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者按】据２月５日《科技日报》“社会大特写”专栏刊登的“被告实录”一文批露，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５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的作者赵健
伟被摇滚歌星崔健指控为侵犯了他的肖像权和名誉权。捧一次名人，出一本书竟成了被告。
中国目前名人打官司成了一种时尚。本人特将此书论述中国摇滚乐的部分：第三章第七、八
、九、十节输入电脑，供大家欣赏。
黄宇 于加拿大萨斯卡通
Yu_Huang@engr.usask.ca
－－－－－－－－－－－－－－－－－－－－－－－－－－－－－－－－－－－－－－－－
【长篇纪实文学】
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
——中国摇滚备忘录
赵健伟
第三章 透过文化的瞳孔看摇滚
七、历史的私生子 中国摇滚诞生记
吃人的儒家文化 一代被愚弄的人
一天，我跟崔健和乐队一起，来到了山东曲阜附近的一座大园。由于事先我们接到了文
化部长王蒙的邀请，说是让崔健参加一个庆祝中华文明成立五千年的歌舞晚会。于是我们便
急冲冲赶到现场，一推门，一阵丝竹古琴声飘然而至。只见嵇康坐在那里悠然地弹着《广陵
散》，在舞台中央，一群仙女正在跳着《霓裳羽衣舞》，那舞者，披羽服，佩珠翠，飘然有
翔云飞鹤之势。突然，我们发现在舞台上方有一个大祭坛，上面坐着一白发老人，定神一看
，此人身前的牌子上写着：评委，孔子。这到底是咋回事？王蒙呢？他在哪？结果找来找去
，才发现王蒙在门口卖节目单，拿起节目单一看，上面全是《论语》：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至于斯也。”
我们揪住王蒙，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上不上摇滚乐了？王蒙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说：“老孔不同意呀，没办法，要不你们去和他商量商量。”
我们直奔孔子那儿，怒发冲冠：“孔子，你丫的为什么不让演摇滚乐？你他妈老让中国
人听那玩意到头来是不是想让中国人个个都阳萎？”只听孔子一声传令，王蒙手捧《论语》
火速赶至。
“王部长，念给他们听听。”评委老孔冷冷滑出一声。
“颜渊问为。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
妄人。郑声淫，佞人殆。’”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行了！这是什么时代了？这种破鸡巴东西还他妈念什么？我们怒不可遏。
“来人哪！”孔子大怒：“把这些匪夷拉下去给阉割了！”
啊！我惊叫起来。醒了，原来是一场梦！
后来我一直在琢磨这个梦，并且又想起了弗洛依德的《释梦》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
之说。是的，这是一个荒诞的梦，然而待我释完梦后却感到在这个荒诞不经的梦里面积淀着
一种深深的历史记忆。而且，那孔子、王蒙以及摇滚乐都带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可以这么说，摇滚乐在中国的出现完全是历史的一个私生子。因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从古到今我们找不到任何能孕育摇滚乐的精子。就是梦中的那个孔子，从两千多年以前，他
就把中国人套入了一个由礼仪所构成的精神盔甲之中。在以後漫长的两千年中，不管朝代更
换了多少，也不管中国人闹了多少次革命，但中国人始终在孔子学说的统治下从没有得到过
彻底的翻身。我坚定地认为，中国人在意识深处的真正解放是从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才开始
的。我之所以这样认为的根据是在于，任何真正意义的解放并不仅仅在于一个民族的独立，
而在于这个民族独立之后每个人所获得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宣告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而作为中国人真正自我的思想解放则
是从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後
才开始的。而摇滚乐正是出现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是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最活跃
的时候，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我之所以说摇滚乐在中国是一个历史的私生子，原因就在于，
它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实在是太幸运了。也许只有在这段时间里——社会处于大开放、
思想界大活跃、言论大自由、西方文化不断输入，这一切对摇滚乐在中国的出现形成了一个
千载难逢的受精期。中国的摇滚乐就是在这个难得的契机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
然而，正象任何私生子都属非法一样，摇滚乐在中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属“非法”
。一方面中国文化本身压根就产生不了摇滚乐的精神原素，另一方面它是西方文化与八十年
代中国青年大反叛情绪的杂交种，而中国摇滚乐到今天仍然被官方某些人士诅咒唾骂的全部
原因，就在于它的“非法”性。
摇滚乐——你是一个可怜而又倔犟的私生子。
然而，这个倔犟的私生子虽然没有户口，但是它却越来越深地扎进了这块土地。任何权
力意志和干涉都没能阻止这个私生子的茁壮成长，就象当年美国和英国官方竭力抨击摇滚乐
但最终毫无作用一样。因为在当今中国，摇滚乐不仅体现了一代人的反叛精神，而且更重要
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文化信仰。
我们已经知道，西方摇滚乐的崛起和发展与其整个历史文化以及社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
系，而且我们也同样知道，当代摇滚乐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现在，我就来回答我在
本书第二章结束处所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即：摇滚乐在中国的异军突起、迅速流传以及同时
遭受巨大非议和排斥，它与中国文化和当代政治究竟有什么关系？
本世纪七十年代中末期，在中国，一场突变的政治风云宣告了一个灭绝人性时代的结束
。当人们从潮湿的梦境中睁开疲倦的眼睛，顿然发现自己早已成为一个历史的落伍者而气喘
吁吁地跟在人类车轮的最尾端，当这种毛骨悚然的现实一下子摆在中国人面前时，人们傻眼
了——这个一向自认为是九洲之中心的泱泱大国忽然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天府显得如此凋败。
于是人们终于擦亮了眼睛，在别人健壮的体魄上看到了自己柔弱的身躯。终于，一场声势浩
大、不可阻挡的改革之潮在全国狂然掀起：商品经济、竞争意识、民主自由等一系列西风吹
进了这块亘古的中原大地。那种古老的小农经济和过时的产品经济以及亲亲为宗、遵一守旧
的社会、人格模型在这阵西风中瑟瑟颤抖。尤其是几千年来一直在意识形态上统治着中国人
的儒家文化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正如西方人的上帝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渐渐死去一样，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上帝——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在统治了中国人两千余年之后，也开始走向死亡
。但是中国人的这个上帝比西方人的上帝至少晚死了大约二、三百年，而正是在二、三百年
里，西方人开始在各方面把中国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然而，现在还存在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是，中国人的上帝——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作为
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被普遍接纳的一种社会行为准则。这样，就出现了
一种近似乎悲喜剧式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我们想尽快摆脱大落伍的尴尬局面，而另一方面却
又坠落在那种民族自尊中以阿Ｑ式的精神自慰固守传统。换言之，人们既向往走向天府，但
又不愿舍弃草窝，于是人们就常常出于自尊而又不自觉地从草窝里举出传统的文化大旗来作
为走向天府的助推器。这就是中国人典型的阿Ｑ人格特征。
眼下，从学术上去探讨这种阿Ｑ式的人格特征并不是本书的任务，因为我们现在必须首
先去思考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即：如果说西方人是在上帝死后才开始真正崛起的，那么假
如中国人的上帝不能真正的死亡，我们能不能真正的崛起？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先来看一看中国人的那个上帝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面孔。
春秋末期，以氏族贵族为象征的早期奴隶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向发达的奴隶制过渡。那
种在严密的等级制度规范下的所谓“平静”的生活随着私有制所必然产生的对财富的追求以
及对传统“礼仪”所具有的极大的强制性的反叛而开始受到侵扰，因此，一个以瓦解传统的
氏族贵族为中心以及突破传统“礼”制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就这样必然地崛起了。在这个
动荡的年代里，孔子作为一个当时的知识分子明显地站在氏族贵族一边，竭力主张维护与原
始巫术礼仪一脉相承的氏族等级制度，即：“周礼”。孔子对当时民众超越“礼”的行为极
为不满，他无法容忍人们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自由地行动，因为这样就难以维护世袭贵族在
这个社会上的尊严和统治地位。因此孔子就开始搜索枯肠，挖空心思地建立了以“仁学”为
内容，实质以全面复辟“周礼”为归谛的所谓儒家学说。简单地说，这就是孔子创立儒学的
动机和目的。
那么，孔子所欲竭力维护的“周礼”的实质又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在远古的人类童年
期，由于人作为一种不完备的生物种族，他必须以族类聚合的方式进行类生活才有可能保存
和维护自己的生存。因此，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宗法部落就成为人类早期生存所必须的社会
组织。在这个原始组织中，古人们通过各种具有宗教性质的行动规范将其群体组织起来并按
照一定的规范进行各种用以维持生存的劳作活动，而这种种规范就是所谓原始礼仪的性质。
应该说，这是人类早期原始状态所必需的生存手段，因此也是合理的。所谓“周礼”实际上
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原始巫术礼仪性质并进一步规范化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但问题就在于，
中国历史发展的最大不幸就在于这种原始的血缘宗法组织并不象古希腊社会随着历史的进化
而被更为先进的社会组织所代替，而是始终在远古的氏族遗风中重温着人类的早年智商。孔
子就是这样，当人类在历史的进化中由于文化智商的提高而试图抛弃那种原始礼仪的落后时
，他对这种抛弃痛心疾首并在时常“梦见周公”的缠绵中开始构筑他的以原始血缘亲族关系
为基点的“仁学”以便实现他的“吾从周”的历史梦想，于是中国历史的悲剧就这样拉开了
沉重的序幕。
在史学界，不少人对儒学具有如此顽强的历史延续性和难以被打破的坚固性惊叹不已。
实际上它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儒学本身所建构的基础正是以这种血缘亲族关系为实质的。在当
时，孔子精明地发现，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里，强行用“礼”的准则去规范人们
的行为似乎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如何把“礼”的外在规范变成为人的一种内在的自觉要求便
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于是孔子就巧妙运用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天然的血缘亲族关系为其理
论的中心要点，用“仁”的学说通过“孝”与“悌”的人际关系从而达到维护氏族血缘等级
制度，即“周礼”。而它的全部目的就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而决不容“民恶其上”
、“民散久矣”的自由而无等级规范的现象。因为对于中国这么个超稳定系统的社会来说，
保护这种“稳定”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一切不利于这种稳定的因素都必须予以无情的铲除。这
样就能“国家安宁，天下太平”，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来是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
子的终极理想。而所有这些都是从对老百姓的“制欲而从礼”为出发点的。其所有的最终目
的——就是为了统治者能够在一种血缘亲族关系的天然秩序中成为所有人心中不仅在理智上
而且更根本的是人从感情上认同的父君！因此，统治者的任何为所欲为的是举动不仅被认为
是必须忍受的，而且也是应该忍受的。因为父与子之间，后者岂敢不从？不从即不孝，不孝
即不善，不善即不仁，不仁即无法达礼，而“礼”的实现则是孔子儒学最终也是最完美的境
界。
尽管孔子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希望统治者能通过“仁爱”精神而使民众在自然感情的善
性感化下自然地成为帝王的顺民，但历史本身已残酷地告诉我们，孔子的这种希望是一种十
足的空想。相反，在中国历史上，多少君王在专横跋扈的绝对独裁中成为一个个为所欲为的
暴君！可怜的中国民众不但在这种强权的奸污下苟延残喘，而且更可悲的是他们在孔子儒学
的教化中把自己不自觉地投进那种种纲常伦理的沼泽地中一个个活活地淹死！如果我们用鲁
迅的话来概括整个中国儒家文化的话，那就是：吃人！这是一种极为险恶的杀人不见血的吃
人！人不仅被吃而且自吃！尤其是当儒学演化到宋明理学那里，“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
已经差不多要把中国人都变成割去睾丸的无性人了（当然历代统治者都是除外的）。而在另
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儒家学说的教导下，整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做着“金榜题名，金屋藏娇”的仕途梦，或者作没完没了的考证，有的其病态程度令人
毛骨悚然，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正燮，在煞费苦心地研究了老半天之后，竟得出结论说
：中国人的肺有六叶，外国人只有四叶，中国人心有七核，外国人只有四核，中国男人的睾
丸有二个，而洋鬼子却有四个睾丸……
操他大爷其病态至极简直使中国人无地自容！
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革命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都是从反孔反儒开始的：从洪
秀全砸烂孔子牌位到康有为的人权民主思想；从谭嗣同的“天理即在人欲中”到粱启超的《
变法通议》；再从严复的《天演论》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可以
这么说，自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断了大清帝国的梦幻之后，被惊醒的中国仁人
志士所作出的头一个反应就是，打倒孔家店，砍掉儒家的“仁”、“礼”之说，消灭传统的
伦理价值观。因为正是这一切，就象一个大染缸，几千年来把中国人泡得象一个个被阉割的
精神太监。面对近代西方人的挑战，中国人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与之抗衡的能力。苦心经营
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终被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打
得一败涂地。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还想在“中学为体”的虚荣中力图保持老祖宗的伦理价值
和道德规范。然而，一个视辫子如生命的清朝大兵怎么可能去打败用近代科技武装起来的外
国洋大兵呢？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吃了败仗的中国人还继续在阿Ｑ式的自我安慰中叫嚷要
“以理学维护世道人心”，说是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民族的危机。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清朝大
学者王闽远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後所说的那些象白痴一般的言论：
“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船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
煤火未发，则莫能使行，炮须之运，则重不可举。……又况陆地之战，船炮无施，海口遥攻
，登岸则困。蹙而击之，我众敌寡，以百攻一，何患不克。……御敌之道，但当论我之欲战
不欲战，不当问我之能胜不能胜。孔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你瞧瞧，这就是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德性！就这样：“民族危机越是深重，中国在军
事上越是一败涂地，正统士大夫越是有充分理由从这种‘人心浇漓’‘气节卑靡’的现象中
坚定了‘砥励于实学’的国粹主义信念。”（《儒家文化的困境》）而这种结果则是，面对
一个蒸蒸日上的世界，中国人越是国粹就越是落后挨打。正象萧功秦在他的《儒家文化的困
境》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种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
制，难以实现从传统观念向近代观念的历史转变。从而只能继续以传统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
理和陈旧的认识思维框架，来被动地处理种种事态和危局。”
如此看来，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变革和改变自己的命运，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杀死统治了中
国人已两千多年的那个上帝——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但中国这个上帝命很长，从某种意义上
说，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人才开始真正拿起了大刀向儒家文化砍去。当
时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深切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核心
——儒家学说的极端腐朽和极端虚伪，以及由此塑造的民族文化性格中的惰性、奴性和其它
种种劣根性，痛感进行全民族的文化启蒙和文化批判的紧迫需要，从而鲜明地打出民主与科
学这两面大旗，力主以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来“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重塑民族魂
魄，建构起自由的、积极进取的、独立自信的文化品格。在这场空前深刻的文化批判和文化
启蒙中，鲁迅成了统率新文化大军向着封建旧文化的顽固堡垒发起总攻的伟大旗手，也是真
正全面充当中国传统文化掘墓人的第一位勇士：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
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狂人日记》
“……现在也的确常常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那证据，是外国人也常
在赞美。这就是软刀子。用钢刀，我们也许还会觉得的。于是就改用软刀子。我想，叫我们
用自己的老调子唱完我们的时候，是已经要到了。
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哪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什么关系，什
么益处呢？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
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
——鲁迅《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鲁迅的伟大是无容置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中国的尼采，他以其敏锐的目光、极
其准确的判断和无比深刻、犀利、冷峻的笔触，把大刀直指那个一副面善但实际上却毒化了
中国人灵魂的上帝——以孔子的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然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鲁迅，以及整个具有启蒙意义的新文化运动
，由于被骤然闯入的中国民族救亡的主题所淹没，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所难得出现的——类似
于西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那样的极其重要的历史转变契机丢失了。而对于这个丢失，后来中
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从很大程度上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後所发生的一
系列悲剧、喜剧、闹剧、荒诞剧，其真正原因正是在于——一个没有得到文化启蒙洗礼的民
族所必然要经历的心灵炼狱。
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真正转机是从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随着紧闭千年
的中国大门对外打开，西方文化传入所带来的新的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又一次触发了人
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围剿。被压抑了许久的中国人突然发现真正自由的人性如同一颗温暖
的太阳光芒四射，人们在邓丽君柔情的歌声和迪斯科狂欢的节奏中体味到了人性的温暖和勃
动。于是，他们再也不顾那些陈旧的清规戒律和传统的道德规范，情人们开始在街头搂搂抱
抱，“长官意志”的愚蠢和官僚主义的恶臭正在受到黎民百姓的唾弃，大一统的精神体制被
各种学说所冲击，竞争机制的引入使中国的工业大发展，民主自由意识使人们终于启动了生
绣的大脑，张开了紧闭的嘴巴……
历史的巧合有时候真让人回味无穷，在尼采宣告“上帝死亡”之后的半个世纪，二次世
界大战的炮火使西方人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同样在鲁迅怒斥儒家学说是“吃人”文化的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也使中国人终于发现那个“吃人”的上帝早
该死了。我们已经知道，西方摇滚乐是在二次大战以後的五十年代崛起的，而中国摇滚乐也
正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尽管从时间上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年代，但对摇
滚乐的产生来说，它们的时代精神却是一样的。即：这是一个大反思、大动荡、大发泄的时
代。
不过与西方人所不同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大反叛、大发泄的时代精神除了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反抗以外，也许更主要和更直接的因素还在于对“文革”结束——一种精神图
腾的自身倒塌所激起的大愤怒和大觉醒。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人性蔑视
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在道德规范和生活习俗中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进行，那么自从五十年代
以来那一系列如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对中国人的愚弄则是在一种堂而皇之的
名义下进行的。
“他们在欺骗我们”，这曾是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西方广大年轻人的一种愤怒的呼声
。然而历史却把这一呼声又同样传给了中国人，七十年代末期，当中国的年轻人抖抖索索呼
喊出这句口号的时候，他们所付出的血淋淋的代价却比西方人要惨重得多。
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华民族那样具有如此忍辱负重的性格和安分守己
的服从性。我们远的不说，就说近的。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华民族
的独立，然而从五十年代开始，另一种意义上的战争——不流血的战争却从批胡风、反右一
直打到文化大革命，几乎就没有消停过。一场接着一场的运动、斗争、批判、大革命把中国
人折磨得精疲力竭。从５７年反右开始，在“阳谋”策略的精心安排下，把５５万中国的知
识分子“引蛇出洞”，接着给他们戴上右派的皇冠予以打倒。从那以後，那些为了自己民族
自己国家而赤诚相谏的中国栋梁们，在难以忍受的煎熬中整整过了二十年非人的生活。
“当然，这沧桑的历史血痕，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一代立志报效民族，却为此而承受
炼狱折磨的知识分子。”
这是一个老右派作家从维熙写在自己回忆录中的一段话。
还仅仅在这些个“阳谋”策略高奏凯歌的第二年，也就是１９５８年，一场失去理智疯
疯癫癫的大跃进又在全国骤然掀起。在那“三、五年内赶超英国”说梦般的口号下，中国人
象着了魔似的大跳跃进舞，跳到后来筋疲力尽时才突然发现已有成千上万人饿死了！这下毛
泽东才恍然大悟，于是跑到庐山上想开个会纠正一下，结果那个彭德怀“不识好歹”竟敢毫
不留情地指责毛泽东搞大跃进犯了错误。完了，这下还了得，一下子，庐山会议从此风云突
变。毛泽东怒然把矛头直指这位曾经与他一起身经百战的彭大将军，甭他妈废话——打倒。
可怜的彭德怀，怀着一身凛然正气到头来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从那以後，毛泽东的任
何言语都成了圣旨，只能服从，不许违抗，宪法和党章规定的“人民民主”、“党内民主”
这些神圣条款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就这样，“毛泽东背离了他自己曾经同意的１９５６年
９月中共八大的路线，也背离了他自己一直提倡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
学原则，从而同党的领导层多数发生和激化了意见分歧。”而这一切正是毛泽东“欣赏个人
崇拜、实行个人专断，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所造成的，也是从共产国际和
苏联学来的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和领导体制的严重缺陷发生作用的结果。”（《文化大革命
的起源》【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序言）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他的建党思想中曾一再重申反对“一言堂”和“家长制”，并以他
特有的诗人气质把缺乏党内外民主的霸气概括为四句韵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
派，千奇百怪。”然而即使象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未能从根本上挣脱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深
刻影响。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党、全国、全军一派颂扬和“万岁”声中，在野心家林彪居心
叵测的煽动之下，毛泽东已为一种浓重的封建宗教情绪和现代迷信气氛所包围，从而为其帝
王思想的滋生与发展提供了温床。可以这样说，当时弥漫全国的颂神、造神运动助长了毛泽
东“自我神化”意识的发展，而毛泽东自身的帝王意识又推动了现代迷信的高涨。这两者的
交互作用便导致了“文革”浩劫的不可避免。１９６６年，毛泽东终于发动了那场令中华民
族陷入深重灾难达十年之久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尽管我们今天想起来，那是一场如此荒唐和
愚蠢的中国大骚乱，但是作为广大的中国人，尤其是当年青年一代人来说，这种荒唐和愚蠢
却是以自己的真诚和信仰为基础的，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实！
作为那场运动的主力军，成百上千万红卫兵曾经是那么虔诚和幼稚。只要毛泽东的任何
一声令下，他们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会毫无保留地把全部青春和真诚去成为一种信仰的祭品
。那时的中国年轻人实在是太天真了。但同时也太使人悲哀了，因为他们那种虔诚和热情所
构成的恰恰是一种极其愚蠢和天方夜谭式的图景：
“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敢下五洋捉鳖，敢上九天擒龙，敢向全世界的帝、修、反
发起最后的冲锋！砸烂巴黎，踏平纽约，解放伦敦，光复莫斯科，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旗夺取
到北京来，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将列宁的水晶棺夺取到北京来，安放在天安门广场！用我们
的满腔热血，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这是一个老红卫兵梁晓声在他的回忆录《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的一段豪言壮语。尽管
我们现在看起来完全象一个梦呓，但它确确实实是当年一代人的共同理想。为了砸烂他们心
中的那个旧世界，他们个个都象吃了迷魂药的现代精神教徒，他们把进厕所“挖出一个蛹”
看作是“等于挖出一个深藏的阶级敌人”；他们把一个近视眼的同学不小心锄倒一片苗看作
是“等于打死了一排的战友啊！”；他们可以从一幅《社员都是向阳花》的画中看出有“蒋
介石万岁”的涵意，他们还可以从一张普通的月历牌上分析出有“打倒毛主席”的意思；他
们让自己的老师从他们的裤裆下钻过去，他们还可以把高帽子戴到自己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
头上；他们可以牵着校长在操场上边爬边学狗叫，他们还可以将极其沉重的牌子用极其细的
钢丝挂在一个女反革命分子的乳头上；他们认为“腋臭对我们并不可怕，你带入课堂的那股
香水味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可怕的。”，他们还认为女红卫兵应该“不爱红装爱武装”把头
发剪成小平头才是革命小将；他们拎着一件胸罩连着裤衩的女人内衣说是淫荡的资产阶级大
毒品，他们还把自己的性欲吊在无产阶级的大梁上用革命的鞭子猛抽猛打；他们可以六亲不
认把自己无辜的父母拉出去狠批狠斗，他们还可以坚决服从党支部的命令不跟四类分子的子
女谈情说爱；他们坚决相信不搞文化大革命中国将会变颜色千百万人头将落地，他们还坚信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靠他们去解放；他们抬头仰望北斗星
风餐露宿徒步串联面朝东方心中想念红太阳，他们在天安门城楼前饱含热泪高喊毛主席万岁
直到太阳西下嗓子出血眼泪流干灵魂出窍……
这就是二十年前中国年轻一代人的所作所为。现在的青少年们已经不敢想像他们的上一
代人竟会如此的愚蠢和不可思议。但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去责怪和蔑视他们，因为他们是那
个时代最悲壮的牺牲品。无论从精神到信仰，还是从理想到追求，他们整个被愚弄、被欺蒙
、被强奸了！在他们破碎而又血淋淋的处女膜边上，躺着曾经存在过的天真和纯洁，虔诚和
热情……
下面是几个老红卫兵对自己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所作的忏悔和反思：
“……用八个字概括自己：虔诚、盲从、好比‘ＴＮＴ’炸药；幼稚加狂热，好比超级
雷管。一经煽风点火，就炸啦！红卫兵明明被人愚弄利用，却自信是绝对正确，真正的悲剧
就在这里。我们起初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最后变成了残酷斗争的牺牲品……”
“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
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
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
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
命’，和人民的愿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一种与
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农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缄默。这不正是我们民
族的精神重负吗？！迷乱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们中国？如果认为只是某个人‘心血来潮’或只是少
数人的一时之过，那未免太简单。我回头看，在那场大动乱中暴露出来的东西：专制主义、
蒙昧主义、个人迷信、宗法思想、山头主义、等级观念、蹂躏人权、不讲人道等等，都是封
建主义的传统！而这一切是在建立年轻的共和国之前，就根深蒂固地存在几千年了！……”
这些都是从精神的万人坑里爬出来的那代青年人在觉醒之后所做的控诉！其实这种觉醒
和反抗的情绪在七十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出现，只是当时毛泽东仍坐在高高的神坛上，再加上
“四人帮”时代那种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这种情绪只能在暗中发泄而无法形成公开的社会
性潮流。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这位得到中国人民普遍爱戴的总理与世长辞了。全国人
民悲痛欲绝。几天以後，当周恩来的灵车向八宝山公墓缓缓驰去的时候，十里长安街上洒满
了泪水和鲜花。从很大程度上说，周恩来的逝世，揭开了中国人在忍受了长期愚弄和欺骗之
后奋起反抗的序幕。
１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立刻遭到了
公众的反击，很多人将报纸撕碎寄还给人民日报社以示抗议，该报社一天收到抗议电话多达
数百个。
２月上旬，一位名叫何庆华的汽车司机发出了《致北大、清华大批判小组的一封公开信
》，信中怒斥这个“四人帮”的喉舌必将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１０天以后，在北京天安门前、王府井、西单等地出现了一张小字报，号召全国人民起
来反抗“四人帮”的血腥统治！
２月１８日，在重庆市最繁华的交电大楼的墙上，一张名为《我爱我的祖国》的大字报
把“四人帮”比作“丧尽天良的牲畜们！”
３月１０日，在贵阳市中心的紫林庵街道上出现了一张长达三万字的大字报，７位该大
字报的作者已在呼唤“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将到来。”
……
至此，长期压抑在中国人民心上的种种怒火开始以各种形式喷发出来。由于当时特定的
社会环境，人们把一切愤怒都指向了“四人帮”。但实际上，这里面所包含的却是对一个时
代的控诉以及对毛泽东本人的不满（主要是自反右以後的种种错误行为）。
这种不满和愤怒终于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那天达到了一个高潮。在那个传统的清明节
里，人们不约而同地纷纷手举鲜花来到天安门广场，以沉痛的心情悼念周恩来，同时又以激
昂的诗歌和演讲形式表达他们心中强烈的愤慨：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
这首著名的带着强烈反抗情绪的诗歌喊出了当时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大心声。我认为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１９７６年的“四·五”运动在中国历史上与１９１９年的“五·四
”运动有着同等重要的启蒙意义。因为它不仅打碎了一个荒唐岁月的恶梦，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为七十年代末期的全面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尽管“四·五”运动最后在“四人帮”的
血腥镇压中过早地夭折了，但它却预先奏响了几年以後社会大觉醒大反思的第一声嘹亮的冲
锋号！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这个在中国人心中有着神圣光环的政治神灵终于从高高
的神坛上消失了。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行将结束，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即将到来。当时，
一股强大的反叛潮流已经涌到了社会的喉咙口，只要一有机会，这股狂潮就会冲出来淹没所
有的大街小巷。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终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
的完蛋结束了中国人无地自容的辛酸历史，这实在是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一个十亿人的民
族竟被几个人随便玩弄，从国家主席到大学教授，从外交部长到四类分子，从走资派到红卫
兵，都成了他们手上的一块泥巴，他妈想捏就捏、想砸就砸、想消灭就消灭。那时候的中国
人，早已成了被抽去人性的动物，而中国却象个马戏场，人人都象耍猴似的在几个“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口令中东窜西跳。他们除了被强行灌输某种既定的思想以外没有思想，也不会
和不敢思想，甚至连自己的性别都快分辨不清了。梁晓声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有这样
一段话：
“我敢与最有权威的社会心理学家进行一场公开的大辩论，用不胜枚举的例子证明，我
们那一代，当年个个都是精神压抑者和性压抑者。政治家们只牢记不忘当年红卫兵们的造反
行径，却不敢或不愿承认，社会从我们的童年到我们的少年，对我们实施了何等严重的‘异
化’教育，它几乎抽掉了我们的性别，视我们为中性。”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图景，因为倘若一个人连自己的性别都不敢以正常的勃起予以证明
，那么这种人性摧残所导致的结果则是：要么在沉默中死亡，要么在觉醒中爆发！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把当代中国人从精神的墓穴中拉
了出来。“改革开放”的口号吹醒了已经处于半疯癫半麻木的华夏子孙们。几乎是在一夜之
间，人们纷纷从阴暗的精神隧道里爬了出来，他们打开窗户、打开大门、打开报纸、打开收
音机、打开自己的胸膛，让久违的新鲜空气吹抚自己，让失落已久的人性太阳照耀自己，让
淤积在自己心中那多年的辛酸和愤怒一古脑地倾泄出来。
文艺界，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强奸了十年的苦命儿，首先发出了含泪的控诉——
“伤痕文学”——以一代人的种种控诉、哭泣、愤懑和怒吼，拉开了中国八十年代大反叛的
序幕。
与此同时，一个纤细柔软温暖迷人的姑娘以其美丽妩媚的歌声醉倒了上亿中国人，这位
名叫邓丽君的台湾小姐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满怀豪情的革命歌、造反歌、颂神歌文化大革
命就是好反击右倾翻案风假大空外加迎来世界一片红之类的精神垃圾统统送到它们该去的地
方：
夜幕低垂红灯绿下
霓虹多耀眼
那钟楼轻轻回响
迎接好夜晚
避风塘多风光
点点渔火叫人陶醉
在那美丽的夜晚
那相爱人儿伴成双
……
一阵久违的温暖滋滋地流入了人间沧海，听惯了“高、响、快、硬”铁心肠的精神麻木
者和饥渴者缓缓地舒过气来，一代受够了“严重的异化教育”的人们突然发现了人性原本如
此光明，大地复苏，万物发情，凝固的血液开始顺着欲望的血管慢慢地向外涌动、升腾、勃
发、狂潮大起！
流行音乐（或称通俗音乐），这个被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称为“郑卫之音”的“淫种”，
今天终于大摇大摆地走上了中国的舞台。从李光羲演唱《祝酒歌》开始，王酩甩出了他的《
妹妹找哥泪花流》，李谷一唱《乡恋》，苏小明与《军港之夜》，郑绪岚演唱《太阳岛上》
，朱明瑛与《大海啊故乡》，还有沈小岑唱的《请到天涯海角来》；接着出现了王洁实和谢
莉斯，不久台湾校园歌曲传来了《外婆的澎湖湾》，再后来邓丽君的大陆翻版程琳在某些人
“轻佻油滑，娇柔做作”的指责下把自己的专辑《小螺号》发了１７０万盒！接着张行又把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送到了全国各地，再接着成方圆、周峰、张蔷、吴涤清、王虹…
…
至此，流行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它所担当的角色
，是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可以温暖人性的情感形式。作为一门极具感化力的艺术，音乐对于
人的精神运动形式有着强大的感染力。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还是
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都很早就认识到了。
然而，古往今来，音乐对于人的影响往往都是诉诸于人的情感世界。但是，作为一种艺
术形式，当它与其它艺术形式一起作为某种手段去成为一种文化力量的时候，音乐却往往显
得无能和落后。从历史上来看，无论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印象主义或现代主义，首当
其冲的大都是文学、戏剧或是绘画，而音乐永远是最后的。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家或社会学
家眼里，值得提到的音乐家除了瓦格纳和贝多芬以外，恐怕连马勒和理查·斯特劳斯都不会
被提及，所以说，在近现代世界文化史上，音乐几乎从没有在任何一种文化运动中起过领头
作用，也没有任何一位音乐家对改变一个社会和形成一种社会性思潮发生过决定性的作用（
即便是瓦格纳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真正使音乐的地位发生根本性改变
的恰恰是崛起在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摇滚乐。也就是说，直到摇滚乐的出现，才第一次把音
乐作为一种最有效的文化力量对一个社会的变革产生最重大的影响。在西方，这种使音乐的
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领袖人物是列农、普莱斯利以及鲍勃·迪伦等人。而在中国，这个人
就是崔健，而且至今仅此一人。
１９８６年５月９日，这在中国音乐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天，当崔健登上舞台
吼出《一无所有》开始，标志着摇滚乐在中国的正式出现，同时也宣告了一个以音乐为主导
的文化大反叛时代由此开始。从那以後，无论是文艺界、文化界还是思想界甚至政界，人们
不得不开始对崔健及其摇滚乐刮目相看。他们发现，以《一无所有》为象征的中国摇滚势力
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新文化力量，它代表着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和追求人性自由的时代精神。
正因为如此，一方面它越来越受到一代年轻人的广泛而又狂热的欢迎，另一方面，也遭到了
来自社会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而崔健本人——这个从贫民阶层出生长相丑陋极不起眼的“
小痞子”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１９８８年初，美国著名的《新闻周刊》头一次破天荒地以两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一篇
关于中国大陆摇滚歌星崔健的报道，文中写道：
空气中洋溢着粗暴和反抗的噼噼啪啪声音，音乐厅内部，聚集着数百名长发青年人，他
们穿着已褪了色的蓝色牛仔裤，戴着黑色太阳镜及帽子，他们在座位旁随着音乐摆动。而舞
台上的表演者，则盯着台下观众，全神贯注地表演。是伦敦？东京？不，是北京。
“给我点刺激，大夫老爷，给我点爱，我的护士姐姐，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中
国第一号新浪潮摇滚歌星崔健，发出如此哀嚎悲泣。“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当安全
警卫人员紧张地注视着现场时，群众发狂似的一致大叫：“好！”还有观众冲上舞台去……
崔健的歌充斥着迷惘和彷徨，并且以反讽自嘲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气氛很快就感染了全中
国的青年人……
１９８８年９月，《一无所有》作为中央电视台向汉城奥运会递送的特别节目，由卫星
传送做全球性播放。
１９８９年３月，崔健应邀赴英国参加“亚洲流行音乐节”，同年４月又应邀去法国参
加著名的“布日之春”音乐节，崔健是该音乐节邀请的第一位东方摇滚歌星。在法国期间，
法国文化部长专门设宴招待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摇滚歌星。
１９９１年２月１４日，英国ＢＢＣ广播公司首次在欧洲电视节目中播放崔健的专题片
。不久，西班牙电视台也播放了崔健的ＭＴＶ……
也许有人要问，崔健及其摇滚乐究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原素从而引起中国以及世界
的广泛共鸣和关注的？在八十年代中国这个全面变革和精神大动荡的年代里，崔健及其摇滚
乐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摇滚精神成为这个大反叛时代的主帅的？
下面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
八、摇摇晃晃寻找新家园 减去十岁
把我们拨回早晨八点钟 幽默作家的幽默
一位诗人兼首长说《一块红布》有问题
首先，我把崔健的摇滚作品分为两个阶段三个主题来论述：第一阶段主要是指崔健在１
９８６年所创作的一些歌曲，其中包括《不是我不明白》、《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从头
再来》、《不再掩饰》、《出走》以及《一无所有》。这一阶段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它表现
出一种精神大动荡时代的迷惘、彷徨、徘徊、思索、以及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众所周知，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当代神灵毛泽东的去世以及“四人帮”的倒台
，一个蔑视人性的悲惨世界在“改革开放”的口号下土崩瓦解。在这阵隆隆的倒塌声中，长
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伴随着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的发扬光大而终于耗
尽能量走向死亡。那个传统文化的上帝——孔子及其“吃人”的儒家学说被吊上了历史的绞
刑架，尤其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所倾注的宏大理想和信仰也被血迹斑斑的历史车轮碾碎了
。于是人们失去了往日所有的寄托和为之献身的远大理想，昨天的真理成了今天的谬误。价
值真空了，人被腾空起来，摇头晃脑，无所适从：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
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
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
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
——《不是我不明白》
惘然是怀疑的开始，而怀疑又是人的自信的开始。然而当自信还没有某种明确的信仰做
基点时，它又不免是摇摇晃晃的：
我没有钱 也没有地方 我只有过去
我说得多 也想得多 可越来越没主意
我不可怜 也不可恨 因为我不是你
我明白抛弃 也明白逃避 可就是无法分离
——《不再掩饰》
一个摇晃着的人，逃离了原有的精神牢笼，他开始出走，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
寻找家园：
我闭上眼没有过去
我睁开眼只有我自己
我没别的说我没别的做
哎呀
我攥着手只管向前走
我张着口只管大声吼
我恨这个我爱这个
哎呀
——《出走》
几乎所有的历史转折都是首先伴随着一代人的迷惘和彷徨度过的，而当他们不再迷惘彷
徨的时候，一种新的里程便将从头开始：
我难以离开 我难以存在
我难以活得过份实实在在
我想要离开 我想要存在
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
这是一种决心，也是一种控诉，更是一种对回归生命原形的呼唤。
曾几何时，多少中国人的青春在一次又一次疯狂野蛮的运动中惨遭蹂躏。在那成百上千
万人生命的最艳点上，却挂着一块块沉重腐臭的尿布，把他们整整熏了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
。而当时代变迁，空气还原，正义又回来的时候，他们的青春却再也回不来了。往日的誓言
如今成了一种无奈的梦幻，昔日的情人，今天已是一个两鬓银丝的中老年人了。曾经是核物
理学的高材生如今却成了养猪专业户，当年满怀豪情真诚纳言的一介匹夫今儿也成了什么事
都无关痛痒的半痴呆了。
“还我青春！”“把我们拨回早餐八点钟！”一阵发了疯似的狂呼之后却又常常是一种
无奈的历史悲恸。
“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这是一个何等悲壮而又灿烂的希冀啊！
“崔健的《从头再来》写得太好了，它唱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大痛苦大悲哀，宣泄了我
们内心难以描述的生活感受。‘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这就是我们的心声！”
这是著名作曲家王西麟所发出的一番感慨，这位中年交响乐作曲家几乎无法理解一个二
十多岁的小毛孩崔健怎会有如此感觉？！
“我被崔健所感染，就是这首《从头再来》，他写出了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心愿。我自从
被打成右派到宣布摘去帽子，整整二十多年。在此期间，我妻子跟我离了婚，孩子又生病死
了，我从大城市被发配到了青海，整天受着精神和躯体的折磨。如今我体弱多病，学业早已
荒废，什么事也干不了，我多么希望死去之后从头再来啊！”
这是一个至今仍不敢透露名字的老右派，掉着眼泪说了这番话，那颤抖的声音犹如日本
电影《望乡》里的阿琪婆，听起来真让人揪心哪！
“大家快来呀，听说上边要发一个文件，把大家的年龄减去十岁！”
“真有这样的事!?那可就是特大新闻啦!"
“年龄研究会一致认为：‘文革’十年，耽误了大家十年的宝贵岁月，这十年生命中的
负数，应该减去……”
“减去十岁？那我就不是六十一，而是五十一了，太好了！”
“我也不是五十八，而是四十八，哈哈！”
“特大喜讯，太好了！英明，伟大！”
和煦的春风，变成了旋风，顿时把所有的人都卷进去了……人们都开始盘算，减去十岁
后应该重新做点什么……
这是中国作家谌容写的一篇小说，这篇手法荒诞却主题深刻的小说发表在１９８６年２
月的《人民文学》上。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崔健写了他的《从头再来》。这不是偶然的，这
是一个时代共同的呼声。尽管人们清楚地知道，减去十岁纯属胡扯，而人死去之后也不可能
从头再来，但它却象征着一种时代精神：否定过去，反叛昨天和寻求将来。
然而，在过去和未来的联结点上——现在——八十年代中国的精神所面临的又是什么呢
？孔子那“吃人”的玩意被吊起来了，人们已经开始对它撒尿；毛泽东的“神光”在文化大
革命后也已黯然失色，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解体，西方文化的传入使人大开眼界。日本电器
巴黎香水德国汽车使一度想去解放他们的中国人无地自容，往日那些站在福建沿海观看生活
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同胞的人们，突然发现别人早已成为亚洲“四小龙”而自己却象个乡
巴佬。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倾刻之间成了一种神话，往日所有富丽堂皇的美梦如今醒过来却被
眼前一片贫穷落后所嘲弄，一时间，人们发现自己除了渴望以外，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终
于使自己感到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脚下这地在走
身边那水在流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为何你总笑个没够
为何我总要追求
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
是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
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
我要抓起你的双手
你这就跟我走
这时你的手在颤抖
这时你的泪在流
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
你爱我一无所有
噢，你这就跟我走
一个当时还是文化部长的中国幽默作家——王蒙（后来他的一篇非常幽默的小说《坚硬
的稀粥》曾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一次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
课堂上这样说道：
“……现在找不到一支可作为一种概括时代标志的歌，比如，你一唱《雄赳赳气昂昂》
，你就想到抗美援朝；一唱《社会主义好》，你就想到大跃进；一唱《社员都是向阳花》，
你就想到‘四清’；一唱语录歌，你大概只想文化大革命……可现在你唱什么呢？唱什么让
你想到‘改革’？你唱股票？你唱租赁？你唱厂长责任制？……”
还未等王蒙的幽默充分展示完，教室里已经是哄堂大笑。
是的，曾经有不少人（当然是官方的），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搞了一次又一次所谓具有代
表时代精神的征歌活动，并在经他们评选之后以行政的手段向全国推广。但是令人可悲的是
，几乎没有一首这样的歌能够被广大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出自内心地接受和喜爱。相反，使
人可笑的是，在中国能流行起来的很多歌曲却常常是被官方所抨击甚至反对的。有一次一位
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件极富讽刺意味的事实：
那还是１９８３、８４年间的事了。当时中国音协主办的杂志《歌曲》编辑部曾联合一
些单位搞了一次全国性的“观众最喜爱的歌”评选活动，各地歌迷纷纷寄来选票参加评选，
结果《妹妹找哥泪花流》、《太阳岛上》、《军港之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１５首
歌曲当选，当时人们把这次评选简称为“十五首”。不久，这个评选结果惊动了中国音协当
时的主席吕骥老先生。吕骥在三十年代是著名的左翼音乐运动的领导人，一贯旗帜鲜明地倡
导革命群众歌曲，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到了新时期依然不改初衷，立场异常坚定。他
对流行歌曲的强烈反对态度，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不论五十年间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
何发展，总是一如既往，以不变应万变，坚定不移地执行他的五十年一贯制。这次看到民选
的“十五首”，首首都是流行歌，首首充满了“Ｄ味”（“Ｄ味”是当时音乐界一些领导人
、批评家对邓丽君演唱风格的代号），竟没有一首充满无产阶级革命豪情的革命群众歌曲—
—这还了得！于是赶快找来有关人士，又是讨论，又是座谈，又是开会，着实忙乎了一阵，
决定唱一出对台戏，再搞一次官办的评选，要与那“十五首”一比高低，一定要让革命群众
歌曲和“革命的抒情歌曲”占领社会主义歌曲阵地！红头文件发到各地音协，通过组织领导
系统下达“指令性计划”，要求各地把符合革命要求的作品报到北京，实在没有现成的，那
怕临时组织创作，一定要限时限量完成任务。经过全国音乐界的一番努力，最后采用专家评
选、领导拍板的方法终于评出了十二首，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群体歌唱形式的革命进行曲，也
有两三首同民选的“十五首”重合的，最后以中国音乐家协会名义正式向全社会“推荐”。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官选的“十二首”。
中国音协领导人以为经他们这么一提倡，二推荐，三组织，“十二首”一定会引起轰动
效应，一定会深入人心，一定会把“十五首”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屁滚尿流落荒而逃，社
会主义音乐大旗就必然会在祖国大地上迎风飞舞高高飘扬！谁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老百姓根本不尿“十二首”这一壶，照样扯直嗓子唱他的《妹妹找哥泪花流》！真是人心不
古礼崩乐坏成何体统！中国音协领导人在忧心如焚之余，又想出一个绝招：指令各地音协组
织“十二首推荐歌曲”的群众歌咏比赛，通过必要的行政组织手段去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
群众组织群众，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参加到这个火红的热烈的热火朝天的群众歌咏运动中
来。文件发下去了，还要派出大员分赴各地去检查落实情况，以便给予临场指导，防止浮皮
潦草走过场花架子形式主义唬弄人之类不良现象的发生。
于是有这么一行人来到四川某地，对该地群众歌咏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当地同志诚惶诚
恐，专门在本地礼堂安排了一场“十二首推荐歌曲歌咏比赛大会”。会场上人声鼎沸，座无
虚席，灯光辉煌，参赛的各路英雄均已列开阵势，摩拳擦掌，只等中央大员一到，即可摆开
战场，一比高低。谁知天公不作美，比赛尚未开始，原本灯火辉煌的大厅突然变成漆黑一团
伸手不见五指——他妈的停电了！顿时会场一片骚乱。当地接待同志急得满头冒汗，不知如
何是好。这时只听到标准川腔大叫一声：“等啥子？我们开始唱歌好不好？”“好——”一
阵山呼海啸过后，歌声便响了起来：先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军港之夜》，接着是《
乡恋》、《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再唱《太阳岛上》、《再见吧妈妈》，唱完《妹妹找哥泪
花流》又唱《大海啊故乡》，简直把那民选的“十五首”颠来倒去唱了个遍。歌声此起彼伏
，一浪高过一浪，歌者群情激奋，一曲胜似一曲；歌声掌声笑声拉歌声。汇成欢乐海洋。令
人不解的是，这个名为“十二首推荐歌曲群众歌咏比赛”的大会，除了与“十五首”重复的
外，“十二首”中其它推荐歌曲竟无一首有人问津！这是怎么回事？待大家唱后尽兴了，该
死的电还没有来，于是不得不宣布散会。中央大员于是在散场的人群中找来了一位老实巴交
的青年人，想探知其中的秘密：
问：你们今天搞的什么比赛？
答：“十二首推荐歌曲”呗！
问：那你们今天怎么不唱这些歌呢？
答：那是比赛唱的。今天停电，不比赛了，我们就唱自己想唱的歌。
这是一幅多么强烈的讽刺画!它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人的心灵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八十年代
的中国劳动大众不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代沉默的一群了，他们开始萌生出自
己的精神欲求和文化需要，开始培育出心灵的自由之花，形成一种呼啸运行的地火岩浆。在
这种势不可挡的地火岩浆面前，任何想阻碍其前进的组织措施行政手段长官意志上级命令之
类都成了一摊稀泥。中国音协领导人的无智不仅仅表现在他们自身审美观念的僵化，已被生
活自身的逻辑和时代前进的步伐远远地抛在后面，而且更表现在他们试图用几十年前形成的
音乐观念和价值取向规范当今的音乐生活，试图以当年曾经行之有效的那一套行政手段和长
官意志强制性地推行他们那一套陈词滥调，这就不能不使他们的顽强努力成为一个令人喷饭
的历史笑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尊贵的老先生们直到九十年代依然没有领悟出其中道理，
依然把流行音乐和摇滚乐视为“怪胎”，视为魔鬼，视为“不走正道”，乃至视为帝国主义
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渗透颠覆的“载波”，执着顽强而又不遗余力地站在对立面，试图把
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从中国大地上清除出去，以便实现他们关于社会主义音乐阵地纯而又纯
的音乐乌托邦梦想。这就不仅仅是可笑，而且更其可悲了。从一开始被官方舆论指责为“模
仿港台、格调低下”的李谷一演唱的《乡恋》开始，到后来感叹陕北贫穷落后的《黄土高坡
》，从迟志强的囚歌——《悔恨的泪》到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再
从解承强的《信天游》、徐沛东的《我热恋的故乡》到李黎夫的《心中的太阳》……然而其
影响最为深广同时所遭受非议最多的，要算是崔健的《一无所有》了。
这是一个滑稽而又尴尬的图景：一个民族夜郎自大沾沾自喜了数千年，突然一觉醒来发
现自己衣杉褴褛家徒四壁，而文革十年又从根本上打碎了中国人的当代信仰，那根传统的长
辫和当代的狂热全都见鬼去了，人们终于痛苦地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是一无所有，崔健唱得盖了，绝了。过去老头们有毛主席，我们有
啥？偶像没有了。中国是个需要偶像的国度。老一代们往下传的时候，偏偏说毛主席有这错
误那错误，那我们还要吗？没有偶像有财产也行，偏偏老头们都是穷光蛋，他们过去全是玩
精神过来的。现在我们是一无精神，二无财产，不是一无所有是什么？……（引自《明星大
走穴》）
王蒙也许是疏忽了，因为他没有看到，当时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情绪的就是一代人那种普
遍的一无所有感，而当时最能体现这种时代情绪的艺术标志就是崔健的《一无所有》。也正
因为如此，当崔健在１９８６年５月９日第一次吼出这歌时，就立刻受到了青年一代人的广
泛欢迎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但是，我今天想第一次站出来公开这么一个事实，即：崔健的《一无所有》在很大程度
上说，它原本只是一首极普通的情歌。但问题就在于，当这首普普通通的情歌一问世就被即
刻演绎成一首时代的悲歌，这本身就是一个时代情绪的自我证明。曾经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评
述《一无所有》的：
“《一无所有》突破了传统文化的屏障，唱出了中国人的苦闷、彷惶、困惑与失落的矛
盾心情，它唤醒了年轻人的灵魂，为自己的未来而使劲地呐喊。”
不过我以为，与其说这是对《一无所有》这首歌本身的分析，倒不如说是接受者所予以
它的社会学注释。可以说，崔健对《一无所有》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深感意外的，他本人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出发点远非我们现在所想像的那么深刻和宏大。所以我说，《一无
所有》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反响并成为一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其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广大
听众通过这一艺术媒介而共鸣出这个时代本身的精神。对此，崔健本人也曾说过：
“听众之所以喜欢我的歌，我想主要是因为他们从我的作品中找到了他们自己想要表达
的东西。我的歌只不过是一种媒介，别人通过它，来发泄自己的情感。”
但不管怎么说，《一无所有》的成功，标志着摇滚乐作为一种影响社会和参与社会变革
的文化力量，第一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９０年４月，我在成都拜访了中国著名美学家高尔泰。这位五十年代因主张“美是
自由的象征”而被打成右派的人道主义美学家，如今已被历史的沧桑磨得耳聋眼花。然而从
他对崔健的评价中，我发现这也许是中国的著名学者第一次对音乐抱有如此深厚的希望：
“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胜任启蒙昧的艺术形式了。因为理论界的范
围太狭窄，起不了大面积的启蒙影响，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能起到任何其它方式都
达不到的作用。中国需要启蒙……”
不久，在中国具有高层次水准的《读书》杂志，也在１９９０年第５期上发表了一篇题
为《从“无”到“空”》的学术性文章，破天荒地第一次把论述摇滚的文章放到中国学术界
的最高位置予以观照：
“价值解体和悬置所留下的价值虚空是一部分中国城市青年关怀的中心。‘四·五’一
代发出‘世界，我不相信’的呼喊后不久，城市青年们却发现一无所信很快失去了它起初对
自己的抚慰作用。失去永恒性和神圣性的生活不再舒适，也不再安慰人。新的摇滚在这种情
绪和感觉中应运而生，立刻征服了城市青年的心。在新的摇滚中听到自己的呼喊，在这个意
义上，歌手不再是一个流行歌星，而成为时代的一个文化现象……”
当然，尽管我现在依然不敢说，王蒙，你应该把崔健的《一无所有》来作为概括这个时
代标志的歌。但是除了这首歌之外，还有哪首歌又能引起如此广泛的精神共鸣并成为一种文
化现象呢？恐怕是没有了。
在中国，当一种新文化开始出现的时候，必将招致传统势力的非难和攻击，尤其是在这
个视新生事物为瘟神的国度里，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将遭到传统势力的激烈反对。我们还
记得，当崔健第一次唱出《一无所有》的时候，当时在场的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就怒然退出
了场，而且从那以崔健便成了一个所谓有争议的人物。中国官方从不请他演出，在电视上看
不到他的形象，在广播中也几乎听不到他的歌声。更让人觉得哭笑不得的是，当有人把崔健
及其摇滚乐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典型时，我不禁想起了当年美国有人断定摇滚乐是共
产党用来颠覆美国的一种手段：
“共产党已经设计出一种复杂的狡猾的技术，能通过神经干扰、脑力衰竭和迟钝，使一
代美国青年变成废物——披头士乐队的破坏性音乐（即指“甲壳虫”乐队，笔者注）……加
速着……精神崩溃。”（引自《光荣与梦想》）
历史的幽默有时候真让人有吞下一只苍蝇的感觉。在事隔二十多年以後，当年的美国年
轻人如今不仅没有变成废物，相反还成了被历史所赞扬的“新型的一代”。而且正是这“新
型的一代”人为美国今日的繁荣和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现在，当这些当年的摇滚音乐
飘过大西洋来到东方大陆的时候，我们有些共产党人却同样气愤地说摇滚乐是来自西方资产
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对中国青少年的毒害。这种精神衰弱者的文化过敏症实在是太滑稽
了，让人可笑至极。
某月某日，一位省音协主席在一次会上慷慨激昂地说：
“什么《一无所有》，这不是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诬蔑吗？难道我们现在一无所有吗
？！”
这种愤怒，我是能理解的，但无法对话。因为彼此的心境和思考的层次相差太远了，这
是一种代沟，一种在历史转折时期所无法避免的心灵交战。老实说，当代中国的老年人和年
轻人都是同样孤独的，但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内涵则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老年人的孤独在于
他们已经失去了往日那种长辈的荣耀和尊严，并继续固守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中悲天悯人，那
么年轻人的孤独则在于他们已经从父辈的“家规”中走出来，并昂首阔步在寻找自由的道路
上踽踽独行：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但不知道我是谁
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
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
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
也不愿有人跟随
——《假行僧》
自由，这是崔健及其摇滚从一开始就竭力渴慕和追求的宗旨。从“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到“我的自由是属于天和地”，再从“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
随”到“打不开天，穿不过地，那自由不过不是监狱”……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处不在枷锁中”。这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卢梭的一
句名言。对于中国人来说，把卢梭的这句名言套在自己的头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可以这么说
，自孔子的儒家学说被汉代的董仲舒定为“国教”以後，“自由”这两字与中国的百姓几乎
就无缘了。儒家文化那一套严厉的礼教制度把中国人置于一个用强迫与自虐交织而成的精神
枷锁中苟延残喘。出现在中国历史上那骇人听闻的“小脚文化”便是世界文化史上剥夺自由
最辉煌的“吉尼斯”记录。然而更可悲的是，到了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十年文革时期的极
端专制主义创造了又一个剥夺自由的当代“吉尼斯”记录。正是这种严重违背人性和历史潮
流的自由大剥夺，导致了七十年代末期这个民族终于爆发出了历史的大呼喊：“还我民主，
还我自由！”
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６日，西安有位记者曾经这样问崔健：“你认为你的摇滚乐在中国的
功能是什么？”
崔健答道：“我认为它的最大功能是表现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人生而有之的。这并不
涉及什么制度、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不管人生存在什么环境里，他都有一种表达自己自由
的欲望。”
渴望自由是人的天性，而压制自由则是对人性的背离。历史已经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
任何一次历史的演进和发展都是从人的自身解放开始的，这种解放的涵义则是砸碎传统的束
缚获得自由，而人的一切生命力的勃发都须在自由中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自由的人
就没有生命力，没有生命力的人尤其丧失了精神和心灵的自由翱翔能力的人，形同一头温顺
的羔羊。中国古代吏制中曾把地方父母官称为“牧”。所谓“牧”，放牧、驯养之意也。就
是把老百姓视为一群会说话、会劳动的羔羊，由地方官加以管理、放牧和驯养。至于自由，
也是有的，那就是四蹄着地的自由，温顺驯服的自由，受压迫被剥夺的自由，如想直立行走
，以人的姿势与“牧”对话，这不是自由，而是犯上、谋反，大逆不道，其罪当诛，格杀勿
论！而一个社会若是大多由这种温顺的羔羊所构成，那么它的衰败和落后就是无法逃避的。
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在近代全面落后的根本原因，主要的并不是由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倒
退，而是西方人自文艺复兴以後人性大解放所带来的突飞猛进把中国人远远甩到了后面。因
此，正象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一个民族真正的解放并不仅仅在于其自身的独立，而在于这
个民族中每个人的人性解放和自由。
“《一无所有》这首歌，我已经唱了三年了，虽然从物质上来说，如今我已不再一无所
有，但在精神上我依然感到一无所有。”
这是１９９０年１月２７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所说的一番话。这句话既代
表了崔健本人的心灵现状，也道出了《一无所有》这首歌的全部精神内涵。
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在他的《生命的悲剧意识》里有这样一句话：“只是思索我们的
命运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去感觉它。”
如果说，崔健的前期摇滚作品大多是体现了一种对自身命运的思索，那么到了他创作的
第二阶段时，则更多的是用生命去感觉这个命运了。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到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还要去何方
我说要上你的路
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
我的手也被你攥住
你问我在想什么
我说要你做主
我感觉你不是铁
却像铁一样强和烈
我感觉你身上有血
因为你的手是热乎乎
我感觉这不是荒野
却看不见这土地已经干裂
我感觉我要喝点水
可你用吻将我的嘴堵住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
因为我的身体已经枯干
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
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一块红布》
与《一无所有》一样，这首被称为“一首真正的历史悲歌”的《一块红布》，自从它问
世以後，既受到了广泛的共鸣，同时也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但不管是共鸣者还是反对者，他
们所赋予这首歌的全部意义都是一种社会学的注释。
曾几何时，红色对于中国人来说，绝非只是一种颜色的意义。从很大程度上说，它象征
着一种信仰、一种理想和一种追求；红色根据地、红色中国、东方红、五星红旗、红宝书、
红海洋、红艳艳、红彤彤、鲜红鲜红的红太阳……一切都是红，红色就是希望，就是光明，
就是革命和幸福。但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世界一片红”所造成的红色幻
觉不但使人们对生命之树的碧绿、大海天空的蔚蓝、收获季节的金黄、北国风光的洁白失去
感应力产生恐惧感，而且对红色本身的真伪及其丰富层次也几乎丧失了识别与分辨能力。哪
是真红？哪是假红？哪是粉红洋红桔红桃红深红浅红紫红玫瑰红？须知，林彪、“四人帮”
这些政治奸商和精神掮客，他们声嘶力竭大声拍卖的是一堆贴着红色商标的伪劣品和冒牌货
。尽管他们造假的本领极高，常常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但历史已经证明：“文革”的红色
大泛滥不过是一种裹在红色糖衣内的精神毒剂和政治迷幻药罢了。沉浸在这个泛滥成灾的“
红色海洋”里，这个感觉真让人舒服，手捧红宝书，心向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眼泪
流出来，口水溅出来，灵魂飞出来，它让人忘掉没地儿住，没关系，接着喊：“你问我还要
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眼前一片红，人差点昏过去，但我的手已被你牢牢攥住，逃不
了，也不想逃。你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要你做主，民主民主，就是为民做主，你不为民做
主，俺民就没了方向。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
毛泽东思想。可是突然间那个舵手不见了，太阳也慢悠悠地下了山，雨也没了露哪来？于是
俺就渴得慌，想要喝点水，可你却用革命的吻将我的嘴堵住。怎么着，没脾气，能走的今儿
全走了，找水去，先是美国、加拿大，後是西德、澳大利亚，再是日本、比利时，最后是波
兰、匈牙利，现在就差越南、柬埔寨了。可是我就是不想走，我也不想哭，因为我的身体已
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苦恋情结”，这是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悲剧性格。不管历史对他们进行
过多少次摧残和玩弄，他们总是默默地忍受着。而当历史向他们道歉时，他们又是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感恩不尽……有人说，崔健的《一块红布》非常准确地体现出这种中国传统人格的
悲剧性。同时，它以一块红布作为象征，反映了一代人对红色的历史内涵所作的心理体验—
—这是悲壮的体验，也是反思的体验——合成器大三和弦庄严地响起，一块红布蒙在眼上，
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幸福，红色的幸福，隔着一层红布，是真是假？是存在还是虚无？
“我是一个老知青，当我第一次听崔健的《一块红布》时，就被它深深感染。说句老实
话，红色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来说，感受太深了。它象征着我们当年的信念和理想。记
得在文革中，有一次发生武斗，我有一位最要好的同学为了保护自己红卫兵组织的红旗，让
人砍了十几刀，鲜血满地，也是红的。现在想起来，妈的逼要多蠢有多蠢。后来我一看见红
就浑身不舒服，倒胃口，我把家里的门窗全都改漆成白的，想逃避红，红色是场恶梦。《一
块红布》写得真棒，有深度。崔健这人有多大了？（我插话：不到三十）那他哪来这种深度
，真是邪门！我认为崔健的这首《一块红布》和那首叫《一无所有》的，是他最有历史深度
的作品。”
“我是位大学生，文革时期我还穿着开裆裤呢，自然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事情。但是它毕
竟离我们很近，我们无法逃避那种历史影子对我们的影响。不过当我第一次听到崔健的《一
块红布》时，首先是被那种悲剧气氛所感染。和《一无所有》一样，它们共同有一种悲壮的
美。我认为，这种悲剧性美特有力量，在听惯了那些《我们的生活比蜜甜》之类的自欺欺人
的玩意，崔健的《一块红布》和《一无所有》以其真诚的心声和悲壮的力量，一下子就把我
们震住了。”
从来就没有人去推广过崔健的摇滚乐，更没有人通过种种行政手段去强迫人们接受它，
崔健是中国大陆唯一不靠官方的传播媒介而取得成功的著名歌手。这本身就极清晰地启示着
人们：作为一种代表文化反叛精神的象征，崔健的成功是摇滚乐作为一种文化力量首次在中
国的大凯旋。当然，在这种凯旋的背后，自然会存在着另一种同样是反抗的声音。
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６日，这也应该算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天，一位著名的老诗人以
中国文化界最高行政长官的名义，在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举办的“音乐思想座谈会”上，第一
次公开向崔健及其《一块红布》发表抨击性言论：
“……一个同志抄给我一首歌词，是摇滚乐里边的一个歌。我原来不熟悉，这个就不能
不值得人家注意了。所以，这个通俗作品里面流行音乐里面也不是没有政治上的东西。这叫
《一块红布》。‘那天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
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
你的路。’这里朦胧不朦胧我也不知道，这不能不使人家要有点政治的涵义。据说还有比这
个更明确的。这个，我想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通俗文艺，包括流行音乐在内，应该是我
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教育的一个课题。造成这个现象，与我们没有坚持资产阶级，哦
不，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方针，特别是批评方针、管理方针，这是直接的结果……”
（上述讲话是我根据现场录音原封不动记录的。值得一提的是，从那以後，音协开类似会议
便禁止录音。）
说起来崔健也是够伟大的，能让一个堂堂的最高文化当局来评论一番，也算是这辈子没
白活了。然而也许使崔健感到有点不自在的是，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顶帽子戴在他头上
实在是有点太抬举他了。而且更要命的是这顶帽子本身似乎是牛头对不上马嘴。不是么？您
瞧，我们尊敬的这位首长说，这一切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我们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方
针。也许是本人太学识浅薄孤陋寡闻，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方针究竟是什么全无研究。但是
我想就凭从小学到大学那一系列如雷贯耳的教导，假使不是一个弱智就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即：马克思主义文艺方针有一个根本的思想就是，文艺创作要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真实地反
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看不出崔健的作品有任何违背这一原
则的地方。第一，崔健的所有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第二，这些作品都非常真实地体现了当
今社会上所存在的一种普遍的情绪。如果不是这样，所谓“崔健现象”就根本不可能形成。
其实，我说穿了吧，所谓真实性向来就有两种，一是对善的颂扬，二是对恶的揭露。而
崔健及其摇滚的全部成功和灾难都在于他选择了以真实的感情宣泄了人们对恶的憎恨。一方
面，一代觉醒的中国人不再相信那些自欺欺人的玩意而宁可在血淋淋的现实中进行历史的忏
悔和反思；而另一方面，社会的传统势力不愿接受或承认这种现实而宁可在一片颂扬声中进
行阿Ｑ式的自我安慰。其实，歌颂和暴露并不是绝对冲突不能调和的两极，它们不过是作家
艺术家们对于社会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这两种真实而客观的存在给予不同的艺术表现和
审美评价而已，它们完全可以在以下两点上达到共识：一，无论歌颂还是暴露，其对象都应
当是真实的社会存在（当然这里所说的真实并不仅是指实有的真人真事，更主要的是指在特
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所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的人生情状），二，作家艺术家对于人生
情状中的真假、善恶、美丑的价值评估和审美判断，必须以普遍的社会正义、人道精神、人
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等这些全人类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为前提。有了上述这两点共识，歌颂
和暴露不过是作家艺术家在向社会发言时所用的两种不同的语调和口吻而已，对善的真诚讴
歌与对恶的无情揭露都是基于同一个价值标准和内在尺度。
问题在于，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把歌颂与暴露这种不同的文艺对生活的认知方式割裂开
来对立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似乎在当代条件下只能歌颂，不能暴露，或者把复杂
的人生情状和精神现象划分为简单的两极对立，即歌颂人民，暴露敌人。要知道即使在敌我
营垒分明的战争年代，论起处于某一营垒的特定个人的性格发展和心路历程，也不是什么“
性本善”或“性本恶”的，即或是一个大圣人或者大恶棍，其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多面性难道
用一个“至善”或“极恶”便可准确概括无遗？更何况在和平建设年代，我们常常口诛笔伐
，批判打倒的“敌人”往往只是一些“假想敌”，而真正的敌人却深深地隐藏在我们每个人
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积淀中。这些复杂的犬牙交错混沌一片的精神现象难道是“歌颂人民，暴
露敌人”这样一个简单化一刀切的公式所能解决的吗？最可怕的是这个著名公式曾经导致了
中国文坛上一出最严重的悲剧——即歌颂与暴露同它们的艺术对象之间的错位与倒置。例如
在文化大革命中，把真善美的人性当作最丑恶的东西加以无情暴露残酷摧残，把假恶丑的种
种反人性的东西当作真善美加以热情歌颂无耻吹捧。掩盖与颂扬丑恶、践踏与摧残良善使文
艺堕落，也使人性堕落，尤其当它被当作圭臬在精神祭坛上雄视人间时，暴露丑恶，讴歌美
好这个最基本的文艺品性简直成了悲壮的勇敢之士慷慨就义的刑场。无数事实也证明，喜好
表扬赞誉颂歌高唱莺歌燕舞吹牛拍马阿谀奉承，厌恶批评忠谏直言不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
者无罪闻者足戒刚直不阿直犯天颜，这是人性中最常见最普遍的弱点。如果打开我们１９４
９年以後的中国历史，你就会发现，中国人宁愿相信那些象痴人说梦般赞语，而极不愿意听
到那些极为真实和诚垦的言词。甚至连伟大的毛泽东也未能免俗，他宁可在亩产１３万斤的
天大谎言中沾沾自喜，而相反却把一大批忠言相告的知识分子打入右派的地狱；他又宁可自
信三年能赶上英国而发动大跃进，却忍受不了彭德怀的肺腑之言而把他打翻在地。
陈世忠，这个名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这个为了真实和忠诚连命都不顾的
年轻人，当年由于写信给毛泽东进谏而惨遭厄运。仅仅是在二年以後，当他的谏言竟成为一
种现实并亲眼目睹了这一场民族的大悲剧之后，他在监狱中痛哭流涕。然而他哭的并不是自
己的悲惨境遇，而是对这个民族听不进批评和谏言的大悲哀。本来，陈世忠的故事早该成为
一种历史了，但今天又不得不使人想起他的时候，我实在是感到一种彻骨的悲凉！我既感到
极不情愿去追述这段历史，又感到极有必要让人通过这段历史去作一次深层的回味。
１９６４年，当时年仅２６岁的小伙子陈世忠怀着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
的责任感，面对眼前所发生的种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挥笔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名为《谏党》
的长达数十万字的信，以极其忠诚的匹夫之心真实地写出了那个时代潜在的呼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同志：
我，陈世忠，怀着无比真挚的感情，从监狱中给你们写信。我在生死未卜的关键时刻，
毅然抛开个人的安危得失，向你们最后一次提出最恳切的忠告。
……
我认为，中共中央近来在国内外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犯有一
系列严重的错误，其中一些属于原则性方向性的错误。本来，任何政党或个人在漫长的历史
征途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最危险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根本没有意识
到自己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这就使我忧心忡忡，骨骸在喉，不吐不快，否则我就不成为党
的亲人。
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
信，……你老人家实质上不允许别人批评你的缺点错误，对于稍微尖锐一些的原则批评，马
上翻脸，进行残酷斗争和打击。这样下去，谁还敢于说真话呢？……你的每句话，甚至每个
字，都是绝对真理，只能赞成，不准反对。……你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但
事实恰恰相反，远的不说，１９５７年到现在，哪一个‘批评’毛泽东思想的人有过什么好
的结局呢？
请你们暂息雷霆之怒……我之所以认为对你的个人崇拜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大祸害，完
全是我根据客观存在的严酷现实，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根据这些年的事态发展，我满
心忧虑地预感到迟早总有一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董必武
、彭真、刘伯承、李富春、陈毅……等等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可能被打成反党、反革命
、修正主义分子！……但愿我的预言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果如此，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可怕的是你犯了错误，却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纠正错误。久而久之，在你周围就只有
一群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一味察言观色、迎合你的口味的小人得宠了。……口口声声拥护
你的未必都是你的亲人，而反对你的某些错误主张的人也未必就是你的敌人。你千万不要重
蹈斯大林的覆辙。
……如果说我现在这样做算是‘反党’的话，那么我就横下一条心，斗胆地承认，为了
党的事业，我就是要‘反党’，坚定不移地‘反党’，不遗余力地‘反党’；我认为我的这
种‘反党’，恰恰是最真诚最深切的爱党。如果说这也算反党的话，那我是多么希望有更多
的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篇文章的读者们，回忆一下你们入党时的誓言，看看今天
党内的现实，起来和我一道‘反党’。
……我看到你的题辞：‘向雷锋同志学习’，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承认雷
锋身上有很多宝贵的品质，我当然应该向他学习。但是我认为雷锋并不是一个完善的典型，
他身上有着严重的甚至致命的缺点。他的美中不足就在于他唯上级命令是从，从不知抵制上
级的错误决定。雷锋有句流传颇广的名言：‘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认为这句话
是不准确不科学的。……这不是十足的盲从又是什么呢？
你平时提倡的‘广开言路，闻过则喜，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实际上都是一些无法
实现的空话。也就是说，你们这样下去，不错则已，一犯错误就得错到底，后患无穷……
最亲爱的毛主席，赶快回头吧，否则就太晚了！”
……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上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被一种博大雄浑的悲剧性力量所震撼
。后来我总在想，假如当年毛泽东为其忠诚所感，真的听从了陈世忠的劝谏，那么以后的那
场民族大灾难就可以避免了。但是这只能是一个大梦想。在中国，一个无能的阿谀奉承者总
比一个正直的劝谏者更能博得欢心。同样，有些人宁愿每天听大家唱《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而不愿意听崔健唱《一无所有》。但是，在改革开放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一
代，他们已不再是以往那些唯唯诺诺的盲徒了。他们已经从昨日的那种一句口号万人应的盲
从中醒来，他们不愿再被历史所愚弄，他们开始根据自己的思维来判断一切，他们不再以虚
伪和廉价的宣誓演戏般的豪言壮语来表示对这个民族的忠诚，他们宁可赤身裸体地站在真实
面前用诅咒来清洗他们以往的奴性人格。就象陈世忠一样，他们宁可流着血来表达自己的真
实感觉。这就是一位著名作家所说的“第二种忠诚”。而我认为唯有这种忠诚才是当前中国
最需要也是最难能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
从这一点来看，崔健的《一无所有》和《一块红布》以及其它作品不仅没有违背马克思
主义的文艺方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真正的“陈世忠式”的
现实主义。
谁说不是呢？谁能否认中国的贫穷与落后？谁又能否认红色对于中国人的历史情愫？谁
说二亿文盲每年数百万因贫困而上不起学的国度不是某种意义上的一无所有？谁又能否认一
个被虚幻的梦境折腾了十年的民族醒来之后发现自己不是一无所有？在此我想请人们注意：
《一无所有》不是一个纯粹的数学概念，如果有人把《一无所有》理解成什么也没有，并举
例说如今的彩电比解放前翻了多少倍什么的，那么我除了说“您伟大，您高明”之外无话可
说。
事实上，崔健的《一无所有》一方面包涵着对如今种种贫穷和落后现状的悲叹，另一方
面则是对传统精神祭坛的倒塌之后，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上帝死了”之后的一种精神虚空
的叹息，但是这一切并不是一个悲剧性的闭幕词，而是一个激起人们忧患意识的大前奏！“
穷则思，思则变，变则通。”这是中国古人早就明白的道理。然而，如果当一个民族连自身
的贫穷落后都不敢承认，相反还每天在《我们的生活比蜜甜》之类的歌声中自我安慰，那么
这个民族的振兴还能有指望吗？
“《一无所有》……它唤醒了年轻人的灵魂，为自己的未来而使劲地呐喊。”
这才是崔健《一无所有》的真正魅力所在。
至于《一块红布》，那位诗人兼文化界最高长官说的一点不错，它确实有点政治的涵义
，（请注意：我这里指的所谓政治涵义均是接受者所赋予的社会学注释，其中也包括这位诗
人兼长官。因为崔健本人从没说过他这首歌有什么政治涵义）但这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是我们国家历来的口号么？看来问题的全部关键还在于：《一块红布》
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政治是对某种政治现象的针贬而不是赞颂。我们已经知道，《一块红布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代人对以红色为象征的十年文革的忏悔和反思，是对以红色为象征
的“革命理论”和政治谎言孳生的“当代宗教”的反叛。而这种忏悔、反思和反叛都标志着
一代人被历史愚弄之后的觉醒和崛起。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过去的
事了，现在还提它干嘛？不！我认为，这种想法比文革本身更具有危害性。因为假如一个民
族对自身的悲剧如此健忘，那么这种悲剧的再度重演就是不可避免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善
于欣赏悲剧、也不善于记住自己悲剧的民族。翻开中国的大戏考，真正的悲剧并不少，但大
多数人总是喜欢在自欺欺人的大团圆中以阿Ｑ式的自我安慰来补偿现世生活中的不幸和痛苦
。或者，当今人满腔怒火唾骂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日本鬼子对中华民族的野蛮侵略时，我们又
有多少人深思过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悲剧的自身悲剧又是什么？——中国人为什么在近代落后
了？我们为什么要挨打？清王朝为什么腐败透顶却仍张牙舞爪？龚自珍到后来为什么唯恐天
下不乱？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什么被杀掉？“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袁世凯为什么要复辟
帝制？１９５７年为什么会出现反右斗争？陈世忠的预言为什么如此准确？一代红卫兵为什
么会如此愚蠢地接受历史的愚弄和欺骗？而所有这一切的最终问题都在于：在中国这块土地
上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地出现这种属自身文化性的悲剧？我们的文化病根究竟在哪里？
我始终认为，中国的当代教育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即：我们总是夸大其词的让人沉浸在
一种虚假的自我满足之中，并常常以昨日文化史上的辉煌来掩饰今日的落后，而不是让后人
记住前辈的悲剧从而把一切都建筑在对历史反思的基础上。数年前，老作家巴金曾提议建立
一个“文化大革命纪念馆”，以让后人牢牢记住这段悲惨的历史不要重蹈复辙，但是这个建
议却至今得不到官方的任何响应。相反，很多人却不惜工本劳民伤财地建造大量仿古建筑以
及唐代一条街什么的。难怪有人说，中国领导人去外国访问，参观的是智能机器人和高尖端
技术，而外国领导人来中国参观的则是故宫兵马俑。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如今显然是
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步伐只能用昨日的辉煌来作为今天的落后的花环，这难道不可悲么？但是
我们必须知道，落后并不是一种耻辱，而一时的兴旺也不值得傲慢，一个民族真正的希望在
于要建立一种彻底铲除有可能再度发生悲剧的新文化基因。是的，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辉
煌的时候，但是这种辉煌之所以常常短命，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当这种文化旧病复发时，这
种辉煌也就随之死亡。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宣言。因为她第一次勇敢地面对自身的错误而予以果断的否定，这既是
一种成熟的表现，又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正是在此基础上，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在文艺界
掀起了一股所谓“伤痕文学”“伤痕美术”之狂潮，它充分表现出一代人对文革的控诉和反
思。更重要的是，这种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已开始对这个民族自身文化的思考。
但是作为总是慢半拍的音乐，从那时一直到崔健的出现，还只是在邓丽君、李谷一以及
苏小明之类的柔情细语中消解往日的情感冰冻。一直到１９８６年，《一无所有》的问世，
才标志着“伤痕音乐”的出现（这词是本书首次使用的）。紧接着一批所谓“西北风”作品
的出现，即是这种“伤痕音乐”的发展，而到了《一块红布》那里，“伤痕音乐”才在美学
上达到了一个高峰。可以这么说，自崔健的《一无所有》和《一块红布》以及作为一种崭新
的音乐形式——摇滚乐的出现，标志着音乐从此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大大
超过了美术、电影、戏剧、舞蹈界，甚至也把文学界抛在自己的身后。而作为一种“伤痕音
乐”，它的全部涵义与“伤痕文学”与“伤痕美术”在本质上没什么两样。不错，它带有强
烈的政治色彩。但只要一个人还算是一个爱国者，或者只要他对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表示反对
，那么，以往那一切想入非非或自作多情的感叹还有什么意义呢？
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６日，西安有位记者在采访崔健时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你认为摇滚乐在中国普及之后，会对中国文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崔健是这样回答的：
“中国人有一种服从心理，就象我们只有一块肌肉比较发达，而其它部位都有病。我希
望我们都能通过摇滚乐去发现我们身体其它肌肉及其功能。一个人不可能只有一块肌肉发达
，作为一个人有很多欲望，很多要求，我希望我们能看到自己身上被某种东西所坏死的不正
常的细胞能恢复起来。我们不要总觉得自己很渺小，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伟大的地方。记得
Beatles有一首歌其中唱到：‘当我十四岁的时候，就是一个伟人！’在中国文化中我认为
应该铸进一种概念，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伟大的。这种伟大，就是让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
具有独立存在意义和功能的人，而不要老是只知道服从，服从只能使人泯灭自己，使自己越
来越变得渺小，这样就会无形中扼杀自己的创造能力，而一个社会之所以进步的原因就在于
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创造力和伟大的一面去塑造和构成。我希望我的摇滚乐能帮助别人去发
现自己和认识自己。”
九、一个被谎言所困扰的民族
“我要剥下你的虚伪看看真的”
被阉割者的呐喊 崔健你何去何从
崔健有一次在北京马克西姆酒店这样对我说，他一开始创作摇滚乐的时候，主要是表达
了一种较纯粹的自我感觉，并没有刻意去追求过什么社会主题。但随着他的作品后来被越来
越多的接受者赋予了社会学注释以後，崔健承认，他后来在创作时开始趋向较为明确的社会
尤其是文化方面的主题：
红彤彤的心它放着光辉
照得我这双手红得发黑
手中的吉他就象一把刀子
它要割下我的脸皮只剩下张嘴
不要着急呀我的宝贝
我要用我的血换你的泪
不管你是老头子还是姑娘
我要剥下你的虚伪看看真的
光秃秃的刀子放着光辉
照着那个老头子露出悔恨
他紧皱着眉头他还撇着嘴
不知是愤怒还是受罪
不要着急呀我的宝贝
我们生来就不是为了作对
我身上的权利就象一把刀子
它要牢牢地插进这块土地
……
——《象是一把刀子》
崔健说，中国的摇滚乐就象一把刀，现在，他开始拿起这把刀子，一点点地割去中国人
身上那些已经坏死的肌肉。这第一块坏死的肌肉就是虚伪！
从历史上看，一个朝代在兴盛期常常是“群臣进谏，门庭若市”，而相反，一个腐朽没
落的朝代却往往是谎话连篇。据说还早在殷朝时，一个叫比干的人因劝谏商纣而被挖掉了心
，从此无人再敢说真话，不久，商王朝就灭亡了。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
黄金时代，儒、道、墨、法诸子百家蜂拥而起，那时候是个人想说话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说出
来——从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战国末期，伍子胥，这个当年吴国智慧的忠
实大臣，以卓有远见的洞察进谏吴王夫差，但是这位吴王不但不听，最後反而把伍子胥给杀
了。也是不久之后，夫差在一帮会随声附和之小人的怂恿下，一败涂地，姑苏城一月的大火
，把吴国的元气一烧而尽。几年以後，吴国末日来临，夫差只好自杀，临死前，他用布把自
己的脸蒙了起来，因为在九泉之下他无脸见伍子胥，吴国灭亡了。
相反，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纳谏”例子恰恰发生在最繁荣富强的唐朝。据记载，有
一次唐太宗要去南山游玩，一个名叫魏征的谏官想阻止他，于是便来找唐太宗。此时唐太宗
刚想去，一见魏征来了便装模作样的来回晃悠，因为他知道魏征是不同意他去的。魏征见此
情景毫不掩饰地说：“听说皇上要去南山，怎么还不走？”唐太宗一听无可奈何地说：“原
来是准备走的，可是你来了，怕你生气，所以决定不走了。”这种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
见。以至于后来元朝皇帝英宗有一次问他的大臣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象唐朝魏征那样敢说
话的人？”一位大臣回答说：“有什么样的皇帝，才会有什么样的大臣，魏征之所以敢说真
话，是因为唐太宗有度量。”英宗听后频频点头。确实，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皇帝只要他愿
意，一个屁就可以熏死成千上万人。朱元璋，这个凶残专制的明朝开国皇帝，从杀掉陈野为
序，到后来把他身边几乎所有的忠臣全都斩尽杀绝。甚至到后来，全国的平民百姓只要稍有
不满之言，就会迅速通过遍布大街小巷的“克格勃”送到朱元璋的耳朵。这个中国历史上最
为专制独裁恐怖的朝代便是一个对真实大强奸的时代。再后来清朝百余年的“文字狱”，使
无数知识分子生灵涂炭。清代史学家庄廷珑，由于在其所著的《明史》中表示出对满洲人的
不恭，尽管他在“文字狱”盛行的时候已经死了，但是那些已经失去人性的疯狗们却把庄廷
珑的尸体从棺材里挖出来剁碎；更有甚者的是，这些狗们还把庄廷珑的弟弟和为《明史》作
序的人以及刻字工人、出版商等等全部处斩……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惨景啊！几千年来，中国人在“大一统”极端专制的统治下常常
连一个屁都不敢放，忠臣处斩，小人得势，真实被奸污，谎言和虚伪铺天盖地。然而更让人
感到可悲的是，当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中国人的那种虚伪不仅没有随着时
代的发展而消失，却反而愈演愈烈。自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开始，中国人的真诚再次被强奸
之后，整个民族就再一次被迫陷入了谎言和虚伪的泥坑之中。一方面，人们在公开场合竭力
用谎言和虚伪来包装自己，另一方面则在私下用牢骚和唾骂以让真诚在黑暗中走台。“两性
人格”——这是一位学者对中国人的人格所作出的结论：“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迷宫，无形
、无色、无声、谁也不解其意，但大家都心照不宣。”（《中国病》，许宏著）而且更惨的
是，当这种“两性人格”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品质之后，虚伪便变得堂而皇之起来，而真诚
却反而成了不正常，这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到了十年文革中几乎使中华民族
差点被开除了球籍。
“我要剥下你的虚伪看看真的”
中国八十年代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被剥出来的。“两性人格”对中国人的折磨已经使他们
忍无可忍，他们再也忍受不了真诚这个人类最基本最崇高的秉性竟如耗子般的东藏西躲。如
今他们要把积蓄在心中那几万吨真诚倒出来砸烂这个曾经是谎话连篇的虚伪社会。
１９８９年１月６日，在《中国音乐报》的首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名谓《粉饰太平不等
于爱国主义》的文章，其中写道：
“第一次听《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只觉得似曾相识，看谱再听，就觉甜得发腻，勾
起了‘音乐厌食症’！这是一首没有时代特点的歌，若加上一两句歌颂党和伟大领袖的词句
则放在‘文革’时期也合适。它的语言、形象也是公式化的。歌中把祖国描绘成天堂一样，
社会效益果然就好吗？五十年代一部《幸福生活》曾风靡中国，当时的青年以为社会主义农
村真比天堂美啊！其实是粉饰太平。粉饰太平不等于爱国主义，用浓艳的色彩把真实掩盖，
一旦色彩脱落所造成的社会心理反差会更加有害。今天在充满忧患意识和紧迫感的人民面前
，这种廉价的颂歌更不会令人感兴趣了……”
确实，用虚伪和谎言或者廉价的颂扬所构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再愿
意自欺欺人。他们宁可在真实的《一无所有》面前接受现实的挑战，而不愿再用廉价的颂扬
去成全一种虚伪的存在。
对真实刻骨铭心般的追求以及同样对虚伪刻骨铭心般的痛恨，可以说是崔健摇滚创作中
的基本母题，如果说崔健的前期创作还处于一种真实地表现阶段，那么到了他写《象是一把
刀子》时，便进入了一个表现真实的阶段了。也就是说，他已不再仅仅满足于一种真实的感
觉了，而是进一步用理性来对某种真实作直接的阐述：赤裸裸的要求开始放着光辉，这个要
求首先象把锋利的刀子，割下一切虚伪的假面具剩下一张不再会说谎的嘴，不管你是老头子
还是姑娘，都应该剥去一切虚伪看看真的。对于崔健来说，真实是一切正义的基础，而坚持
真实应该是人的一种权利，而且更重要的应该把真实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格。
“我认为，中国人在本质上并不虚伪，只是当他们的真实人格在这个社会上被一次次无
情的宰杀之后，他们便变得虚伪起来。我父亲以前是个右派，后来总教诲我们孩子：‘千万
不要在外面乱说，要记住，领导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即使你心里不同意也不能说出来，一
定要记住你父亲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后来，说实在的我们几乎都成了一条狗了，领导说
什么，我们就‘汪汪’叫几下随声附和，人虚伪得一塌糊涂，没法说……”
这是一个以前视真实为瘟疫、在外面从不敢讲真话的人所说的一段真话。作为一种人格
，他曾经变得象一条狗了，除了随主子附和叫几声以外无任何真实可言。在那个时代，真实
就常常意味着灾难：陈世忠、倪育贤、张志新等等都因为真实而招来横祸。而整个社会却在
一片虚伪的大合唱中腐烂和衰败。因此，中华民族若欲振兴和发展，首先就应该彻底埋葬虚
伪，并把真实铸进人的骨子里去。“它要穿过你的嘴去吻你的肺”，这是一个极具想像力的
比喻，它表达出一种对真实捶胸顿足般的强烈渴望。崔健想告诉人们，追求真实是人的一种
权利，而这种权利如今就象一把刀子，“它要牢牢地插进这块土地。”
然而，真实的感觉本身须以健康真实的生命感觉为基础的，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
长期封建“吃人”礼教的蹂躏和压抑以及虚伪的人格特征，致使中国人的生命感觉发生了严
重的病变。总的说来，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从各自不同的目的出发，前者为了达“礼”
而止“欲”，而后者则为了羽化登仙也必须排除“欲”的干扰，于是，“无欲”或“寡欲”
状态就成了中国人生命病态的终极目标。曾有人把中国封建文化称之为“阉割文化”，这非
常形象。在中国历史上，从宫刑的产生到大批被割去睾丸的宦官（俗称太监），曾创造了人
类历史上最为悲凉的一页。据历史记载，从周朝开始，中国人就把宫刑列为古代的五刑之一
，而且仅次于死刑。那时候，只要发现一个男人有某种“野合”行为或触犯了某种“礼”教
，就毫不留情地扒下他的裤子用刀“咔嚓”一下割去睾丸从此使他成为男不男女不女的人造
鬼，而女人则不是被处死就是用什么东西阻塞阴道或操起大棍猛打肚子致使子宫脱落从而变
成废人。到了东汉以後,光武帝便把一切死刑罪犯都改以宫刑，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就是因为“秉笔直书”而受了宫刑。后来历代皇帝也都加以仿效，并且把宫刑扩展到处置所
谓犯有叛逆罪或阴谋罪的人。到了唐朝，政府竟开始向全国征收已被阉割过的人，更不可思
议的是，自宋朝以後，一种心甘情愿的自我阉割风开始大肆泛滥起来——“自宫”——这个
让人自变成鬼的骇人听闻的举动终于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观！到了明朝，这种“自宫”
风已经泛滥成灾，成千上万的男人拿刀割去自己的睾丸，然后等待着有朝一日能进宫廷去做
一名连手淫都无资格的太监！据说这些“自宫”者还要把自己割去睾丸的日子重新确定为自
己的生日，以此开始一个无欲无性的“男妖”生涯。明末天启年间，宫廷欲征募宦官三千人
，结果来应征者居然多达几万人！１８５３年，也就是清朝的咸丰三年，一个男人来到一个
当铺想典当自己的一些衣物，然而当铺店的老板拒绝接收时，这个男人竟然拿出一把刀子将
自己的阳物当场割下来扔到柜台上要求典当三十角（银三两），惊慌失措的老板顿时尖叫起
来。确实，这太象是一个编造的神话故事了，但遗憾的是这确确实实发生在离今天只有一百
多年前的中国清朝末年！
然而更可悲的还在于，当一种文化阉割所造成的"阉割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整个的生存背
景时，那么一个在精神上被阉割的民族与一个被阉割的太监在生命的感觉上同样都是病态的
，也就是说，一种文化长期的病态会导致整个民族生命本质的病态。
众所周知，东西方社会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建构中形成的。而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
所构成的不同的社会中，东西方人对同一件事物的认知反差常常是南辕北辙：一幅裸体的维
纳斯画像在西方人眼中是一种美的象征，也是一种高度的视觉享受；但对于一个传统的中国
人来说，这不仅是一种淫丑的毒品，而且人的视觉感性系统也会在封建文化意识的支配下扭
曲成一种异化的生理变态。这样，久而久之，人的自然器官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变成某种特定
的“文化器官”，而一种文化本身越是病态，那么由这种病态文化所构成的“文化器官”就
越是背离人的自然器官的属性而进入病态的感觉知觉系统。美国著名学者拉马斯和Ｌ·贝纳
特在他们合著的《感觉的世界》一书中告诉我们：当自然发生的对特殊方向的线条的视觉被
剥夺以後，就会使得处理这种特殊刺激的信息有关的知觉机能受到抑制。并且通过实践表明
：“被剥夺的动物不仅在知觉发展中是落后的，而且这种剥夺似乎已经改变了动物的脑，以
至受到限制的感觉通道收集来的信息的机制也受到了破坏。”这种生理学的实践结果给了我
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即：如果一个人由于一种病态的文化环境而被剥夺了人的正常的感觉通
道，那么就会使得处理这种正常的对象刺激的信息有关的知觉机能受到抑制，并进而使一系
列感性知觉能力发生异化而使之病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传统的中国人面对裸体的维
纳斯之所以会嗤之以鼻，其关键就在于他们所生存的这种封建文化意识完全剥夺了他的正常
感觉通道所能够得到的视觉享受。同样，一大批被封建礼教所铸成的清朝国人竟会对女人的
“三寸金莲”这种对人性极度摧残的产物产生高度的美感，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
一个人的感性系统被剥夺了正常的文化所予以的感知方向，那么这种感性就会变得从根本上
违背人的正常的生命形态而自我病态。所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次历史性的大进步
首先都是从人对自身正常的生命形态的呼唤为开端的。
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当一种病态至极的文化给一把历史的刀子切开喉管的时候，我们
首先看到的是中国人开始拔去扎在他们精神上的那一根根麻醉针灸，他们纷纷从病房里跑出
来，任凭酷暑严寒狂风暴雨沙吹满头，他们开始赤身裸体寻找生命的原形。
在文学中，人们开始在女人的大腿根部寻找曾被阉去的睾丸，往日农场里的鸡奸，北大
荒高梁地里的兽奸，把阳具塞进女人尿道的性无知，变态、病态、无知、压抑、愚昧……如
今全被拎出来让生命重新观照；在美术界，一丝不挂的女人用昂起的乳头向孔子挑战，裸体
绘画展让中国人不再羞羞答答大饱眼福，而陈醉则在他的《裸体艺术论》中潇潇洒洒。然而
到了音乐界，除了港台歌曲大多把这种感觉予以卿卿我我的爱情缠绵以外，直到崔健出现，
大陆流行歌坛才第一次以同等的深度伸向对生命感觉的深层反思：
我光着个膀子我迎着风雪
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
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给我点儿肉给我点儿血
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意如铁
快让我哭快让我笑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我没穿着衣裳也没穿着鞋
却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而烈
我不知道我是走着还是跑着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给我点儿刺激大夫老爷
给我点儿爱情我的护士姐姐
快让我哭快让我笑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曾几何时，一首台湾歌曲《跟着感觉走》曾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而“跟着感觉走”
这句话也似乎成了中国千百万青年人的口头禅。为什么？因为沉睡已久的人醒来第一件事就
是要寻找生命的感觉，人有了自己真正的感觉以後才能对这个世界作出自己的反应，然而这
一切对中国人来说曾经是那么不可企及。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人都被铸进一个规定的
模子里，并按既定方针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不杂坐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
人未嫁前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记住必须“仁、义、礼、智、信”，还有要忠、节；
笑一下可以，但要笑不露齿，“乐而不淫”，哭一下也行，但要“哀而不伤”；情感来了请
牢记务必要“发乎情，止于礼义”……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在有本叫《女论语》的书中竟
如此教戒中国的女人们：走路的时候，不要回头，说话的时候，不要掀嘴唇；坐的时候，膝
盖不要动，站的时候，裙子不能摇；高兴的时候，不能有大声；不能跟男人在一起，不要朝
墙外看，不能走出家里的大庭……
可怜哪！在传统封建文化中生存的中国人真象是一个如履薄冰的马戏团演员，他们的生
存空间就是悬挂在脖子上的一根永无尽头的锈钢丝，他们从生出来一直走到死，除了老老实
实提心吊胆的走而别无选择，他们既不能痛快地笑也不能放声大哭，其感觉系统因文化的病
态而病入膏肓：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这是何等的一针见血！
病，或者健康，这在中国人的眼里似乎总是生理上的概念，好象一个人只要肝不肿大，
心速不快，胃口尚好就是一个无病的健康者。所以中国人至今还用一个人需要多少蛋白质，
多少维生素以及多少卡路里等来作为衡量一个人健康不健康的标准。然而世界卫生组织在很
早以前就把一个人的精神是否健康当作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衡量。因为人们发现，如果一个人
的精神不健康，那么即使他生理上毫无毛病也是一个不健全的人，就象一个在精神上倍受折
磨和极度变态的“健康”人，他的生理健康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种文化
的病态会导致一个人的感性系统发生异化而使之病态，而这种病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精神
性的。也就是说，一个深受中国封建文化影响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文化性的“精神
病患者”，而这种所谓文化性的“精神病患者”在十年文革中几乎就成了一代人的通病。就
象梁晓声说的那样：“我们这一代当年个个都是精神压抑和性压抑者……”
如今，当这代人终于觉醒过来时，他们发现再不能把自己的感觉埋进一个冰冷的灵柩永
远被别人拖向指定的墓地。于是他们个个从过去的医院跑了出来，光着个膀子，迎着风雪，
不穿衣服也不要衣服，任凭强烈的西北风猛刮一通。请给点肉吧，再给点血，换掉以往身上
那些病入膏肓的坏死细胞；给点刺激吧，大夫老爷，再给点爱情吧，护士姐姐，快让我们一
起去雪地上撒点野吧！
撒点儿野，国外有人把它译成：“给点性吧。”然而几千年来，“性”这玩意就象一绳
索扎在中国人的精神睾丸上，从而使中国人的生命力在“无性”文化中欲勃不起。自从儒家
的礼教学说被汉代的董仲舒发扬光大以後，“性”问题便成了礼教的首要大忌，贞节被视为
女人的第一上帝，甚至超过生命本身的意义；三从四德、灭欲守节，用布片使劲缠住胸脯不
让乳房隆起。面对这些木偶一般的女人，男人们“性”趣全无。后来到了程朱理学那里,就索
性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并认定这世上的事“万恶淫为首”。然而生儿育女又毕
竟是人类不可回避的自然现象，于是无可奈何的儒家又索性在其经典《礼记》中干脆规定男
人性交的次数；而道家则教给人们如何性交而不射精，“精为元宝，不可泄露”。您瞧，咱
老祖宗就这样：男人不是节欲藏精就是自阉，而女人不是扎胸扁乳视贞节为生命，就是无欲
无念守节一生，要么就是铺天盖地的性变态：“从娈童到‘御女车’，从‘萤幸’到‘蝶幸
’，从‘肉台盘’到‘肉屏风’，从人狗交到奸尸案，从缠小脚到丐恋，从老年癫狂到性戾
换，从贞节牌坊到‘冒耻求种’，从花旋风到壮阳药，从自阉到阉人……试问哪一件不是中
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试问有哪一件我们敢说：‘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干的事’？”（《独
白下的传统》，李敖著）
让人更觉得悲哀的是，当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後，这种性变态居然仍象神话
般地涌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从浩浩荡荡的手淫大军到同样是浩浩荡荡的性冷淡者，从专门偷
女人乳罩内裤的恋物癖到在厕所里用反光镜偷看女人小便的三好学生，从不会性交专门抽打
老婆的虐待狂到常常躲在昏暗路灯下的露阳癖，……如果说性变态是中国禁欲文化的必然结
果，那么性无知则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当如下这些性无知现象竟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时，则
使人不免感到一种苍凉：结婚五年每天埋怨怀不上孩子的女人竟仍是个处女，一个被强奸的
女人居然首先想到要与丈夫离婚，理由是她从被强奸中发现自己的丈夫是个不会房事的笨蛋
，一个把精液视为鼻涕的新娘子完事后怒斥新郎如此不讲卫生，更让人感到滑稽的是，两个
堂堂的大学教师结婚以後竟然认为不用性交只需躺在一起彼此身上的分子跳来跳去即可完成
……这是一幅何等愚昧无知的图景啊！
由此看来，一种禁欲而又病态的文化必然导致一个民族生命力的衰退，而这种衰退则是
一个民族难以真正振兴的关键原因。所以我说，中国在近现代的落后与本身的这种禁欲文明
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人的一切创造的原始力量都出于一种欲望，而欲望越强烈，创造的冲
动也就越强，反之则同样如此。
本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小说家张贤亮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冲锋号，吹响了禁欲文
化在当代的丧钟。往後，以描写性爱颂扬性爱的各种文艺作品纷纷问世。大街上，在牛仔裤
拥抱下的女性臀部开始性感地晃动，小伙子们也开始把视线飘向了姑娘们的胸脯。有位西方
记者曾不无幽默地说道：“我发现，自从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妇女开始变得有乳房了
。”确实，女人用束胸来扼杀自己的性感美已成为历史。今天的中国人已不再把“性”视为
丑恶和罪孽，相反，他们把蔑视“性”的种种行为和言论视为愚昧和落后，他们相信“我们
现今文明的最大灾难乃是对“性”的病态式的憎恶”。（劳伦斯语）
我们还记得，摇滚乐于五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时候，普莱斯利就是以扭动的屁股来反抗
性压抑的。不过看来得先提醒大家的是，西方的性开放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西方中世纪的性禁忌并不比中国差多少，所不同的是，西方人禁欲是为了神和上帝，而中
国人禁欲则是为了礼教和牌坊。自文艺复兴以後，西方人随着人性的重新发现，从而结束了
中世纪漫长的禁欲主义。后来弗洛依德学说的出现以及劳伦斯的小说《恰特莱夫人的情人》
等，都成为后来西方性解放运动的序言。但西方人真正的性解放运动则是从本世纪五、六十
年代才开始的。
可以这么说，西方摇滚乐从一开始就与“性”有关，无论是普莱斯利还是约翰·列农，
或是当今十分走红的英国摇滚歌星“王子”（Ｐｒｉｎｃｅ），在他们的摇滚作品中均表现
出强烈的性渴望。１９８８年，“王子”以“性爱８８”（Ｌｏｖｅ ８８）为名举行了一
场规模盛大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王子”以种种直接或间接的性象征和性暗示，再一次
以摇滚乐的形式体现了当今西方人对“性”的观念。
而在中国，摇滚乐的出现与“性”表现也几乎是同时的。在崔健第一阶段的作品中，这
种对“性”的感觉首先是从对爱情的叙述开始的：
假如你看我有点累
就请你给我倒碗水
假如你已经爱上我
就请你吻我的嘴
——《假行僧》
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
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
我不知不觉忘记了
噢噢方向
——《花房姑娘》
不过，有关“性”的直接的表达是从崔健第二阶段的作品中才体现出来的：
天是个锅周围是沙漠
你是口枯井越深越美
这胸中的火这身上的汗
才是真的太阳真的泉水
这儿的空间没什么新鲜
就象我对你的爱情里没什么秘密
我看着你曾经看不到底
谁知进进出出才明白是无边的空虚
就象这儿的空间里
——《这儿的空间》
这里，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性暗示了：你是口枯井，越深越美，胸中的火，身上的汗，这
火象太阳这汗象泉水，而且都是真的。爱情原本很秘密，你曾经也很秘密让我看不到底，谁
知那天进进出出进进出出以後才明白原来就是这么回事，没什么可新鲜的，就象这儿的空间
里。
“进进出出”，如今已成为有些年轻人的性暗示了：“怎么样，今晚进进出出吧？”“
行，没问题。”
不过，崔健在《这儿的空间》里所表现的“性”还只是处在一种象征和暗示阶段，而到
《解决》那里，这种“性”表现就更为公开化了：
眼前的问题太多无法解决
可总是没什么机会是更大的问题
我忽然碰见了你正看着我
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先把你解决
明天的问题很多可现在只是一个
我装作和你谈正经的可被你看破
你好象无所谓地笑着还伸出了手
把我的虚伪和问题一起接受
我的表情多么严肃可想的是随便
我脑子里是乱七八糟可只需要简单
我以为我隐藏的心情没有人看见
可是你每个动作让我尴尬但是舒坦
虽然我脑子里的问题很多
可是多不过那看不见的无穷欢乐
虽然我和你之间还没有感情
可我每次吻你都要表现我的狂热
昨天我还用冷眼看这世界
可是今天瞪着眼却看不清你
噢我的天我的天新的问题
就是我和这个世界一起要被你解决
——《解决》
据崔健有一次在北京王府饭店说，他写《解决》与他曾在深圳所经历过的一次“桑那浴
”的体验有关。这就使我们对这首歌的分析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指向。实际上，我们只要从
这首歌里拎出一些与之有关的词，那么这种“性”意识便会昭然若揭。
至此，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以“自由、真实和性”为主题的崔健摇滚乐它所包容
的主题几乎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触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关键最致命也是最令人观注的部位
。而所有这些问题最终在何种程度上得到“解决”，也正是中华民族最终是否能真正崛起的
关键所在。
崔健曾说，他希望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最终都能得到解决，但最关键的乃是解决
中国的文化病，比如服从心理、自我渺小人格、性压抑、虚伪、缺乏自由等等。而崔健之所
以要把“解决”来作为他第二盒专辑的封名，其涵义就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摇滚乐
始终是乐观的，我相信今后的一切都会得到解决。”
然而，正当崔健以乐观的精神试图让人们通过他的摇滚乐去领略一种光明的时候，很多
人却开始对崔健产生了不满。有人说，崔健的这种乐观精神对摇滚乐本身则是一种危害，因
为一旦摇滚乐因某种乐观精神而失去了反叛性，那么摇滚乐本身就有可能成为那种廉价的颂
歌。人们发现，崔健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危险性了。比如他在第二盒专辑带中，把那首悲壮的
《一块红布》的前奏改成了手风琴伴奏，这就大大削减了原有的那种悲剧气氛。同时，原有
的那种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为此，有一次在马克西姆餐厅，我专门
向崔健提出了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你把《一块红布》原有的合成器伴奏改成手风琴伴奏
是一种失败，因为它破坏了原有的那种悲剧性和力量。另外，不少人也不理解你为什么不用
《一块红布》来作为磁带的名字而用《解决》，不知你对此是怎么想的？”
崔健答道：“我不希望别人听完我的音乐以後感到悲观，我的音乐是乐观的。我之所以
用‘解决’来作为该磁带的名字，也是因为这个理由。”
有一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因缺乏悲剧意识从而导致了文化上的悲剧。就从中国艺术上来
看，中国自古以来那些所谓的悲剧，到头来不是好人必有好报，坏人必受惩罚，就是以大团
圆大家哭完以後含笑离开剧场：李慧娘屈死以後照样救出遭难中的裴舜卿，并斗倒了贾似道
；窦娥临死前指天为誓，死后将血溅白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以报冤死，后来老天爷果然
应求；梁山伯与祝英台虽悲壮而死，但却变成两只美丽的蝴蝶结伴而走；最滑稽的是，明明
是悲剧结尾的《红楼梦》，后人却在续书中硬要自作多情地来个大团圆，好象贾宝玉和林黛
玉不团圆，读者就活不下去似的。所以有人说，看中国的所谓悲剧，您不用担心，到最后保
证您哭完了以後笑着出来。中国人“经不起悲剧的打击，却有把悲剧化为喜剧的方法。于是
红事可变白事，白事可变红事，变来变去，一切丧事都成喜事，把一个伟大的民族，变成衰
败不堪的民族……”（《中国人走出死胡同》，史仲文著）
中国人那种承受不了悲剧的民族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今天我们对现实不敢正视的软
弱病。我认为，一个民族的崛起往往是从自我的悲剧意识开始的，而这种悲剧意识越强烈越
持久，这个民族就越有希望，曾经有一个日本人这样对我说：“我们日本之所以会在近几十
年中飞速发展，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後我们感到有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
，一种耻辱感，一种怕落在别人后头的忧患意识。尽管现在我们日本已成为世界的强国，但
我们始终不敢放松自己，一方面我们因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怕
自己落后，这就是日本人的心态。”
然而我们中国人是缺乏这种悲剧意识的，至今为止我们并没有拿出真正的魄力去面对现
实。因此，当崔健第一次唱出《一无所有》时，一种强大的悲剧意识倾刻间就感染了一代醒
悟的人们；相反，当崔健的《一块红布》改变了原有的悲剧性而变得轻松乐观时，人们则感
到了失望。于是有人就说，也许崔健最终也摆脱不了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如果说崔健的成
功首先是他第一次把人们带入了《一无所有》那强烈的悲剧意识之中，那么，假如他以後的
摇滚乐开始出现类似《在希望的田野上》那种廉价的乐观精神时，这一天，也就是崔健及其
摇滚灭亡的一天。
本来，一个歌星自己的理想及其所表现的方式完全是他自己的事，而作为听众是无权要
求他去迎合接受者的意图。但现在的问题是，崔健在人们眼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摇滚歌星了
，在很大程度上，他已成了当代年轻人心中的一尊偶像，而这个偶像的全部意义就在于——
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思想自由解放的象征以及一种新文化的化身。大家还记得西安的那位姑
娘金淙吧，她在一次来信中曾这样写道：
“……他（指崔健）真的需要一点什么撞击，怎么说呢，需要一补充，中国需要他，青
年人需要他，不管怎么说他现在仍是唯一的。他应该更深，应该更有力量，而不应该仅仅只
是‘投机分子’，这对他来说苛刻吗？如果他认为苛刻，他认为只需要凭感觉，那他根本算
不上一个有责任的摇滚人……”
看来，崔健现在必须面临一种抉择了：要么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继续按自己的观念及表
现方式该怎样就怎样，要么考虑作为一个偶像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崔健一开始用摇滚闯入
这个社会的时候，他根本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个地位，这一点就象当年“甲壳虫”乐队一样，
完全是个出人意料的产物。然而当如今这种现实已迫使崔健很难再自顾自的时候，他也许就
无法不考虑自己作为一个偶像的社会责任。但使崔健大伤脑筋的是，这种责任在很大程度上
已不是他所期望的那种音乐上的偶像，而恰恰是他所极不情愿担当的具有政治涵义的偶像。
正象成都那位听众在来信中所说的那样：“我愿以生命为代价去拥抱的不仅仅是一个作为歌
星的崔健，而是一个理想，一个标志，一种精神的象征。”
这样看来，崔健已经身不由己地被架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也许他只有按原有的形
象继续充当一种新文化的代表，因为在目前也许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成为这种新文化最为广泛
的代言人。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自身的变化予以了高度的关注。这种关注一方面来自于
“信徒”们对他的理想要求，另一方面却来自于传统势力对他的高度敏感和压制。
如今，崔健要登台演出已属困难重重，一种无形和有形压力使害怕丢了乌纱帽的中国七
品官们一听到崔健这个名字就胆战心惊，偶尔出了一弄潮儿举办一次崔健的演唱会便会引起
全国“信徒”们奔走相告的重大新闻。一名著名的青年学者说：崔健之所以如此出名，从某
种程度上说要感谢传统势力对他的压制，因为正是这压制所产生的逆反心理，才使崔健成了
一个英雄人物。
然而我想说，这种感谢是多余的，因为如果这个社会本身能够容忍崔健及其摇滚乐的话
，那么崔健及其摇滚就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我认为，摇滚乐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势力
的抗衡将是长期而激烈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两种文化两种思想价值观念的冲突和较量。但是
无论如何我们将始终坚信：人类生存的最终意义是对自我的全面占有和实现，而一切违背人
性的行为终将在历史的唾弃中成为一堆被砸碎的琴片，残留在曾被摇滚乐扫荡过的墓穴中安
息……
十、摇滚大合唱 走湿了鞋的殉道者
王朔的“黑色幽默” 摇滚乐的苦命
自崔健及其摇滚从１９８６年出现以後，中国的摇滚乐开始带着一种强烈的渲泄功能扮
演起一个时代的呐喊者以及殉道者。自崔健和“ＡＤＯ”乐队合作以後，在北京相继出现了
十来支摇滚乐队：“唐朝”乐队、“呼吸”乐队、“黑豹”乐队、“状态”乐队、“１９８
９”乐队、“眼镜蛇”乐队、“红色部队”乐队、“青铜器”乐队、“突突”乐队等。除此
之外，上海在近几年内也相继出现了如“电熨斗”等十来支摇滚乐队，但就其摇滚精神以及
创作水准上来说均不如北京的摇滚乐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何勇，这个深受崔健器重的
北京小伙子，一开始就以一种“朋克”精神，创作了一批主题鲜明，内容激进的摇滚作品，
其中有一首名叫《垃圾场》的歌这样写道：
我们生活的地方
就象一个垃圾场
人们就象虫子一样
在这里你争我抢
吃的都是良心
拉的全是思想
你能看到紫禁城闪着金光
还有一堵特别长的墙
有着绿树还能闻到那花香
他们全都长在这个垃圾场上
我们生活的地方
就象一个屠宰场
只要你吃得那么多那么多
你已经够斤够两
慈禧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有没有戏？没！炸掉它！！
有没有戏？没！炸掉它！！
然而，何勇的这种直率所构成的激进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他自身在大陆的名存实亡，因
为中国的传统势力对这种激进是决不会容忍的，有人说，崔健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恰到好处
地运用了自己的智慧。或者换句说法，在中国干事要学会打所谓“擦边球”，也就是说既要
在海边走，又要学会不湿鞋。所以很多人就说，做一个中国人，真累！
“真累！”
“烦着那，别理我！”
这是１９９１年夏季广泛出现在人们Ｔ恤衫上的字眼。在很大程度上这代表了一种时代
的情绪。其实呀，要不累也行，学一学王朔，他那种“黑色幽默”般的痞子作风，那种笑里
藏刀式的诡计多端，是谓“曲线救国”也。
然而，也许摇滚乐的苦命就在于，它无法以莫扎特喜剧中的甜味来改变自身的苦涩。当
年“甲壳虫”曾说：我们是社会的解毒剂。而解毒剂是不能甜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忠言
逆耳良药苦口。但是说这话的中国人自己却常常因为逆耳而听不进忠言，因为苦口而吞不下
良药。还是如今这帮摇滚小子们坚强，他们当中不少人宁愿辞职退学，宁愿贫穷流浪，而不
愿意放弃在摇滚中获得精神的自由。王卫华，这个曾经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优
秀的播音员，自１９８９年辞职以後一直活跃在摇滚乐的舞台上。几年来，她与“呼吸”乐
队合作，除了演出以外，还录制了一盒专辑带——《太阳升》。但在其出版的过程中困难重
重，其全部原因就在于《太阳升》这首歌的歌词：
我不想悲伤
但你转向一旁
这结局就象梦一样
切断这目光
不再为你思想
把眼睛紧紧地闭上
我没有哭可我无法不为你悲伤
我相信梦可谁有权阻止阳光
我给了爱相信天会回报我的善良
我不再说可我不会停止歌唱
等天亮等阳光
等待黎明升曙光
伸出双手给我力量
为我驱散这悲伤
在远方在山岗
总有纯净的土壤
撇开窗口走向太阳
对着天空放声唱
１９９０年５月１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为亚运集资演唱会，这
次主办人大胆邀请了“唐朝”乐队参加演出。当天晚上，兴奋的“唐朝”乐队主唱丁武激动
地对全场八万观众说：你们是不是很长时间没舒服过了？好，今晚就让大家舒服舒服！随后
，鼓声大作，重金属音乐象炮弹一般直撞八万观众的心。然而第二天，完了，就因为这句话
，“唐朝”乐队灭亡了，不让上台了。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不为什么，生活已经
象蜜一样甜了，还不舒服？那几个长头发流里流气不识好歹的小痞子说这话什么意思？记得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人唯有在性交这件事上想象力特别发达！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即：
中国人除了在性交上，还有在政治上的想象力同样特别发达，这种想象力在文化大革命中达
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延续至今。
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７日，一场名为“１９９０年现代音乐会”（请注意，这场原本名为
“摇滚音乐会”由于官方不允许出现“摇滚”两字而只能改成“现代”两字）在北京首都体
育馆拉开了帷幕。这是中国摇滚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呼吸”、“状态”、“Ａ
ＤＯ”、“１９８９”、“眼镜蛇”、以及“唐朝”一共六支摇滚乐队从地下室里走了出来
，头一次登上了硕大的舞台面对一万八千名观众而激动万分。“状态”乐队的常宽、“呼吸
”乐队的卫华、“１９８９”乐队的藏天朔、“眼镜蛇”乐队中的四个娘子军以及“唐朝”
乐队中的四个披头士，都纷纷捧出了他们各自的杰作。连续三场的爆满，爆满中的炽热和狂
烈，都证明了摇滚乐在中国当代年轻人心中的地位和价值。
不过，作为真正能代表中国摇滚乐水准并具有全国性以及海外影响的，到目前来看只有
崔健一人。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摇滚乐的水准还很不平衡，也就是说，除了崔健能在全国
引起轰动效应以外，其他人基本上均无此影响，因此，崔健的成功在很大意义上是在没有竞
争对手的情况下取得的。正因为如此，他的唯一就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摇滚偶像的信仰基础。
这样，他既要面对一大批失魂落魄的当代信徒对他的精神崇拜，同时又要面对一大批踌躇满
志的传统卫士对他的权力压制。所以说崔健必须时时三省吾身既不能辜负作为一代偶像的社
会责任，又不能把擦边球打出界外。而且还有更麻烦的是，对于崔健来说，无限制的“禁演
”也许是最致命的，因为对于一个歌星来说，一旦得不到演出的机会，那么他有限的艺术生
涯将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走向终结。不过，“这里，请转告崔健，他虽然被停演了，也许
相当一段时间不能有他的音乐会了，但崔健已经成功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根据
地’的老百姓随时准备声援你们！”（一观众的来信）
正当我写得很沉重找不到结束本书的办法的时候，我偶尔发现了这封信。恍然中，“根
据地”和“老百姓”这几个字被梦幻成遥远的蒙太奇：孔子、毛泽东、崔健、王蒙、诗人兼
首长都坐在延安那座著名的塔顶上：
孔子唾沫乱飞：天下唯崔健与摇滚难养也；
毛泽东雄才大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就是要靠根据地的老百姓；
崔健昂首高唱：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王蒙两手一摊：现在找不到一支可以作为概括时代标志的歌；
诗人兼首长一针见血：《一块红布》有政治问题。
啊！有政治问题。我猛然惊醒，又是一场梦！
【附：迟到还有戏】
被告实录
——崔健官司断想
老樊
捧一次名人，出一本书（《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竟成了被告。１９９２年１１月
２５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作者赵健伟被摇滚歌星崔健指控为侵犯了他的肖像权和名誉
权。
继去年崔健举行新闻发布会后，今年１月５日，北师大出版社也在该校举行新闻发布会
。约有近２０家新闻单位的记者以及１名外国记者参加。
“写这本书反而成了被告我感到吃惊。”“打这样的官司觉得很无聊。”坐在正面的赵
健伟秀气的面相显得很严峻。尽管这位原《中国音乐报》的记者说话有些口吃但并未影响他
的敏捷思维。自称为现在是自由职业者的赵首先谈到“肖像权”，所选书中２９幅照片，除
９幅是他自己拍摄，其余全是崔健及其父母提供。至于“名誉权”，崔健指控作者在某些相
片旁使用“庸俗，低级”旁注，赵解释说，那两张崔的生活照分别注上“操你大爷”、“你
丫傻冒一个”的旁注是崔平时的口头语。非他的编造。他猜想崔健对此肯定很反感。“我曾
经是一名记者，我认为记者的根本原则是真实地反映客观对象，既然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就具有人的多面性，这里包括其文化含意，比如崔的口头语，我是为了生动地体现他这个人
，而不是诋毁，这从书的主旨可以看出。从反馈回来的信息看，一些读者却认为‘把崔捧得
太高了。’”
赵并没有因为这本“因福得祸”的书而从此洗手不干。他说他现在很忙的原因就是在继
续写书，“尽管我成了被告，但这不会影响我对中国摇滚乐的宣传，我至今仍很佩服崔健对
中国摇滚乐发展所作的贡献。”
《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的第二章是写崔的为人的。“原本不想写，我曾预感到他会
反感，后来想，既然是事实，就该写，我应该对描写的对象负责。”
有记者问，崔曾提过要看书稿为什么没给。赵这样解释，在１９９２年８月时，书稿已
付印，他曾跟崔身边的一人电话谈过这本书，后来这人给他来电话，说崔要看书稿，可是已
经来不及了。再说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写书需给被访者看。赵还说，名人的毛病是只能褒不能
贬，“最近听几个朋友说个别名人也要与他们打官司，对此，我想说，名人在强调自己权利
的同时也要想到别人的权利。”同是被告的北师大出版社法人代表王德胜总编辑接过话茬：
“目前名人打官司成了一种时尚。我作为一个有着３０多年教龄的长者，奉劝年轻的名歌星
多读书，增加一些文化的含量。”赵有些激动。他说：９０年代以前新闻记者的权利不敢恭
维，可现在记者要有客观反映人和事的权利。
赵还对北师大出版社的知遇之恩相当感激。他说：没有他们的勇气和帮助，这类书是很
难面世的。
赵的律师是能言善辨的年轻人巩沙和王伟，“本案以调解解决而不宜使矛盾激化。”巩
沙这样说，因为原告主张的某些权利不一定能如愿。如肖像权，为本人写“传”使用照片而
侵犯肖像权的，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尚无先例，因为这是否属于以赢利为目的使用公民肖像，
值得商榷。关于名誉权，作者言及与崔曾是好友，他可以证实他书中的照片旁注均是崔的口
头语或曾说过的话，这并不是作者的编造。
有记者当场反问赵健伟，崔健否认他是他的哥们和朋友。
赵举出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７日他在一家专业报纸上发表一篇对摇滚乐看法的理论文章后
，崔感动地给他来信称赞说：“我看到了中国真正摇滚乐评论家的出现”，此后他结识了崔
，从１９９０年初到１９９１年６月他们的朋友关系是，赵几乎成了崔健宣传的新闻发言人
而一直来往甚密。
“出书难。”王德胜道出辛酸苦水后说，我们是在婆婆多，有关部门又对出这类书看法
不一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争取到的，为的是给百花园中的摇滚乐留一席之地。王表示不解
：出书完全按有关出版工作法律、法规、政策和严格的出版程序，怎么倒成了对崔的“两权
”的侵犯。他针对指控的事实举例道，中学课本使用钱学森、华罗庚、茅以升等大科学家的
照片，都没有征得同意的先例，难道不征求就是评价不高？
２４万字的这本书定价每册６．９０元，共发五万册，采取包销办法。王说，按五五折
给书摊批发，扣去成本每本利润才０．４５元，再除去所有开支，加上销路不好，不是赚了
而是赔了。
北师大出版社请的李强律师则从两个法律性问题作了解释。他说，根据有关名誉权的法
律规定，唯独没有明确出版社在出版图书发表后产生名誉权纠纷应该同作者列为共同被告。
出版社行使出版权时，它的出版方式不同报刊，每一种方式，出版社都有不同的责任，至于
名誉权，作者应该文责自负。
崔健的官司多少给人们一些思考。
有人说作为无名者的赵健伟并不是因为他出的第一本书而出名，相反却是由于名人与他
打起了笔墨官司而提高了知名度。这样一种渐趋多起来的现象说明很有可能给社会带来了一
些因袭的负效应。这点，首先体现在新闻媒体的传播者。
比如，一些撰稿人在这起官司中以不负责任的添油加醋，客观上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
。一圈内人说，崔健的新闻发布会开后，至少有几个小报记者的署名接二连三地活跃在几家
报纸的显著版面上并且出现了阴差阳错和自相矛盾的陈述，以至于赵看到崔在会上说他使用
“骗”和“下流”的手法的字眼十分恼火。没想到这竟是一位记者的失误，当那人风风火火
赶到赵处采访才不得不对自己的“演绎错了”而道歉。
对于名人官司的好奇心，使一些新闻同仁自觉或不自觉地染上了“功利”的毛病。常常
是因为对一个歌星的偏爱而不得不在遣词造句上失之“偏颇”一回。报摊前看着自己的“独
家杰作”被抢购一空也难免“自得”一回。端详自己的大名频频出现在“热点”的头条、报
眼上也会对知名度的提高感到高兴。然而对名人官司，一向显得过于慎重的大报记者却采取
一种沉默和静观。就在北师大出版社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二家大报的记者有言在先，“报
不出去”。以至于那些活跃的小报同仁竟然笑了起来。尽管大报的过于慎重值得商榷，一些
人士说毕竟我国的新闻还有别于外国，不是什么都能报。再者，冤家宜解不宜结，对多起来
的类似官司，暂且沉默一下未必不可取。
那么撇开官司，这本书究竟如何？近访几位认真读过此书的读者的感受是，“流畅”、
“有深度”、“不敢恭维的是错别字太多”、“国骂不少所造成的糙处（好像现时已成流行
时尚），多少有点破坏了视觉的美感”。
通过这起官司，我们在想，三方的当事人需要不需要吸取教训。至于官司，且看即将在
本月【注：指１９９３年２月】开庭的法庭公断。
本文原载于１９９３年２月５日《科技日报》“社会大特写”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