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节选〕

             张正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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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什么?--自序

  一篇报告文学,当然不仅要客观地记录下已经发生的事情。但它首先应该做到
这一点。

  做到这一点很难,特别是对于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当事者视野有限的挂一漏
万的回忆,各种各样只鳞片甲的传闻,显然不无偏见,甚至有意隐讳了事实的文字
资料。后人只能在这样的基础上缀合历史,充满主观意识地缀合历史。你可能接近
了它,但休想复原它。

  能做的是不讳过,不溢恶,不夸饰,不虚美,像老祖宗教导的那样“秉笔直书
”。

  这其实更难。

  对这本书尤难。

  主要难在有个叫“林彪”的人。

  很多人问:写不写林彪?

  又问:怎样写林彪···

  再问:这样写行吗?

  在关东最后那场战争中,家乡那个小镇经常“开仗火”(黑土地老人话,即“
打仗”)。母亲抱着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小的我,趴在炕沿下哆嗦。

  40年后,我感到了母亲的颤栗。

  有人说:写现代史难于宇宙史。

  一位参加撰写当年3纵战史的老人,被公认为“记忆力特别好”。老人对此也
很自信。写完亲身经历的四保临江的小荒沟战斗一节,再去当年战地一看,地形、
地物及敌我兵力配置,几乎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儿。

  主要还不难在这里。

  有的老人说:这事你不用记,记了也不能写。

  不服不行,有的真不能写。

  有的老人说:你问的这些我都是知道。但不能说,现在还不能说。

  望着老人,你会想到飞机失事后千方百计寻找的那个黑匣子。你找到了,却打
不开它。

  治史者讲“潜心研究史料”。可这些不能披露的和锁在“黑匣子”里的史料如
何“研究”?还有那些经常变脸儿的“史料”可信吗?

  一部《辽沈战役亲历记》,应该说是关于国民党方面最有权威的资料了,而且
好像也没怎么“变脸儿”。可是,那些能够勾勒出国民党战略框架的原始电文,一
份也没有。对照本书实录的共产党方面的大量电文,就会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缺憾
。仅凭回忆“大意”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而且,文章中的“我”(或主人
公),字里行间尽力和蒋介石划清界限,就像另一些回忆录竭力和林彪划清界限一
样。对于跑去台湾的人,遣词用句比较尖刻,无所顾虑。对于留在大陆的败军之将
,以及后来从海外归来的人,就有情有面,客气多了。

  40多年了,史实的回忆不尽相同是正常的。一忽儿吹捧,一忽儿批判,叫人
难辨真伪,倒也能提供个信息,扯出根线头。最难办的,是那么只字不提,好像根
本就未曾发生过,且往往是比较重大的事情,叫你无迹可寻,连个判断真伪的机会
都是没有。

  已经成为历史财富的关东这场战争,一切都是已知数。这里,除了台湾去不得
外,只是调查采访的多寡;是正视,还是回避;是实事求是,还是指鹿为马;是抢
救这笔财富,还是听任早已不是朋友的时间,年复一年地蚀逝。

  时间是个保密大师,是个去伪存真的大师。是个息事宁人的大师,若干年后,
当我们可以轻松地打开这支锈渍班班的“黑匣子”时,厚厚的尘封中,可能只剩下
些干涩枯燥的档案资料,而没了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形象了。

  外国人似乎比我们还急。

  从街头书摊,到国家领导人家中的书架,一部《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
使索尔兹伯里在中国大出风头。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看这姓名好像咱们龙
的传人)先生,在完成主编《剑桥中国史》六卷巨制后,1986年出版一部新的
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伟大的革命:1800--1985》。

  10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那么多作家和史学家在做什么?不是祖宗的家谱外人
碰不得,实实在在,这本来理所当然就是我们的事情,而且理所当然应该写得更快
,更好!

  有治史者说:写中国现代史之难,就难在我们是中国人。

  1988年7月8日《青年参考》报道:因为教科书内容有误,苏联取消中学
毕业历史考试。

  真的,当身体和世界观正在成熟中的学生们,经过一场从精神到肉体的紧张劳
作后,发现学到的东西许多不是真的,该多悲哀?

  关东最后那场战争糟蹋了黑土地,后来糟蹋的是什么?大人把家谱搞乱了,叫
孩子怎么续?

  人们都喜欢孩子。因为孩子是明天,是希望,是祖国的花朵,是我们的生命的
延续。

  还因为孩子天真,烂漫,真诚,心地纯洁,不说谎。即使说谎,也说得那么天
真,烂漫,真诚,自然,能给生活增添一些喜剧色彩。

  为人,为文,当然需要成熟,需要对人生和世事的深刻的透视和理解,可首先
需要的难道不是真诚吗?要孩子诚实,大人难道不首先需要诚实吗?

  有时就想:人为什么要“长大”呢?

  采访中还有个体会和感觉:惊骇,惶惑,激动,兴奋。

  很多作家走到历史中去寻找“避风港”。这里却似乎是一片禁脔,险象环生。

  有时简直想掉头就跑。

  有时又想留在那里不回来了:历史中的新闻太多了,有些去处简直就像从未开
垦过的处女地。那令人反思的天地也太广阔了。

  于是,至今萦绕在脑幕上的一个问号,就是:历史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一位搞历史的朋友说:历史就像个婊子,谁有权势谁就可以弄它一下!

  这话与他的西服、领带不相称,却不乏形像。

  不管历史是个什么,也不管100个观众心目中有多少个“哈姆雷特”(一位
名人说:100个观众中就有100个哈姆雷特),要想把关东最后这场战争比较
园满地画个“0”,恐怕还要到可以进出台湾档案馆那一天。

  而且,连跑带颠,只吃不到一年的面包和方便面(有人说这篇东西是用脚、面
包和方便面写出来的),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这篇东西只能算是一篇草稿,或征求意见稿。

  感谢所有给予采访方便的单位(几十家,恕不一一列举了)。

  感谢本书中所有写到姓名的老人。

  感谢沈阳军区和本集团军的领导和同志们。

  感谢所有给予鼓励和支持的朋友们。

                    作者
                    1989年旧历除夕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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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篇   死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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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热点中的热点复归冷寂後,国民党在黑土地上的命运,就明明白白地注定了


  战略割断不算,正式围困已达五个月的长春,就像一枚烂透的果子,首先从战
争之树上掉下来。

  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


           三十章: 不  死  不  生

  奔腾的饮马河、伊通河和沐石河,冲淤出一块丰腴膏美之地,聚吸着闯关东的
人们,为这座东北中部城市的兴起打下坚厚的基础。

  “长春”这个令人神往的名字,一说沿袭辽代“长春州”之名,一说源于清朝
的“长春堡”(今郊区永春乡),一说起自“长春花”的花名,因为此地开垦前盛
开一种美丽的“长春花”。究竟哪说成立,像许多地名一样,长春寄托着人们一种
对美好境界的追求和向往,当是无疑的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制造了一个傀儡政府的同时,选择长春
作为“满洲国”的首都,更名“新京”,成为东北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

  历史之河在屈辱地呜咽了14年后,流到了1948年。


           “长春,六点半”

  1948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逃到哈尔滨的前长大代理校
长张德磬博士访问记”,题目叫《长春停在“六点半钟”》:

  去年十月中旬,解放军进攻吉长路,小丰满的电源被截断了。长春在10月1
7日下午六点半全城停电---电车走到哪里便停到哪里,机器转到什么地方便停
在什么姿态上。就在那一秒钟的时间里,全城一声“啊嗬”便失去了热力,失去了
光明。直到今天,有的电车还停在街上,机器还保持着待动的姿势,电钟的时针还
指着六点半。


           城外城

  3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夺占四平后,长春就孤悬在松辽平原上了。

  有人称之为“死城”。有人称之为“陆上孤岛”。坐镇这里的“剿总”副总司
令兼1兵团司令郑洞国,称之为“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一座死城,也是一座堡垒,要塞。

  日军占领期间,在市郊挖掘壕沟、坑道,构筑许多永久性工事。市区建筑,从
布局到构造,都充分考虑到军事的意义。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
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都是米把厚的花岗石墙,钢筋水泥屋顶,中型炮弹不能损坏
。楼房地下室,有钢筋水泥坑道通到大马路,彼此相通。其中有笨重的大铁门,可
以相互隔绝。各主要街道宽度都在一百米以上,可以充分发挥火力,重要街口还有
水泥掩盖的地堡。国民党进入长春后,又环市添筑许多碉堡和工事。其中,仅中央
银行周围修筑的永久性工事,就有150多处。6月22日,中央社称长春防线为
“坚冠全国”。

  工事坚固,守军也很顽强。

  冬季攻势后,林彪就谋划打长春。5月24日,1纵和6纵试打未达目的,仅
夺占大房身机场。于是改而为久困长围,准备将敌围困到山穷水尽时再动手。

  这无疑是最佳军事选择。

  5月中旬,成立以萧劲光和萧华为首的围城指挥所。

  6月1日、2日的《阵中日记》写道:

    (一)使用独立师以营为单位,接近长春周围及近郊,堵塞一切大
       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即时击退和消灭出
       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
    (六)城南、城东归6纵,城北、城西归1纵,炮火由炮师派归5
       、6纵指挥。
    (七)两个月来几个独立师围困长春成绩不大,未看成(是)严重
       战斗任务,无周密计划和部署,应该改正。要使长春成为死
       城。

  6月28日围城政工会议上,围城指挥所再次强调封锁粮食、蔬菜、燃料、牛
马及一切可供敌人使用的生活资料,断绝城内外人员往来和商业关系。并提出口号
:“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

  围城指挥所还发动群众,成立军队地方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在各交通路口设
立检查站、检查哨,严格检查过往行人、车辆、封堵粮食进城。

  长春围困战----封锁,断绝粮食之战。

  6月22日,由12纵和独六、七、八、九、十、十一师组成的围城大军,进
入指定地域。

  六个独立师在前面组成第一道包围圈。各师以三分之二兵力,以五十米一个人
的密度,对城内进行封琐、监视,余下为预备队。十二纵以主力布置在城西和西南
敌人主要突围方向上,其余在其它方向进行策应,构成第二道防线。

  开头,包围圈达150多里。十二纵司令员、“好战分子”钟伟,看好土质特
点,组织部队挖地道进行爆破,连续拔除据点。各独立师如法炮制,将包围圈缩减
到100里左右。双方最近处只有百把米,彼此吃的什么饭都能看见。

  一马平川的原野上,暖风吹拂着绿色的草和彩色的花。鲜花绿草遮掩着一条条
通往前沿的交通壕,终点是长达百里的环城壕沟,沟沿上耸立着铁丝网。

  风把蔓科植物吹到铁丝网上,铁蒺藜上开着香艳的花。

  
           天上不会掉馅饼

  “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 非粮不战。”

  三月一日,长春市长尚传道上伊始,就大抓粮食。三月四日,将中央信托局长
春分局贮存的100万斤大豆全部买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批大豆,保证了
公教人员不致饿死。”)五月,又对全市进行人口和存粮普查,发现民间存粮只够
吃到七月底。

 。厚无粮要反,兵无粮要散。

  怎么办?

  一抢,二空投,三发大票子。

  七月初,蒋介石致电郑洞国:“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
。”尚传道对郑洞国说:“民间存粮已快吃光了。由政府没收,也收不到多少粮食
,物资;而且在饥饿威胁生存之际,我无法保证市属职员廉洁奉公。此举徒然骚扰
人民,毫无裨益,我办不了。您要遵命办理,请您另选市长。”

  谁当死城市长也是死棋。饥肠辘辘的士兵见到谁家烟囱冒烟就去抢,再砍树木
,拆房子,后来干脆挖马路取沥青烧饭。郑洞国下禁令,尚传道在报上发表谈话,
号召“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好象他们是不吃五谷杂粮的神仙。

  在城里抢,还出城抢。对老百姓可以为所欲为,这八路岂是随便动得的?围城
指挥所的口号是:“不让一粒粮食落在敌手,不让快要饿死的敌人复活!”抽出十
分之一兵力,五分之一牲口和大车,先前沿,后后方,熟一块,割一块,最前沿由
部队掩护,夜间抢收。快收,快打,快运,快藏,四快一光。给群众留下三个月存
粮,余皆运到后方。结果,几次出抢收获甚微,倒是损兵折将,能省点口粮。

  六月起,军粮主要依靠空投。

  蔚蓝色的天空上,几驾银灰色飞机翼下,降落伞一顶顶绽开。那情形就像几只
悬空的吊瓶,在为一个垂死的病人输液。

  守军每天正常耗粮不下十万斤,需要四十架次飞机才能保障。实际最多也没超
过二十架次,一般都是十架次左右,天气不好,一架也来不了。飞机一来,城外高
射炮就开火。不敢低飞,就在三千米高空投掷,有些就飘到城外送给共军了。落在
城里的,也常被居民抢去。

  城里有空投指挥所,统一分配粮食。可降落桑夯落地,饥饿难耐的士兵就一拥
而上。有些部队抢到就私分了,有的甚至发生械斗。郑洞国亲自下令:“倘有不顾
法纪仍敢私自抢藏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真枪决了一些,却能斩尽杀绝
吗?

  后来不用伞了,直接投掷。一袋袋粮食象炸弹一样飞速落下,老百姓坐在家里
祸从天降。落在地上也摔个稀烂,更有许多没了影儿。士兵们赶着大车沿街搜寻,
房屋挤挤匝匝,哪里看得真切?

  战马杀光了杀狗,捉猫,捉老鼠,打鸟。天上飞的,地上走的,一切可以送进
嘴里的东西,都成了捕杀对象。

  与食物成反比扶摇直上的,是物价。

  下面是每斤高粱米涨价(东北流通券)情况:

      6月2 日          4万元
      6月23日         22万元
      7月14日         80万元
      7月28日        330万元
      8月1 日        720万元
      8月18日       2300万元
      9月10日       2800万元
     10月15日       3500万元

  四个月上涨近九百倍。

  后来干脆有价无市了。

  一捆钞票买一捆青草。

  一个金镏子换一个大饼子。

  几个大饼子换一个大姑娘。

  两年半前,新一军和新六军等部队向长春攻击前进时,杜聿明出赏价一百万元
东北流通券,奖励首先进入长春的部队。如今,这笔重赏只能买不到三钱的高粱米


  长春变成死城,精兵变成困军,“坚冠全国”的工事成为无用之物。

  从六月起,正规军每人每日定量一斤五两,高粱大豆各一半。

  七月一日,开始减到五两。

  八月初,新七军和新三十八师每周还能吃顿大米饭,六十军182师用三分之
一高粱掺大豆吃,余下四个师全发粮代金,各连自己买,买到甚么吃甚么。每人每
天菜金只够买条黄瓜。地方保安部队连条黄瓜钱也没有,一切全靠抢,抢到甚么吃
甚么。

  九月中旬,六十军一些部队开始吃糠秕、豆粉、酒糟。官兵夜盲、腹涨、盗汗
、晕眩、浮肿,越来越多。

  十月后,一些部队别说突围、打仗,放开大路随便走,也走不到沈阳了。

  六十军起义出城后,军长曾泽生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好饭好菜不可多吃,以
免把胃吃坏了。


           十五的月亮

  ----蒋军弟兄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尤了。再过俩
月不用打,自己就垮了!这一点你们自己最清楚。你们都是穷苦人家子弟,饿肚子
守城为谁?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才是穷人的死
对头。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你们要看清形势,为自己也为家中亲人想想,趁
早弃暗投明,跳出火坑,我们随时都在欢迎你们!早拖枪逃跑,早到招待所登记,
早一天不挨饿,早发路费,打路条回家!……

  ----六十军的弟兄们,听出来了吧? 我是云南曲靖人,原184师的,
海城起义的。老乡们,蒋介石抓了龙云,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冲锋打头阵
城退却当掩护,死了的那些弟兄多怨哪!现在,新七军吃大米白面,六十军喝野菜
稀粥,老蒋不把咱滇军当人待呀!你们这里受罪,父母和妻子儿女在家受苦,日夜
盼你们回去,共产党是仁义之师,对咱起义投诚官兵可好啦!愿回家的发路费,想
留下的跟我一样……

  ----六十军182师545团朱云团长请注意:朱团长,你素怀报国救民
之心,投笔从戎,转战湘鄂赣滇,抗战有功,人民一笔一笔都给你记着。但是,你
现在替蒋介石打内战,是没有任何前途的。滇军老前辈张冲将军,希望你认清形势
,率部弃暗投明。何去何从,请你速作抉择……

  ----六十军暂编21师李树民团长请注意:李团长……

  ----新七军暂编56师2团3连的张二宝子,我是你妈呀!我的儿啊,你
还活着吗!饿甚么样了?我和你爹爹天天哭呀!你爹病了,我这眼睛也快瞎了,想
你呀!共产党对咱家可好了,分了地,没人种,政府给种的。政府说了,你回来甚
么事儿没有。前院和后街的狗剩子、四柱子都回来了,你快回来吧!我的二宝儿啊
,你听见了吗?……

  新七军暂编61师3团8连的王大田,我是你媳妇素花呀……

  …………

  围城部队各连都有喊话组,前沿阵地5里左右设一个广播站。一到晚上,高音
喇叭和自制的土喇叭,一齐“开火”。叫“兄弟”,喊“老乡”,唤子索夫,指名
道姓,四面八方,几里纵深,全被这声音覆盖了。

  炮兵向城里发射宣传弹。武工队进城侦察,散发传单。有把宣传品放在木箱上
,利用伊通河漂进城去。

  还利用国民党家属做工作。六十军撤退吉林时,30多随军家属被俘获,一律
待之以礼,经教育后送回长春。暂25师师长李嵩弟弟李泰然的妻子送回去后,又
找到他们失散的孩子,又给送了回去。李泰然当然很感动,三次送出重要情报。长
春成为死城后,一些家属又化装成难民,纷纷出城逃生。通过哨卡时,很多人被难
民“点水”。哨卡不难为她们,有的还从优接待,并通知沿途给予关照。她们后来
写给丈夫的信中,讲了许多共产党好话,成了义务宣传员。


           第三十一章: “ 兵 不 血 刃 ”

  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

  长春是五个月。


           百姓夹在中间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
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
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
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
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
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
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
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
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
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
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
,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
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
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
    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
    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
    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
    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
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
    ,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
    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
    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
    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
    有以下几个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
    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
    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
    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
    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
    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
    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
    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
    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
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
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
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
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
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
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
,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
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
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
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
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
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
,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
’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
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
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
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
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
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
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热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
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 的不少是
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我们兄弟身强
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儿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十三口
之家也死了四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九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八口,父母和六个孩子,
我是老大,那年十六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恹恹的,最先饿倒
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
: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

  李素娥:

 。嚎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
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
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甚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
了。都死,谁帮谁? 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
,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
正烂着,刚死的还象个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
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
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
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
了。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
,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
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
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往后再往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
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后,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
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
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么的架上,尸体
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
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
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
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
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
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
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

  于连润:

  那时咱就寻思呀,你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仇,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要遭这种大
难?可寻思这个有甚么用?谁把咱草民百姓的命当命……·

  十月十五日,郑洞国的晚饭是四菜一汤。

  萧传道说:“没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

  “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

  困死的都是老百姓。


           真空地带

  伪满时期,日本人在城边修了条环城公路,老百姓叫“圈道”。

  围城期间,这条圈道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真空地带,老百姓叫“卡空”。

  国民党往外赶,共产党往回堵,老百姓大都是夹在“卡空”里饿死的。

  ……

  宋占林:

  我跑了三次。第一次是七月,出二道河子,出去五里路到靠山囤,天亮了,叫
儿童团发现了。一看就明白是从城里跑出来的。十多个小孩,管我要路条,没有就
让回去,可认真了。第二次想从卡子边上溜过去,又给抓住了,不打不骂,反正怎
么商量也得回去。光有路条也不行,还得有老婆和孩子,若是我一个人非扣住不可


  开头出不去还能回来。后来国民党准出不准进,出不去就只有夹在“卡空”里
等死了。

  那也跑。豁出去了。怎么也是个死,往外跑还能有点指望。

  我们家是分四批走的。弟弟和弟媳第一批,我第二,二哥和母亲第三,母亲走
时大哥还在家守着。哥四个各奔它乡。我和老伴在“卡空”里呆了三天出去了。

  于连润:

  我们家在“卡空”里呆了十多天才出去。

  临走买辆推车,把点破烂装上。把点黄豆、糠、□子都做成大饼子,带上。头
道卡子是国民党,挨个搜,不要钱要东西,贵重东西和吃的。人家有经验,再装,
有钱人也能瞅出来。看我那样儿,翻几下一挥手让走了。有钱的不行,不拿出好东
西不让过。

  “卡空”里那人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着的,躺着的,也分不清是死是
活。瞅着那样儿,脚下就有点软。咬咬牙,硬着头皮,还是闯。

  “卡空”里“胡子”多,抢吃的。一口井他们霸着,怕老百姓给喝光了。庄稼
地也霸着,谁也不准进。白天晚上打枪。我有个侄女婿不听邪,也是饿急眼了,晚
上想弄点毛豆,去了再没回来。人们掳树叶子吃,成牲口了。树没皮没叶,草剩个
杆,有的地方杆也不多了。嘴都吃绿了,人都吃绿了。

  一家一堆,挤挤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多在露天呆着。锅呀,盆呀
,车子,被子,活人,死人,到处都是。八月,正是最热的时候,日头那毒呀。突
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窝鸡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胖。就那麽放着烂着,骨头
白花花的。有的还枕个枕头,骨架子一点儿不乱。

  人饿了,开头脚没根,浑身直突突,冒虚汗。饿过劲了就不觉饿了,晕晕乎乎
,飘飘悠悠,像腾云驾雾似的,不觉得难受了,也不怎么想吃甚么了。可一看到能
吃的东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抢。不少死人身边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没有。能说
话时,一声又一声听不出个个数,一声声都像是“饿呀”、“饿呀”。没声了,眼
睛有时还睁着,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甚么表情也没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
睁了,还喘气儿,像睡着了,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个一天两天的。人命可大了,
像油灯不熬干不死。有的瞅着还像笑悠悠的,更吓人。

  赶上毒日头,那人一天功夫就发起来了。脑袋有斗大,屁股像小鼓似的,眼瞅
着发,先绿后黑。一会儿“啪”的一声,又闷又响,肚子爆了。白天晚上都响,夜
静听得最清。这一声,那一声,有的就在身边响。鼻子早就闻不出甚么了,可那一
声响过后还是受不了,没闻过的想象不出那味儿。

  在“卡空”里熬过十天的人不多。老天爷照应,那几个大饼子过卡子没翻去,
“胡子”也没抢去。不能让谁看见,天黑时偷偷扳点吃。这麽对付有十天,又吃两
天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
,都是蛆。

  就这麽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麽几步远,就那麽瞅着,等人家一句
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
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
道,哪有钱买呀!

  张淑琴:

  我们在卡子前排队,推车一个接一个。八路在队伍两边来回走。边走边说:谁
有枪、子弹、照相机,交出来就开路条出卡子。老百姓吵吵嚷嚷的,说甚么的都有
———那些话呀,说不得……

  平时在“卡空”里都不吱声。两边便衣挺多,还有“胡子”。那时那人都老实
,怎么摆弄怎么是,像校酣似的。也是饿得没精神,不想说了。

  我们家是九月十六号那天走的,在“卡空”里呆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
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讲明白就让过去了,挺痛快。不知道
有这条,不然早走了。

  宋占林:

  我运气也挺好。在“卡空”里呆两天,碰上个小时候在一起撒尿和泥玩的伙伴
,校蝴叫“来顺”,姓王,前街的。他当八路了在卡哨上,挎个木头匣子枪进来侦
察。他问我他家人怎样了,我说全没了。他蹲那儿就哭,呜呜的。哭一阵子,我说
你看我和你嫂子怎么办哪?他抽抽嗒嗒的说有命令,你们这片不放,明天放“马车
地号”的,你跟他们走。“马车地号”都是赶车拉脚的人,叫这么个名子。若不碰
上他,八成没今天了。

  于连润:

  我是一没熟人,二哪也不缺个剃头匠,甚么门也没有,只有硬挺干熬。一块儿
来的不少都完蛋了,我也快不行了,就准备让人听个响臭块地了,发了个救命的“
难民证”。这个谢天谢地呀,出去没几天又回来了——长春解放了。

  出哨卡就有吃的。稀粥,面不面,馇子不馇子,一人一大碗。不能吃干的,胃
受不了。有人喝光了还要,不给就抢,撑死了。

  李素娥:

  我有个舅舅,还有个姨姨和姨丈,都是出卡子后撑死的。

  我们家也准备出去了,推车甚么的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天刚亮。爹说素娥你快
起来,这枪口怎么都对上咱们了?我一看,可不是怎么的。我说国民党要杀人了。
爹说:不对,有变。后来才知道,“六十熊”起义了。

  八路进城就发粮,大车呼呼朝城里运。我去扛回四十斤。别看走路都打晃,再
给四十斤也能扛回来。饭作好了,妈还舍不得吃。我说这日子过去了,共产党来了
就好了。妈捧着饭碗,眼泪噼哩啪啦往下掉,说:老天爷呀,可算活过来啦!

  一九八七年,美国得克萨斯州一所保健学院的教授,对四十三万二千人的死亡
时刻进行数理统计,发现死亡率最高的时刻,为每天凌晨四时至七时。

  对于广岛,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无疑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

  对于血城四平,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

  对于死城长春,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是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十月。

  一座城市,因战争而活活饿死这么多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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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篇   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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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章  时间不光是军队

  ………

           “起义”?“投诚”?

  十一月一日拂晓,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后,防线很快被突破,各路部队迅速拥入
沈阳的大街小巷。

  六师十六团尖刀连一连连长黄达宣,率队从火车站南攻入,一路搜索前进。

  到处都在响枪,哪儿也没有像样的战斗。开头还能见到敌人,边跑边回头打几
枪,后来连个人影也见不到了。

  黄达宣和指导员苏福林,驳壳枪大张着机头,率队贴着街道两边墙根前进。进
到大西门里附近,“世合公”银行探出两个国军脑袋,一闪又缩了回去。黄达宣冲
进去,几扇门大敞着,里面都是敌人。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清一色盒子枪,
有的放在桌子上,有的扔在地上,毫无反抗意识。黄达宣问当官的在哪儿,不吱声
,都朝楼上指。踏着木制楼梯“噔噔噔”跑上去,一扇门里走出个穿长袍,戴礼帽
,商人模样的人。驳壳枪顶上去:交枪不杀!那人说:请长官小声些,我们长官都
在这儿。这时里面走出个中上个头,挺魁梧,又挺有派头的汉子,说:我是周福成
,我们正在和你们的三纵队(实际是独立师——笔者)商讨投诚事宜。

  当时,黄达宣从未听过“周福成”这个名字,不知道周福成是国民党八兵团司
令官兼五十三军军长——这时是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

  不到一天时间,一连划拉一千多俘虏。“世合公”银行后有个操场,列好队,
黄达宣亲自挑选“解放战士”,个头没他1.75米的不要。看中一个拨拉出来一
个,拨拉出来八十个。一报数,少一个。他一眼就瞅住俘虏堆中一个大个子,说:
你怎么又回去了?那大个子说:我想回家。黄达宣说:东北解放了,关里没解放呢
。说着,又给拨拉过来了。

  这个“大个子”,就是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中将。

  有的老人说:黄达宣抓了个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官,还给我军“拨拉过来”个
中将副总参谋长。

  过去说就说了,当了军长,成了上级,还这麽说。黄达宣觉得不好意思,说:
军长,你再别说了。徐惠滋说:老连长,这是历史呀。

  三月三十一日晚,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周福成,将指挥权交给五十三军副军长赵
镇藩,躲进“世合公”银行甩手不干了。兵团参谋长蒋希斌,命令机关各处、科原
地待命,等待解放军接收。参谋处长戴鸿图,通告各部队也照此执行。

  树倒猢狲散,守军纷纷树起白旗。有的将枪炮车辆堆列好,拿着花名册等待“
共军”,有的驾着吉普车,上街寻找、迎接“共军”。在辽西,一个女文工团员喊
一嗓子,就能聚来一群溃兵。在沈阳,一个班、排长带几个战士,就能接收一个团。

  有点挑肥拣瘦的,是都要向正规军投降,不爱向独立师交枪。有的还坚持要举
行个“正规”仪式。在长春投降的新七军,也是如此。

  有点火药味儿的,是关于“起义”,还是“投诚”的争执。

  五十三军,作为张学良带进关内三十万东北军剩下的唯一一个军,也作为防守
沈阳的主力,共产党曾派入“内线”策动起义,五十三军内部也有人想起义,都因
为周福成而不能成功。十月二十七日,沈阳已危如累卵。他的女儿带着“张大帅”
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赶来劝他起义。他火了,竟要枪毙亲生女儿。

  如今,周福成被带到十六团后,一再坚持自己不是被俘,而是“投诚”。

  一些守军则纷纷要求“火线起义”。

  十一月一日上午,驻守在铁西区北路的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相当于师),派代
表找到二纵五师十四团,邀十四团派代表去总队谈判。总队长毛芝荃和副总队长佟
道,要求承认其部为“火线起义”。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邦佐不同意,指令其交出
防御部署图,撤到指定地点集中。毛芝荃和佟道说解放军有位“周政委”,已经答
应他们“起义”了。不谈了,去五十三军军部找这个“周政委”,根本没有此人。
下午又谈,一方坚持要求“起义”,一方坚决不同意,言来语去迸出火星子。

  “起义”,还是“投诚”,关系前途和命运,当然非同小可,是个“原则问题
”。可是,当十四团部队逼近总队司令部,迫使警卫排放下武器后,也就没甚么“
原则”可争执的了。

  拚死拚活,好歹算从辽西逃回沈阳的新三军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也要求“
火线起义”。

  ……

  究竟是“起义”,还是“投诚”,有些“官司”直到一九八六年才有定论。

  在宦海中行将灭顶的将校们,抓紧最后的时刻,用尽最后一丝气力,苦苦挣扎
,讨价还价,拼命要在官场上保住一顶那怕是多么可怜的乌纱帽。

  士兵们则见了“共军”就问:谁管我们那?怎么还不“解放”我们啊?

  离休前为某师副政委的张天铸老人,当时是“剿总”特务团二营六连中士班长。

  老人说: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二营奉命到机场保护飞机,好让大员们逃命。飞机飞了,
团长没了,营长也不见了。四连的兵提着枪到处找连长,说连长把他们多少钱揣跑
了。回到营房,营副让把枪架在院子里,让大家进屋等着,也没说等甚么。第二天
,听说四连跑光了,机枪连也没几个人了。六连刚从安徽征来不少新兵,东南西北
还没弄明白,一个个哭眼抹泪地说:你们到哪儿我们到哪儿,可别把我们扔了呀!
排长王福荫和我是老乡,都是长春人,南下到广西留在南宁军分区了。他说咱们回
家吧,我们就走。当时也不知道长春解放了,廖耀湘完蛋了,反正就知道这国民党
的天算是塌了,我们这些小兵蛋子也都成了“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

  走到南湖,枪越响越密,不敢走了,躲进一个跑光的国民党大官家里。一天一
夜没合眼,也不敢露面,不知外面怎么的了。第二天上午来几个八路,把我们吓的
呀。他们看我们一眼,带搭不理的说,你们到楼上去住,下边要住部队,就走了。
王福荫说,这八路见国民党怎么不抓呀?还让咱和他们住一块,晚上若往上边扔颗
手榴弹不完了吗?他说咱俩还是回营房吧,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擎着。

  街上乱哄哄的都是兵,八路,国军,你来我往,谁也谁不管谁,那才有意思呢
。八路东张西望,一双眼睛不够用了,国军有的问八路到哪儿集合、“解放”,有
的想上去问又不大敢。有个背着个电台的国军,问我们是不是“解放”了,要跟我
们走。有的手里摇晃着钱,去敲路边饭馆的门。过去老远见了,老板早就点头哈腰
迎上来了,不给钱也得挤出笑脸。这回怎么敲,怎么商量,也没人理。八路是看西
洋景,国军是肚子造反了,都盼着找个吃饭的地方。

  走到南八条特务团卫生所门口,一个国军在门口站岗。马路对面一座大院门口
,站着个八路哨兵。俩人隔条马路,就那么持枪站着,望着。那国军站得笔直,瞅
着比八路还认真。当时我们挺羡慕那个国军,觉得他就像个共产党了。

  枪还在院里架着,也是国军哨兵。来一拨八路,当官的就上去敬礼,报告,要
求接收。一些兵就要跟八路走。八路说你们把东西看好,后边有人管你们,说完就
走了。一些人就开玩笑,说哪有给枪不要,当兵也不要的?

  等两天才接收。军官站一边,士兵站一边。听说军官都发路费让回家,士兵要
补充当八路,有的兵就站到军官那边去了。当时我就寻思,当两年国军,再当八路
也好,回家也好,兵就是兵,别闹那个景了。一挑,说我个小,一米六零出点头,
不要。我说个大割不去,个小还能长,我才十八岁。其实我现在也没长大,这两年
还抽巴回去一些。怎么又要了?因为我高小毕业,是个“知识分子”。现在讲这个
叫孩子们笑话,那时有这文化程度可就是个宝了。

  把我分到二纵五师十三团二营六连一班。班长乐坏了,欢迎会上说:这个新战
友是个“大知识分子”,今后就当咱们的“学习组长”,大家跟他好好学。我说:
这“学习组长”是干什么的?班长说:就是平时教大家学文化,开会讨论记个录。
我说:甚么叫“讨论”呀?班长说:你连这个也不懂呀?

  连队选举士兵委员会主席,往碗里扔黄豆。营长跑来坐在我那只碗跟前,指点
着说:这是张天铸的,这只碗是张天铸的。

  那时可重视文化知识了,对解放战士一点儿也不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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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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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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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w@kaze.infores.com (Charles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