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编者按：吴国光先生和王兆军先生将刚写成的新书《邓小平之后的
中国：十个要害问题》的国标文件寄给本刊首次发表。我们相信读者对此书会有兴
趣，因此以增刊形式单独出版，作者保留全部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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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介绍《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十个要害问题》一书
中共超级政治强人邓小平很快就要死了。他死了之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
会发生什么事情？中国和世界上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邓小平离你并不远，无论你生活在香港、台湾或美国，更不要说你如果生活在
中国大陆。邓小平的死，他死后的变化，会关系到你的钱袋、地位、甚至生命。
这本书不是政治预言，而是政治分析。预言是凭感觉，感觉往往不稳定；分析
是凭事实和理性，告诉你你所关心的事实和作者的思考。
在这本书里，作者集中分析了在邓小平死后关系中国和世界的十个重要的问题
。
一、谁会成为邓之后的最高权力继承者？
二、中共政权会不会垮台？
三、大陆经济会持续繁荣吗？
四、老百姓会造反吗？
五、会不会出现地方割据？
六、会不会发生军阀混战？
七、民族问题会导致中国分裂吗？
八、台海两岸会燃起战火吗？
九、香港会发生政治和经济的地震吗？
十、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新的“黄祸”吗？
一句话，邓小平以后的中国会向何处去？本书对此有独到而精彩的分析。
本书作者为旅居美洲的两位大陆学者。其中，吴国光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
讲演撰稿人和中共《人民日报》的政治评论员，现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
士候选人。王兆军是前大陆中国新闻出版社总编辑，著名作家，现在是加拿大明镜
出版社总编辑。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其对于中国大陆政治的深刻了解，加强了这本书
的权威性。
ｄａｖｉｄ＠ｓｎｏｗｈｉｔｅ．ｃｉｓ．ｕｏｇｕｅｌｐｈ．ｃａ转寄自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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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十个要害问题
王兆军 吴国光
引言：一个关系你我利益的问题——邓小平的死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邓小平健康之谜
从北京、香港、台北到华盛顿：世界的准备
关系大家的地位、钱袋与生命的十个问题
一、谁会成为邓之后的最高权力继承者？
江泽民会是“华国锋第二”吗？
从“六·四”到“十四大”
从“江李体制”到“江朱联手”
集权、拉人、拉民心
江泽民在接班的路上还会遇到什么障碍？
乔石的潜力和机会
乔石多次放弃了当上总书记的机会
乔石也在“热身”
赵紫阳会不会东山再起？
什么人支持赵紫阳？
赵紫阳作为政治过渡人物
深入看军队：“八上将”和“杨家将”
“杨家将”会不会卷土重来？
军队少壮派会怎么动作？
要不要讨论一下李鹏？
勾画邓小平身后权力斗争的全图
几个重要的变数
二、中共政权会不会垮台？
共产主义失败的大背景
以生态为例看中国面临什么样的危机
一堆炸药包，遍地导火索
邓小平的死会让中共失去什么？
“安全悖论”：从高层争权到社会变革
邓小平的死会给中共提供什么机会？
先过“六·四”大坎
“热翻”还是“冷翻”？“大翻”还是“小翻”？
谁能接替中共成为中国大陆的统治力量？
不冷不热、大小之间的翻案是否可能？
两条出路：“找死”还是“等死”？
四种结局：哪一种最可能？
看中共如何动作
三、大陆经济会持续繁荣吗？
邓小平主导了中国大陆的经济繁荣
猪肉能塞住嘴巴吗？
“摸着石头过河”和“泡沫经济”
“泡沫”下面是暗流
国有企业“老大难”
通货膨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农业这个根子稳不稳？
“经济妈妈”与“教育娃娃”，或“教育妈妈”与“经济娃娃”
没有一副好的骨头架子
如影随形、如蛆附骨的腐败
“炒”字当头一把火
邓小平还没死，经济争论就开始了
所有制改革和政治举措能解决问题吗？
经济的火山与政治的冰山
当局解决问题的能力与邓小平的死期
四、老百姓会不会造反？
农民的收入非常低
集资苛政猛于虎
乡村中官民对立十分严重
社会治安每况愈下
乡村政权不管用
农民的抗议和暴动
陈胜吴广在哪里？
流民会不会造成动乱？
城隍、土地一样腐败
紧张的劳资关系
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抗议
五、会不会出现地方割据？
“分田到户，不要干部”；分权地方，弱了中央
分权刺激了各地的经济发展
当地官要巴结当地人
地方诸侯拥金自重
“放水养鱼”与“拼命捞鱼”
地方力量已经大到威胁统一了吗？
“地方话”之间是否讲得通？
诸侯是否有胆称霸一方？
什么地方可能发生动荡？
联邦制是一条出路
六、会不会发生军阀混战？
邓小平在军队的势力
江泽民也在寻找缝隙扎根
大军区能占山为王吗？
邓对军队的控制和利用
未来的群龙无首的局面
磨刀不误砍柴工
杨家将的命运
军队正在与地方结合而成为新军阀吗？
军内少壮派的壮大
内战的可能有多大？
七、民族问题会导致中国分裂吗？
戴花帽子的用炸弹发牢骚
激烈的穆斯林白帽子
不驯服的皮袍子
“世界屋脊”上的悖论
中共治藏政策的失败
莫衷一是的西藏问题
中国不会放弃民族地区
“穷争饿吵”，还是“温饱而后思独立”？
邓小平身后必定发生民族纠纷
寻找长治久安的制度性设计
八、台海两岸会燃起战火吗？
不收复台湾中共寝食不安
“能和则和，不能和就打”的底牌
两岸能够和平统一吗？
“国际化”会有什么效果？
邓小平的“大统战”
看邓小平怎样过“桥”
经济亲和的威胁和诱惑
文化的寻根和交流
军事对峙，军备竞赛
着眼于封锁台湾
台湾也在备战
台湾独立将是战争的导火线
需要寻找新的道路
九、香港会发生政治和经济的地震吗？
东方之珠，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中共会提前收回香港吗？
提前收回香港的说法难道是空穴来风吗？
香港现状真的能维持“五十年不变”吗？
大陆和香港在经济上互有要求
政治方面的效应和麻烦
诺言下的漏洞
“表叔”娶进了个洋媳妇
十、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新的“黄祸”吗？
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
中国在威胁世界和平吗？
“人口原子弹”或“人口帝国主义”
已经出现的难民潮
邓小平说：我们松一松，你们就受不了
逃避暴政与贫穷
华人不是祸水
中国人会步犹太人命运的后尘吗？
什么样的中国对世界有好处？
强大的中国也是祸害吗？
什么样的世界政策对中国有好处？
结语：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向何处去？
邓小平身后中国的六种前景
命运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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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十个要害问题》
王兆军 吴国光
引言：一个关系你我利益的问题——邓小平的死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在这个拥挤的地球上生活着忙忙碌碌的五十多亿人，一个人的死去对于整个世
界来说常常并不比一个蚂蚁的消失更能引起公众的关心和注意。然而，中国北京的
一个矮小老人的死亡却可以震动全球：新闻媒体肯定会大张旗鼓地有一番话说，香
港的股市必定振荡也是可以预料的，而北京和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
振荡会达到什么样的强烈程度则似乎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从华盛顿到东京，从台
北到伦敦，这个老人的死亡毫无疑问的会卷起一阵风暴。
这个矮小的老人就是邓小平，在名义上他不过是中国的一个普通退休老人。到
１９９４年８月，他就满九十周岁了。他的一生漫长、曲折，充满了戏剧性的起伏
跌宕，巨大的足以影响世人生活的意外在他的生活中不断出现。现在，他走到了生
命的最后岁月，我们会看到怎样的一个结尾、怎样的一场身后戏呢？
关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已经一再传来，真假参半，虚虚实实。从一九九
二年秋天开始到一九九三年夏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光是日本各个新闻媒体驻
北京的记者就已经发出了六次邓小平死亡的新闻和五次邓小平患各种病症住院开刀
的消息。“邓小平死了”的消息已经成了又一个“狼来了”的故事，邓小平的健康
成了中国政治中的一个大谜。大陆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小道消息林林总总、奇
奇怪怪。天象示意，在中国东北的吉林省境内又下了一场陨石雨，而上一次下这样
的陨石雨是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前夕。北京的喜欢说俏皮话的民众则在一九九
三年八月邓小平八十九岁的生日前夕就说邓已经进了冰箱。的确，一九九三年夏天
，邓小平第一次破例没有在中国高层政要的夏宫北戴河海滨下水游泳。除了在文化
大革命中被打倒之外，这是他自从１９５２年在毛泽东的召唤下从四川来到北京出
任中国共产党的要职以来唯一的一次例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九九三年夏天
在北戴河海滨亮相上报的是李鹏。）
然而，任凭外电无休止地猜测，任凭香港股市不断地波动，也任凭天上下石头
雨、地上发大洪水，中共官方的公开说法永远是老一套：小平同志身体非常健康。
比较新鲜的一种举动，不过是常常把官方发言人要说的话改由邓小平的子女来说罢
了。当然，近年来，邓小平的家人在中国乃至超出中国的政治和非政治舞台上都相
当活跃。邓小平这棵大树不倒，他们的日子是一种状态；邓小平一死，事情只怕又
会是另一个样子了。所以，即使完全撇开亲情的因素不谈，邓小平的亲属、特别是
他的子女，对于邓本人身体状态的关心都是非比寻常的。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信
息极为封闭的国度，也只有邓小平的家人才最为了解邓的身体状况，才最有权力谈
论或者不谈论邓的健康情形。比如说，新华社香港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八日报道了邓
小平的女儿萧榕在参加她的作品《我的父亲邓小平》海外中文版出版发行仪式的时
候对记者透漏了有关邓小平身体健康的情况。这篇报道开门见山地说：“最近到达
香港的邓小平的女儿萧榕成了这里新闻界捕捉新闻的焦点，记者们都希望从她口中
得到有关邓小平的最新消息。”然而，“最新消息”并无新意。萧榕向记者重复了
她父亲说过多次的一句话：一九九七年，邓小平要亲自到香港去看一看。不过，这
次这个说法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加了一个限制——邓小平说，到一九九七年，他
即使是坐着轮椅也要到香港的土地上哪怕站一站。这是不是在暗示邓小平的健康状
况已经在最近时期出现了恶化的兆头呢？
无论怎么说，人们还是不敢忽视每一次传闻。谁都明白，在走过了将近一个世
纪的惊风恶雨之后，邓小平剩下的日子毕竟不是太多了。一个九十岁的老人，随时
都会撒手人间。今天？明天？后天？半年？一年？两年？这个问题只有上帝能回答
。而人类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和准备。无数的人，包括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和
散居世界不同角落的华人，包括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政客、学者和商人，也
包括越南、北韩、俄国和印度的商贩、农民和军人，各自都在不同程度上为邓小平
的死亡和他死亡之后的变化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在新闻界，美国之音（ＶＯＡ）
、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全日本放送协会（ＮＨＫ）等一家家大型传媒已经制
作了一堆堆的录像、录音和资料文章，只待听到邓小平去世的确切消息后就会一古
脑地向世界倾泻他们的报道、采访和分析。在政界，北京的活动最为要紧也最为频
繁。从台上的江泽民、李鹏到失势的杨尚昆、赵紫阳，有的紧锣密鼓，有的不动声
色。在商界和实业界，从香港到东京，从台北到华盛顿，关于股市的分析、关于投
资的预期、关于未来亚洲经济战略的制定，都在考虑邓小平死亡的因素。越是地位
显要的人，关于邓小平身后的这种准备活动就越紧张，他们好象在起跑线上紧张待
令的运动员，只等一声号令枪响，就要抢上跑道飞速前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那一声枪响，将由上帝发出，他会召唤邓小平到另一个世界去，给依然在这个世界
挣扎谋生的人们一个震惊、一个空白、一串机会和一场争斗。
只有邓小平死了，这种情况才会发生。那么，邓小平的健康情况究竟怎么样了
？他大约会在什么时候死去？他的死亡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巨大强烈的关切？他的死
会带来什么样的震动和后果？在他的身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事情与我们又有什
么关系？概括而简单地说，邓小平死了以后，中国会怎么样？邓小平的死亡会给与
中国局势有密切关系的各个方面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对于各个方面来说，怎样的
准备和举动才可能影响邓小平死后的中国向自己愿望的方向去发展？
这是一个巨大的话题，也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它关系政治家的权力、商人的金
钱、文人的成名机遇和股民的红利，甚至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和死。在这本书里，我
们将给您提供与这一连串的疑问相关联的事实和分析。
我们所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十个问题上：
——在邓小平身后，谁会成为中国大陆实际最高权力的继承者？是江泽民这位
目前在位的被封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接班人呢？还是被普遍视为具有极大
竞争力的铁腕人物朱熔基［熔为金旁，是“熔”字的异体字，国标无此字。下同］
？或者是深藏不露、实权在握的乔石？甚至可不可能是已经被废黜的前中共总书记
赵紫阳？无论是谁，这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又会有什么关系？进一步说，这样一些
政治人物和政治派别在邓小平身后的权力竞争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他们
各自会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政策来夺取邓小平身后的中国大陆的最高权力呢？不同
的人得到最高权力之后又可能把中国带向什么方向呢？
——邓小平的死亡，会不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的毁灭？具体地说，“六·
四”的案会不会翻？共产党会不会改弦易辙？中共政权在邓小平身后要靠什么东西
来维持？还能不能维持？会不会垮台？不垮台，中国会怎么样？中共垮台，中国又
会怎么样呢？
——中国大陆的经济会因此而崩溃吗？还是能够保持持续的繁荣？又或者，大
陆经济会不会出现一段停滞？什么因素会导致中国大陆的经济出现上述三种不同的
状态呢？这又会给台资、港资和外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经济崩溃（或不崩溃）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的民众会造反吗？是农民最
要造反呢，还是产业工人最要造反？知识分子会怎样抗议？流民又会如何动作？要
是一起都来，那又会怎么样呢？
——邓小平一死，中央权威式微，大陆会因此出现地方割据、诸侯称霸的局面
吗？
——会发生内战和军阀混战吗？
——散居中国大陆广大的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会趁机闹独立吗？他们的独立运
动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会给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带来什么变数呢？民族矛盾的激
化会不会导致整个中国的分裂呢？中国会变成“五胡十六国”那种局面吗？
——台湾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邓小平的死，对台湾来说，是解除危机了呢
，还是危机到来呢，又或者是有机可乘呢？比如说，台湾有没有借机独立的可能呢
？大陆会不会因此攻打台湾呢？
——还有，香港呢？它的命运又会受到什么样的波及呢？
——最后，在这一连串的背景下，中国在国际上会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呢？人
口庞大的中国会不会因此成为世界上新的“黄祸”呢？
一句话，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会向何处去？这绝对是关系你我的大问题。下面，
我们会详尽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请注意，摆在您面前的这本书，并不是政治预言
，而是政治分析。预言靠感觉，但感觉常常靠不住；分析则要靠事实的收集和逻辑
的推理，我们提供给您的就是有关上述问题的事实和推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与邓小平身后的中国相关的五色纷呈的事实和深入肌理的分
析。
—·—·—·—·—·—·—·—·—·—·—
一．谁会成为邓之后的最高权力继承者？
邓小平名义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普通公民，但是天下人都知道他掌握着
中国大陆的最高权力。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一死，最高权力会流落到哪里去呢？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这说的是一旦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或政权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将有无数不同的人物和力量会参加到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来。这个争交椅的游戏
，在中国上演了上千年而历久不衰，到邓小平身后这一幕当然决不会停演，其热闹
和曲折肯定也不会让观众失望。问题是，究竟谁会成为邓小平身后的中国的最高统
治者呢？
现在看来，在邓小平身后可能参加争夺中国大陆最高权力的力量可以归结为四
股。他们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正统派，以乔石为代表的温和改革派，以李鹏为目
前的代表的强硬派，和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民主改革派。当然，这里提到的四个人和
四个派别都是色彩特别明显的并处在权力斗争第一线的，而在他们之外还有种种力
量必定会介入到这场关系中国命运的权力斗争之中。比如说，军队就是一支决定性
的力量。但是一般说来军队的领导人物自己可能不会争当最高领袖，而只是在决定
谁可以当最高领袖这个问题上有极大的发言权。夹杂在各派之间的还有一些散兵游
勇、独行大侠，一时派系色彩还不那么浓重，在未来权争中还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其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被国外舆论说成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现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委副总理朱熔基。美国《纽约时报》前驻北京首
席记者纪思道在他的关于未来中国的虚构性描述中就设想朱熔基在公元二○○○年
已经成为中国的总统。此外，当然也不能排除还有新的黑马出现。
帝王山崩，群雄并起，那么，究竟会鹿死谁手呢？我们不想猜谜或下赌，只想
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他们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所在，他们在各自这样的优势和劣势条
件下又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包括政治上的结盟关系的建立和变化、用来解决
民众迫切要求的问题的政策趋向、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相关的政治策略。优势和劣势
当然也会由于策略的使用而发生变化，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在各方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出现。这些人，谁也不是吃干饭的；我们今天猜中谁，说不定就正好是帮他的倒忙
，其他人会联手打他，这人在将来真正的权力斗争展开以后反而最没有希望。所以
，如果一定要打个赌，说将来谁谁胜算最大，那种不可靠的猜测如果不是骗骗读者
好玩，至少也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作为严肃的政治分析，我们这里就免了这个小把
戏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目前在位的江泽民有什么优势和劣势，他在邓小平身后真正
成为中国大陆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的机会究竟有多大。
● 江泽民会是“华国锋第二”吗？
毛泽东临死之前选了一个接班人，并给他手谕说，“你办事，我放心”。这个
人叫华国锋。邓小平在最后的岁月里也扶植了一个接班人，封他是“中共第三代领
导集体的核心”。这个人就是现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江泽民。
可惜华国锋办事后来证明并不能让老毛放心，因为他很快就被邓小平给赶下了
台，连办事的权力也没有了。那么，江泽民会怎么样呢？他能不能当得住这个“核
心”呢？事实上，很有一些政治分析家认为江泽民简直就是华国锋的翻版，断定他
在邓小平身后必定会成为“华国锋第二”。
的确，从政治上说，江泽民和华国锋很有一些相象之处：
——华国锋是在毛泽东搞掉了自己亲自挑选的两个接班人之后成为第三个接班
人选的，而江泽民也是在邓小平拿掉了自己的两个接班者之后被推上目前这个位子
的。在华国锋之前，有刘少奇和林彪；在江泽民之前，有胡耀邦和赵紫阳。
——华国锋是从地方领导人的位子上直接来到北京接班的，而江泽民也是一样
。华国锋来自毛泽东的老家湖南；江泽民则来自上海，那里是陈云的老家，也是邓
小平这些年来喜欢巡幸的城市。
——华国锋是在一场天安门广场风波之后成为中共党的第一副主席因而明确了
他的接班人地位的，那是一九七六年的清明时节，北京人要悼念周恩来而闹了一场
；江泽民也是在北京天安门的一场风波之后成为接班人和党的最高领袖的，这回是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风波的起因是悼念胡耀邦。
——华国锋曾经身兼中共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党政军三个
最高职务，今天江泽民也达到了这个权力的顶峰，具有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
家主席等党政军三项最高职务。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除了五十年代的毛泽东
曾经有过这样的位置之外，华、江二人是仅有的例子。
……
那么，江泽民会不会重蹈华国锋的覆辙，在掌握最高权力的老人家（当年是毛
泽东，今天是邓小平）去世以后并不能顺利地接掌中国，以致终于被赶下台来呢？
简单的类比也许不能说明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 从“六·四”到十四大
一九八五年，江泽民离开北京，从电子工业部部长的位子上来到上海担任这个
中国最大都市的市长。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料到，在上海这个近代中国的“冒险家
的乐园”，他会不经什么冒险地就发迹成为几年之后中国的至少是名义上的最高领
导人。北京的宫廷自从一九八六年起就不停地出现政治地震，接连两个有望接班的
总书记都下了台。谁来当这个危险的总书记呢？邓小平和他的老战友们所组成的“
总书记加冕团”（当然也是“摘冕团”）推举江泽民接任，他们说，“数来数去数
到了江泽民头上”。
不知道邓小平和陈云他们是按照什么标准来“数”的，反正江泽民上台的时候
并没有明显的政治上的优势。在这一点上，他还比不上刚刚下了台的胡耀邦和赵紫
阳：胡的革命资历不说，仅仅他在邓小平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七年两次复出后为辅
佐邓小平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就已经足以奠定他的位置了；赵紫阳积两届总理之劳
，有推进经济改革之功，在不得已被推上总书记位子的时候，老革命家们并没有忘
记提醒他：“其实我们党内能够当总书记的人多了。”那意思也很明显：你还推三
阻四说最好是当总理，能让你当这个总书记还是大大的抬举了你呢！到了江泽民这
一碴，更是每况愈下了。在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之中，论资历，江泽民当然远
远比不上姚依林、宋平和乔石；论功劳，讲改革的形象他当时比不上李瑞环，讲改
革的功劳也说不上，而要讲搞经济的辛苦怕是连李鹏也不如，要讲这回反对和镇压
“反革命暴乱”有功，那是往上比，不如李鹏卖力气，平级比，则强硬不如北京的
李锡铭，圆柔不如天津的李瑞环；论权力基础，那是更加愧不如人了。这一切，江
泽民自己应该都是明白的：两位前任都下场不妙，而自己一起头就又比他们差远了
。
在这样的情况下，也难怪在江泽民登基的当时就有这样的一则笑话：说是有一
头驴子不巧挡住了我们的中国大陆几位领导人的道，大家都想办法要把它赶开。李
鹏威胁那驴子，说他将宣布戒严，结果这无济于事；杨尚昆的办法据说是要调动军
队和开枪，可是那傻驴子依然无动于衷。后来，总书记江泽民上前俯在驴子的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话，那驴子就大惊失色、落荒而逃了。他到底说了什么金口玉言、佛
祖灵咒呢？原来，江泽民告诉那驴子，如果它还不肯让道的话，他会把总书记让给
它当。
可是，现在人们却已经忘记这个笑话了。这个忘记应该不是偶然的。至少，当
时想不到江泽民会把这个倒霉的总书记象模象样地当下去，而现在我们在讨论邓小
平身后的权力格局时第一个就要“数”到他了。从“六·四”到中共十四大，江泽
民在他现在的位子上不是没有曾经连连遇险，然而，他都一关一关地过来了。或许
这是因为江泽民运气好，虽然运气不能解释问题。
江泽民上台前后就遇到了来自可以称之为“六·四”镇压派的挑战。李鹏、姚
依林和宋平首先就不服气：好不容易把赵紫阳赶下台了，凭什么就轮到江泽民来摘
桃子？于是邓小平不得不出面找他们谈话，告诫他们“不要不服气”。为了巩固江
泽民的地位，邓小平给他封了一个“核心”的称号。除了邓小平本人得到过“改革
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头衔外，还没有什么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仍然能有这种殊荣
。当然，文革期间，“四个伟大”、“英明领袖”等等名堂就多了。看来，一旦日
子不那么好过了，这一招还得用。
在这样的态势下，江泽民上台伊始就先行向强硬派靠拢。那时候中共高层的改
革派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正是强硬派在主导局面。他用的智囊是邓力群的手下，
他讲话动不动就说要“反对和平演变”。在公众场合的言谈举止，常常也表现出自
信心不足。那时，江泽民的权力还不如李鹏大，说话做事处处要让李鹏三分。结果
，到一九九一年间，居然连北京中央政府的官员也很有一些人认为江泽民还比不上
李鹏有能力、有担当。
靠强硬派靠出这么个名堂，自然很让总书记窝囊。可是，这还不够。总是要受
夹板气，这似乎已经成为邓小平时代中共总书记的共同命运。这边江泽民还没有把
强硬派服侍妥贴，那壁厢已经转了风向，邓小平开始南巡鼓吹和推动又一波改革了
。一九九二年春夏之际，江泽民的地位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江泽
民这一次竟然在一个关键时刻没有能够及时跟上老邓的步子。或许他以为老邓已经
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和权威了？或许他还没有从老邓的上一轮关于稳定和秩序的指示
中走出来？或许是邓力群的那帮秀才真的一时迷惑住了这位留苏学生？反正，邓小
平南巡一讲改革，杨尚昆就跟上了，乔石也跟上了，甚至陈希同都跟上了，而总书
记江泽民却大大落后了。
邓小平并没有隐瞒他对新任总书记的不满。在南巡途中，他对江泽民和李鹏提
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中共十四大召开在即，这个批评因此特别招眼、也特别意味
深长。想一想，邓小平甚至把已经下了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拿出来称赞了一番，
这不是明摆着给现任总书记难堪？邓小平还说，“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一时间
，江泽民能不能在十四大上保住总书记的位子，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果然，江泽民开始急速转弯，要努力跟上邓小平。在当时情况下，一时不可能
拿出什么真正有效的改革开放措施。但是，整个北京城里改革开放的调门毕竟是提
高了至少八度。
正是在这一次惊险中，江泽民表现出了他的相当高明的政治技巧。从邓小平春
天的南巡到那年秋天的中共十四大，一场权力游戏玩下来，事情的结果非常出人意
外，也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在南巡前后跟邓小平跟得最紧的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
这一次权力的重新分配中是最大的输家，而受到邓小平批评的江泽民和李鹏却得到
的最多。特别是江泽民，开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此巩固了他在“第三代领导
集体”中的核心地位。所以，可以说中共十四大在江泽民的政治生命中是又一个转
折点，他在困境中又抓到了新的机会。显然，这一回扭亏为盈，不仅没有下台而且
还加强了地位与权力，光靠提高改革的调门是不会奏效的。江泽民正是抓住了邓小
平身后的权力继承问题和相关的政治问题才做成了这个反败为胜的结局。在这个基
础上，自中共十四大开始，江泽民就在为邓小平身后真正接管最高权力、成为下一
个政治强人而进行“热身”运动了。
☆ 从“江李体制”到“江朱联手”
不用说，江泽民的政治“热身”取得决定性进展的第一个胜利是与军内老将合
作在十四大上基本搞掉了“杨家将”。这给江泽民在政治上和在未来权力斗争中带
来了至少这样几个好处：
第一，解除了势力强大的“杨家将”对江泽民的名义最高权力的可能威胁，事
实上等于在为邓小平身后准备的权力斗争中取得了第一步胜利，搞掉了最明显和最
厉害的对手。
第二，由于摆脱了杨家的牵制，江泽民从现在起就可以往自己手上集中权力了
。很显然，如果现在没有足够的权力集中，不能摆成相当的权力格局，未来要在邓
小平身后掌握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是不可能的。
第三，这个动作大大改变了江泽民与军队高层的关系，使江泽民至少在目前阶
段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军中主流派的支持。在杨白冰掌权期间，江泽民不仅不能
在最小的程度上掌握军队，而且几乎是与由杨家掌握的军队之间处于某种对立和竞
争的关系。现在，主控军队的高层力量通过反杨斗争而与江泽民结成了政治上的联
盟，作为江泽民的政治和权力对头的“杨家将”则暂时出局了。
第四，把杨白冰赶下台，还使得以江泽民为首领的现体制与“六·四”事件的
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淡化，在政治上给了江泽民很大的回旋余地。整个江泽
民体制本来就是在“六·四”镇压之后建立起来的，有着极浓的“六·四”色彩。
即使江泽民本人在当时并没有直接卷入北京镇压之中，但是他在上海对《世界经济
导报》采取的行动、他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就已经来到北京参与最高权力运作，
和他在“六·四”之后接掌中共总书记等一系列事情都至少在形象上把江和“六·
四”镇压连接在一起了。拿掉杨白冰，会有利于江泽民在未来政治上需要的时候洗
刷自己的“六·四”色彩。
如果说，在十四大上拿掉“杨家将”是江泽民在权力斗争中的一场攻坚战，给
他开辟了在未来邓小平死后掌握实际最高权力的道路，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应该是
进一步扩大和延伸自己的上述战果，巩固这个权力格局；如果说，在十四大上拿掉
“杨家将”给江泽民打开了往军队发展势力的机会之门，使江泽民有可能掌握武装
力量这个对于未来权力斗争最为要害的因素，那么接下来江泽民就应该考虑在经济
这个当前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事务上掌握权力并取得一定成绩了。江泽民果然运气不
错。中共十四大刚过，一个绝好的机会就出现了，可以让他不动声色地来做上述两
件事情，让他扩大和深化自己的战果，让他继续得以集中权力并逐步摆脱“六·四
”阴影。这个机会，是李鹏得病提供的。抓住这个机会，江泽民开始把自己的立足
点从江李体制转换到江朱联盟上来。一九九三年春夏之际，李鹏发作心脏病而不能
视事，经济权力进一步转移到担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江泽民手中。而作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朱熔基也因此迅速扩大了权力基础和
权力范围。一九九三年夏天，江泽民和朱熔基联手推行经济宏观控制，形成了北京
政治生态的一个重大变化。本来，江泽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与朱熔基之间并不和睦
，朱熔基来到北京之后与江泽民看起来也是若即若离。但是，这一次“江朱联手”
使形势发生了变化，北京的政坛上已经俨然形成了一个新的“上海帮”。
这个变化，对于江泽民在未来邓小平身后争夺最高权力也有至少四点好处：
第一，甩掉一个千夫所指的李鹏，改与大众拥戴的朱熔基结盟，在政治上当然
是一件得分之举。和李鹏比较，朱熔基当然是一个无论在哪个方面来看都要强得多
的政治盟友。首先，朱熔基不仅没有“六·四”强硬派色彩，而且甚至普遍被海内
外看做是一个希望，指望他在将来能为“六·四”翻案，指望他会成为“中国的戈
尔巴乔夫”而结束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不管这个希望会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实在的
根据，反正，从朱熔基当时和后来的表现来看，他确实已经在这个方面给自己留下
了足够的回旋余地。“六·四”当时，朱熔基在上海采取温和手段阻止了大规模游
行，并在“六·四”甫过就表态说“历史会作出结论”，等于隐晦暧昧地不赞成北
京的官方结论。在一九九三年访问加拿大期间，他在被问到有关“海外民运”的事
情的时候说，“我对海外民运没有研究。”这再一次曲折地表明朱熔基不肯按照中
共官方的口径来评论与“六·四”相关的东西。其次，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朱熔
基“懂经济”。有一个能干而懂行的经济主管官员来帮衬，怎么说也比让一个无能
而蛮横的技术官僚来统管全国经济要对作为大陆名义最高领袖的江泽民更有好处。
最后，朱熔基虽然作风强势，但是毕竟通情达理，这样的盟友也应该比李鹏那种作
风霸道的人要好对付和好合作一些。
第二，这个结盟关系改变了江泽民和他的潜在对手乔石、李瑞环等的力量对比
。十四大后中共高层权力格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两翼牵制核心，一朱隔断江李”
。怎么解释呢？所谓“两翼牵制核心”，就是说在中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个侧
面分别有乔石、田纪云搭配和李瑞环、叶选平搭配，对于处在中共党和政府核心地
位的江泽民和李鹏形成了强有力的牵制。而在中共党和政府的核心里，也并不是江
泽民和李鹏能够完全主导。一个朱熔基卧底打横，掌握了很大的实权不说，而且随
时可以递补上来。这等于架空了李鹏，因此也可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抽空了名义上
的所谓“江李体制”的内容。这是一个“山”字形权力架构，乔石与李瑞环是两边
的那两竖，朱熔基就是托底那一横，而江泽民和李鹏则处在中间那一竖的位置上。
江泽民一旦与朱熔基结盟，当然同时也就意味着抛开李鹏，以中间一竖一横来与两
侧的两竖相对，这就明显地从下风转到了上风。反过来，在乔石那一边，缺了一个
可以合作的朱熔基，当然是个损失。一正一反，这账算下来，江泽民得到的就多了
。
好处还不止这些。江朱联手还有第三个有利于江泽民之处，就是可以减少江泽
民在经济发生波动的时候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在目前的状况下，一旦发生经济危机
并需要有人承担责任的话，第一个会数到朱熔基头上。江泽民目前有力量牺牲掉朱
熔基，而朱熔基一时却还没有力量来牺牲江泽民。因为朱熔基只有一个邓小平在支
持，而邓小平在接连牺牲了两个自己选中提拔的总书记以后不会轻易再来牺牲一个
总书记，在不得不牺牲手下人的时候他会宁愿牺牲朱熔基而保住江泽民。这个便宜
，江泽民如果与李鹏结盟，就很难捡得到，因为李鹏有自己的后台、自己的人马和
自己的社会基础。如果出了经济风险，江泽民不一定搞得动李鹏，李鹏在老革命家
们的支持下反倒有可能搞得动江泽民，会把江栽在里面也未可知。
第四个好处是可以暂时压抑一下朱熔基争夺最高权力的势头。海内外很有一些
人看好朱熔基在邓小平身后的命运，认为他有可能成为新的强权人物。这个分析的
根据恐怕不是很足的。不过，不管怎么样，朱熔基在未来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不
可小觑，江泽民要想争当最高实权人物，提防他一下也是应该的。
☆ 集权、拉人、拉民心
在中共十四大和八届人大上所确定的高层权力结构中，江泽民成了继毛泽东、
华国锋之后唯一一个集中共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头衔于一身的领袖人物。除此之
外，他还是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在江泽民手
上，中共的个人集权达到了最高峰。
但是，江泽民并不真正掌握象他的头衔所代表的这么多权力。这不光是因为他
象他的前任胡耀邦、赵紫阳一样处处要受到老一代革命家的掣肘，而且还因为他在
中共的中央政府里面缺少自己的人马，没有稳定和巩固的权力基础。江泽民看到了
这一点，并且在中共十四大以后开始采取行动改善这一状况。比如说，他把原上海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调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原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
报》党委书记周瑞金奉命进京就任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而上海警备区
原司令员巴忠谈中将则被委以全国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的要职。
看起来，江泽民在往中共高层安插自己熟悉的人马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动作大体
带有三个特点。一个是，他的人马主要是从上海调来。这当然首先是因为江泽民从
上海起家，对上海的干部比较熟悉。同时，这应该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证进京干部
对江泽民本人的忠诚。但是，这样明显的动作也当然会引起其它地方和北京本来的
干部的反感。现在北京的政坛上经常在说所谓“新上海帮”，这已经是在表达这种
不满。第二点，江泽民有意识地要重点抓中共党内一向强调的所谓“两杆子”，即
笔杆子和枪杆子，也就是意识形态部门和军队。这当然是接受了历史上的经验。第
三个特点是，江泽民一时还只能在副部级的层次安插自己的人，而要在主要部委扶
植属于自己的正职负责人则还有困难。人民日报的周瑞金，即“皇甫平”的组织者
，本来挟有问鼎总编辑之势来到北京，但是很快上面就压下来一个新任总编辑范敬
宜，周的势头一下子弱了下来。分析起来，应该是受到了来自李鹏的阻力。一九九
二年初，周瑞金在上海按照邓小平的旨意组织和写作了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
鼓吹改革，当时就受到李鹏的强硬批评。周的任命，是在李鹏养病的时候下达的；
而李鹏病愈回朝，就阻止了江泽民进一步提拔使用周瑞金的行动。
在往中共高层安插亲信的同时，江泽民也开始注重民间形象，并在采取一些实
际行动来争取民心、提高威望。一九九三年夏天由江泽民主持发起并进行反腐败运
动，就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个重大尝试。在这之前，江泽民的另一个同类动作是关
心农村问题，提高自己在农民中的威望。他曾经飞往武汉专门召开华中数省的农村
工作会议，提出要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等事项。继而，江泽民主持制订了专门的文
件要求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不得强行对农民摊派。这些动作在农村地
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评，对改善江泽民的形象颇起正面作用。
江泽民改变形象并加强权力的行动在国际和外交领域也同样开始显现端倪并有
了初步的成效。借助亚洲太平洋地区首脑会议的机会，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
行了“六·四”以后中美之间第一次首脑会晤。在这之前不久，江泽民甚至不避嫌
疑地步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后尘，在北京会见了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香
港经济学家张五常，而赵紫阳当年与这两个人的会见曾经是他下台时被中共谴责的
一大罪状。
☆ 江泽民在接班的路上还会遇到什么阻碍？
应该说，自从中共十四大开始，江泽民在政治上开始不断走出相当高明的棋着
，在未来权力斗争中的力量积累则在不断增加。在邓小平身后的权力斗争中，他的
最为明显的优势当然首先就是他目前的位置：他现在就在最高权力的位子上。这会
给他带来诸多好处。第一，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法性，至少是具有正统性。别人
要通过努力来争夺的东西，他现在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具有了。第二，这个位置当然
有利于他集结力量，安插人马，扩张权力，巩固基础。这个位置不光给了他一定的
权力和便利在邓小平死前就可以这么做，而且也能往他的身边拢人，因为人们对他
有这样的预期。所谓“马太效应”，这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起作用的：已经有
了的，上帝还会加倍给他。这也很简单，因为他首先占了地利，往目前在最高值的
股票上投资是一般人的普遍心理。往他身上投资的人多了，他的价格自然也就会往
上涨。
可是，这并不是说江泽民在未来的权力斗争中会稳操胜券，甚至不能说他的胜
算较大。因为在通往实际上的最高权力的道路上，江泽民的面前还大有阻碍大有隐
忧。择其要者，大约有这么几条：
首先，江泽民上台之初的那一段表现在人们的印象中一时还没有被新的好印象
覆盖掉，而他现在采取的这些争取民心的举措看来一时半会儿也难以奏效，而且搞
不好还会得罪各个不同方面的力量。比如说，减轻农民的摊派就会引起农村基层干
部的牢骚，因为农村基层干部搞摊派也有他们的理由：国家不能给他们足够的财政
支持而又要求他们搞这搞那，他们只好到农民头上拔毛。又比如说，反腐败首先就
会开罪官僚特权阶层，而他们在上层政治中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当初胡耀邦和赵紫
阳的下台都和他们二位在反腐败上的努力有关。现在，江泽民在这件事情上的处境
也并不会比胡、赵好。再说，在政治制度没有重大改革的情况下，任何反腐败都不
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最后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这就会激起民众的失望、反感
和愤怒。上面得罪了特权阶层，下面闪失了一般民众，在政治上的处境当然就会相
当危险了。
其次，江泽民的权力根基还相当弱，而这在短期内很难得到实质性的改善。特
别是在军队、地方和政府官僚系统这三个重要的权力支柱那里，江泽民虽然争取到
了一定的政治盟友，但是一则范围还小，势力还不大；二则这些盟友并不一定稳固
，特别是在未来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这些力量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打算和变化。比如说
，现在来看，与其他的几个可能争夺最高权力的人物相比较，江泽民与军队的关系
似乎比较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得到军队的支持。但是，军队并没有与江泽民
结成牢固的政治联盟。即使目前和最近的将来江泽民会得到军队的支持，情况也不
见得一定可以让江泽民成为邓小平之后的最高权力执掌者。还是看华国锋的例子吧
：华国锋在与“四人帮”的权力斗争中不是没有与军队结成联盟，不是没有得到以
叶剑英为首的军队力量的支持，然而，这并没有保证华国锋把位子坐下去。在结束
了与“四人帮”的斗争之后，军队就转而支持邓小平重新出山，后来就在邓小平的
掌握下抛弃了华国锋。
第三，与乔石、赵紫阳和朱熔基相比，江泽民的身边似乎更缺少政治上得力的
智囊人员。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后有一些高明举动，或许说明他在这个方面有所改
善。但是，从以往了解的情况看，老的象邓力群手下的一些人物，年轻的如何新之
流，似乎构成了当今中共高层政治方面决策的主要参谋人员，成为江泽民在知识上
和思想上的主要依靠力量。这些人可能各有歪才，但是要辅佐一个高明的政治领袖
来有效治理一个急剧变化中的大国恐怕就差得远了。
第四，一个并非政治的因素但是却是比任何政治因素都致命的，是江泽民的身
体状况并不怎么好。相当严重的心脏病已经缠身多年，以致江泽民从来都要随身带
着硝酸甘油之类的药片。他的失眠也比先前更加难以对付。
最后，但是也许是最重要的，权力的集中对于江泽民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双刃剑
。手上集中的权力越大，在今后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自然就有更多的资本。不过
，另一方面，也就更会成为其他人的目标。何况，对目前的江泽民来说，这些权力
很多还只是名义上的集中，不一定真正掌握在他本人的手中。如果真的是这样，那
么江泽民就会处在一个最容易受伤的位置上：目标最突出，力量却相对没有那么大
。道理很简单，无论谁想在邓小平身后掌握最高权力，第一个要搬开的就是江泽民
。他占的位子越多，就有越多的人具备越多的理由要首先搬开他。所以，邓小平一
死，江泽民就处在中国大陆政治矛盾和权力斗争的焦点上，别人那些争夺最高权力
的准备和动作在客观上都是冲着江泽民来的。当然，江泽民或许可以通过放弃一部
分权力、位置和名义来换取安全，达成妥协。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他也就不可
能在邓小平身后成为最高权力的继承者了。目前看，江泽民有太多的强有力的对手
。如果邓小平还能活上三、五年的话，江泽民的目前的这个位子在邓生前能不能坐
住还在未定之天。如果在邓小平身后不能争取到实际的最高权力，那么当然会连这
个名义上的位子也要拱手让人。
哪些人是江泽民的潜在对手呢？谁对他的威胁最大呢？谁会取而代之呢？乔石
？朱熔基？李鹏？甚至赵紫阳？我们接下去再一个一个来看看。
● 乔石的潜力和机会
目前看来，在邓小平身后会成为江泽民的头号竞争对手的人物是乔石。
乔石自从一九八二年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到现在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在这
十多年里，乔石几乎担任过所有的中共重要部门的负责人，经磨历劫、大难不倒而
一直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固地位和上升趋势。现在乔石已经升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
上，再要上升就只能当总书记了。
想当年，中共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说要“起用石秀”来做中共事业的接班人。这
说的就是要起用胡启立、乔石、和郝建秀三个人。石秀是《水浒传》里水泊梁山上
的“拼命三郎”，胡耀邦那时希望他们三个人也能有一些“拼命”精神，好把改革
开放的班接下来。岁月无情，中国的政治风波更是无情。几年的时间里，这三位“
拼命郎”差不多都把政治生命“拼”得赔得所剩无几了。郝建秀从山东青岛的一个
纺织女工出身，作为劳动模范进入政治生活，担任过中共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中
共山东省委副书记等职务，后来被胡耀邦提拔为中央书记处唯一的一个女书记。她
能力不强，在那个位子上也没有起什么作用。等胡耀邦一倒，她就被降职到国家计
委去当一名有职无权的副主任，不过是领薪水吃饭罢了。今后的中国大陆政坛上，
看来不会有她的什么动静了。
胡启立一直是被作为胡耀邦的头号接班人培养使用的。如果不是老革命家们在
一九八六年底硬把胡耀邦掀下台去，现在中共党的总书记的位子早就应该名正言顺
地传到胡启立手里了。胡启立思想、作风都相当开明，能力也不错，就是性格软弱
了一些。他的软弱帮助他逃过了胡耀邦下台那一劫。胡启立不仅当时得以继续留任
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而且在接着的中共十三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但是，他的开明使得他没有能够躲过“六·四”的灾难。他跟着赵紫阳投票反对
戒严，也跟着赵紫阳下台如仪。还好，邓小平对胡耀邦的人马颇念旧情，不象对赵
紫阳的手下那样赶尽杀绝。于是，胡启立得以在中共政府中保持一个相当的位子，
在中共八届人大上出任了电子工业部部长——这个职位在中共政府中一向可是风水
不坏，想想前两任部长江泽民和李铁映的宦途就可以知道。那么，胡启立会不会也
在这块风水宝地上重新崛起而再次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呢？可能还是有的。
但是，要再次成为竞争最高权力的第一流人物恐怕是可能性很小了。在中共十四大
前，邓小平甚至主张让胡启立重新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不过
，这遭到陈云派系的阻击而未能实现。如果那样，胡启立在邓小平身后的权力斗争
中还有可能一展作为。现在这个态势，恐怕胡启立只能等待别人（比如乔石或赵紫
阳）的赏识和使用了。
三人之中，唯有乔石在激烈的政治风浪和权力斗争中丝毫不见磨损，反而更增
个人的力度和权力的强度。在这十年多的时间里，乔石担任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中央党校校长等重要职务。这个
经历在中共党内目前固然无人可比，恐怕即使在中共的历史上也是鲜见的。简单地
说，除了宣传部门之外，乔石掌握和领导过党的其他所有部门。因此，可以说，乔
石的权力范围和权力基础在目前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中有明显的优势。这对未来的
最高权力斗争自然会有重大作用。
外界一直在谈论乔石的“深藏不露”。不过，在北京，在那些乔石工作过的单
位和部门，一般对于乔石的评价却平平，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政治智慧和能力的
人。可是，这种评价也许恰恰就说明了乔石的“深藏不露”、精于韬晦。到底乔石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未来的权力斗争中究竟会采取怎样的一种姿态？他的机会
和潜力究竟有多大？猜谜是没有用的，唯一的一种可靠线索是观察和分析他素来所
表现出来的政治动向。无论怎么韬晦，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总会有一线蛛丝马迹
。
☆ 乔石两次放弃了当上总书记的机会
在过去几年的中国高层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乔石其实不是没有机会坐上总书记
的宝座的。不过，乔石好象是故意把这至少两次机会都轻轻放过去了。
第一次是在胡耀邦下台的时候。当时，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曾经特意想和乔石
谈一谈。谁都知道，邓朴方是他父亲在政治上非常倚重的角色。而且，那时候，邓
朴方在中共高层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跃，和他自“六·四”以后的相对的低姿态大不
一样。谈什么呢？没有人知道，乔石本人当然也不会知道。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
试探乔石的意愿，看他是否愿意接任总书记。当时，胡启立正在受胡耀邦连累，老
革命家们对他敌意不小，即使邓小平提议胡启立当总书记也肯定不会得到陈云、李
先念和王震他们的同意。如果赵紫阳接任总书记，总理空出来给谁当呢？李鹏可能
很有竞争力，而李鹏当总理当然不是邓小平最愿意看到的。如果乔石当总书记，赵
紫阳当总理，倒是一个不错的搭配；而推出乔石肯定会得到陈云他们的首肯。但是
，乔石一向并不和什么人走得特别近，包括和邓小平也是若即若离。在这样的背景
下，让邓朴方先来搭个桥，也是顺理成章的。退一步说，也许当时是邓朴方本人先
有了这个想法，准备在和乔石本人有了接触之后再向老头子进言。总之，从各种迹
象来判断，乔石在当时都有很大的机会。
可是，乔石不接这个球，婉拒了这次会面的安排。这就把最起码的可能性也放
过了。于是，事情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那个发展状况了：赵紫阳被推为总书记，而
与此同时邓小平则提名万里接任总理。可是，陈云等人猛力阻击万里，致使邓小平
无力按照自己的设想组成顺手的改革派班子，最后李鹏出线成为总理。一九八七年
夏天，邓小平在北戴河说，看来总理还是李鹏来当吧，因为议来议去他的争议最小
。这就表现出邓的无奈。
设想如果当时乔石接了总书记的位子，形成新的乔石赵紫阳体制，此后的中国
政治的记录恐怕就是另一种写法了。当然，事过境迁，现在不必讨论这样的可能性
了。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在这样的政治运作过程中乔石的表现。就算邓家有意推举
乔石的消息和分析完全是无稽之谈，至少，邓朴方和他背后的邓小平在当时是有意
要把乔石拉得更靠近自己一些，而乔石则完全可以利用那个机会接近邓小平。然而
，无论是陈云或邓小平，乔石谁也不想接近，不想偏靠，还是采取他的若即若离、
按规章办事的战略，依然“韬晦”下去。
到了一九八九年五月赵紫阳下台的时候，乔石成为总书记的机会应该说更明显
也更现实了。这时候，乔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三，仅次于赵紫阳本人
和总理李鹏；在几位常委中，他的政治资历较同代人丰厚得多，而年龄和身体又较
当时也是常委的姚依林和宋平更占优势。更重要的是，姚、宋、李都派系色彩明显
，属陈云座下而和邓小平貌合神离，唯独乔石是中间色彩，双方都能够接受。可是
，这一次，桂冠出乎意料地落到了乔石四十多年前的下级江泽民头上。是邓小平根
本不想再试探第二次，以至于乔石过了这村没有下店？还是乔石本人依然不肯接这
个这次愈发烫手的山芋，宁愿继续韬光养晦？
与这种对待权力的消极姿态相互照应的是，乔石在政治上的姿态也一直是不明
朗、不偏颇的。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共高层改革与保守两个阵营的分野相当明显的情
况下，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虽然胡耀邦讲了要“启用石秀”，但是乔石并
不在政治上跟胡耀邦特别近；虽然乔石和陈云系统的大将宋平在中央是“政治老乡
”，都是从甘肃升到中央发迹的（有同样经历和背景的人在北京高层还有温家宝和
胡锦涛两个少壮派人物），而且乔石总是踩着陈云的足迹做官，不断在陈云的政治
根据地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任职，不过，也没有明显的迹象
表明他在政治观点上是同意陈云那一派的。甚至到了最为关键叫真的时刻，比如在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要投票决定是否在北京戒严了，乔石居然还能
够一如既往地保持他的不偏不倚，投了一张弃权票。这可真是绝了。更绝的是，乔
石完全没有因为他这种不偏不倚而遇到政治上的麻烦。当中共高层后来向强硬立场
一边倒、并对天安门运动实行镇压的时候，乔石也并没有因为他在关键时刻的这种
表现而被扣上“立场动摇”或“态度暧昧”的帽子——这在中共党内本来是经常发
生的事情。乔石依然保持他的高位，权力甚至还在扩张。套大陆一句政治术语：党
仍然信任他。
☆ 乔石也在“热身”
乔石终于打破自己政治上的不偏不倚并同时表现出来对于最高权力的向往，是
在一九九二年春天邓小平南巡的时候。邓小平要鼓其余年亲自南下来发动第二波改
革，可能是因为他在北京的高层感觉到要做这件事相当困难，甚至很难保证在现任
领导层中会有人主动、热烈地支持他。按照邓小平本人的说法，那个时候他是要冒
一点政治上的风险的。
在南巡中，邓小平批评了江泽民和李鹏，要扭转“六·四”以后中国大陆的整
个政治风向。结果，他得到了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的支持；这应该是邓小平预料之
中的。出乎意料的是，乔石讲话了。乔石及时而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邓小平的改革意
愿和计划的支持，并且尖锐地批评了象邓力群这样的顽固守旧派人物。讲话传到邓
小平耳朵里，邓问，这是谁讲的？并且说：讲得好。他可能没有想到，讲话的居然
是乔石：在保持了十多年的不偏不倚之后，乔石表示坚决地站到改革力量一边，公
开地与顽固守旧力量破裂了。同时，这也是公开地对总书记表示了批评和挑战，可
以被理解为是对于总书记的位子表示了相当程度的兴趣。
一向“深藏不露”的乔石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这么做
呢？乔石思想上的变化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要分析就只好从中国大陆政治发展与演
变的轨迹和趋势来着眼。在中国政治中，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事情比邓小平身
后的权力再分配这件事更重要更紧急的呢？
所以，可以认为乔石从一九九二年春天开始从“韬晦”中走出来要为邓小平身
后的最高权力斗争“热身”了。他在过去的多次机会下不肯靠近邓小平，而要选择
这次的时机来表态，是意味深长的。过去两次，邓小平都是从改革开放后退，都是
把主张改革的总书记拿下台来。只有这一次，邓小平是在批评总书记在改革开放上
做得不够。事情会不会是这样的呢：当乔石需要牺牲政治声誉来接受最高职务的时
候，他不肯；当能够提高政治声誉并同时夺取最高职务的时候，他可能就愿意了。
当然，严酷的政治现实也许不能用这样的理想主义眼光来看待，事情的背后另还有
一层原因：乔石可能清楚地意识到了在邓小平手下当所谓“儿皇帝”（胡耀邦语）
不容易。与其牺牲掉未来的政治生命来换一个没有实权的总书记，不如保持地位、
积累资本、扩大权力来为将来掌握实际的最高权力做准备——这是不是乔石的政治
逻辑呢？
事实上，乔石在做出政治表态的同时，也在开始寻求新的政治结盟关系。他在
不犯政治忌讳的前提下接近以前赵紫阳的力量，对鲍彤案件态度比较温和，继而更
和田纪云结成政治盟友。通过田纪云，也通过他本人的中共人大委员长的位置，乔
石开始加强和地方力量的联系。他在中共八届人大之后频繁地到各省考查工作，并
提出广东等改革开放先行的地方在立法上可以为中央提供经验。同样是通过中共全
国人大这个机构，乔石开始相当多地介入外交活动，发展国际联系，而这是他以前
在中共党内的位子上所很难做到的。渐渐地，北京政局中一些不喜欢江泽民和李鹏
的力量，包括党内高级干部中的激进改革力量和所谓“自由化”色彩明显的高级知
识分子，开始向乔石靠拢。到今天，可以说，北京政坛上已经大体形成了邓小平身
后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两股争夺最高权力的力量，前者是江泽民、李鹏和
朱熔基等的松散的政治组合，后者则相当紧密地团结在乔石的周围，覆盖了从李瑞
环、田纪云等前台人物到万里、杨尚昆等老革命家。
● 赵紫阳会不会东山再起？
除了目前政坛上的江泽民主流派和乔石非主流派之外，在可能取得邓小平身后
最高权力的人物中，还有一个已经下台接近五年、一直在软禁中生活的中共前总书
记赵紫阳。与台上的诸公相比，赵紫阳的劣势是明显的。所以，人们常常会问：在
邓小平身后，赵紫阳果真还有可能东山再起、重出政坛吗？
说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赵紫阳到一九九四年就满七十五周岁了，“老了，
无所谓了”（赵紫阳语）。
说可能的，却有一番说法，有几条理由。在我们看来，这几条理由都值得重视
。
首先，赵紫阳在大陆民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和崇高的威望，这种威望和影响可能
比邓小平之外的任何一位在世的中共领导人都要高、要大。下台之前，赵紫阳主要
是在做经济工作的干部中特别是在地方干部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在一般民众中形象
也不错。但是，那时，他在知识分子中不是太受欢迎。这首先是因为他长期主持经
济工作，因而很少和那些专搞文化的知识分子打交道；其次还因为中共政府的教育
和文化经费在改革的几年中一直相对偏低，赵紫阳作为经济改革的主持者不免为此
颇受教育界非议。此外，在党务干部中，赵则由于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如改造思想
政治工作等损及他们的利益而很得罪了一些人。后来，关于赵紫阳的儿子当“官倒
”的传言流传甚广，经济改革又带来了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官僚腐败
，这就使得赵紫阳在一般民众中的威望也受到影响。但是，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
动中和在此后的岁月里，赵紫阳的威望开始大幅度上升。在天安门运动期间，赵紫
阳不仅主张以温和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且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反对腐败的政策，
包括让中共副部级以上官员公布财产和子女从业情况等，表现了他反对腐败和实行
政治改革的诚意和决心。在面临军事戒严的情况下，赵紫阳宁肯背上“支持动乱、
分裂党”的大罪名和冒被审判监禁的风险，宁肯失去政治地位和政治生命，也坚持
反对戒严，反对对学生和市民采取激烈手段。下台之后，他又打破中共历史上的先
例，坚决不肯低头认罪，不肯为了复出官场而违心地作检讨。所有这些，使得赵紫
阳的政治威望达到高峰。一九九三年春天，当赵紫阳在失去自由四年之后第一次有
机会离开北京到南方旅行的时候，走到湖南、广西，当地干部对他的欢迎可以说是
热情有加、盛况空前，据说比邓小平上一年南巡时还要轰动，以致中共高层马上感
到问题严重，赶快把赵追回北京，从此再要出门就更困难了。
当然，赵紫阳威望持续升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的事态发展在
不断证明：赵紫阳执政时期的政策是对的，也是比较有成绩的，赵紫阳解决中国大
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思路与能力在共产党目前的领导人中是比较高明的。这一
点，邓小平在南巡途中还一再提起，说赵紫阳主管经济工作的那五年“加速发展功
劳不小”。在经济上，李鹏在八九年之后企图实行陈云和姚依林的那一套经济政策
，结果是马上引起经济萎缩，生产下降，只好赶快改弦更张，接下来的那些多多少
少比较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则都是捡赵紫阳的遗产了。一直到朱熔基掌握经济权
力，中共高层才算重新又有了点儿经济上的方略。在政治上，中共一直坚持不肯实
行改革，结果本来就有的政治问题和因为经济与社会变化而出现的新的政治问题堆
积、纠结，可谓积重难返，现在已经很让中共头疼，将来更会出现重大危机。比较
而言，也是赵紫阳，还算有一套解决政治问题的设想和实行政治改革的方案。赵紫
阳在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前已经组织过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和规划，有一套在中
国实行政治改革的思路和方案。当然，赵的这套东西没有能够得到推行。否则，也
不至于会在八九年出那样的大事。从那以后，中共在政治改革上不仅拿不出新的东
西，而且更从赵那个时候的方案大大退步了。邓小平身后中国大陆在政治上发生危
机的可能性不小，中共要解决这些政治问题，避免政治危机，许多办法还得从赵紫
阳当年的那套方案中出。在这样的态势下，赵紫阳回到政治前台并发挥重要政治作
用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在未来政治和经济局势发生危机的时候，赵紫阳可能成为
中共的一张“救命牌”。赵紫阳的政治声望、他的政治智慧与资产，都可以大大帮
助中共在危机状态下稳定局势、恢复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整
体的生存也许会比每个高层领导人个体的权力更要紧，因此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局势
会把赵紫阳请出来，就象当年邓小平被重新请出山来挽救文革以后面临崩溃的中国
共产党一样。
☆ 什么人支持赵紫阳？
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下（也许在任何政治制度下也是一样），要掌
握最高权力，最有力的根据还不是上述这样一些因素，而是现实政治力量的对比。
在中国今日的政坛上，有没有支持赵紫阳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呢？在我们看来，这才
是判断赵紫阳有没有可能复出政坛的主要根据。
换句话说，哪些力量会支持赵紫阳并在未来的权力斗争中选择赵紫阳来做中国
大陆最高权力的实际握有者呢？
第一个就是地方力量。在中共的改革过程中，地方力量正在日益强大，在全国
性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而在邓小平身后的高层权力争夺
中，地方力量会首先是赵紫阳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赵本人出身地方，最了解地方。
在中共历史上所有的最高领导人中，赵紫阳是具有最多的地方工作的经历和经验的
一位，也是在政策制定中最倾向于给地方较多的权力和利益的一位。通过中国大陆
政治经济这几年的发展和紧缩相交替的过程，这一点是越来越被地方和其他人所看
清楚了。在未来中国大陆的权力再分配中，无论中央采取什么措施，地方的权力以
及地方在中央的政治影响都会不可避免地日益扩大。他们当然要在中央寻找自己的
政治代表，至少要寻找自己的政治同盟军。江泽民和朱熔基的“主流派”在一九九
三年夏天的加强宏观经济控制的过程中已经表明了对于地方力量的政治疑虑，也确
实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罪了地方实力派。今后，他们即使要和地方力量修好，也
要经过艰苦的努力，还不一定就能真正得到地方力量的信任。乔石本人缺少地方工
作的经历和在地方上的关系，又一直没有介入经济事务，所以与地方上的联系也相
当薄弱。当然，如前所说，乔石正在努力改变这个弱点。李鹏则一直不受地方官员
的欢迎。所以，比较起来，还是赵紫阳最容易得到地方的欢迎和支持。
另外一个决定未来中国大陆政治格局的主要力量当然是军队。目前，军队在邓
小平身后权力斗争中的倾向一时还不明朗。但是，军队高层互相较劲的双方却都有
在政治上支持赵紫阳的理由与可能。概括地说，军队高层将领自一九八九年“六·
四”事件以来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所谓“杨家将”，以杨尚昆、杨白冰兄
弟为首领；另一派则以所谓“八上将”为核心。所谓“八上将”，其实是在一九八
九年天安门运动过程中形成的。当时，张爱萍、杨得志、王平、宋时轮等八位老上
将联名发表声明反对在北京实行军事戒严。也是这支力量，在后来的“倒杨”过程
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应该说是“八上将”的阵营掌握了中共军队的最高权
力，形成了军方主流派，而“杨家将”就是军方非主流派了。关于整个军队在未来
权力斗争中的可能走向和态度，我们会在后面做比较详尽的分析。这里要强调的是
，“八上将”和“杨家将”这样两派，都有各自的理由支持赵紫阳重新出山执掌大
权。
杨家兄弟支持赵紫阳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如果要在政治上卷土重来，最根
本的是要解脱他们在“六·四”屠杀中的责任，而支持赵紫阳才有可能达成这一目
标。其次，单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杨家兄弟也算在邓小平手里栽了一个大跟
头，要在未来重新爬起来，必须扶持一个有邓小平那样的量级而又与邓小平在政治
上有分歧的政治领袖。本来，赵紫阳不是邓小平这个量级的领袖人物，但是“六·
四”下台使得他成为这样的领袖，而在邓小平身后赵紫阳的重要性就更会增加。赵
紫阳的政治生命也是结束在邓小平手里，赵紫阳要重新出山，就是在事实上对邓小
平做了一定程度的否定。这样，杨家和赵紫阳就有了共同的政治利益。第三，杨尚
昆一向和赵紫阳交情不错。即使是在北京军事戒严这样的问题上，开始的时候杨尚
昆也是基本上与赵紫阳意见一致的，并不主张采取军事行动。这在中共前驻香港新
华社社长许家屯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有明确的叙述。杨尚昆是因为邓小平说了话才
转而支持军事戒严的。如前所说，要洗刷自己的屠城责任，只有赵紫阳来证明才有
说服力。而杨尚昆与赵紫阳的个人交情则使得二人有相互接近并相互信任的基础。
最后，但是并非最不重要的理由是，目前军队的主流派即“八上将”这一派正在和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政主流派合作，而江泽民又是与杨家在十四大前后争夺权力的
主要对手。要与江泽民和“八上将”相抗衡，杨家当然也必须和一个在政治上完全
不弱于江泽民的领袖人物来合作。这个人，可以是乔石，当然也可以是赵紫阳。
不过，再看事情的另一面，则杨家会支持赵紫阳并不一定意味着杨家的军内对
头“八上将”就一定反对赵紫阳。事实上，“八上将”也有他们的理由会欢迎甚至
支持赵紫阳复出。最明显的一条，就是“八上将”在“六·四”之前北京戒严问题
上的态度是与赵紫阳一致的，而赵紫阳下台的原因也不过就是反对戒严。其次，“
八上将”对于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命运表现了明显的关切和责任感，所以他们将来会
倾向于选择能够解决中国大陆诸多问题的政治领袖人物。
☆ 赵紫阳作为政治过渡人物
此外，以乔石为代表的当朝非主流力量也有可能会把赵紫阳推出作为过渡性的
代表人物。现在看，乔石正在和赵紫阳当政时的旧部与友军结成政治联盟。在未来
有政治需要的时候，乔石或者会权衡情势，或者会为自己阵营内的压力所迫，先把
赵紫阳推出过渡一段时间，解决了诸如“六·四”等政治难题之后，自己再亲自出
山。
最后，但是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就是中国大陆社会上的民主力量和离心力量如
果只能在目前中共高层的范围内选择自己不得不支持的领导人的话，那么，至少有
四个因素会决定他们首先要选择赵紫阳。第一个因素，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
因为赵紫阳的政治命运直接与“六·四”连在一起，赵紫阳的复出在最低限度上也
会成为“六·四”的象征性平反。如果考虑到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时的
温和态度和他以前推动政治改革的经历，则他更会有进一步的可能来推动民主化政
治变革。而平反“六·四”并进行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将是社会民主力量和离心力量
在邓小平身后会马上提出的最大的政治诉求。第二个因素当然是因为赵紫阳有民众
基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大陆社会上的民主力量和离心力量看来一时还无法产
生出什么象样的领袖人物，而赵紫阳的国际国内威望都是他们的很好的选择。三则
，赵紫阳的年龄已经不小了，不可能在权力中心停留很长时间，最有可能成为过渡
人物，而这也是社会民主力量和离心力量乐于选择赵紫阳的一个因素。一方面，这
些力量中的现实主义路线会希望看到中共党内的权力过渡能以尽快的速度不断转移
，因为这会造成中共内部的不断振荡，可以给社会离心力量提供较多的机会。另一
方面，他们当中的浪漫主义路线则会认为选择赵紫阳完全是一种无奈，会认为自己
当权的时间很快就会到来，而赵紫阳比别人可能都会更快地结束他们不愿意长久等
待的这段过渡。
最后，对于国际上的力量来说，他们的选择可能是在朱熔基和赵紫阳两个人之
间。国际力量虽然很难对中国大陆的政治权力斗争发生直接的影响，但是，一个有
国际威望并得到国际支持的领袖会比较容易地带领中国走出邓小平身后矛盾纠结、
困难重重的局面。反过来，这位领导人就会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得到较高的分数。俄
国早先的戈尔巴乔夫和目前的叶利钦的境遇都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赵紫阳要“咸鱼翻身”，总比江泽民、乔石他们“活鱼跳龙门”还要困
难一些。首先，对于赵紫阳来说，能不能像邓小平本人那样，也来一个三落三起，
在晚年于政治困境中重新崛起，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邓小平什么时候死。简单地说
，邓小平死得越早，赵紫阳的机会就越大。邓小平一九七八年第三次重出政坛的时
候是七十四岁。如果邓小平在一两年内死去，那么赵紫阳完全有可能在七十五、六
岁的年龄上复出并在后邓小平时代的政治过渡时期扮演关键的过渡人物。可是，如
果邓小平还能活上五年，那么赵紫阳的机会就很小很小了。再者，赵紫阳目前几乎
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生活和生命都完全在当局的掌控之下，这对他也是非常不利
的。有的分析家甚至担心，一旦邓小平去世，李鹏或者江泽民就会采取非常手段先
要赵紫阳的命。事情如果到了这步田地，那中国大陆的政治也就太“黑”了，我们
这些理性的分析当然也就完全说不通了。
● 深入看军队：“八上将”和“杨家将”
谁都知道，中共军队的态度对于邓小平身后的最高权力归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在前面几节中已经再三涉及到这个问题，这里恐怕最好还是再来专门讨论一
下，以便更为清楚和细致地了解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如前所述，自从北京在一九八九年实行军事戒严，军队高层就出现了“杨家将
”和“八上将”这样两个在政治和权力上对立的基本阵营。从那时到现在的这五年
左右的时间里，中共的军权则发生了重大的转移，军内的情况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简单地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杨家将”主导军队，而第二个阶
段则是“八上将”控制军权。那么，在邓小平之后，这个状态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变化或者不变化又会对最高权力的分配产生什么影响呢？从军队上层来看，关键的
问题就是“杨家将”会不会卷土重来。
☆ “杨家将”会不会卷土重来？
由于在北京军事戒严和后来的镇压问题上持不同政见，以“八上将”为代表的
老资格军人在“六·四”以后受到政治上的冷遇。特别是杨白冰正要借机在军队内
部安插自己的人马以全面控制中共解放军，所以“八上将”的作为正好为他提供了
一个口实，使他有机会肃清异己，提拔亲信。对杨白冰这种没有多少军功的人来说
，资历越老的军人也就越难控制，所以，杨白冰要提拔的人往往是在军内资格比较
低浅的人。而在军队这样一个最为讲究资格和履历的组织内要越级提拔“小字辈”
，那就需要特殊的理由。于是，杨白冰就用“六·四”中的表现作为理由，迅速提
拔使用了诸如张工等一批在八九年北京军事镇压中表现突出的人。这个动作，应该
说是杨白冰这个中共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政治上的一大败笔。为什么呢？原因有
三：
第一，这样的动作进一步加深了杨白冰以至乃兄杨尚昆与军队老资格将领的矛
盾，进一步使杨家兄弟在军内树敌。这其实并不利于杨家掌管军队权力。杨家后来
的落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杨家本来已经权势极大，直逼最高领导人，再
要这么培植亲信，当此最高权力面临交接之际，就难免落下“司马昭之心”的讥评
和警惕了。不要说江泽民感到严重的威胁，就是邓小平本人也因此提高戒心。而这
正是“杨家将”在中共十四大上失去权力的主要原因。第三，比这还要糟糕的是，
杨家因此进一步背上了“六·四”屠杀的责任，在政治上处于一个非常容易遭到对
手攻击的地位。
杨白冰不傻，当然不会意识不到这样的问题。他采取了三个对策来解决这三个
问题，不过这些对策本身又有不少问题。第一，杨白冰指望靠加紧提拔自己的人马
来压制军内的反杨力量，希望通过清洗来掌握军队的第一线大权。可是，这在短期
内不可能完全奏效。而老一代军人根基已深，清洗对他们实际上不会起什么作用。
结果，杨白冰的这种举动与其说是调整对策、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变本加厉、激化
矛盾。第二，杨白冰希望能以在政治上紧跟邓小平来得到邓小平的不能更移的信任
，从而加强自己在军中的地位和权力。这一招不能说没有作用。可是，政治是风云
诡谲的东西，焉知道跟得紧的就一定是自己的可靠人马？有时候，情况可能恰恰相
反，好话说得越多，越引起人的怀疑。何况，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林彪，早被
中共官方论定是这类人物。殷鉴不远，邓小平能不明白？即使邓小平真的信任杨白
冰，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能够经得起各方进言？所以，在十四大之前，杨白冰跟得
那么紧，反而换来了政治上的失败。对于第三条，杨白冰的对策是一边与党内强硬
保守力量划清界限，一边向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示好。所以，他在“六·
四”以后的军内整肃过程中一边清洗反对镇压的军人，一边却对“自由化分子”网
开一面，保护了诸如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血红雪白》的作者张正隆等这样的人。另
一方面，他则和党内强硬派的前台人物如贺敬之等交恶，这当然也等于给贺敬之的
后台邓力群和王震一点颜色看看。这些动作果然在军内外甚至海内外引起了对杨家
兄弟的好评。不过，这在政治上更加犯了“四面出击”的兵家大忌，把杨家兄弟在
政治上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因为“六·四”，改革派和温和派至少是不太方
便和杨家走得太近；为了摆脱“六·四”的阴影，杨家又得罪了强硬派。所以，轰
轰烈烈的杨家在转瞬之间失去权力，成为“六·四”以后几年来最大的政治输家，
也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白热化的又一轮牺牲品。
在“杨家将”失势之后，军队内接着开始了对于杨家势力的新一轮清洗。不过
，这场清洗据说受到了邓小平的温和的阻止，进行的并不是很彻底。这就给“杨家
将”留下了卷土重来的可能。不过，最终杨家兄弟能不能在政治上重新发挥一番作
用，其中变数还很多、很大。首先，在杨家兄弟中，杨尚昆比杨白冰有更多的政治
资源和更加高明的政治眼光与能力，将来的政治机会会更大。可是，杨尚昆年事已
高，固然目前身体状况不错，但是谁也说不好他什么时候会有个三长两短。而杨尚
昆一旦身体不行了，杨白冰单独成气候的可能性就更低了。其次，杨家在十四大前
采取了与党内改革力量联手的政治策略，这个策略在未来能不能奏效也是一个问题
。在“六·四”屠杀的责任问题上，将来是由杨家兄弟来负，还是由邓小平本人来
负？或者干脆让李鹏来负？未来的权力斗争中，各方的策略会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调
整。让邓小平负，震动太大，不利于中共整个政权的稳定。让李鹏负，分量又似乎
太轻，不能说服世人。在这个问题上，杨家有没有能力说服将来可能会与之联手的
党政领袖，有没有能力平稳地解决这桩历史大案，可能是足以决定杨家的政治命运
的一个关键行动。总的来看，杨家在未来的权力斗争中处于被动的因素多于主动的
因素，前景不太看好。
☆ 军队少壮派会怎么动作？
向来关于中共军队在高层政治和权力斗争中的态度与作用的讨论往往都只注意
到军队的最高层的情况，也就是只关心那些老一代革命军人的情况，而常常忽略了
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军内少壮派军人在政治和权力的问题上
是什么看法并会采取什么行动。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可能还不那么重要，
而在今天就已经变得相当突出了。这是因为在邓小平时代整个中国的代际变化十分
迅速，社会和阶级结构也有巨大的变迁，军队本身的成分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同
时，由于邓小平时代强调提拔和使用年轻干部，在军队中尤其如此，这就使得少壮
派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大大加强，已经非常靠近权力中心。所以这些，都决定了中
共解放军内少壮军人在未来高层权力斗争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一般说来，军队少壮派在组成和经历上的特点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在未来
中共政治和权力斗争中的态度和行动。那么，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第一，军队少壮派军人的文化素养普遍较高，专业色彩较浓，具有比较强烈的
职业军人的意识和国家意识。这个特点在政治和权力斗争中会以两种不同的结果出
现。一种是，少壮派军人轻易不爱干涉政治，宁愿保持军队在政治和权力斗争中的
相对中立的地位，希望军队能够专业化和国家化，从而可以使军队能够强大到足以
促进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强大国家。不过，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出现政治危机，这样
的军人可能会采取行动以保持社会的秩序、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全，因此有可能
在政局混乱的时候直接出面主导政治，从而建立起类似拉丁美洲的军人专政的那种
国家政体。
第二，由于军人的文化素质普遍增强，军官的能力也在提高，少壮派军人对于
党政官僚的无能可能会特别敏感并反感。这也会导致他们直接出面治理国家，形成
军人专政的局面。
第三，中共军队内部少壮派军人的组织状态与他们的前辈有很大不同。这是说
，他们不再象老军人那样有长期在战争中以生死与共而形成的山头，而更多地是在
现代军队的组织形态下活动。这样，他们内部的团结可能不象老军人之间那么严密
。这个特点也会带来两个可能相反的政治后果。一个是，少壮派军人在高层政治活
动中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会因此下降。另一个则是，军队内部的裂痕也可能加深，
各自为政、谁也不买谁的账的状态会更形加强，从而导致群雄无首，增加政治上混
乱的可能。
第四，在少壮派军官中，所谓“太子党”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这些人是经济
改革的受惠者，但是绝对不希望共产党政权垮台。他们在未来高层权力斗争中的作
用是不可小看的。
● 要不要讨论一下李鹏？
说到“太子党”，人们就会想到李鹏。是的，我们还没有讨论到当今中国大陆
的这位总理大人呢。在邓小平身后，李鹏会不会有什么机会成为最高权力的继承者
呢？至少，他在邓小平身后会是什么样的政治命运呢？这两个问题当然是联系在一
起的。对于别的那些有希望能够争夺最高权力的人来说，比如乔石或朱熔基，如果
让一步，不要参加这场争夺，或许保住目前的地位不是太成问题。而李鹏的情况就
不一样了。就算不去争夺最高权力，他也会被别人抛出来当做一个牺牲品或垫脚石
。原因很简单：他最不得人心，又有“六·四”的账。
当然，很多人会说，“李鹏，没戏。”是的，现在来看，他在邓小平生前能不
能保住位子也还是一个疑问，何况他的健康又出了问题。可是，话又说回来，李鹏
以这样不高明的能力，这样的不得人缘，这样差的身体状况，居然还能把总理的位
子继续这么坐着，这背后其实才是有实力呢！在这个意义上，还不能忽视李鹏。
正是在李鹏代表了中国大陆政坛上一股重要力量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李鹏列为
在邓小平身后足以争夺最高权力的一个人物。其实，说李鹏是代表，也不过是因为
李鹏目前正在前台表演，倒不见得他就真正能够代表这股力量。所以，我们所说的
李鹏，主要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并不专指李鹏这个人，而主要是指李鹏背后的
那股力量。
这股力量是什么人呢？看来，主体是由政府中的很大一部分官僚、中共党的系
统的许多党务人员和一部分高干子弟所组成。在他们背后，有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
做后盾，也有邓力群等一帮教条主义秀才在帮腔。这些人，在中共的现行政治制度
下，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在决定最高领导权的问题上，他们往往最有发
言权。
不过，也不能因为听起来好象这些人完全是属于官僚特权阶层的人物而忽视他
们在社会上的群众基础。这一部分人，由于有正统的中共意识形态作号召，又有广
泛的社会联系，常常会把一部分社会民众的利益纳入自己的旗下，从而形成足以在
全社会范围内与上述其他各种政治力量相抗衡的高层政治力量。目前，这一派主要
的社会民众诉求目标是那些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失去利益较多的阶层，包括国营企
业的工人、退休阶层和一部分不能适应商品化过程的知识分子等。当然，以李鹏为
目前的前台代表的这一派其实在政治上并不能真正代表上述民众的利益，因为这一
派人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特权阶层，与工人和知识分子等有很大的距离甚至
有利益上的对立。但是，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他们都是被边缘化的阶层，相对
于其他阶层来说都失去得较多而得到得较少。就是这一个共同点，会被李鹏、邓力
群这样的人所利用，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保守力量。显然，高层的影响、意识形态
上的正统优势和一部分基层民众的支持，会使得李鹏或者李鹏派的其他人物在未来
权力斗争中具有不可小看的竞争力。特别是邓小平一死，市场经济改革的“总设计
师”不在了，反对市场化的声音就会相应高涨。如果其他政治派别不能很好地解决
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病和问题，这股力量至少在短期内控制最高权力的可能
性还是不小的。这一派在理论上的代表人物、前中宣部长邓力群，已经开始组织写
作班子公开推出所谓“剥夺剥夺者”的理论观点，意图推翻中共在十四大后积极推
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便在邓小平之后做政治发难的理论准备。
当然，如前所说，由李鹏来作为代表人物，可能是这股力量自己也不满意的。
但是看来他们一时也找不出什么象样的人物能代替李鹏。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当
然会尽量地甩掉李鹏而推出别的代表人物。这个人物一旦被他们推出，就会同样具
有前述的政治能量，有可能问鼎中国的最高权力。只是，话又说回来，人才凋零也
恰恰就是这一派的一个致命弱点。
● 勾画邓小平身后权力斗争的全图
通过上面的分析，现在我们可以大略勾划出邓小平死后中共内部争夺最高权力
的一幅图画了。
在这张图画上，大约有四个第一量级的政治领袖人物，他们是：江泽民，乔石
，赵紫阳，和李鹏。而在他们背后，是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其中，与江泽民和乔
石相比，赵紫阳更多地是一个个人式的政治领袖，这就是说，在他的旗帜下，可能
会有不同的政治势力按照不同的方式来组合；而李鹏则更多地是一个政治傀儡，这
就是说，他的这股政治势力是不小的，但这股力量是不是一定要推出李鹏来做政治
领袖就大成疑问了。在这四面旗帜下，还有一些重要的力量和人物游走其间，常常
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这里面，主要的政治力量是中共解放军；其次，地方势力也不
可忽视。而主要的游侠式政治人物则包括朱熔基、胡锦涛、李瑞环和叶选平。
目前来看，在四大派别中，由于各种历史和体制的因素，江泽民和李鹏较为接
近，构成主流的力量，而乔石和赵紫阳有可能联手，形成非主流力量。不过，目前
已经有强烈的势头表明江泽民和李鹏的矛盾在逐步加深，在邓小平去世之前他们就
会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在权力上形成竞争。如果是这样，那么，江泽民还会保持代
表正统的主流派地位，而李鹏则成为来自保守强硬方面的非主流派，乔石和赵紫阳
则作为来自务实和改革方面的挑战者形成另一支非主流派。如果以中共传统上的“
左”“右”来划分，并且以坚持计划经济和一党专制作为左的标志，实行市场经济
和民主政治作为右的内容的话，那么，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政治光谱来：李鹏居左，
江泽民中左，乔石中右，赵紫阳为右。
军方目前的格局则是“八上将”构成主流派，“杨家将”代表非主流派。但是
，我们暂时还不能把党政主流派非主流派的区分和军队主流派非主流派的区分等同
起来。在中共十四大前，江泽民和“八上将”是曾经联手，而杨尚昆则有和万里、
乔石、田纪云等结盟的迹象。不过，那个时候杨家在军队还是主流派。在未来邓小
平身后的权力斗争中，军队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是不是就一定会分别和党政体系中
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结盟，这还是一个问题。总的来看，“杨家将”必然倾向于要
和党政体系中的非主流派结盟，但是非主流派在这个问题上有选择余地，不一定和
“杨家将”结盟；而“八上将”同样有选择余地，不一定非要和党政主流派结盟不
可。简单地说，在党政军结盟关系上，党政主流派和军队非主流派不可能结盟，双
方都没有选择余地，而党政非主流派和军队主流派都有选择余地，可以相互结盟，
也可以和相互的对头结盟。
此外，在各种政治势力中，“太子党”比较倾向于党政主流派，而一旦江泽民
和李鹏分手，则他们会更加接近李鹏而成为强硬的非主流派。地方力量和国际力量
总的来说比较倾向于乔石和赵紫阳的党政非主流派。知识分子则在理念上会比较倾
向于主张进一步改革的非主流派，但是，象以往一样，他们常常把事情做得事与愿
违，结果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可能会帮强硬派的忙。在各种政治人物中，朱熔基正
有可能被拉入党政主流派，特别是有可能和江泽民结盟成为在邓小平身后具有正统
地位的主导力量，但是江泽民朱熔基之间的结盟能不能维持到最后决出邓小平身后
的一个最高权威，这还大有变数。李瑞环和叶选平倾向于温和改革的非主流派的色
彩则相当明显，但是这两个人自己恐怕都还不大会进入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战圈。胡
锦涛比较居中，大约在乔石和江泽民之间。
☆ 几个重要的变数
政治斗争是千变万化、波诡云谲的游戏，最具动态。中共的政治斗争游戏尤其
神出鬼没，结局往往出人意外。这一方面是因为政治斗争本来就不能完全亮在台面
，许多东西是在公众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搞的，当然也完全不能让政治斗争的对手
知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共的政治体制透明度极低，游戏规则非常不健全，政治
斗争的手段因此就不能文明化。最后，许多极其偶然的因素也可以对政治斗争的结
果发生重大影响。比如说，邓小平在什么时候死去，这个因素就是只有上帝才能把
握的，但是它却会对中共在邓小平身后的权力斗争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这些消极的、政治人物所不能把握的因素之外，政治斗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又是特别能够让人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的场所。实际上，政治和权力斗争之所以神
秘引人，很大的程度上也就是因为，在这个最富动态的游戏中，政治人物的主观作
用可以得到极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政治选择，包括政治路线的选择、政治结盟关
系的选择和政策的选择，都会对权力斗争的结果产生重大作用。一句话，在邓小平
身后，各方力量和各位领袖人物怎么动作，会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中共的最高权力
谁属，也就是决定这些人物和力量的命运，甚至是决定中国的命运。
在政策选择问题上，几个大的问题可能会成为焦点，因此也就会成为各方各派
较量的场所。大体说来，会有两个比较虚的问题，两个比较实的问题。所谓虚的，
就是政治制度怎么变革，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怎么解决。说他们“虚”，是因为对这
样的问题要有全局的看法，有配套的政策选择，并不局限在一件事情的处理上。所
谓“实”的问题，就是绕不开、躲不掉的实际问题，其中一个是“六·四”遗案怎
么处理，一个是腐败问题怎么解决。这都是决定未来政治斗争的大问题，是政治上
的大牌。中共之外的各种政治力量想打，中共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也想打。不想打
这些牌的人，到时候会被别的力量逼着打。不同的政治派别和政治领袖在这四个问
题上的政策选择和分寸把握，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能不能成为邓小平身后中国
大陆实际的最高权力的掌握者。
在本书的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当然还会具体深入地讨论这里所提出的几个社会
问题和相应的政策选择问题。不过，从本章的情况来看，所有这些讨论，所有这些
预期中的权力争夺，都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上的，那就是：在邓小平身后中国共
产党依然能够掌握中国大陆的政权。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争夺中国大陆最高权力的
就不仅仅是这么几个人了。那时节，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或许就不单单是一个高
层权力争夺的问题了。另外，这样的激烈的权力争夺当然就会带来中共政权的巨大
震荡，甚至也可能带来它的崩溃。这样，等抢到了权力的时候，可能权力已经不复
存在了。所以，问题不能不深入一层：那么，在邓小平这个超级政治强人死后，中
国共产党的政权会不会在中国大陆继续存在下去呢？这个问题，当然是更为基本地
关系到中国的命运。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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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政权会不会垮台？
八十年代的最后岁月是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崩溃的年代，但是中国共产党却
一枝独秀地挺了下来。邓小平一死，中共这朵晚谢的黄花还能再经得起多少风吹雨
打呢？邓小平的死本身，会不会成为压弯中共这只老骆驼的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凭空提出，想入非非。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本来已经有很多
的理由应该垮台：
——放眼看世界，“老大哥”苏联已经彻底地变成了所谓“修正主义”，几乎
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小跟班；东欧的小兄弟更是一个也不剩地变了颜色；就连文化革
命时期那盏欧洲唯一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也早就“资本主义复辟”了
。在诺大一个世界上，除了北韩、古巴等这样几个不怎么争气的小东西，中共几乎
找不到自己的同伴了。以至于邓小平不得不这样强打精神来给中共干部鼓劲：“只
要我们中国还在搞社会主义，世界上就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在搞社会主义。”亏得中
国大，人口多，否则这话都说不出口。
——当然最要命的是中国国内的现实。看看中国大陆，又是什么状态？邓小平
的改革开放已经基本上使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处于解体状态，随之而来的是社会
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现在，大陆人端的是市场经济的饭碗，花的是
资本主义的金钱，穿的是港台流行服装，看的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电影电视，听的是
所谓“靡靡之音”。国家虽然相当繁荣，然而中共却是“党已不党”了。到底社会
主义在中国大陆还有多少市场？到底共产党还有多少时候可以坚持？这样的问题，
不知多少人，也包括多少中共的高级干部，已经在心里问了自己多少遍。现在，到
邓小平谢世的时候，当年毛泽东在江西湖南边界地区的井岗山上打游击时所遇到的
那个问题当然一定会再次在中国出现了。
那个问题是：“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 共产主义失败的大背景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共的统治的确正在面临危机，而邓小平的死亡必
定会加剧这场危机。问题是，这场危机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共有没有什么办法来
解决这场危机。我们先来看这场危机的情况和特点，再来分析它的严重程度，最后
来预测中共政权对付危机的办法和它的命运。
首先，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当然给这场危机提供了总的背景。强大的
共产主义苏联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从此，人类历史一场最大规模的社会试验在制
度层面上结束了，在道义层面上也到了破产的边缘。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
也因此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巨大和深刻的变化。对于中共来说，这个世
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给它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沉重压力。
第一个方面的沉重压力是国际上的。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垮台使得这个世
界上只剩下了中共这样一个大国还是在坚持共产主义制度，于是，中共理所当然地
成了西方世界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主要针对目标。相对于八十年代来说，中共
政权现在所面临的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道义上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它在
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好过。在毛泽东的时代，虽然四面面临强敌，但
是毛泽东有那股湖南骡子的犟劲儿，“醉死不认这壶酒钱”，可以高唱“我们的朋
友遍天下”，不仅让全大陆人能够勒紧裤腰带“自力更生”，还能充大个去“支援
亚非拉”。这是因为毛泽东的社会发展目标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而不是经济的。到
了邓小平，这个日子就不能这么过了。他把中共的主要工作目标转变为经济的，因
此在外交上也必须采取相应的举措。在七十年代末期和整个八十年代，中共所面临
的国际形势还是相当不错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要争霸世界，
美国就要拉拢中共，整个西方世界因此与中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随着中共在邓小
平治下改变意识形态优先的政策，实行改革开放，这种关系就更是相当平滑了。那
个时候，国际压力主要是针对苏联的，中国则被看作西方世界抗衡苏联的一个重要
伙伴。“六·四”的发生和苏联的解体，结束了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和中共的蜜
月，开始了中共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新的冷战。
与此同时，苏联的解体也标志着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的消失，当然
也就给中共的内部统治打上了一个极大的问号，给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
的压力。在整个共产主义制度没有解体的情况下，共产党可以靠他们那一套意识形
态来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使用这套意识形态和与之相应的共产党组织机器来
控制社会。一旦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破产，中共政权就必须完全依靠经济发展的成就
来维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了。在文化革命的后期，邓小平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
是，那个时候，情况还没有今天这么糟糕，邓小平正好可以用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
这样两手来维系中共政权。现在，有一手已经完全没有用处了，而且还有反面的作
用。这样，经济发展上的压力就大大增加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看到，共产主
义世界的总解体有使中国大陆各种社会经济矛盾走向激化的效应。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往往会有正反两个方面。苏联的解体和此后的情势发展，
给中国大陆的作用也并不都是一个方向的，并不都是在加速中共政权的崩溃。苏联
解体之后发生的民族分裂、内部混乱、经济崩溃和社会失序，在很大程度上给曾经
急于求变的中国大陆人民一个强烈的刺激，他们开始认识到一个失去正常秩序的社
会甚至比专制极权的社会还要可怕。许多人并且意识到，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他们自
身的利益是已经怎样深刻地与中国大陆的现行政权联系在了一起。这样一来，中共
政权也又多了一些稳固的机会和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共产主义失败的总背景
虽然在强化中共政权的危机，但是，它并不是致命的。要害的危机，还是发生在中
国大陆和中共政权内部。
● 以生态为例看中国面临什么样的危机
中国大陆所面临的危机是全面的：从生态环境，到经济发展；从政府能力，到
民众心态。其中，对于中共政权来说最要命的是，中共解决这些危机问题的能力却
在不断下降，而另它所统治的这个社会却在不断出现新的让人头疼的问题。
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在这里把所有的危机因素都历数一遍。一个偷巧的途径就是
简单举几个例子，就算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吧。
第一个例子是生态危机。专家判断，中国大陆目前最严重的两个生态问题是土
质变差和水的匮乏。据统计，中国大陆北方有几百万农民的水井现在都正在渐渐枯
竭。据中共水利部长透露，中国大陆的乡村地区有八千二百万居民很难获得水的供
应。而且，越来越多的水源受到工业污染或农药的污染。中国有三百多个城市处于
缺水状态，其中有一百个城市缺水问题非常严重。五十年代北京的地下水可以自地
平面以下十六英尺处抽取上来，现在北京有四万口井要深到地平面一百六十英尺以
下才能汲取到地下水。国际人口行动组织的报告说，北京的地下水水位每年下降三
到六英尺，该市现在必须从一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寻找新的水源。
土地的缺乏我们会在专门谈论农村问题的时候再次涉及。这里举出的一点是，
由于缺少土地，大量的农民就被赶到城市里去寻找经济机会。当然，农业人口的城
市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标志。但是，在中国大陆，这个社
会进步背后也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从生态的角度来说，由于在乡下根本无田可
种，致使中国大陆现在约有八千万农民涌入城市。请注意，有没有农村的田地作为
基础，对于这些流动人口的性质和心态会有极大的影响。从生态的角度讲，他们是
生态恶化的牺牲品。所以，一位加拿大环境科学家说这些农民实际上是“生态难民
”。当然，土地的减少同时就意味着农业产出、特别是粮食产出受到最基本的限制
。而另一方面，大陆人口的增长由于基数巨大而仍然呈现可怕的势头。可以想象，
如果中国不能维持自己的配合人口增长的农业生产，全世界的存粮也将不会够这个
数字庞大的人口食用。
总而言之，支撑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人的生存的基本环境正在成为越来越严重
的问题。中国的总人口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二，但却只有世界上百分之八的资源
和百分之七的可耕地。世界银行在一九九二年的研究报告中警告说，中国有限的资
源正逐渐受到要满足衣食住行和能源上的种种需求的压力，生态环境因此受到严重
破坏，这威胁到中国目前的经济成长。
关于经济的例子我们会在第三章里给出。民众的承受能力则会在第四章里得到
详尽的讨论。概括地说，类似生态危机、人口膨胀等等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一时半
刻可以解决的，但是它却可能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和问题上表现出它在政治、社会与
经济上的严重后果。很多问题，本来就是中国大陆的制度所造成的；现在这个制度
差不多已经走到了要无可逃避地承受这些问题的恶劣后果的时候了。
☆ 一堆炸药包，遍地导火索
如果说，象生态、人口等这样的危机还只是长期的、隐性的，那么，中共政权
目前是不是也面临着一些会急性和恶性发作的危机呢？
当然是。而且，与那些长期性的危机相比，这样的矛盾和危机在数量上一点儿
也不少，在程度上一点儿也不轻。
比如说，腐败现象严重就是其中一个最容易急性发作并会带来恶性后果的社会
政治危机。中共政权下的腐败现象，自从文革后期开始就越来越严重。在邓小平推
行改革的这十几年里，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在目前中国大陆，官僚的腐败、社会的
腐化、严重的不公平竞争、社会的不公道和分配的不平均等等，已经构成了几乎可
以说是最大的社会问题。不受制约的权力成了最流行的硬通货，以权力来交换金钱
、财物甚至美女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导致官僚、官商特权阶层和一般民众
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这个矛盾不仅扩大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鸿沟，加剧了两者
的对立，使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大大降低，给了一切可能向中共挑战的政治力量以
极大的可乘之机；而且正在毁灭中共政权曾经有过的强大的解决社会各类问题的能
力，把中共的统治机器改变成一个只会吃喝拉撒、不会说话做事的废物。而正是这
后一点足以成为毁灭中共政权的所有危机中的危机。
又比如说，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大陆的社会失序状态正在持续发展并恶化，
社会治安在丧失起码的水准，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了来自政府和非政府两个
方面的威胁。在政府那一头，是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是对社会成员的基本自由的
严格控制，是执法人员如警察和税务人员等的横行霸道；而在另外一头，又开始出
现黑社会等不法分子的胡作非为、明抢暗偷，有那些政府和法律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的各种非法分子和组织在威胁社会成员的起码人身安全。由于缺乏司法独立和对于
权力的制度性监督，这两个方面又常常勾结在一起来欺压百姓，为害社会，导致社
会几乎没有正义和公理可言。人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免就要借助同样的“黑
社会行动”来保护自己。如果是这样，正常的社会组织就会解体，大规模的社会动
荡就会出现。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旧政权都必定垮台，新出现的或者是社会的
长期的无政府状态，或者是又一个强权专制的时代。
再比如说，正在繁荣发展中的经济本身也潜伏着各种危机。除了制度性的危机
比如宏观失调、秩序混乱等之外，民众在每时每刻也完全可以体验到这些制度性经
济因素所产生的日常经济后果，包括通货膨胀、分配不公等等。当然，大陆的经济
近年来发展甚快，相当繁荣。但是不容否认，在经济领域也和在社会、政治领域一
样产生着深刻的危机。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制度转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所造成的，
另一方面也显然和政府能力的下降、政权本身的腐败等问题相关联。如上所说，经
济的繁荣发展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大陆社会保持稳定和中共政权得以维系的最后的基
础。在这个问题上一旦发生波动，后果当然会加倍的严重，很可能会把其他各种问
题都带动起来，酿成翻天覆地的事变。
所有这些问题，就象一团乱麻，相互纠缠，相互牵制。牵动其中任何一个线头
，都可能震动全局。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共政权目前面临着的局面好比是处处有炸
药包、满地是导火线，应该不算过份。
● 邓小平的死会让中共失去什么？
面临如此严重的矛盾和危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垮台，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
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邓小平这个超级政治强人的存在和他所制定的比较能够
解决问题的政治战略与策略。这里，我们并不想过高地估计某一个人的作用。因为
一个社会、一种制度或者一个政党的生存或衰亡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并不是
直接地和一个人的起伏或生死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诸多的决定因素中，政治领
袖毕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集
权专制制度来说，集中了权力在手中的那一位最高领导人的死亡就更会具有重大的
意义。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邓小平的存在，是缓冲前述多种矛盾的一个因素；
因此，邓的去世，也必然会加速矛盾的激化和爆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提
出“邓小平的去世会不会导致中共政权的垮台”这样一个问题。
的确，与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总失败相对比，中共却在上一波共产主义政
权相继倒台的浪潮中独独生存了下来。甚至在经过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这
样严重的危机之后，中共政权依然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它很快就从惊慌失措中
镇静下来，开始突破重重困难而再次走出一条繁荣稳定之路。所有这些，不能不说
是与邓小平的存在密切联系的。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政治权力和政治基础，特别是
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韧力，邓小平为中共制定的政治路线和战略
，都是中共能够在共产主义世界硕果仅存、并仍然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的一个关
键因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邓小平的死亡，就不仅仅是一个政党在正常政治环
境中失去自己的领导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失去领袖、在惊涛骇浪
中失去舵手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讨论的焦点必须放在这里：围绕邓小平的去世，
中共所面临的危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怎么样加剧？而在没有邓小平的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还有没有能力来对付这个危机？一句话，邓小平的去世，会让中国共
产党失去什么？
首先，邓小平的死亡会让中共进一步失去已经所剩不多的统治合法性。当代西
方社会科学的巨擘马克斯·韦伯曾经把政治权威大体分为三个类型，即传统权威、
制度权威和个人的“克力斯玛”权威。在由革命所产生的政党和政治体系中，“克
力斯玛”权威往往特别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们看到毛泽东
就是一个这样的“克力斯玛”典型。而在毛泽东之后，又有邓小平继起，逐渐代替
毛泽东成为一个“克力斯玛”领导人。这样的领导人，其政治权威总是超制度的，
其统治的合法性也总是和他个人的性格、能力、思想和关系等各种私人因素联系在
一起的。在中共的那样一种缺少选举等一整套产生政治合法性机制的政治制度下，
邓小平这样的“克力斯玛”领导人的死亡必定是这个制度在合法性上的重大损失。
当然，根据同样的理论，邓小平的死亡也会使中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对内对外
的统治权威。由于这种权威的减弱而带来的直接效果大约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国际
的，第二是社会，第三是党内的。从国际的方面看，邓小平的死亡既然使中共失去
了最高权威，那么当然也就给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趁机向中共施加
压力，以影响中国事务，直至改变中共的政策方向。邓小平在，有他的“克力斯玛
”，中共政权即使强硬，即使和西方世界对立，国际上也会有所忌惮。比如说，在
“六·四”的背景下，英国出版的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的《金融时报》也仍然会因为
邓小平的南巡而选择邓作为一九九二年的世界风云人物。如果没有邓，情况就会是
另外一个样子了。可以预期，在邓小平身后，如果中共继续坚持强硬路线，就必定
会面临比邓小平在世时要困难得多的国际局面。
从社会的方面看，邓小平的去世会直接导致社会离心力量的活跃，给这些力量
提供与中共政权较量的机会。这当然也是因为邓小平的去世减弱了中共的权威的原
因。
☆ “安全悖论”：从高层争权到社会变革
从中共政权内部的方面来看，邓小平的去世更会产生一连串由于权威丧失而出
现的政治后果。比如说，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进一步加剧，而中央控制地方的能
力将大大减弱。当然，更直接的后果将是导致高层产生激烈的权力斗争以产生出新
的权威。既然邓小平的去世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失去最高
决策者，那么，如同上一章我们所分析的，这马上会导致这个党的高层发生争夺最
高权力的斗争。这样激烈的权力斗争必定会减弱中共内部的整合力，大大降低中共
高层的决策能力，并调动起各种可能不利于中共整个统治的议题和因素，从而极大
地冲击已经处在内外危机之中的中共政权。
有的人会说，他们为什么不达成共识，互相之间不争夺权力呢？为什么不考虑
到上述这些因素而团结一致减少内部的权力斗争的呢？这是不懂得一个基本原理，
那就是，中共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因为这个政权的高层领导人都特别地有
“权力饥渴症”，都是只顾自己满足权力欲望而没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的人物。
不是这样的。实在地说，虽然中共的政治制度扼杀人才，压抑人才，扭曲人才，往
往反而让一些道德和智力都比较差的人在政治上得志，但是，能在上亿人中经过艰
难的努力（先不管是什么样的努力方法）到达全国层次的领导位置上的人，至少不
会没有一些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实际上是这个制度的结构
和特点所造成的，并不以哪一个人的愿望与意志为转移。
这个制度的结构和特点，就是权力的高度集中。社会的权力集中在共产党和政
府手里，各级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力又集中在中央手里，中央的权力也不过集中在政
治局甚至政治局常委几个人手里，而政治局和常委又总是要听命于一个最高权威。
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下，一旦那个最高权威没有了，在最高领导层的这一批领导人之
中就形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就是政治学术语中所说的“无政府”局面。根据学者
们对于国际政治的研究结果，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下，每个个体都只能自己依
靠自己，不能象有一个最高权威存在的时候那样可以依赖最高权威来贯彻大家都必
须遵守的游戏规则，从而来维持秩序和一定程度的公平。在国际政治中，这种没有
最高权威的状态会导致所谓“安全悖论”，就是：每个个体为了自己的安全，都要
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而看到别人在加强他的防卫能力，你就可以认为这是对你的
安全的威胁，于是你又要加倍来增强自己的防卫能力。这样，各个个体不断地周而
复始地循环加强自己的战斗能力，结果是每个个体的安全事实上都没有得到增强，
因为别人的战斗能力也增强了；但是，谁都不能停止下来，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
不会受到别人的威胁。
一旦邓小平死了，在中共高层，同样的“安全悖论”也会起作用，从而促使权
力斗争加剧。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最高权威存在，这个权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这个问题。所以，有邓小平存在，中共的权力斗争虽然也会相当激烈，但是总不会
达到白刃相见的程度。邓小平要把胡耀邦或赵紫阳搞下去，要扶持江泽民当“第三
代领导核心”，别人虽然有意见，也没有什么办法。一旦邓小平死了，情况就不一
样了。是不是“核心”，能不能当最高领袖，就要靠自己的实力来拼打。打出来了
，别人就承认；打不出来，是毛泽东封的不管用，是邓小平选的也不管用。所谓“
打”，当然不一定是动枪动炮，但是总归是一场激烈的政治和权力斗争。你不打别
人，别人就打你，在这一点上谁也没有办法相信别人。所以，邓小平一死，江泽民
也好，乔石也好，李鹏或赵紫阳也好，你不想争最高权力，也要争，除非你甘愿放
弃目前的所有政治权力和地位，退出那个圈子。因此，邓小平死后中共高层必定会
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这并不是哪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的，而是因为这种权力斗争
与这个政治制度血肉相联，没有办法分开。
不过，这种权力斗争不光会在高层发生，它还会产生一连串的政治和社会效应
。至少，高层的权力斗争会在三个方面加剧中共政权的危机。第一，它会大大降低
中共政权处理日常统治事务的能力。而在国际压力和国内动荡因素同时增加的情况
下，这种能力的降低常常会是致命的。第二，它当然也给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取代这
个政权提供了活动的机会和空间。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种权力斗争会促
使争夺最高领导权的各个方面争相在不同程度上提出改造这个制度的政策以得到人
心，从而增加自己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威资源。由于最后这一层的原因，高层斗争就
会利用社会矛盾，触发社会危机，高层斗争就会扩展为一场是不是要改造这个制度
的斗争，因此也就直接触及到中共政权的统治了。
因为这些原因，邓小平的死，才会给中共增加能否生存下去的危险性。
● 邓小平的死会给中共提供什么机会？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邓小平的死也可以给中共政权提供新的机会来稳定
自己的政权并加强自己的控制。如果这个机会利用的好，中共政权不仅不会在邓小
平死后垮台，而且可能会因此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可是，要抓机会也不容易，这或
许会要求这个党来一番重大的调整和改造。
事实上，在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共已经有了一次这样的经历。“文革”后期
，中共政权同样面临着众多的政治和经济危机，面对着严重的国际和国内困局。毛
的死去，更给了它极大的冲击和振荡。但是，毛的死却也同时给了中共政权一个机
会来重新选择领导人，来改变政治路线，实行新的治国方略。那一次，是邓小平抓
住了这个机会，实现了中共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把一个空谈意识形态的革命党和一
个实行“全面专政”的极权党逐渐改造转变成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党和
一个实行政治控制与经济放开相结合的威权主义的党。现在，邓小平的死，又能给
中共提供什么样的机会？又要怎么做才能抓住这个机会呢？
这要看一下邓小平究竟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遗产，邓小平究竟解决了哪
些问题，没有解决哪些问题，积累了什么矛盾。邓小平路线的特点，简单地说，就
是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他用右手来抓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而用左手
抓紧政治控制，坚持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政治管死，经济放活，这就是邓小平
的治国妙诀。经济上靠市场走上繁荣发展，政治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老路上，结
果是“半边日出半边雨”：政治的这半边仍然黑暗阴冷不说，经济的那半边也老感
冒发烧闹情况。这就是邓小平的治国遗产。
当然，不断地有力量想改变这样的局面。但是，由于邓小平在世，这种半阴半
阳的政策谁也动不得。邓小平一死，机会就来了。或者改变到全部的加强控制那一
边去，或者需要在政治上也有相应的改革——这就是邓小平身后必然会有的政策选
择。要完全退回到“全面专政”去，已经有老毛的失败为例，恐怕不必再试一次了
。所以，唯一的机会，就存在于在邓小平身后实行政治变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的制
度相适应的新的政治制度。只有走这条路，中共才会有新的生命力。
当然，这条路并不是容易走的。概括地看，中共政权在邓小平身后会遇到几个
大“坎”。如果这些“坎”它过得去，那会是一个前途；如果有一个过不去的“坎
”，它说不定就会在那里翻车。而这些大“坎”，其实个个都与是否走得通这条新
路联系在一起。走通了，中共政权就垮不了台；走不通，除了垮台别无选择。
● 先过“六·四”大坎
一说到“坎”，一说到政治变革，当然人们第一个要数算到的就是“六·四”
。要解决政治问题，实行政治改革，这将是中共政权面临的第一个关卡。在一九八
九年春天，北京的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主要的口号和要求就是敦促中共政权进行
政治上的深度改革，实行民主化。结果，这遭到了中共政权的武装镇压。邓小平说
，这是有他在世才能下的决心。反过来说，邓小平一旦命归西天，这个历史的血案
还能不能维持原判呢？用大陆上习惯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六·四”这个案，
在邓小平身后能不能翻过来呢？
中共当局当然也可以坚决维持邓小平在世所做的“六·四”原判，实行新的“
两个凡是”：凡是邓小平决定了的，就不能变动；凡是邓小平说了的，就要照做。
当年毛泽东去世以后，华国锋就是提出了这样的“两个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
的红旗千秋万代打下去”。可是结果怎么样？天下被别人夺去，毛泽东选定的接班
人先就不能照当下去。既然历史已经有了这个教训，在邓小平身后还会有人要走华
国锋的老路吗？
如果不走这条老路，要改变一些邓小平的决定，看来就绕不过“六·四”这个
坎。回想当年，邓小平他们不也是先在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上做足了文章，然
后否定了“两个凡是”吗？历史固然不会重复，可是历史更不会接受已经被它证明
走不通了的解决方案。所以，“六·四”的案，总归是要翻。问题不过在于，是“
热翻”还是“冷翻”，是“大翻”还是“小翻”，又或者是半冷半热、冷热之间，
不大不小、大小之间？
当然，翻案、尤其是翻“六·四”这样的案，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搞得好，用
它当牌打的人可以拿到中国的最高权力，中国还能保持不乱不散；搞不好，权力争
不到，中共要垮台，中国也说不定会大乱一场。究竟哪一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比较
大呢？
☆ “热翻”还是“冷翻”，“大翻”还是“小翻”？
我们先来看看几种可能的翻案方式。
“冷翻”或“热翻”说的是翻案的操作方式，“大翻”或“小翻”说的是翻案
的程度。这两个方面当然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所谓“冷翻”，就是不翻案地翻案。这是在说绕口令吗？当然不是。说它不翻
案，是说中共当局能够在表面上按住这件事情不提；说它翻案，就是当局事实上还
得把这个账悄悄地清了，天安门运动提出的要求它要逐渐地去办，受“六·四”连
累的人它会逐渐地重新使用，只是大面上仍然维持原判。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把
公开地重新评价“六·四”这件事推到遥远的将来来处理。到那个时候，人们的记
忆渐渐淡了，直接利益者逐渐地少了，大家的情绪化反应比较弱了，即使翻案也不
会出现什么大的震动了。韩国处理“光州事件”，台湾对待“二·二八事件”，实
际上用的都是这样的“历史冷处理法”。
这个路子如果走得通，对于共产党现政权来说当然是最理想的一种处理“六·
四”的方式。慢慢地，再过上个五六年，共产党可能会把“六·四”当时人们提出
的一些事情也一点点儿地做上一些。在实际的政策选择中，“六·四”的政策要求
逐渐会不再成为禁区，但是“六·四”活跃的人，无论是学生、民众还是党内改革
派知识分子和领导人物也好，却在政治上依然处在被压制甚至被法律惩罚的地位，
“六·四”这件事还是提不得。这就叫做“不翻案的翻案”，叫做“冷翻”。
当然，要能够这样来做，必须有一些资本。这资本首先就是要能保证经济不断
持续繁荣发展，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人都能得到实际的好处，从而基本
上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现在邓小平就特别想走这一条路。他在最近几年把握中
国大陆政局的一个基本对策就是：抓住改革，摁住六·四；发展经济，淡化“六·
四”；拖延时间，忘掉六·四。抓改革的目的当然就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政治
效果之一在邓小平的希望里就是可以让人们逐渐忘掉“六·四”。可是，这个如意
算盘要打得通，还非得邓小平在世压阵不可。邓小平如果能够控制的时间比较长，
给共产党积累的资本比较多，那么，从邓小平的不翻案，到邓小平身后的“冷翻案
”，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实现。
不过，光是这一个条件还不够。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中共高层必须能够
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共识，在邓小平死了之后大家都能一致压制翻案力量，同时又主
动地实行经济和政治的其他开明政策。看来，要做到这一条，是根本不可能的。为
什么呢？前面说了，邓小平一死，高层斗争不可避免。既然有斗争，就不可能在这
样重大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再说，如果不是通过内部的斗争和社会的压力，要共产
党主动地实行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开明政策，又谈何容易。
所以，“冷翻”的路子在邓小平身后很难走得通。唯一走通的可能，倒是存在
于邓小平生前。如果邓小平现在还有能力搞得动李鹏这样的人，并且想通了，愿意
改变他目前的“不翻案”对策为这里所说的“冷翻案”方案，那么，由他来走这步
棋，成功的可能性还比较大一些。也就是说，邓小平可以主导中共大踏步地实行一
系列政治改革政策，在人事安排上则刷掉李鹏这样的与“六·四”直接相关的人，
重新把赵紫阳、胡启立、阎明复、鲍彤等因为“六·四”而获罪的中共高级领导人
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同时却保持原来的口径，搞一套暗翻明不翻的动作。这样，在
邓小平身后，可能能够在“六·四”问题上保持这个基本调子。
既然“冷翻”不可能，那么“热翻”的可能性就会大起来。什么样是“热翻”
呢？简单地说，就是在邓小平死后“六·四”翻案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而导致共
产党政权垮台。不难想象，一旦邓小平死掉，上层的政治和权力斗争必然白热化，
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中就会有人把“六·四”的牌打出来；而社会上更会鼓荡着为“
六·四”翻案的舆论和动作，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可以把“六·四”拿出来作为一张
政治斗争的“大牌”来打。这个时候，国内地下组织和海外民运组织必然集中在“
六·四”屠杀问题上提出政治要求。如果加上经济动荡、腐败恶化、通货膨胀等多
种因素的作用，人们的情绪有可能高涨而激昂，民众会再次走上街头，上千政治组
织会在一夜之间出现。这时候，高层和社会力量会上下交错，各种社会矛盾可能相
互交织，国际上的压力当然也会随之增大。于是，为“六·四”翻案就会成为一面
号召人们的旗帜，一个改变现状的突破口。。在这样的局面下，军队可能发生分化
，共产党政权更是内部矛盾重重，因此现政权完全可能失去控制能力。而随着“六
·四”真相的被揭穿，共产党政权更会进一步失去政治合法性，直至发生共产党政
权在一夜之间易帜的结局。这就是未来“六·四”走“热翻案”途径的景象。
毫无疑问，与邓小平处心积虑地要保持“六·四”不翻案异曲同工，中国政局
中也有一些力量千方百计地要造成“热翻”的局面。由于邓小平掌握中国大权，所
以他的行动可以通过官方政策来体现；而希望“热翻”的政治力量就必须通过一些
政策缝隙和政治机会来创造实现“热翻”思路的社会空间和现实可能了。所以，“
热翻”的实现总是需要一个偶然的政治机会，需要借这个机会来触发中国社会的深
层矛盾，造成政治上的动荡。而邓小平的死，当然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邓小平一
死，“六·四”必然成为社会异议力量组织政治支持者和提出政治诉求的一个最好
的借口和理由。
当然，要真正实现这样的“热翻”也不容易，因为它需要很多偶然因素和机遇
来促成。再说，通过八九年春天那么一搞，中国民众的政治热情似乎降低了许多，
特别是采取大规模街头行动的冲动弱了许多。另外，“六·四”之后，特别是最近
一两年，中共在经济变革和一些相关方面都采取了大幅度的自由化政策，不仅取得
了经济上的成效，也在意识形态和其他方面大大降低了对于民众的管制。经济成果
会加强现政权的合法性，而管制的减弱则可以同时减弱一般民众对于这个政权的反
弹和反抗。这两个方面的东西当然都会是消解这种“热翻”的动力的重要因素。
☆ 谁能接替中共成为中国大陆的统治力量？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会压制中国大陆民众中希望“六·四”实现“热翻案”的
冲动，那就是对于社会混乱的担心和害怕。
象我们前面曾经说到过的，苏联的解体和解体后的现状让中国大陆很多人意识
到了他们与共产党政权的千丝万缕的利益和精神联系，也意识到了他们对于政治秩
序的依赖原来是如此之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强烈意识呢？当然首先是因为他们
在中国大陆也看到了这样的危险前景：一旦共产党政权垮台，整个社会可能会马上
处于无政府状态，民众的基本的生活要求和人身安全都可能变得没有起码的保障。
如果情况更坏的话，在共产党垮台之后这样的局面可能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再说，事实表明，那些与共产党争夺政治权力的打着各种各样的时髦和辉煌旗号
的组织和个人，似乎也并不比共产党高明多少，也说不上比共产党民主和廉洁。
这样，中国大陆的社会变革就遇到了一个深层的问题和障碍：如果共产党政权
垮台，谁能接替中共成为维持中国大陆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增长的统治力量？现在看
来，还没有这样的力量。如果有的话，也不过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共产党的一部分
人，顶多是共产党的改革力量。“六·四”要“热翻案”，阻力会很大，成本也会
很高，希望也会相当小，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是这样，中共政权在邓小平身
后迅速垮台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地小了。
☆ 不冷不热、大小之间的翻案是否可能？
翻案的方式自然和翻案的程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热翻”，那么翻案的程
度也就会很大，就象烙烧饼，翻过来是一面，掉过去又是那一面。这当然是“大翻
”。如果实行冷处理，结果就只能是“小翻”，可能小到很多人认为根本就算不上
翻案。那么，还有没有某种冷热适中、大小均匀的“六·四”翻案法呢？如果有的
话，实现这种翻案方式和程度的实际可能性在邓小平身后又有多大呢？
按照上面的分析，“冷翻”的可能性很小，“热翻”的动力也在减弱，而“六
·四”翻案的可能性又极高，那么，当然，可能性比较大的一种翻案方式也就只能
是“不冷不热、大小之间”了。
这种翻案方式与“冷翻”的相同之点是，它基本上也是由上到下的一个翻案过
程，是中共政权在扮演整个翻案运动的主导角色，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允许翻案运
动发展到推翻共产党政权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它又与“热翻”有相同之处。这在
于，它同样会公开地重新评价北京一九八九年春天的天安门运动，重新评判后来当
局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也应当会公开宣布实行政治上的一系列民主化变革。具体地
说，在这个翻案过程的初期，也会出现高层权力斗争和社会风潮的结合，但是，很
快地，高层的开明和主动就使得社会因素被结合到制度轨道上去，民众的自发性街
头行动会被控制在最小的规模和层次上。当然，在这时候，高层能不能主动和开明
，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民众的自发行动能不能被控制，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不过，在这两个方面，中共政权还是有足够的经验积累的。特别是在一九七八年
“四·五”运动平反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曾经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两点。在局势达
到这样的转折点的时候，能不能继续推进翻案运动向积极方向发展，直到当局公开
宣布并实施大规模的政治制度变革措施，就要看社会民主力量的成熟程度和运作技
巧了。这个方面，现在还不能让人乐观。如果在邓小平身后这样的力量比较成熟了
，这种途径的“六·四”翻案可望更加向“热”的一头靠一靠；反之，会向“冷”
的那头收缩。但是，总的来说，不冷不热的翻案机会出现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从当前中国大陆社会各个阶层在“六·四”翻案问题上的利益来看，最终的结
果也会是“不冷不热、大小之间”的翻案方式和程度。毫无疑问，大陆社会各阶层
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有一致之处，但是也有很大的分歧和冲突。又要变革，又要秩
序，大约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大陆社会各阶层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不冷不热
的翻案方式所以可能性比较大，这个公约数也是一个很大的背景因素。
● 两条出路：“找死”还是“等死”？
在“六·四”这个“坎”之外，还有官僚腐败等大“坎”要过。对此，我们会
在以后的章节里再作集中的探讨。现在，有了“六·四”翻案这个事件作例子，也
有了前面的一些分析作背景，我们可以总起来看看中共政权在邓小平身后的命运了
。
看来，中共政权在邓小平身后的命运可以归结为两条道路：变革或垮台。用中
国大陆老百姓的话来说，这两条道路分别是“找死”和“等死”。
所以，在中共党内，有“找死派”和“等死派”两条思路。当然，这两派都认
为自己的主张可以使中共不死。改革派认为，改革可以挽救中共政权，“找”则可
以不死。守旧派坚持，改革就是葬送中共政权，“找”就是死，“等”则可以不死
。
后一派的最为极端的代表人物不是李鹏，不是陈云，也不是王震，而是一个曾
经官不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但是人称共产党的“地下总书记”的
邓力群。按照他的理论，邓小平现在搞的这一套，就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
“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是“修正主义在中国的表演”。最好还是搞毛泽东的
那一套，回到延安时代，回到斯大林制度，甚至还是搞文革那一套才好呢。实际上
，他也并没有给中共开出什么药方来，主要还是靠批判邓小平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当然，搞大批判是他们那种思路和理论的拿手戏。邓小平一死，这一派人必定会闹
事，要比现在闹得大得多，会推出比如李鹏这样的人来争夺最高权力。
已经不需要论证，按照这一派的理论，中共只能垮台，因为当年毛泽东曾经在
文革后期把中共领上了绝路，而斯大林的制度也早已经被历史抛弃了。所以，这些
历史的论证已经足够用了。现在看来，中共党内绝大部分人也已经早就明白了这一
点，绝不肯走这条“等死”道路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共党内得到拥护就
是一个证明。而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已经有大批的共产党干部成长起来。他
们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已经很难接受和适应邓力群那一套东西了。在这个意义上
，中共走“等死”的路子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从中共内部来说，宁愿抱着列宁主
义和老毛的遗产不放、宁愿垮台也不肯变革的那种思路和势力，都已经没有什么市
场了。
既然除了垮台之外搞什么变革都可以，那么中共的变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事
实上，这个变质过程正在迅速地发展，这个党“找死”的积极性已经空前高涨。在
邓小平死后，这个过程只会加速，“找”的范围会更加扩大和深化。当然，“找”
的过程中，中共也完全还有垮台的可能，那要看它操作的能力和技巧。这个问题，
我们一会儿还会深入研究。
同样，在中共政权之外，也有两种基本的力量，分别希望中共政权变革或垮台
，愿意它“找死”或者“等死”。中国大陆的大多数民众，由于生活在中共的直接
统治之下，中共的作为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命运，所以他们倾向于中共政权能
够实行变革，在变革的过程中可以给民众带来好处，最后以振荡比较小的方式来结
束共产党专制。这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欢迎中共“找死”的。另外，也有一小部
分激进力量，急于要和共产党争天下，对于民众的生活问题则较少关心，所以他们
不耐烦共产党“找”来“找”去的死，而是希望中共政权一夜之间垮台。
● 四种结局：哪一种最可能？
如果把上一段的意思用比较准确一些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可以说中共面前有垮
台和变质两种政治命运。中共政权完全被其他政治力量所取代，中共作为一个政治
集团不能再掌握中国大陆的政权，这就是中共政权的“垮台”。如果仍然是中共这
个政治集团在实质上掌握中国大陆的政权，但是它也许改变了统治的方式，实际上
不再搞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一套了，甚至要改变旗帜，不叫“中国共产党”了，
但是整个国家基本上还是原来共产党的人在治理，这样的结局应该说是中共政权“
变质”。中共政权或者垮台，或者变质，都是共产主义本身（而不一定是中共政权
）的垮台。不过，从概念上，我们要把共产主义本身的垮台和中共政权的垮台区分
开来。
如果我们所做的这个关于垮台和变质的区分可以成立，那么，未来中共政权就
有四种可能的结局：第一，不变质，也不垮台。第二，不变质，但是垮台。第三，
变了质，不垮台。最后，变了质，也垮台。我们来看看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身后可
能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和结局。
第一种结局，不变质，也不垮台。这是目前中共政权自己标榜的，也是他们最
希望的一种结局。可是，在我们看来，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一，共产主
义的垮台在世界范围已经成为历史事实，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深刻的制度
原因的。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实践以后已经被证明它与人的本性和
要求不能符合，既不能提供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的生产能力，又剥夺人们的基
本自由。所以，前苏联在那样强大的情况下，依然是内外交困，最后在一夜之间垮
台。中国大陆并没有得到卡尔·马克思的特别保佑，居然可以一枝独秀、苦海余生
。有人会说，事实上中共政权在世界共产主义崩溃的浪潮中生存下来了呀。这正是
我们要说的第二个理由：中共政权的变质已经并正在发生着，而这种变质的深刻和
广泛程度正是决定这个政权能够继续生存的基本原因，是它在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纷
纷崩溃的环境中还能够坚持下去的条件。既然中共政权正在发生变质，怎么能说未
来中共政权会既不变质也不垮台呢？当然，如前所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是很有
一部分人反对这个党主动地采取这种实际上导致它变质的路线与政策，他们要反对
所谓“和平演变”，要批判所谓“修正主义”。这些人，在理论上是以邓力群为代
表的。其实，他们不明白，如果不是他们的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搞了一些“和平演
变”，实行了一些“修正主义”，并且也搞出了一些成效，他们早都不知道自己葬
身何处了。邓小平在这一点上就明白得多。他总结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的原因
时说：他们垮台的原因是因为不搞改革。
这个话，实际上也把我们要讨论的中共政权的第二个可能的结局说明白了，就
是：不变质，就要垮台。
不过，邓小平心里也还是害怕另一个结局，那就是：变质，仍然垮台。在邓小
平看来，苏联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倒霉的路子。在他八十七岁生日的前夕，邓小平曾
经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说，“戈尔巴乔夫看上去聪明，实际上很笨，先把共产
党搞散了，他凭什么领导改革？苏联共产党一分裂，接着就会有国家分裂，民族矛
盾发生，这个局面迟早要来，他没办法收拾。他没有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
策略有错误，没有把力量集中起来搞经济建设。苏联的教训证明中国走有自己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对的。这个特色的关键一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开这
一条其他什么口号都不灵。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坚定不移，不能发生动摇。”一九九
二年南巡前后，邓小平又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我看是
经济上不去，失掉机遇落后于他人。中国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看是要求加
快改革开放，尽快把经济搞上去，生活富裕起来。”他的一句关键的话没有说出口
：中共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也就是经济上不去。而经济要上去，中共就必须改变自
己，让自己变质。
现在来看，中共的经济建设确实搞得满有成绩。那么，中共在变质过程中垮台
的危险就会大大减小了。这样，中共政权就很可能走通变了质而不垮台的道路。这
倒不是因为邓小平内心希望这样，而是因为这条道路和这个结局可能会给中国大陆
最多的人带来比较大的现实利益。
● 看中共如何动作
到目前为止，中共所面临的问题、困难、和矛盾堆积如山，以至于未来的每一
个领域每一个方面都会发生严重的争执。众说纷纭的政治分歧和权力斗争交织在一
起，形成了中共政局的很多不稳定因素。由于中共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人治的，而非
法治的，没有约定俗成的、具有约束力的、并且可以预测的政争规则，所以，在短
期内中国政权的嬗变还将是个问号。整个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旧体制架构正
在解体中，新体制的建立又会是一个漫长而充满坎坷的过程，随时都会引发乱子。
在现代世界，资讯爆炸，教育普及，人们不再那么驯顺了。面对通货膨胀和腐败等
严重问题，邓小平身后随时都会发生社会抗议。民族的统合也越来越困难。如果爆
发冲突，将造成严重后果。人口、消费和生态问题的压力在增强，可耕地减少很快
，污染严重，医疗条件很差。凡此种种，都可能导致中国政局发生激烈动荡，让中
共政权迅速垮台。
特别是权争和政见的分歧一旦表面化，社会各个层面的骚动、抗议和挑战政权
的尝试就会接踵而来。时机一到，社会各阶层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各色各样的野心家
，动员民众起来行动，试图取共产党而代之。可以用来动员民众的素材已被共产党
充分提供出来。如“六·四”，农民的白条，官员腐败，等等。倘若一旦控制系统
发生松动，政权崩溃、社会秩序瓦解的前景是不难想见的。社会将象一匹脱缰的野
马，无法驾驭。
当然，中共手里有武装力量，经济搞得还有成果，这可能是维持它的统治的基
础。可是，即使是用最乐观的态度来看，也无法想象在邓小平身后中共还能够按照
它自己的意愿来统治中国大陆了。在邓小平身后，中共政权到底会不会垮台？共产
主义在中国会不会垮台？还是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说得简单而又明白：现在的中共政
权，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总归一死，只是死的方式不同。等来的死，
就是垮台，是中共和共产主义一起垮台；找来的死，就是变质，共产主义垮了台而
中共政权还可以维持。垮台是玉石俱焚，变质是抛弃原则换来实利。
邓小平要中国共产党走后一条道路，邓力群会把共产党引上前一条道路；与共
产党有原则和制度之争的政治力量觉得共产党要走后一条道路也没有什么不好，而
与共产党争利益、争权力的政治力量则一定要逼迫共产党走上前一条道路。总起来
说，中共政权的处境相当困难，在邓小平身后尤其如此。不过，它正在采取对策解
决这些困难。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对策就是让自己变质，全力把经济搞上去。在邓小
平身后，中共如果还有新的一系列对策，就可以“找”到比较好的结局。如果没有
，那结局就不用说了。
我们看到，在最近的十几年里，有邓小平掌舵，中国大陆的经济是发展得不错
。可是，在邓小平之后，中国大陆的经济能不能持续繁荣发展呢？邓小平把牌是押
在这个问题上了。要进一步看清楚邓小平身后中国大陆的发展走向和政治局势，我
们需要特别深入、细致地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
三、大陆经济会持续繁荣吗？
中国大陆现在是一个发财的好地方。美国一家投资银行的研究机构所发表的报
告甚至声称：在未来的十年内，中国大陆都将是世界上投资利润最为丰厚的经济区
域。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无论对于中共政权，还是对于大陆百姓，或者对于港台
和外国商人。
从这两年的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把它的命运押在中国大陆老百姓的柴米油
盐、衣食住行上了。在今天的大陆中国，经济民生问题也就是政治问题，也就是官
方能不能生存的问题。邓小平的话说得是对的，就是：“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是什
么？我看是经济发展不上去，失掉发展的机遇。现在中国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是加快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让生活富裕起来。”在另外的地方，他说得更
直白：如果我们（中共）不能把经济搞上去，老百姓不会答应。这就是说，中共政
权的最大危险是什么？也就是经济搞不上去。
让中共感到欣慰的是，中国这几年的经济成就，已经是象模象样、举世公认的
了。让中国老百姓感到高兴的是，自从邓小平上台以来，中国确实取得了巨大的经
济成就，民众的生活水平确实有大幅度的提高。所以，无论世界舆论还是大陆民众
，自然都把中国大陆的经济繁荣和邓小平的名字直接联系在一起。现在，邓小平快
死了，那么，中国的经济又会怎么样呢？一旦邓小平去世，保证这样的经济发展的
各种因素还会继续存在吗？这样的经济发展势头还会持续下去吗？如果有波动，会
波动到什么程度呢？那又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经济波动呢？
一言以蔽之，在即将面临出现邓小平去世冲击波的情况下，在未来没有邓小平
的情况下，中国大陆果真能够维持经济繁荣、成为十年几十年内让大家都来发财的
经济乐园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当然会关系到中国政权的命运，也关系到从香港到
台湾、从日本到美国的无数的正在中国大陆实现发财美梦的人。
● 邓小平主导了中国大陆的经济繁荣
毫无疑问，中国大陆这十几年来的经济发展是和邓小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他主导中国政治的最初阶段一直到现在，邓小平始终没有改变这个观点：要把中
国的经济搞上去；也始终没有放弃这个努力：要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比较富裕的日
子。这一点，就是邓小平成为政治伟人的根据和理由。
这里有一九八○年邓小平的一次讲话摘录，可以温习一下以便了解邓的思路。
邓承认，八十年代初期经济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创造就业机会。“十一届
三中全会在农村工作方面，作出了两个决议，规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决定提高粮
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同时也提高职工工资。开辟了相当规模的多种多样的就业
门路，去年（即七九年）就安排了七百万多人。”
八十年代的就业成就、工资与福利（如住房）等的改善，都是这个政策的结果
。当时主张快一点好一点，办法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协作
，计划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合理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等。邓小平当时所说的实现现
代化的条件是四个：坚定的政治路线，安定的政治局面，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社
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那时他还特别说到重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
。
邓小平说：“过去三十年来，我们的重点没有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优越性发
挥得不好，生产力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少改善，文革更造成
了更大的灾难。现在要横下一条心，除了爆发战争，就要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
“到本世纪末，国民平均收入一千美金，算个小康社会。”这是邓的中心思路
。他讲究效率，不管别的指标。所以也可以说是经济主义指标。但是经济不是孤立
的因素，它的变化也带动了其他社会因素的变化。邓政策指导下的经济成就的意义
将不断被发现，至少，它解除了中国人民的生计困境，给亚洲以及世界以积极的建
设趋势，促进了和平与发展，而且为共产主义国家如何过渡到新体制等提供了经验
。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看好，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经济，也有利于各国的投资者
。一个经济崩溃的大国，对世界经济秩序与和平稳定都是很大的威胁。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刊出一篇题为《中国，巨人的震撼
》的文章说，中国十四年来每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九个百分点，比美国高六点
五个百分点；如果中国继续以这个速度增长，那么，二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经济实体。那样，整个世界将面临着如何与一个有充分自信、有核武器、人
口最多、而又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力量的国家共处。
比较乐观的估计认为大陆的高速经济发展至少可以维持到下个世纪的三十年代
。
● 猪肉能塞住嘴巴吗？
为了发展经济，邓小平非常强调政治和社会的安定。他把政治上的活跃和民主
与社会安定对立起来，不仅打击了西单“民主墙”，逮捕了魏京生，取消了大字报
，还特别强化了社会治安系统。他说，“生动活泼是跟着安定团结发展起来的。如
果发生矛盾，一定先要安定团结。现在有些社会思潮，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中的思潮
，需要认真注意。例如，去年西单墙的许多东西，能叫它生动活泼？不要以为这样
搞就不会出乱子，因此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不要把民主
的胃口吊得太高。”
发展了，安定了，他不搞民主；不发展，或者乱起来，更不搞民主。这是邓的
招数。邓说：“所谓民主派，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就是魏京生之流，也不能低估他
们。他们那个旗帜是相当鲜明的。尽管有时也说拥护共产党，实质上是要反对党的
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太天真。他们这些人可以纠集在一起
，成为一股破坏力量，可以造成动乱和损失。对他们，能教育的要教育，不能教育
或者教育无效的，要坚决采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来就没
有放过。现在乱得太不象话了！对这些人，不是要从轻，而是要从重，从严，从快
。”“四大是写在宪法上的。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四大作为一个
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党中央准备提请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审议，
把它取消。”
不能说邓小平完全没有道理。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验是，繁荣和发展是有条件
的。中国的条件就是改革、开放与和平。没有一个积极的改革理念和有建设性的改
革方针，没有一个自信的开放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没有一个创造效率和公平分配的
制度，没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一定效力的法制建设，中国不会在这条道路上取
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但是也不能说邓小平是对的。中国大陆的经验也同样表明，没有相应的政治发
展和政治变革，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没有制度化的政治稳定的机制，中国大
陆的经济繁荣和发展就会不断遇到社会和政治的障碍，也会因为政治和社会的问题
而不断地给经济本身造成困扰，甚至会完全打断经济发展的进程。何况，人们不光
是要有饭吃，而且还要求有基本的自由，有充分的政治参与权利。如果没有这些东
西，经济发展了，也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简单地说，邓小平要求社会和政治稳定并突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对的，是符合
中国人的利益的。但是，他的办法只有一半比较可行，另一半却在和这一半打架。
他不懂得怎么样才能真正保持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也不懂得老百姓的
全部想法是什么样的，而这些想法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又会有怎么样的变化。他经济
上有办法，政治却只有没有办法的办法。
形象地说，邓小平知道人们首先要吃饭，而且饭要吃得好，但是不知道人不光
是要吃饭。如果人只是要吃饭，这个世界也不见得就那么复杂、那么丰富，因而也
就不会那么难治理了。邓小平想用猪肉把中国大陆人的嘴巴堵上；但是，猪肉是会
被吃下去的，而吃下去之后，人们的嘴巴就又张开了。
不要看人的嘴巴小，可是却是一个永远也堵不上的洞。用猪肉来堵，尤其不是
好办法。
● “摸着石头过河”和“泡沫经济”
经济搞活，政治管死，这就是邓小平的基本遗产。正是这个遗产，决定了邓小
平身后的大陆经济所面临的态势。
政治上有问题，经济上也就不能不胆战心惊。何况，经济本身就有许多让人不
能不小心翼翼的理由。于是，邓小平搞活经济的基本思路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这不错，很实用。可是实用也有它的毛病，中国共产党人说那是“机会主义”
。
机会主义会鼓励经济活动中的短期行为。有些经济活动，不给子孙留下一点东
西，资源透支光了。森林、土地、水污染等，都有这个问题。
经济思想上支离破碎，没有一定的目标，走到哪里算哪里，各级都不愿负责，
但都想冒险。这样的状态下，最需要法制。社会失序，法律就要跟上。现在中国社
会的无规范状态，导致了很多与经济规律相抵触的东西。如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
有的方面不是没有法，而是有法不依。立法跟上也没用，有法不依，什么事情都能
通融。这个状态将在各个方面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机会主义也鼓励表面文章，表面文章就表现为“泡沫经济”。
大陆经济上的表面文章，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现实问题。比如，工业发展过热，
但是农业这个基础经济，因为功效不明显，就没有多少人注意。在工业生产中，加
工业过热，基础工业比较冷淡寂寞。铝工业不多，但是加工铝皮用来制造易拉罐的
太多。因为前者不容易，后者赚钱则容易得多。
在投资方面，外延性投资热，内涵性技术改造冷。但是后者的效率是奠定在前
者的提高上的，前者不改造，后者也上不来。可是还是搞后者的多，因为可以提高
当年的产值，对上报成绩有好处。从一九九二年的投资比重看，技术改造的投资仅
仅是基础建设投资的４０％。这个比例当然会影响整个生产的协调，效率上不去。
开发区热，可是引进的项目和资金并不多。到处都是开发区，大陆大概有八千
个开发区。硬件完成了，土地征而不用。或者地里没有路，或者修了大路，可路上
没有车。荒地一大片，上面没有工厂。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可是里边没有人。外商
来了，到处参观吃饭，事情却办不成。
房地产搞得很凶，但是盖的房子没人买。外观上是欣欣向荣了，可是里边就不
行，驴粪蛋子外面光。这些没有效益的房地产，当然都是占用了国家资金，贷款还
不上，只好通货膨胀。
炒卖股票的如醉如痴，但是产权改革却迟迟不动手。股票生意涉及到县城了，
可是企业的改造并没有认真推行，看起来股份制了，实际上还是老样子。
这就是所谓“泡沫经济”。
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泡沫里，大约并不比淹死在水里要好多少。
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被泡沫所淹没，情况当然就更危机了。
● “泡沫”下面是暗流
“泡沫”确实就是泡沫，下面还会有遄流、旋涡和暗流。这才是真正严重的问
题。
可以把大陆经济发展中出现和存在的严重问题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当然是
经济本身的问题，包括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弊端。第二，是能够支撑
经济长期发展的许多重要因素出现了危机。第三，则是相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正在
严重地积累起来，可能会成为导致经济发展出现波折的重要原因。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经济本身的问题。
☆ 国有企业“老大难”
国有企业好比是中国经济中的一块结石，排除不掉，也消化不了，看起来外表
好好的，可是疼起来就要了命。
这些企业很多都是规模很大的骨干企业。它们的生产和经营依然是老一套，没
什么大变革。比如官本位，在这些企业中几乎原封不动。劳动用工、人事任免、投
资贷款、工资分配、产值指标、外贸进出，都还是政府委派的官员负责定案。在生
产过程中，依然是不以效率和效益为第一，而是以执行上级指示为首要因素。所以
总是亏损。
大陆政府已经为国有企业的改造伤透了脑筋。
国有企业的改造，有几个方面。第一是生产结构的问题。比如，国家为了就业
平衡和产业布局，必须有意扶持某些企业。可是，有的行业，同类产品很多，企业
毫无竞争力，产品销路也不好，这样的企业怎么办？第二是一些对于国防等有关键
作用的行业，国家不管如何都必须保它。比如核工业。第三类企业是经过发挥潜力
、调整机制、改造设备等努力，经济效益还可以拼上去。
就这三种情况，可以看见国营企业改造的困难。比如说，在第一类里，就业问
题就是个大问题。一些毫无竞争力的企业按理说应当关停并转坚决下马。可是，问
题不那么简单，它的消失会打乱一些平衡。那么多工人，简单地取消它，就业就会
出现问题，劳保福利等也会成问题。总而言之，工人失业工厂破产后的一切问题。
第二类的重点项目，包括长远打算，搞基础工业投资，这方面的亏损是可以理
解的，也是必然的。问题不算大。可是，第三类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到底怎样
改造那些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很多人提出了很多办法，一再试验，就是解决不了
问题，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依然难有很大的突破。
概括地看，这种企业在过去十四年的改革中，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造和转型有三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上的主要办法是采用发奖金的物质刺激的办法，在体制上没有
什么变化。第二阶段，这种小甜头不顶用了，开始探索承包制度，由厂长和经理或
者有点经验又很大胆的能人包起来，工人一夜之间成为这个人或者几个人的雇佣工
人。这种方法，工人反感，消极抵制。经理们一承包，等于将工人几十年的既得利
益一下子化为乌有。政治地位没有了，由主人变成奴隶；原来是国家的臣民，现在
成为个人的奴隶了，气不顺。他们再也不要听什么主人公之类的话了，可是工资奖
金少了一点都不行，多叫我干了还不行。另一方面，国家把企业交给承包人了，由
他们去对付去执行市场化政策，而上边的限制依然存在，企业搞不好的多。经济上
不好，企业缺乏活力，只好透支，很多企业在承包中指标上去了，但是设备和原料
等也拼完了，到处都是短期行为。因为经理和承包者收入很高，工人们就那点工资
，分配的悬殊使工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经理有什么资格去承包去管理我们？
工人的消极，使生产效率无法提高，多少奖金都不行，政府多少投资都救不活这种
企业。这就是现在的情景。
第三个阶段现在刚刚开始，就是实行股份制。看来，设想是将企业的一部分拆
成股份，让工人购买，从而让工人成为企业的真正主人，以提高效率，增长积极性
，彻底改变管理体制甚至所有制。
这个办法会不会灵呢？新近从大陆调查国有企业回来的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
赵志军持悲观态度。他认为这种变革还是纸上谈兵，是上边的教条和先验。要想提
高效率，必须靠技术改造和工人的积极性。前者也要靠工人。实行股份，工人并没
有钱去买，而且，亏损企业的股票，谁敢买？他了解工人的意见，工人说他们即使
不买，上边也不能把他们赶走。这个工厂是我们辛苦几十年挣的，因为无钱买股票
就开除？没那么容易，不合理！再说，我们有钱也不会买自己厂的股份。说是砸铁
饭碗，可是你得有个木头饭碗泥巴饭碗啊！什么都没有，看着天下大乱吗？工人焦
急，但不焦心。当局却是要考虑社会动荡、工人生活无着落等一系列问题的。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田国强和纽约复旦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壮对股份制
的看法要乐观一些。不过，他们也指出目前股份制中的一些弊病，都认为国家控股
太多，因而依然不能解决企业的经营机制问题。看来，单纯是企业的股票上市，并
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如果股东没有对生产和经营的发言权，弄好弄坏还是企业自
己的事情。有的时候，股票常常只是集资的把戏，并不是促进企业提高效率的手段
。加上政府对股票过分控制，大多数股票没有风险，股票渐渐成为高利率存款的方
式。
为什么这么多国营企业亏损，大陆的经济还是在发展呢？这就是多亏了乡镇企
业和三资企业。因为后者，即自由经济民营企业比例高了，效益也好，国营企业有
血可输，就拖拉着活下来了。比如说，一九九二年大陆的工业增加值中，集体企业
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三资企业占百分之四十八点八，而国有企业只占到百分之十
四点四。可是，到底能够拖多久，谁也不知道。消化一些，破产几个，改造一批，
最后恐怕还得有那么一些这样的企业存在。
中共财政吃紧，也和这些企业有密切关系。据中国大中型企业俱乐部调查：一
九九三会计年度成本预算为１５７２亿元，能上交国家财政的只有９８０亿元，差
额很大。其中：十年以上贷款付息不计算在该年成本；几千万职工的劳保福利分做
三年摊入成本，即只算进去三分之一。这样，国家才得到成本９３０亿的数字，算
是“收支平衡”。中央这样算，地方上会怎样呢？
国家对这些国有大企业没有好办法。为了稳定，必须保这些企业。但是大企业
偏偏不争气，老不赚钱，老亏损，国家只好朝里边赔。银行将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个
无底洞，连个声音也没有。这个巨大的包袱，怎样才能解开？
国有企业是大陆经济中的老大。“大有大的难处”，《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并
没有说假话。
☆ 通货膨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如果说，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中国大陆经济的一个慢性病，最要命，又难治，但
是却不会即时发作；那么，通货膨胀就是个急性脑炎，犹如大陆经济头上的一把“
达摩克利斯之剑”。
达摩克利斯是古代希腊的一个国王。他在宴请大臣的时候，在他所不信任的大
臣的头顶上方用头发丝悬吊了一柄利剑。这位大臣当然随时有被那剑掉下来杀死的
危险。现在，大陆经济也正坐在盛宴的餐桌旁。但是，这顿饭却不容易吃得受用，
因为上方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就是通货膨胀。
中共副总理朱熔基在宏观经济调整难以推行的时候警告说：一九八八年的通货
膨胀引起的是群众冲进商店，抢购商品，而现在如果再控制不住经济形势，群众要
冲的将是银行。一旦银行垮下来，中共就要垮台。实际上，在一九八八年，群众已
经开始冲进储蓄所了。
从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到九三年上半年，大陆经济运行又一次偏离正常健康的轨
道。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三千五百四十二亿元人民币，比上
一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全国在建总规模为两兆两千亿元，增幅为百分之七十左
右；国家财政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五，而收入基本没有增加。九三年
前四个月，北京上海的物价上涨百分之二十五。
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增加，能源、原料购进价格上涨超过两位数，人民币迅速
贬值，资金严重短缺，交通等“瓶颈”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极为突出。比如说
，铁路的“卡脖子段”的通过能力只能满足需求的百分之三到四。
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经历了多次起伏动荡。一九八四年，八六、八
七、八八年，信贷高度膨胀，货币投放量剧增，通货膨胀严重，以至不得不实行全
面紧缩，结果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每次都是这个通货膨胀在捣鬼。
这个鬼是很难捉住的，因为它有太多的后台因素在起作用。
☆ 农业这个根子稳不稳？
虽然中国大陆的经济在迅速工业化，但是，对于这个有十二亿张要吃饭的嘴巴
的国家来说，农业依然是一条根。这条根如果腐烂或者不过仅仅是有所晃动的话，
中国大陆的经济民生就要大成问题了。
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有充分的认识，他最近两年再三强调，如果九十年代大陆会
爆发经济危机的话，祸源必然来自农业；而农业一旦出了问题，就可能数年都翻不
了身，而大陆的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都将受到重大影响。一向重视农业的陈云
则说：现在农业问题已经衍生出大量严重影响全局的问题，这实质上是对“无粮不
稳”的整体国情战略的长期忽视所造成的。他等于在批评邓小平的农村政策。陈云
认为，由于农业的危机，“整个社会蕴藏着极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的因素，各种矛
盾会随时爆发。”
不错，大陆农业在邓小平年代里有过成功的记录。在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后的最
初五年里，全国粮食产量曾经突破八千亿斤。五年的增长，等于一九四九年到七九
年这三十年的增长幅度。农民年收入从七九年的九十四元提高到一九九年的五百
五十元。不得温饱的农民由两亿人减少到不足五十万。这是一个超常发展的时期，
土地使用权的下放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它被农民叫做“第二次土
改”。
然而，八年后的今天，农村的粮食单产虽然也还有提高，但是，总产却比较一
九八五年增加很少。农民的人平均年收入虽然已经超过五百元人民币，但是，去掉
通货膨胀的因素和生产成本的增长，净收入并没有提高。据一九九三年五月大陆官
方通讯社新华社出版的《经济参考》报道：一九九二年农民平均收入为６９３元人
民币，而其中只有百分之十是种植业收入。这就是说，如果单纯靠种庄稼，一个农
民一年不过仅有六十九元的收入。如果考虑到地区差别，情况就更让人担心了。一
般来说，大陆东部农民的收入是中部农民的一点四八倍。那么，中部的一个农民如
果单纯种庄稼则每年只有五十元左右的收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农村问题呢
？看来至少有四条原因特别重要。
第一是耕地减少。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把土地的使用权放到每个农民家庭，但
是并没有从所有权上解决土地的归属问题。由于所有制问题没有明确，农民对土地
的责任心还相当淡漠。他们不知道现在所使用的土地能在自己的手上持续多久。村
政府随时都可以调整土地，也许随时都会收回做别的用场。农民喜欢在承包地上盖
房子，因为盖了房子这块地也就属于自己了。这样，盖房子占去了很多土地。在过
去的八年中，农民盖房用地超过过去三十多年。很多村庄扩大了一倍。同时，耕地
却减少了百分之十一以上。
盖房子不过只是土地减少的一个原因。工业化开发也大大占用了可耕地。比如
说，单单是从九二年到九三年，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以后，大陆各地就都搞了名目繁
多的开发区。有的县划定的开发区占地上千亩。乡镇一级的开发区，大的也有几百
亩。靠近县城的村子，多数也圈占一些土地作为开发区。据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陈耀
邦透露：一九九一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九二年减少了两千四百
万亩，九三年则减少了三千万亩，预计减少粮食产量七十五亿公斤。
总而言之，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是有限制的，而土地总量在不断减少，这
就造成粮食总产的实际上的负增长。当然，只看官方数字，还得不出负增长的结论
。因为大陆的统计、特别是乡村的统计，存在着严重问题。严重的浮夸和虚报已经
成为一种习惯。虚报的要求是：第一条，是必须年年有增长；第二，必须达到一定
的指标。这就造成了官方统计数字的严重失真。可是，上边愿意相信这些数字，下
边公然造谣撒谎，这是大家都明白的，谁也不愿意去揭穿。就一些人一九九三年的
实地调查，农民的粮食和八年前差不多，但从官方统计表上看，却是增加了百分之
六十以上。
农村问题严重的第二个原因是土地投入逐年减少。
这首先是投入的劳动力在减少，而劳动力的素质也在下降。农村现有剩余劳动
力占总劳动力的一半。这些剩余劳动力大都流入城镇。所谓“离土不离乡“，只有
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能够实现。普通乡村的劳动力，大都流入城里和有企业
的地方。流入城市的农民据估计接近一亿人。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减少了，对作
物的管理变得粗放，没有力量精耕细作，影响了粮食产量。
流入城镇的劳动力又多是有文化的青年，剩下的劳动力素质比较差。如果一家
有父子两个劳动力，流入城镇做事的总是儿子，而老子留在家里。这些年龄大、又
缺少文化的劳动力，对农村生产和生活缺乏更进步的要求。比如对新技术，他们就
接受得慢。八十年代初期，刚试行地膜种植时，最先使用地膜种花生、西瓜的，百
分之七十以上是上过中学的青年农民。他们对新技术非常敏感。现在留在土地上的
上一代人就差劲儿。他们从八五年开始过上“三五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的日子，就满足了。
由于土地所有制问题没解决，农民对改良土地也缺乏远见和积极性。比如，使
用农家肥有利于改造土壤构成，对产量的持续增长有益。但农家肥的肥力发挥得慢
，农民担心自己今年使用了很多农家肥，可是明年土地就转到别人手里去了。所以
他们把圈肥上到菜地里，大田里只是使用速效肥料。
再一个问题是农产品价格太低，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却相当高，造成农业的
收入低。工农业之间“剪刀差”这么大，就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按说，工业的发
展应当为农业提供廉价的生产资料，促使农业的产品增加和成本下降。但是，在大
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农民无法承担那么高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只好年复一
年地重复简单劳动，生产力难以发展。所以，现在农民种地已经没利可赚。这从下
面一个乡的调查表可以看出：
作物 单产 单价 产值 种子 化肥 农药 水费 土地税 劳动
小麦 ５００ ４０ ２００ １２ １１０ １０ ２０ １６ ３２
大豆 ３５０ ７０ ２４５ １８ ７０ １０ １０ １６ １２１
稻米 ６００ ７０ ４２０ ３０ １８０ ６０ ６０ １６ ７４
西瓜 １５００ ２０ ３００ ２５ １００ ３０ ２０ １６ １０９
平均 产值：１１６５元 成本：８２９元 劳动：３３６元
这样，一个四口人的农民家庭，一年种四亩地，其产值不过一千一百六十五元
。去掉生产成本，只剩三百三十六块钱，每人平均八十二元。现在农村平均占有土
地差不多一人一亩，四口之家，一年也就是靠这些劳动换来的价值。农产品价格的
过分低廉，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不断减少的土地及对土地的投入，造成了
整个农村的经济停滞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个停滞是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现
已成为社会的重大积弊。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还负担着特别多的苛捐杂税。该拿到的钱，他们拿不到
，卖了粮食给政府以后只会得到一张白条子；另一方面，不该交的钱却非交不可，
种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按照农业部的资料，一九九一年农民每人年缴税四十九点
四元，比八零年增长了一倍。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一九九○年农民负担的农业税
和集体提留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二十一点三。九一年又比九○年增长百分
之十点四，大大高于纯收入百分之七的增长数。全国平均，农民的缴纳的税占他们
收入的百分之十一，有的地方甚至达到百分之三十！而对农民来说，这样的农业税
负担还算是小头，这还不算集资和摊派的钱物。实际上，农民最沉重的负担是集资
、摊派、统筹等额外负担。以一九九一年为例，山东某县农民人均负担税收外的集
资约一百二十元，占其净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有的县占到百分之八十。有的乡和
村，集资品种达一百三十多项。集资增长的比例，从八九年起，每年递增百分之十
八点三。
农产品价格偏低，不利于积累农业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不利于改善农民生
活和增加教育基金，以培养农业现代化建设人才；相对地说，也不利于拓宽工业产
品的国内市场。整个中国的农业前景是在零星小块土地的手工劳作上，这不可能向
现代化的高科技农业大生产过渡。这当然会影响大陆经济的长远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著名农业专家、大陆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的重要智囊杜润
生警告说：“如果解决不好农村收入和就业问题，将加大工农、城乡、地区间的差
距，造成政治上的矛盾，影响安定、建设和发展。农民增产不增收，投入与产出不
对应。同时，就业结构变化滞后，与产业结构变化不对应。前者，造成农民收入指
数增长极慢；后者，造成大量农民滞留农田，人均占有资源不足，而农业外的就业
又受到阻滞。”
杜润生分析这些现象的原因说：这一是因为长期利用工农产品交换中的剪刀差
积累资金，产生了统购统销。第二是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度，用来保证对城市人口实
行低工资高福利的制度，限制了农民自由移动到城市就业。这样的政策就是将农民
的收入廉价拿走，而将他们的劳动力留下不管。城市的大锅饭和无竞争状态造成企
业效益不好，而乡下人地关系紧张，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无法提高。
在这样诸种困难积累的状况下，农业的危机相当严重，而且一时看不到政府能
够拿出什么象样的办法来解决。农业这条根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大陆的经济就麻
烦了。
● “经济妈妈”与“教育娃娃”，或者是“教育妈妈”与“经济娃娃”
在那些支持经济长期发展的因素中，生态环境的问题我们前面讨论过了。还有
一个已经得到人们足够重视、但是大陆政府却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事情，那就是教育
。
世界上的人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家，因为他们往往都晓得孔夫子，
也晓得孔夫子作为一个大教育家在中国所具有的崇高地位。然而，中国人自己最知
道教育在大陆实际上占一个什么样的可怜地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
早已经是古老时代的空远回响了。今天的中国大陆恐怕应该反过来说话，是“万般
皆上品，唯有读书低”了。有学者惊呼：现在中国的教育危机日益严重。
这表现在一系列数字上：中国大陆的教育经费还不到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比
体育经费还要低！），只有三、四百亿人民币。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教育经费达
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六到七。以１９９０年为例，中国人均教育经费只有五十二元人
民币，列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倒数第九；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目前的人均教育费用
已以上千美元计。目前中国有２５％左右的文盲，全世界每四个文盲中就有一个中
国人。并且，文盲和半文盲队伍都还在扩大。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十二岁儿童
在校的只有２４。９５％。许多适龄儿童由于交不起一年才几十元、甚至十来元人
民币的学杂费而辍学。全国教师的平均工资在十二个行业中是第十位。即使是这么
低的工资，由于国家财政亏空，还是使很多地方连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中通社
的消息说，对七省市的调查发现，近年来拖欠教师工资成风，教师的工资被抵债了
或者挪用作了别的经费。有的七八个月不发工资，有的拖欠达一年之久。仅仅在四
川仪陇县，就有七千名教师不能按时领取工资，五百名校长一齐请求辞职。
这当然不光是一个社会分配不公正、经济收入不合理的问题，也不光是一个社
会阶层重新分化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共政权视为首要任务的经
济发展的前景和潜力。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田国强先生在一九九三
年的回国考察调查报告中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能保持一个时期。但要再
上一个台阶，非得提高教育水平不可。现在教育经费不足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比
体育经费还低），只有三四百亿元。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教育经费都在百分之六到
七。这样的教育，是办不好的。教育办不好，经济最终也将下来。很难想象，一个
充斥着文盲、法盲的中国会产生一个生产机能高、职业道德良好的现代化市场经济
。”
另一方面，人才外流也十分严重。流失的人才，百分之八十在美国。为什么他
们出去就不回来了？美国经济如此不景气，找工作那么难，中国人在那里文化冲突
如此严重，而大陆的经济发展又很吸引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不愿意回去？说明
国内还是有很多令人不能容忍的东西。不是生产上不需要，而是那个体制没有吸收
和使用人才的热情。一个博士来了，首先可能与旧体制下的官僚弄不到一起去。产
生矛盾后，当官的还怕技术人才夺权，所以不希望他们来。
一个“六·四”，不仅镇压了国内的学生，而且赶跑了国外的中国大陆学生。
在美国，十万大陆留学生因为中共政权的暴行而要求美国政府给与永久居留的权利
。这对美国来说当然是一个合算的买卖。
其实国内没有人才吗？多得很。但是那个体制下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很
多博士硕士专业人才不务正业，教授翻译黄色小说，学者卖冰棍和小人书。
荒废了教育，是当局的战略性错误，成了中国未来的一大隐患。可是当局现在
依然不下工夫解决。象“希望工程”那样的事情，恐怕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吧？
一种解释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没有钱搞教育。这是说，经济这个“
妈妈”养不起教育这个“娃娃”。这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可是，事情还有另一
面更为严峻的道理：如果没有教育的发展，经济也不会有长期发展的基础和后劲。
没有“娃娃”，“妈妈”就没有后代，所以也就没有未来。再说，教育其实也是经
济的“妈妈”呀。
邓小平老说，精神文明要从娃娃抓起。教育，这是一切精神文明的基础，也是
物质文明建设的要件。教育，这更是娃娃的事业。不狠狠地抓教育，会给未来中国
蒙上巨大的阴影。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让人担忧的。
● 没有一副好的骨头架子。
就算教育问题对于经济发展是个软约束，大陆的长期经济发展也不是就没有让
人头疼的硬约束了。比如说，结构问题，即是其一。
结构问题表现在许多方面。
比如，农村劳动力现在还占全国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多。农民在土地上的收入
，除去生产资料，不够集资的，甚至连基本生活开支都困难，从而造成大批农民向
城市流动。而且农村本身的消费能力大大下降，也影响了经济的循环。农村问题将
在后边有专章讨论。
又比如，交通、能源和原材料的瓶颈问题是更直接地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缺
陷。有了机器没有电，有了煤炭石油但是运不出去，要发展运输反而缺乏原材料。
三个东西总是轮流转。铁路超龄服役，可是淘汰不下来，因为公路和飞机运输还解
决不了问题。
只顾眼前效率，要上报好看好听的数字，没有更新设备的积极切实的方案，使
中国国营大企业的设备基本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水平上。中国的二元经济非常严重
，有最好的东西，如飞机、导弹，也有最落后的东西。这个经济特点相当突出，几
十年都消化不了。
为了追求眼前的效益，经济上的短期行为十分严重。这也影响了经济的结构。
过去十几年，一味强调分散，企业规模大小悬殊，乡镇企业平均规模降低到二点三
人。企业规模在日益变小，这也不利于发展和竞争。
三线军工企业，也是一个难以吞咽的苦果。他们系统庞大，但是交通运输困难
，有东西运不进去运不出来，亏损严重，职工叫苦连天。有些能转到民用上的，还
好些；有些不能转的，只能守着发愁。
结构性缺陷也表现在地方发展不平衡方面。有些富裕地方，得不到好处，没有
效益的亏损企业一个劲贷款，叫债权人来要钱，自己当大爷。因为没有破产法，国
家又是以稳定为第一，所以经济上没法子消灭那些败家子。
结构就是骨头架子。没有好的骨头架子，再努力也长不上多少肉来。这是养猪
的道理。恐怕也可以帮助理解发展经济的道理。
☆ 如影随形、如蛆附骨的腐败
如果说，类似教育、生态等问题要表现为经济发展的后果还会有较长的一段时
间，不大可能会直接引起邓小平身后的中国大陆经济出现马上的停滞或崩溃；那么
，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就要让中共政权点现钞了，会在邓小平身后
构成对于大陆经济发展繁荣的直接威胁。
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中，当然第一个严重而可怕的就是腐败问题。
总是说没钱缺财，可每年官员吃喝挥霍的公款就达到１２００亿元，是全国教
育经费的好几倍，这该怎么说！这个数字相当于建设三个三峡水电站的投资。一边
大吃大喝，一边是在民间大量集资，引起社会的普遍的抗议，就是禁止不了。这已
经成为足以令全世界都吃惊的现象，难道不会影响经济的继续繁荣吗？
腐败的根源，有属于文化传统的，比如中国人好吃，饮食文化发达。但是更多
的是体制和政策的，主要是官商一体。凡是挥霍浪费，花大钱吃饭的，几乎都是用
的公款。
不光官员和企业主腐败，整个社会在消费心理上都不正常。一顿饭吃几十万元
，完全是世纪末的气象。明的暗的娼妓横行无忌，“野鸡”到处乱飞。到处都有毒
品活动，走私遍及各地。黑社会无孔不入，犯罪几乎在光天花日之下进行。“到了
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钱少，到了海南才知道身体不好。”据说海南海
口的“鸡”市之规模，全世界绝无仅有，比泰国还厉害。卖淫已经被当作正当职业
。
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开发西部，都没有今天中国这样热闹。泥沙俱下鱼龙
混杂，腐败和腐烂成为文化上的突出现象，并且直接产生于并影响到经济。
预算外开支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大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干部队伍的膨胀。
这给经济的压力越来越大。四十三年间国家干部膨胀了二十多倍，一九九二年超编
六十多万人。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一九七九年全国靠财政预算支付工资的人数是１
５００万人，到一九九一年就达到３３８６万！到九三年初期，加上以工带干和机
关的吃财政饭的人员在内，机关总人数达到４４００万人。而且吃皇粮的人还在以
每年一百万人的速度增长。预算数字是惊人的。一九九一年，全国行政事业费用的
开支达到１４０９。５亿元；占国家财政总开支的百分之四十。吃财政额外补贴，
就是财政赤字的县已经占全国的一半。有的地方嫌人头费不够，额外向老百姓集资
。这个臃肿的国家机构，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大大的负担，精简干部的出路却一向
非常棘手。
☆ “炒”字当头一把火
与腐败相联系的，是社会分配的不公正。最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就是利用权
力非法侵吞公有资产，把国有财产变成私人财产。这里面，仅仅一个“炒”字，就
有许多名堂。
炒批件。北京和各地，有一批人专门从事倒卖进出口许可证的活动，滚滚金钱
从企业流入他们的口袋。
炒差价。主要利用价格双轨制，拉关系、走后门、收回扣，倒卖生产资料平价
指标。一些胆大妄为的人勾结不法官员和走私贩，炒起国际差价来，国家应征收的
关税大量流入他们的腰包。
炒股票。合法的炒股票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新生股票市场很
不规范的机会，挪用公款炒个人股、法人股分给个人。一些原始股上市前就被关系
户私分掉，甚至被装入红包送了礼。有的甚至利用职权公然向企业索取股票。
炒房地产。有些人利用权势或者腐蚀官员，廉价购进土地，然后哄抬地价转手
倒卖牟取暴利，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而风险则转嫁到那些盲目拆借公
款营造别墅的公有制单位身上去，其实最终还是老百姓承担了。
炒货币也是一招。某些财政金融机构不顾国家法纪，办起了很多房地产公司、
投资公司和咨询公司，将大量公私款项互相拆借，倒入企业，炒来炒去，将数以百
亿计的资金弄成死帐、呆帐。
还有炒企业的。有的企业虚盈实亏，有的帐外有帐，有的多分少提，有的乱摊
成本，或有帐无库存，或转移利润伪造发票，逐渐将公有企业炒成一个空壳。有的
甚至公然将资产挪到私人帐户上，还有的转到国外私吞。
除了以上那些，还有炒摊派的，炒集资的，炒赞助的，炒展销的，炒培训的，
炒出国考察的，炒外汇的，炒书号的，无奇不有。这些炒家的矛头大都对准公有资
产，努力将公有财产变成私人钱财。据中共《工人日报》报导，被这样炒掉的国有
资产，每年达到几千亿元人民币。
当然，化公为私有不是一个“炒”字可以了的。大陆经济中还有很多“漏”。
比如说，本来应当收钱的税收系统，就是一个大漏斗。由于没有实行分税制，地方
上没有好处或者好处不大，他们不积极收税，对税务官员的胡作非为不管不问。有
比如，价格双轨制导致很多金钱流向官商官倒。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定向泄
漏价格，从而得到巨大的好处。一九九二年因此造成的非法收入达到１３００亿元
。个人在公有企业中和集体经济活动中拿回扣，也使大量的财富非规范地流向私人
，损害国家利益。各行各业的会计都有将公款私存，自己吃利息的。利用公款吃喝
，公费旅游，每年也漏掉上千个亿。加上贪污贿赂、监守自盗、巧取豪夺，公有制
名义下的财产正在迅速转换成私人占有。而在这种转换中，机会是极不均等的。
据观察家分析，中国大陆的官商集团的霸业已经形成，老总很多。一个由老一
代革命家掌握的政权正在让位给他们的有钱有势的公主和公子们，接班在社会财富
转移的意义上已经完成。这些人的财富的原始积累不是靠市场和生产，而是靠分赃
和转移公有财产完成的，是完全的监守自盗。社会主义的大饼，已经被他们分得差
不多了。这些人的派头看起来比美国的亿万富翁都要阔气。新主人可能不再醉心于
意识形态的统治，但在使用国家机器上，绝不会比他们的老子心慈手软。他们将更
简单地使用军队法律和警察。他们不仅有政权，还有私人财富，将比老子更黑。这
些人将成为中国改革过程中的黑煞星。
官商和官倒为聚敛巨额财富而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利用现成的权力
，将好处转到自己儿女手中；有的兴办协会、公司、基金会等，做毫无风险一本万
利的生意；有的倒卖指标包揽项目，在转手中牟取暴利。有很多已经退休的官员重
新组织起来，发挥余热，向各个原来的下属打秋风敲竹杠。连边防部队稽查走私都
搞提成，事情还能做好吗？说是打击走私，但没有走私，他们上哪里得到提成？
“炒”也好，“漏”也好，一个沾火，一个沾水，都是水火之灾。他们是大陆
经济的水火之灾，也会是大陆政权和社会的水火之灾。
● 邓小平还没死，经济争论就开始了
怎么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经济和有关经济的社会政治问题？邓小平的办法最简
单，一句话，“发展是个硬道理。”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南巡指示加快改革加快
发展。到一九九三年夏天，朱熔基不得不实施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是“收”了
。到年底，邓小平再次强调，“第一，发展是硬道理，不讲发展不行，低速度发展
不行，发展慢了不是社会主义；第二，去年我讲上台阶，今年讲抓住机遇，都是要
加快发展。第三，不能不要宏观调控，但搞宏观调控不能减慢发展速度，速度能快
还是要快一点好。”
应该承认邓小平是抓住了根本。可是，上述的问题，无论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
，也不能不说都是在邓小平的经济政策主导下出现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在
邓小平的经济路线的基础上，添加一些新东西。到底要不要作这样的添加呢？添加
什么新东西呢？在这两层问题上，都是有争论的。
邓小平看来不太喜欢别人在他的路线上再添写新名堂。所以他对以“收”为主
的宏观调控有些含蓄的批评。这不妨说是“发展派”的对策。
另一派就是“宏观调控派”。这倒不一定和“发展派”就是矛盾的，但是它要
在邓小平经济路线的基础上强调一下政府对于整个经济的宏观调控，希望通过金融
等系统的控制来解决单纯追求发展所出现的经济问题。朱熔基由于搞了一九九三年
夏天的宏观调控，成为这一派的代表。
大陆的金融系统是根据计划经济的体制建立起来的。它能不能行使按照市场经
济的原则来调控经济的职能，看来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引出了金融体制改革
的问题。在一九九三年夏天的宏观控制浪潮中，这个问题已经被突出地提了出来。
当时的舆论和政策都是围绕着金融改革和宏观控制来展开的。在这一派的观点影响
下，高速经济发展就常常会被看做经济问题或者是经济危机的前奏，这就与邓小平
的观点有不小的距离了。
比如，一九九三年五月三十日大陆《经济参考》在一篇评论中称大陆经济具有
“天然的扩张性”，言语之中认为高速经济增长其实是个相当严重的经济问题。评
论说，“经济学家预计，一九九三年，中国经济增长势头会比上年有所减弱，全年
经济增长在百分之十左右，低于上年的百分之十二点八。可是，第一季度的增长就
达到了百分之十四点一，其他各项指标也都有很明显的增长。中国经济的这种自然
扩张性，主要来源于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太多。”该报评论指出的变量主要是银行
货币投放按照指令而不是按照效益，企业亏损严重，但国家不能不负担。这个“天
然扩张性”的概念其实不过是过去多少年经济学家在谈论的所谓“软约束”的后果
。但是，在这篇评论中和这个概念下，很容易就会把它和经济增长直接混为一谈。
对于“宏观调控派”来说，一个严重的挑战是，在现行的大陆经济制度构架下
，要调控就要使用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手段。而且，即使是使用了，效果并不见得就
很明显，经济上的上述问题不见得就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在一九九三年夏天，就出
现了这样的情况。尽管朱熔基大刀阔斧地进行宏观调控，实行了很多硬性的收紧资
金措施，但是效果不明显。到年底为止，银行还不能将企业的收入马上兑现。每当
企业有收入，银行都要将收入款项先压四个月，才允许款主提出或者转走。可见银
根紧张到什么程度！而银根紧张的直接原因是银行、企业以及个人间的互相拆借。
个人得到好处，拿佣金。不管效益如何，只要把款贷出去，自己拿到好处就行了。
金融系统的改革当然比较说来是治本之法。中共当局已经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后试图
推出一揽子的金融、财政改革措施。据报道，中国将在上海建立外汇中心，由央行
每日公布外汇调济价格。四大专业银行（即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
银行）将实行商业化。他们将把政策性帐户和一般业务帐户分开管理。还打算建立
信用银行，从事基本建设的长期贷款业务；设立进出口银行以便支持大型机电设备
的进出口业务；城市和农村信用社也将成为商业银行。
宏观调控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本章中所说的各种经济矛盾的程度。比如
说，建设部长侯捷认为，大陆房地产宏观调控初见成效。增长速度开始放慢，炒卖
现象受到遏制，房地产也没有大幅度跌价，由于那些一年内投入开发资金不足购地
费百分之二十五的按照法律收回了，一些没能力的炒地公司自行消失。在这个意义
上，宏观调控对于消去“泡沫”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可是，深层的旋涡呢？
☆ 所有制改革和政治举措能解决问题吗？
比如农村问题，光靠宏观调控显然不能解决。
农业专家杜润生认为，要解决农村的收入与就业问题，就必须废除统购统销，
发展商品市场，建设劳动市场，发展小城镇，完善土地、乡镇企业和产权制度，开
发农村金融市场，建立和健全各种中介组织，促进工商农贸一体化，改革国家投资
控制，加强农村能源和交通建设等。
这是一个一揽子建议。只说其中的产权制度的改革问题，恐怕就难度不小。在
大陆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决策者当中，就有一派是主张以解决所有制问题为根本来找
到一条解决大陆多种经济问题的。我们暂且称之为“产权改革派”。比如说，曾长
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主管农业的田纪云在一九九三年间就提出了土地私有化的建
议，认为这是解决农村问题的突破口。在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中，这样的观点曾经
很流行。
股份制的推行开始在事实上对大陆经济实行产权制度的变革了。但是，如前所
说，它一则解决问题的效能并不象人们曾经期盼的那么好，二则这个过程本身也很
艰难，不仅充满了阻碍，而且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弊病。比如说，要私有化
，要把产权由公化私，机会不均等腐败现象就会突出起来。财产转换与分配将导致
更严重的两极分化，官倒和官商将迅速占有国家的财产。一个真正的官僚资本阶层
正在壮大。
于是，政治上的举措就不能不同时跟上。于是，由江泽民挂帅，中共成立了反
腐败工作委员会。可是，腐败问题好比不治之症，是非常难解决的，更何况当权者
本身的利益是和腐败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有又一条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就是要求进行相应的政治变革，一方面在
制度上解决腐败问题，另一方面提高制度本身解决所有其他问题的能力。这个题目
更大，也更困难。何况，中共当局至少在目前是根本不允许进行这样的变革的。
● 经济的火山和政治的冰山
中共由极权政治正在转向权威政治，特别钟情于新加坡模式。新加坡的吸引人
之处在于她既达到了西方生活水平又没有为西方的政治模式所传染。有人说，目前
的中共政权与清朝末年十分相象，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危机，普遍的民心丧失和高度
腐败，是这两个政权相同的地方。清朝统治者也试图用镇压和改革结合的办法挽救
政权。
高速增长的自由经济力量，同外部世界的融合，教育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技
术官僚阶层的形成，使大陆越来越接近台湾和南韩。这个经济背景是否能够使大陆
象新加坡那样演变，还是问题。西方许多人认为，如果不使政治体制自由化，中国
将不能成功地达成经济自由化的目标。但是在亚洲，许多人的结论恰恰相反。全面
实行民主化和私有化的菲律宾和俄国经济上破败落后，而在中国，严密控制的政治
温房中，经济得到最快的发展。
某些人说，即使中国大陆走上一些人称为的“法西斯主义权威政治”，对绝大
多数中国人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改善。政府对那些敢于挑战的人毫不留情，但它不
再试图插手人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对于持不同政见者，中共残酷镇压。但工人
和农民的生活相对是自由的。这种鸟笼中的生活总比串在烤肉签上要好的多。
乐观的看法认为，中央政府有可能迅速改变现在的经济局面。他们会在几个方
面做得不错。首先是鼓励地方在税收中的积极性，实行分税制，并且在监督税收队
伍的操作、防止现在普遍流行的漏税弊端上找到了比较好的办法。第二，反对腐败
，确立并严肃执行廉政法。在限制挥霍，制止贪污浪费等方面，国家节约了大量资
金，并且将这些资金的三分之一投入到教育上去，改变了人才外流等问题。第三，
解决国营大企业的亏损问题，实行了小鱼合伙吃大鱼的办法，将大企业的产权和经
营权改变，效益得到提高。第四，自由经济依然持续发展，继续吸引外资，扩大外
贸规模。同时，对那些效益长期不好的企业，在贷款方面给予限制，促成了它们的
破产和转卖。竞争系统逐步完善起来。
在经济渡过难关后，新的渐变已经需要相应的政治变革。特别是财富的转换和
再分配过程中的公平化，决策过程的公开化等，需要严格的监督系统和科学的方法
。因此，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军队国家化等问题逐步提出。经过相当的努力，经
济得到发展，国家进一步稳定。
从经济自由化，到政治民主化，这是一条民族代价最小的道路，但不是一条容
易走的道路。它需要上上下下的胆识和操作经验，需要创新勇气和科学精神。其中
有很多矛盾是需要细致分析谨慎处理的。
邓小平去世后，新的掌权者会不会走这样的道路呢？国外的观察家说：即使在
老权威消失以后，新产生的中产阶级也将有能力要求实行稳定的政治变化，即在流
血不多的情况下，达成深远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目标。类似的过程正在进行。这种
想法能不能在中国大陆实现，现在还难说。有一点是大家基本认同的认识：一个不
积极进行政治改革的政权，自由经济发展越迅速，乱子到来的时候越快，出了问题
就难以收拾。
可是，现实状况是，在目下大陆中国，政治和经济是两条不同的路子。政治如
冰山，经济如火山。南辕北辙。“冷来冷得如冰上卧，热来热得如锅里坐。”最后
，到底是火山融化了冰山呢，还是冰山压灭了火山？如果是前者，那是最好的渐变
道路。如果是后者，就是一场大乱。
● 当局解决问题的能力与邓小平的死期
显然，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还有很多拦路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的巨大
的局限性，它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的麻烦，已经和正在出现。这些问题，有的是
认识的局限和技术的问题，他不在了，会有聪明人弄清楚。有的问题是因为利益所
系，邓死后各种经济势力会有一番争夺。还有的则属于是政治死结，只要政治上不
改革，就永远找不到出路。
可是，邓小平如果好几年不会死去呢？这些问题就可以放起来等着不去解决吗
？反过来，邓小平一死，当局是不是就更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了呢？
的确，很多人并不相信当局能够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认为他们既没有解决问
题的诚意，也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从利益的角度来说，如果你设身处地地从当权者的利益考虑，谁能设想，那些
人能够不利用地位和权力，不利用不公平的轨道去谋取自己的利益而做天下为公的
事情？他们甘愿在财富的再分配中什么也不要？他们能够因为一条小河的清洁，而
放弃即将到手的千百万利润？他们会甘愿省吃俭用，把钱财花在教育上以便留下人
才发展中国经济？难道他们不正是希望人才多走掉一些吗？再说，那些人会加强公
开化让自己的形象和行为暴露在万众面前？放下巨大的利益不去赚，却去尽力调整
产业的结构性缺陷？他们会舍弃现在的得心应手的一本万利的体制去改变社会从而
使自己离开特权并经常处于尴尬之中？
所以，悲观的观点认为：不会的。要他们十分积极地解决问题，要他们长远考
虑，等于对牛弹琴。
可是，也有乐观的估计，说这里有一个悖论：正因为掌权者掌握着政权，要想
继续获得好处，他们就必须承担起国计民生的具体事情，不能搞得太差。要骑车就
得修车，要当家就得顾及柴米油盐。如果这个国家的权力失去了，他们统治这个国
家的合法性失去了，他们的利益不就更是全部失去了吗？这个死结，也是任何统治
者难以逃出去的。所以，他们又必须努力解决问题。
看来，统治者们最可能的态度都会是：积极谋取利益，消极管理社会。他们极
可能维持现状。出了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了东墙补西墙，挖肉补疮。他
们不会吸取教训，下不为例。错误还将重复，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好大喜功，短
期行为，透支消耗，轻视教育，贪污腐败，都还将继续。一个混乱无序的、没有既
定目标的、疯狂行动的中国经济将按照以往的状况多活几年。
可是，邓小平还能多活几年呢？
可是，社会、经济和政治本身积压的问题还允许这样下去继续多长时间呢？
于是，问题就归结到能力上来了。
看来，邓小平早死，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大陆的经济还缺少家底，如果出
现个几年折腾就又完蛋了；好处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问题还不至于积累太多，早一
点有个解决的机会。邓小平晚死，也有好处也有坏处，正好反过来。同样，邓小平
在，大陆政府有解决问题能力比较强的一个方面，因为有政治强人说话当家；邓小
平不在，能力却可以在另一各方面有所加强，就是被逼无奈不得不赶快并认真地处
理上述问题以获取统治的合法性，并有可能及早采取政治变革。
总的来看，中国的经济正在处于起飞阶段，这个巨大的市场从国际经济的角度
来看不过才刚刚要开始进入开发。一般说来，外国人的看法都相当乐观。美国一家
著名研究机构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成功的机会很大。其中，成功的因素包括，社会
上已经转变为普遍追求财富，以制造财富为第一要务；中央的官员也已经意识到这
个问题，开始以务实的态度来解决问题；海外的华人对于中国大陆的投资积极性很
高，每年直接投资达二亿美元，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至六；同时，经济
增长和生活素质的上升会导致中共政权比较稳定，而又能帮助减少共产党统治的许
多陋习；中国人习惯的高储蓄导致高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陆经济在邓小平身
后应当不会出现大的持续的波动，更很小有可能出现停滞或崩溃。
归根结底，经济发展是一个能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和希望的问题。能够满足，
任何政权都会相对比较稳定；如果是不能满足这一条，任何政权都难以较长维持。
邓小平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搞好了，就是最大的稳定。”这话很有道理。
不过，最大的东西并不就是全部的东西。在“次大”的事情上出问题也一样会
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民众的要求和愿望从来都不仅仅是经济的，老百姓并不是吃饱
了肚子就可以去睡大觉的猪猡。在邓小平身后，大陆老百姓会不会起而造反呢？我
们在下一章里将来探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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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百姓会不会造反？
都说中国的老百姓最为温顺平和，不过，中国历史上老百姓造反的事件也最多
。陈胜吴广，黄巾红巾，李闯王、洪秀全，连绵不断，史不绝书。每当上层有重大
的政治事件发生，老百姓造反的机会似乎就多了许多。在邓小平死的时候，会不会
也发生这类的事情呢？
我们已经谈到过官僚的严重腐败，说起过经济上的种种问题，也讨论了社会失
序的这样那样的症状。中国大陆的民众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轻轻巧巧的一
句话，背后可能就有他们的无数辛酸苦痛。他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会起而反抗周
围这劣质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呢？邓小平的去世会不会提供一个机会使得农民、流民
、城市国营企业的工人以及知识分子们发泄自己的不满并表达自己的声音呢？如果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呢？
在这一章里，我们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其中，农民的问题会给予很多的篇幅
。然后，会依次说到正从农村向城市大量流动的所谓“流民”和在城市中占主要成
分的国营企业的产业工人。最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作为最近几年来经常带头发
出社会抗议声音的阶层，也将在这一章里得到注意。
中国面积广大，不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有很大的区别。这一点，也会给“
造反”和社会抗议运动带来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还会论述不同地区的不同阶层
发生抗议行动的不同可能。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在邓小平身后，中国大陆一般不
会发生全国规模的抗议行动；在经济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老百姓的造反只会是局部
的和暂时的。
● 农民的收入非常低
中国历史上最有造反传统和造反能力的是看上去最为温顺平和的农民。要问中
国的老百姓会不会造反，应该先问农民会不会造反。在当今大陆，农民依然占总人
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也仍然处于相对最为贫困和艰难的生活之中，在精神生活、
社会福利、教育程度和组织程度上更在大陆社会各阶层之中仍然处于最低下的位置
。任何一个政权，要想维持稳定，都要经常问自己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在农民
会不会造反？在一个政治强人死去的时候，当一个政权处于权力交接并危机四伏的
时候，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现阶段，大陆农村状况不妙。虽然，农村的成就一直是邓小平时代经常引为骄
傲的地方。在上一章中，我们对农村状况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作了分析，现在，我们
再来看看农民的收入和日常生活是怎样一种情况。
农民收入很低，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了。单纯种庄稼的人，平均每年每人只有
六十九元人民币的收入。在中部地区，则只有五十元左右。问题是，这样低的收入
，还要对付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按照农业部的资料，一九九一年农民每人年缴税
四十九点四元，比八零年增长了一倍。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一九九年农民负担
的农业税和集体提留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二十一点三。九一年又比九年
增长百分之十点四，大大高于纯收入百分之七的增长数。全国平均，农民的缴纳的
税占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十一，有的地方甚至达到百分之三十！
对农民来说，农业税负担还算是小头。最沉重的负担是集资、摊派、统筹等额
外负担。以一九九一年为例，山东某县农民人均负担税收外的集资约一百二十元，
占其净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有的县占到百分之八十。有的乡和村，集资品种达一
百三十多项。集资增长的比例，从八九年起，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八点三。
所以，农民讲，“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头税就是政府以法征收的
农业税，各地农民的农业税差不多人均十到二十元，还不算重。被称为二税的是提
留款，人均有三十到四十元。其他所谓的三税四税就是各地基层的集资摊派等，少
的要五六十元，多的达到一百多元，远远超过农民的农业收入。有的地方担心农民
抗拒，在农民交售粮食的地方将粮钱直接收走，只给农民白条子。四川农民说：“
辛辛苦苦干一年，交售粮食不得钱。”
一个四口人的农民家庭，一年种四亩地，其产值不过一千一百六十五元。去掉
生产成本，只剩三百三十六块钱，每人平均八十二元。现在农村平均占有土地差不
多一人一亩，四口之家，一年也就是靠这些劳动换来的价值。这些钱，还不够各级
分下来的集资摊派。农民要想应付包括集资和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还必须从事一定
的副业生产。农民的手工和副业收入主要来自粮食加工、蔬菜种植、条编制品、鞭
炮焰火、食品、制衣、屠宰、收集破烂等。有的家庭让子女去城里做工，得些收入
补贴家用。
减少对农业的投资，压低农产品价格，是中共节约财政开支、集中资金、保护
城市和转嫁危机的惯用方法。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中共一直使用这个方法保护其经
济体系。牺牲农民利益的做法包括两个方面：不给农产品价格上以好处；随时加大
农民的负担。在国营大企业普遍亏损，中小企业效益普遍不好的形势下，大陆经济
发展资金主要是靠盘剥平民——工人和农民形成的。工农收入之低，比马克思描述
的西方资本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残酷剥削工人的现象还要严重。山东省临沂市乡
镇企业的工人，月工资平均只有一百零几块钱。即使有十几年工龄的老工人，连工
资带奖金加起来也只不到二百块钱。而车间承包人的工资和奖金在一千块钱以上。
这些承包人平常的花销，有很多是从工厂的收入中报销的。因此他们的实际收入比
这个数还高得多。这些农村工人创造的利润，大部分被承包人盘剥去了。
当然，这样一来，农民的消费水平就很低了。１９９２年，城市消费总零售额
为１６４８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而乡村人口是城市的五倍，总消费零
售额却只有１１６４亿元，增长幅度算只有城市的三分之一。
☆ 集资苛政猛于虎
好大喜功，一直是中国政策的情绪化特点。不看农村经济条件，一味强调高速
度，造成竭泽而渔的后果。中国农村本来就穷，必须确定一个合适的速度。八年来
的政策是，既没有给农村以发展的条件，反而抽农民的血。主观地要求发展，恨不
得一口吃成个胖子，没想到钱从哪里来？税收就那些，财政上没余力兴办那么多事
业企业，于是只好到农民身上挖肉，强迫农民集资。有钱的乡报喜，说他们乡的公
路铺了沥青；没钱的乡也打肿脸充胖子，不甘落后，生怕自己的乡因为路不好就影
响了提拔，也集资修路。上级在制定发展计划的时候，只要熟饭，不给柴米。害得
下边只有集资。
农民人口多，一人身上挖一块钱就很可观。
集资把农民挤干了。农村经济存在严重的失水现象，生产发展不起来，生活也
难以改善。农民依法纳税后，等于完成了公民的经济义务。所缴的税中，已经包括
了教育、交通、环境保护、水利设施维修、计划生育费用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
。额外的集资和摊派，其实都是非法侵犯公民的合法利益。
某县一九九二年七月到九三年六月一年中，每口人主要集资数目如下：统筹费
，３０元；修县城到乡的沥青路，４５元；订阅报刊，５元；水利设施维修，１５
元；村政府办公费，１５元；育苗基金，１０元；养路费，１０元；计划生育管理
费，１５元；集市贸易管理费，５元；排污费，３元；民兵训练费，７元。不算别
的收费，光这些主要项目，每口人就达一百六十元。对那些没有副业收入，光靠种
庄稼的农户，其收入根本不够政府的苛捐杂税的。
除了这些项目外，还有一些局部的集资。农村中小学收费极多。有文体费、档
案费、班费、实验费、图书报刊费、自行车保管费、租用课桌费、课外活动费等。
教师经常向学生推销书籍簿本墨水纸张等，有的还规定学生需要交粮食、废铁、空
啤酒瓶、易拉罐等。
城市的一些公共设施，也常常靠农民的集资解决，这不合理。很多省的体育馆
是全省人集资建设的，可是农民享受不到多少好处。相反的，农民的困难，并没有
从城市中集资解决。
很多地方强制农民买保险，不缴纳保险金的家庭受歧视和虐待，如不准去城里
打工，不准领取社会救济等。有的地方改头换面将各种集资合起来，叫“统筹款”
。还有的地方叫做“捐献”。说是捐献，实际上是强迫——不管自愿与否，都得捐
。有些捐献是三级政府分成，上下相护，即使农民想告状，也找不到地方。某些从
上级下来的收费，下边再加码，叫做“搭车收费”。上边坐车，下级搭车，农民拉
不动。
各级都有规定的很多“达标”项目，这也是收费的借口。如民兵训练基地达标
，教育先进县达标，骨灰堂建设，水库建设达标，灭老鼠达标，妇女放节育环达标
等。连正常的政府工作的费用，如婚姻登记，发放工商许可，学校基本建设等，都
要农民负担。
集资是农村的现实苛政。农民说：“集资猛于虎。”
于是，农民（或者是请农村的教师）写了这样的对联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情绪
：
“你集我集他集农民急，你筹我筹他筹农民愁”，横批：“大口喘气”。
“催粮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盗防干部”，横批：“提高警惕”。
“昨天十五，今天二十，明天几何不敢想；拉屎要钱，撒尿要物，放屁零出莫
吱声”——“幸福生活”。
“花钱修路路不通，集资治水水不来”，——“怎么回事”。
“物价长，学价长，只是粮价不长；官有路，商有路，唯有农民无路”——“
等等再说”。
“前天刚收治安费，昨夜小偷又临门”——“总是有事”。
☆ 乡村中官民对立十分严重
这么滥的集资，一个原因是中共干部队伍太大，农民如牛负重。
乡村政权现在普遍存在严重的超编问题。现在小县辖十几个乡，大县辖三十到
四十个乡，每个乡吃“官粮”的就有一百多人。一个县或者县级市，干部超编千儿
八百人，不足为奇。这些人的办公费、工资、出差补贴和生活福利，一年至少要三
四百万元，而县级单位的财政拨款只有不到二百万元，缺口只好向农民摊派。
现阶段中国各级政府都过分庞大。从历史上看，官员和人口的比例，汉朝是一
比七千九百四十三，唐朝是一比三千九百二十七，明朝是一比二千二百九十九，清
朝是一比九百一十一。中共当政初期是二百九十四人养一个干部，现在二十四人就
得养活一个官员。
再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现在的官员更能挥霍浪费。
中国新闻社的消息说：山东省最近进行的农民负担调查，结果查出两亿三千万
元属于违章违纪。这些钱都是从农民那里集资弄来的，而大部分款项被干部吃喝送
礼浪费掉了。然而，全省因此受司法处分的只有十人。
这样的情况，当然严重加剧了乡村中干部与农民的对立。于是，干部就变本加
利，用更加难以让农民接受的方式来管理农民。比如说，在农民怨声载道的一些地
方，有些基层政权就实行了镇压手段，乱关押、乱罚款、乱打人、乱用刑、乱审问
、乱捆绑的所谓“六乱”现象越来越普遍。有的地方，一到收款集资，就大搞以警
治乡，派出治安队、联防组去要钱要粮，拔除所谓“钉子户”或者“拦路虎”。
● 社会治安每况愈下
当今中国大陆社会是个极不规范的社会。做什么事都没有章程。无论是市面形
象还是行政运作，都乱七八糟，无章法可循。任何政策，都有太大的解释范围。农
民办个手续，如果和办事人有交情，或者那个机关的最高领导是朋友亲戚，能说上
话，也许很快就办好了。如果没有关系，就难了。今天要这证明，明天叫那盖章。
也许刚办了一半，前边办的东西又过期了，还得重办。
没有一定之规。慢办有慢的道理，快办有快办的说法，不办也没有办法。
这种现状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平等的。没有规范的社会，总起来说是对强权和金
钱的占有者好处大，既没有职务权力又没有职业方便的农民就倒霉了。他们缺少路
子，必须破费本来就不多的正道收入来打发那些邪门歪道的要胁、敲诈和交换。农
民叫苦连天，骂没有真理，骂不公道不公正，骂衙门黑暗。怨声载道。
因为失去规范，中国的专制威力被削弱、被溶解着。民众对公平、公开和公正
的要求正普遍形成，情绪非常强烈。当局惧怕民间情绪的发展，采取的基本是怀柔
政策，尽量不刺激农民，以防燃成燎原大火。另一方面，当局因为自己的利益，又
没有决心建立一套统一的法规，从而使社会更加没有章法。
这样的社会是不会平静的。在特权者肆无忌惮地利用机会浑水摸鱼火中取栗的
时候，那些心怀闷气无法正常发泄的人就走向犯罪。笔者询问了一些刑满释放的劳
教青年。他们说：“反正社会就是这个样了，谁抢了是谁的。老实人吃亏，安分守
己就没有活路。”
土地迅速减少，人口大量增加，剩余劳动力比比皆是。一般地说，二十岁上下
的青年，未婚，仍然和父母一起生活。他们的父母年龄在四十岁左右，是壮劳动力
，完全可以将地里活干完。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就成为农村的半失业者。每个村子
都有一群群无事可干的青年少年，如野马野驴似的，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搅
得鸡犬不宁。狗多了狂群，人多了有时就寻思坏事。这些人形成很多小团伙。好的
，在一起打打扑克，喝个小酒，或者练练拳；坏的，就打架斗殴，盗窃财物，强奸
妇女，杀人放火，兴风作浪。现在农村可谓盗贼丛生，犯罪比比皆是。
农村治安问题非常严重。大多数村子，都有人因夜里回家晚一点而被劫掠。劫
路的强盗一般就是附近村子里的不良青年。天黑后就不敢出门，是很普遍的，女的
尤其不行。去年秋天，作者家乡某村一位姑娘半夜里被人叫出去，没回来。后来有
人看见禾场上有人放火，大家救火时发现那姑娘已被烧死了。大家都能猜出谁来，
可是公安局抓不到人破不了案。
青少年持刀劫掠客车，抢劫钱财，重伤旅客的，到处都有。有的盗窃集团，夜
晚开着拖拉机偷农民的猪。他们白天看好目标，夜晚去人，先将泡了酒精的馒头撂
到猪圈里，等猪吃后醉了，将之撂上拖拉机就走。他们都带着刀子，谁也不敢惹。
有个老头听见自己的猪被逮了，要出去阻挡，老婆死活不让出去，命总比猪值钱。
各地都成立了联防队。联防队员都是从乡村和街道上抽调的，没有正式训练，
素质很差。在查办犯罪，维持治安的同时，联防队也犯罪。他们晚上盘查行人，见
了有钱的男人和漂亮的女子，就忘记自己的身分和责任，变成了抢劫犯和强奸犯了
。步行的人危险，骑车的人也危险，坐轿车的稍微安全些。
● 乡村政权不管用
中国农村，本来是生活散淡，环境幽静，民风纯朴的安详之地，为什么现在变
得这样多灾多难，世风浑浊呢？这要考察农村的社会关系变化，尤其是农村政权的
状况。
五十年代，中共新政权有相当的亲和力。当时的基层政权主要是由老党员、回
村工作的老游击队员和退役军人组成。这些人有很强烈的斗争热情，领导了与地主
阶级和国民党军干斗争的运动。大跃进期间，乡村政权中介入了一些从外村调来的
运动积极分子，以便于开展工作，因为本村干部怕得罪乡亲，打不开情面。这个时
期的政策叫做“基层干部交换”。四清以后，主要是从青年团员中输送干部到党支
部；文革中是造反派。文革以后的最初几年，党支部是由恢复职务的老干部组成。
现在，乡村政权的成分发生变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家族头人开始成为党支部的
成分。如果一个村子有若干个姓氏，主要的大姓在当政机构中都要有代表。他们在
决策和执行政策中往往优先考虑本家族的利益，同时又出面解决那个家族中出现的
问题。如果不这样安排，有些工作就很难进行。比如，张姓中出现了抵触计划生育
的，就要由党支部中张姓委员去解决；同时，上边来了招工指标，张姓的也不能没
有。
这个变化，增加了基层政权的封建家族色彩。小姓家族在政权中没有代表，因
此比以前更加抱团，同时也注意依附在支部内有代表的大户人家。政府中的很多事
务开始依靠家族势力。比如，公安局到村子抓人，一般要打听那个家族的态度，以
免引起反抗和冲突。
其次，基层政权对工商业者的依靠越来越强。
乡村工商业一兴起，村干部就和那些新财主发生政治关系。他们要从村镇企业
那里得到好处，比如吃喝、零花、工资和福利。各乡大都有村办企业，干部的工资
都从企业那里提取，不“为自己”到农家集资。他们觉得到邻居家要工资不好意思
。
另一方面，乡村个体工商业者，也需要政权做依靠。在抵挡税收，逃避某些管
理和取得原料、市场和优惠政策等方面都需要乡村干部的支持。有时为了对抗当地
流氓地痞的侵扰，也要干部的支持。这种交换，使乡村政权和资本靠近。有些干部
本身就是工商业者，这使政权的构成朝自由和市场方向转化。
第三，乡村政权的自由度有所增加
乡村政权的独立性日见增长。它们经常造成上级政令的不畅通。由于农民得到
相当程度的解放，比以前敢于说话了，其情绪、意见和行为，随时影响村政权。因
为失去经济控制手段（比较公社化时期而言），县和乡镇对基层政权不敢太凶。村
政权要依赖村民，对农民的态度也开始软化。因为干部的收入直接来自农民，双方
都看清楚了彼此关系，这使村干部不得不对农民手下留情。而且世世代代居住在一
起，彼此都有很多历史关系甚至亲戚关系，不便太跋扈。
上级虽然对村干部有管理权，但拿不出钱来，无法控制得太死。因此，村干部
和脱产干部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如果上级的某项指示特别为农民所反感，对村干
部也没什么直接利益，村干部就不认真执行。乡村人口增加快，和农民的超指标生
育有关，也和村干部不下狠心执行政策有关。谁家有女无子，想再生一个甚至两个
，干部会睁只眼闭只眼，装看不见。等生下来，要点罚款就行了。
政令不通造成北京的意志经常落实不到基层。这个现象很复杂。有些后果是好
的，有些是坏的。比如集资，上边无论怎么禁，下边都不会停止。这对缓和当前的
官民关系无利。在反贪污浪费方面，也不会奏效，或者效果很小。但是当本村农民
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能够主动地保护自己的群众，有时甚至敢和上级对抗。某
村一青年因为交通问题和警察吵架，公安局到村子里要人，结果被村干部赶走了。
这种现象预示着一个不能统一控制的基层政权已经出现。这个政权从组织成分
、经济依赖、思想方法到行为方式，都和以前大队支部有很大区别。它现在有点象
家族联邦的议会。
☆ 农民的抗议和暴动
所有这些问题，造成了农村的乱象丛生和农民日常生活环境与素质的恶化。如
果把这些方面集合起来看，可以说，农村到了一处点火八方冒烟的程度了。
在情况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农民就会采取相当的方式来反抗。
比如说，农民因为集资被逼而自杀的事件屡有发生。有些地方的不满情绪转化
为暴烈的抗议。一九九三年八月初，山东省临沂市九曲乡农民数千人集体示威请愿
，要求政府取消集资，并且惩办乱集资乱摊派的村干部。游行的农民拥挤在市政府
门前，公安方面如临大敌。邻近的苍山县农民继一九八六年“蒜苔事件”砸了县政
府和县委机关以后，又多次造反，抗议集资和乱收费。
最近一、两年以来，中共的最高领导明显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如
果九十年代大陆爆发经济危机，祸源必然来自农业；而农业若出了问题，可能数年
都翻不了身，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将受到重大影响。大陆另一位最高政治元老
陈云则说：“农业问题衍生出大量严重影响全局的问题，这实质上是对无粮不稳的
整体国情战略的长期忽视所造成的。因此，整个社会蕴藏着极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的因素，各种矛盾会随时爆发。”大陆《新世纪》周刊承认：“农民的负担已超过
他们所能忍受的程度，农民和地方官的关系极其紧张。过去我们说国民党的税多共
产党的会多，现在，我们的会也多，税也多。”该杂志还透露：“农村官员的腐败
引起军队的不安，来自农村的军官和士兵向当局写信要求制止腐败。”
事实上就是如此，在那些负担过重农民无法忍受的地方，出现了农民奋起反抗
的事件。
四川仁寿等地的农民造反事件，就是一次最典型的事例。
仁寿县地瘠人贫，人口一百五十多万，九成以上务农。最穷的家庭只有十几元
钱，很多农民住在岩洞里。为了修建仁寿到成都的２１３号公路，全县每人摊派四
十五元，无劳动力的老人交二十五元。九三年六月五日，四川仁寿县上万农民示威
，抗议高额集资，要求减轻负担。这样的行动被当地政府视为造反。当局出动正规
军平暴，逮捕了农民领袖张德安、向文清等人。可是农民毫不退让，并且引起更多
的声援。农民暴动迅速蔓延。巴中、万源、南江、三台、高县等地都起来响应。对
抗可能会引起燎原大火。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遂下令马上释放张、向等八名农
民领袖，并且答应了农民的要求，免除了地方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
☆ 陈胜吴广在哪里？
象四川仁寿这样的情况，在邓小平身后出现的可能性就更高了。如果中共当局
在最近一、两年当中拿不出什么有效地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的话，可以预期邓小平
死了之后大陆农民会出现相当广泛的抗议行为。如果在局部地区出现饥荒等情况的
话，问题当然就会更加严重了。
饥荒问题看起来不会出现，但是这是没有谁能保险的。事实上，农村的粮食问
题还是存在的。城市和缺粮地区，有吃的时候不愿买粮食，只存两到三个月的粮食
。他们有点钱财要投资，要长利息，而买粮食又占资金又占仓库，还得人看管，还
得损耗。九三年五月十九日大陆《经济参考报》的评论说：“农副产品收购贷款的
利率为７．７４％，低于８．６４％的基准贷款利率。而经营农副产品由于资金周
转慢，收购保管费用高，效益不大。而利用这些资金从事其他经营则可得到较高利
润，因此，很多地方利用银行的刀子，偷吃了本来属于农民的蛋糕。上边拨下去的
农副产品收购资金另派他用，农民拿到的是白条子。”这样，农民想卖粮时，卖不
了。可是，等荒年一到，城市和缺粮地区则拼命买粮食，往往要存半年的，而这个
时候农民又不愿卖了，矛盾必然激烈起来。上边如果硬压，可能冲突；不压，就收
不到粮食。现在政府一共存粮约７００亿斤，平均每人六十斤。因为饥荒一般不是
很大面积的，按照四分之一来算，够应付饥荒地区大半年的时间，从而和第二年的
收获衔接起来，应当说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饥荒持续，或者面积再大些，还要考虑
地区的不平衡，就是大问题。政府每年要付出收集粮食款１２００亿元左右，这个
钱也是很大的数目，财政上弄不好，老打白条，也会引起动乱。丰年时，城市和缺
粮地区不储存很多粮食，国家也不会拿出很多资金收购粮食，农村工业落后，也无
法消化余粮，粮食价格上不去，即所谓谷贱伤农。农民丰产不丰收。荒年时，城市
想多储备粮食，可是“庄稼人生性怪，越贵越不卖”，粮食价格上去了，可是收购
不到粮食。为了安定，政府或者拿出大笔资金收购，或者用行政压制的手段逼迫农
民卖粮食。前者，会伤害非农业人口。后者，会造成农民的反抗。
农村现在确实处于困境之中，需要突破性的政策。但必须十分谨慎。就现在的
情况看，农村如果能够减轻农民负担，不会有大面积的动荡。但是如果政策不改变
，继续这样混乱下去，或者遇到大灾荒，如洪水、大旱、虫灾等，生活无着落的农
民也有可能揭竿而起，形成新的现代农民起义。
当然，制约农民造反的最大因素还是一些社会文化的因素。比如说，农民的相
互联系不便，组织性一般是比较差的。特别是很难产生带头闹事的领袖。资深的中
共领导人万里就说，现在农村什么都不缺，恐怕就缺陈胜吴广了。
可是，由于年轻的有文化的农民的数量在增长，又有一些人是在城市和乡村之
间的劳动流动中增加了阅历和想法的，农村中产生陈胜吴广式的造反领袖的条件从
人才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些年是增多了。比较政治的研究表明，那些有过城市经验的
农村青年最容易成为当地反抗运动的带头人物。
● 流民会不会造成动乱？
农民离开土地，就成了流民。流民比农民更容易发生反抗行为。
而中国大陆正在大批产生流民。一九九二年，农村被占土地达到８５００万亩
，一人少了一分地。其中，１３００万亩是可耕地。八九到九一年，农业单产增长
，但农民生活水平下降。主要原因是土地减少。全国农民收入平均增长百分零点七
，大大低于通货膨胀率，也大大低于农民的额外负担。此时农产品价格下降百分之
四点五，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百分之五点三。而乡镇企业吸收的劳动力在这三年内也
减少了很多。一九八四年到八八年，农转工１２６万人；而从八九到九一年，只有
６４万人。
有人认为土地资本化商品化，粮食价格放开，就是解决了农村的关键问题。不
一定。土地私有了，富裕地区是欢迎的。他们的土地值钱，要发展的事业多，粮食
加工深，有利于提高生活和发展经济。但贫困地区的农民就不行。私有不私有都是
使用，没有大区别。他们会说：政府不管我们了，我们要遭殃了。
可以预见，那样的话，贫苦农民在灾荒和遇到突然的困难时，会卖地求生，然
后成为流民。一些懒惰的人或者健康状况不好的，也会卖地，有钱的人会利用他们
的暂时困难敲诈土地。集中起来的土地，除了产生新的大地主外，在经营上不一定
会有发展。如果解决不好，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无着，社会稳定会受到影响。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现代化国家，对农民
也没有简单地推进市场。它们有很周密的计划，安排粮食种植、加工、外贸和储存
。美国的农业部是政府最大的部门，而且管理得很细致，几乎达到每个农场。加拿
大也有庞大的农业基金。象中国这样的脆弱的经济链条，一下子把农民推出去，不
见得就好。
在城乡就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大陆最近几年来“民工潮”不断高涨，即农村
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据专家分析，一九九三年的民工潮来势比以往又加
凶猛，遍及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往年潮头主要涌向岭南，而今年潮势所向涉及西
南、中南、华东和京津地区等大半个中国的城市，包括南京、上海、武昌、广州、
成都、重庆、贵阳、南昌、蚌埠。这种流动有三个基本流向：⒈农村剩余劳动力向
大中都市流动，⒉中西部落后地区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⒊不愿出远门的农
民向所在地区的县镇、乡镇流动。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９２年城市流动人口近７千
万。广州、上海的流入民工已达百万以上，成为许多行业的主力军。
这样巨大的“民工潮”，对提高农民的收入、缓解对土地的压力、改变城乡人
口比例、加速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是，它也造成了一些棘
手的社会问题，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非正常秩序的、不安定的因素。特别是由于当
局看来还没有什么新的办法来适应这个新的社会发展、还没有学会用市场经济的办
法来组织这支千万人的劳动大军的时候，它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就尤其严重。
在这种没有社会组织保障的情况下，这个流动的农民队伍中的人就特别多地要
经历文化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冲击。比如说，他们在城市中受到严重的歧视，心
理上受到重大的震荡，经济上的条件并不象人们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好。因农村劳动
力过剩而从乡下流入城市做工的农民，其收入常常低于每月一百元，有的学徒工甚
至得不到足够的饭钱。所有这些，不光加重了今天的城市社会问题，而且孕育着在
未来出现流民暴动的可能。
● 城隍、土地一样腐败
城市人的日子也好过不了多少。
据中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的一份由中共官办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的调
查结果显示，大陆有七百万职工处于贫困状态。在被调查的十二个省市和自治区的
五万多名职工中，有百分之五的职工家庭每人平均每月生活费不足五十元人民币。
按照这个比例推算，整个中国大陆有七百万职工处于贫困状态，而连同他们的家属
则大约有二千万人处于这种生活状态。与此同时，城市职工还面临住房困难等一系
列生活问题。也是这次调查的结果表明，城市职工中人均住房面积在五平方米到八
平方米之间的家庭在调查对象中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三，而不足五平方米的家庭有百
分之十二点七。另一方面，生活费用却在不断高涨。比如说，一九九三年九月，大
陆三十五个大中城市的消费品零售物价比上年同月上涨百分之二十点七。粮食、水
、煤气、电、房租等，都在上涨。
光是这样还不要紧，要命的是，城市人了解的情况多，对于社会弊病的反应也
比较强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得回头说一下大陆的腐败。城市居民对于腐败现
象知道的比农民多，是因为他们天天和搞腐败的官员们生活在一起。
中国最高检察院副院长梁国庆在１９９３年８月向报界宣布：“当前贪污贿赂
等腐败现象比建国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是当前腐
败现象中最为恶劣的表现。腐败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
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现象。”高级干部经商办实体。单单金融系统
所办的这种实体就有上万个，财政系统所办的这种实体也多达好几千。这些权力进
入市场，谋私利的腐败趋势就不可避免。
走私也是以权谋私的一个渠道。参与这种活动的，主要的不是个人和零星小团
体，而是包括一些政府机关、执法部门的下属公司在内的企业事业单位；走私物品
已经从过去的洋杂货发展到成批的洋烟、电视、汽车等高档消费品。有的甚至收取
暴利从而对人蛇活动睁眼闭眼。近年来的走私案件不断增加，而且案值由几十万元
上升到几百万、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在一些走私严重的地区，运载私货的船只甚
至在有执法人员的保护下直接驶入未设置海关的港口码头卸货。
今天的中国，权力和金钱的交易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官场腐败成为平民最
切齿痛恨的社会公害。托关系、走后门、拿钱才办事等，已经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如升学、招工、转干、调动、专业、看病配药、办执照、买车票、
打官司等，连生孩子都要走后门得到准生证。
据１９９２年的统计，中共各级官员用公款吃喝旅游的开支超过一千亿元人民
币。据报道，深圳市农业局渔政渔港管理处长郑鸿潮动用专项资金四十九万元，购
买豪华轿车，又用十八万元装修自己的办公室，白条报销黑市上购买的大哥大，用
罚款和没收款六十五万元作为办公大楼资金。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长黄瑞炎挪用公
款十九万元倒卖股票获利四万元。这样的不大不小的官员腐败案件，一九九三年上
半年就有五十多宗。
前不久枪毙的广东惠州市公安局长洪永林，通过走私汽车入户手段贪污港币二
百四十多万元，人民币一百一十多万元。福建省云霄县公安局长陈乾明以查假烟为
名，三个月内受贿五万多元。有的公安局长在办公室里嫖娼。遂溪县公安局长何帅
，除了本人早已修起来一座高级别墅外，又给每个子女各建了一栋三四层楼房，造
价需要二十到三十万元人民币。
根据中国最高检察机关的报告，在八八到九二年的五年中，国家工作人员贪污
受贿的犯罪上升，五年间立案侦察的贪污贿赂案件达到二十一万件，法院判决了有
关人犯七千七百多人，其中受贿一百万以上的有三十一人，最高的达到三百一十三
万元，省、部级干部四人。但是这个数字是很保守的。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说：一
些法院对经济犯罪打击不力。例如九二年全国法院受理的走私案件只有二百九十七
件，而仅仅据海关一个部门的统计，同年查获的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一千四
百五十六件。以罚代刑现象严重。原因一是有些人和单位无力赔偿，二是地方和部
门保护干预，不配合法院执行。三是当事人逃避履行法律义务，四是少数判决不公
正，无法执行。
中共的反腐败受到如下几点因素的影响：一，干部工资很低，俭朴不足以养廉
。分配制度不公平，社会上外快现象对政府官员的刺激很大。干部的政治理念丧失
，单纯追求金钱的心机很盛。二，缺乏舆论监督，不光干部这样，各种职业都在丧
失职业道德。三，司法不独立。
网眼比鱼还大。人们说，现在是“糊里糊涂的社会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
，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人们求稳怕乱，当局在一种问题甚嚣尘上的时候也搞一
搞压一压，弄到下边觉得可以了或者说谁都无可奈何，不再说了。这种机制也是中
国社会的特点。
公费吃喝，公费旅游，公费送礼，成为干部的特权。
最好是听几句民谣：
“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伤了党风喝伤了胃，喝得单位没经费，喝得老婆背靠
背，老婆告到纪检委，书记说：能喝不喝也不对。”这是说公费吃喝的。
“送了金钱催着办，送了美女主动办，无钱无女靠边站。”这是说办事难的。
“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兜里揣着避孕套。”这是说执法人员的
形象。
“十三顶大盖帽，四只金钱豹，都吃一顶破草帽。”戴大盖帽的都是国家干部
，包括税收人员、公安人员等等。有十三个这类行业是戴大盖帽的。
“打下去几个肥猪，上来一批克郎。”“克郎”是有待催肥的成长中的猪。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城市居民能安宁？
● 紧张的劳资关系
在城市居民的反抗中，最可怕的是工人的造反。而在工人的造反中，最可怕的
又是国有大中企业工人的行动。
在腐败、通货膨胀等各种因素以外，工人现在还面临着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日
趋紧张的问题。这个关系处理不好，也会成为工人反抗的导火索。
目前，所谓“三资企业”（外资独资、合资和私营）内的劳资关系最为紧张，
也最为明显。九三年天津合资企业工人罢工，形成潮流；九二年广东有罢工事件十
八起。北京“麦当劳”也发生了劳资纠纷。这样的事件在九二年有数百起，包括北
京出租汽车工人罢工等。
有人认为现在是民主变革的大好机会，有人认为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时代再现
。
在八五年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基本上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工业资本
存在，职工与企业的关系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合资企业的出现造成
了这个关系的变化。八五年外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大约有六万人。九零年，三资企
业达到三千八百零八个，六十五万人，五年增长了十倍。
而私营企业到九二年底已达到十四万个，职工两百多万。
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正在疏远，向雇主争取利益不再意味着向国家挑战；劳资关
系开始转化为两个社会阶层，也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国家从劳资关系的一方
变成现在的仲裁者。
研究劳资关系的专家、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博士候选人王燕滨认为，因为各方面
没有及时适应新的变化，致使劳资关系激化。国家还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劳资
关系，有的不承认劳工存在，还说工人是主人。大陆在五六年到八六年这三十年间
取消了劳动调解制度，由信访工作代替。八七年恢复了调解，但是迄今没有劳动立
法。劳工律师和劳资调解人员也极为缺乏。每当劳资发生纠纷，政府往往习惯性地
从政治上考虑，认为劳工活动是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
企业方面，官商结合，对付工人；劳动合同普遍偏向老板；党团工会普遍协助
老板作工人的工作；老板利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如“温饱是基本人权”，“学
雷锋”等等。
工人原来所有的福利都是由国家包起来的，而政策是国家规定，没有讨价还价
的余地。工人缺乏组织起来的动力，实在没办法时就消极怠工甚至上街游行，直接
向政府施加压力。组织者就是民间力量，有的地方连官办工会都没有。九零年底，
全民所有制单位有工会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三，集体单位占百分之零点七。三资企业
中也不到四分之一。
工人即使组织起来，斗争的方式也还是阶级斗争那一套，缺乏新的意识。加上
文化水平低，缺乏谈判技巧，缺乏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就更处于劣势了。知识界也
一样，喜欢按照马克思主义那一套来谈论工人运动，甚至根本就没有劳资关系的意
识。在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中，全国居然没有一个人谈到健康的劳资关系对社会的
推动作用。
随着改革的发展和深入，劳资关系将进一步紧张。一是因为在经济效益的压力
下，企业和工人的利益之间矛盾加剧；二是企业改革中有时职工的福利待遇会下降
，如住房，医疗，养老金等。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使得企业能够得到极为廉
价的劳动力，工会和农民的矛盾也将加剧。两亿剩余农民远远超过现在工厂就业的
总人数。劳动价格的下降，将使工人在劳资纠纷中处于不利地位，刺激他们铤而走
险。社会上民族主义情绪将使外资企业中的劳资关系激化，政府目前的机会主义政
策以后将使觉醒的工人产生报复行为，当前则会助长无组织的劳工骚动。通货膨胀
和政治腐败很可能给已经激化的劳资纠纷火上浇油，导致社会危机。
● 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抗议
如上所说，农民、流民和城市工人等厚重巨大的社会阶级，一旦造反则影响巨
大，绝对会造成深远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震荡。但是，由于职业、年龄、地域
和组织化程度等因素的作用，他们行动的可能性却相对比较小一些，特别是在短时
间内形成全社会瞩目的、在政治和国际上发生直接影响的行动的可能性就更小一些
了。与此相对照，另外一个阶层的造反行动则具有相反的特点。他们很容易就会行
动起来，一旦行动就往往在政治中心爆发，会直接影响全局政治并带来国际回响。
但是，他们的行动却往往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要求也比较浮泛，一般不会对执政
者形成致命的威胁，不会给社会带来深刻的结构性后果。这个阶层，就是知识分子
和青年学生。
可以肯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邓小平身后必定会进行各种名目的政治抗议
。问题是：他们的社会抗议究竟会在什么程度上影响整个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和社
会稳定？他们的行动会不会象以前曾经发生过的那样成为引起其他社会阶层相继行
动的导火索？中共当局又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当局与抗议运动之间的对抗会发展
到什么程度？这反过来又会怎样影响政治局势？
现在来看，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抗议仍然会集中在过去曾经提出的那些诉求
上，包括政治上的改革和民主化，反对腐败和官倒，要求成立独立自治的社会和政
治组织，要求新闻和言论自由，等等。在邓小平死后，一个会成为知识分子和青年
学生抗议热点的问题当然会是为“六·四”平反。同时，他们也可能会希望和工人
相结合，把工人的要求在自己的政治抗议活动中提出来。
而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最可能采取的抗议方式恐怕仍然不过是街头游行和示威
。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的组织性会比邓小平生前这几年中不断发生的那些抗议活
动会更强一些。结果会怎么样呢？这要看这样的抗议运动和政府当局之间会形成什
么样的互动关系。大体说来，可能有这样几种前途：
第一种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抗议没有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响应。这当然也是各
种因素促成的，比如说市民仍然为军事镇压的余威所摄，或者发展了的经济使城市
各阶层希望保持社会的稳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抗议活动不会形成大的规模，
当然也就会很快风流云散了。不过，从邓小平身后各种矛盾聚集的前景来看，形势
不太可能会这么简单。
第二种情况下，抗议活动形成相当的规模了，但是政府当局采取比较温和的方
式来解决，愿意向抗议运动做较大的让步，就象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在五月初赵
紫阳发表两个温和讲话时的发展情况那样。如果抗议运动在这个时候就采取与当局
妥协和合作的方针，在取得局部性成果以后就转而放弃街头活动，那么就有比较大
的可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即温和的抗议运动促进政治变革，而政治变革反过来给
抗议运动以制度性的活动空间。这当然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都比较有利的一
种结局，会大大促进中共的变质和大陆的民主化。不过，这需要知识分子和青年学
生有相当成熟的政治智慧和相当高的政治操作技巧，也需要中共内部有强大的改革
力量相呼应。过去的历史发展表明，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抗议运动往往
非常缺少这样的政治智慧和技巧，而中共内部的改革力量反而会在被强硬派利用学
生运动来搞掉。
第三种情况就是当局的强硬主张与抗议运动中的强硬主张相互对抗，直到政府
使用铁血手段来镇压。从八九年六·四的经历看，这样做，固然民众要倒霉，当局
其实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是对中国的前途最为不利的一种结局。但是，在中国大
陆目前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下，恰恰最容易出现这样的结局。在民众运动这一方面，
一旦当局温和了，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扩大事态；这样，温和派的措施不能解决问
题，当然就会被强硬派所取代。最后，要用血肉在民众和政府两方面对决出到底是
谁更强硬一些才算了事。当局手里有武装力量，坦克当然比人肉更坚硬，所以民众
的抗议运动就被镇压下去了。
这样的情况，又不止会在学生和一般市民的抗议运动中会出现。在一九九三年
四川仁寿的农民暴动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形势。在农民行动造反的最初阶段，四川
省政府马上派出了一名副省长去与农民对话，答应了农民的一部分要求。农民的行
动就在一个小范围内平息下去了，农民应该说是达成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周围
一些乡的农民看到这个情况，于是也行动起来，加倍提出要求，最后当局就派出了
军队来镇压。这个过程，在邓小平之后的民众抗议活动中还可能会不断重演。而只
要这个循环不能打破，即使出现社会抗议乃至造反活动，也难以推动中国大陆的社
会变革。
最后，要造反的可能还不止老百姓。政府自己也可能会造自己的反。比如说，
地方政府可以造中央政府的反，军队可以造党的反。这样的造反一旦出现，问题就
更不是闹着玩的了。多少人一说起邓小平身后的中国大陆，都担心那时会出现地方
割据甚至军阀混战。这样危险的前景究竟会不会成为现实？在接下来的两章里，咱
们且提心吊胆地看它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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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不会出现地方割据？
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格局上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地方力量的兴起。先是
广东一马当先，后来有海南的“大特区”，最近几年又有山东的崛起。同时，大西
南在讲“四省七方”的联合，大上海攒足了劲要重振雄风，湖北高唱“中部的突破
”，西北的相对贫困地区也不甘落后。在整个大陆，地方力量成为政坛上一支极为
活跃的新军，已经在不小的程度上可以和北京相抗衡。一时间，政治上流行起“地
方话”，屁股坐在中央讲“北京话”的人似乎市场不大了，以至于中共的中央政府
官员惊呼“政令已经不出北京城了”。
地方力量兴起，中央权威式微，给中国大陆本来已经扑朔迷离的政治地图又添
了许多看不透的迷团。随之产生的对于中国大陆政治局势的普遍的最大担心，就是
在邓小平等老一代政治强人离开之后中国大陆会不会出现诸侯坐大、地方割据的局
面。在中国历史上，由于中央权力式微而出现地方割据、诸侯称霸的情况，以至造
成天下哀鸿遍野、大众民不聊生的局面，实在是不少。特别是近代以来，这种由于
国家没有统一而强大的中央权威所出现的整个社会的无秩序，的确给人们留下了痛
苦的记忆。在中央集权稳固的时代，比如中共政权稳定的时候，虽然民众也饱受专
制之苦，但是同时也得到了秩序。现在，在地方力量又一次开始出现比较强大的苗
头，因而中央权力出现松弛和失控的时候，人们潜意识中对于那种动乱年代的畏惧
是不是又抬头了呢？
所以，许多人在问：邓小平以后，会不会出现地方割据、诸侯称霸的局面？把
问题想得更严重的人则问：在邓小平死后，中国大陆会不会因为地方力量的强大而
出现分裂？从北京的高官如江泽民、朱熔基，到那些喜欢关心天下大事的平头百姓
，嘴里不说，心里都在嘀咕。所以，当一九九三年夏天有两位来自美国的大陆学者
写了一份十万言长文提出要防止地方力量坐大、要加强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的时候
，不仅马上得到了江泽民和朱熔基的赞扬，而且在社会上和舆论界受到了普遍的重
视。
那么，究竟地方力量现在是不是发展到了威胁中国大陆的统一、会在邓小平身
后形成所谓“尾大不掉”的割据和分裂局面呢？我们在这一章中就来深入讨论这个
问题。
● “分田到户，不要干部”；分权地方，弱了中央
谁都会承认，改革以前的中国大陆的制度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这不光是政
治上的集权，也是经济上的集权。虽然毛泽东也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作为所谓
“十大关系”之一来强调，也搞过一些向地方下放权力的试验，但是，就象一位吝
啬的家长似的，光说给，可是老是不舍得，地方上看得也很清楚。所以，吆喝归吆
喝，在根本上却没有改变中国治下那种高度中央集权的状况。在那个时候，当然不
会有人担心地方割据的出现。
地方力量是在邓小平时代的改革过程中发展强大起来的。改革的早期阶段，主
要内容就是所谓“下放权力”。
当然首先是下放经济权力。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集中在各级计委手里，当然
首先是集中在北京的国家计委手里。财政是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改革的过程中
，为了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这个办法就开始被改变。比如说，实行利改税，
对地方就开始有一些好处。类似当年苏联的余粮收集制，中国大陆过去长期实行企
业上交利润的制度。就是说，不管企业赚了多少钱，最后都归政府。中央政府手里
大企业最多，拿走的钱也最多。想想，政府控制着投资、生产、市场和价格，企业
创造的利润也被国家拿去，多劳不多得，少劳也不会怎么样，企业当然不死不活，
经济怎么能发展上去？实行利改税以后，企业完成法定的税收以后，剩下的利润就
归自己了。这个钱可以用来扩大再生产，可以用来改造企业管理制度，也可以用来
适当地改善职工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这样以来，企业的积极性当然就高了。
同时，中央管理不了那么多企业，许多企业被下放到地方。上面的政策给那些
本来生产条件较好、效益较高的企业带来了好处。因此，象上海那样的工业基础扎
实，技术条件好的地方，就能够得到较好的发展。比较内地，沿海地区都从利改税
中得到了好处。在最初的几年中，这些地方从原来一切归中央所有的沉闷空气中解
放出来，有了相当的生气。
后来实行的累计税又给那些落后地区一定的好处。这个税的征收数量是根据两
个系数统计的，一个是原来的底数，底数越小纳税越少；二是年利润增长数，增长
越快纳税的系数越低。这样就对那些发展不快的地区和刚起步的企业有好处。因为
他们底数很小，增长却很快。于是上海受到一定的压制，而各省的中等经济地区却
得到很快的发展。这些地方，如山东的烟台，广东的潮汕，江苏的苏常，浙江的温
州等，就得到了好处。因为他们过去基础不高，但是又有较好的人文条件，发展得
越快，税率越低，一时得到很大的刺激，工商业发展迅速。
另一个是特区政策。特区政策的结果之一是给那些最先开放，并且得到优惠政
策的地方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这些地方在特殊的税收政策、价格政策、管理方法和
进出口规定中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便首先发展起来。最典型的是深圳和整个广东
省。
从根本上说，地方得到长足经济发展并促使地方势力形成的关键，是汹涌的自
由经济的浪潮。经济的自由带来其他的自由；多大范围内的自由经济，瓦解多大的
集权。在改革中最初实行了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土地使用权的这种变化就首先
瓦解了乡村党支部的权。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分田到户，不要干部。”同样可以
想见，一个乡，一个县，甚至一个省，一个市，他们那个地方的经济的相当大的部
分不为北京的计划所管，只要完成国家统一的税收，一切就是自己地方上的事情了
。那么，这个地方还会亦步亦趋地紧跟北京吗？中央的权力能不削弱吗？
● 分权刺激了各地的经济发展
在自由经济下边，目光短浅的地方政府会迫不及待地从自由经济中捞取好处，
满足地方的发展和官员的私人利益。但是，最终他们必须使经济得到发展，不能杀
鸡取卵、竭泽而渔。否则，他们得不到多少好处。而一旦自己的地方处于不发展地
位，就会受到邻近地区的剥削，资金、人才、原料都会流失，甚至自己的市场被别
的地方所占领。他们为了自己地方的利益，在中央不能帮助他们，各地都“自己的
耙子上柴禾”、“大把抓粮都喂自家的鸡”的情况下，当然会出现保护自己的地方
的空前的热情和勇气。
为什么在权力向地方下放之后地方官员就有动力来发展当地经济呢？
第一，是利益。一旦整个国家的目光不再集中于阶级斗争，而是集中在经济建
设上，那么，谁的地方经济上去了，谁的地位就高，正如过去阶级斗争时代谁会搞
无产阶级专政谁最吃香一样。经济发展了，不仅对群众有好处，对中央有好处，对
自己也有好处。地方官员可以用自己地方的经济比重显示自己的比重，同时又能在
经济活动中得到好处。只要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来：甘肃很多地方的法院没有法庭
，法官骑着毛驴子去乡村办案，而沿海富庶省份的法官享受摩托车甚至汽车，办公
也是坐在窗明几净的法庭里。基层干部是这样，上层也是这样。落后省份的省长、
书记很难进入政治局，那样的机会一般都是被广东、上海、山东那样经济发达的省
份拿去。
第二，是现在的改革方式，摸着石头过河。中央没有明确的发展计划和方案，
不得不扩大地方的自主权。即使有计划、有政策的地方和项目，也还有种种不同的
解释，地方上因此有机会对各种事情与中央谈判和磋商。各地有自己不同的情况，
谈判的内容就不会完全一样，而决定和对策也就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地方的色彩开
始显示出来。
第三，是所有制方面的特点。自由经济即私人的和半集体的经济，能够给当地
官员提供好处，官员当然努力促使它们发展。他们的热情关注，造成了地方政府与
企业的密切关系。国营经济呢？基本上是一种无人负责的所有制，只要中央不管的
，都是地方的。而象农村，农民几乎完全可以不考虑中央的喜怒哀乐，管理权都在
地方。
第四，良好的市场还没有形成。一个和谐的市场将取消政府干预经济的大部分
权力，商品生产将自己遵循规律悠闲散步。但是现阶段中国市场尚未完善起来，这
给权力的作用提供了很大的机会和空间。地方政府的几乎所有机构都能利用自己的
职责方便，取得发展的机会。这种干预和过去那种完全计划经济管理下的工作惯性
不同，后者消极，前者积极。
第五，分权促使地方官员获得企业家的身分。市场经济的竞争，如今差不多就
是地方的竞争。谁争来最多最大的项目，谁争来投资和技术，谁有能力扩大市场和
利润，谁就是英雄。官僚成为资本家，资本家也就是官僚，地方在这种结合中获得
蓬勃的发展。
第六，地方干部大都出身本地，促进了地方的发展就会在舆论上得到好处。很
多官员满足于个人建功立业，在老百姓中千古留名。这个新文化现象正在操纵舆论
，向良好的方向发展。
这些好处，吸引了地方官员大力发展地方利益。
地方利益获得最大发展后，越来越看见这个整体的很多矛盾和漏洞，就开始琢
磨体制改革。如果整体的改革能够进行，没的说了；若是总体改革没有希望，而自
己还有可能被人家拖下去，他们就会在自己地方先搞试点。地方就会更加强大起来
。
这样的情绪是由于利益形成的，同时又会形成半文化类的思潮。地方官员在普
遍的民众情绪下，会有以发展地方为荣、只跟中央为羞的心态。而自由经济所产生
的政治代理也逼迫地方官员努力照顾他们的利益。上下结合形成的压力，进一步促
进地方意识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地方主义是富有建设性的。所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
改革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政治学学者郑永年把它称为“建设性地方主义”。当
然，它也有破坏作用。它在释放其能量、积极建设地方、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社会
生活的自由化的同时，也破坏了原来的中央集权的无孔不入的控制。
● 当地官要巴结当地人
毛泽东的中国，对干部的管理比秦始皇还厉害。朝任夕免，没有敢吱声的。
现在不行了。地方开始照自己的喜好产生官员。只是紧跟中央走的人不香了，
他们没有基础。
一九九二年，浙江省选举省长，中央提名的候选人、原任省长葛洪升出人意料
地落选了。当选的是原来排名最后一个的副省长万学远。万原来是上海市政府的秘
书长，外人会以为他是江泽民和朱熔基派到浙江来的，所以才会这样的故事发生。
可是，了解内情的人却说，万在上海并不怎么受重用，因此给发配到浙江来。这次
选举，完全是浙江当地的中层干部对葛不肯照顾当地利益、只会跟着中央表态的那
种表现不满，才选了万来接任。
无独有偶。差不多就在同时，在西南的贵州省也发生了类似的故事。原任省长
王朝文是苗族干部，能力不强。而大凡能力不强的干部都是喜欢只跟着上面的指示
办事，不可能有发展当地经济的胆略和维护地方利益的魄力。于是，王省长也落选
，当选的是从北京发配到这个夜郎国来的前轻工业部副部长、现任副省长陈士能。
这样两个省的选举结果最初都很让北京为难。痛痛快快地承认选举结果吧，不
免就助长了地方的自立倾向，等于承认地方可以不听北京的招呼自己决定当地的最
高官员；可是，好象也不能不承认当地的选举结果，否则乱子也不会小。稍有拖延
以后，北京还是在这两项地方自行决定的重大人事安排上点头了。
山西选举省长也一样。那是一位中央派出的省长，到山西以后，很多人以为他
会压山西跟北京。山西人代会之前，大多数代表就商量好了，如果新省长那样干事
，在会上就不选他，叫他好看。可是，这个新来的官一到山西，就根据山西的情况
说话，连北京的指示也一再折扣，做得比山西人还好，从而赢得了人民代表大会的
肯定。在山西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他去北京开会了。会上，传来他在努力维
护山西利益，与中央艰苦谈判的消息，代表们纷纷称赞。虽然他没出席会议，还是
当选为省长。
地方官因为不被下边代表喜欢而落选的，大有人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代表大会
，就按照选举结果上报。中央虽然希望自己推荐的人都能选上，但是发现推荐的人
真没人拥护，他们也没办法，只好认可地方上的民主意见。
无疑，这个苗头既是地方力量增强并开始具有自主意识的表现和后果，反过来
又会极大地鼓励地方的进一步的自主意识，加强地方力量。这样当选的地方官员，
当然要特别照顾当地的利益，其行为准则就不再是仅仅根据中央的指示办事了，政
治上自上而下实行控制的机制就不那么灵光了，而自下而上的机制就开始成长起来
。可以想象，这样的事例也必定会给其他地方的官员很强烈的思想冲击。在这个意
义上，地方势力的发展已经从单纯经济的意义开始转而具有促进政治改革和民主化
进程的意义了。
● 地方诸侯拥金自重
有了这样的基础，地方官员在中央面前的气就比过去粗多了。这个粗气，主要
还是财气。
过去的诸侯拥兵自重，现在的地方官拥财自重、拥金自重。
为地方理财，为一方人办事，成为他们的重要目标。
以往，中央在财政资源中占的比例已经够多的了。在中央支配的全部财税收入
中，中央本身所征收的税收比例越来越大。从一九八一年的百分之二十点六增加到
一九九零年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三。这就等于硬性地将许多地方的利益直接转给中央
。
另一方面，中央的赤字早已依赖下边来解决，地方上说话硬多了。一九八一年
，中央政府的支出就相当于它所征税的百分之二百六十二。这意味着那些超出的部
分要从地方上要钱补上。过去每到重大节日，中央主要领导人四出过年过节，其中
很多人是兼着到地方打秋风的任务。一般地说，邓小平、陈云到上海，叶剑英、王
震到广东，都是要钱的。作为地方人民，当然是白白损失血汗，不会同意拿这个钱
财的。但是地方官员会从这种桌子底下的交易中得到好处，所以乐意上交一些。
到底各地在这种交易中向中央提供了多少临时援助，没有一个总的数字。据说
，邓小平到上海过年，曾经一次索取过上海市用来发展地方事业的款项十亿元人民
币。可以推想，到广东的也不会空手回来，即使没有上海那么多，也不会少到哪里
去。依此类推，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央首长”不到甘肃宁夏过年的原因了。
那里太穷，佛面上刮不下多少金子来。
现在，情况则有了一些变化。直到一九九零年，中央政府的开支才降低到它所
征税的百分之九十六。这不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开支减少了，而是因为中央直接征税
的比例扩大了。
相反地，在这个时期，即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零年，地方所分享的财税却从百
分之七十九点四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七点八。这个变化说明：一，地方从国家统一税
收中得到的实际好处越来越少。二，既然给地方上的财政收入少，但是地方经济还
是热气腾腾，说明地方对中央的依赖少了，独立性增加，实际开支也增加了。三，
地方对于自己挣的钱越来越多地被拿走有所不满，因为中央政策是谁肥割谁的肉，
实行鞭打快牛、响鼓重敲的政策。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的研究指出，在改革中，中央经济能力下降，
而地方财政实际收入在不断升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工业增长对财政收入的
贡献作用下降，大量国有企业的亏损使得中央花的钱不产生利润，而地方上的财政
投资所换回来的利润远比前者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提高财政贡献的比例不对应；
各地五花八门的减免税，使国家那一份税收名正言顺地流失，但是地方上却变得肉
肥汤肥，普遍的偷税漏税也造成国税流失。
这样的财政现象导致的结果是：投资急剧膨胀，各地拼命花国库的钱上当地的
项目，表现出相当强烈的投资饥渴症。消费急剧膨胀，企业吃光分光滥发奖金实物
等现象风靡全国。经济出现周期波动。连年财政赤字增加。中央控制经济的能力逐
渐削弱，地方势力成长起来，产生了诸侯经济。
这个形势是几年来的定式了。面对大大弱化了的中央财政，为了加强中央的控
制能力，一九九三年朱熔基上台后，千方百计收回中央资金，扩大中央直接调控的
能力。即使中央政府此次能够收回投资，将金融系统整理个差不多，财政趋于平衡
，也仍然难以解决以后的问题。一种制度一旦诞生，就有他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欲望
。简单处置，一味扼杀，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当然，在中央统一管理的干部制度下边，目前当然还不会出现地方上硬顶硬抗
北京的局面。可是，也正是因为在那种一向严厉的人事制度下，发生地方与中央口
径不一致的现象才特别值得重视，也特别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
被严厉的人事制度和党内组织纪律压制的不同意见和反抗情绪要远比看见的更多、
更严重、更复杂。
过去，最明显的几乎只有上海地方对中央有意见。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
个异数，确实受到长期的压制和剥削。文革时期，上海上交税利曾占到国家财政总
收入的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而上海自己几乎没有余力从事最基本的公共建设。上
海人经常说：我们没有房子住，因为钱都被北京拿去了。
现在，地方就不仅仅是这样发发牢骚了。他们要争取自己的利益。一九九零年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李鹏要求地方支援中央，以大局为重，进行紧缩和整顿，而
且批评了地方主义。而代表广东出席会议的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和来自山东的
新任省长赵志浩当时就把李鹏顶了回去。叶选平父荫广大，在政治上有很强的势力
，也许可以和李鹏顶嘴而并不怕事。可是，连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省长赵志浩也勇于
维护地方利益，当面与当时炙手可热的李鹏唱反调，这就说明问题绝不仅仅是个人
品性豪爽或者政治后台强硬的因素在起主要作用了，更重要的是地方利益已经促使
地方官员能够在重要政策问题上敢于提出与中央不同的意见，对地方经济的损失的
后果已经远远大于沉默所得到的好处，因而他们才慷慨陈词，不那么斤斤权衡个人
的得失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当然觉得头疼。
● “放水养鱼”与“拼命捞鱼”
北京现在对地方的政策，应当进一步完善。不确立一个地方法规，要钱时总是
一个一个地敲打，不仅累，而且不公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作法，数字是北京
根据各地产值利润随时变动的。一个一个敲打的作法，其实是一个有钱多交、没钱
少交、鞭打快牛的政策。
这个政策的另一特点是：越是富裕的地区，上交的多，而得到越少。原因是因
为你们富足，有钱，不用中央照顾。地方觉得自己搞得好，不仅不能得到更多的好
处，还要把钱财交给上边，当然有意见。穷地方认为吃富庶地区的蜂蜜是理所当然
问心无愧。所以说，中国虽然“有特色”，但是还是“社会主义”。
所以在富庶地区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当上边要求他们多收税时，他们就故
意不努力。反正收的税再多，地方上也拿不到多少好处。他们故意放松税收，让地
方企业自我消化资金和利润，发展生产，扩大投资，到年底收支平衡而已。这就是
大陆富裕地区普遍流行的所谓“放水养鱼”之风。地方努力让“肉烂在自己锅里”
，不让中央拿走。
地方为什么敢于这样做，也是因为富裕。他们除了要公道的（如果不能特殊点
的话）政策外，不需要中央；可是穷地方就不行，他们靠中央给钱。他们吃补助，
中央给的是定额，另外的部分靠他们收缴。所以他们在税收上都很积极。这就是所
谓“拼命捞鱼”。
各地即使陆续都得到某些优惠政策，也仍然对优惠政策不高兴。不平等的税收
制度正在损害地方的积极性。上文提到的事实，苏州和佛山产值、人口都差不多，
可苏州上交的税收是佛山的八倍，而宁波市和广东省情况相差悬殊，可税收指标一
样多。这怎么能叫非特区的地方服气？所以，当中央征税时，这样的地方放水养鱼
是可以理解的。
各省市对北京的宏观调控，虽然不公开反抗，但取消极态度。因为调控要从发
达的地区抽血供养亏损企业，要将有效益的资金抽取到无效益的企业。山东、江苏
、浙江、福建、湖北和两广，这样的地方就不高兴。据说，姜春云就公开发牢骚指
责这个政策。他们的理由是：“无论怎样，发展经济是根本，是基本原则。如果把
钱都抽走，我们还发展不发展？不要动不动就是地方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看，现在中央进行的宏观调控，到底能够收效多少，还是个问题
。
● 地方力量已经大到威胁统一了吗？
地方势力表现在什么方面，力量有多大呢？
广东地区近年来发展最突出，地方色彩也最浓厚。在广东工作的官员，只喜欢
进去，不喜欢出来。八十年代后期曾经传说过：叶剑英父子在广东的势力太大，是
一大诸侯，有可能分裂。当时很多人不相信。可是不久就发现，中央真的采取了一
些措施：北京要调走叶剑英之子、当时的省长叶选平。但是，叶选平不愿离开广东
。后来，中央给他一个政协副主席的显赫位子，名列“国家领导人”。可是，叶还
是人在北京心在粤，甚至经常是乌纱帽在京人在广东。在中央政策有损于广东经济
的时候，他会照顾广东的利益，为广东说话。一九八九年的紧缩政策中，广东就发
明了“遇到红灯绕道走，遇到绿灯快快走，遇到黄灯装不懂”的对上政策。后来这
个口号被介绍到各省去，全国都学广东的经验。
福建地区也在形成一个独特的利益地域。福建近年来利用与台湾的关系，吸收
大量投资，使地方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这类经济从中央政策中获得很大好处，如
三年免税两年减税等，但是收益主要在地方。无论是官员得到贿赂也好，一般职员
拿回扣也好，职工的工资得到提高以及剩余农村劳动力得到就业的机会，都是好处
。地方经济圈的形成，也出现了地域性的利益网络。他们在地域文化背景下形成了
体系。可以设想，如果大陆和台湾打仗，首先是福建不高兴。
确切地描述地方力量与中央力量的比重很难。应当说，现在的地方已经从过去
那种唯命是从唯命是听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了。地方上有听命中央的事情，上边也有
必须与下边商量的事情，不再是一头过沉一头过轻了。地方势力处于日益明确的利
益关系之中。他们不故意得罪中央，甚至会故意讨好中央，但是目的是保存自己，
扩大个人的和地方的利益，使所在地方的力量更加强大。当中央的声音不那么好听
的时候，他们会装聋作哑，或者软顶软抗，且待明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正
常的情况下，地方势力不会公然和中央对抗。一是因为地方的经济和财政虽然有点
壮大，但是政治上仍然是虚弱的。二是在中国那种政体下，地方没有军事力量的依
托，所以不能公然和北京唱反调。
总的来说，在目前阶段，过分夸大地方上的力量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然，如果中国具有某种机会，中国会出现地方势力威胁北京的局面。八十年
代中期，广东曾经以特区的理由，要求发行自己的五百元和一千元面额的人民币，
而且实行了几个月。后来发现太地方化了，不得不取消。九十年代最初这三年中，
特别是去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各地嫉妒广东、深圳从中央得到的那些本来谁都可以
得到的优惠政策，纷纷叫喊自己特殊。在中央迟迟不给他们政策（只给了“不管姓
资还是姓社”这么个精神）的情况下，各地自己制定了一些土政策，刺激经济的发
展。对有些在市场经济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东西，只要不损害地方利益，他们也不管
不问。比如对各地的走私地方政府都睁眼闭眼地，瞎子放驴——随它去。
地方上已经敢于这样：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任凭北京雷鸣电闪，下官这里风
平浪静。
● “地方话”之间是否讲得通？
山东、浙江、江苏的情况大体相似。他们本来没有广东那样的优惠条件，而且
在八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还没有普遍觉醒，有时省里会协助北京批评自己地方内
的某个地区。比如，浙江曾经批评过温州。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那种根据僵化教
条产生的指责，不仅没有好处，也没有意义，更没有群众基础。于是，江苏拒绝对
自己乡镇企业施加压力，山东对沿海的走私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很多内地省份对沿海省份的发展不服气。在所有那些或者合理或者不合理的怨
言中，至少有一条是真实的，那就是走私。无论是广东、福建，还是山东或者浙江
，都有这个问题。山东的海洋捕捞本来是相当好的，后来走私南韩的“现代型”汽
车，渔船都不打渔了，而到海上做走私生意。在国家进出口机关未曾写下一辆南韩
“现代型”汽车进口批单的情况下，山东、江苏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南韩汽车，逼迫
北京不得不下达全面禁止南韩车挂牌子的指令。据说，山东省长赵志浩可能要受到
降职处分。可是，山东的、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官民都一致拥护他，他还是继续当选
省长。中央不准这种车子上路的命令也形同虚设，地方上并不照章办事。这种车很
快就改头换面，招摇过市了。北京无法，只好装聋作哑。各地也叹息，只好自己寻
找自己的邪门发财。
上海地区底子雄厚，一旦获得平等政策，就会立竿见影。近年上海的建设速度
明显提高。浦东开发吸引了许多国家的大企业。上海的地方主义比较精明。从历史
上看，那里的官员不会和上边顶，而会向上边讨价还价。邓小平多次到上海过春节
，几乎每次都向上海财政“打秋风”——抠一些钱支援北京。上海满足了邓小平的
要求，邓小平给他们好处：江泽民当上了第一把手，朱熔基当上了实际的总理。上
海官员以地方收入为武器，得到了全国的权力，反过来又给上海以好处。
东北地区有一首有名的歌谣：“广东靠中央，山东靠老乡，福建靠国民党，东
北靠毛泽东思想。”这是东北地区因本地国有大企业太多，计划经济发展空间有限
，自由经济和市场受到抑制而发的怨言。近年来黑龙江、吉林、辽宁都在谋取自己
的特殊政策，不仅在内部经济方面放手搞活，而且积极开展与俄罗斯、日本、朝鲜
的边境交易。文化上被视为“傻大黑粗”的东北人，一旦干起来，比老虎还凶。东
北正在形成自己的地域系统。
中原地区在急起直追，努力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保护和发展地方事业，等于给
湖北立起来一张天王伞。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埋怨中央没有及时给湖北，给中原地
区特殊优惠政策，现在说武汉比“特区还特”，显示湖北及中原地区将在未来几年
内有所突破。这种突破也就是地方利益的疯狂增长。
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状况的差距拉大，可能会导致地方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最先表现在省际不合。如当年江西和湖南不准粮食流向广东，他们在边界
设卡阻拦，昼夜值班，发生了很多冲突。他们埋怨广东以高价收买他们的粮食，而
自己注重工商业的发展。可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这些比较落后的省份不再
拘泥这一说不清楚的争论，改为放手走人走粮，怨言只是对中央和中央政策的。他
们唯一的选择是利用自己地方的优势，发展地方经济，以免邻居的剥削。结果，这
个不平衡反而刺激了地方势力和地方意识的增长。
中央集权，曾经完全泯灭了地方发展的可能性。如今的放权，成就了地方发展
的美好前景，也造成了中央对诸侯成长的担忧。现在的问题是：中央能够容许地方
走多远？诸侯是否真正长足了身量、力量和胆量？
● 诸侯是否有胆称霸一方？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在什么形势下容易形成割据。
辛亥革命以后，分权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主题。各级地方精英都从
共和革命中获得好处。他们在革命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仅努力从集权中摆
脱出来，而且希望能够阻止中央集权再现。那个时候，国家成为一个非常脆弱的妥
协体。军事强人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企图改变那种群龙无首的状态。但是他没有
新的体制理念和知识，甚至也没有操作常识，所以只好拿出传统的当皇帝的办法来
搞中央集权，结果是失败了。
在清王朝覆灭以后的那几十年里，中国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之中。北伐战争胜利
后，中国在蒋介石的军事专制下算是勉强完成了名义上的统一。但是，他既无法真
正统治整个中国的国土，也没有力量将权力的控制推行到社会的基础层次。农民的
民主主义和后来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民族主义，使他的政权无法笼罩整个中国，直到
后来被毛泽东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所打败。
毛泽东追随苏联的经验，建立了一个霸权政体，非常有效地控制了整个社会。
可是，积累几十年的经验，这个集权的国家终于慢慢承认：没有地方组织的合作，
中央政府不可能很好地将其职能贯彻下去。所以，一旦政治上稳定了，这个政体就
希望搞一点分权；可是又总是才要分权，就以为天下马上会大乱，还得赶快收回来
。虽然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但是地方和中央的这个悖论关系却没有真正解
决。
邓小平实行的政策比前面那几个人高明一些。他基本上是把地方作为一个利益
代表。中央政府与地方通过逐个地谈判，让地方在代表国家行使职能的同时，既能
获得自己的利益，又不损害中央的利益。无论收紧或者放松，都是利益比例的讨价
还价，而不是象毛泽东担心的那样：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毛泽东的夹生饭差不多
被邓小平做熟了。这是邓小平的伟大功绩之一。他的政策使中国政治在这方面大体
逃出了要么拉肚子要么便秘的尴尬处境。
正如上边我们谈到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情况：地方势力在抬头。但是这个
势力现在被人说得太大了。相对于地方对中央的威胁来说，北京现在拥有更多的更
有效的手段打击地方。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外，其他省份很少具有要求独立的政治和
文化条件。肯定地说：在正常情况下，地方现在不会和北京发生激烈的冲突。原因
是，中央还对地方有很严密的政治控制，地方在军事上没有独立的权力。北京如果
在经济上围剿某个省市或者地区，仍有相当的手段。除了这些以外，民众的情绪也
还没有达到希望分而治之的程度。这些都是客观事实。而地方干部呢？现在掌权的
一批，都还不具备独立称霸的政治胆识和个性力量。
但是，这并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即当北京的中心权力削弱，社会失去一个各
地普遍接受的裁判时，有些地方会自行其是。自行其是的内容和顺序应当是这样的
：要求自己独立的贸易政策与具有特殊成分的货币政策；要求独特的财政提成和更
多原国营中央资产支配权；要求自己的立法和司法权力；要求独特的新闻和文化政
策；要求除了外交和国防以外的所有国家权力。
两种情况会促使地方独立：一是中央过分纵容地方势力，地方自然坐大，到时
候想管也管不了了。第二，中央政策太叫地方过不去，地方也会有所反抗。
邓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保持着最高的核心权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无论他是
迁就别人的意见还是自为自作，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下台加强了邓的权力凯撒形象。
在他活着的时候，人们不敢侧目。但是当邓小平去世，权力出现真空或者半真空，
威望尚不足以服众的新领导人将没有权力制控能力。但是，这种因为某个人的去留
而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很小。地方势力的要求，主要看当地和全国的政治情势和经济
利益。只有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国家分裂的问题。
● 目前应当加强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吗？
但是，北京似乎已经对于地方力量的发展有些坐立不安了。江泽民明确地说，
要提防有人“坐大”。至少，北京是被没有钱的日子弄急了，于是眼红地方的腰包
。从１９８９年，就不断有人主张扩大中央的财税权力。可是，“又要马儿跑，又
要马儿不吃草”，这种好事哪里会有？争吵了好几年，最后还是要承认地方的经济
利益，顶多是推行分税制，把中央和地方的不同收入制度化。这与其说是加强中央
的权力，不如说是认可地方的权力。在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得以共享税收。
当然，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力的思路仍然在发展，并且受到北京高层领导人的重
视。我们前面提到的两位学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留美中国学者王绍光和国内学
者胡鞍钢，就针对地方权力在加强的现状，提出了加强中央政府作用的建议。他们
不仅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而且特别主张中央政府要发挥多种职能来
引导市场化转型。这些功能既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派强调的维护法律与秩序、捍卫国
家主权、界定产权、监督合同实施和维持货币价值等作用，也包括在市场失灵时干
预市场的作用。后者包括：提供公共财产；维护宏观经济稳定；限制垄断；在市场
、信息、和经济外部性很强的领域进行经济引导；对收入进行适度再分配。
在目前的背景下提出这些观点，根据这两位学者自己的透露，是为了要防止中
国大陆在邓小平身后出现地方诸侯搞分裂的局面。他们是在用理论的论证来强调一
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看法：中央应当收权。所以，王、胡的建议受到江泽民、朱
熔基等的重视。
但是，王、胡的建议也引起另外的不同观点。这些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的
地方力量的发展还没有到这样危险的地步，而更多地是具有正面的促进经济发展的
功能，同时具有改造现行制度的效用。在旧的专制集权制度还具有很大的力量的时
候，中央政府集中了权力以后，很可能不去发挥对于市场的建设性补充作用，而是
遏制经济的发展，会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也会继续扩大中央官僚机构的挥霍，等
等。一种意见认为，无论如何要先稳定地发展起来，即使中央政府因此获得更多的
权力也不要紧；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央的控制和搜刮必将蹂躏地方经济，为渊驱鱼
、为丛驱雀，到头来中央也会自食其果，因此在地方和中央关系上应当全面考虑。
理论争论是没有结论的。关键是看现实。
中国大陆的现实已经表明，权力的严重倾斜对稳定与发展都没有好处。
● 什么地方可能发生动荡？
邓小平去世后发生动乱，可能是这样的：中央用计划的办法，向下边收很多税
；而地方财政又没有多少好处，地方即使抗不了，也不会积极协助。如果因为地方
和人民负担太重，人民就会发生反抗，地方官员可能故意不管，让群众直接和中央
对立。这样，中央还得请求地方出面解决，还得让步。如果镇压，就会出现暴君和
暴民的直接对抗，就会天下大乱。
广东与深圳最有可能反抗北京的经济剥削。
地方上最易形成独立力量的，是广东。一是因为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远远
超过内地其他大多数省份；其次，它受香港的影响，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和香港接近
；第三，经济势力强大，有组织军队抵抗中央讨伐的能力。所以，一旦有分裂的可
能，这个地区将首先在政治上有新的口号。另一个原因是，广东地处中国大陆最南
端，比中原地带更容易独立，不大会受到多方面的夹击。
但是，正因为如此，中央政府会特别加强对广东和深圳的控制，会在军事上给
予强有力的监视。广东人近年来尝到了不问政治安心发财的甜头，一般不会有强烈
的政治行为。反过来呢？正因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里的人更加追求自由、公平
和公开，更难以忍受封建的家族式管理，一旦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失，生活
落差太大，而且不反抗就看不见前途，他们也不会犹豫。
虽然南方人比较温顺，不如北方人暴烈，但是，古典式的起义多数在北方，近
代的革命则主要在南方。如太平天国运动，如辛亥革命等。中国南方自从近代以来
，较早地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经济上又比北方发达，很多华侨的出入往来也影响
了南方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比较起来，南方更容易发生动荡，更可能较先提出
新口号。
如果动荡发生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香港会积极参加广东的变动。他们会在金
钱、技术和武器上帮助广东，甚至会联合一体。而且湖南和广西人，也极有可能和
广东人一起起事。
第二个地区是山东。
山东近十几年来的经济发展，实际上不亚于广东，但是山东没有那样早那样全
面地享受中央对广东的优惠政策。现在的业绩是靠自己干出来的。山东在九十年代
的实力将高过广东，这是很多人的看法。另外，山东的地理位置好，东靠大海，有
南韩为邻居。南接富庶之地江苏，西面依靠太行山。交通方便，有陇海、京沪、京
九三大动脉。山东人豪侠好斗，历史上讲究江湖义气，讲究建功立业，多慷慨悲歌
之士，智勇双全之人，一有咽不下的气，就拔刀相向，不怕伏尸眼前流血五步。山
东人口将近一亿，如果加上河南江苏的一部分，就有两亿人口，几乎占全国的五分
之一，是个具有称雄霸道占山为王的地方，而且具有一定的战争资源。
也正因为山东的地位重要，而且一旦出事，北面将直冲京城，战略影响太大，
中央不会放过山东，掉以轻心。济南军区本来是个小军区，但是并没有撤销，就有
这个原因。如果山东起事，并且得到山西、江苏、河南的支持，中国的局势就将出
现另一景观。山东一乱，全国不安。
福建不会乱。虽然福建人也具有很强烈的斗争传统。但是乱起来会吓跑很多台
湾外资企业，大大影响他们的经济。而且动乱不一定就能给福建带来更好的未来。
权衡利弊，福建人不会特别热心于独立。他们会在安静中发展，在动荡中旁观。而
且，为了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大陆在福建布有重兵，军事工程也是多年经营，这
些都是福建人考虑到了的。
东三省，曾经有过长期独立传统的东北（金国、鲜卑、满洲、奉系军阀）会不
会自成一国或一个独立的邦？这要看大陆中央政府的衰弱程度。东北是汉人的最好
的殖民地，东北人比较内地人来说，更多些冒险精神和开拓意识。如果北京政权瓦
解了，东北肯定会自成一体。但是东北人可能更需要联邦式的政治制度。因为一旦
东北独立，日本和俄罗斯就可能插手，有被外国吃掉的危险。东北工业基础好，农
业不错，人口密度没有华东华南高，独立后会有很好的发展。
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信息是，俄罗斯之东西伯利亚要求从大俄罗斯独立出来，那
样，东亚的政治地理将发生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即使中国不公开表示，至少
不应当阻止这种趋势。如果俄罗斯的东部独立成为国家，远东将是一个全新的格局
。这个格局如果形成，对日本对中国都有好处。他们面对的将不是一个过分强大的
军事大国，各国之间出现了理想的缓冲地带。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历史悬案将容易
得到解决，日本对东亚的渗透也更容易。那样，东亚将成为日本人梦寐以求的共荣
圈。
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将对东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里可能形成一个世界最发展的地区。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地方力量也可能称
霸，东北也许会积极地要求分离出去，加入一个新的家庭，甚至可能不是中国人占
优势的家庭。
东北是中国最好的重工业基地之一。中央不会轻易放过的。尤其象辽宁这样的
省份，就象中国的胸骨一样，中央政府怎么会放弃呢？如果要东北在中央的集中领
导之下，就要积极想法解决辽宁以及整个东北的大量国有企业生产效率问题和财政
收入分配问题。东北为其所困，中国为其所困，不仅影响今天的发展、将来的繁荣
，也影响东北的安定。中央捆着它们，它们依赖着国家，总是输血，总是不死不活
。
云南和贵州，以及四川，不会独立。甚至上海也不可能独立。前者发展不够，
后者已经接受了一种特别的文化。上海会在动荡的形势下找到最好的生存方法，地
域上的中间部位使它不敢妄为。上海人的斤斤计较和胆小怕事决定它不会为人先为
人后地去冒险做事。在别的地方发生激烈的严重的地方割据时，上海可能会面临严
重的经济负担问题，因为它要寻求中央保护，中央当然会多向上海要钱财。如果内
战持续时间太长，上海可能会不耐烦，也许会找到一个保护自己的新途径，比如，
要求北京接受他们的建议，调和各个冲突主体的矛盾，达成妥协，建立联邦制度等
。
所以那时，上海可能充当中央和地方的调解人。
● 诸侯称霸与联邦制的产生
最有可能出现的是随时发生的区域性地方斗争。这是由于计划经济卡市场经济
，死体制区卡活体制区，以及穷单位老吃富单位等。那就会产生类似蚕茧大战、粮
食大战这类事件。
只有建立一个和谐的市场，才会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中央消除乱的因素有两个手段：政治上的预防管理，军队的及时镇压。
这样维持下来的政权，将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架子，而且和可能是个军政权。军
政权可能还不如现在的寡头政权更积极于建设。人民的生活将更不安定，更不自由
，而且继续积压危险。
就中国的文化传统看，人们的统一意识还是很强烈的。地方割据不会受到非常
普遍的欢迎。边疆独立，沿海不高兴；沿海独立，内地不高兴；被外国所牵引，必
定受人牵制；为小地盘一时好处，可能将来吃亏。很显然，象美国这样的大国，是
希望所有的国家都分成小国的，那样它就可以纵横驰骋，所向无敌，更加目空一切
。实际上欧洲就是饱尝了小国的滋味才联合成为共同体的。中国人应当记得历史的
教训和现实的警告。
最关键的是市场要求。每个地方都在另一地方具有利益，无论是原料的、资金
的、技术的或者是市场的，都会帮助消除地方割据问题。一个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
需要尽可能同一的没有关卡的地域。商品经济和市场就如同溶剂一样，能够消化地
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的矛盾，使中国的事情向好的稳定繁荣的方向发展。
地方的称霸即使不能成功，放水养鱼的政策即使被禁止，某些官员间或受到罢
免，中央对地方的让步也会同时进行或者稍后进行。这个结果有利于向联邦制靠近
。
在中央集权的国家里，除了中央是实权，地方上没有权力。中央一夜之间可以
罢免所有的地方官，并且派出不同的官员。但是在地方经济走向自由化的时候，中
央不仅不可能有这样的权力。即使有，这样做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派出的官
员必然还是和罢免的一样无二致，除非他们不想开展工作。
分税制实行，就是以法的形式规定中央和地方享受的财政权力，这必然导致政
治上的进一步分权。在中国这种文化背景下，善于变通的行为哲学将进一步导致地
方的力量壮大。分税制必然导致分宪制。地方将在国家立法方面享有更多的发言权
。
这样，就基本具备了联邦制的条件。
● 联邦制是一条出路
最先由发达地区倡导的联邦制将受到重视，开始讨论。经过相当一些波折，最
终很有可能将现在的国家体制变成联邦制。那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家拥有军事、
外交、国土规划等权力，而地方则相对独立，并拥有征税、教育、交通和邦内规划
的权力。
国家仍然是强有力的，因为他的财政收入还相当高，而且有国有大企业作为后
盾。依法进行的财政收入可以开办国家认为必须进行的事业。但是，有一点，它的
财政还是必须靠地方政府的代为收税。所以它也不能藐视地方。据普林斯顿大学政
治学博士郑永年的研究，大陆中央政府因为没有及时注意到地方放水养鱼的问题，
也没有注意到地方上应当得到的财政利益，一味要税，结果，财税资源在国民总产
值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１９７８年占３１。２％，到一九九零年下降到１８。
７％。同时，中央政府又不能有效地减少开支，以至造成财政赤字不断扩大。
分灶吃饭，将保证地方在税收上的利益比例，地方如果不完成国家财政指标，
自己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失。这个相互妥协的结果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进步，它将促进
社会政治的演变，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给人民带来更好的前景。其意义现在还不能
完全看清楚。
地方上没有军事力量，对稳定是一个好事。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地方上也可
能获得军事力量。在如下集中情况下，军队可能会主动与地方结合一体：一，单纯
靠中央政府的军事拨款已经无法满足军队的基本需求；二，各个军区之间由于地域
经济的作用而出现了装备和生活待遇上极大的不平衡；三，当地民心严重地影响着
军心；四，军区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性结合已经不存在法律问题和制裁力量。那时，
地方势力和军阀就会出现。一旦军阀出现，很多事情的解决就往往会诉诸武力。那
样，军阀混战的局面就将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已经说到内战的话题上来了。邓小平一死，中国是不是就要开打呢？这个问
题是不是故意耸人听闻，得先研究和分析了才能下结论。
—·—·—·—·—·—·—·—·—·—·—·—·
六、会不会发生军阀混战？
毛泽东死前不久，曾经把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上海纺织工人王洪文和当
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找来，问他们两人一个问题：我老毛
死了之后，中国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毛头小伙王洪文一口官腔，回答说：“全国
人民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泽东不理他，转向
邓小平。邓小平老谋深算，缓缓开腔，一语惊人：“您身后中国将发生军阀混战。
”毛泽东深以为然，于是马上召集中共当时的十大军区司令员集会，亲自指挥他们
唱老毛用以号令军队的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中第一大纪律就
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唱完了歌，毛泽东亮出用意，发布命令：将这十大军区司
令员统统调离原来的岗位，除了身边警卫之外不准带一兵一将，迅速到新的军区上
任。
这一招是否真的能够制止政治强人身后发生军阀混战呢？反正，在毛泽东去世
后，中共虽然发生了严重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危机，但是并没发生军阀混战，甚至连
各地军头拥兵自重的情况也没出现。开始是华国锋顺利地得到各地党政军领导的通
电支持，然后是邓小平在军队支持下重新出山执掌大权。
现在，邓小平又快死了。那么，在邓小平身后，军队会不会出现当年邓小平自
己所预言过的事情呢？既然邓小平当年曾经提醒毛泽东在他身后中国有军阀混战的
危险，现在邓小平在临终之际又会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最后，邓小平
的措施在今天还能不能管用，能不能真的防止军阀混战呢？
这也许算得上是目前中国政治中最严肃、最危险、也最为火药味十足的话题了
。
● 邓小平在军队的势力
大浪淘沙，人事变换。毛泽东死了以后，军权弄来弄去最终是落到了邓小平手
里。
享有深厚军队资历、而且很有政治手腕的邓小平，自然就成为控制中国政治关
键的天王老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都知道毛泽东总结的这句中国政治的
秘诀是很有道理的。所以，邓小平可以不当中共党的总书记，可以不当国家主席，
也可以不当中共的顾问委员会主席，但是他轻易不肯把中共军委主席这个位子放下
来。到邓小平完全放弃了一切正式职务的时候，他又靠什么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发挥
决定性的影响呢？其中一条，也是因为他在军队中有最大的势力。
和绝大部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一样，邓小平也是在战马上走向北京的，可以说
是“马背上的政治家”。所以，他和军队的渊源很深。他和中共元帅刘伯承共同领
导的刘邓大军，也就是中共的第二野战军，是中共夺取政权之前四支主要武装力量
之一。这支军队曾经转战中原和西南的广大地盘，势力范围不小。
邓小平的二野和陈毅的三野曾经有密切的合作。这样，邓在中共的另一个四分
之一的军队中也有影响。邓也和聂荣臻合作过。聂曾经是中共在华北地区的最高军
政长官，主要影响在华北。现在北京军区的根底就是聂和三野的部队。
就邓小平的直接影响看，他在中原、华北、西南等，都有很深广的军事势力。
第二野战军构成他的基础力量。同时，邓小平在中共建国以后几乎一直在军队中兼
有高级职务，所以他的影响又不仅仅在一个区域一支部队。受他影响并和他有渊源
的军队高级领导深入到中国军队的各个部位。比如说，邓小平不仅在文革以前担任
中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而且，在文革中被打倒多年之后，当他一九七三年得到毛
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任重新出来执政时，马上就在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同时兼任
了中共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并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据说，邓小平这个人特别反对搞宗派，拉山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在军
队的影响就会更加深广。他会团结各种派系、各个山头的人一起做事。也许正是这
个原因，他在军队的名声不错。
而且，邓小平对于过去自己的军内部下是相当念旧的。所以，在军人中，有没
有和邓小平的历史渊源，政治命运就会非常不同。比如说，当年文革后期的北京军
区司令员陈锡联曾经镇压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又是华国锋的所谓“小四人帮
”成员，本来在邓小平重新执政以后应该是要倒霉的。可是，他早年曾是刘邓二野
的一员悍将。所以，邓上台后，在文革后期有类似背景的人在政治上都不行了，可
他还是能当中共顾问委员会的常委，在政治上有一席之地。
即使是在现在的中共军委的各总部之中，邓小平也依然广有羽翼。总参谋部是
解放军的最高司令部，在中共军队建制上排列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之前。那里目
前也是中共“太子党”集中之地。高干子女在总参挂个师长、军长级头衔的难以计
数，仅兵团级就有四、五人之多。如动员部部长谭东生是大将谭政之子，军务部副
部长粟戎生是大将粟裕之子，原装备部部长、现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是元帅贺龙之
子，装备部副部长贺平则是邓小平的爱女邓榕之夫、前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贺彪之
子。所有这些人，应该都会听从邓小平的调遣。
中共“十四大”后，总参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总参谋长由新的中央军委
委员张万年出任，原海军副司令员李景和军务部部长曹钢川出任了副总参谋长。据
说，这三个人都是邓小平看中的，选拔的原则是注重战功、讲求实战经验和协同作
战的指挥能力。其中，张万年曾经在七十年代末的对越战争中因为富有谋略和灵活
指挥而得到邓小平和其他老将的赞赏。据说张为人豪爽，颇讲情义，带兵严厉，喜
欢饮酒。在六十岁左右的中共现役将领中，他是经历重大战役最多、战功最显著者
之一，曾经在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立过大功。六六年文革前夕，张万年任“塔
山英雄团”团长。六七年，张任广东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八七年十二月，张接替尤
太忠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总政治部对于邓小平的忠实应该更没有问题。“十四大”以后，在清除“杨家
将”的影响的过程中，长期忠心耿耿跟随邓小平的“邓办”王瑞林出任了总政第一
副主任，而且代表邓小平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会议。邓的亲戚邓先群
则被任命为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总政治部是掌管军队干部任命的要害部门，目前
这个格局相信会为在军内进一步培养和使用忠于邓小平的高级军官形成良好的组织
和权力基础。
由于历史的和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军队的组织和行动不仅依赖名正言顺的指
挥系统，还要依赖个人的感情和利害圈子。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问题：军队的组
织和指挥越是紧密地维系在邓小平身上，邓小平身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邓
在世，没有二话可说，要听他的。他可以对别人让步，有时修改一下自己的进退方
案，但是，总的指挥权还是邓小平的。如果他不在了，这个系统的实际指挥权力转
让给谁呢？看来，在邓以后，军人中一时还看不出会有突出的强人在形成，要有人
再做第二个邓小平恐怕不容易。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军队会出现山头并立的新
军阀吗？这些军阀会因为强调自己的集团利益而相互开火吗？
● 江泽民也在寻找缝隙生根
军队是中共权力斗争中最重要的砝码，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也。谁占有军
队的实际领导权，谁就有了控制政权的手段。这个不争的事实，正在鼓动着中共上
层几个人物忙忙碌碌，运筹上下，争相显示手段。
有人讥笑、甚至批评江泽民想抓军权，到处参加军事活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
会和高级将领套近乎，扩大影响和势力。其实，这种批评是非常糟糕的。从职务上
说，他是军委主席，抓军队名正言顺。从民主国家的制度说，他是国家主席，有权
指挥军队。那些讥笑他抓军队的人，实际上还是有非常落后的意识。他们还是讲究
资历、班底和人情。
江泽民干了几件事情。一是向高级将领授衔，二是整掉了与他不合作的杨白冰
，三是安插了一些愿意跟他干活的人。江泽民按步就班，内紧外松地朝军队渗透。
出人意料地当上中央军委委员和总政主任的于永波，据说因为他在“十四大”
前得到杨白冰对军队大幅度改革的秘密计划，并及时献给江泽民。江泽民拿着那个
材料去告状，邓小平突然决定将已经定为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杨白冰拿了下
来。于永波为江泽民倒杨立了大功。
不过，总政的实权应当是在王瑞林手里。王瑞林服侍邓家凡四十年，忠心耿耿
，深得邓的喜爱。在江西，是王瑞林给邓朴方每天擦背，为邓小平全家人所喜欢。
王几乎等于是邓家的一员。在邓小平指挥军队的体系和军队政治工作中，他将起很
大的作用。
总后的干部则主要是贺龙、粟裕等老将军的后代。这些小字辈的人，邓在世，
听邓的；邓不在了，说不上听谁的。到时要看谁的势力大，谁代表他们的利益。不
管江泽民是否具有很深的军事资格，只要他能代表那些人的利益，并且有一定的政
治操作能力，也不排除他将拥有军队指挥权的某种可能性。
● 大军区能占山为王吗？
更大的问题可能潜伏在各大军区。
军队系统中，最重要的是大军区。所谓大军区，是为了和省军区区别开来。大
军区是野战军，一般一个大军区统辖三个野战军。而省军区是地方部队，兵力一般
有一个军，同时领导民兵。大军区好象军委的儿子，而各部好象女儿。女儿虽天天
伴随，但是家业还靠儿子承担。
中共的大军区兼有控制地方、巩固政权的功能，也有威胁北京、制约中央的作
用。
在中共取得政权以来不长的四十几年历史上，大军区的设置和变动非常频繁。
其中主要的考虑就是要防止大军区首领拥兵自重，称雄一方。在中国历史上，从唐
朝的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到清朝的地方重镇吴三桂、耿精忠，再到近代的各路
军阀，都是犯上作乱的主要根源。而这些人在当时制度下的地位和权力，差不多就
相当于中共制度下的大军区的首领。毛泽东极为熟悉中国历史，对于这些故事当然
熟极能详，不会不在建立政权之后加意防范作为大军区首领的各地军事首脑。如前
所述，邓小平当然也完全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会在毛泽东提问时谈出那一番关于军
阀作乱的见解。
在深入讨论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简单地了解一下中共制度下的大军区究竟是
怎么设置和变化的。
一九五零年，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初期，就对军队进行了统一整编。整编的主要
内容是取消了野战军和兵团这两级领导机关，而按照当时驻军的地区把整个大陆划
分为六个大军区。即：东北军区，驻沈阳，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华北军区，驻北京
，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中南军区，驻广州，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华
东军区，驻上海，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西南军区，驻重庆，司令员刘伯承，
政委邓小平；西北军区，驻西安，司令员彭德怀，政委习仲勋。
当然，从这个名单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在中共军队内的地位之高。当时邓小平
就是军队最高级的军区首领之一。可以说，在中共军队中，除了主掌中央的毛泽东
、周恩来和朱德之外，没有人能够和上述这十一个人匹敌。而他们之中现在在世的
，只有邓小平、薄一波和习仲勋了。薄一波和习仲勋的战功，又是不能和邓小平相
比的。
不过，这个六大军区的安排，只是暂时的。很快，毛泽东就采取措施，要削弱
这些分封藩王的权力了。可以想见，这些战功显赫的将领当时不仅在各地领兵，而
且同时担任各地的最高地方职务，威重一方，权倾一时，会给北京的毛泽东多么大
的政治、军事和心理上的威胁。比如说，高岗一身就兼有东北地区党政军等三个方
面的四个最高职务，人称“东北王”。在中共政权建立的初期，这样的人物如果稍
有不轨动作，会是后果多么严重的政治隐患。于是，毛泽东迅速将其中大多数调到
中央任职，并授予其中一些人以元帅封号。邓小平就是那时从西南军区来到北京到
中央工作的。不服从调动的，只有一个高岗。不久，高岗就被搞下了台。大约在调
动六大军区首领进京的同时，毛泽东进一步将六大军区分割成十二个军区。这样，
每个军区的力量就削弱了，军区首领的权力也就被淡化了。
文革开始以后，军队的政治权力急剧膨胀。地方大军区的首领重新兼任地方的
主要党政职务，形成了新的地方首领集权的格局。当时，大陆一共有十个大军区，
即：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福州军区，广州军区，昆明军区
，成都军区，武汉军区，兰州军区。到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重新上台的时
候，毛泽东早已经通过文化革命把那些最初的军区首领几乎全部消灭了。留下的也
不再具有军事权力，不过享享清福罢了。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在临死之
际仍然对这十大军区不放心，而邓小平更一语点穿了毛泽东的心事。这就是我们在
本章开头所讲的那一幕。于是，毛采纳了邓小平的计策，将各大军区的首领予以调
换，使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免得地方军区首领在一地经营时间太长而实力过大，
在毛身后出现反叛。这一招，看来还是有效果。
到了邓小平自己成为中共军队的最高指挥之后，他担心非嫡系的军区太多，就
将十大军区合并为七大军区。这些军区分别是：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
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武汉、昆明、和福州三个大军区被撤
销了。这就是目前的中共军队的大军区的格局。
同时，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军队退出了地方的日常政治和行政事务，大军区
的领导人不再兼任地方的党和行政的领导职务。在邓小平时代，军队在政治生活中
的作用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大军区的领导人很多都不如当地党政领导人的党内政
治职务高了。随着军队的专业化，军队和地方党政领导人之间的交流也没有了，军
队领导人一般都是职业军人，而新任的地方领导人则几乎完全没有军队的经历。简
单地说，大军区和军区驻地所在地方的关系比以前大大减弱了。这一点，对于分析
邓小平身后会不会出现地方割据和军阀内战，都是至关重要的。
经过整编，军队的立体作战能力得到强调，战役纵深扩大了。军区领导的改变
，主要是新星上升和机关精简。新领导人中，有的是邓小平的铁杆，有的是与邓小
平在资历上不能同日而语的小字辈。
六·四以后，邓小平和杨家兄弟又对七大军区和北京卫戍区、武警部队进行改
组。从而使部队更加与邓保持一致。中共“十四大”上，邓又清除了杨家势力，他
的军权更稳固了。
● 邓对军队的控制和利用
军队一直是邓小平护身的法宝、控制权力的砝码、推动政治运作的武器。邓小
平一直与军队保持着至为紧密的关系。他的上下起落也都和军队的势力有直接的关
系。可以说，没有军队，就没有邓小平的今天。
邓小平与军队的联系，除了他本人在部队直接培养的干部外，还有历史上的各
种职务赋予他的影响力。邓小平很注意利用军队干部的资历观念，用不断上台阶的
办法使军队将领得到好处。相对于毛泽东，邓小平更温和更理智些。他非常厌恶文
革中那种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和大哄大嗡搞批判的做法。当然这也和他本人不具备毛
泽东那样的威望和绝对权力有关。邓小平很少对军区领导人给予置之死地的处罚。
他更多的是利用权力，平衡各派系的矛盾，逐个解决。解决的方法不外是调防、调
职、撤换和退休。当然，他也会严厉地处罚那些敢于挑战的军人。比如，六·四后
撤换北京军区的领导人，司令员周衣冰和政委刘振华被双双解职。
军队的效忠系统理顺了，邓小平就可以随时利用军队巩固权力，保护自己，威
慑对手，打击敌人，并使用这个武器推动他改造社会的计划。毛泽东在世时，邓小
平非常谨慎地将自己的兵权置于毛泽东的领导之下，毛泽东从来没有发现邓小平在
使用军队上独断专行和意气用事。这是邓小平虽然多次被打倒，但是并没有生命危
险的基本保证。
邓小平的政治盟友周恩来同样和军队有密切联系。周恩来去世前，就利用军队
和官僚两个体系的力量，促成了邓小平一九七四年的上台。其后，由于周身体情况
不支，邓小平几乎全部接受了周在军队的影响。当然，这和邓小平能够代表这些人
的意志密切相关。一个最明显的事件，是邓小平上台后和江青、四人帮的斗争。在
邓小平主持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后，他对江青的批评获得了军队老将军们一致的欢
呼。
邓小平在四人帮的反攻下，于“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当做纳吉打倒。但在他
下台前，就与周一起努力，将军队的相当一部分将领，纳入他们的影响之下。如叶
剑英、陈锡联、李先念等。华国锋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突然袭击四人帮，用的就
是周和邓的这些将领。所以，四人帮一倒台，邓小平重新上台，就已经是题中应有
之义了。当时的军队领导人，如叶剑英、李先念，与其说是愿意接受华的领导，倒
不如说更愿意接受邓小平的领导。
他们认为邓比华国锋英明。除非华国锋完全按照邓小平和军队老军头的意思办
事，否则军队就会不耐烦他的古板和平庸。事实上，让华完全走邓小平的路是不可
能的。所以，尽管华已经具有正统领导人的名义，而且也同意邓出来工作，也仍然
无法满足老军头的要求。
从湖南来到北京的华，无论资历和能力，都难以和邓小平的实力决一高低。毛
泽东在世，华靠着大树好乘凉；毛泽东一死，他实际上就非常空洞，无力对付那个
盘根错节、洞大妖多、老虎成群的中央了。有人说，如果当初华不让邓小平出来，
邓小平就无法掌握权力而把华推下去。这种说法是很幼稚的。即使华当时不同意邓
小平出来，军队领导人也会逼迫他接受邓出马的事实。
邓小平在军队的一致拥护下获得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辉煌胜利。从此他拥兵
千万，以无人能够抗衡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最高地位。他在此后的执政过程中，
做了很多重大的满足军队利益、尤其是上层军官利益的事情。这包括：取消所谓继
续革命的阶级斗争，将整个官僚上层置于安全的政治大背景下。他取消了包括大鸣
、大放、大字报在内的民主形式，使社会进入鸦雀无声的状态。他提出加强军队的
现代化，并且以对越战争提高了军队在社会上的威望，一扫军队在三支两军中留下
的不三不四的形象。邓小平进而提拔了军队中那些紧跟主流派的力量，他的声望也
随之如日中天。在邓平反了历次运动中被整的军官并任命他们重要职务（对包括林
彪的四野和张国涛的四方面军势力的历史问题的澄清）后，邓小平在军队内获得无
可争辩的地位。
这个实力，不仅使邓小平在对陈云等人的屡次非议和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而
且也使邓小平能够轻易地抛弃胡耀邦的依托。指挥军队的实力，不仅提供了会议上
的多数票，而且提供了任意行事的方式。只要想想当年胡耀邦下台的情况，就可以
想见军队的力量是多么霸道！以王震那些人为代表的保守力量只是开了一个所谓“
党内生活检讨会”，就把一个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给废黜了。
那不是党指挥枪，而是典型的枪指挥党、枪威胁党。那次政变虽然有邓小平平
衡派系矛盾的不得已，但他利用军队、迁就军队的意向，从而保证自己的地位和对
军队的持续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他不愿意为了一个胡耀邦而失去军队头人的信
任。
这个实力也使邓小平能够镇压八九民运并且倒掉赵紫阳。八九年镇压六·四，
很多人曾经打听到底是谁下的命令，有些人甚至将罪责归结到李鹏和杨尚昆头上，
那也是一厢情愿。试想，一个始终全面控制军队力量的人，能够容许别人决定那样
严肃的大事吗？无论是做民主历史的罪人还是定国安邦的功臣，都是非邓小平莫属
。
正如毛泽东退居二线前将林彪安插为军队最可靠的将军一样，邓小平在“退休
”时，特意将杨家将作为他的政治保镖留在军队次最高位置。这个行动保证了邓退
休后继续对国家大事发言的权威。所以，从党政方面无职务的表面现象看，邓是退
休了，但在军队的意义上，邓从来都没有退休。这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不争事实。
邓小平不准任何人在军队中坐大。任何可能威胁到他的最高地位、尤其是军队
地位的因素都会使他极端敏感。他利用军队内部的矛盾，在中共“十四大”上将杨
家将的兵权剥夺。这一行动，团结了杨得志、张爱萍等一批将军，巩固了邓的地位
。
邓小平经常在不得已的时候，将自己扶植起来的力量抛弃。很多跟他走的人都
担心挨邓这一手。从江湖义气讲，邓小平不够意思；但是从政治上看，也许是一种
成熟的灵活性。这说明邓不固执一时的或昨天的指令，会随时迁就各派系意见，平
衡各种力量，从而获得操纵所有人的手段。这是邓小平的政治艺术。这个艺术，邓
将要使用到最后一天。
他的灵活与执着，终于造成了现在一人左右全军的局面。要在中国成为权威，
必定要经过军队的认可。邓小平很会耍枪杆，同时也造成了派系间不休的争吵。军
队就象一个多个片片组成的龟甲，通常是组合为一体的，但在某种情况下会破裂。
邓去世后，这些小片就可能分裂。
● 未来的群龙无首的局面
中共军队内部向来有山头众多、派系林立、互不买账这样一个传统。
从历史上来说，这是因为中共的军队很早就是由不同的领袖在不同的地区分别
组织起来的，后来又在相互比较隔离的状态下作战。从性质来说，军队是打仗的，
谁能打胜仗谁就有本钱，而各人靠各人的能力和部下来打胜仗，谁也不必买谁的账
。从现实来说，却又是多少年不打仗了，新起的军人和将领，大家资历都差不多，
谁也不比谁更有战功，谁也不比谁更多个膀子或脑袋，各人认自己的上级，各人有
自己的地盘。
目前看，大陆的军队可以分成几个板块。
首先，是大军区的板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七个大军区，就是邓小平身后的七个潜在的军阀势
力。经过多次调动、格杀、撤换和提拔，他们现在已经基本上符合邓的要求了。但
是，那毕竟是邓建立的体系，别人指挥就不一定灵。邓小平一旦去世，谁都无法保
证他们会听从江泽民或者别的人的号令。何况，各野战军都有不同的势力范围。在
利益分配、军费多寡、地方肥瘦、战争中死伤轻重、战后奖赏多少、将领的得宠与
失宠等种种问题上，多年来形成了各种纵横交错的矛盾。这些矛盾积压着，邓在世
的时候爆发不出来。邓死后，各方面就没有谁的面子好顾及了，有些矛盾就会表面
化。
其次，是军种兵种之间的板块。
如果说，大军区的板块是横的，那么还有一种纵的板块，就是不同的军种和不
同的兵种之间。在不同的野战军之间引起矛盾的那些因素，也同样存在于军兵种之
间。还有历史上的上下级关系，也促成了不同的军兵种的派系的形成。比如说，空
军就不一定买海军的账，陆军也会觉得在受空军的气。又比如，国防科学和工业这
个系统，长期以来是张爱萍当家。但是，早期和现在则是聂荣臻的天下。现在，聂
荣臻的女婿丁衡高是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的主任，女儿聂力是副主任。这些军兵种
之间，在正常情况下大家相安无事。但是如果某个首领对上层政策不高兴了，就会
利用自己的武器表示意见。即使不造反，上边也得考虑他或者他们施加的压力。
第三个板块是地方武装力量。野战军和地方武装，经常发生矛盾。原来的南京
军区首领许世友，就和当地的关系不太好。江苏的地方武装和政府，对许都有很强
烈的意见。毛泽东在世时，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和许的关系好，没人敢说三道四的。
等毛泽东一死，舆论就沸沸扬扬。这个舆论，终于形成了许的调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板块，就是战争年代承传下来的不同的野战军之间的板块
。在中共军队内部，无论说到提拔将领，还是说到调动军队，动不动就要说到谁谁
是“二野”的，谁谁是“三野”的。这个“二野”或“三野”，指的还是一九四九
年之前的中共军队建制。那个时候，中共有四支野战大军。其中，彭德怀率领第一
野战军，在西北地区作战；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第二野战军，在华北和中原地区作战
；陈毅、粟裕和谭震林的第三野战军则在华东地区作战；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则在东
北地区作战。这就是中共军队中最大的山头。一直到今天，军队中这个山头还是影
响深远，而且看来甚至会影响到邓小平身后的政治和军队格局。
● 磨刀不误砍柴工
这些都可能产生军阀，或者产生暂时的局部的军队之间的斗争。
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军阀式的斗争。从中共建军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这
八年时间内，军事上的指挥权主要在周恩来手里。当时中央苏区军队，在国民党的
几次围剿中几乎都是在江西活动，有时到湖南、广东、福建游动作战，但相对来说
是在井冈山根据地。周恩来没有成功地将苏区的军事斗争坚持到底，被迫把军权给
了毛泽东。但他的影响却长期存在。
因为历史已经相当久远，这个时期的军事领导人后来在政治上分化了。由于毛
泽东后来在军队经营的时间更长，而且成功地将这个在野的被称为匪帮的军队变成
夺取了政权的正规国军，使得相当多的军队领导人归入到毛泽东的旗帜下。同时，
苏区军队后来都分别编入新的番号，渊源关系发生了变化，如新四军之与华东野战
军，二方面军之与中原野战军，一方面军之与四野一野等。他们虽然在毛的共同旗
帜下，但是领导人之间的新的长期合作，使原来苏区的军事关系分散了淡化了。所
以，这个界限已经不明显了。
在张国涛声言要离开中央，周恩来说服他“你一走毛泽东就更加谁都不怕了”
，可是没有成功。从那以后，周恩来就完全放弃了用军队寻找与毛抗衡的机会，自
己也被派到远离红军核心的延安而到重庆从事外交协调工作。所以这个历史上的势
力可以不计。
中共军权的控制，基本上是周恩来、毛泽东、林彪和邓小平四个阶段。几个阶
段遗留下来的派系斗争，最近几年仍有迹象。
真正明显影响现在军队关系的，是四九年以后历次运动在军队留下的阴影。最
需要解决的是彭德怀领导的中央野战军、抗美援朝军队、和林彪的四野的地位，以
及杨家将与八上将的矛盾。
由于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彭德怀被整以后，他的部下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
。军队内部曾经有一个歌谣：跟着彭总挨板子，跟着林总看眼子，跟着杨家挑担子
，跟着邓总接班子。所谓看眼子，就是受人家炎凉；挑担子，就是被委以重任的意
思。彭德怀至今在民众中所拥有的崇高威望，使他的部下不甘心继续承受被冷漠的
现实。
林彪一直是紧跟毛泽东的。在几十年的政治斗争中，林彪始终是毛泽东最忠实
的盟友。清除林彪主要和毛泽东的多疑有关，也和周恩来的经营手段有关。毛泽东
不允许别人靠近他的核心权力。在对苏关系和对美关系中，林彪又缺乏远见，加上
某些行为能力和权争艺术的局限，造成林彪政治上的灾难。实际上，行为能力不健
全的林彪承担了过多的政治责任。那些责任，大多是民众对毛泽东及其社会制度的
不满。林彪死后，四野一直灰溜溜的。四野的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也会
形成新的问题。
于是杨白冰主持军队实际工作后，对原来红军四方面军实行安抚。当时可能是
杨家兄弟想以此消除军队内的一些历史纠缠，并在这种宽厚的活动中获得更多的支
持。也可能是从下边反映上来的长期积压的情绪和意见。
最先是从文学作品开始的。描写四方面军的电影有《追赶队伍的女兵们》，报
告文学《西路军纪实》等。这些作品描述了徐向前、李先念部队怎样脱离张国涛的
领导，向西北扩展根据地，遇到胡宗南部队的围击，血战西北，几乎全军覆灭，后
来不得不向新疆突击，被当时开辟新疆工作的陈云接去。有人说这是毛泽东故意将
四方面军送到虎口，有的说是张国涛叛党叛军的应得下场。反正，事后毛泽东安抚
了虎口逃生的李先念和徐向前。
无论如何，因为当时李先念和徐向前还在，而且控制着相当大的一个军队力量
，重提那个历史，就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用意。在那个争论中，徐向前修改了过去
别人代写的一篇文章，重新回忆了历史，为西路军正了名。
在这次军队历史的再澄清中，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张国涛有暗杀主席分裂红军
企图的电报成为一个吸引人的焦点。据说，徐向前曾经宣称，如果谁还坚持说有那
个电报，他会当面与之对证。他有证据驳斥所谓暗杀毛泽东的谣言，立志为西路军
恢复名誉。事后，确实也没听到叶剑英的反应。
第二个明显的例子是为林彪的四野恢复光彩。最刺激的是一九九零年出版的张
正隆的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该书虽然冗长，但却通过对四野中上层首领的
调查，间接地肯定和歌颂了林彪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整个解放战争中的作
用和功勋。这对于林彪死亡后一直灰溜溜的四野，是一次畅快的喘息。当时四野在
中共军队中占有相当大的力量。
为西路军正名和《雪白血红》的出版，都是在杨白冰主持军队政治工作时的杰
作，它对及时澄清中共军队历史，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有积极意义。磨刀不误砍
柴工，如果杨白冰要想占有更高权力，这个在军队中建立势力的工夫就是磨刀的工
夫，它不会耽误砍柴的效率。这些行为当时甚至对整个共产党的形象也有建设性的
好处。但是，因为有人将这些做法说成是（也许兼而有之）树立杨家将的威信，拉
拢军队派系，从而引起江泽民和邓小平的担忧。据说这是邓小平后来解除杨家兵权
的主要原因之一。
● 杨家将会不会东山再起？
这是个非常现实也非常敏感的问题。
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军队内部对杨家兄弟的议论颇多。江泽民也担心会影
响他的权力，努力寻找机会清除掉他们。于是江利用杨家与秦基伟、于永波、迟浩
田等人的矛盾，向邓小平告状。杨白冰与江泽民的矛盾实际上是杨对江的作风与狡
猾不感兴趣，六·四后和江顶了几次。邓小平知道杨白冰与江泽民以及军队内部一
些将领的关系有点僵，才作出支持江的选择。十月四日，即“十四大”开会前八天
，邓小平才写信给江，说“军委秘书长一职可设可不设，这次就不设了。”
杨尚昆不知道邓的这个信，在讨论政治局常委名单时，薄一波和江泽民提出由
刘华清作政治局常委。杨反驳说：“不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定下由杨白冰同志任常委
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吗？政治局也通过了的。”可是当江泽民问到参加会议的邓办
主任王瑞林时，王说没听说过。杨尚昆才知道自己被邓出卖了。次日上午，邓小平
找他谈话，说：“既然那么多人反对他，他工作起来也困难，还不如退出军委为好
。在这样的事情上，要想得开，以大局为重。”
所以，杨白冰就在“十四大”上突然出局。此后，社会上和军队里关于杨家兄
弟失势的消息和传闻越来越多，军队内部也大整肃。稍微和杨家沾边的军队将领就
受到怀疑，清洗进行得很普遍。
这并不能说杨尚昆兄弟完全失势了。杨尚昆从国家主席地位上下来，杨白冰也
不再是军委秘书长，而且没进中共政治局常委，这无疑是杨家政治上的巨大损失。
但是，后者还是军委常委、政治局委员。前者在党政军都还有相当大的影响。最近
许家屯的回忆录洗刷了杨尚昆在六·四中的镇压责任，使他们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同
情。
二杨的削弱，使得他们的对立面能够进一步清除他们的力量。清除进行得相当
吃力，杨家的对手虽然处心积虑，也不可能全部清除。杨家将还有力量。最为奇妙
的是，杨家还有人在邓小平身边工作，如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就是邓小平身边的
摄影师。杨尚昆也一直保持着和邓小平的良好关系。他还有翻云覆雨的能力。谁知
道什么时候邓小平又会把他们重新使用呢？如果部队中的力量发生新的不平衡，也
许杨家将会重新抬头。在邓小平去世后，杨家将的势力可能在部队东山再起。他们
是有基础的，不仅是武装力量，连部队里的文官也对杨白冰有好感。六·四后，杨
白冰的政治态度曾经使知识分子感到过冬天里的一丝温暖。
最近邓小平在听取了江泽民、刘华清、张震汇报军委工作以后说：“关于杨白
冰在部队另搞一套，反对党指挥枪的说法，不妥当也不符合实际。杨白冰的问题在
他离开部队以后就已经解决了，调整面不要搞得太大。我不赞成象文化革命那样解
决问题，个人的恩怨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军队稳定下来。不要搞清查、批判那些名
堂，要从大局着眼。”
邓小平的批评不仅为杨白冰的问题定了性，而且终于阻止了军队中本来想在年
初继续进行的大换班，那次换班甚至会涉及到一些军级干部。在处理杨氏昆仲的问
题上，邓小平和江泽民、刘华清、张震、迟浩田、张爱萍他们是不同的。杨家兄弟
对邓小平忠心耿耿，邓是知道的。邓对杨白冰在军队中的工作基本上是满意的。否
则不会让他进政治局。
这次邓小平说话，主要是从军队稳定着想。现在不是杨家兄弟东山再起的问题
，而是说明军队内部的新老山头斗争相当激烈。连宋平这样的文官都插手军队的调
动，可见很多人在觊觎军权。清洗和查处杨家将已经把军队搞得很不稳定，邓小平
生气了。如果不再制止江泽民的做法，军队就可能出乱子。
那么，邓小平是怎么得到江泽民他们将杨白冰整得太过分的材料的呢？可能是
杨尚昆的反映，而邓小平能够相信这些反映，说明他和邓小平仍然关系紧密。当然
，也可能是别的人、别的力量、别的渠道。无论是谁，都说明杨家将还有通天的能
力，还有相当大的力量。邓小平生前只要说一句话，杨家将就可能顺利出台。即使
邓小平去世后，杨家将也仍然有出头的机会。
● 军队正在与地方结合而成为新军阀吗？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军队正在和地方日益密切地结合起来。
沿海部队最早下海。部队下海为改善部队的经济状况、改善指战员的生活待遇
，发挥了巨大作用。甚至相当一部分军备也来自部队本身的经营收入，而不是依赖
上级的军费拨款。
内地部队相对于沿海部队，所得到的实惠明显的少。他们除了依赖军费开支以
外，几乎没有别的收入。内地的部队中，火箭发射部队已经开展了对外商业活动，
而且卓有成效。西北边境的部队开始了与俄罗斯、哈萨克、中东的交易，这种商业
活动正在扩展到所有军事或者半军事系统中去。新疆的军垦队伍就非常积极地投入
了这种活动。
东北的军队也开展了与蒙古、朝鲜、俄罗斯的商业活动。最苦的是西藏军区，
他们不仅面临内部的很多麻烦，需要随时参加镇压叛乱的战斗，而且不能象别的军
区那样大规模地和印度开展交易。
东南沿海的部队，以广州部队的收益为最好。
在商品经济中，由于部队全面地介入了商业活动，使得部队和地方的发展密切
相连。这就出现了一个部队地方化的问题。这个趋势有其积极的意义。部队对地方
安全的责任心更加具体，更加深入。当需要军队参与保卫人民利益时，容易动员指
战员的热情。但是也有相反的，即如果国内部队调动，那些必须从沿海到内地去的
部队将会发生巨大的情绪波动。
一九七三年，当驻扎在徐州的六十八军与驻扎在东北的军队对调时，就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六十八军知道东北穷，带走了所有军营中的用具，而东北军队愿意只
调动人，别的都不动。后来军委曾经批评徐州的部队带走的东西太多。但是这仍然
使东北军队高兴。他们乐意到一个温暖、富足的地方驻守。刚刚来到鲁南苏北的东
北战士，看见一毛钱能买四个鸡蛋，不相信是事实。老百姓看新来的战士在集市上
大吃西红柿，大为惊奇。在东北，冬天很难看见这样好这样便宜的蔬菜，半年中几
乎总是吃白菜和土豆。
二十年过去，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在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
的差距更大了，部队的待遇因为地理环境而产生的贫富差别十分明显。这种差别不
再是吃白菜和吃西红柿的差别，而是草房和楼房的差别，收音机和大彩电的差别，
喝稀饭和吃宴会的差别。一个军队医院，在沿海能够有大笔的收入；一个军工厂，
在开放地区会得到充足的生产指标；一个武装警察部队，在沿海打击犯罪活动中会
得到丰厚的好处。但是如果是在内地，他们就会有非常不同的境遇。他们可能缺乏
最基本的医疗器械，可能没有生产指标或者没有市场，也可能终日辛苦却没有任何
好处。将后者调动到前者的防区，无异是升天；可是反过来，就不那么愉快了。
如果处理不好，部队的调动会出现大问题。
但是军队总不调动，也不行。没有哪个部队愿意老驻守老少边穷（即老区、少
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和贫困地区）地区。北京必须安抚各个方面的要求，而又
不能发生冲突。再说，一个部队长期和某地发生关系，对部队不是好事情。
邓小平去世以后，调动军队的机关和个人有没有足以震慑部队因调动问题而起
哄的权威，现在看来是个大问题。除非有另外的平衡方法。
● 军内少壮派的壮大
改革开放的十几年，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思想和文化上也
今非昔比。反封建的意识，即自由和民主的意识，在整个社会发扬光大，影响着整
个社会，尤其是中青年。这个潮流不可能不冲击军队。
过去军人只能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范围极其狭
窄，内容单一而落后。他们的精神与活力多被引导到艰苦的训练和忠诚教育上去了
。可是现在不同了。军人，包括军官，能够看见各种新潮出版物。即使不能公开看
，他们也能私下里得到。从美国之音到台港电视，从服装表演到选美，从特区风貌
到外国欣赏，再也难以限制他们了。无孔不入的文化渗透，如同春雨一样，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
有材料说，订阅非军队出版的杂志的战士越来越多。象《青年一代》、《读者
文摘》、《婚姻与家庭》、《法制文学》、《读书》、《小说选刊》等，都是军人
最喜欢读的刊物。最近一个时期流行的周末刊，也都成为战士的爱好。很多战士喜
欢看外国的报告文学、小说、军师将领和政治家的传记，以及国外青年的新潮思想
和行为。象歌星麦克·杰克逊这样的人物，已经在军营中抢占了雷锋的地位。
军队的文化构成也在发生变化。大批高中初中毕业生进入军队，改变了过去的
土八路形象。他们中的多数固然还有到部队镀金，以便退役后容易找到工作的想法
，但毕竟不象过去那样清一色的爱党爱国了。青年军人及中年军官的理念已经发生
变化。他们有的就是要到部队升官发财，有的就是为了达到将来执掌军权的目标，
以便有朝一日参与中国政治运作。从前那种从内心深处产生的、用朴素的感情扶持
的忠诚，正在急剧消失。他们已经更实际、更清醒，也更有野心了。
但是他们的利益，在实现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障碍。中层军官现在是军队中最
先进的一个阶层。他们思想敏锐，有技术，有经验，对社会矛盾和军队的职能有比
较客观的认识。打仗能行，经商能行，搞技术也行。相比而言，老军头落后了。但
那些从古典战争中过来的老军头仍然占着军队的最关键的地位。中国的军队又特别
讲究资历，即使有能力，只要还年轻，就难以很快地上升。那些出身平民的军官，
眼看着种种利益分配不合理不公道，敢怒而不敢言。
这种情绪，越是被老家伙压抑得久，就越容易爆发。现在这些人正在向高级干
部的军队内任职的子女靠拢。就是说，军队的少壮派正在与太子党结合。这个趋势
势必引起老军头的警惕。邓小平在世，这些娃娃不会有很高的叫喊声。但是邓去世
后，情况可能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会发生在平常的日子，不会平地一声雷。他们
会选择一个时机，一个事件，表达他们的愿望。最下层平民子弟和太子党的结合，
会造成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历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作为的就是他们。
当这种挑战发生的时候，中青年军官和老军官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一种解决方式，是对抗。对抗的双方可能不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比如可能是发
生在远离开北京的一个什么地方。但是会引起上层的争论。争论的形式可能是会议
，也可能是武装冲突，甚至是暗杀。这样，他们就会在“要么拼命，要么和解”这
两条道路中间选择一条。
另一种形式是妥协。在他们未曾发生对抗前，双方就聪明地看见了各自的力量
和弱点。为了保护双方的利益不至于受到伤害，统治阶层内部会达成一定的和解，
各自让步。青年人得到更多的地位，老军头也可以延长在军队的寿命。
当然，这是向好处着想。
如果各个军区之间没有调整好，如果内地部队与沿海部队出现冲突，如果少壮
派与老军头没能达成谅解与让步，如果地方上的动乱触发了军队的矛盾，就会发生
内战。
● 内战的可能有多大？
内战情况可能有反调式、讨伐式、勤王式、外联式等几种。
反调式。这种情况发生在一支部队不愿从肥地方调动到瘦地方，而奉命从贫困
落后地区到沿海富庶地区驻扎的军队急于赶赴新防地，这样有可能产生部队的哗变
，或者大量战士当逃兵，也可能发生互相替换的两支部队发生冲突。
讨伐式。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某个地域的整体利益受到冲击，或者发生了人民
群众和军队都无法忍受的事态，地方首要和军队在人民的呼声中发表独立的声明或
者实行兵谏。比如，如果广东和福建地区的经济受到极大的损害，人民的生活急速
下降甚至不堪重负，作为子弟兵，就会响应父兄的号召，举行一定形式的武装抗议
。这时候，中央就会发兵讨伐叛乱。
还有一些地区的军队，带有相当的特殊性，也可能发生变乱。比如新疆的军垦
农场职工，是半军队半农民的队伍。在中央政府不够强大，自己的生活又遇到水浸
眉眼的危机时，也可能举行暴动。如果另一地方的军队前来镇压，很可能会引起另
外的同情起义者的军队的阻击。这也可能导致战争。
北京出事，各地勤王的形势也是很可能出现的。本书第二章中讨论过邓小平死
后的上层权力争夺。如果北京发生了这种变动，而一时都解决不了对方，就会发生
各地武装力量进京勤王的行动。这种行动要看享有正统地位的人物是否在军队内部
具有威望。比如，北京的江泽民在邓死后遇到麻烦，就会号召各地军队组织勤王力
量，镇压北京的“叛乱”。这时，如果全部军队都认为应当勤王，北京的政变就会
被打垮；如果全都不愿去帮助江，就等于默认了政变的合法性。最糟糕的就是一部
分军区认为应当勤王，另一部分军区反对。那样就可能发生军区之间的混战。
外联式的内战，则是各地军队不仅因为利害不同而冲突，而且外国力量也介入
进来。这种情况将发生在如下一些地区：新疆军队与哈萨克或者其他中东国家武装
力量的结合；东北军队与俄罗斯武装力量或者日本武装力量的结合；东南沿海的军
队与台湾武装力量的联合；西南诸省军队与越南武装力量的联合；或者西藏与印度
军队的联合。这些都可能导致局部或者全国的战争。
邓小平死后到底会不会发生内战呢？这要看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集结程度以及
各个阶层利益的冲突情况。内战基本是不符合民心的，除非民众对社会的公道程度
已经失去忍耐。有些情况，看起来荒唐，但并非不可能。星火燎原，就看社会有没
有干柴。
同时，战争又是一个难产的婴儿。如果邓小平现在去世，不大可能发生内战。
再过几年，社会矛盾会有新的集聚，人事会发生新的变化，人心状态也不同，就很
难说。战争的发生，要看社会集团利益的重合与分离。如果重合部分多，就不会发
生战争。否则，就很可能陷入混乱。混乱也是导致战争的因素。
内战的复杂性，在于它会触发其它一些矛盾。一旦战争开始，一些本来掩盖着
的问题也要求在战争中解决，那就会使内战更加复杂化。有时会出现外国借口制止
战争前来干预，并进而占领中国，长期赖着不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采取别
的办法来转移问题的焦点，比如挑起南海战争或邻国纠纷，从而动员整个民族参加
战争。那样战火就会扩大，甚至导致新的世界大战。
战争中，将会有各种力量号召人们在所谓国家利益面前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在
初期往往很难确切了解谁的军队更能代表正义。陷入战争的各种军队都会迫切需要
在这种战争中加强自己的地位，并且产生新的领导人。这个人有可能成为另一个邓
小平，也可能是好几个军阀。
总的来看，发生全国规模的内战的可能性应当是非常小的。但是，在局部地区
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却不能完全排除。在邓小平身后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中，
军队主要地将是一种威慑手段，而一般不会成为解决问题的现实手段。当然，如果
在北京等中心城市再次出现类似一九八九年春天那样的民众街头行动而政府又准备
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军队内部一定会发生很高程度的分
歧、对立甚至分裂。如果当局一意孤行，就会引起军队内部的武装冲突。
在邓小平身后出现内战的另一个可能，就是发生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战争。如果
以一个中国的理念来看这个事件的话，当然也应该说它是一场内战。不过，这毕竟
不是在中共军队内部发生的事情了，所以必须在另外的章节来讨论。在第八章里，
我们将专门回答“大陆和台湾之间在邓小平身后会不会发生战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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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族问题会导致中国分裂吗？
即使地方和军队都不闹事，偌大一个中国还是不缺闹事的，而且不缺能够闹得
起来以至于危及中共政权命运和整个中国存亡的人。在这些因素里面，头一个棘手
的，就是所谓少数民族。
中国固然疆域辽阔，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其中一大半是非汉人的聚
居区。真正的汉人传统居住区，也不过只是集中在大体上说是从哈尔滨到成都、再
从成都到广州这条线以东，不过是占现在中国面积三分之一的土地。如果少数民族
闹起事来，那可就大有处处起火、遍地烽烟的态势了，一点儿也不比军阀混战给中
国带来的威胁要小。如果这些少数民族再在闹事的过程中一个个要求独立，那中国
可就算完了。说难听的，这恐怕还不如“五胡十六国”呢，因为那也不过是各个民
族在整个中国特别是中原地区割据分治，中国这块总的牌子也许还并不会从此被丢
到垃圾堆里。等哪一天有了“英明领袖”，咱中国还有重新统一的可能，统一的中
国也还会是这一大块土地。而如果少数民族地区都独立了，独立的地方则可能永远
难以再回来，而剩下的差不多九亿的人却不得不挤在神州东南一隅，还怎么个活法
？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发生过一次大波动，那就是文革
结束以后，中央对西藏地区的政策调整。胡耀邦代表中央去西藏，宣布文革中对西
藏的政策过左，要给西藏相当大的自主权，文化上的自由幅度也大大放宽，在西藏
工作的汉人大量调回内地，宗教恢复了自由，汉人不再干涉藏人的生活方式，并且
欢迎达赖喇嘛回到祖国怀抱。
这个政策在西藏当然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它的另一方面的作用也显示出来
，新疆等地方攀比西藏，也要求同样的权力，继而又有内蒙的要求。稍微松动的民
族政策如多米诺骨牌似地很快酿成声势。在当时叫喊最厉害的新疆甚至出现了多次
殴打汉人干部的事件。北京面对严重的地区叛乱苗头，将冷血杀手王胡子（王震）
派到新疆，严厉地惩办了一批民族独立分裂分子，形势才算勉强安定下来。
从那时起，汉人和少数民族都知道了一个政策：民族地区，分别对待。
邓小平对民族问题没有发表多少看法，但是现行的民族政策显然是他首肯的。
这个比较松动但是又绝对不容许造反的政策的象征，就是邓小平的名字，正如过去
特别专制的政策和毛泽东连在一起一样。那么，未来呢？如果邓小平去世，是否会
有新的民族政策？新的民族政策是否能够管好这个国家？也就是说，少数民族人民
是否会接受这个政策或者那个政策？
● 戴花帽子的用炸弹发牢骚
中共经常自诩是解决民族问题的能手，在中国大陆上民族和睦团结。这话现在
是连鬼也骗不住了。多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出的事情实在是也不少。不过，中国
人讲究“家丑不外扬”，中共更有一整套封锁消息的制度和手法，对于那些少数民
族聚居的边远地区发生的事情，外界相对说来是了解得比较少。出了事也常常没有
人知道，或者只是知道一点点，不能得其详情。这些年，西藏问题是越来越引起外
界的关注了。可是，民族问题又岂止西藏有？至少，新疆、内蒙的情况也比西藏差
不了多少。
内蒙人戴皮帽子，回族人戴白帽子，新疆维吾尔人戴花帽子，西藏人没帽子。
无论是戴不戴帽子，无论是什么颜色的帽子，都想独立。
戴花帽子的维吾尔老想造反，企图与中东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同种同族建立东土
耳其斯坦共和国。他们憎恨汉人，憎恨中央政府的统治。
新疆的恐怖活动层出不穷，而且案发后一直查不出来。
一九九二年春节期间，民族分裂分子在乌鲁木齐的主要公共场所和汉人居住区
安放了十枚定时炸弹。一颗在公共汽车站爆炸，一颗在居民区爆炸，死伤多人。其
余八颗没有爆炸，据说是因为炸弹时间太久，不灵了。今年夏天，新疆准备迎接第
二届乌鲁木齐贸易洽谈会，各单位都实行了值班查岗制度。外来的客人和旅游者都
能发现那种表面的微笑下暗藏的高度紧张，当局的提心吊胆也看得很明显。因为今
年春天在南疆、天山、喀什、和田等民族地区又连续发生多起爆炸事件，被炸的有
政府建筑、官员汽车、汉族居民的娱乐场所等。新疆卫生厅党委书记差点被炸死。
莎车县一个军械库被炸。哈密的四节油罐车被炸毁，铁路中断。喀什农机局的楼房
被炸毁了一角。
原来靠群众支持破案的法子不那么灵了。一是因为汉人不愿惹事，自觉和政府
分离；少数民族更不积极合作，他们有的恨汉人，有些是怕被同胞讥笑为内奸。民
族情绪在战胜政府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响亮的精神感召。就在新疆党委第一书记
宋汉良到南疆威慑独立运动时，恐怖分子专门向他显示力量，又放了几个威力很大
的炸弹。原来中共新疆工作就是“以防止分离为中心”，后来在改革开放中改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据说又要恢复过去的方针。
近年来，民族冲突不断表面化，南疆已经成为维吾尔花帽子的根据地。比例越
来越小的汉人在那里承受着危险和压力，不得不想法逃离。在汉人撤出的地区，维
吾尔的行为就更加自由了。他们对民族独立的要求比过去更加激烈。
● 激烈的穆斯林白帽子
在新疆，除了维吾尔人的花帽子问题，还有穆斯林的白帽子问题。在某种意义
上说，白帽子比花帽子厉害。这不仅是因为白帽子人口众多，又不止在新疆，在全
国各地都有；而且白帽子具有更激烈的民族情绪，和独特的宗教文化风格。
谈到独立，人们往往想到西藏、新疆和内蒙，却不大想到宁夏、云南、甘肃以
及全国各地的回民。其实，最可能形成局部独立要求的虽然可能是西藏，但是首先
起事的则很可能是回民。原因至少有三：
首先，回民在中国历史上被统治者屠杀得最多，他们对汉人、尤其是对汉人统
治者的仇恨最深。除了历史上那些大屠杀之外，现代的惨案也从来没有间断。五十
年代有中共对西北地区伊斯兰势力的扫荡，六十年代有著名的沙甸事件，妇孺上千
人皆不得幸免。这样的事情，七十年代还有，八十年代也有。
第二，伊斯兰教中有与敌人不共戴天的血战精神。这种精神导致了中东连绵不
断的圣战。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教和儒教的结合可能成为现代社会最可怕的力量，
原因就是“伊斯兰具有出奇的疯狂，而儒教表里不一特别奸诈”。这两种力量正好
在中国具备。如果他们结合，将对世界具有威胁；如果他们分裂甚至对抗，那就会
导致一个罕见的冲突。
第三，当今世界上的伊斯兰回民独立势力非常发展，继中东各国的战争之后，
苏联的解体又为世界增添了几个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在宗教与文化上的认同，也
将影响中国国内伊斯兰回民的觉醒和躁动。著名大陆作家张承志的新作《心灵史》
，记述了回民在历史上的被迫害的遭遇，尽管很多汉人读者觉得其中充满着“民族
主义的偏狭激情”，但是仍然不得不相信作者的记述，对回民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
情，有很多人佩服回民为理想而献身的无畏精神。
这个事实说明，回民不仅没有消化历史，而且更深刻地铭记了苦难。他们的朴
素与狭隘将在未来的某个日子发泄出来。一旦中国统治权力衰弱，或者统治者的侵
害使得回民重新处于不能忍受的境地，回民的反抗会爆发出熊熊烈火。因为他们不
是为了物质的、政治的和权益的东西，而是追求一种理想的死亡，所以更难以压制
，难以说服。
● 不驯服的皮袍子
蒙古人和藏人是穿皮袍子的，他们的分离活动更厉害。
内蒙民族分离运动问题一直严重。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中共就曾经借口所谓“
内人党”的问题整肃了内蒙古的民族分离倾向。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
种倾向并没有减弱多少。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一九九一年就专门发了一个第十
三号文件，就两个民族分离运动的组织的情况作出通告。这两个组织，一个叫做“
伊克昭盟民族文化学会”，一个叫做“现代民族学会”。他们的成员有二十八人，
主要是党政干部，以青年干部为主。这些组织平常以开家庭茶会为名，议论时弊，
撰写、打印、散发各种传单，鼓吹蒙古民族的自治分离意识。除了在区内串联，积
极扩大影响外，还利用熟人、同学、同乡等关系，把宣传品扩散到全国各地。
这些宣传品具有相当系统的文化研究。作者和他们的组织认为，由于本世纪蒙
古人被强制接受了异族文化，本民族的文化受到沉重打击，最终造成了蒙古文化的
危机。特别是红色共产文化，更是最严重地摧残了蒙古文化。
他们的具体任务是，“在两到四年时间内，研究民族兴亡的战略和战术，确定
民族统一和复兴的方针和目标。然后用三到五年时间建立一个蒙古民主党。然后，
再以十年左右的时间，统一蒙古民族为一个国家。”同时，这些宣传品还提出“我
们蒙古人自己也应当反省，看见我们已经具有的缺点和沾染的沉疴。看不到这些就
永远摆脱不了被人压迫、被人欺凌的处境。”他们还具体指出了蒙古族人“听天由
命、游手好闲、妄自尊大、左右摇摆”的缺点。他们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的民族劣
根时说：我们蒙古人经常表现出游牧民族的强悍与浅薄，一当官就盛气凌人，一不
当官就奴才相十足，等等。这种深刻的反省说明蒙古人在走向独立的道路上比别的
地方要更具有理性自觉。
内蒙古自治区的文件说，当地中共组织一发现这些民族分离组织的活动，就马
上报告了北京，并迅速取缔了这些“非法”组织，收缴了所有宣传品，终止了他们
的一切活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说他们的经验是“将民族分离分子镇压在萌芽状态
”。
现在，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都已被捕入狱。然而，还不断地出现继起者。就是
针对这个事件，一个自称为“内蒙古保卫人权同盟”的组织向社会散发了号召书。
传单指出：这是中共又一次以高压手段打击蒙古人民的自由要求。他们重新提出一
九六八年底到六九年五月内蒙古挖“内人党”的历史创伤。在那次运动中，大约有
四十万人被当做反革命关押，五万人含冤死去。被此一事件连累而受害的家属亲友
将近二百万人。
可见，镇压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蒙古人要求独立与统一的呼声依然很高。但
是，相对地说，蒙古人要求独立的热情没有西藏和新疆那样强烈。一是这个民族曾
经统治过中原，对汉文化有深刻的相知（满族人也有这种感觉），而西藏和新疆从
来没有入主过中原。其次，北京培养了非常强大的蒙古族干部队伍，这些人真正认
可中原政权。第三，东蒙西蒙之间一直不和，东蒙反对乌兰夫家族独霸内蒙，认为
乌兰夫家族老想利用北京整治同族对手。这样的分裂就使西部蒙人更加依赖北京。
而乌兰夫家族现在仍然是内蒙的第一家族。在民族分离运动中，这样的红色贵族首
先要受到冲击。
● “世界屋脊”上的悖论
民族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当然还是西藏。
西藏在地理上是“世界屋脊”，在民族矛盾的程度上也是一个“世界屋脊”。
它那么引人注目，就如同喜马拉雅山顶的积雪耀眼夺目。在达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后，几乎全世界都知道这个第一喇嘛的名字。我们在此不讨论西藏的历史和归属等
复杂问题，只是讨论西藏民族冲突的现实特点和邓小平去世后可能遇到的变动。
西藏问题如此棘手，几乎使人不能相信共产党还能找到一个良好的西藏政策。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拉萨又爆发了藏独大示威。这在一九八九年三月拉
萨戒严之后还是首次。示威由经济问题发难——反对中共放开粮价（在汉地早已放
开）——然后转为政治活动，要求西藏独立。尽管两者相互矛盾：反对开放粮价即
是要求中共继续补贴粮价。拉萨市民食粮全部来自汉地，其成本加运费是原售价的
许多倍。这行动本身意味着接受中共统治，只是要求中共拿出更多钱来。而要求藏
独则是拒绝中共统治，拒绝中共发给的薪金、津贴、免费住宅、医疗、教育、粮食
补贴和其他好处。这个矛盾说明：要么示威绝不是示威者的本意，要么说明藏人内
心存在激烈的矛盾。
的确，西藏在物质和经济上有依赖汉人的需要。西藏地处世界屋脊，严重缺氧
，严寒、干燥，大部分是永久冰雪带、冰缘寒漠土和石山高寒草原。中共进藏前，
西藏农牧业只能勉强养活一百万左右藏人。当时拉萨人口三万多，竟有四、五千乞
丐。中共全面接管后，给以全体藏人免费医疗，使藏族人口激增到现在的二百二十
万，拉萨人口激增到十二万（目前西藏的汉人仅五、六万，不足百分之三）。尽管
中共大力投资，发展农牧业，可是今日西藏自产的粮食仅能养活四分之三藏人，其
余须吃内地供应的汉粮。肉食亦无法自给，而西藏的草场已因超载放牧日趋退化。
由此可见，西藏的自然资源已养不活现有的藏人。
中共进藏前，西藏没有工业。西藏不产石油、煤炭，其他矿产也很少。内外交
通之困难堪称世界之最。中共接管西藏以后，花了很大的力量修通了进藏公路。不
过，公路常因冬雪夏洪中断。加以严重缺氧使汽车消耗同量汽油只能产生一半马力
，这使西藏的运输成本（以及火力发电成本）极其昂贵。尽管中共也大力投资，发
展工业，可是今日西藏的工业产值在工农牧业总产值中仍不足二成。且多数工业企
业亏损严重，全靠中共补贴。诚然，西藏可以发展旅游业。但是，对心脏病患者有
生命危险的严重缺氧使许多外国游客闻而生畏。总而言之，西藏经济从自然条件上
来看是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更不是象西方人所说的“移民的天堂”、“最后的香
格里拉”。
中共自一九八年起每年给西藏十多亿元财政补贴。应该承认，这些钱都是汉
人的血汗。中共还对占西藏人口九成的农牧民实行半养，即把人民公社的土地、牲
畜全部分给农牧民自由经营，中共不收农牧税、工商税，不派征购农牧产品，还大
量赠送生产资料和科技兽医服务，并给予内地汉农根本无权享受的全民免费医疗和
教育等。对占西藏人口一成的藏族城市人口，中共更实行全部养起来的政策。为此
，中共在西藏建立了庞大的党政机关和人浮于事、只亏不赚的国营事业，雇佣了绝
大部分成年的藏族市民，发给他们相当于北京同级职工两到三倍的薪水，此外还有
大量免费住宅和连在西藏的汉人干部家属都没有的全民免费医疗和教育等。甚至，
连西藏总共一千四百多座寺庙里的四万三千多名喇嘛，也全部由中共发薪供养并享
受免费医疗。事实上，藏族已经成为中国各民族中名副其实的贵族。
● 中共治藏政策的失败
中共的设想也许是：我们出大钱养藏人，他们就会服从我们的统治。可是，事
实证明，中共这种把西藏包下来养起来再通过翻身农奴干部把藏族管起来的政策，
应该说是基本上破产了。它花了巨款，却落得两头挨打。而且，钱给的越多，藏人
便闹得越欢。
首先，藏人官员希望藏人经常闹事，这样这些官员的地位就会提高。根据以往
经验，藏人只要一喊“西藏独立”并大砸大抢大烧，中共就会在镇压过后给他们这
些藏人干部加薪。这些人把藏独示威当做自己加薪的捷径。
养起来的政策在农牧民身上还有一些奏效。一方面，因为中共对他们只搞半养
，尚未造成他们一切依赖中共供给的心理，所以他们不会因为吃不上大锅饭而造反
。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在中共接管西藏以后确有改善，而农牧民的利益要求很现
实，在生活上有了改善之后一般就不会再闹事了。因此，在历次藏独示威中，不太
能看见农牧民的身影。
可是，同样的政策在藏族市民身上则完全失败了。这些藏人认为：既然你们要
统治我们，就应该出钱包养我们，而且应该越给越多。否则，我们还是要闹独立！
人欲无止境。如今拉萨市民八成家庭有彩色电视机。可是，通过电视，他们看到了
西方的物质文明，胃口就越来越大。加以近年来中共在西藏投以巨资，全面开放，
把高消费引入拉萨。单说两千多家私营饭店（店主大多来自四川），对拉萨市民就
有极大的诱惑力。美食店原料大部分须从成都空运，其价之贵可以想见。中共给藏
人薪水再高，也无法保证他们经常出入美食店，只有日进斗金，腰缠万贯的汉藏官
倒与汉藏个体户才能天天享用。这和北京、上海是一样的。
藏族职工也象汉族职工一样对大款心怀嫉妒，对中共萌生怨恨。汉族职工慑于
六·四大屠杀，又缺乏冠冕堂皇的借口，不敢上街抗议，藏族职工有喇嘛教所说的
来世作安慰，又有“西藏独立”这一冠冕堂皇的借口，于是趁开放粮价之机上街示
威。这是中共全盘包养藏族市民的必然结果，就象被父母宠坏了的孩子动辄用哭闹
要挟父母满足其欲望一样。
中共花了这么多钱财，结果是不得好报。暴动规模有大有小，但总是不断。崇
尚佛教的藏人，示威时也是向政府机关和汉人干部身上甩石头。干警受伤，多幢政
府建筑与商店被砸的事情总是发生。连达赖喇嘛的声明也不得不在谴责中共侵犯人
权的同时，一并对藏人攻击汉人商店表示遗憾。拉萨一度实行了军事戒严，民族对
立情绪依然尖锐。
有人认为：只要中共尚有力量镇压藏独暴力示威，就同时有能力满足藏人加薪
要求以及继续推行包养政策，而西藏这座火山也就会不断爆发。随着藏族人口与胃
口越来越大，中共统治成本也将越来越高。等到它的经济能力有一天不堪承受了，
它的政治力量也就“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了。那时西藏就会变成波士尼亚—黑
塞哥维那第二。这些人的结论是：经济手段无法解决西藏问题。即使共产党充分尊
重藏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习惯也不行。
毛泽东的强加于人的政策已经被扬弃了。中共现在除了不放弃西藏这块土地外
，文化上的政策已经相当宽松了，而且继续搬运大量其他民族的血汗供养西藏人。
可是，为什么藏人依然不能认同汉人呢？这就是藏人本身的悖论。藏人在精神上认
同达赖喇嘛，在物质生活上认同汉人政权。就是说，一个管来生幸福，一个管现实
幸福。在西藏生活过的人认为：西藏一出事，中共就认为那里的汉人官员搞了极左
。于是提拔藏人干部，并且大量拨款，同时调动汉人官员。通过这样的道路上去的
藏人官员，一般都非常腐败。藏人仇恨他们的是两个东西：坏而奸。奸就是说他们
是汉人的内奸。这些又奸又坏的藏人官员希望藏人经常闹事，他们的地位就会趁机
提高。
● 莫衷一是的西藏问题
西藏到底怎么办，什么政策最好，不同的势力和学者有着很不相同的观点。
认为西藏不应当独立的作家徐明旭说：“中共无法解决西藏问题”。用汉人治
藏，不行；用中共藏官管理，也不行。徐甚至主张恢复清朝老惯例，即中央只管西
藏的外交和军事，其他都由藏人自治。
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希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但是不同意谈判附加先决条件
，也不承认西藏有归属谁的问题。西藏人士多认为西藏应是一个独立国家。他们只
是对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只能等中国衰
弱、解体、混乱以后靠武力解决。有人认为应当和中国谈判解决。只有中国安定繁
荣，大国不威胁中国，西藏问题才好解决。
藏人才旦旺秋在《断章取义阉割历史》一文中则从根本上不承认西藏属于中国
。他说：“尽管中共白皮书列举的大部分历史事实确有其事，但是描述的事实大都
是断章取义，只作单一比较，没作横向比较。”“西藏是先作了蒙古帝国势力下的
领土后才永久丧失了主权的，而明朝并没有将西藏列入它的版图。”“即使在清朝
，西藏也不过是藩属国。”“西藏是原来吐蕃国翻译演变而来的。”他的意见是恢
复吐蕃的名称，或者叫提博国。
海外也有些人认为，中国现在没有大一统的基础。秦始皇统一天下是罪人，西
藏分离意识没因为中共建政而改变，邓小平一国两制对台湾不起作用，只有大陆出
现汉唐盛世，云南新疆西藏才能靠拢，还有人说国家版图过大就不好等等。有的认
为只有实行民主的联邦制的中国才能处理好西藏问题。有人批评中国的西藏政策，
但是认为西藏应是中国的一部分。
西方人特别喜欢谈西藏。西藏难民移民美国的计划正加紧进行。美国国会于九
一年颁发了一千名西藏难民移民美国的指令。这些移民尚未完全到位，他们被分散
到美国的二十五个地方居住。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尽情指责中国的西藏政策的同时，
中共方面的书籍则大量提到其解放农奴、发展生产的功绩。这些可能是事实，但农
奴解放了，西藏文化也在受到损害。
西藏民族运动的一位领导人举例说，藏人对汉人很好，但是中共和汉人对藏人
不好。中国建政以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一位藏族头人曾经对他说，他在
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开会，贺龙在大会上说：“你们藏族人是我们红军的、共产
党的大恩人。在长征最艰难的时刻，是藏人帮我们渡过了难关。我们欠着藏人一笔
债，现在我们还债来了。你们可以放心，我们是保护你们的，是为藏人谋福利的。
”贺龙的话受到欢迎。可是当时的邓小平则说：“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
条是拥护祖国，跟共产党走；另一条是背叛祖国，反对共产党。前者是光明大道，
后者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的话不好听，但是，说的正是事实。
正所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 中国不会放弃民族地区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提问：中共为什么还要继续做赔本的生意呢？
徐明旭认为：中共不可能放弃西藏。原因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的去留
关系到中国的版图即国土主权。如果谁放弃了西藏，谁就会比袁世凯的下场还糟糕
——袁当年都不敢放弃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九万平方公里土地。徐的这个看法有代表
性。一个国家对自己已经实际控制的国土是不会轻易放弃的。那些谴责中国的西藏
政策的国家，并没解决好自己的民族问题，而他们的很多州和省的占有历史远远没
有中国的西藏长，有的甚至是毫无理由的抢劫。在这点上，西方国家没有资格批评
西藏问题。
没有什么人希望别人别国真正地强大起来，尤其是自己的紧邻。越是强大的大
国越是希望全世界都分裂成很多很小的国家和地区，那将为它的横冲直撞提供方便
。西藏的独立运动也受到了这样的势力的关照。促进民族分离运动的因素是很多的
。苏联解体造成的几个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中国国内的民族
分离运动。其实，不光苏联和中东国家对西北伊斯兰地区有影响，其他边境地区都
多少受到外国民族主义倾向的感染。
西藏的独立活动也受到印度的影响。尽管印度本身也存在着民族分离问题，可
是这不妨碍它对西藏的未来说三道四。如果在两个大国之间存在一个邻国，她弱小
而安静，大国之间的冲突就会得到缓冲。有些国家希望看见中国在民族的动乱中分
解成为几个，最好是十几个小小的国家，大国随便下手，就能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印度收容了大量西藏难民，为达赖喇嘛提供了很多生活与发展机会，甚至大量开
办企业等。不能说西藏的分离活动和印度没有关系。
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的内蒙古，受到外蒙古的影响；延边受到朝鲜半岛形势
的影响；新疆受到哈萨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影响；西南少数民族受到东
南亚的影响；广西、云南受到越南等国家的影响。外国势力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变化
充满着好奇、神秘、猜测和侥幸。
正在发展的中国会十分严肃地对待民族分裂活动。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中国
政府对待任何此类活动都会采取坚决的镇压措施，无论是新疆、内蒙古、宁夏、广
西还是西藏。如果是国内动荡，中国政府会派遣强有力的军队去及时扫除叛乱。在
外国入侵的情况下，可以想象，中国当局一定会保卫国土完整。
● “穷争饿吵”，还是“温饱而后思独立”？
毛泽东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不是成功的。可以说，封建帝王的大汉族意识引
导了毛泽东的民族政策。他很少了解自己的臣民，很少访问少数民族地区。他执拗
地执行自己的大汉族主义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领袖，政策运作上往往施以诡诈
。在西藏问题上，毛泽东的这一套表现得很充分。他们没有遵守对西藏首领达赖的
许诺，过于急切地实行土地改革政策，而将达赖喇嘛逼走，从而造成了国际社会上
旷日持久的西藏风波。
有人说，毛泽东就是要造成这样的结果，因为他不能容许藏人有自己的精神领
袖；也有人说，毛泽东解放西藏，实行土改，完全是出于对农奴的同情，那里的农
奴那时全无人权可言。即使这两种说法都对，那也仍然是帝王的理想主义行径。他
贪大喜功，操之过急，没有看西藏的实际情况，尤其没有看到西藏独特的宗教现实
。
邓小平比毛泽东清醒。第一，他看到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意识，所以在他任西
南局第一书记时就清楚地宣告：尽管藏人和少数民族在红军长征中曾经有恩于共产
党，但形势变化了，共产党是掌权者。藏人要么好好服从，要么叛乱；前者是光明
大道，后者是死路一条。他没对少数民族寄予任何理想主义的温情和不切实的期望
。一句话，作顺民，就在这边好好过日子；不作顺民，就不要说我们不客气。
邓有比毛泽东高明的地方。他看到了民族地区的重要性和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强调只有将经济搞上去，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提高，才能真正使少数民族人民心悦诚
服，不想造反。这个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九八六年和八七年，我们曾到两个
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过。一个是吉林延边地区，一个是新疆地区。当问到朝鲜人“是
否觉得应当和整个朝鲜半岛的同族人生活在一起”时，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不要
去啊，他们那边生活不好。”他们还说：“你们看，他们现在都到我们这边买东西
，很可怜的啊！”他们说的那边，是指北朝鲜。巨大的生活差别，足以使人忘却或
者忽视文化传统。兄弟如此，民族也如此。民族问题首先是现实的经济利益与生活
水平问题。
当年的苏联也不如中国的生活好。虽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些激烈的分子偶尔
闹事，但是总的说来，中国少数民族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在经济发展中提高了生
活水平。这种提高以及和邻国生活的差距，他们是清楚的。新疆人那时就知道，苏
联比中国更不自由，生活上也不如中国。所以，被问及的新疆人大多都说“哪里都
一样啊，没有必要折腾。”“独立不独立，不是要紧的，要紧的是生活好。”
这种强调经济生活的认识，就是人类本质的东西。它的反面就是所谓“穷争饿
吵”。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后，政治上才容易相安无事。不同民族之间能够这样和平
相处，也就很好了，过分宣扬什么亲密无间，是不明智也不实际的。同时，要邓小
平离开历史阶段，去满足任何民族的任何理想的要求，将多民族的国家组织得象天
堂一样，也是不理智的。
反过来说，当经济生活达到一定水平，民族主义情结就会被再度唤醒。那时，
人们要求的不再是物质生活，而是更自由更独立更和谐的文化环境。这时，即使此
地的生活高于邻国，他们也还是希望有自己的充分独立的政治和文化条件。比如，
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北爱尔兰等。中国的民族分离运动还不和这些地方完全一
样，但现在的分离意识已经明显地具有政治文化的味道，而这种要求是被经济生活
的改善所缓冲，同时又被更高的要求所激发的。
● 邓小平以后必定出现民族纠纷
邓小平以后，中国的某些地区必定发生一些民族冲突。
毫无疑问，邓小平的死会给中国大陆各地的民族分离和独立运动增加新的刺激
，成为他们加紧活动的一个契机。甚至可以断言，在邓小平之后，中国大陆必定会
发生以民族分离和独立为诉求的相当广泛的社会运动，对中国的统一和完整形成挑
战。在部分地区，发生民族冲突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冲突也完全有可能会以武装冲
突的形式出现并导致流血的结局。
哪些地区最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让我们仍然先看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对中国越来越成为难以处理的课题。这个地区虽然经济上不如沿海省
份富有，但是资源丰富，是中国的能源仓库。穷而有用。要想迅速充分开发，还有
相当多的困难。这些地区的交通都很闭塞，开发前景广阔，但是需要大量资金和技
术，可谓困难重重。这里地广人稀，文化状况复杂丰富，民族问题日益严重。北京
对西北是非保不可，而西北地区的民族在独立的要求上向来都非常强悍，非常激烈
。这种热对立，很容易就会导致流血的冲突。
中共当局已经在为邓小平身后在西北地区出现民族问题做一些准备。在一九九
三年四月的一次经济情况通报会上，江泽民就提出要“把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作
为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加以解决。”六月中旬，他在西安召开的西北五省经济工作
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如果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差距过分拉大，经济问题有可能
导致一些其他社会问题。”这种担忧，说明了当局对这一地区的重视。
不过，总的来讲，西北的民族矛盾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首先让我们讨论一下新疆会不会出乱子。
地处中国最西北的新疆，是中国的六分之一。那里居住着十几个民族。新疆各
民族居住在不同的地区，从而构成了独特的交融模式。这些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经济和政治情势。一，各民族交融地区，有乌鲁木齐、伊犁、奎屯、石河子等，
通常称为北疆地区。这个地区是工业集中的地区和军垦地区，就业率高，生活水平
也高。而且汉人多，维吾尔人少，多少年来不同民族间相安无事。二，东部的哈密
与吐鲁番，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也不错。这些地区处于中部和北部以及关内汉人的
中间，情绪平和，多年来未曾发生重大分裂事件。三，喀什地区和南疆部分地区是
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在地理上是最西边，与阿富汗接壤。那里的少数民族和汉人
形成了一种自愿隔离的局面。原来苏联的哈萨克希望联合中国境内的同族兄弟独立
，中国曾经很紧张。现在原苏联的哈萨克那边已经独立了，与中国关系不错，本身
又有很多问题，焦头烂额，也就不管中国的哈萨克兄弟了。所以，在汉人和哈萨克
之间，生活相对安静了些。只有维吾尔族仍然闹事，时常有恶性事件发生。但是现
在看，大乱起来也很难。主要原因是政治威慑、移民交叉、经济联系等原因制约了
分裂。民族的迁移活动给民族关系带来的变化，在新疆最为明显。汉族的迁移的主
向是从东南向西北，从中向北向南，将伊犁、库尔勒、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北端都
占了。还有东疆地区，以及北疆的油田和河谷。这些地方的人口比例正在发生大变
化。北疆地区汉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乌鲁木齐占百分之九十。
经济格局的变化也影响到民族的关系的交融。新油田的发现使原来的塔里木沙
漠更加重要，那里的储油量据说比沙特阿拉伯的还多。这是中国未来的能源库，中
国不会放弃。大量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开往油田，油田建设也给当地人带来工作机会
，使他们的生活与教育条件得到改善。这些变化限制了民族分离运动的发展。
新疆与西藏不同。西藏的地理环境比较封闭，新疆则开放得多；新疆的文化是
好多民族的复杂混合，宗教就有好几种，但西藏则只有一种喇嘛教；西藏的经济资
源不大，新疆却是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西藏无法迅速实现现代化生活，新疆则是
可能的。比如，新疆的民族交融，消费文化起的作用很大。但是西藏形成市场就不
容易。新疆人很会做生意，而西藏人更多的是游牧。
新疆地区，只有南疆具有分裂的可能性。以前的分裂和恐怖活动，其发端大都
带有偶然性，乌合之众，闹一阵子算了，而且往往是就事论事，无关宏旨。现在他
们转向有组织的活动，爆炸、袭击，进行地下恐怖活动。他们用这种办法刺激维吾
尔人的情绪，威慑汉人的居留安全感。苏联解体后穆斯林独立的例子使他们兴奋，
而边境开放使外部一些独立势力渗透过来，而且也带进来一些武器和资料等。
由此可见，新疆地区的南疆是动乱和分裂的火山爆发点。
比较起新疆来，西藏问题可能更为棘手。邓小平以后，西藏独立运动一定会高
涨。同样，在邓小平身后，中共当局也绝对不可能放弃西藏，同意西藏以这样或者
那样的形式独立。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袁世凯当年都不敢放弃麦克马洪线以
南的九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么大的一个西藏，已经在中国治下，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所以，在西藏独立的问题上，无论西藏独立运动多么高涨，无论国际上的压力多
么大，也无论中国大陆内部的日子怎么不好过，要想不经过流血的战斗而达成西藏
的独立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为民族计，无论是为汉族还是为藏族，最好都是能够找到一个和平解决
问题的办法，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现在，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希望和平解决西
藏问题。但是，他们不同意谈判附加先决条件，也不承认西藏有归属谁的问题。西
藏独立运动的人士认为西藏应当是一个国家，但是对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也有不
同意见。他们之中，有人认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只能等中国衰弱、解体、混乱以后来
靠武力解决；有人认为应当和中国谈判，只有中国安定繁荣，在大国不威胁中国的
情况下，西藏问题才好解决。
中共方面是以逸待劳，看来要维持现状还是可能的。在邓小平身后，在西藏独
立运动压力太大的情况下，共产党也可能会采取在文化和宗教等问题上有一些让步
的灵活政策。如果西藏独立运动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可以想见，中共方面必然对
以铁血政策，是不会允许分裂的。这样，可能是胡萝卜和大棒兼而有之。在可以预
见的时间内，这两个办法可能还都会有效，因而西藏的独立运动不太可能会引起中
国整体的震荡和分裂。
● 寻找长治久安的制度性设计
当然，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邓小平的死也许会给中国带来新的机会。在民族
问题上，这就是给中国人一个契机来寻找一个比较具有长治久安作用的制度性设计
，从而使不同的民族能够平安相处、互有所惠。
分裂独立的得失，合作共处的得失，都可以形成悖论。安定虽好，可是会牺牲
自由；物质生活固然重要，难道文化的传统民族生活的高度和谐就不重要吗？反过
来，美国黑人为什么没要求回到非洲去？因为美国给他们一个大国的自豪、良好的
物质生活与相对平等的做人的尊严。有的民族在分离在独立，有的民族在联合在包
容。联合的，有过得很好的；分裂自治的，也有很好的。
但是总的事实是：现代社会中，不一定要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道路。南斯拉
夫分成很多小国家，不断地打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有什么好呢？
同时，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大国，那个大国很可能会成为奴役一切小国的得
意洋洋的暴君。那时，它将在全世界的政治平原上纵横驰骋飞扬拔扈。没有抗衡的
世界是可怕的，正如没有制约的权力一样。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应当是提高
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而在这个目的下边，有很多条道路可以选择。
不主张分裂分离，并不就同意了共产党的所有做法。建立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让各民族在大家庭中都有说话的平等权利、发展的平等权利而不仅仅是一个陪衬，
让各个民族能够决定他们的发展计划和要保留的传统，让民主制度成为各个民族互
相制约共同遵守的法律，大家都生活在没有怨言的环境中，有怨言可以找到合法渲
泄的渠道，那么民族的分离倾向就没有什么必要，至少没现在这样强烈。
历史是冷静的，某一天它可会找到例子或显示什么，告诉我们：大国分离成很
多小国，不一定就好。而一个大国要想具有巨大的向心力，必须有一个相对自由的
制度，一个比较发达的经济，一个让人们感到幸福也感到自豪的文化状态。这就需
要中国人在邓小平以后能够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要求大陆中国的民族政策正视
历史的变化从而产生新方向。否则，发生民族动乱，甚至会造成四分五裂，对谁都
不是一个福音。
出于感情，有些人会从原因否定结果；出于理智，有些人会从结果怀疑行为。
无论怎样，邓小平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即将到来，汉人和少数民族都应当将
这个问题想清楚。每个关心中国大局的人，对自己生活负责的人都会试图有个基本
的思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所有民族应当在大家庭中都有说话的平等权利和发展
的平等权利。这种权利不能仅是陪衬，它应当以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和谐为内
容，以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为目标。
—·—·—·—·—·—·—·—·—·—·—·
八．台海两岸会燃起战火吗？
邓小平曾经设想在他生前解决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问题。他是老一代人，这
些人将国家的统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当然，在谁手中完成这个伟大功业，
谁就可以留名青史，也是必然的。
一九八零年元旦，他在招待会上讲到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一是发展经济
，二是保持社会安定，三是中国的统一。可见邓小平将台湾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地
位，而且相当乐观。
一九八三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力宇时，还保持着这个乐
观的劲头。他说，“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
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表现出相当的紧迫感。但是，到一九八四年十月
，邓小平却表示，“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当年十二月，他又说，解决
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
八年多过去以后，即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当初提出的这三项任务似乎唯有第三
项没有任何进展。邓小平本人恐怕也知道他的这个心愿是太难完成了。所以，在一
九八九年五月在北京会见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邓小平说：“我
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台湾问题未能解
决，将是毕生憾事。”
一九九三年十月，邓小平在北京兜风时对张百发说：“我这一生是看不到中国
的统一了。但是我想还是能够看到香港回归祖国。”深重的政治遗憾中又表现出没
有大的小的也将就的豁然与达观。
在邓小平接近他漫长生命的最后一个段落时，他会把“解放台湾”当做一件一
定要完成的事情吗？如果邓小平就这么死了，在他身后，中共会对台湾采取什么态
度？是急统，还是缓统？又或者是任其独立？台湾一旦独立，或者台湾的独立浪潮
再有进一步的高涨，中共是和？是打？还是有谈有打？
● 不收复台湾中共寝食不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毛泽东不是没有一鼓作气拿下台湾的豪气。当时国
民党南京失守，中共挥师南下。其势如风吹落叶，所向披靡。毛以为可以顺手将台
湾拿下，彻底消灭蒋家王朝。于是布置了对台作战。
那次战争以失败告终。
遵照朱德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共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继十月十七日攻下厦门后
，立即组织攻打金门的战斗。可是当时的兵团司令叶飞轻敌麻痹，命令第十兵团团
部渡海进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并且命令兵团后勤部门筹措大米和
柴草，以保证部队和市民的生活供应。
此时已经渡海作战的２４４团，由于对敌情掌握不清，对海上作战也不熟悉，
相互之间的配合发生了问题。在没有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分散出击，削弱了战斗力
。第一梯队占领滩头阵地前，自己的火力太猛，人上不去，船队无法接应第二梯队
。占领滩头阵地后，孤军深入，又和船队失去了联系，船队也失去了保护。正好又
碰上退潮，船队搁浅，被国民党军的炮火打得粉碎。第二梯队接替不上去。三个团
在那里孤军奋战三天三夜。几乎是一场血战接着一场血战，但是终于因寡不敌众，
弹尽粮绝，有的投海牺牲，有的被俘。
２５１团稍微好一点，因为一位参谋发现这种情况后，自己驾驶一艘船，引诱
对方跟随，从而使他的战友有三分之一得以返回。而这位参谋，则和敌人的炮艇壮
烈地同归于尽。
２５３团倒是保存了全部船只。但是在撤退的途中，船队在大雾中迷失了方向
，驶入了国民党的海区，结果被中共自己的远程火炮群当做敌人的增援部队，全部
炸沉海底。一起打了几十年硬仗的战友，死在自己的炮火之下。
收复金门的失利，使整个对台作战不得不停止。
但是毛泽东并不死心。不久，他又命令大将粟裕组织攻打台湾。
粟裕是个很谨慎的会打仗的将军。他一方面积极组织攻打台湾，一方面认真衡
量自己的实力。他曾经三次仔细地向毛泽东说明战役的困难程度、准备的不足和各
种不利条件，从而使毛泽东三次修改了攻打台湾的计划。他们不仅增加了兵力，而
且考虑了各种物质条件，特别是海军力量的条件。
五十年代初，国民党空军几次轰炸大陆东南沿海，包括大城市上海。毛泽东决
心打仗。他找到粟裕，交代了任务。粟裕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首先组织兵力攻打舟
山群岛。
不知是国民党军队故意放弃，还是了解粟裕的决心和部署因而不便恋战呢？居
然一枪没打就那样撤走了。中共没用一枪一弹，就成为这个群岛的主人。毛泽东得
陇望蜀，进一步要求粟裕攻打台湾。但是粟裕提出攻打台湾的条件不足，自己部队
需要更多的海上作战训练，因此要求暂缓攻打台湾的计划。毛泽东同意了。事后，
毛泽东表扬了粟裕实事求是的好作风。
后来，当粟裕再次汇报攻打台湾的准备情况，并要求作战时，朝鲜战争开始了
。
毛泽东命令粟裕放弃攻打台湾的计划，到东北协助彭德怀抗美援朝。一场战争
避免了。
● 能“和”则“和”，不能“和”就打
中共从来没有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说法。几十年来，这个口号是不变的。虽然
在这个口号下，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但是不放弃台湾，不许诺不以武力解决台
湾问题，是中共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是毫无疑义的。
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不仅没有解放台湾的豪气，而且非常担心台湾反攻大陆。
那时大陆处于空前的经济困难中，民生凋敝，怨声载道。那时喊“我们一定要解放
台湾”，有点象胆小的夜行人边走边唱歌为自己壮胆似的。但是，蒋介石其实也一
样没有力量反攻大陆。一则大陆上民心还没有现在这样分散，毛泽东一声令下，上
下还会一致行动，力量还是不小。二则国民党力量毕竟不足以和大陆抗衡。
七十年代，大陆关于统一的口号，也基本上是说说而已。那时大陆被文革弄得
焦头烂额，无暇再去惹事。之所以强调一个中国，是因为历史的传统、民族心理和
国家利益等各种原因。后来大陆取代台湾加入了联合国，更增加了统一台湾的信心
。
八十年代初，“统一中国”的口号恢复到比较正常的心理状态。以叶剑英的讲
话为标志，大陆开始了全方位的内外政策演变。这个时期，大陆忙于内部经济建设
和整顿，忙于体制改革（主要是以效率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不可能突然进行一次
大规模的战争。即使大陆胜利，也是两败俱伤；弄不好，大陆也可能处于很尴尬的
局面。
九十年代的统一口号则有了不同的涵义。诚然，九十年代的中共战略任务，仍
然是以经济改革推动大陆的现代化。此一任务显然仍较统一问题为优先。这也是中
共至今未对武力犯台主张作出明显调整的原因。但中共决不会坐视“台独”最后把
台湾变成与中国大陆分离的另一个国家。这个意向，在最近发表的对台政策白皮书
中表达得十分强烈。
苏联的解体，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曾经作为美国主要对手的苏联和东
欧集团突然没有了，中国的地位突出出来。虽然中国的改革曾经为美国人所叫好，
但中国毕竟还是社会主义旗帜。它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成为美国唯一的对手。同时，
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美国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在亚洲扩张。即使中国不和
日本联合，也会占有一定的政治空间和市场。如果中日联合，甚至和亚洲四小龙联
合，形成一个亚洲独立贸易集团和政治集团，美国的空间将大大缩小。
加上欧洲共同体的独立倾向，美国面临一个秋风萧瑟的季节。所以，美国努力
压制中国，不惜故意给中国找麻烦。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
大陆更加清楚政治与经济空间的重要性。因此，统一台湾不仅含有过去那些文化的
意义，而且带有世界范围内的空间竞争的内涵。
但是，无论美国好说歹说，无论台湾示喜示怒，无论中共的处境或安或危，它
都没有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信条。中共如果放弃这个口号，就等于承认台湾的
独立。两个政治实体在历史上的深刻隔阂，意识上的水火不容，现实状况的巨大差
距和难以消除的互不信任，根本无法将他们弄到一个谈判桌子上来，即使弄到一起
也谈不拢。加上台湾和美国之间的防御关系，中共不可能放弃使用武力的说法。
但是实际上，中共短期内也没有武力解放台湾的打算。虽然北京密切注视着台
湾的动向，但是依然将主要精力放在现实条件下的两岸交流和努力谋求未来和平解
决统一问题的途径。看来，大陆的基本对台政策可以说是：能和则和，不能和就打
。
● 两岸能够和平统一吗？
大陆和台湾都说要统一。大陆说不管体制，台湾可以继续它的资本主义制度，
提出一国两制的口号。台湾则强调体制，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蒋经国曾经简单
明了地阐述过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至今对台湾也许仍有价值。那就是：要解决“
台湾问题”，不必外求，首当解决“中国问题”；要解决“中国问题”，也无待外
力介入，首当解决“体制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大陆的政治体制改变了，中国的
统一就好说了。这里说的体制，主要是财产所有制、多党竞争、言论自由和军队国
有化等。
大陆关心的是台湾政治地位和归属。如果台湾的政治地位发生变化，比如台湾
独立，自成一国而不再是中国的一个省，从而脱离中国；或者国际社会实际给予台
湾这种机会，那就会被中共视为不能容忍的叛乱，必然会以武力相见。
如果大陆的政治体制变了，两边统一的机会就会大一些。但是，在台湾，也有
主张台湾独立的力量希望，一旦大陆的政治民主化了，台湾要独立的时候大陆就会
任由它去，因此大陆政治的变革会给台独更多的机会。所以，台湾的“独派”和“
统派”倒是都愿意大陆改变政治体制。
的确，即使大陆也搞资本主义，也搞私有制，台湾也未必就马上和大陆联合统
一。台湾的经济状况、生活条件和大陆不同，是否愿意和大陆立即融为一体，不会
是简单的事情。
如果统一，将会从谈判开始。那种形式，是冷统。
如果台湾改变了政治地位，中共会讨伐台湾。名义会是“平定叛乱”，这种形
式是热统。
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两种可能性一一进行探讨。
首先，中共能不能改变呢？
中共能不能放弃现行的公有制？能不能放弃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能不能开放
报禁实行言论自由？能不能将军队置于国家统一领导下而不是由自己的党来领导？
对中共来说，这些都是致命的东西。而且两个政权是血战几十年的两个敌手建立的
。现在有台湾提出要中共大变，放弃以上那些东西，等于与虎谋皮。
将来会不会改变呢？中共会变，而且正在渐渐地变。这样按步就班的自然蜕变
，对中共控制的大陆是有好处，对人民生活也没有坏处。但是，这离那个经济私有
化、政治民主化、人权平等、生活自由的状态还相当遥远。如果台湾有耐心，可以
在和平环境下竞赛，双方相安无事地生活，让时间考验谁的寿命更长些。
但是，在这个历史的拔河竞赛中，台湾是否有这个耐心呢？
一个独立实体，尤其是在经济上相当成功的实体，总是希望有个名正言顺的生
存空间。如果说台湾能统一大陆，有点荒唐。至少目前看，是有点蛇吞象的滑稽。
许多人是知道那是非常渺茫的虚幻如肥皂泡的东西。那么，难道台湾就这样不死不
活地过下去吗？
台湾人开始为自己的政治出路着想。当台湾处于戡乱时期时，人们不敢说话；
及到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言论自由活跃了，就有主张独立的民进党活动，而且渐
渐形成气候。
不能排除台湾有一天独立的可能性。民进党的政治要求看来很有一些民间基础
。台湾的国际空间日益减少，大陆不断地挤台湾，使得台湾人处于尴尬的处境。这
种形式甚至也严重地影响了贸易等经济活动。台湾人在想：我们为什么非要和那个
大陆统一不可？我们不做统一的梦了，自己过自己的日子难道也不行吗？行与不行
，先试试总可以吧？世界上不是有很多民族分成好几个国家生活吗？英国人，法国
人，西班牙人，中国人，阿拉伯人……
而且，台湾独立势力的兴起，已经不单单是民进党了。很多人在议论，现在连
国民党的主流派也倾向于独立了。是不是真的，要看将来的发展。
反正，在外交问题上，台湾的执政党和民进党开始一致起来。比如说，在要求
加入联合国的行动上。分歧只在于国号的不同。孩子反正是一个，关于名字应该怎
么起而出现的争吵从来不会太激烈。
现在看来没有和平统一的可能，将来也难说。
☆ “国际化”会有什么效果？
大陆和台湾对统一的看法，基本上是各执一词。
台湾联合报社论《析论中共对台政策“白皮书”的意涵》说：纵观整个白皮书
的内容，中共对有关“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的看法，仍未脱离过去十余年来的思
考窠臼，亦即透过两岸的直接“三通”和“党对党”谈判，达成“和平统一，一国
两制”的政策目标；至于台湾方面所关切的“政治实体”、国际活动空间和“对台
用武”等问题，中共的反应亦无改变，仍持僵化地排斥的立场。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日联合报社论《再评中共国务院“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
白皮书》说：揆其内容，殊无新意，但选择在台北当局大力推动参与联合国，而联
合国大会即将开议之际发表，则显示所谓“台湾问题”已朝向“国际化”发展。
台湾朝野对中共白皮书的看法，大体是两种：一，北京以七种文字向国际社会
发表这本一万两千余言的白皮书，这个空前的举动足见台北的动作已经发生效用，
迫使中共必须面向国际发言，不能象过去那样摆出一副不太在意的姿态。
二，然而对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发展——是否将使问题出现更大的回旋空间或将
堵塞原来可能存在的回旋余地？使问题更柔软而易于处理或使问题更僵固而更棘手
？将使双方更具善意或将使双方更见敌意？——则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在这个互动密切的“地球村”中，不论“中国问题”或“台湾问题”，均不可
能完全脱离国际因素而孤立运作了。所以要完全阻隔所谓“国际化”的变数，客观
上并不可能。然而，国际因素倘若过度介入，很可能增加事态的变数或风险机率，
因此可能亦非寻求两岸长治久安的适当途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黎安友即认为，大陆发表“台湾问题白皮书”的用意，就是看到大陆与美国之间的
关系恶化，美国会利用台湾问题对付大陆，所以做出了这样强烈的反应。
● 邓小平的大统战
一九九三年九月，主管中共统战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召集会议，提出“大
统战”的观念及工作要求，目的是促进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经贸交往以及资金
、技术、人才的引进，有重点、有计划、多层次、多管道地展开统战，加速“一国
两制”的进程。
所谓“大统战”观念是：一，以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
大统战”的基本理论思想。二，依据“团结愈广泛，对社会主义事业愈有利”的统
战原则，建立“大团结、大统一、大联合、大统战”的观念，并涵盖以下五种观念
：１，全党办统战观念；２，积极争取和团结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扩大世
界范围的友谊交流；３，对不适宜形势的发展的老式统战思想与做法，要主动革除
，重新制定，才能跟上新时期的步伐；４，统战干部除了政治任务的要求外，更要
学经济，懂经济，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观念，经济干部也要有政治认识和统战观念
，两者才能相辅相成；５，重视基层，掌握情报，总结并推广统战工作经验，因地
制宜，主动积极地开展有关活动。三，依据这样的思想和观念，在实际工作中要大
力支持“民主党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各项活动，加强统战干部、党外有代表性的
知名人士及经济专业队伍的建设；着重研究和探讨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
下，强化民主关系，促使大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加强经济领域统战工作
，除大力培训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物、推动智力支边和扶贫工作外，并筹开“国有
大中型企业统战工作会议”；开展党外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工作并建立
相关人物、信息的调查研究和工作网路；加速“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进程。
这个一时震动上下的所谓“大统战”，其实新意不多。然而，它所透露的是中
共对解决台湾问题的焦急心理，以及对国内各种势力和各种阶层的矛盾对立的担忧
。台湾问题的关键还是：什么情况下台湾方面才会坐下来谈判？大陆必须创造什么
条件，或者说大陆怎样才能逼迫台湾顺从地坐到谈判桌前？等，要等到什么时候？
打，要在什么时候打？以及怎样打才能取胜？
● 看邓小平怎样过桥
邓小平是一位桥牌好手，而桥牌的主要技巧就是怎样将一些难出的牌组织好，
利用别人的牌形将牌打出去，而且尽量少失分。操大陆政策牛耳的邓小平同时也是
一位讲究实际，很有灵活性的人。尽管他同别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一样，急于看见
由中共统一起来的中国，但他显得比别人更会审时度势，不会“为所不当为”，以
避免操之过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后果。
邓小平在世时，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他不容别人置喙。他所进行的统战工作，主
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外交上孤立，经济上亲和，文化上交流，军事上打击。
外交上的孤立，是不用说了。自从台湾离开联合国后，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
大陆踏进联合国的门槛后，尽其可能杜绝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外在凭藉，以求最终将
台湾挤到大陆的谈判桌上来。明显的例子是，当中美洲七国向联合国提议讨论“在
台湾的中华民国”会议案后，中共立刻以“侵犯中国主权及违背联合国宪章”为由
，作出了强烈反应，并致函联合国各会员国，表明坚决反对台湾以任何名义任何方
式入会的强硬态度。中共的忧心在于唯恐引起连锁反应，让台湾在国际社会得一席
之地，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台湾独立。
台湾的对策则是努力打破中共这种挤垮政策，千方百计扩大生存空间。在第四
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上，台湾方面为了重新参与联合国，外交部在一年前就征询对台
湾友好的国家的意见。除了在外国散发说牒外，还利用各种管道对许多国家频下功
夫。外交部还出重金在美、法等较重要的新闻媒体上刊登广告，向世界宣告它要参
与联合国的愿望和理由。
除了外部的政治斗争之外，中共也很关心台湾内部的政治斗争。在北京领导阶
层的眼中，国民党十四全会与前不同。第一，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核心的重组，将影
响整个大陆政策的认知和作为。中共忧虑，当新连线出走另组新党后，国民党在整
体结构上的“本土化”，将逐渐走向“台湾国民党”，从而模糊了国家统一的政策
目标。第二，中共认为这次大会不仅攸关国民党在台湾政治地位的消长，同时也影
响到民进党的发展前途。虽然中共认为民进党的执政条件尚未成熟，但若国民党内
部发生重大分裂，仍可提供民进党执掌政权的机会。换言之，国民党能否遏制民进
党台独路线的发展，这次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三，中共认为，国民党因受
到派系之争和利益冲突的影响，其在处理两岸关系上的垄断权已经面临挑战。中共
担心国民党为了维持统治地位，今后在大陆政策和两岸关系的做法上，将因内部活
动空间的限制，而逐渐趋于倾向台独。
面对十四全后台湾政治生态的改变，中共在对台策略上预料将积极透过直接“
沟通”的管道，促使国民党中央改采积极的大陆政策。例如，江泽民致李登辉的贺
电内容虽无新意，但态度上显然有所改善。中共媒体则特别强调，国民党所谓“新
的历史阶段”，应从是否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来考量。
☆ 经济亲和的威胁和诱惑
经济上，两岸联合的趋势得到大陆方面的支持和鼓励，而台湾官方则对日益发
展的两岸经济交流忧心忡忡，希望能够踩踩刹车。
大陆开放后，台湾看了好几年，没敢动。后来不仅台湾、香港，世界各地在观
察和研究中国的经济以后，都认为在中国大陆投资有利可图，并且很快行动起来。
日本最快，德国次之，西欧也跟上了，当然赚钱最多的还是香港。于是台湾商人动
心了。他们先是利用探亲机会回大陆看，后来就动了真的。
大陆近年来使用“以商围政”的政策，在两岸关系上强调双方的经贸互动。经
济是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之所系，而最近两三年的两岸经济力量对比，已朝向对
台湾不利的趋势演变。中共可能会认为，只要经济这条绳索握在手中，不怕台湾不
就范。
虽然按人口平均，台湾收入大大高于大陆。但是在解决大陆和台湾的政治纠葛
中，主要看综合国力。从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看，大陆一九九二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已经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个基本事实，让台湾越发不
安。可是，在西方经济长期持续衰退的今天，大陆的发展依然保持良好势头，这就
不仅是对台湾的威胁，也成为对台湾的诱惑。
台湾没有办法对抗这种诱惑。在现实的经济形势下，李登辉也表示：台湾官方
不反对台湾的初级工业向外发展，因为台湾工资上涨成本上升，在台湾没有竞争余
地。目前，在大陆投资设厂的台商有六千家，留下来的是有发展潜力的高科技产业
。为了减少依赖，台湾减少了在美国和东南亚的投资，而增加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大陆方面的统计是，到一九九二年，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额为三十六亿美元，其中七
成在广东和福建，其他部分在山东、江苏、浙江、北京、四川、辽宁及海南等地。
自从去年初大陆实行新一波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受到市场经
济的鼓舞，策略由过去的战术性转变为战略性生根形态。最明显的表现是由小片分
散置业转变为大块成片开发。就台湾方面来说，这个变化的意义在于：一是台商投
资成片开发是生根性投资的转折点；二是台商占领大陆市场的必要步骤；三是可以
提高经济效益。就大陆方面来说，意义在于：一，更大范围地更高层次地利用台湾
资金；二，进行由点状经济自主走向块状经济自主的尝试；三是有更大的经济效益
；四是促进中国经济区的形成，加强了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联系。
新华社报导说：台湾投资环境恶化，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吸引原来持有观望态
度的企业及高级科技产业纷纷登陆，在台湾排名前四、五位的财团和大型企业目前
也正积极向大陆进军，三大工商业团体（工商协进会、工业总会和商业总会）辖属
团体已经开始拟定对大陆投资的方位计划。根据台湾《天下》杂志最近对排名前一
千名大企业、三百名大服务业、一百名大金融业的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过
去三年未在台湾投资，原因是劳动力太贵，原料价格高，造成产品成本高，价格缺
少竞争力。根据大陆官方统计，一九九二年全年，已有一万零二百三十家台商在大
陆投资，协议金额接近一百亿美元，其中八成是经过香港到大陆投资。经香港转口
到大陆的出超金额中有近四成的资金会留在香港，香港已经成为台湾和大陆两地厂
商资金调度中心。台商在香港设立分公司的已经超过三千家，其中九成以上是为了
经由香港到大陆投资，甚至新加坡和菲律宾也是台商转进大陆的据点。目前这几个
地方的结合正朝台湾资金与技术，香港的资讯与金融服务，大陆的人力、土地与资
源这种三位一体的方向发展。
在香港接单，利用大陆资源生产，再以台湾为研发基地的三角贸易形态，已经
成为目前台湾投资大陆的新模式。目前，台湾前往大陆投资的行业大多是电子、电
气产品制造、食品饮料、塑料和橡胶、基本金属、精密电器、成衣、服饰、非金属
及矿物等制造业和纺织业。其投资行为仍嫌狭窄，尚无渔业、畜牧业、运输及仓储
业等。从地域上看，多数在广东、福建、上海和深圳。其他地区也有，但不多。
在投资范围上，大陆和台湾正在走向分工。由于自身建设的需要，台湾在汽车
，钢铁，水泥和石油化工方面的投资将严格限制外流。其他轻工业会放宽去大陆的
限制。在技术层次上，台湾要高的，放手让低等技术的企业去大陆。
大量资金投入大陆，台湾方面就担忧起来，害怕大陆一旦情势发生变动，台商
会首当其冲。为了减少损失，台湾政府开放两岸间接汇款双向流通，但是对引导台
资回流效果不大。因之又开放大陆出口，台湾押汇。是否有使台湾资金回流的作用
，也尚待时间证明。台商投资大陆的趋势既不可避免也无法禁止，台湾方面认为自
己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审时度势，在确保台湾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努力在投资、转口
贸易、资金回流、台商权益保障等方面及时确定明确的政策。
台湾资金流向大陆究竟有多少呢？因系间接投资无法统计，专家学者和金融机
构发布的数字均不相同，而且差异很大。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委托学者林钟雄所作的
调查，其结果是：资金总额流向大陆的大约六十到一百二十亿美元之间。台湾中央
银行估计的数字为一百到一百三十亿美元左右。经济部公布的台商投资大陆金额（
到九三年六月底）在二十九亿六千万美元。可是，最后这个数字也仅仅等于大陆公
布的数字的一半。香港的《紫荆》杂志公布的去年台资在大陆的数额已经超越日本
和美国，仅仅次于香港。台湾最近说，在九二年金融机构对民营事业放款余额和资
金的调查中发现，有四千五百亿元台币流向不明。据猜测是流向了大陆。若加上有
案赴大陆投资的，九二年台湾流入大陆的资金可能是二百八十亿美元。加上过去外
流的投资，大约有四百亿美元。
台湾资金投入大陆，使台湾越来越深地陷入大中国的怀抱。两岸各自都在算计
自己的好处。台湾中央银行说，这种趋势正在导致大陆对台湾资本的依赖。大陆对
台资依赖越深，台湾的主动权就越大。台商认为大陆有钱好赚，不仅对企业有好处
，而且大量的台商会形成一种力量，对大陆的经济形势会有一定影响，大陆也就不
能随便对他们怎么样。大陆则认为：日益扩大的两岸交流会无形中形成台海两岸的
一体化，台湾和大陆相互依赖的深度和广度增加，对现实的经济发展和未来的国家
统一都有好处。
事实上，经济的联系正在越来越强烈地鼓动台湾方面与大陆的联系。一九九三
年十月，金门籍的台湾立法委员在立法院质询时，建议将金门划为“两岸和平试验
区”，并将台湾行政院大陆工作委员会搬到金门去办公。大陆委员会主任黄昆辉说
，这个建议很有创见。
☆ 文化的寻根和交流
经过四十多年的隔阂，台海两岸的人都希望增加交流。在这方面，大陆努力推
动台湾的大陆人回大陆探亲。虽然几乎所有的回乡探亲者都不满意大陆的生活水平
而重又回到台湾，但是，每年几十万人从台湾去访问大陆（例如，八九年有四十多
万人），增加了台湾在文化、血缘和地理上认同大陆的观念，让那些人客观上承认
了大陆的本土性。到九二年，去过大陆的台湾人已经达到百万人次。如果“直接三
通”成功，这种认同感会越来越强烈。
最近，两岸文化团体和个人，包括新闻等方面的交流也开展起来。“汪辜会谈
”无论有无实际效果，形式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在外交上的排挤、经济上的亲和与文化上的交流过程中，台湾不得不日益扩大
与大陆的交往。台湾为了扩大正在缩小的空间，要争取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联合国。
台湾朝野总动员，在一九九三年的第四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上花费两百亿台币。但是
，在联合国大会上，台湾的活动并没有收到明显的实质性效果。在这样的状态下，
台湾的政治心理越来越走向脆弱。在台湾，谈论中共攻打台湾的可能性就是一件危
险的事情，甚至可能会引起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不是反对攻打，而是反对你认为
中共会攻打台湾的这种判断和你对自己这种看法的谈论。如果谈论者生活在台湾，
会被说成是“吴三桂”、“卖台”和“台奸”；如果大陆人说，可能更会被认为是
共产党的间谍分子。一九九二年间，台湾《联合报》曾经刊登中共政协主席李瑞环
的一次谈话。据报道，李瑞环说，如果台湾搞台独，大陆将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断然
行动。这次报道遭到台湾官方的直接批评，认为报纸在危言耸听，影响人心。
可是，事实上，台湾海峡两岸都在加强军事准备，竞相扩充武器装备。买了武
器，不是为了打仗又是干什么呢？飞弹不是鸡蛋，鸡蛋是可以塞饱人的肚子的，而
飞弹只会要人的脑袋。会不会打仗？我们不妨先看看有没有打仗的家什。
● 军事对峙，军备竞赛
在过去四年中，中共每年平均增加军费百分之十四。经济的发展为大陆提供了
军队现代化的条件。
苏联解体后，中共也趁机会购买廉价及先进的武器。中共九二年向俄罗斯买入
价值十八亿美元的武器，包括二十六架“苏霍伊”二十七型战斗机和一百四十四枚
空对地导弹。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专家说，中共可能在九三年买入第二批“苏霍
伊”二十二型战斗机。据他们的了解，相对于直接购买军事装备，北京似乎更有兴
趣和俄罗斯达成长期共同生产协议，以取得对方的军事技术。
此外，多种迹象显示，大陆对洽购和发展航空母舰非常感兴趣。据透露，中共
希望到二二年，买下或建造多艘轻型航空母舰。而航空母舰的主要用途，将是
对台战争和解决南海诸岛争议问题。
中共发展军备的另一方法是加强编制。中共认为，旅级单位的兵力，无法有效
完成战斗任务。解放军的一个旅通常有三千到四千兵力，一个师的兵力通常在一万
五千人左右。有些旅制单位的兵力得到加强。如，第十五军所辖的第四十三旅，是
首先进行扩编的单位，这个旅的基地在河南开封。这个军的另外两个单位四十四旅
和四十五旅驻扎在湖北。
另一方面，大陆近来还将三个师的地面部队，改装成轻装快速反应部队。这些
部队经常处在较高的备战状态，并可优先获得武器和经费。以上三支部队配备包括
轻型火炮在内的轻型武器，以便进行战略和战术性空中运输。一旦发生军事危机，
这些单位将是最先动员的部队。这些部队是：济南军区第五十四集团军的第一六二
师，任务范围是台湾和朝鲜半岛；兰州军区第二十一集团军的第六十三师，目标是
新疆和中亚；成都军区第十三集团军的一四九师，目标是中印和中越边界。这些轻
型反应部队，都负有参与对台战争的任务。
据英国权威的《詹氏防卫周刊》说，中共解放军规模最大、装备最重的快速反
应部队是北京军区的第三十八集团军和沈阳军区的第三十九集团军。这两支部队各
配有三个坦克和步兵混装师，在中共的二十四个集团军中，这两支部队是在重大危
机发生时最先被征用的单位。这家周刊的一九九三年九月号报导，中共军方已开始
将一支重要空降部队的组成单位从旅级提升为师级，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最新一
期的《詹氏防卫周刊》说，正在进行扩充的是第十五空降军。报导称这支部队是中
共解放军快速反应部队的矛头，在中共进行军事干预时，它通常是最先被调用的部
队之一。这样的部队也可能用在对台湾的战争中。
中共扩充空降部队，跟运输工具改善可能也有关系。中共九二年向俄罗斯定购
十架伊留申—七六重型运输机，其中三架已经交货。引进西方广体客机后，中共也
改善了解放军的空运能力。报导举例说，中共驻扎西藏的部队在轮调时除了军用运
输机外，也使用民航机。
《远东经济评论》也在一期报导中说，中共正扩增其空降部队规模。这项行动
将使中共军方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到远距离地方部署大批伞兵。空军属下的三个伞兵
旅将提升至师级单位。这将使人员从目前的一万两千至一万五千增加到三万多人。
☆ 着眼于封锁台湾
大陆的军事发展，主要是在海军、空军方面下工夫。这对未来封锁和攻打台湾
是有直接意义的。
大陆海军的兵力，主要是五十年代从苏联装备起来的。其中包括护卫舰、潜艇
、扫雷艇、猎潜艇、鱼雷艇等舰艇和比较完整的技术图纸、材料和设备。直到五七
年，中国大陆才开始自己制造护卫舰和潜艇，并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六十年代起，
基于频繁的海上任务，中共大力发展中型海军舰艇，并制造了核潜艇。到七十年代
，中共的海军就已经具有相当强的规模了。原来的一些舰艇也大都进行了改造，有
些还装上了核武器，成功地进行了海上发射等试验。
八十年代，中共的海军在现代化道路上得到飞速发展。现在中共的海军战舰已
经形成系列。旅大级驱逐舰，具有深水炸弹发射装置以及可容五十枚大型水雷的布
雷轨。江湖级导弹护卫舰，不仅有火箭式深水炸弹装置，而且装有对空导弹发射装
置两座。排水量为四百吨的海南级潜艇，长五十八点八米，也装有深水炸弹发射装
置。海岛级导弹艇的航速已经达到四十五节。“夏”级导弹核潜艇排水量八千多吨
，一九八二年进行的第一次水下发射导弹试验，射程为一千八百公里。不要说台湾
，连东南亚、日本都在射程之内。西方情报系统认为，“中国海军拥有足够数量的
常规两栖舰艇，可以运送三万人以上的兵员和若干装备到达某一海域实施区域性两
栖攻击。”
据《全球海军走势》一书透露，一九九零年，中国拥有琼沙级两栖运输舰七艘
，玉康级坦克登陆舰三艘，ＬＳＴ－１级坦克登陆舰十五艘，玉康级中型登陆舰三
十一艘，榆林级中型登陆舰一艘，美国造ＬＳＭ－１中型登陆舰十一艘，ＬＣＵ－
６和８级通用登陆艇二百艘，玉寨级机械化登陆艇二百艘，玉清级机械化装备四十
到五十艘。
中国不仅自己已经装备了相当强大的舰队，而且为朝鲜、埃及、阿尔巴尼亚、
泰国制造了相当一批舰艇。这说明大陆已经具有相当的生产能力，包括自己制造核
动力潜艇。在传感器、声纳等系统方面也有独到的设备。在与西方的武器技术交流
和商业活动中，大陆引进和改造了很多先进技术，为海军的发展帮了大忙。
大陆海军的反潜能力已经相当可观。导弹驱逐舰和各种护卫舰普遍安装了深水
炸弹发射架。猎潜艇和扫雷艇也都得到长足发展。由“海鹰”飞弹脱胎出来的“飞
鱼”导弹也早已投入使用。海军舰载直升飞机也在急速增加。可以预见，大陆自己
成功制造航空母舰的日子也已不远了。
为了取得海战经验，大陆海军进行了多次军事演习。在西沙战斗中，大陆发射
了冥河式导弹，击败了南越的舰队。在那些试验和战役中，年轻军官得到实战经验
。一九八零年五月，配合远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大陆海军船队远航太平洋收回数
据舱，是一次象样的海军演习。
一九八七年成立的战略核武器司令部里，很多都是年轻的技术军官。他们对未
来的战争跃跃欲试。原来的海军司令员刘华清现在成为中国军队的实际指挥长官，
也能明显地看见海军地位的升格。而现在的海军副司令员是老元帅贺龙的儿子贺鹏
飞。
☆ 台湾也在备战
在大陆方面军力扩张的同时，台湾在军事安全方面的部署一点也不甘落后。台
湾经济实力雄厚，发展军事有相当可观的资金，有力量改善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无独有偶，台湾的军事发展也主要是放在扩充海军和空军力量上。
有消息说，台湾陆军兵力十年内精简至二十万人，这个计划将分三阶段完成，
三军十年兵力总目标为四十万人。但是这种削减并非简单的减少，它的目的是加强
现代化和战斗力。在未来的十年内，台湾的军事力量将发生相当大的改观。
当前台湾防务政策，以防空、制海和反登陆为主要内容。而这些基本上是针对
大陆封锁和进攻设计的。台湾海军目前有一支由两艘潜艇、二十五艘驱逐舰和五十
艘以上的导弹快艇组成的舰队。其中导弹快艇是近年才成军的。进入八十年代以后
，台湾当局更加加快了扩充海军的步伐。它一面从西方大量购进装备，另一方面也
在试图改变依靠美国的传统，独自发展海军力量，云峰级快速武装运输舰（ＡＰ舰
）就是台湾自己制造的。
台湾在新技术方面的发展，为海军舰艇的改进提供了帮助。从一九八六年的台
湾武器展览会可以发现，拥有世界第二大干坞的台湾中国造船公司，已经将最新电
子器材、发电机组、制图与通讯、高科技材料等技术应用到舰艇上了。九十年代，
台湾已经有了制造战车炮的能力，并且发展了水下武器系统。海懈树防空导弹、反
潜火箭和鱼雷，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ＰＦＧ－２级２型导弹护卫舰是台湾根据美国海军佩里级导弹护卫舰改进的，
它的使用将使台湾海军的作战能力得到明显的提高。因为台湾海军数量不大，故希
望将每一艘舰艇都能尽善尽美。为此，台湾计划对ＰＦＧ－２级２型导弹护卫舰进
行多种多样的改进。不仅增加舰体长度和宽度，而且将导弹和鱼雷发射架移到了前
后甲板之间。由ＰＦＧ－２级２型导弹护卫舰为主体形成的作战系统还使用相控雷
达和台湾产的天弓型地对空导弹。改造后的ＰＦＧ－２级２型导弹护卫舰装有近防
系统，适合与大陆作战。它还装有五十六枚垂直发射导弹，其中有标准一型、雄风
型、海麻雀和天剑等四种型号。ＰＦＧ－２级２型导弹护卫舰作战能力得到有大幅
度提高后，与美国海军的阿利伯克号类似。
台湾海军正致力于建设强大的水面舰艇部队，而最终目标是组建水面、水下、
空中三位一体的、实力均衡的现代化海军。最近更注意发展海上导弹巡逻舰的制造
，准备投入相当的资金。一九八五年十月，台湾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其
中包括湖口陆军装甲部队的演习、台中清泉岗空军演习和台湾南部的左营近海的海
军演习。最后的场景是这样的：空中上层为Ｓ－２Ｅ反潜巡逻机，中层为５００－
ＭＤ反潜直升机，海面上则是潜艇和反潜驱逐舰。
为了加强海军力量，台湾在国际上广泛采购武器，比如向荷兰购买潜艇。而更
大的供应商还是美国。台湾九三年十一月新从美国购入十二架美国攻击型直升飞机
及侦察用直升飞机。这是六十八架飞机的第一批。这批飞机叫做眼镜蛇，可以装上
天弓导弹，导向和寻标都很先进。同时，法国当局也在积极向台湾出售武器。比如
说，比较近的一次生意是在一九九三年底以前谈成的，包括舰对舰飞鱼导弹、响尾
蛇和西北风防空导弹、鱼雷、一百毫米口径的快射炮、电子作战设备等，总价格达
到二十六亿美元。这些武器将配备给法国以前出售给台湾的六艘拉法叶级巡防舰，
而那次巡防舰交易的金额便是四十八亿美元。装备这批自法国购进的巡防舰的相应
武器还有从美国购进的舰对舰的鱼叉飞弹。台湾自己研制成功的雄风一型和二型反
舰飞弹性能也已经达到与美国鱼叉飞弹相同的等级，比法国的飞鱼还要好。
尽管大陆对台湾购买美国的Ｆ－１５战斗机和法国的幻影机都作出了强烈的反
应，甚至采取了对法国的报复措施，但是，台湾的军事采购看来并没有因此停顿下
来。
● 台湾独立将是战争的导火线
当然，战争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战备归战备，真正点燃战火是另一回事。
大陆对台政策，目前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打是打不起来。虽然有些人认为邓
小平在世时会尝试统一中国，但是更多的人对此持不同意见。第一个原因是：大陆
本身的经济在发展的进程中，而且如果坚持下去，会很快增强国力。他们没有必要
马上进行战争，中断或干扰进行中的建设。第二，香港归回大陆的事情还没有完成
，目前遇到很多麻烦，将来也不会很清静很轻松。邓小平不可能如此急功近利，一
口吃成个胖子。第三，美国正在找中国的麻烦，国际条件对大陆攻击台湾不尽完好
。第四，台湾兵力虽然进攻不足，但防卫台湾还是有信心的。中国虽然能够生硬地
拿下台湾，但是受到的经济损失也会很大。如果因为一场战争而将台湾变成废墟，
也不见得就是大陆所期望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大陆不会那样冒天下之大不韪
。第五，台湾本身正采取与大陆相安无事的姿态。没有独立的借口，打仗不得人心
。
但这种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
邓小平一旦去世，尤其如果是在九七年以后去世，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可能发生
变化。原因是：第一，那时香港问题已经解决，而且中共对香港的（暂时的或长远
的）政策将会保持香港的继续繁荣。中共可能按照顺序解决台湾问题。第二，老军
人死后，大陆新军人在资格上大都平起平坐，有些人希望通过战争“建功立业”来
提高地位，达到升迁的目的。第三，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潮流将进一步动员大陆
人对统一的文化认可和价值认可。第四，大陆具有了更充分的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
。第四，台湾内部情绪发生大分化，台湾独立的力量会进一步高涨，让大陆没有办
法再忍耐和等待下去。最后，大陆有可能和国际社会上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和交易
，促成美国、日本等国家对中共攻打台湾持默许态度。
可以想象，台湾方面任何更加接近独立的举措都会把台海两岸更加带到战争的
边缘。中共可能会对这样的举措作出强烈的反应，而这种反应中不能排除武力的形
式。所以，从双方的政治底线、军事势力和国际环境看，台海战争的起因都可能是
台湾的独立。
● 需要寻找新的道路
如果发生台湾海峡战争，那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一场悲剧。而且，不光是一般
的战争悲剧。
在战争中，美国必定会以一定的方式介入。这会引起全球的紧张。
在战争中，台湾的经济就会崩溃。仅仅是大陆舰队的封锁，就会造成这样的严
重后果。台湾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美丽家园和丰富的财富会毁于一旦。
在战争中，大陆人民的经济现代化建设也会停顿下来，大陆人的血汗会成为打
死台湾同胞的火药和钢铁。
中国人难道就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避免这样的血肉相残吗？
十年来，两岸社会都经历了深刻的内在变化，从而影响到两岸关系的改变。遗
憾的是，在双方民间交往频繁的同时，两岸执政当局并未能充分掌握这一变化的契
机，为整个民族的繁荣与未来创造一个互动的模式。在台湾，国民党高层专注于权
力再分配的过程与结果，拖延了民主改革的步伐，限制了规划大陆政策应有的思考
空间。在大陆，专制者更缺乏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创造性。
现在形成的局面是：中共按步就班地进行统一台湾的活动，以本土老子的地位
等待时机，对自己的原则不让步。台湾方面经济发达，日子好过，但是政治上不是
久远之计，偏安一隅处处受困。就是说：中国的统一，暂时没“桥”好过。
邓小平该怎么办？邓小平的后人会怎么办？邓小平之后的台海两岸关系会怎么
发展？
我们其实并没有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愿意相信我们的悲观的答案。
问沉沉的海峡水：这里明天会血浪翻腾吗？水是无语的。
是的，除非到了任何手段都无法解决的地步，战争才会发生。邓小平不止一次
说过，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的解决。一九八八年五月，邓小平说
，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
，二要看大陆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当大陆的经济发展到和台湾水平差不多的时候
，也许大陆的社会和政治也已经改变到具有自由、民主的基本因素了，也许就是台
湾的经济已经和大陆无法分离的时刻了，也许国际强权已经无力利用中国人的分离
获得利益了，也许两岸的人们对于是不是统一也不再偏执一辞了。如果联合行动的
愿望自然产生，统一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那样，自然是海峡两岸人民的福气，
也是中国人政治智慧的一次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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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香港会发生政治和经济地震吗？
如果说北京为了争取到２０００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中共在中英谈判中
一直没有急于撕破面皮的话，那么，现在中英谈判的破裂就说明了双方将各自走自
己的路。香港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邓小平的去世将会给这个行将回到大陆版图的香
港带来什么影响呢？
● 东方之珠，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在大陆、台湾和香港都颇为走红的流行歌手罗大佑有一首唱香港的歌这两年在
大陆很是风行，歌的名字叫《东方之珠》。在这个邓小平眼看着就要死去而中共即
将接管香港的时候，面对香港我们还真的要象那首歌里所唱的，问一问“东方之珠
，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会）浪漫依然？”
香港的情况与台湾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是，香港目前也与中国
大陆处于分治状态，并不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不同之处是，香港眼看着就要回归中
国了，当然是回归到中共的治下。而且，香港与大陆的联系又比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要密切不知多少倍。说得夸张点儿，北京稍微招点儿风寒，香港就得咳嗽、发热、
流鼻涕。如果是北京死了邓小平这样的大人物，香港还不知会发生几级地震呢！
何况，不光因为邓小平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政治领袖，而且，邓家与香港的关
系又相当密切，邓小平本人似乎也对香港有一种特别的关心和感情。每当说到他的
寿命预期的时候，邓小平总是要说，他至少要活到一九九七年，以便那个时候能够
亲自去香港看一看，哪怕是坐着轮椅也要去。最近，邓小平在北京兜风时和张百发
谈到京九铁路将在一九九六年建成，听到张说到那时可以坐火车直达香港不用坐飞
机也行，邓小平很高兴。邓家的几个孩子，从长子邓朴方到幼子邓质方，在香港都
有重要的事业发展；而几个女儿如长女邓林、小女毛毛，对香港也是常来常往，联
系甚多。所有这些，自然无形中更加深了香港和邓小平本人的联系。
香港人的钱包上，有一条很粗的线是直接系在邓小平的命运罗盘上的。每当关
于邓小平身体健康状况的说法有个风吹草动，香港的股市就要波动、要震荡、要下
跌。想想，一旦邓小平果真死了，一旦这个消息传到香港，你就看股市狂飙一样地
往下落吧。
邓小平去世对于香港的影响，当然不会仅止于震动股市。股市的跌落后面，是
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起作用。那么，究竟邓小平去世会给香港带来
什么样的后果呢？会给香港目前风雨飘摇的命运再增加上什么样的变数呢？
● 中共会提前收回香港吗？
这可能是人们第一个要提出来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与邓小平的死亡不一定
有直接的联系。就是目前邓小平还在世，关于中共会不会提前收回香港的疑问已经
到处有讨论了。只是，邓小平的去世，会给这个问题增加更形扑朔迷离、答案难卜
的色彩。
是的，邓小平曾经亲自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来，把提前收回香港作为一
个可能来要求英国方面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与中共配合的态度。邓小平的话说得相当
硬，但是也相当有余地。他在一九八二年会见到北京访问的撒切尔夫人时，这样表
达关于提前收回香港的意愿：“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问题。”一九九三
年秋天，在中共与英国方面就中英在香港政制问题上的分歧举行的谈判进展十分不
顺利的背景下，中共重新发表了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把它作为一个向英国方面施加
压力的筹码。
这当然也是一个最为明显的迹象，表明在香港问题上的最高决策者仍然是邓小
平，而邓小平说过的话英国要认真对待，不要当耳边风。当然，邓小平在香港问题
上这样的角色，也决定了邓小平的健康和生死确实是直接与香港的命运和兴衰联系
在一起的。
不过，我们的分析表明，无论邓小平是否在世，中共都不会轻易采取提前收回
香港的行动。简单地说，这个分析是基于下列理由。
第一，最简单但是也最实际的理由是，目前离中共正式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
的时间——一九九七年，不过只有三年左右的日子了，要提前又能提前到哪里去？
不会在一九九四年，因为中共目前还没有做好收回香港的很多方面的准备工作，而
且中英之间的谈判一时还不会发生无可挽回的破裂。也不会在一九九五年或九六年
，因为一年或两年的时间在这样的大事情上来说是很短的，中共根本没有必要为了
提前一年或两年收回香港而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处于严重的被动地位。当然，如
果提前收回香港对中共来说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其他方面有很的大好处的话，这
个论证就不能成立了。
所以，我们有第二个理由与上一个理由相配合，就是：提前收回香港这件事，
对于中共来说，是一件风险很大、成本很高而又几乎没有收益的事情。这首先表现
在经济上。香港的国际自由港地位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因此，中共政府再三强调，在九七以后，依然会保持香港的这样的国际和经济地位
。一旦提前收回，震动必然极大，香港的这方面的地位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第二方面的成本和风险表现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上。一般地说，这样的动作必然
会损害中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殊地说，在目前中共政府外交处境相当困难的情
况下，更没有必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致使雪上加霜。谁都知道，近年来中美关系相当
艰难，外交摩擦不断发生，人权、武器销售和贸易问题都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中
国与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关系也因为对台湾的军事装备的出售问题而变得相当紧张。
而香港则成为中国和英国的一个争执焦点。如果中共在香港问题上进一步采取强硬
行动，比如说提前收回香港，那就必然会引起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弹，会使得中共的
整个外交格局非常不利。
最后，提前收回香港会使中共在政治上付出极高的成本，而不会有什么收益。
中共对于香港未来的制度、地位、繁荣和生活方式等都一再有明确的保证，说要保
持“五十年不变”。现在，中共尚未开始接管香港，这方面的政治信用还有待观察
。如果中共提前收回香港，那就等于先在最基本的问题上不守信用，怎么能够让人
相信它关于香港未来的其他更大的政治保证呢？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保证和信用，
香港的经济、金融等都会发生极大的震动和恐慌，香港的价值也就会随之大幅度跌
落，而这对中共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总而言之，提前收回香港对于中共来说基本是不太可能会做的一件事，因为这
对于中共和香港都没有什么好处，而坏处却不少。在邓小平口里，提前收回香港实
际上是一个威慑，目的在于要求英国方面的让步和合作。事实上，这个说法的意义
也不过仅止于此。当然，有的人会说，中共从来就不守诺言，象“维持香港现行制
度五十年不变”这样的话根本就不可信。如果是那样的话，当然我们的基于理性的
分析可能就很缺乏说服力。那么，我们不妨来深入看一看，在邓小平这位提出“五
十年不变”的说法的人死了以后，究竟香港现状在中共治下会不会保持五十年不变
呢？
☆ 提前收回香港的说法难道是空穴来风吗？
自然不是。
现在哪些人或者说哪些力量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一句话，对于香港未来不负责任的势力希望中共这样动作，而对共产党做事方
法不甚了解的人会以为这将是事实。前者包括即将交出香港的英国政府、国际上那
些希望制造恐怖吸引香港资金的国家、不愿看见中国强大起来的集团和政治势力。
英国殖民者一直认为香港是他们治理得最成功的一块殖民地。他们为什么在一百年
中没有实行民主制度，却在最后的几年中高扬民主的旗帜了呢？我们不否认，彭定
康的新施政纲领中关于增加立法委员直接选举的做法就香港的现实和未来的都有积
极的政治意义，这是肯定的。但是英国人的出发点可能是另外的东西。如果联系英
国殖民者的一贯行为方式，就可以发现这个行动中还掩盖着别的用心。近来发生的
中英争执明显带有后者故意找中共麻烦的意味，末世心态的殖民者在离开香港之前
要留下一个烫手的山芋、着火的油桶。对于中共来说，鞭长莫及，香港暂时还是英
国人篮子里的鱼，没有好办法对付，只好吵架，不能有任何别的行动。如果中共接
受这种办法，就等于吃气受辱。如果中共不接受这种办法，就得出乱子。
西方面临经济萧条，正在努力吸引香港资金。自从九七回归的声音一出来，就
有香港资金外流。每一次中国动荡的风声都会加剧这种流失。比如，六·四以后，
香港人大量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英国有选择地给五万香港人英籍
配额。一九八九年，加拿大对香港投资移民的资金数额是二十五万元，到一九九一
年上升到三十五万元。在普遍的经济衰败中，加拿大只有温哥华经济稳定，失业率
最低，原因就是大量香港投资移民的进入保持了那个地方的繁荣。这种情况当然是
好多国家所希望的。
美国在老对手苏联解体以后，本来以为中共政权也会很快垮台的。那样，美国
就不仅成为独一无二的经济和军事大国，而且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霸主。接受日
本成长起来并且成为美国经济对手的教训，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并且将来有一
天与它争夺利益。当彭定康到美国寻找援助的时候，克林顿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他。
一个动荡不安的香港首先对香港人不利，其次是对中国不利，但是对美国、英国以
及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有利。除了观念价值上的诉求外，他们有利益上的想法：以邻
为壑，火中取栗。
还有些人，对中共的行为方式不完全了解，也产生了以为中共会提前收回香港
的错觉。中共将管理香港，不一定是个最好的归宿，但是是现实。香港的民主化、
香港的经济、香港的文化教育，都应当得到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共产党不
会那么傻。在一个东西没有得到之前，中共常常是非常有耐心的，其计划与行动也
是反复推敲得失的。在中共没有得到合法地位时，只要承认它是国民政府的第八路
军就行。即使在国共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也只是要求共产党能在新的联合政府中得
到一部分职务。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一旦得到全部权力以后，就会胡来，就会妄为。
毛泽东在得到大陆政权之前，可以说攻守有定，进退有方。但是，掌权以后就不是
那个样子了。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得到香港以后，中共会不会信守对香港的诺言呢？
● 香港现状真的能够维持“五十年不变”吗？
维持香港的制度和现状五十年不变，中国的中央政府给香港人的这颗定心丸当
初是邓小平金口玉言亲自许给港人的。香港人虽然知道这颗定心丸不一定是好药，
也不得不吃下。邓小平一死，这个诺言还能兑现吗？有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中共改
变这个政策呢？最后，为什么一定是五十年呢？为什么不是后来邓小平也曾经讲过
的“一百年不变”呢？或者只是二十年不变呢？这种保障是以邓小平个人的政治信
誉和生命作为抵押的呢，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可以在邓小平身后也能保证它的实
现？
我们先来看看当初邓小平是怎么讲的。
邓小平一再说，“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
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
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
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
出干部。”“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为什么是五十年呢？邓小平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来保持香港的现行的社会
、经济制度呢？邓小平也没有解释，不过却透露了某些玄机，因为他接着就强调香
港的自由港地位，强调香港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强调香港和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经济关系。所以，可以认为，中共要保持香港的现行制度不变，并不仅仅
是心血来潮的政治空话，而是有它自己的利益要求的。一句话，中国大陆的经济和
社会利益要求中共采取这样的政策，要求香港能够保持现行的制度。
所以，香港与大陆的经济关系是香港制度能够保持的根本因素。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也可以比较容易地理解为什么是“五十年不变”了：五十年以后，中国大陆
的经济会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具有在世界上相当重要的位置，也会在世界上保持比
较领先的地位，成为世界上的一个经济大国。那时，香港的制度是什么样子的，对
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相对说来就不那么重要了。那时，香港的制度是变还是不变
，就会在另外的背景和基础上来讨论了。
而且，根据我们前些章节的分析，中国大陆自己的制度事实上正在发生剧烈的
变化，其要害和总的趋势是向自由经济转化，并逐渐形成新的以市场经济机制为核
心和基础的经济制度。在邓小平身后，这个过程很难被打断，并且很可能会加速发
展。这就是说，乐观地看，中国大陆在一、二十年内就将形成香港那样的经济制度
。所以，目前也好，邓小平身后也好，是大陆的现行社会和经济制度在向香港看齐
。这样，香港的现行制度就当然更不需要变化了。
中共党内一直有人认为中共目前在香港问题上的政策“右”了，也就是太软了
。邓小平在世，邓小平说了算，虽然也有“左了”“右了”的议论，但是邓小平抗
得住。邓小平死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就会出来了，就可能会被拿到中共最高决策的
会议桌上。这样的因素对香港的前途会有重大影响。不过，在这样的事情上，决定
性的因素会是中共高层本身的斗争态势和中国大陆整个的政治与经济形势，香港问
题则不过是一个案例罢了。如果中共整个向左转，那么，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香港
政策当然也会绝对无疑地向左转，香港的命运自然不会好。可是，反过来，如果中
共整个局势能够维持改革的走向，即使有人在香港问题上发难，认为香港政策“右
”了，那也不会有什么大关系。这个判断，是我们形成本章的分析的一个基础，在
这里需要点明。
● 大陆和香港在经济上互有要求
事情的发展越来越表明：经济民生问题是香港与大陆关系的要害。或许可以这
么说，经济关系是香港与大陆之间的诸种关系的基础和要害，也是香港前途的保险
阀和指示器。经济关系解决得好，香港与大陆的关系就会比较平稳、比较积极，香
港的前途就会比较有保障；否则，香港和大陆的关系整个就会出现风浪，出现意外
，香港的前途也就会迷雾重重，甚至会相当危险。
香港与大陆的经济关系又有几个方面。一个是香港在经济上对于大陆经济发展
和繁荣的意义，另一个是大陆经济发展对于香港繁荣的意义和对于香港前途的影响
。
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香港的独特的经济资源会有越来越强烈的要求。
第一，大陆需要香港的多年来形成的卓有成效的现代管理技术。对大陆来说，这是
一个最接近的学校。第二，大陆需要一个稳定的香港继续担当金融中心，并且为内
地的发展融资。即使在上海真正成长起来以后，中国也还是需要这样一个繁荣的南
方门户。第三，香港已经成为大陆和台湾之间转口贸易的中介，大陆希望这种纽带
的作用得到加强。大陆是香港现在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台湾是第三，可见香港在二
者之间的重要性。第四，大陆需要香港成为一张一国两制的政治广告书，对将来的
台湾问题起作用。第五，一个发展的香港将继续保持它的国际地位，这对中国大陆
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事情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香港本身在经济上对于大陆的依赖和需求。大陆经济
发展得越好，从经济上来说香港的状况就会越好，香港的繁荣才会有基础和依靠；
而且，从政治上来说，香港的现行制度就会越发有保障。比如说，不断带动香港股
市大幅飙升的美国摩根史坦利银行认为，在未来十年中大陆将是世界上投资利润最
为丰厚的地区，而香港则始终是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佳途径。因此，香港在全球的投
资比例不断增加，达到百分之六，其中大多数投入大陆市场。
又比如说，中国大陆将可以帮助香港进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升级换代。香
港制造业迫切需要用新的技术来改造和提高，要在制造业的投入要素中大大增加技
术、知识的比重，以弥补香港土地、人力、成本等急剧上升所造成的香港产品对外
竞争力的下降。中国华南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土地当然可以帮助香港解决这些困难
。当然，华南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近年来来也在迅速上升，不过，和香港相比
毕竟还有很大的优势。
一个稳定的大陆对香港有好处，而香港的繁荣与发展对大陆也有好处。这个事
实可以从近年来的事实看出。尽管外界不断对大陆有种种动荡猜测，但是大陆和香
港之间的经济关系一直在加强，一些从外国拿到护照的香港人又纷纷回流，就是明
证。
但是，这并不是说两者之间就没有冲突和麻烦了。
● 政治方面的效应和麻烦
香港回归到中共治下在经济上会有以上这些积极的因素，香港也有它的独特价
值会使中共即使在邓小平身后也要小心翼翼地尽力保持香港的现行状态。但是，回
归这件事本身也会给香港带来不少困扰，与中国大陆的日益密切的经济、政治和社
会联系必定会在香港社会引起一连串过去不曾遇到的问题。
对于香港来说，来自大陆方面的麻烦是不少的。第一，经济联系得到加强的同
时，经济上的牵制也会越来越厉害。香港的经济将受到大陆经济结构的影响，更加
依附内地。从经济运作上看，大陆的无规则状态十分严重，经济行为上的胡来，不
守信用，尤其在质量、交货时间和付款方面将给香港带来很多麻烦。而当事人在很
大一个大陆行动，什么地方都能躲避和隐藏一些时日，不象香港那样集中那样容易
执行经济法制。
人口压力对香港也越来越严重。五十年中，虽然香港仍然有自己独立的户籍管
理机关，但是急速膨胀的大陆犹如一个人口帝国一样，是不会被一条特区“边界”
完全挡住的。人口的走私现在已经比较严重了，以后的个人或集团偷渡还会加剧，
这将大量增加香港的实际人口。人口的质量也会降低。中国太大，只要这种现象稍
微严重一点点，香港就会人满为患，犯罪增加，吃不消。
意识形态的麻烦无论如何会使香港人大伤脑筋。在财产所有制方面的距离，五
十年中大陆和香港将得到缩短，但是不可能完全相同。大陆人在与香港人接触时还
会无形中流露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而香港人对大陆人对毛泽东的怀旧情绪很难
理解。香港人在传媒方面最推崇自由声音，而中共最怕这一点。未来的香港将会出
现传媒基本单一的现象。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作为社会的起码秩序，作为当然的生
活内容，会突然一天没有了，失去了，这会给香港很大的困惑。据说现在香港的报
纸刊物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被大陆收买，即使还没有被收买的，也转向了。很多报纸
开始琢磨未来大陆公婆的口味，努力适应新的“家庭生活”。全面收买香港媒体，
不见得是聪明招数，而香港传媒的主动转向，实际上是改变着香港人的生活方式，
也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力。在商言商，在商也要言政，意识形态的东西正在日益显示
力量。
社会风气和香港有很大不同。几年前，有几位香港朋友去杭州旅游。他们四个
人坐船游览西湖，讲好的价钱是每个人六元，而且是预付款。可是船到湖中心，船
夫突然说每人还要加四元，不然就不让他们回去。这一类麻烦，近年来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民众中这种小讹诈小欺骗还不是最难以容忍的，叫人寸步
难行的是办事方法。比如，大陆党政各部门各级干部的贪污腐化勒索敲诈行贿受贿
都极为严重，没有黑钱办不成事情。香港人在内地经商，经常不得不靠个人关系和
馈赠金钱财物打通关节，有的还要把钱代为存到香港的银行户头上。香港的统计是
，香港人在大陆做生意的成本，至少有百分之五是用在这些香港人不能习惯的习惯
上。可以肯定地说，大陆的贪污将会严重损害香港人的心情，而且随着大量大陆官
员到香港，这个恶习很可能在香港大大发展并恶化社会。
以上还不是最主要的麻烦，最主要的麻烦还是政治上的矛盾。既然中共说香港
五十年不变，那么还有多少麻烦呢？两个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文化
教育水平不同、价值观念相去甚远的实体突然在政治上结合起来，怎么会不发生各
种各样的紧张呢？
● 诺言下的漏洞
要故意找麻烦总是能够找到的。
大陆现在对香港的经济前景是抱着良好的向往的，但是最担心的是香港成为反
共基地。无论是健在的邓小平还是以后的中共核心，都不会放任香港的政治表现。
在不准香港成为反共基地这个口号下，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如果香港出现了一些集
团性的行动，北京觉得对中央政权太不恭敬，就可能以他们反共为由采取行动。如
果北京施加压力，对香港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六日，中共外交
部长钱其琛在会见香港出版印刷代表团时说：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仍然会在相当
的程度上保持言论自由，可以骂共产党，但是，如果“违反法律搞动乱”，那是不
能被允许的。这里说的法律就不是香港的法律，而是大陆中国的法律。所谓不能允
许，也是指大陆要采取某些措施。
有人会说：我们是独立特区，有独立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就是不听北京瞎指挥
，又能怎么样？
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总是有办法的。比如，大陆会以金钱换取政治利
益。香港人重视发财，讲究经济利益。一些本来可能愿意在社会公理方面多说话的
团体和个人，会因为影响经济收益而装聋作哑，甚至和北京处处保持一致。“你香
港人不是要赚钱吗？只要听我的，有钱你赚。”在这个柔软而又强硬的政策面前，
究竟有多少人会坚持自己的原本的政治主张呢？有，但是不多，而且越来越少。１
９９３年十月的统计是：百分之三十一的香港人对港督的举措表示没有信心，信心
增加的人不到百分之二十，其余的人不表示态度。如果传媒普遍倒向大陆一边，香
港的咽喉就被扼住了。普遍患有政治冷感症的香港人到那时还有什么独特的自己的
声音？
英资怡和集团的表现突出地证明了中国大陆与香港经济关系在政治上的重要作
用。在香港总督彭定康推出他的政制改革方案后不久，怡和高层人士即公开表示支
持，香港立法局中怡和集团的人物投票拥护彭定康的方案。这个表现招致中共的不
满，以不点名的方式予以抨击。于是，为商业利益计，怡和集团首脑人物数次访问
北京，努力化解与中方的矛盾。在彭定康推出一九九三年施政报告前夕，曾任英国
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政治顾问的现任怡和集团执行董事鲍威尔在北京对传媒公开表示
，希望中英关于香港一九九四和九五年选举安排的谈判达成协议，而无论中英双方
达成怎样的协议，怡和都会欢迎。这充分说明，务实的英国商界要求中英双方保持
良好关系。
用高官厚禄收买商界和文化界的上层人物，用经济利益吸引中产阶级，用社会
主义的分配口号动员下层人民，将会使香港很快纳入大陆政治的规范之中。大部分
人香港将服服贴贴地过日子，就象大陆现在人人赚钱不管政治一样。
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
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
部。这些诺言中也还有文章可做。比如，如果要对香港施加压力，可以用宏观调控
的办法将货源、资金、信息、市场朝上海或者东北华北地区倾斜，影响了香港的资
本家，就会影响香港的投资、就业和公共建设。再比如不派干部，也是有空子可钻
的。中共可以完全承认香港本地产生的官员，但是它可以不断地“帮助”这些官员
“建立正确的政治思想”，并且可以培养新的亲北京干部。大量的中资势力渗透，
香港可能很快就谈不上“自己的代表”了，又哪里能够拒绝北方派来的“生意人”
。又比如与别的国家的关系，如果带有政治色彩，北京也将会以保护主权为借口，
遏制或者中止香港与那些地区与国家的关系。中国甚至可以以国防为理由，以战争
为借口威胁香港。同样的可能是，远在这样的威胁之前，香港的命运已经在各种各
样的“教导”下逐步变得与大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了。
由于文化上的同一历史背景，由于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中央政府的惩罚与奖励
将很大地左右舆论。几十年坚持下去，也将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各种各样的比赛，
各式各样的评奖，五花八门的模范，香港人可能最初会觉得滑稽，觉得好象拙劣的
傀儡戏，但是时间长了，就会有很多人陷进去，而且津津有味津津乐道。
● “表叔”娶进了个洋媳妇
另一方面，香港的独特制度也会使中共不容易适应。香港因此也会在大陆造成
经济之外的一些政治、社会和文化效应。当然，这些效应必定是对大陆现行制度的
挑战和侵蚀。香港回归中国，与大陆结合一体，对大陆来说，就象娶了一个脾气和
风格很不一样的小媳妇，甚至有点象土八路娶了个洋媳妇。
这一对夫妇之间的关系，有相当一段时间会不够平滑和谐。除了上面说的大陆
对香港的影响外，香港对大陆社会也会产生很多效应。首先，香港对大陆的文化和
意识形态影响不可低估。随着香港产品进入大陆，香港的歌曲、音乐、艺术、书籍
、电视、电影等，也都大量流入大陆，形成了由香港到深圳到广州然后到全国各地
的香港狂风。香港的生活方式和香港人的新的价值观念如温暖的南风吹醉了亿万大
陆人，尤其是青年男女。这些娇惯的浪漫的有着任性追求的一代人逐渐将香港作为
生活的参照，来对比大陆，从而产生了很多的批评、批判、牢骚甚至行动。这不能
不说是对大陆的间接挑战。
如果大陆对香港的政策不得法，会促使香港与大陆地方势力的联盟。现在各地
在深圳都有自己的办事处。各个中央机关和国务院部委在香港都有自己的小“新华
分社”。这是官方的，但是代表着不同的、稍微有区别的利益集团。香港的中资机
构也不是铁板一块。在某些情况下，香港人将会俘虏、软化、同化这些人。连中共
派出香港的最高官员许家屯都能出走美国，也就可想而知，有更多的人本来是带着
为中共管理香港的责任去的，到头来却满怀着香港的收获背叛“党的事业”。
在国际的压力下，香港人和大陆人将在民族利益的旗帜下团结一体。但是在国
内政策上，回归到大陆的香港就再不是局外人，而是名正言顺的政治实体了。它的
发言和行为，中共再不能随便冠之以“香港特务活动”或者“海外颠覆分子”的名
义而大加惩罚。香港的经济规则会等对大陆有影响，香港人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热情
也将深刻地影响大陆。只要在自由中生活过了的人民，是难以习惯专制制度的，就
象让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人再回到黑暗中似的。香港人的这方面的活动将是另一种南
风，也会吹遍中国大地。
香港问题，也将影响中国最高权力层的斗争。对香港的政策，将会引起中共党
内的争吵。因为各自的经济利益，他们有时难以互相让步。香港本身的代表参加全
国的人大会议、党大会、政协等，也会给这些会议的程序和内容带来变化。自从有
香港的代表以来，中国大陆人已经多次开了眼界：他们敢于当面质询，敢于不举手
，敢于提出反对意见，而且义正辞严。他们习以为常的习惯将促进中国人的深刻的
迅速的反省。这对中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香港对中国举足轻重。她是中国经济的老师，也是中国政治的先生。她的存在
、繁荣与发展不仅对中国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特别是对台湾和
东南亚联系至关紧要。总的趋势看，如果大陆经济持续发展，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
化，香港的情况不会差。如果大陆社会崩溃，受损害最大的是香港。如果发生内战
，香港甚至会被国际社会或者国际警察以联合国的名义重新吞掉。
尽管怀疑中共履行诺言的诚意，但是新成长起来的、比较现实也比较明智的新
的一代中共上层官员应该能够有高瞻远瞩的眼光，来确保香港的发展与和平。首先
是香港人的利益，然后才是别的。一个自由的香港对中国历史将发生巨大影响。香
港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为争取利益保卫权利而奋斗，这一点现在很多人估计不足
，而对中共可能实行这种或那种压制考虑很多。
当然，中共并不是故意要表现权力。相反地，它会尽量在香港问题上作个笑面
虎。只有在不得不使用权力的情况下才把牙齿露出来。在中国大陆增长到过分强大
之前，整个世界都企图说服它成为一个讲究礼貌遵循守则的好伙伴。中国自己也必
须获得合理的转换余地，以便得到充足的机会按照它自己的计划继续进行改革。用
步步进逼的方法或者放任纵容的政策都会使得这个亚洲的巨人变得疯狂，这将给香
港、给亚洲、甚至给世界带来灾难。但是怎样才能说服它成为规矩的成员呢？如果
它不听劝说，怎么着呢？
—·—·—·—·—·—·—·—·—·—·
十．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新的“黄祸”吗？
人已经是够短命的东西了，然而，人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上，事情变化之
快，代际更替之速，简直常常会让人觉得那些老人的寿命实在是太长了。果然，放
眼今日世界各国，已经没有一个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领导人了。那场战争不过
才刚刚过去四十来年，它所奠定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格局仅仅是在昨天才在苏联的
崩溃中告一段落。
可是，中国是个例外。我们知道，中国经常在世界上是个例外。
因为，这回，邓小平是个例外。他活到九十岁开外，当然不算短命；他到临死
之前都会是中国大陆的最高领导人，无论以什么头衔。
那么，邓小平一死，这世界可不就全然是新的了：过去的世界格局已经不复存
在，而过去一代领导人也彻底离开了世界政治的历史舞台。
新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是好？是歹？是另一次世界大战在等待我们吗？既
然历史上总是一次世界大战才能决定一个世界新格局。
中国又会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算得上是一个庞
然大物了。或者强大起来也好，或者垮下去也好，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它会为祸世
界吗？
● 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
汹涌席卷过欧洲的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军队，曾经给当年的欧洲带去战争、极权
和沙漠文化，也带去了火药、造纸术和指南针。这个历史上风云翻滚的岁月，被欧
洲人视为“黄祸”。这个字眼显然带有贬义，从中可以看见西方人对亚洲人的恐惧
和敌视。
然而，在此后的几百年的人类历史上，就差不多只有欧洲人侵略和奴役亚洲人
的事例了。黄种人一蹶不振。今天，除了小日本和最近十几年的“四小龙”还能在
经济上称雄世界之外，无论什么意义上的“黄祸”都早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的绝响
了。
一九九零年，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和加拿大明镜出版社却推出了大陆匿名作家
创作的小说《黄祸》，描述了中国大陆在后邓小平时代崩溃的可怕的情景，预言了
中国大陆会给世界带来的新的威胁。
这部小说想象：由于黄河决口，中国大陆处在黄河下游的几个省份都被洪水淹
没。中共政府征集难民，修整破坏了的黄河大堤，疏浚河道。成千上万的民工劳作
在河南、山东两省交界的中原地区。
修筑黄河大堤，养活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民，需要地方上的财政收入来支持。南
北不平衡的经济状况导致了南方人的烦恼。他们不乐意老是这样负担北方的重担，
尤其对贪官污吏挥霍救灾物资、侵吞国家金钱深恶痛绝。他们屡次要求惩治那些吸
血鬼，但是毫无效果。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无可奈何的政治制度，使他们无法以正常
方法沟通。于是，广东和福建号召成立中华联邦。地方主义在人民的支持下提出了
政治要求。
在台湾以民间名义的支持下，中华联邦的南方几个省在与中央讨伐军的战斗中
节节胜利。南京和成都军区的中立，对南北战争非常有利。联邦军队很快巩固了自
己的地盘，并且开始北伐。他们相信自己会胜利：只要中共不使用原子弹，就不怕
。
中共的天下很快动摇。在南方成立联邦后，西藏和新疆迅速动荡，那里的中共
军队无法参加对南方的讨伐。东北有蒙古和朝鲜、日本、俄罗斯，情况复杂，也不
敢马虎大意，军队腾不出手来去解救北京的困境。北京军区要守卫首都，不能动。
算来算去，只有济南军区可以去对付广州的军队。这不足以将广东的“叛乱”解决
。
中央军委分析原因，认为就是因为台湾的雄厚的资金支援，才使得南方军队如
此强大。他们贸然决定对台湾使用原子弹。台湾在美国的帮助下，预先得到了这个
情报，一方面赶快坚壁清野，一方面派出特别精干的特务小组，去破坏中共的核武
器发射。
不错，这个小组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那枚导弹虽然发射了，但是却是射到不同
的方向。原子弹在俄罗斯中部山地爆炸。俄罗斯当然严重抗议，宣布与中国进入战
争状态，而且在联合国与美国一起策划销毁中国核武器的决议。尽管中国使用了否
决权，依然无效。美国和俄罗斯联合行动，在十几分钟内将中国的陆地原子弹、氢
弹全部销毁。中国处于毁灭的前夜。城市完蛋了，到处是死尸。三峡大坝被炸开，
洪水淹没了中下游五六个省。人民饥寒交迫，衣食无着。到处是难民，政府已经无
能为力了。
但是，中国的核武器并没有完全被销毁。在一艘核潜艇上的几十枚氢弹依然保
存完好。
此时，北京发生了政客们为六·四和八九民运平反的丑剧。各种政治势力都在
引诱人民相信只有他们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总书记被暗杀后，总理开始掌权。势
力很大的气功党负责帮助他，维护他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不过是气功师们的
一个阴谋。
北京出现权力真空，而人民正在受难。当核潜艇上的指战员听说自己的亲人都
已经被美国和俄罗斯导弹灭绝了时，义愤填膺，随即将核弹头全部发射到这两个国
家。
这两个国家也几乎被摧毁了。
到处都是灾难。
地球上出现了小冰河时代，天气变得很冷很冷了。
中国人不得不面对死亡和逃难的事实，严峻而且冷酷，但是必须选择。
于是，中国人的全民族大逃亡开始了。
向东跑，跑到日本、朝鲜、南韩。
向北跑，跑到蒙古、俄罗斯、哈萨克。
向西北跑，跑到欧洲、中东、地中海和非洲。
向南跑，跑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亚次大陆各国。
最多的还是跑到美洲。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南美洲各国都充满了中国难
民。
那些过去对十亿人口这个概念不清楚的人，现在有了非常感性的认识。他们从
陆地来，从海上来，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他们就象被水冲乱了的蚂蚁，就象被野
火烧散了的狂蜂，铺天盖地而来，见地方就住，有东西就吃。
不善游水的，淹死了，成百万上千万；忍耐不了饥渴的，倒在路上，也成百万
上千万。开始时，外国人还有同情，有些人进入了人家的国家，他们欢天喜地。后
来谁也接受不了这么多难民，边境就成为战场。千百万中国人倒下去，鲜血成河。
哭天号地，寻子觅夫，声嘶力竭，构成了人间惨剧。人类的末日就这样到来了。
☆ 中国在威胁世界和平吗？
就在这本使很多人震惊并在台湾和香港畅销一时的《黄祸》出版之后不久，中
国大陆开始了新的一轮经济改革，出现了迅速的经济起飞。人们似乎离这本小说所
描述的预言越来越远了。可是，很快，另一个更为符合经典定义的“黄祸”版本却
又出现了。这就是所谓“中国威胁论”。
西方经济学家分析，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三位或第二位。政
治学家和政治家们则强调，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正在加紧扩充军备，准备
填充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权力真空，有称霸亚洲乃至全球的威胁。面对中国大陆的高
速经济增长，面对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威胁论”
不胫而走。从这种观点来看，中国人对于全球文明的威胁可能会以与那本小说所预
言的情况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式出现在世界上，但是同样也会成为“黄祸”。
这种观点甚至已经开始以学术理论的形态出现并成为当代世界外交事务的重要
参考依据。美国有影响的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权威的《外交
事务》季刊上发表文章指出：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冷战结束以后世界
格局的主要决定因素，而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则构成了对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
最主要的威胁和挑战。其中，儒教文明的发达尤其值得注意。
☆ “人口原子弹”或“人口帝国主义”
的确，在世界事务中，中国让人担心。
比如说，很多人担心中国人太多。谁都知道，中国是一个盛产人口的国家。有
的西方人说中国人的性能力比较差。可是，至少，中国人的生殖力一点儿也不弱。
中国人口过剩。
无论是商品还是人，只要过剩了，就要寻找出路。商品寻找市场，人口寻找栖
息地。
如果中国的经济不能负担那么多中国人，这该怎么办？如果中国本身不能消化
，当然就会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寻找出路。而这个小小的世界到处都已经被人占得满
满的了。于是，这种寻找就对世界构成威胁。
伴随商品的扩张，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德国人、日本人，到处寻找和
霸占弱小民族的土地，将之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搜刮原料、金钱、廉价劳动力，并
且形成市场。给这种行动伴奏的，是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由大炮的管子和商人
的帐本组成的交响乐。还有牧师为他们的行为伴唱。
这种行为，被称为帝国主义。确切地说，他们是“商品帝国主义”。
现在中国也有大量的剩余产品：人口。中国会不会因此成为“人口帝国主义”
呢？
如果我们自己的土地能够消化这些产品，当然不必到外边寻找“市场”。可是
，如果遇到象上述所说的几种情况：兵荒马乱，政治迫害，衣食无着，饥寒交迫，
或者过于贫穷，就会有很多人从大陆跑到别的市场去。他们推销自己，出卖自己。
人也是商品。
这个国家，仅仅在大陆，现在就已经有接近十二亿的人口了。这个数字还是不
很可靠的，可靠的数字只应该大而不会小。一是因为人口流动，很多地方因为条件
所限，不能将那些盲流统计进去。第二，很多地方的很多家庭，生了孩子不敢报户
口，因为害怕罚款。上了户口也没有什么好处，不如不上。当地基层政府怕人口数
量增加而遭受上级训斥，也乐得老百姓那样默不做声。这样造成的“黑户口”，各
地都有很多。
不幸的是，无法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增长的东西很多。至少，土地就是这样。
而且，它还在减少。在大陆，一人现在早不够一亩地了。
即使一亩地能够产一千斤粮食，又能怎么样？何况，土地上的产量是不能象工
业品那样增长的。它有相当大的限制。一旦有面积较大的饥荒，一旦有面积较大的
动乱，中国人就将面临爆炸式的灾难。大量的难民就会在脆弱的链条上突然出现。
数量之大，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消化的。它会不会形成一个“人口原子弹”，把这个
世界炸得七零八落呢？
● 已经出现的难民潮
先不要设想灾难的年代，即使在现在，这个西方经济萧条而中国正在高速发展
的年代，大陆涌向世界的难民也已经相当可观了。
香港现在已经较少逮到越南的难民船只，但是大陆的难民在增加。一九九三年
一月，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船民就达三千八百九十八人，是上年十二月的一倍半。
二月初，肯尼亚政府扣留了一艘载有两百二十名大陆非法移民的船只。十五日，新
加坡将一百二十八名乘坐台湾货轮的大陆船民送还大陆。十六日，泰国破获了一个
大陆人组成的非法移民组织，并逮捕了六十八名难民。在同一时间内，美国移民局
情报部门报告，约有二十艘非法移民船只正在香港和曼谷的海面伺机而动。
近年来，光是纽约一地，每个月平均抵埠的船民就有六到八千人之多。没有被
发现的可能更多。欧洲各国、南美洲、澳洲和日本，也都受到大陆难民的冲击。各
地的难民贩子——人蛇集团——活动猖獗。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也都感觉到这个压力
。匈牙利人在几个星期内突然发现布达佩斯多了个很象样的中国城，其中大部分是
非法船民。人蛇集团花样百出，他们控制当地华人的病死，死人不除名，用新来的
船民替换。“中国城”里现在有很多一百三四十岁的中国青年。
美国司法部估计，这些人口贩子每年获利不下十亿美元。在法国被捕的人蛇头
目王体清一人就安排过八十多个非法移民进入法国。由于获利丰厚，偷运人口的“
人蛇”目前已经成为华裔黑社会帮派组织（如三合会）在贩运毒品以外所从事的另
一项主要的非法活动。
九三年二月，美国海军在海上发生故障的巴拿马籍“东林号”货轮上一次查获
五百二十七名企图偷渡入美国的中国大陆非法移民，一时震惊美国朝野上下。这些
非法移民的数目可能每年多达十万人。他们来自海地、墨西哥、南美、中国等地，
而以中国难民为最多。
近一两年来，在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尼亚加拉河甚至旅游区的大瀑布，不时可
以发现被溺毙或落水冻死的大陆偷渡者的尸体和沉没的橡皮船。
南美诸国，目前已成为大陆发了财而又对前途没有信心的富有个体户新的“出
洋”目标。据中国官方数字，仅仅九二年的九个月里，移居巴拿马的大陆人即达一
千多人。近两年移居委内瑞拉的大陆人以广东恩平人为主，多达七千。而北京、天
津、上海的个体大户，则在以贩毒著称的哥伦比亚形成了令当地人谈虎色变的帮派
势力，走私贩毒，杀人掠货，手段狠毒，无所不为。几位有名、有钱、又有势力的
“京帮”毒枭，可以和当地警察头子称兄道弟，因为该国现状是真正的“有钱能使
鬼推磨”。
“将来有一天全家人在美国团聚”，成为他们夜以继日作苦工赚“赎身钱”的
努力目标。在福建一些地方，据说整个村子已经跑空。
☆ 邓小平说：我们松一松，你们就受不了
这样的人口贩卖活动甚至已经把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政府机构也卷入了。一九
九三年底，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监察部查处了一起中共干部当“人蛇”
的案件。在古都西安，市经济委员会和外事办公室居然帮助一批福建人用出国考察
的名义组成所谓西安市服装业出国考察团，他们出具委托证明书和介绍信等文件，
在福建省招募了二十三人，包括农民等各种职业的人，向他们每人收取人民币四万
到十四万元不等，把他们冒充西安亚细亚服装公司的职工送到美国。几乎与此同时
，在一九九三年秋天的一次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有消息说，甚至台湾高阶层的警官
也有介入大陆人口走私偷渡的活动。大陆客早年的偷渡是以广东的潮汕地区为主，
这几年福建的平潭、厦门地区已经跃为大陆偷渡者的出发大本营。现在大陆人大部
分先来到泰国，再转飞中南美洲，取得假护照后，有的坐飞机，有的从墨西哥坐车
进入美国。而从海上一路通过坐船来的，往往都没有有效护照。不拿护照的人，大
多数是坐船来到美国。有的是从中南美洲坐渔船，也有的是坐货轮直接从广州、汕
头或厦门出发直闯美国。在大陆方面，有人蛇集团专门组织，台湾在大陆的黑社会
、大陆自己的公安人员、海关等都有介入。在中南美洲，则有台湾黑道与美国华人
社会的黑社会组织如华青帮、福青帮等来配合。大体过程是台湾黑道先组织当地大
陆人去招募偷渡客，台湾方面负责国际联系，大陆公安和海关等部门则负责放行，
到了美国则由华人黑社会组织来接应。
近一两年来，从中国沿海、内陆席卷而出的偷渡浪潮，是本世纪以来发生的第
二次大规模的“淘金潮”。具体统计这个数字是很难的，但你会有个大体的估计。
几乎在任何中餐馆、车衣厂、送外卖、洗碗、搬运等行当里，都可以遇见这些往往
是一句外语不通而满面疲倦的黄色面孔。他们大多是来自福建、广东与浙江温州等
地的“黑工”。他们由台湾、香港及欧美的“人蛇”安排，被收取了高昂费用后偷
渡入境，并将要以三五年的奴工血汗来为自己“赎身”。
是的，中国船民潮比西方预测的要来得早。现在的问题是：以上情况不过是冰
山一角，而现在的规模也不过是刚刚开始。我们再说一次：这还是中国经济发展很
快的时期。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连续以两位数字的百分比增加。中国的综合国力
已经超过德国，位居全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且，这个时期中国基本稳
定，没有动乱，政治迫害也远比文革时期要轻。中国和西方的生活差距正在缩小。
中国人在中国发财的机会也不亚于别的国家。即使这样，难民仍然这样令人不可等
闲视之。
可以肯定地说，这不过才是个开头。
今后呢？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一九九一年邓小平的一个曾经给文明世界印象深刻的谈话。
他说，除了中共之外，任何政治势力都不能使中国稳定。如果西方老是以什么人权
问题捣乱，坚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不妨对沿海各地松一松（管制），让那些为
数不少的、总是想外逃的人，不论用什么方法，就让他们跑出去，步越南的后尘，
被人讥笑也不要怕。（引自１９９１。５。１６香港《信报》）善良的世人总把这
当作邓小平的“故做惊人之语”。因为早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邓小
平就不止一次地在外事谈话里发出这种警告：如果共产党垮台，中国发生动乱，几
百万难民涌到香港、台湾，几千万难民涌到东南亚，再有几千万难民涌到北美洲。
你们要不要？
的确，只是这样“松一松”，其势之汹涌澎湃，就足以令举世震惊了。如果是
根本没有一个权威存在，无东西可“松”了呢？
☆ 逃避暴政与贫穷
所以，可以肯定地预言：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如果政治不稳定、政治不革新，
将会有更大量的难民出现。
一个充满政治迫害的国家，将会产生严重的民族离心力。他们不再留恋，即使
背井离乡也在所不惜。人们一旦得到基本的衣食住行，最大的吸引力就不再是物质
。很多留学生，很多学者，之所以放弃国外的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回到中国去
工作、去生活，就是文化、亲情和本人理念的吸引。他们期望自己的祖国变成一个
美好的国家。那是一个政治上民主的乐土。人们生活在公道的秩序中，分配是公平
的，决策是公开的。谁有能力，谁有知识，谁出力大，谁勤快，谁就得到的多。而
不是谁会利用公职贪污盗窃、巧取豪夺、招摇撞骗，谁就发财致富。
如果社会依然混乱，依然专制，人们没有说话的机会，甚至被取消了权利，环
境就将不再可爱，连原来可爱的东西都不值得留恋了。人们就会离开。中国人就会
象当年受蒙古人迫害、清朝人屠杀、文革时难以安全生存一样，拼命逃走。中国人
的逃离意识是在浓厚的恋土情结活生生破碎以后才产生的。
这里，历史会血淋淋地说话。
我们知道，中国人早就有出洋的历史。
是的，灾难和强大，都会导致一个民族远走他乡。只是，中国人历史上的世界
性迁徙，几乎总是与中国民族的灾难相联系的。
所以，对中国人来说，背井离乡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何况，孔老夫子当年就有
“父母在，不远游”的遗训。要离开自己的家园是不得已的事。事实上，早期华人
出洋的原因，总起来乃是由于要逃避政治迫害和经济危难。
首先是逃避政治迫害。
广东人被称为南越，福建人被称为闽越。秦始皇暴政时期，广东和福建被纳入
中国版图。但越人向来不喜欢来自北方中央政权的管辖，遇到苛政就逃亡。好几次
的华人流亡潮都是因为统治者对不顺从的民众进行残酷的杀戮，而民众为了躲避统
治者的残杀，只好流亡海外。元朝中叶，蒙古人大肆杀戮汉人，汉人逃跑的很多。
清军横扫中国大陆时，上百万中国人流落南洋。后来，为了躲避共产党统治，又有
很多人亡命他国。
很多离乡背井的华人，是从监狱里跑出来的。这些被贩卖的囚犯或者战俘，没
有立锥之地，只好亡命他乡。有些战俘，被充军到边境去垦荒。他们忍受不了非人
的折磨，从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下逃跑外国。
其次是逃避饥馑灾荒。
各种各样的动乱，如兵灾、贼灾和荒年等，也使民众深受苦难。十世纪阿拉伯
人ＭＡＳＵＤＩ记述了黄巢带领农民暴动队伍扫荡广东时残杀了二十多万人。因此
，不少人为了躲避黄巢之乱，只好远走南洋。太平天国军起，南方连年战乱，不少
人在那时远走他乡。
客家人为了躲避战乱而从中原迁徙到南方，但却受到南越人的强烈排斥，常发
生大的宗族械斗。客家人为了谋生，只好远涉重洋。近代则到台湾和菲律宾、马来
西亚等地。
现实可能会比历史更为无情。邓小平去世以后，如果中国是动乱而不是安定，
是崩溃而不是发展，是萎缩而不是繁荣，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祸害？世界各个国家将
怎样对付中国人的移民浪潮呢？
● 华人不是祸水
当然，换一个角度来看，即使是这么多华人涌向世界，也不见得就是祸水。虽
然，在这个过程中，它会给世界的既定秩序和许多国家的现存状况有很大的冲击。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开放国门，很多人走向西方发达国家。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大批台湾人和香港人到美国和欧洲学习。这些留学生是
作为国家的有尊严的知识分子出国的。他们都是智商很高的青年或者学有专长的学
者。这些人在西方深造后，有些留下来，有些回去了。留下来的，后来大都进入了
学术和教育界。据说，现在美洲的物理学家，有五分之二是华人。几乎没有一个大
学的物理系里没有华人教授的。
过去华人在这边主要是当劳工，而且是廉价的劳工。积累一点钱，就开个饭馆
或者洗衣店。现在的华人，则多数是读书的，攻读硕士或者博士学位。这些人对西
方，对所有华人移民的国家，都有好处。台湾五、六十年代到美国的学生，现在很
多是美国电子和电脑业的支柱。
十几年前，大陆开放，大陆人也放眼世界、走向世界了。现在大陆人在国外的
留学生有几十万人。光美国就有十几万。欧洲、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各有几万
。其他散在世界其他国家里。这些人大都是在国内有了相当的学位，再到美国读书
的。他们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教育和科学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以“人道主义保
护”为原因，采取了积极的收留政策并帮助中国大陆留学生在所在国获得永久居留
权。这个帮助当然并不是单向的。一个路人皆知的事实是，收留这些“难留学生”
，对所在国家也不亏。他们都是在中国读完大学，有的是读完硕士的。收留这些人
，比收留那些半文盲或文盲东欧人、中东人要划得来。这些难民是宝贝。
所以，华人不是黄祸，他们流的是血泪和汗水，贡献的是勤劳和智慧。
● 中国人会步犹太人命运的后尘吗？
话又说回来，虽然华人到了外国带给那里的更多的是当地财富的增加和知识的
开拓，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当地总是受欢迎的，更不意味着他们在新的土地上总是
能够寻找到自己的幸福。
事实上，情况往往完全相反。华人留洋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血泪史。他们到
了外国，也还是没有幸福。他们到处流浪，到处受歧视，受尽苦难和辛酸。外国人
，尤其是白人，他们不满华人获得的机会和财富，对华人实行各式各样的压迫与掠
夺。
最早对华人进行大规模杀戮的事件，可追溯到十三世纪末。当时元朝派大军远
征南洋爪哇。元军的远征以失败而告终。元军退后，爪哇岛上的土著大肆屠杀留下
的华人。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人侵占南洋，也大肆屠杀华人。单是在菲律宾，
当地人就对华人进行过六次大屠杀。最多的一次发生在一六零二年，一次杀死二万
五千人，几乎完全消灭了当时在菲的华人。
美国的排华也许最有代表性。历史上，在美国政府的纵容下，大大小小的反华
暴行层出不穷。华人财产被白人掠夺。华人被白人压迫及杀害。一八八五年九月发
生在怀俄明州的“石泉惨案”震惊世界。当时，一百九十个全副武装的白人攻击华
人居住区，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把华人住宅区变成一片火海，杀死二十八名华人，
伤十五名。几百名华人被赶走，七十九间华人住宅被焚毁。华人财富受损失达十五
万美元。像这样的反华暴行，后来也时有发生。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在历史上也都曾经先后制定过各式各样的排
华法案。加拿大的一家报纸诬蔑华人是“下贱的流浪汉和游手好闲者”，“象野兽
般热衷于暴力和抢劫”。澳洲的报纸诬蔑华人“有伤道德风化”，“对白人妇女造
成危害”。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主要是华人劳工修筑的。但是，当时的加拿大政府不
准华人结婚，也不准他们带女人到加拿大土地上生活。
充满血泪的历史，并没有在当代完全结束，虽然当代社会的文明程度已经大大
提高，反华排华在法律和舆论上已经不能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了。每当华人的非法
难民和合法移民在比如美国等国增加的时候，对于华人的排斥和压迫的心理就会再
次被唤醒，在社会上导致各种各样的暴力和非暴力事件。在德国，最近几年来的排
外浪潮十分高涨。在美国，上万的中国学生在具有高学历的同时却深刻感受到生活
在异邦社会中的被歧视和被排斥。可以想象，如果非法途径的难民浪潮进一步高涨
，邓小平身后的中国再次成为向世界输送难民的大本营，会在世界各国激起什么样
的排华情绪和行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那样的情况下，会象另一个古老文明犹
太文明一样，遭受子民四流、浪迹世界的悲惨命运吗？
● 什么样的中国对于世界有好处？
无疑，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中国本土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生活的
自由。华人外迁的历史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如果能在祖国和平生活，华人不会远走
异邦。而远走异邦的华人象上帝的弃儿，到处受人欺压。所以，华人必须团结起来
，把自己故土的事情办好。比如说，要推动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向民主的方向进步。
虽然这将是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但是毕竟不能取消。
有些事情需要明天做，但是有些事情今天就可以开始，可以试验和摸索。
一个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不同步的社会，将会隐藏着危机，一旦出现就会很厉
害。
中国当局总以为外国人希望把中国搞乱，因此就以稳定为借口，将应当进行的
政治变革也取消了。这是因噎废食。不管外国是个什么期望什么用心，中国应当按
照自己的需要，勇敢地奔向一条健康的道路。一定程度的麻烦和非根本性的损失是
必要的代价，过渡到民主制度不是为民主而民主，而是因为民主能解决阻挡社会进
步的沉疴痼疾。比如，言论上的监督可以防止决策中的错误，官员产生的方式能决
定官员的一定程度的廉洁，并且有利于防止官僚主义。又比如说，要帮助邓小平以
后的中国继续维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如果经济崩溃，甚至只是萧条，都会造成汹
涌的难民潮。中国现在剩余着一亿三千万以上的劳动力。这些人随时都会流动到外
边去。从农村流到城市，从人多的地方流到人烟相对稀少的边疆，也有人迫切地渴
望流向外国。即使正在工作着的人，如果生产不足、工资低下、奖金很少的话，也
不会十分留恋他们的岗位。
生活水平在急速提高，消费心理也在变化。这需要经济上的持续发展。邓以后
的中国，应当继续把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上去。如果不积极解决大企业的亏损问题，
如果不对农村经济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不良好地解决税制、贸易、产业结构和分
配制度问题，如果不处理好工人与资产者的矛盾，经济的发展都将受到损害。
一个崩溃的中国经济将向全世界倾倒垃圾。
一个大水库的决口不会只淹没两三户人家。
中国垮了，会祸及世界。
而只有一个民主的、自由的、繁荣稳定的中国，才是世界的福音。
☆ 强大的中国也是祸害吗？
有识之士，有识之国，都应当研究怎样在自己也有利益的前提下帮助中国发展
经济。一个繁荣的中国对世界没有什么威胁，但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中国却会使全世
界为难。灾难到来的初期，可怜的中国人可能只是抢夺国内的东西，甚至内战。但
是物质的缺乏终将导致对外国的压力。
经济的发展将缩小中国人在生活水平上和西方的差距。
邓小平以后，如果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难民也会冲击西
方。
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中国人流入世界各国，也会给所在国家造成巨大的冲击。
比如：破坏那里的福利政策，增加那里的失业率，损害那里的自然环境，在增加商
业消费之前就造成了就业的冲击，有些地方甚至会增加社团间的冲突，甚至会出现
更多的犯罪和更严重的排华纠纷。
也许，一个混乱的中国，一个分崩离析的中国，可以给世界上某些国家增加称
王称霸的机会，他们甚至可以趁机到中国去弄到点什么。但无论什么人，以那样的
目的走到一个以亿万计数的饥寒交迫的人群中，都是非常可怕的。中国人说：不要
到狼窝里找骨头啃。人急了就是狼。
无论如何，不管是为了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为自己考虑，都不应当希望中国专
制、内乱、贫穷和愚昧，而应当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繁荣、政治自由稳定。
可是，事情似乎还不这么简单。在中国大陆经济开始出现发展和繁荣的势头的
时候，西方各国也同样不舒服。他们正在担心中国的经济发达会给他们带来新的威
胁。
我们可以以中美关系为例。
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发生变化。苏联解体后，中国的地位突出出来。中国好象
已经成为美国和英国的眼中钉肉中刺。看来，美国不希望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在世
界上。
于是，在中美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外交摩擦。比如说中国的轮船“银河号”上
是否载有化学武器原料的事件，比如在中国申办奥运会过程中遇到的来自美国国会
的干扰，比如美国与中共在扩散核技术问题上的争执。
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在支持台湾扩充军备。他们可能希望中国人自相残杀
，这样一石二鸟，经济起飞中的中国大陆和经济上已经相当繁荣富庶的台湾都会消
失在世界经济地图上，西方所面临的经济威胁就会大大减轻。
但是，事实是，大陆中国的军费开支在世界各大国当中是最低的，只有七十三
亿美元，而日本军费为三百六十亿美元，美国为二千八百二十六亿美元。历史上中
国只是受列强的侵略和奴役，没有过扩张和侵略的行为与意图。同样，台湾的经济
虽然发展得相当成功，但是在短时间内似乎并不会象日本那样成为西方大国的强悍
竞争对手。
目前中国与世界的对立，只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幸运的是，
即使是中共当局，也正在降低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中国的发展趋势则正在改变
中共的政治制度。这样的改变，一个基础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中共政权降低自
己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压力和需要，改变中共政治制度的力量要在经
济的发展中积累。
所以，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符合世界利益的。
而对台湾来说，一个富强的大陆当然要比穷困的大陆好。十二亿穷人会到台湾
抢劫的，而且是穷凶极恶。反过来说，一个富强的大陆，会对中国的统一更有信心
，更耐得了时日。如果中共对现在的台湾动武，将一片乐土变成废墟，那只会是中
国人的巨大历史悲剧。
● 什么样的世界政策对中国有好处？
美国如果选择和中国做敌人，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同样，中共如果选择和世界作对，更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不幸的是，美国与中国的敌意在增加。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领导人在采用国
内的强硬政策的同时，在国际上开始重新弹起所谓“反对和平演变”的老调。一九
九二年春天以后，在中共被迫再次实行经济上的改革政策的同时，它却没有放弃这
样的国际观点。在邓小平看来，这甚至会是他死后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一九九二年春节前后，邓小平在他这一生可能是最后的一次重大政治行动中再
次提醒他的接班人们注意这一点。邓小平似乎一定要坚持他在一九八九年“六·四
”的时候所形成的外交思想。在最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小平承认
他对天安门事件负责：“还好我还在，处理这件事才没有困难。自然，我也不是一
个人唱独角戏。”此后，邓小平的谈话主题大体上可以说有两个：一个是必须继续
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第二是绝对不向外国压力低头，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在南巡
途中，邓小平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
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
人在，有份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
这话问得好。答案当然是：没有人可以保这个险。对邓小平来说，更糟糕的是
，会有人愿意打相反的赌。比如说，本书作者就很愿意。我们在这本书中的全部分
析都表明，在邓小平身后实现中共的和平演变这件事，不说可以保险吧，至少有六
成的把握。在中国政治这样风云莫测的事情中，有一件大事能有六成把握，实在已
经是不小了。
所以，还讲什么第四代、第五代，邓小平是太远虑了。
还不如实在地考虑一下：怎么把“敌对势力”转换成非敌对势力？怎么保证这
个演变果然能够是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是平稳的而不是动荡的，是能够同时保持
经济发展繁荣的而不是造成经济停滞甚至崩溃的？邓小平如果把这个问题想好了，
就不必为未来的“演变”忧心忡忡了，就可以安详地闭上眼睛到阴间去了。
为什么要这么想问题？很简单，因为这样想对中国才有好处。也只有这样来看
世界，这样来制定世界政策，对中国才有好处。
如果邓小平一定要坚持他的看法，那么，只能说，可惜他的坚持也持续不了多
少时日了。在邓小平死后，历史会给中国一个机会来实行这样的世界政策的。抓住
这个机会，中国就既不会成为灾难的“黄祸”，也不会成为威胁的“黄祸”；反过
来，世界就不会在中国的内政中成为一种“敌对势力”，也不会在国际上酿成仇华
、反华、排华的浪潮。如果有人一定要为了自己的世界霸权而与一个自由、民主和
富强的中国为敌的话，可能只会是它自己的倒霉事。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要能
配合国际力量把自己的“演变”搞好，而且是在“和平”的状态搞好，使中国真正
富强起来，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乐土。
那才是世界的幸运，更是中国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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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向何处去？
从北京的权力斗争到台海两岸的可能战事，从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到地方、军
阀和少数民族会不会分裂中国，我们在前文逐个地深入讨论了十个十分严肃的重大
问题。这些问题，不光是关系到邓小平的死亡的具有极强的时事性的问题，也是十
个关系到整个中国命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分别地看，在不同的问题上，邓小
平之后的中国可能有不同画面和不同色彩的前景。可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些方面
的问题都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如果把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内
容综合起来，我们必须最后问一句：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究竟会向何处去？
会分崩离析呢，还是会统一、稳固？会哀鸿遍野呢，还是会一片繁荣？会战火
四起呢，还是会秩序井然？会继续专制呢，还是会自由、民主？
在这些问题中，更为直接了当的提问是：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会乱吗？
● 邓小平身后中国的六种前景
简单地说，中国的前景有六种。
第一种就是大乱：中共政权完全瓦解，整个社会失去控制，地方力量、军阀、
流民、少数民族以及黑社会力量群雄并起，各据一方，台湾趁机独立，香港金融崩
溃，难民遍布海上，火药味弥漫空中……
这看来是人们最害怕的一种结局，也是对中国最为不利的一种前景。
第二种是回到左翼极权：中共党内的专制强硬力量掌握了局面，重新实施斯大
林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制度，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处在严密的警察控制
之下，到处逮捕政治犯，而对民众则采用所谓“延安精神”的亲善政策，在镇压抗
议的同时鼓吹加强中共与民众的联系，对外则对台湾、香港和国际社会实行新的冷
战政策，甚至用兵台湾以转移内部经济矛盾……
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前景。只是人们似乎普遍认为这个前景出现的可能
性相当小，因此似乎也就不那么担心它了。
第三种是出现右翼集权甚至军人专政：在邓小平身后或者经过短暂的城市骚乱
，或者直接地，军人接管了政权，继续实行自由经济的政策，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的
意识形态教条，但是在政治上则采取比邓小平时代更为严厉和直接的控制，立即并
血腥镇压任何可能的民众抗议，更大规模地逮捕和驱逐持不同政见者，在国际上则
采取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对西方世界有和缓有对抗，同时致力于扩充军备、增强实
力，对台湾则相机而动，一旦出现台湾独立就采取武装行动……
这就是所谓“拉美模式”，也可以说是十多年前的台湾和南韩模式。西方的许
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在邓小平身后出现这种前景的可能性还是不小的。
第四种是维持现状，左右之间：中共达成脆弱的内部平衡，依然维持所谓“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经济自由仍然羞羞答答、磕磕绊绊，因为在意识形态上还
是“犹抱琵巴半遮面”；政治控制也半开半合、时松时紧，因为它想紧是没有能力
，要松又老大不愿意；对内是哪里出了问题就想方设法糊弄过去，“脚踩西瓜皮，
滑到哪里算哪里”；对外是且软且硬、犹犹豫豫，能拿到外国的钱和技术就好；对
台政策也是差不多……
好象不太有人认为中共在邓小平身后还能继续维持这个局面，但是，我们并不
能排除在邓小平死后中共还可以这样再挺个三年五年的可能。
第五种是迅速民主化：社会民主派接管了中共政权，并实行立即的全面的民主
化过渡，开放党禁和报禁，开放全国选举，对外则完全接受西方的观念和政策，跟
随俄国的叶利钦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台湾问题上承诺不使用武力并尊重
住民自决权……
对这种前景的价值判断似乎趋于两端：有人认为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有人认为
这样中国就会陷入困境。但是，无论在价值上是什么看法，但是大家看来都认为这
种前景在邓小平身后不久就出现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第六种是渐进民主化：掌权的至少在名义上还是中共，但是既不是要搞斯大林
毛泽东主义的左派掌权，也不是军人右派掌权，也没有能够达成左右之间的平衡，
而是中共内部的改革力量、军队内的现代化力量和社会上的民主派形成了政治结盟
并主导了政局，实行继续搞经济自由化为主、辅以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民主化的总体
政策，把在邓小平时代已经出现的经济、社会和一些政治上的自由加以制度化法律
化，并用一定程度的政治民主化来解决经济自由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思想文化领域则采取彻底的非意识形态化和非政治化，并给民间社会以很大的活
动空间；对外则在价值和政治上接受西方的观念，但是在经济和民族利益上维护中
国主权；对台湾则采取放松它的活动空间但是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中和立场……
很多人，包括本书作者，认为这是一条最为理想的道路，会给中国带来比较光
明的前景。现实地看，实现这一前景的因素在增加。但是，变数仍然很多，操作的
要求也很高，因而实现的困难还是不小。
● 命运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上述关于中国未来六种前景的分析还是静态的。但是，要判定哪一种可能在邓
小平身后出现的可能性最大，则不是靠静态的分析可以做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是
动态的，是人——无数的人，各种各样的人——在活动的结果。人的利益、人的价
值、人的观念、人的选择、人的性格、人的处境，不同人的不同利益、不同观念、
不同处境、不同选择的相互作用，由于这个人的这样的选择及其变化而导致的那个
人的那样的选择以及相应的变化，是不可穷尽的变数。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就是被
这样无数的变数所影响，因此几乎有无数的变化的可能性。
这也正是政治能够引人入胜的地方。它是对每一个人命运的挑战。对健康而富
有智慧的人来说，越是变数复杂、解题困难的挑战，越是没有必胜把握的挑战，就
越有魅力，就越能在回应挑战中展示人的性格和才智。而在回应这样的挑战的过程
中磨炼出来的人，本身也才越有魅力。
个人如此，民族也是如此。
何况，现在到了一个中国民族命运的转折关头。事实上，上述六种前景，都有
可能，但是也还都是潜在的。哪一种会成为现实？邓小平的死给出一个转折点。
在转折关头的努力尤其重要。在历史的平常岁月，许多艰辛的努力可能都只是
积累；而爆发则是在历史转折的一刹那。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自
己和民族的利益所在，不能选择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并努力影响历史向我们愿意的
方向发展，去争取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么以后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悲惨命运似乎也没
有理由怨天尤人了。每个人的作用可能很小，但是社会却就是由一个一个很小很小
的人组成的。自己把自己的努力看小了，专制者和野心家的欲望和作用就胀大了。
自己不肯为自己的命运付出努力，别人就会来主宰你的命运了。
中国人讲究“四两拨千斤”，而做到“四两拨千斤”的要诀在于把握时机。我
们小人物都不过是四两重，甚至可能连四两重也没有。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对
历史的千钧之势无能为力。
共产党喜欢唱《国际歌》。其中一句歌词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
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现在，被中国共产党奉为救世主的
毛泽东早已经死去快二十年了，在一九八九年被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称为
“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邓小平也已经走在黄泉路上了。中国共产党还能靠谁呢？
要创造共产党的未来，恐怕也只能靠它自己。中国共产党也曾经被说成是中国人的
“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现在共产党已经自己也不知道还能
不能救得了自己，那么中国人还能靠谁呢？靠外国人？恐怕总归是靠不住。靠上帝
？上帝是外国人造的，中国人自己的上帝不知道被我们的祖宗早给藏在哪个旮旯里
了。看来，中国人也得靠自己。
邓小平死也好，活也好，中国人都应当冷静地考虑考虑自己的未来。中国的未
来，其实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中国的不同的前景，其实是我们自己创造和选择的
。
● 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
由于生活在共产主义这样一种不稳定、无效率、少自由的政治制度下，中国人
已经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磨难。邓小平时代在相当程度上开始改变这个制度。但是，
由于这个改变本身就很困难，邓小平的改变又是十分被动、十分局部的，结果又给
中国大陆在共产主义制度的诸种弊病之外也增添了转变时期的混乱。在邓小平即将
谢世的时候，人们还要再一次经受这个制度所带来的灾妄之一，那就是为强人消失
后的更大灾难的出现而担忧。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究竟会向何处去？其中有无数的变数。但是，最根本的一个
因素，就是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解决好自己的制度问题，而不再把命运寄托在一个
人、一个政党或一个组织的身上。如果能向建立一个新制度的方向走，有再多的磨
难也问题不大，不远处的前景就会是让人乐观的。如果事情恰恰相反，即使有什么
暂时的安宁和繁荣，不久还仍然会有巨大的灾难。
邓小平自己说过，“符合中国人民意愿、符合历史潮流的政策和方针，我相信
都不会被改变。现在有些人担心我身体如何如何，担心我死后如何如何，我看是多
虑了。如果改革开放这个东西仅仅是我个人的，仅仅是寄托在我的生死存亡上，那
么这个政策肯定也不会是正确的，人们也不会担心它的未来。担心它的未来，证明
它得人心嘛！”他又说：“有现在这个局面就好。只要十年没有大的动摇，坚持干
，经济上去了，再出什么问题也好解决。我不相信我死了以后改革开放就不搞了，
至少人民不会答应。”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的确，我们应该看到，一个人无论占
据什么样的位置，提出过什么样的政策，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力，又无论是多么
专制地垄断权力，毕竟只是一个人。一个人要一时、一地、一事上与大多数人作对
为敌，并且把自己的一直强加到大多数人的头上，或许是可能的。但是，要长期地
在广大范围内事事都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做事，恐怕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一个掌握政治最高权力的人的生死，固然会大大地影响政治、社会和经济
，但是，一个社会的方向基本上还是不会被一个人——无论他是生是死——所左右
。
但是，可悲的历史事实是，在中共的政治制度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常常
是决定于一个人的状况。邓小平本人应该说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一九八零年的
一次讲话中，他曾经提出了改革政治制度的系统看法，并且强调：要建立制度来防
止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中，使政治和政策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想法的改变和领导人的改
变而出现大的波动和振荡。最近，邓小平又说，“一个党，一个十一亿人口的大国
，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对国家不利，有一天
会很危险。美国下注投资在我的身体有病和死亡问题上，西方对我的健康也很注意
。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很不健康，很危险。不出事就没有问
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可是，可惜的是，邓小平本人并没有能够采取举措来从制度上解决这个“很危
险”的问题。有这样的制度，是中国民族的一个大悲剧；认识到这个制度的弊病而
没有改变它，是邓小平的最大悲剧。在邓小平生前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希
望，邓小平的死，会同时是这样的悲剧的结束。从此之后，人们可以不需要讨论一
个人的死亡对中国命运的决定性影响了。
无疑，建立一套能够表现人民意志的制度，让人民的意志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
决定中国的命运，这才是中国的出路。看来，这也必定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如果中国人能够把邓小平的死看作一个政治上的机会，可以借机表现自己的意志来
影响中国的未来，那么中国的事情就应当是比较让人乐观了。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
把邓小平的死同样看作一个机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邓小平做的好事继承下去，
把邓小平做错了的事情加以改正，把邓小平不肯做或没有做而中国民众又愿意和需
要的事情提上日程，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也会是幸运的。
中国习惯上把一个高龄老人的死亡叫做“白喜事”。邓小平已经九十高龄，他
的死亡应该具有这种色彩了。如果在他的身后中国因此能够有机会走上政治制度化
的道路，那么，邓小平的死，就是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实现新的好想法的机会，而
不是带来一场世纪末的灾难，因此，也会是中国人的一件很大的“白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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