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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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重建生活基地之后
回到四川才两个月，连他都难以置信，就拿出了真正意义上属于他的新农村小
说《堰沟边》。同年发表了得到普遍赞誉的《卢家秀》。
成都的住房还没有解决，一家人暂住在金牛坝招待所里，他就急不可耐地准备
下乡。他是回来创作的。全国作协党组为了保证他不受四川行政事务的牵制，决定
由北京每月发给他创作津贴，以代替工资。他是“自由”的。
记得解放初他第一次下去，曾兴奋地告诉巴金： 这一来我可以下乡了，我
总觉得这才是我最适当的去所，因为只有在乡里工作一段时期后，我才有重新创作
的信心与勇气。①
现在，他又向巴金报告了同样的心情，并得到呼应： 知道你终于回到了四
川。你可以准备你的创作了，很高兴。……有什么新作品，不要忘记寄给我一本，
我喜欢你写的东西。②
巴金已经在等着读他的新作。他也真不辜负朋友，接到复信，已经从乡下转了
一星期回来。
他先是旁听省委统战部组织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观省内农业合作化情况的
汇报会。在会上翻看简报，发现绵阳不错，便立即赶去。正是办合作社的高潮，那
里轰轰烈烈在开三级干部会。县委书记吴儒珍是相识的地委书记彭华的爱人，经她
介绍，与会上几位合作化积极分子谈话，其中就有三台县尊胜社社长王达安。
王达安这年三十岁出头，开朗的前额过早爬满皱纹，有一双沉静的眼睛，是所
谓筋骨人。他穿一套做工拙劣、洗褪了色的工农牌蓝布制服，两个口袋塞满笔记簿
和文件，总是鼓鼓囊囊的。
（这是你在新社会最早贴近观察到的农村基层干部了吧？是的，和我过去熟悉
的乡长、保长比，乡长、保长即便出身农民，也已变得“油”气和“流”气，他们
脱离了土地；而眼前边一位是彻头彻尾泥土一样的纯朴。当时我无法意识到，这个
人将是我未来三十五年中始终不渝的一个朋友）
他听说王达安是办起全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人，而这样的老社目前正面临耕
牛折价、土地加工、处理社员私人副业等亟待解决的各种难题。这个农民社长揭露
问题的态度很爽直。沙汀决定到王达安的社和其他两个地方看一看。
三台尊胜乡和安县一样，是川北丘陵苦寒地带。过胡家嘴摆渡，渡工机敏善谈
，这是以后写《过渡》运用了的场景、人物。开春天气，太阳从木鱼山峰顶放射出
光芒，映红了连绵的山岭和山脚下一小片狭长的平原。王达安陪同他在尊胜各处转
了一圈。他更有兴趣的是尊胜的主人们。他乘机了解王达安的身世。十二岁放牛，
十七岁当长工，干过伐木、淘金各种营生。在王家大院他能组织起年轻人与本地的
保长斗法。但是经过土改，在担当合作社领导人以后，他的家庭生活却降低到一般
水平线之下。沙汀看到王达安的妻子黄黄的病脸，几个娃儿天天顿顿吃着红苕，但
王仍拒绝社里的救济金，他很有触动。《堰沟边》的雏型形成了，他按照王达安的
模样塑造了陶青山。
回成都，他的家搬进了布后街省文联的大院。这是熊克武过去的公馆，现在做
了机关。进大门，左手有几间厢房，一家人挤在那里。他很不习惯院子里终日的嘈
杂。他下乡的兴致正浓。１０月，又去三台、德阳。回来不久，写了《卢家秀》，
在《人民日报》上一次载完。此篇确立了他也能描写新式农民的名声。山东迅速出
了单行本。中学生给他写信，问卢家秀姐姐住在哪里。实际上这个热爱合作社的女
孩子，他只匆匆见过一面。就是访问尊胜乡的那一次，他去瓦子乡，偶然间听乡政
府的两名干部说起这个穷困户姑娘，说她为了争取入社，一天到晚跟在支部书记后
面转。她的变化真大，因为不久前她还是个任何集会都不参加的十六岁“小主妇”
呢。“人的变化”，这个题目吸引了他。他找到这个女孩，同她和她的父亲谈过话
。这篇东西给他开辟了写类似采访记的小说的途径。后来的《过渡》、《你追我赶
》，都带有特写的气息，便与这样的“生产方式”有关。
１９５５年年底，郑慕周患脑溢血猝然逝世。建国后，舅父作为民主人士受到
礼遇，一直任安县副县长，尽心尽意为桑梓父老服务。接到噩耗，他从成都连夜赶
去料理丧事。在绵阳，他乘了一辆吉普车前往安县。车子开到中途，便赶上了从绵
阳医院将郑慕周尸体运回故乡的队伍。躺在滑竿上的舅父，面色安详，临终似没有
受到什么痛苦。
到安县后，他为他选定墓地，装敛。送葬的时候，他没有参加。他仿佛看见一
副阴沉木的棺材渐渐沉入墓穴，泥土拍拍地打落，他想起舅父一生与他的人生轨迹
的多处重合：少年的“跑滩”，保荐入省一师，睢水避难充当自己的总保护人。近
年来，舅甥之间又多了一层同志式的关系。他觉得失去的是自己的“父亲”。
他没有长久沉浸在哀痛里面。回川后，由于他已经是省文联主席，他的“自由
”重新失去了。开会——下乡——写作，成了他的生活三部曲。各种政治运动，全
国和省的人代会，全国和省的文联、作协会，还有省里的党政会议，每年平均在各
种各样富丽堂皇的宾馆、饭店的礼堂，会议厅和客房里消磨去四五个月以上，然后
从飞机客舱和火车软卧上走下来，转乘长途汽车，最后步行到乡村，偏僻的平坝、
山沟，住在老乡家里，吃着搅团（有时被房主人偷偷打进一个鸡蛋），摆龙门阵。
这成了他的常态。
１９５５年两次下乡之间，去北京开人代会。１９５６年２、３月在京开作协
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回来到长寿狮子滩电站工地体验生活，写了工业特写《柳永慧
》、《瞎炮问题》（后改名《炮工班长冯少青》），并不成功。秋天，重返农村，
到绵阳、三台、安县，前后活动了半年。为了反映新农村，他不能固守故乡，而要
寻找在风土人情上与故乡相近，而在发展上比较“先进”的根据地。后来，三台县
的尊胜社，成都附近新都县新繁的新民社，川东武胜县烈面的西关社就成为他主要
的生活基地。他已经不是生活在哪里就写哪里，而是为了写作有意地下去生活。
他这次去安县想有目的地搜集解放初期的材料，他没有忘怀与胡耀邦谈过的写
作计划。８月１４日，第一次乘宝成铁路去绵阳。刚俊和她的母亲已在这里安家。
第二天，刚俊陪他去安昌镇。故乡依旧，他努力寻觅新的印记。
南门河坝是那样清冷，我不到一个脚夫。可是茶馆里有不少人打纸牌，街道看
起来多狭小呵！
也有不少新屋，还在继续修建，但都是公家的。房屋都有些破旧，看了叫人感
觉难受。
晚上，独自出街逛了一转：相当热闹。十字口围了不少人，男男女女都有。各
行业的人挤在铺堂里学习。南街上有几处正在修建新屋。木料上坐了妇女们乘凉闲
谈。……
安中校正在开青代会。一个突出的现象：青年们学习着普通话。走来走去，客
客气气地在学发音。①他住在县委，在北门外文庙旁边。这里在他幼时是一块桑园
。江山已经大改，安昌镇现镇长为糖工出身，副镇长过去是使女。城里老少皆知的
“朱凉粉”告诉他，苦人翻身了，富人只要子女个个参加工作，处境也未见得有多
坏。
他到睢水、板栗园、苦竹庵各处去重温旧梦。同时了解赵鸿图带人组织第一届
县人民政府，征粮、剿匪、巩固政权，国民党三○二师起义又叛乱的经过，农民怎
样由观望到行动，以及当时社会风貌的种种细节。调查的对象从干部、农民、军人
、地下党员、教师、商人、家庭妇女，到昔日的告化、袍哥大爷，直到自己的哥哥
杨印如。这是他一生所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他的札记本写满了需用放大
镜才能看清的小字。你几乎不能相信，这小小的一册竟记载有几十万字。
他注意搜集各式人物“应变”的史实。最初触动他写《红石滩》的，就是这批
活材料。
听别人告诉他，河清的恶霸万卓生于解放不久就回去了，仍然做乡长，做征粮
队长，仍旧坐了滑竿进城开会，后面跟了一批斗伴。春季学校开学，他也仍然对教
员讲话。只是表面上穿着、吃喝全变样了，到了即将开始“减退”，这个人被捕前
，更加会装穷，背地藏匿起一切值钱的东西，偷偷享受。
土财主对于解放军来临的想法，完全凭红军北上长征经过此地的老经验。卖谷
子，筹现款，预备跑滩，或者藏到哪里。１９３４年的经验对他们还有影响，总以
为跑一趟又没有事了。他们对这一场人类史上数得上的大战争，所知实在可怜。县
镇上的商人，“应变”的办法显得乖巧。开初几天，不少商店早早关门。不然就把
铺子里的东西逐渐减少。再过一段时间，把铺子关了，在街边摆摊子，卖个香烟什
么的。到了最后，就连摊头也收拾了。因为商人最敏感，对新制度放心不下，慢慢
把货物藏起来，或者转移到外地去。当人心安定，居委会催他们开业，开头都说：
“开啥子业呵，本钱都吃光喽！”
要写一部川北解放的长篇小说，安县第一任新县长赵鸿图和他的同志们是主角
。旧人物的“应变”只是一个背景材料。他当时对赵鸿图的为人性格、平叛的过程
都做了记录。令人深思的是他始终没能从正面下手写出来。到了不限制一个材料是
由正面写、还是由反面写的八十年代，他才找到表现这一切的“自己”的角度——
原来还是《淘金记》的角度。（你说《淘金记》的视角，仅仅是一个反面的角度？
好象还应复杂一点。这是旧的乡镇世界本身的角度，不是由一个外来的世界看乡镇
。至于合作化、公社化以后，旧的乡镇世界瓦解，新的乡镇世界我又不知道。所以
我写了新的农民，乡镇却消失了）
他在故乡也观察新生活。大批转业军人成为农村骨干，是很显眼的现象。他曾
做过访问，知道他们立下的业绩，也发现许多军人成为女性争夺的对象。有的还利
用自己的地位欺辱妇女。他跑到乡公所、社办公室去听登记结婚和要求离婚、退婚
的人的申诉。他虽然很少采用婚姻、性爱的主题，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
写下感想： 结婚和离婚都为了那同一原因：生活。从这些案子，我们不难看出
，一部分农民的生计仍然是不富裕的。想起一个人竟至为了一份口粮、两件衣服而
结婚、离婚，这该多难受呵！①
他敏锐地从光明的农村看到各种阴影。他乘车进入安县，在界牌乡停车喝茶，
与老乡刚搭上话，便听到他们对上级硬性规定种植粳稻的不满。在县里他终于搞清
楚了原因：那一年稻种运到，快下种了，地委突然指示，一定要拌上什么药才能种
！季节过了十几天，赶快来电话，不拌药也可以了，已经耽搁。
还有一个社，秧母田都做好了，上面才把粳稻种分配下去，还说，这么远运来
的，一定要种！
到了这一年下来，许多社减了产。一个社干部对沙汀说，主要原因是种双季稻
和粳稻，要减产近一半。无论是多种一季或改变品种，都不合川西北高寒地区的实
际情况。可是五十几户的小社，你种三十多亩粳稻都不行，一定要完成二百亩，保
守的帽子才允许摘去。社干部跑一趟乡上，挨一次批评；受一次批评就回来开一次
群众会。最后一次会开了三个晚上，每次都熬到鸡叫，群众吃不消了，说：“好吧
，就照你们的意思订计划种好了！”
“通没通呵？”干部还叮住问。
“不通没办法啦！——通了！”
这简直就像一出喜剧小品。可悲的是这种瞎指挥，从干部一边讲，用心却是极
好的。当时的社干部要求上级能允许先试验一季，领导说，这是已经试验过的，哪
里还用得上再试验呵！又说，这些种籽是打了不少麻烦从天津运来的，领导上未必
还会害你们？你们举件事实来看看，政府哪件事情是害你们的？
用政府的威信做抵押，办错事，恐怕就是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等沙汀彻底看
清楚，则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创作《木鱼山》的时候。这些故乡土地上发
生的事实具有尖锐的政治性质，他无法写入小说。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能用作品反映
的人民内部矛盾方面。
这一“转移”，给他带来最有深度的几篇作品。
从安县赴三台尊胜，为了访问农户的方便，索性在王达安家的堂屋搭起床板住
下。他很快发现这个乡的农业社情况比去年复杂了。他与几个要求退社的社员谈过
话，了解社员对生产、借款、普选的各种意见，发现合作社有影响农民传统利益的
一面。比如收花生，本地历来的说法叫做“挖一季花生长一身肉”。尊胜社安排妇
女扯花生，起初大家十分踊跃，带起孩子上工。后来社里规定吃一颗花生扣一个工
分，谁都不愿干了。统购统销后，农民闹粮的纠纷也相当普遍。有的统购会上发生
扭打干部的事件。但是在各种矛盾中，乡村干部的任劳任怨是起了很大的缓冲作用
的。
沙汀一次在睢水参加干部会，会场设在睢水河对面的小庙。有个姓伍的干部久
等不到，大家说为了粮食问题有些人在与他扯皮，他老婆受不住骂，常和他吵闹，
今晚也许不会来了。可到了深夜，他终于露面。一进场，有人忍不住逗他：“听说
人家喊起你的小名在骂呀？”
“骂就骂好啦！这一带哪个不晓得我叫伍奶娃？”他满脸不在乎的神气。
这个对答的场面深深触动了他。
在尊胜，他了解到合作化高潮抽了许多能力强的乡干部回家办社。邬述成就是
其中一个。结果，八元一月在外的工作津贴取消，医疗证也收回，老婆在家天天抱
怨。邬所在的社初成立时，把社员吃肉、推磨、治病，甚至剃头都包了，以为是体
现合作化的优越性。勤俭办社后，社员闹着借支，开条子，但邬述成不管女人怎么
闹，一个钱也没挪用过。
沙汀是最熟悉旧时代农村基层头面人物的，现在，他被这些终年戴一顶皱巴巴
帽子的农民组织者感动，想从农村尖锐矛盾中写写这些人。安县姓伍的和尊胜姓邬
的，合起来，形成了《老邬》。小说的主人公邬大全对于别人喊起他的小名骂，是
这样回答的：
“他骂好啦！板板桥这一带，哪个不知道我叫邬奶娃呀！”
在尊胜看到的另一个矛盾是大规模工业建设向农村争青年劳力。他了解到农村
青年在这个专区里，因为招工被卡，自杀、忧郁成病的最近就有四十几人。工程部
门在乡下私招的很多。德阳兴建重型机器厂，吸引了许多青年努力学技术、学文化
去应聘，而拒绝出席晚间没完没了的会议。王达安告诉他，上一季度他们社的几个
会计都想外出，没被批准。其中有的故意不计工分，不请假，便进城看戏。背后说
，我就要犯点错误，让社里开除我哩。
站在合作社的立场上，对这些自然十分忧虑。但沙汀接触到的这些一心想离乡
的青年又都很可爱。１９５７牟５月，三台传来成都紧急通知，让他回省准备赴北
京开会。他在公路上临时搭上一辆卡车，在车上就认识了一个小石工。这个青年很
乖，先是要同他换座，后又提出可以把他的大提包放在自己身上，都被沙汀谢绝了
。小伙子结实红润，高鼻梁，头发干干净净的。身上穿了两件衬衫，外面的一件黑
洋缎，白纽扣。谈起来知道他家里有八口人，他去年结了婚，女方比他大两岁，二
十。
“你出门她挡没有？”沙汀笑着问他。
“这都挡得着么？”他也笑。
“走的时候一定哭过。”
“那才没有呢，只是有点忧忤忤的，——我们天没亮就动身了。提起包袱送了
我一截路。”小伙子把脸调向车外张望了一阵，然后又转过脸来。“她会以为我还
在等车呢……”
第一次出门太叫人兴奋了。所以不一会儿，小伙子恢复常态，不住地问：“到
绵阳还有多远？”“汽车真是跑得快呢，两边的山只往后蹦！”
青年人的家今春进社。他在山上打片石，会放炮。他说他从来没有放过瞎炮。
七角钱一立方，九扣。“为什么要九扣？”“你堆的方有夹缝呀！”前几天，铁路
上招聘，恰好他包的工完了，又有打石头的本领，队上放了他，今天他才能跟着招
工干部离家。出来的人有十六个。想来的很多，但不少人不是不会技术，就是没有
三十斤粮票，被卡掉了。“要三十斤粮票？”“对啊，出来第一个月是学习，吃自
己的。”听说沙汀在成都住，很天真地问：“要是我早前认识你，你能为我找个工
作吗？”
“他们说，到铁路上就好了，常有技术交流会，就不兴把技术秘密起——是这
样的吗？”
这个十八岁青年促成他写了《摸鱼》。虽然小说主人公没有能出门，也不是石
工，而是个摸鱼能手，作品似乎又是站在让人安心从事农业的立场上，但人物是可
爱的，有活力的，不是被“批判”对象。沙汀反映了农村的一个矛盾，同时被这些
对生活充满憧憬的青年吸引，他的感情在作品里显出复杂的内涵。
可是，在他以后陆续产生的短篇里，这类矛盾消失了。双季稻成为增产的主要
措施。要求多留粮食必定是富裕农民挑起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你追我赶》，
这是一篇在结构技巧上相当圆熟，受到茅盾称赞的作品，那种揭露真实生活的精神
已被淹没了。因为中间横亘着一个“反右”风暴！他是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１９
５７年春日，在安县秀水的汉昌乡参加过一次农村鸣放会，对统购统销引起的农民
波动，他有多重的感受。不像他“反右”之后重新扭曲认识写出的《风浪》那么简
单。
可是运动来势很猛。在四川他所领导的文联系统里，流沙河的诗歌出了问题。
省里安排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同他一起到菱窠拜访李□人，想请他出来讲话。不料，
李很不理解，当面拒绝了。
告辞出来，李□人悄悄把沙汀拉到一边，说：“老沙，现在水浑得很，你不要
随便插足啊！”
到了开座谈会那天，李□人还是赶来参加，并发了言。但他是用“诗无达诂”
的老话为《草木篇》辩护，并替文联负责人沙汀他们解围，甚至天真地说：“你们
不要打‘红娘’，应该打‘老夫人’嘛！”
这年６月，两人一起乘车、船出三峡，经京汉路北上开会。沙汀一直为老朋友
担心。路途上有足够的时间谈话，他把省报记者调查流沙河家乡、身世的一份材料
（现在看来是失实的），交给他看。李□人才算转了弯子。
北京等待他们的是三个月的批判丁玲、陈企霞的作协党组扩大会，和以“反右
”为主题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连续不断的“地震”，使他丧失政治上独立思考的
能力。除了积极投入“斗争”，不断地检讨或准备检讨，还能做什么呢？
他在批丁陈的会上与张天翼、艾芜联名发言。在人代会上，与李□人联合发言
，题为《〈文汇报〉利用〈草木篇〉作者的批评点了一把火》。这后一个发言是他
起草，由李□人宣读的。后来知道，毛泽东听到这样一个联名方式，当场不以为然
地说：“这两个人怎么联得到一起呵！”
这是非同小可的指示。所以回州后，省里内部批评沙汀对待党外人士的迁就态
度。他一边检讨，一边去动员狷介的老朋友改变姿态，终于使李□人过了关。
他这时已经在成都西郊的营门口住家。是几间瓦房围成的一个独院，抗战时期
的疏散房子。离机关比较远，但比布后街住得宽敞、安静。他喜欢它的乡村风味。
岳母黄敬之一年后便是在这里逝世的。其时他在外地开会，紧急中一时找不到
医生，附近的刑警大队养有一批警犬，配有医务设备，是一位兽医先来诊治老太太
的病。为了这件令人沮丧的事，玉颀很伤心，他也十分内疚，时时忆起睢水十年他
与外界联络用岳母的名字，和岳母为他们所担的许多惊怕。
整个１９５８年，他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远比往年少。他有一种不愿在城市久居
的情绪，有空便想下乡。年初到新繁、广汉、德阳、三台兜了一圈。６月，赴成都
郊区访问。７月，三台双龙乡短期完成旱地浇灌，在全省叫响，他立时赶往那里，
后来又去王达安的尊胜社，费时两个月。
双龙此行，导致二十年后创作《青□坡》。
他是７月９日由三台乘长途汽车赴双龙的。在三元下车，走四十里旱路，进入
深丘地区。沿着梓江，灰褐色的山岭蜿蜒起伏，翻过骡子岩、青□坡、大桠口、篾
匠坡，来到目的地双龙的高峰社。
他住在水文站附近赵映让老汉家里。全村大部分人都姓赵。六十多岁的赵映让
和他的隔房兄弟七十多岁的赵映平告诉他，这里十一代人都到山底的河里背水喝，
现在才喝上了井水。
二十多天，沙汀足迹走遍双龙，观看了水塘、渠道、水库，参加过车水、改土
的劳动，差不多每一晚都要夜战，不知道与多少人谈过话，开过会。高峰社社主任
赵复祥同他父亲围绕“超支”引起的冲突，团支部女书记文素芳两次离婚的纠葛，
和这个社的无数人物，后来都写进了小说。
与上海、睢水时期的写作不同了。那是依靠故乡生活的长久积淀来虚构的。现
在他是个“内行”的采访者。内行到在干活中可以指出水车架设地点的对或不对，
以及改修沟道如何节省劳力。但是采访影响了他的想象。如果对比《青□坡》与他
的双龙乡札记，你会惊异于他大量采用实际记录来构造小说的创作方式。
他记录了全部见闻。这是大跃进时期一个“先进”高级社，干部带领群众苦苦
奋战的缩影。苦战的成果，群众得到、看到了一些。谁也没有去想，洒下的汗水之
多与所得的利益之微，根本不成比例。沙汀参与设计、试验土抽水机，运土，做燕
儿窝，失败了重来。当看到梓江的水终于翻上了山坡的时候，他与农民干部都狂喜
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看到的绝对是事实，他的受感动也是事实。
下个月，他带着从双龙获得的情绪到三台尊胜，看到那里的水利工程，他感到
： 天很空旷，浩大，上上下下都可以望得很远。心情非常开朗，舒畅。感觉到
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的奔驰。①在双龙、尊胜，他也不是完全看不到无休止的改土、
并社、夜战带来的弊病。水利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宽，劳力紧张，把大春耽误。
有些活路不讲科学性，只凭体力硬干。但是经过“反右”，只要有一丝的怀疑从脑
际掠过，他也会用学来的“主流”论、“本质”论，一一加以澄清。群众积极性挫
伤产生的不满，用“阶级斗争”学说一套，也便释然。因为故乡的建设不够“典型
”，他另辟生活基地，每年不辞辛苦地下去。结果是先验地在寻找与“政策”对应
的例证。他没有想到“先进”的试点是按照特殊的条件形成的，可能是最真实的虚
假。他远远看不到“全部”。“生命力的奔驰”驶入错误的航道，酿成的是悲剧。
（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中说的“路线错了，一切皆错”的意思？不是。农民
的劳动是真诚的。也不是个人品质上的虚假。但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包括你、我
，都沉醉在一天早晨醒来便摆脱掉民族贫困的浪漫理想中，是历史的虚假。像你的
《假日》，那里的食堂不久都垮了，你写的是在历史面前黯然褪去光色的“事实”
）
所幸他写得很少。四年里，写新农民、新矛盾，似乎略有所获。写到“反右”
以后，就不那么有信心了。
十三陵水库是中国“大跃进”的一个象征。文学跟随政治，忘乎所以地奏起了
“畅想曲”。他在北京开会，作协总会副秘书长一连找他谈了两三次，动员他去劳
动一段时间，可以担任水库工地宣传部副部长，同时进行创作。他考虑再三，最终
没有答应，推荐了艾芜。艾芜就像赴鞍钢那样欣然同意，去了，搞成了几十万字长
篇的半成品，却从此搁浅。想到让老朋友做“替身演员”，他很感歉意。后来是他
通过刘白羽，由作协党组出面好不容易劝动艾芜，才将小说放弃的。
这是不是由他的自知之明产生的农民式的“狡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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