牺牲品。在另一方面，虽然世界发生了巨变，但冷战的阴魂并未散尽，
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总是需要新的对立面，来延续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神话。

　　近年来在美国畅销书市场上出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正迎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
导向。他们把中国妖魔化，在大众文化的神话世界，以中国取代前苏联，树立起新
的敌人形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赚大钱，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主义，是为了转移
美国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心。他们这样作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加深了中美之间的误
解和敌意，破坏了中美两国的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友好交往。

　　美国的大众文化，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到处渗透和扩张。

　　今天在中国，也有那么一批人，他们盲目崇拜美国文化，非麦当劳、肯德鸡不
吃，非好莱坞、迪斯尼“大片”不看，非美国摇滚乐不听。他们到处宣扬什么再建
“北方纽约”、“中国的芝加哥”、“东方旧金山”之类。这些一厢情愿的美国大
众文化的崇拜者们，或许应该去读一读《中国守灵》这样的书，有助于从他们的美
国梦里觉醒过来，而不再一味拜倒在美国的面前，作美国拜金主义鬼魂的守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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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中国学

　　　　　　　　　　　　　·刘　康·

　　１９９６年８月８日，熙熙攘攘的北京机场又有一架来自香港的大型波音７４
７客机降落。在纷纷涌向机场海关的人流里，匆匆走着一位身材瘦高的美国人。他
风度翩翩，衣着讲究，五十来岁的年纪，在许多旅客中，并不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这位旅客排队走到验关窗口，交上自己的护照。窗内年青的中国警察彬彬有礼
地回答了他的问候，便仔细地验看护照和签证。护照上有中国驻香港领事机构的最
新签证。

　　警察一手伸向入境许可图章，同时又习惯性地翻到护照前两页，再次检查核对
旅客的照片和姓名。这一次，他的眼光在姓名处停了下来，又抬头仔细看了看旅客
。

　　“对不起，先生，能否请您先等一下？”警察面带微笑。

　　“没问题，您看仔细了。”瘦高美国旅客也面带微笑，用非常纯正的北京口音
回答。

　　警察拨通了电话。不一会，就有另外两个警察走过来。

　　“先生，对不起，我们要麻烦您去一下那边的办公室，跟您谈一谈。”一个警
察客气而不失威严地说。

　　瘦高美国旅客仍面带微笑，点点头，便随着两个警察向办公室走去。后面的旅
客马上接上来，把他的护照递给坐在验关窗后的年青警察。瘦高美国旅客走进了办
公室，门随后关上了。外面热闹的海关通道依然忙忙碌碌，没有人注意到刚才短暂
的瞬间发生的事。没有喧哗，也没有争吵，有某个旅客到办公室去一趟，这在机场
实在是十分正常的事。

　　大约一小时之后，这位旅客又走出了办公室，还由那两位警察陪着，绕过海关
通道，走出了机场大厅。

　　依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

　　９６年夏天的北京机场，就象纽约机场、东京机场和巴黎机场一样喧闹匆忙。
旅客们一批又一批地走下一架架接踵而来的飞机，匆忙涌向海关通道，再走出机场
。没人会特别留神这位瘦高美国旅客，更少有人会停下步子，观察到他依然风度翩
翩，但笑容退尽，面露愠色的表情。

　　即使有人注意到了，又怎么样呢？

　　北京机场的拥挤和嘈杂，在炎热的８月只能使急忙赶路的旅客们更加烦躁。越
来越多的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越来越多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而北京机场，
的确是太小、太拥挤了。

　　但这是不是让我们这位瘦高美国旅客不高兴的原因？

　　五天后，美联社电讯稿有一则发自北京的消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记者
署名查理·胡茨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ｕｔｚｌｅｒ），他是这样写的：

　　【美联社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３日北京讯】－－－在北京机场，一位普林斯顿大
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一向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的人被拘留，并被阻挠进入中国。


　　培里·林克（Ｐｅｒｒｙ　Ｌｉｎｋ）是一位研究中文和中国历史的学者，他
说〔中国〕边境管制官员上星期四将他带到一边，同他谈话一小时后，把他带去机
场附近的一家Ｍｏｖｅｎｐｉｃｋ旅馆。

　　他在旅馆里被禁止使用电话。当晚与一个警察在同一间旅馆房屋中过夜，第二
天一早，即被置于一架飞机内，飞往美国。

　　“他们对待我并不坏。他们虽粗暴地对待我，但并未对我推推搡搡的。”林克
本周二从他新泽西州家中的电话里告诉记者。

　　………

　　美联社电讯稿接下来就发表评论，认为这位普林斯顿教授北京机场“被拘留事
件”表明中国政府有一个“不友好”外国人的黑名单，并引了教授本人的话：“名
单肯定是有的。”美联社记者还详细介绍了这位大名鼎鼎的教授。这位能说一口流
利北京话的汉学家，中文名字叫林培瑞，不仅在美国汉学界和美国国会颇有知名度
，就是在中国，也有不少人听说过他。美联社记者是这样介绍这位著名学者的：

　　“林克〔即林培瑞，以下用中文名－－译注〕是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亚洲观察
的理事，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和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的文章
。

　　“………

　　“至少从１９８９年始，林培瑞对于北京来说就是个麻烦人物。那年二月，他
陪同中国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前往美国驻北京使馆，参加来访的布什总
统举行的宴会。这时，中国警察阻止方进入使馆赴宴。

　　“１９９５年９月以来，林培瑞为美国之音和ＢＢＣ的中文广播提供了十余次
评论，批评中国政府的政策。其中有一次，他猛烈抨击中国再次在９５年１２月审
判民主斗士魏京生，并重判魏十四年徒刑。

　　“………。

　　“除了担任亚洲观察组织的理事之外，林培瑞还担任了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
织的理事和普林斯顿中国创意项目的理事。这一项目的成员包括了流亡的中国持不
同政见者。”

　　当然，作为教授，林培瑞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担任中文教学任务。他最近
几年来常到北京，参与普林斯顿在北师大举办的中文暑期班的教学与管理。不过，
９６年的北师大，却不再向他发出访问邀请函。没有正式邀请，他去中国驻纽约领
馆申请签证，也碰了壁。

　　如同美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对于某些她认为不友好的人士保留拒
绝入境的权利。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今天中国的国境线又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开放的。去中国办中文培训班、暑期班，近年来蔚为风气。成千上万的美国的、日
本的、韩国的…。．老师和学生纷至沓来，北京、上海、南京…各地名牌大学的国
际学生汉语学习中心均已接近饱和。

　　正巧，笔者本人在美国大学任教多年，也负责管理宾州大学在北大举办的中文
暑期班。从１９９２年夏起，我每年回到北京，在那儿遇到过许多美国同事和朋友
。我也听他们说起林培瑞教授在北京办学的事。

　　我和林教授认识有不少年了，只是还没在北京见过他。这次他未能被中国主人
邀请，肯定是另有原因。虽然其中究竟有何奥妙，局外人无从知晓，但明眼人只要
看看林培瑞教授这些年风尘仆仆，所从事的有关中国的一系列活动，就能把他未被
邀请的原因，猜个八九不离十。

　　但你不欢迎我也无妨，我仍可以不请自来。此路不通，绕道而行，这正是中国
人的智慧。

　　这一回，林教授果然另辟蹊径。他先不慌不忙地飞到香港，然后在香港顺利地
办到了旅游签证。这一着的确很高明。看来，林教授对中国文化的把握的确已近乎
炉火纯青。

　　不过，他这番“曲线入国”之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不久前一位美籍华人吴弘
达（又名哈里·吴　Ｈａｒｒｙ　Ｗｕ）的故事。

　　话说这位哈里·吴先生，到了中国后，就冒充中国警察，窜进西部的一个监狱
，偷拍了一大堆照片和录相，还窃取了许多机密情报。他被警方当场抓获，人赃俱
在。吴弘达对其触犯中国刑律的行为供认不讳，被判徒刑十四年。吴先生对判决未
表示不服，也未提出上诉。中国鉴于中美关系大局，没过多久，就将吴弘达驱逐出
境。

　　哈里·吴回到美国后，自然更是身价百倍，俨然一付为自由、人权赴汤蹈火的
美国英雄架式。他不辞劳苦，周游列国，四处游说，控诉中国无法无天，残酷迫害
政治犯和劳改犯的罪行。有人问到他对自己被判刑的感想，他便不假思索，答曰：
因为中国本身是个毫无法治、践踏人权的国家，为了“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故尔他冒充警察有理、触犯中国刑律有理。连他在审判台前的伏法认罪之举，
也说成是为了对抗极权暴政而采取的策略。

　　我无意把林教授比作吴弘达。但走笔至此，却不由得产生以上联想。吴弘达的
故事就发生在１９９５年，距今时间不长，而且这故事在美国和西方一直被媒体炒
得很热，现在依然十分流行。无独有偶，林培瑞教授正是大力支持吴弘达捍卫人权
、反抗暴政壮举的一位美国权威人士。他在各种不同场合，都不忘提吴弘达的例子
。他俩其实也常常在相同的场合出席相同的集会或活动，如在美国国会审批中国“
最惠国待遇”和所谓人权、西藏等中国问题的听证会等。

　　很显然，林培瑞是一位在美国社会非常活跃的知名人士。他的知名度来自于几
个方面：他是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人权活动家”；他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中国问
题专家，还是一个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

　　作为同行，我与林教授打过不少交道。坦率地说，对林培瑞教授的并非来自学
术成就的名望，我不报有任何敬意。

　　当曾在毛泽东身边作过保健医生的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出版时
，林培瑞在《时代文学副刊》上立刻以中国问题权威身份发表书评。为这本书作序
的是哥仑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内森（Ａｎｄｒｅｗ　Ｎａｔｈａｎ，中文名字叫
黎安友）。在序中，这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对李志绥的文字大加发挥，把毛泽东描
写成一个封建暴君和青面獠牙的吃人生番，同时又把毛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大大丑化
。林培瑞在他的书评里，对大胆暴露毛的“骇人听闻的私生活丑闻”的李志绥赞许
有嘉，又特别强调，这本书因为有了黎安友的序文，就更有权威性了。大概觉得这
样还不过瘾，林培瑞自己又对毛泽东作了一番描绘：“毛是在中国唯一拥有最多自
由的人，但性喜造反，他从不肯刷牙，而依赖巴比土酸盐，并且在性生活方面，纵
欲无度。”

　　林培瑞在其他场合发表的有关中国的言论，大都与上文所引的口吻相差无几，
也与美国国会中的反共保守的代表人物赫尔姆斯参议员等的口吻相去不远。他的这
些言论的意识形态色彩鲜明，谴词造句中，充满冷战煽动性，听上去非常象一位职
业反共政客，而不象一位平和执中的学者。实际上，林培瑞也的确是华盛顿国会山
的常客，只要有反华的听证会，他十有八九会出席。可以想象得出，林教授与赫参
议员一个台上，一个台下，一唱一和，鼓瑟相鸣，为美国国会近年来一场又一场反
华闹剧的上演，一个又一个反华议案的出笼，增添了不少热闹。

　　人们不仅要问：是不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象林培瑞那样？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可以说，美国的多数学者、专家和教授，都是“书斋型”的。他们大部分满足
于在学术殿堂的象牙塔之内，潜心钻研学术，甘居寂寞，很少在媒体抛头露面，也
一般很少直接介入政治。除了哈佛大学和一些研究所等少数例外，作为“思想库”
为政府政策辩护和出谋划策的人并不太多。美国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者
）一般以自由主义者自居，对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和美国媒体都持有某种批评态度
，保持着学者专家的那份“清高”，和知识精英们与社会、与现实政治的距离。当
然，从事与美国社会的实际运作关系密切的领域研究的学者，如经济学、政治学、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学者，情况又较特殊，他们实际问政机会较多。但他们在从
事学术研究时，仍非常强调学术性和独立性。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也基本如此。

　　这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大致分为两类：一类研究中国古代，被称为汉学家，他
们的学术领域也即通常所说的汉学，主要为历史、哲学和文学等人文学科。另一类
以现代和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集中在现代史、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社会
科学领域。这些学者大都能说流利的汉语，被称为“中国通”，也即本章所指的中
国问题专家。

　　当然，美国也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古代和现代都有深厚的了解和情感，对西方
文化有长期切身的体验，他们中间不乏出类拔萃之辈。象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
Ｊｏｈｎ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不仅对中国历史有深刻认识，又亲身深深卷入了
美中关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中，在美国上层对华政策的旋涡里，身世浮沉。他对
美中关系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对美国的中国学或现代中国研究来说，更是
一位举足轻重的开拓者。５０年代初，美国的反共冷战呼声甚嚣尘上，美国对华政
策又处于“失去了中国”和朝鲜战争的对抗、沮丧局面。费正清也受到牵连，在接
踵而来的反共恐怖症的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里，倍受挤兑和冷落。但难能可贵的
是，费正清这么多年来上下起伏，却始终坚持了对中国的清醒务实、友好同情的立
场。他除了后来对尼克松改变对华政策起了积极作用外，一直在学术领域里不断开
拓，在现代中国研究或中国学的学科创立上，功不可没。

　　另一位哈佛的历史学家雷文森（Ｊｏｓｅｐｈ　Ｌｅｖｅｎｓｏｎ），在中国
近代史研究方面，有独到的创见。他与费正清有学术争论，又有师生、朋友之谊。
雷文森１９６９年才四十七岁，就意外身亡，但留下了一批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和
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极有分量的学术著作，至今还令学术界争论不休，兴味盎然。

　　现在还健在的哈佛退休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学家史华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也是位严肃而执着的学者，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近现代思想
史的学术著作，成为西方汉学学术界的经典。

　　我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数次与史华慈教授相遇。有一次在华盛顿的一个学术研讨
会上，还跟他作过一番不长不短的争论。他虽有翩翩长者之风和谦谦君子之气，但
争论起来，却非常认真，而且思路极为敏捷。记得我们争论的话题是近来在西方学
术界走红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这些理论多半来自法国，也正是我
在美国读书时所学到的“看家本领”。加上我当时年青气盛，便拉开阵势，与他舌
战唇枪。不料这位一辈子钻研中国史的老先生，对当今的法国时髦理论如数家珍，
一番论述有褒有贬，而且深有见地，令我倾倒。我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的确为
他学识的渊博和辩论的逻辑所折服。会后大家坐在一桌吃饭喝酒，他又完全恢复了
忠厚长者的风度，与我相谈甚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另外还有许多美国学者（包括了众多华裔学者），在学术领域里多年来孜孜不
倦，勤奋耕耘。他们学风严谨，花费大量的精力，搜集和整理资料。最有价值的是
，他们把近现代中国的问题，放在世界的宏观框架中来思考，提出了许多精湛和发
人深省的学术观点。这些学者坚持学术至上、知识至上的理念，追求知识方法和构
架的完善。对于中国研究这门大学问，的确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世界各国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学者们，包括中国学者在内，对于这些
美国学者的成就，是由衷地钦佩的。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的学术
界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大批留学生来到美国，除大部分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外，其
中也有一些学习社会和人文科学（包括笔者在内）。中国社会科学界也接触了美国
和西方的中国研究。这种接触，打开了中国学术界的眼界，开拓了视野。

　　中国学者们对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和世界的发展是充满着热切关怀的，对西方、
对美国、对世界各国的现代思想和学术观点，又是敞开胸怀，热情欢迎的。在中国
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中，美国学者的学术观点和成果被广泛借鉴和讨论，大
大活跃了中国的学术气氛。如中国社会的“现代”与“传统”关系、西化和“体用
之争”、儒学和新儒学、对五四新传统的评价和众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学术问题的
讨论中，费正清、雷文森、史华慈以及邹谠、杜维明、林毓生、张灏、黄宗智等美
国学者的意见，受到广泛的重视。

　　在这样的全方位的思想开放和借鉴过程中，也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许
多的混乱和迷失。同时也有象黎安友和余英时这样的反华反共的意识形态斗士，把
他们的反华私货用学术外套包装起来，一时也曾迷惑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象余英
时这位念念不忘反华反共的人物，一面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教授，一面担任李登
辉的顾问和海外“民运分子”的高参，无时不刻地在咀咒中国政府，在鼓吹推翻和
颠覆中国政府。可是他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观点有很大迷惑性，在
中国学术界，现在仍有一定的市场。

　　但无论如何，从总体上来看，美国的中国学为研究和了解中国问题，是有很大
的积极意义的。对于帮助美国和世界增进了解中国，中国学的作用更是非常关键的
。而正因为如此，中国学对中美关系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是不能低估的。

　　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于美国的中国学已有相当广泛的介绍和了解，但
对其局限和谬误，还缺少清醒和理性的分析与批判。对其知识建构和学术机制的历
史形成、与美国政治、社会、中美关系的复杂关联，也不甚了了。这些年，中国学
术界和知识界时常会走极端。这也表现在对美国的中国学的态度上。前些年，特别
是８０年代文化热的时候，美国中国学的观点大受欢迎，影响了许多中青年知识分
子。

　　８９年以后，有过一段降温，也有过一段时间，严厉批判美国利用学术来搞“
和平演变”。不过，这种批判的学术性较少，政治性很强。不少知识分子，思想仍
很混乱，转不过弯来，很难对学术和思想问题作深刻的反省和清理。

　　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迅
速崛起。冷战后，世界格局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中美关系在这样的关口，也
经历着空前的转型。两国间的冲突和摩擦，不可避免地在增加。美国的霸权主义政
策有增无减，冷战意识形态的惯性，仍难以刹车，并有把过去的冷战对象前苏联转
为中国的趋势。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媒体和某些政客掀起了一股新的反华逆流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形下，有些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较为情绪化，对美国作了激烈
的抨击。但这种情绪化的批判，容易流于肤浅、片面和偏激，并不利于我们对美国
作清醒和实事求是的了解。

　　我们现在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十年前对美国的一片热烈浪漫，
变成今天的一片忿忿嘘声。我们也不必受美国媒体和某些政客反华逆流的影响，因
为你不仁，我就不义，把问题搞得过于情绪化。我们需要的恰好是冷静和清醒的头
脑与眼光。美国今天的反华逆流是一剂清凉剂，让某些一厢情愿的浪漫情怀降一降
温。但却不应煽起太多的激愤，温度升的太高，诱发了新的中美对抗，一些心怀鬼
胎，惟恐天下不乱者，便可以乘火打劫，火中取栗了。

　　现在是到了对美国的中国学有一个较全面、较理性的认识的时候了。

　　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美国的中国学：一是与美国现实政治的密切
联系；二是与当代世界学术和知识的转型的关联；三是与中美关系的联系。

　　美国的中国学作为综合性的社会学科，尽管有西方的学术独立、学术至上的传
统，有一批为增进中美两大国家和文明间了解而孜孜不倦的优秀学者，但在根本上
是被美国的现实政治所左右的，是为美国的现实政治服务的。

　　中国学是美国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所以，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美国社
会科学的发展。

　　美国今天的社会科学学术建构，基本上形成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一
时期，美国政治的最大问题，可以概括为现代化和帝国主义扩张两点，与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相仿。为了解决现代化的课题，社会科学的“三架马车”迅速发展：经济
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门都是为了解决美国社会发展的实用学科，对于社会的
宏观和微观控制、协调，不亚于数理化对于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作用。

　　在社会科学这三架马车成型的时候，也正是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发展最快的时候
。社会科学也大大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自然科学的影响和渗透当然并不象今天主
要表现为电脑的广泛应用，而主要是在思维模式或哲学观念方面。１９世纪的自然
科学注重客观实验和经验观察，在科学思想上，由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占上风，尤
其在经验主义哲学的发源地英国和美国为甚。所以美国的社会科学特别强调实验和
实证。

　　当时自然科学的另一特点是强调科学的客观规律性和普遍有效性。这对社会科
学也有非常大的影响。１９世纪的社会科学都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发现社会的客观规
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来设计和控制社会的发展。种种有关社会发展的“科学”设
计理论，如所谓的“社会工程”，都纷纷出现了。社会科学家们雄心勃勃，认为他
们的理论发现和社会设计，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符合任何民族和文化，并能象设
计、控制机器一样，来设计和控制人类社会。

　　美国是一个本没有复杂和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她的诞生归功于现代化初期的
资本主义全球地理扩张。美国在文化上，主要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思
想传统，又是个高度崇尚机器和工程技术的国家。所以，基本上以工程学和技术思
想为基础的美国社会科学三架马车，对美国社会的发展是产生过决定性影响的。

　　美国学术界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总是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乌托邦社会工程导
致对人类的极权控制和对人性的束缚。但实际上，美国本身便是一个严格按照现代
化的工程和技术设计方案来规划和建设的国家。美国的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和及
其极为繁琐的法律制度，为美国的现代化提供了高效率和相对的稳定和秩序。但是
，人所共知的是，尽管美国宪法和舆论不断高唱“民主”、“自由”和“人权”的
调子，美国的社会制度却不是一个保障人性自由发展的制度，更未给大多数人提供
社会公正和平等。

　　但无论如何，美国的社会科学三架马车为美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有效的服务，也
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样板。

　　不过，人们往往会忘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号称超越民族文化差异、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学问，却产生于欧洲西部那么几个屈指可数的国家，即英国、法国、德国
、意大利等，再加上一个按这些西方国家文化和模式建立起来的美国。

　　今天，人们谈的最多的是现代化和市场化。好象有了市场化和商品化，加上最
新的科技，现代化就是唾手可得的事情，我们就都能象西方国家和美国那样的发达
和富裕了。

　　但下面的另一个事实，我们是否还记得呢？

　　西方和美国的确是世界上最先实现现代化的，但它们的现代化与几百年之久的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是分不开的。美国虽不是最老牌的殖民主义，但却是２０
世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强大与发达，美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帝国主义对
外扩张和侵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和帝国主义扩张，就
没有西方的现代化；没有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的巨大的军火财，以及利用战后几十
年两极对立而获得的空前的利益，也就没有美国今天的强大。

　　对于广大的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美国和西方除了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加以控
制，在文化和知识上也需要了解、研究，以利于控制。美国和西方一方面按自己的
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模式来设计、改造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另一方面又创建了
人类学和东方学来对这些非西方社会进行研究。

　　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所谓的原始社会和部落。但这些原始社会和部落并非远古
时代的文明，而是指缺少有古老文字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殖民地，如广大的非洲国
家和南美洲国家等。人类学家都是来自现代文明社会的白人，他们居高临下，把殖
民地国家和民族当成未进化的、蒙昧和野蛮的原始部落来考察。

　　而东方学却以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这些古老的文明为对象。西方所谓的汉
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主要是研究古代中国，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是
东方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东方学的视点和出发点都是欧洲中心论的。虽然也对悠久的东方文明有所钦佩
，但其前提是这些东方文明都已衰落颓败了，无法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相提并论。显
而易见，这种观念是充满着白人至上的文化优越感和种族优越感的。我们在前面提
到的哈佛历史学家雷文森，就把中国古代文明称为“博物馆的文明”。雷文森认为
儒家传统妨碍中国的现代化。这种观点最早来自德国人韦伯，这位西方社会学的奠
基人把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相比，结论是儒家文化显然不利于现代化。

　　８０年代以来，美国哥仑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阿拉伯裔学者爱德华·萨依德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对美国和西方的东方学所蕴含的“东方主义”作了猛
烈的批判。他主要是批判“东方主义”的欧洲中心论及其对数百年来殖民主义和帝
国主义侵略和控制的历史的歪曲。萨依德还提出了一个更触目惊心的事实：殖民地
国家和东方国家在叙述自己的历史和清理自己的文化的时候，在建构自己的知识系
统的时候，不得不使用西方的话语和西方的知识系统，这样，就在文化和知识层面
，不自觉地重复着殖民化的过程。

　　萨依德在８０年代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已被中国人争论了一个多世纪，也就是
所谓“体用”之争、全盘西化之争等等。中国要现代化，该走什么道路？是否只有
按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这些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五
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争论这些问题，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
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

　　美国学者对这些问题也有兴趣。象费正清、雷文森和史华慈等，提出了西方现
代文明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冲击，与中国面对西方冲击的反应的问题。但他们对这些
问题主要是学术上的兴趣。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与美国的现实政治、美国的对华
政策关系不大，也自然成不了研究的重点。

　　那么，美国研究现代中国的重点是什么呢？

　　必须指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外的中心一直在欧洲，从不把亚洲
当回事。实际上，到二次大战为止，美国对现代中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认真的研究
，也无所谓重点不重点。

　　但珍珠港事件和日本对美国的开战，让一向以欧洲为中心的美国人感到震惊。
作为对日作战的盟国，美国这才与中国建立了较多的联系。但这时美国并顾不上研
究中国当代社会，而大多通过美国在华的教会人士、军人、记者和少数旅美华人的
零星片断的印象和介绍，来了解中国。如女作家赛珍珠和记者斯诺，对中国有很不
相同的描述。旅美中国作家林语堂用英文写的有关中国的通俗小说，也颇受美国公
众的欢迎。但给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仍是在媒体上曝光较多的宋美龄的表演。
宋美龄在二次大战时数次以“第一夫人”的身份访美。她在美国上过大学，很熟悉
美国的文化，特别是美国基督教教会的语言和风格，这使美国人感到很亲切。同时
，美国一般人又对在“唐人街”居住的中国移民报有长期形成的种族主义的偏见。
由于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就塑造了许多无知好斗的“中国佬”形象，这种种族
主义偏见便更广为流传了。

　　总之，美国在二次大战前对中国的了解是很肤浅的，好感与偏见兼有，但缺少
全面和理性的认识。

　　大战结束不久，世界格局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世界
出现新的两极化。１９４６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加州的福勒顿发表演讲，
号召西方自由世界向苏联极权世界的“铁幕”作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军事
的全面抗争。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冷战，由此开始。

　　冷战改变了大战后的世界格局，也给美国的社会科学带来深刻的变化。

　　美苏对立和冷战迫使美国对欧洲之外的广大地区开始重视，因为这些广大的地
区成了美苏争夺世界的新战场，对于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
义。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忽然发现其一直支持的盟友蒋介石，被毛泽东领导的
中国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仓惶逃到了台湾。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了！”

　　而新中国一成立，就明确宣布向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一边倒”。这一惊
非同小可，美国政客们大呼“我们失去了中国”。在相互指责的同时，“遏制中国
”的鼓噪声鹊起。一肚子不服气的政客们，便放手让满脑子穷兵黩武的麦克阿瑟，
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中国加入了美国头号敌人苏联的共产党国家阵营，并且位于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的亚洲。这时又在建国初始，竟然不管多年战争对中国国力的严重破坏，不畏美国
这个世界超强，在朝鲜与美国进行了正面军事冲突。所以，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便与
政治、军事和外交紧密关联，具有非常急迫和严重的战略意义。

　　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就在这样的时刻应运而生。

　　美国的中国学这时由东方学的学术范围转向了冷战中新出现的区域研究（Ａｒ
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一位叫邦迪（ＭｃＧｅｏｒｇｅ　Ｂｕｎｄｙ）的美国
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曾指出：

　　“美国学术史上的一件怪事，便是最早的区域研究的中心都设立在联邦战略服
务机关里。……这样的情形现在还是如此，我希望以后也是如此，大学的区域研究
项目和政府的情报部门，应该一直保持高度的相互渗透。”

　　邦迪的话虽是１９６４年说的，但一针见血，把区域研究的来龙去脉交代的一
清二楚。

　　让我们再来看几个早就公开的历史事实：

　　１９４８年，卡内基基金会给哈佛大学七十四万美元基金，建立了俄国研究中
心。这个中心成立后，立即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建立了密切的日常联系。这
个中心的研究员也都在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等机构担任兼职工作，
有的并且是这些机构的官员。

　　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之一、美国二次大战时期的联邦战略服务部主任威廉·多
诺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ｏｎｏｖａｎ）和中央情报局最早的首脑人物乔治·坎
南（Ｇｅｏｒｇｅ　Ｋｅｎｎａｎ）、约翰·戴维斯（Ｊｏｈｎ　Ｐ．Ｄａｖｉｅ
ｓ）等人，在这段时间内紧锣密鼓，策划了一整套方案，来在美国高等院校中建立
为美国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服务的“外国区域研究”机构。多诺文二次大战后到
华尔街多诺文金融公司作老板，这时与戴维斯密切合作，获取了美国大财团主办的
基金会的大量基金。这批基金加上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的资助，立刻使区域研究机
构在美国的名牌大学里站住了脚跟，并吸引了大批一流研究人才。

　　多诺文和戴维斯是非常聪明的。他们一边从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等为这些研
究机构拉来巨额基金，同时又老谋深算地制订了“不偏不倚和客观公正”的学术研
究准则。他们还规定了政府机构不得公开卷入研究项目，以掩人耳目。这些研究机
构的大量规定，都是与学术独立和学术研究的程序、规章等有关的。但洛克菲勒基
金会主任克林顿·巴纳德（Ｃｌｉｎｔｏｎ　Ｂａｒｎａｒｄ）给多诺文的一封信
却把底牌亮出来了：“研究机构最为迫切关键的任务，就是由高等学府为政府提供
情报服务。”

　　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为美苏战略对峙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成为美国大学中区域
研究的样板。

　　大基金会和政府合作提供基金的形式确立下来了；所谓的“不偏不倚和客观公
正”的学术研究准则也确立下来了。在美国各所著名大学里，　一系列区域研究的
系科、专业和项目都建立起来了。就拿福特基金会来讲，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６
年这段时间，即为美国部分大学的区域研究机构提供了约三亿美元的基金（按今天
美元价值折算，应不下于一、二十亿美元）。还有卡内基、洛克菲勒、梅隆……加
上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五角大楼、国务院和国会的形形色色、种类繁多的基
金和赞助，区域研究机构在冷战期间真是财大气粗，颐指气使。

　　美国各大学的现代中国研究机构，步哈佛俄国研究中心的后尘，也一个一个建
立起来了。

　　由于中国研究机构许多成立于朝鲜战争战火初燃之际，冷战色彩又加上了不折
不扣的热战气氛。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火急火燎，到处要人：懂汉语的人才、了
解中国现代社会的人才、与中共打过交道的人才、清楚中国军事设置的人才…。但
这些人才奇缺。大学里的汉学家们，多半是些钻在故纸堆和远古时代的典籍里的老
学究，他们对古汉语颇为精通，念起文言文的古书来，摇头晃脑，不比中国的那些
老先生逊色。然而，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人，现代汉语白话文就把他们难住了。他们
许多人并未去过中国，也不大会说中文。当时，能进入美国学术机构的华人寥寥无
几，这部分人才也无处可觅。

　　怎么办？麦克阿瑟和他在东京的指挥部、参谋部的幕僚们成天骂人，骂五角大
楼、骂情报部门全是一群饭桶，骂国务院平时不知网罗人才，此时贻误战机。

　　美国国内的战略部门这时也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

　　抓语言人才！抓了解中共的人才！

　　二次大战时的军事语言学校这时起了大作用。在加州的军事语言学院匆匆开办
了中文强化班，在哈佛、耶鲁等大学也纷纷开设了现代中文班。为了最快最有效地
培养会说中文的军官和情报人员，这些中文班以口语听说为核心，强化教学，疲劳
轰炸，先不教学生任何汉字和语法，而是拚命灌输实用的口语会话。

　　这套强调口语会话、强调实际运用和高强度、速成式的军事语言教学法，后来
就成为美国大学外语教学的基本模式之一。耶鲁大学的汉语教授德福兰西斯（Ｄｅ
　Ｆｒａｎｃｉｓ），这时边教书，边现编教材，几年下来，也就编出了一套课本
。此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广泛发行，居然成了美国大学汉语教学的权威教材
。直到８０年代，美国开始了新的学中文热，出现了许多汉语课本，耶鲁教材一直
保留了好几十年的权威地位，才受到真的挑战。这套通称德福兰西斯课本的第一册
里，没有一个汉字。我头一回看到它，的确是大吃一惊，心想这要不是汉字拼音化
作得特别彻底和超前，就是“文盲教学法”，实在误人子弟。后来我了解到，８０
年代仍然有一些美国大学的一年级汉语教学，沿袭耶鲁德氏教学法，一年下来，竟
然不教学生一个汉字。这才真是学了半天，还是一个大字不识，我不禁惶然。

　　汉语教材的内容也尽为时政、新闻性的，政治内容占了多半，当时几乎所有的
激烈政治宣传文字，都收入教材。中国国内这时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台湾的蒋介
石刚刚失去大陆，也正气得咬牙切齿，发誓反攻大陆。海峡两岸的语言战、宣传战
，这时正白热化，恰好为美国汉语教学提供了最新鲜生动的教材。当然，共产党中
国这时由盟国成了交战的敌国，唯有反共的蒋介石，才是心腹。汉语教材的价值判
断和取舍毫不含糊，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渐渐地，台湾来的教员多了起来。到后
来，汉语教学渐渐走上正规，可以有时间把学生送到语言母国去了，台湾自然便成
了美国输送学生的汉语语言基地。这时中国国门紧闭，你送也无处可送！

　　语言教学是区域研究的基石，美国的汉语教学自然是现代中国研究的立身之本
。不过，大概人们一提起语言，就想到它的工具性，一旦会用，就可不必深究了。
因此语言教学在中国研究学科中地位总也超不出“初级阶段”，在系科的专业金字
塔里永远压在最底层。（这倒不是汉语的特殊情况，在美国大学里的外语教学，一
向如此。）但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了，汉语学习对美国的非华裔汉学家来说
，往往是他们接触中国的第一步，给他们留下的，也往往是最深刻的印象，终身难
忘。他们学到的语言材料和内容，对于他们的中国的观念，有极大的影响。学会一
种语言，就如同进入一个世界。美国学者们最初学到的是什么样的语言，也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确定了他们进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汉语教学一直具有两大特
点：一是强烈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把语言母国－－中国－－
视为敌国；二是大部分语言材料，都受到台湾很深的影响。直到现在，许多美国的
中文教学还是以繁体字为主，基本不教或少教简体字。一些来自台湾的学者，时常
有把简体和繁体字问题的争论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这在美国的汉语教学会议上相当
明显。

　　今天在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学术界占据要津的一批五、六十岁上下的美国学者
，多数是在台湾学习过汉语的。他们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正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
代这段中美对峙激烈时期。所以，冷战的意识形态加上台湾蒋介石政权强烈反共的
宣传，基本上构成了这批学者入门时的汉语世界。星移斗转，几十年过去了，美国
学者们后来也一次次地来到中国，了解了另外一个与当年书本上和台湾所描述的极
不相同的汉语世界。然而，入门时的那个世界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深深地积
淀在他们的潜意识深层。

　　即便把对学者的主观立场影响很大的潜意识问题暂时搁置，我们也不难看到：
反共、冷战意识形态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的主旋律。

　　“不偏不倚和客观公正”的学术研究准则是要为现实政治、为美国政府的对华
政策服务的，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美国国家的利益，也与每一个研究机构、每一个研
究人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研究的重点、研究的课题、研究的方法与角度，都
要经过一层层的专家和权威反复审核，才能获得资助，博士论文才能得以通过。这
批具有左右学术乾坤的专家和权威，许多出身于美国政界和军界，并与中央情报局
、五角大楼等有千丝万缕的关联。美国汉学界有一句很流行的玩笑话：“仕而优则
学”，讲的是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都是先官运亨通，退休之后，才进入高等
学府，变成学界泰斗。如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米歇·奥克森伯格（Ｍｉｃ
ｈｅｌ　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从官位上退休后，曾长期担任密西根大学东亚研
究所的所长。虽然在这批有着丰富实际政治经验，又受了严谨的学术训练的权威和
专家里，不乏务实和清醒者，作为极富才华的顶尖人物，他们对中美关系问题也不
乏真知灼见，但归根结底，他们的学术立场和眼光已由中国学的主旋律决定了。

　　在反共、冷战的大框架制约下，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保持了几十年始终如一的
高度一致性。连现代中国研究的鼻祖人物费正清，都对此深感不安。在八十年代中
期，临终前不久，他还向他的哈佛弟子和同行指出，象中国学这样一个包罗万象、
学科繁多的领域，开始时就强调学术多元、学术独立的理想，但长期以来，却形成
了一种多声部大合唱，全都支持同一个对华政策的方向。费正清的话都是实话，但
他忧虑的口吻却难掩其中的无奈。实际的情况是，你要是不这样顺着政策的指挥棒
来唱，也许早就被赶出学术舞台，销声匿迹了！连费正清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

　　反共和冷战为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定下了大的主题，这些主题基本上是按战时
两军对垒、接线分明的二元对立思路来展开的。

　　主要的二元对立主题有：

　　共产主义／资本主义；

　　极权主义／自由主义；

　　这些都是宏观的、认识论的二元对立。在具体学科和研究课题上，又有一系列
的二元对立。

　　政治学关注的是中共高层的派系斗争，从毛泽东时代的毛派／亲苏派、僵硬的
官僚派／较灵活的准自由派；到文革时期的毛派／反毛派、文革激进派／元老派；
到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派／反改革派、保守派／自由派……每一种政治
势力、每一个政治人物、每一次政治运动和潮流，都按不同的对立项排队和对号入
座。

　　研究中共社会、文化和其他领域的，则有中共官方／反官方、持不同政见的知
识分子／官方政权的对立，也是把极为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社会力量、文化思潮
、文艺作品等，按预先设定的对立项作一番排列组合。

　　当然，这些排列组合，并不都是想当然的东西，也不是闭门造车，毫无根据的
。美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在这里起了不小的作用。学者们
也许不能亲自去中国收集实证的资料和数据，但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为研究项目
提供经验“事实”。美国学者们在收集数据和资料方面，的确是很认真的，对于一
个细小的问题，都要尽可能地找到有关的资料和数据。每篇论文，也都要有长篇累
牍的文献引证，把能找到的所有的有关文章、书籍和观点，都一一列举出来。

　　严谨的治学方法当然是必要的，但却不能保证研究的“不偏不倚和客观公正”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所谓的实证资料、经验数据和“事实”等，无不包含了当事
人的主观性和历史背景，都是主体对社会和历史事件的解释。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
，也无非是对社会和历史事件作出的解释，有的是对事件当事人的解释作出的再解
释，有的则是当事人自己事后的回忆和重新解释。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社会和历史
事件的研究，也完全是按照这个社会和人文科学的“解释学”规律的，无法脱离具
体的社会背景和学者主观的“先见”或偏见。

　　美国的现代中国学的历史背景是冷战和反共，美国学者的“先见”深深受到反
共意识形态二元对立模式的影响。他们的重实证数据、经验事实的研究，往往以“
主题先行”的二元对立模式始，以确定、论证反共和冷战的二元对立主题终。有没
有为了论证某一主题，而对数据和事实作出取舍加工的？在另一方面，则有没有面
对数据和事实，对先见和预设的主题作出全面修正或否定的？当然，两种情况都是
存在的，可惜的是第一种情况，远远大于第二种情况。这里牵涉的，已不仅仅是一
个学术问题了。

　　由哈佛中国学权威麦克法夸尔（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
）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佚浩繁，在学术界很有权威性。１
９９１年出版了最后一卷《中国内部的革命　１９６６－１９８２》，１９９２年
就有三家中国著名出版社出版了三种中文译本。这本书基本上代表了美国现代中国
学的主要观点与成就。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友渔研究员，在仔细阅读了这部“巨著”之后，提出了
毫不客气的批评。他指出，这部书以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史书，至少有四个方
面的大问题：事实陈述错误百出；对中国政治十分陌生；对红卫兵运动的派系不清
楚；对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认识不足。如书中说罗瑞卿被整，是因为他在越南战争
问题上与其他人有分歧；又如说“北大的一群激进教授和学生在一名助教聂元梓的
率领下贴了文革第一张大字报”。象“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里面根本没
有一个教授，聂元梓当时根本不是什么助教，而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这样的基
本常识，在这本号称研究文革的权威著作中却比比皆是。

　　徐友渔研究员严肃地指出，这部书对中国文革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缺乏
基本了解，因而对整个文革作出的基本判断和分析，都非常肤浅和混乱。他十分详
细地分析了该书的许多例子，认为这本书是“令人失望之作”。他从学术角度，提
出了美国学者对中国文革研究不够等原因。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学的宏观研究框架和
政治背景的角度，来探讨类似的权威著作“令人失望”的更深刻的原因。

　　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学本身的问题有没有反省？有没有不同声音？

　　应该说，反省和不同声音一直都是存在的，特别是到了８０年代，不仅中国发
生了巨变，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形下，学术和知识的转
型不可避免。美国社会和人文科学界这时也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内战”，对几十年
间形成的学术规范、模式、方法和学科的基本知识预设等问题，特别是对学术与政
治权力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抨击和争论。

　　然而，美国的中国学内部的自我批判和反省，却是难而又难。相对美国社会和
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国学领域却墨守成规，变革的呼声微乎其微，近乎死水微
澜。对此现象，有些学者早有异议。如迈斯纳（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ｉｓｎｅｒ
）和德里克（Ａｒｉｆ　Ｄｉｒｌｉｋ）认为，　几十年来美国汉学一直受到东方
主义偏见和冷战意识形态主导，对此虽有反省和揭露，但这种反省却一直没有什么
影响和成效。迈斯纳和德里克这两位学者从来就不赞成中国学的反共和冷战的简单
化模式，他们的研究在学术界独树一帜。但是，他们的观点也很少被美国学术界的
主流所接受。

　　在这方面，我自己的经历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我是八十年代初来美国的，专业是比较文学。来以后正好遇上了美国人文学科
的自我反省、批判的高潮。后来取得了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大学任教，在学术上接
触了许多与中国学有关的人与事，对美国的中国学有所认识，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
领域。

　　我前面说过，中国学是一个多学科的区域研究范围，主要由政治学、社会学和
历史学为首，文学研究的地位不高。美国学者对于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现代文学一
向不屑一顾，中国学家们也同样如此。他们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没有文
学价值，也不值得当作文学来研究，最多可以作为社会和政治运动的文献来参考。


　　首先打破了这种偏见的是哥仑比亚大学的华裔学者夏志清教授。他１９６２年
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英文著作，虽以小说为主，但涉及了中国现代文学
的各个方面。夏志清的这部书，不仅向美国读者阐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的文学
价值，而且在美国学术界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我与夏教授是比较熟的。他是上海人，四十年代末来美国留学，师从耶鲁大学
英文系文学批评大师布鲁克斯（Ｃｌｅａｎｔｈ　Ｂｒｏｏｋｓ），专攻１９和２
０世纪英国小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１９９０年，那时他已快要退休了，人
很瘦，但精神很好。夏教授一付绅士模样，风度非常优雅，说话极风趣，待人又特
别热情。一开口，就让人没有丝毫的拘束。我后来见过他多次，有几回去纽约办事
，顺道去拜访他，他都热情地请我到哥大附近的中国餐馆吃晚饭。

　　夏志清是美国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权威。但当年他开始涉猎中国文学，却是不
得已改行的。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自序中，对此有生动翔实的描写。他
谈到，取得博士学位之前，他就开始为饭碗担心。当时一个外国人，要想在美国谋
一个英文系的教职，谈何容易。这时有一位学者从美国国务院拿到一笔研究基金，
专门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就找到夏志清合作。研究课题实际上是要为朝鲜战场上的
美军提供有关中国的常识。就这样，夏志清开始了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并由浅入深
，钻研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夏志清从不掩饰他的反共的立场和态度，但在写
文学史的时候，他又强调，他主要关心的只是文学的内在艺术价值。他的书成了一
部学术经典，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列了一张经典作品名单，西方学术界都以此为
依据，后来对中国国内学术界也有较大影响。

　　我在写博士论文时，反复阅读了夏志清教授的书。一方面我感到他的书很开眼
界，一方面也感到书中有许多偏颇和问题，他的许多观点我也不能接受。比如他基
本上对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持否定态度，而竭力抬高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特
别是张爱玲的反共作品。他在评论中国许多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时，也主要以１９
、２０世纪西方文学为判断标准。我同时还看了美国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
，有许多想法。为了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我就写了一篇题为“政治与批评模式
：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的学术论文。我的论文讨论了夏志清的文学史，也
谈到其他学者的学术观点。我主要对美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状况提出了批评。我指出
，美国现代文学研究受冷战和反共意识形态影响太深，而且至今仍缺乏自省和自我
批评精神。

　　我的这个提法是比较尖锐的。但我想，在目前学术反省的“大气候”下面，与
法国文学、英美文学以及一些非西方文学的学术领域内的激烈批评相比，我的提法
实际上是很客气的了。我虽然点了象夏志清教授这样的一些大学者的名，但语气还
是很委婉的。而且在文章中，我并非多此一举地一再重申，对于我批评的这些学者
本人，我都是很尊重的。事实也是如此，如我与夏先生的私人交往中，他对我很友
好，我也一直对他很敬重。

　　我把这篇论文投给美国的学术季刊《近代中国》（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没想到却引起了一场风波。

　　我的文章发表在杂志１９９３年的第１期。该期便以我的论文为重点，同期发
表了另外三个学者的文章，对我的论文作出批评。有一位美国学者也是学界权威，
非常认真，写了很长一篇文章，对我的观点作了几乎逐字逐句的反驳。另有一位，
则是中国来美国的留学生，同样是学比较文学的，毕业后在美国大学找到一份教职
。这位先生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全部是按中共的路线和政策制造出来的“极枯燥无味
的宣传品”，并指责我用西方理论来为中共路线辩护。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又以
他亲身经历的“中国经验”来力陈中共的十恶不赦，以及受中共路线引导的中国现
代文学如何不忍卒读。

　　第三位学者，就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林培瑞教授，他的文章是放在这期专辑首
篇作为前言的。

　　这位林教授在文章里，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架式，认为人文学科的争论是无所
谓非要取得一致意见不可的。他也承认，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开始都是由美
国政府机构赞助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敌人”。但接下来，话题一转，就不无鄙夷
地评判起我对夏志清等的批评来。他认为这不过是新一代年青人对老一代人的不服
气，今天的刘康用新的西方理论，来指责昨天的夏志清的西方观点已经过时，让他
们俩倒个过儿，换个位置怎么样？而且象夏志清和刘康这样的华裔学者，都充满了
某种中国情结。批评中国或赞美中国，都离不开狭隘的民族意识。林培瑞又认为，
马列主义在中国有害无益，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于中国问题来说，也是有
害无益。林培瑞教授又把对美国社会科学固有模式造成很大威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
大大嘲讽了一番。这时他完全放弃了客观公正的姿态，口气近乎谩骂了。我联想到
哈佛的老汉学家史华慈教授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实事求是、虚怀若谷的态度，对林
培瑞的刻薄和学术上的肤浅，不能不感到十分惊讶。

　　但更让我惊讶的还在后头。

　　按学术刊物一般的常规，我是可以对这么多的批评提出反批评的，至少能够表
达我的意见。但我向《近代中国》编辑部提出这个要求时，却受到拒绝，理由是该
杂志从来就没有这个规矩。我只好作罢。然而，在这以后的许多不同场合，都有人
批评指责我的文章。这其实并非坏事。有人批评，说明你的观点受到重视。但有好
几次，我听较熟的中国同学和同行告诉我，有原来来自台湾的某个学者在一些学术
会议上举我为例说，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有一股霸气，表现了大汉族主义，值得美
国学术界警惕。也有其他人在会上附和。这些同学又告诉我，我的文章闯了祸，给
美国汉学界留下了坏印象，祸及秧池，影响了中国留学生毕业后找工作。我听了，
感到十分不安。

　　有好几年了，我有意不去参加中国学的各种会议，避免因抛头露面而引起更多
误会。我一直埋头作我的研究，并在中国学圈子之外的学术界努力学习与开拓。我
的学术观点渐渐受到不同领域学者的注意，并提前获得了终身教授的位置。但我始
终对《近代中国》的那场争论感到迷惑不解。我对我写的那篇文章，从未后悔过，
但对美国的中国学小圈子里某些人的作风，却深感失望。

　　最让我失望的，是美国的中国学不愿作自我反省，死守固有的意识形态教条和
冷战时期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冷战结束了，大家都在深刻反思二元对立模式的危害性。但美国学术界总有那
么一些人，以冷战时代的卫道士和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辩护人自居。如哈佛
大学的教授亨廷顿，最近又编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冲突的奇谈怪
论。他声称在非西方世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儒家文明将要和伊斯兰文明结盟，
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对抗。这种哗众取宠的谬论，掩盖了美国霸权主义在全世界到
处伸手的事实，但也的确道出了某些坚持西方中心论和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的心
声。

　　美国许多严肃的学者对亨廷顿的谬论呲之以鼻。但中国学的一些权威和专家，
却立刻顺着亨廷顿的调子，大肆攻击起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文化扩张主义
”来。这时，又是那位林培瑞教授，最起劲地攻击中国的民族主义。他最近在美国
之音说，民族主义和“向钱看”是中共为其政权制造合法性和政治资本的手段，因
为现在共产党的政治资本是一个低潮，社会主义的理想根本没有了。

　　还有一位加州大学的教授奥维尔·舍尔（Ｏｒｖｉｌｌｅ　Ｓｃｈｅｌｌ　中
文名字夏伟），最近也到处抨击中国的民族主义，说中国出现了一种“强悍的民族
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尤其令人担心，因为中国党政高级官员参与其中，而且这种
民族主义情绪中的明显排外主题在中国一般民众中间得到回应。他又说，“中国民
族主义的宣示所要表达的，就是实力与强权。但是，十分矛盾的是，激发这种民族
主义情绪的动因，不是中国领导人的所希望表达的一种信心，而是由于对于中国的
自我认识和今后发展的方向，缺乏明确的理解，以及因此产生的深刻不安”云云。

　　这位中国学专家还振振有辞地说：

　　“因为一个无法规避的现实是，中国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中国领导人自己造成的
。当然，外部世界曾经不公正地欺侮过中国，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必须跨越那个刺
伤中国自尊心的不幸年代，并且认识到，这些往事虽然痛苦和不正义，但是今天人
们所感受到的昔日的余痛，多半上只是一种虚幻的痛苦。”

　　美国的大多数人，虽对中国并没有很多了解，但也无很深的成见。多数美国人
是愿意和来自世界上不同规矩和民族的人交朋友的，他们希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
个国家和民族增进了解。同时，美国人也是很尊重、信赖专家和权威的意见的。美
国的中国学专家们，起着沟通中美两国的桥梁作用，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美
国民间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但在美国的中国学领域今天仍占据主流位置的林培瑞、夏伟、黎安友、余英时
这样的人，他们对中美两国间的沟通、了解和交流，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在
当前美国刮起的一股妖魔化中国的逆流之中，这批权威、专家，不仅没能起到学者
应有的清醒和理性的批判作用，反而推波助澜，煽风点火，这是很令人遗憾和担忧
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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