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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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辛垦
１９２９年冬，葛乔、王义林等几个人，搬到闸北大兴坊十一号，来过自修生
活。这里紧邻着与中国现代文学至关紧要的景云里——鲁迅、茅盾、叶圣陶、周建
人等都在这里居住过。景云里离德恩里又只有一百米左右，走完横浜路便是了。彼
此挨得这么近，年轻人便常来常往。任白戈差不多逢星期日就来探望大家，还是那
么热热乎乎。看电影总是他请客，不过只能看二、三轮的“两毛电影”，比如卓别
麟的老片子。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讨论起办书店的事来了。
在杨子青眼里，这几个同乡都是有组织关系的。在法界住的时候，他们安葬过
白戈的堂弟任光俊，一位牺牲在提篮桥监狱的青年共产党人。每逢重大政治节日，
葛、王的住处总有一叠叠的油印宣传品。不过他们的态度有些怪，常说：“有什么
用哇！”“还是把书店搞起来，多出几本好书吧。”他们经常出门参加飞行集会，
谈起话来不大避讳他。当着他的面，他们谈李初梨、彭康，谈“中华艺术大学”，
谈与夏衍开会，考虑去苏北搞武装斗争的事，阅读一张张秘密发行的《上海报》，
但从来没人与他谈党的关系问题。
葛乔人小办法多。他熟悉这时候在上海突然冒出的许多同人性质的小书店，什
么大江书铺、南强书局等等，他们都出青年读者喜读的社会科学书籍。杨子青读过
林伯修（林国库）译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便是这样的书店出的，觉得收
获不浅。其他如陈启修、李达，都各自在组织书店或成为一家书店的主要撰稿人。
这是革命者在文化、理论战线上的重新聚合，所以，有人一提出办这种书店，大家
自然赞成。
经过几次商议，书店的事大体确定。店名“辛垦”由葛乔提出，取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英语“思想”一词的译者，兼有中文“辛勤开垦”的意义。杨子青对出马列
理论译著，竭诚拥护。这一段时间与黄玉颀频繁的书信来往，恋情更浓，要违背家
庭的意愿，毅然把心爱的人接出四川，必须做好家里随时切断经济来源的准备。所
以，不能早一日谋生，便不能早一日实现爱情。他对办书店寄托了几重的希望。在
考虑书店资本时，他主动提出认股一千元，答应先拿出五百元，其余以后凑齐，还
表示愿意向亲友募集几千元的股份。五百元不是一笔小数目，几乎是他携带出来的
大部分生活费用。事情有了这样的眉目，几个人便一起去招商公学找杨伯凯最后议
定了。
杨伯凯是这伙人的师辈。他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这时已是中年，显得老练成熟
。“三·三一”惨案后他流亡到武汉，“宁汉合流”又把他迫到上海。他不大参加
飞行集合，对盲动主义很反感。杨子青与他熟识后，曾听他议论过大革命时的武汉
：“好不容易组织起武装纠察队，说是准备起义，结果规规矩矩缴了枪。”他谈起
成都大学一个姓王的职员，留法的，说：“才他妈几条枪也搞暴动，把腿杆搞跛了
！”他给杨子青的印象不坏，只是有时觉得他不免神态严肃，不好一下子接近。
杨伯凯听了葛乔介绍筹办书店的情况后，立即表示赞同。杨伯凯约了也在“招
商”教书的陈子中（共产党员）入股。他一再鼓励大家学日文，钻研理论。这也是
当时一个风气，因苏联的东西从日本介绍比欧美快，可以转译。随后他又两次跑到
横浜路来，与大家商定书店的资金、店址、出版计划。杨、任、陈教书稍有收入，
各认了二、三百元，葛、王没有现金，只能用将来的版税入股。杨子青认股最多，
被推为董事长。第一批书目里，杨伯凯准备由法文转译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拉
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后由刘初鸣译），任白戈提出由日文译《伊里奇的辩证法
》，葛要从日文译苏联沃尔加编著的《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杨子青英语水平
一般，日语初学，自认是个半吊子，同意勉力与王助葛翻译。
杨伯凯也是个说干就干的脾气。葛乔更是活跃，他作经理，总揽一切，张罗租
房，办家具，与印刷厂、纸商打交道。五个人又是发起人，又是伙计，便干起来了
。
不久，为了方便、省钱，杨子青与萧崇素索性搬到大兴坊十一号去住。这是个
二层楼，萧住一间不大规则的三角形偏楼，搞他的戏剧。摩登社发起学校剧运动及
“南通公演”，在这里排过《皇帝与乞丐》、《到明天》等剧目。他与葛、王一群
人住在前楼，每天学外语，写作，忙着编译要出版的书。萧崇素旁观过这个集体的
生活常态： 他们七个人轮流弄饭。这间房既是他们的寝室、书房，也是他们的
厨房。一间房虽然挤了七个人，却随时都寂静无声，除弄饭的煤油炉的“呼、呼”
声外，就只有低语声、翻书声和钢笔在纸上写字的“飒飒”声了。①
四川人办的辛垦书店，就设在北四川路北四川里，可能是个巧合。租的是楼下
前后客堂。杨伯凯为了筹集股金，有利著述，年底赴成都大学任教。成都大学校长
张澜（张表方）是他南充中学时代的老师。杨子青写不成辩证法的小册子，他可能
恍然明白，对社会科学的爱好，是自己由政治探索时代的一种表现，并不能成为终
生事业。现在，允许搞社会科学了，反把自己并不适于做理论思维的这一点暴露。
结果，他给辛垦编的唯一的一本书，竟然不是社会科学，而是文学。
这起源于《摩登》月刊上周扬译的一篇美国左翼作家的小说。他看到后，便去
拉他搞了本《果尔德小说集》。周扬对于日常生活和金钱上的事随随便便，辛垦对
文学并无兴趣，但草创时期的拮据，使它接受了不计稿酬的周扬译本。这是两人最
初的文学合作。
到了１９３０年初，预定的第一批书都在大兴坊的小屋里编成出版。杨伯凯到
暑假回沪接家眷，提出青锋来辛垦的问题。青锋是杨的同乡，在法国留学时相识，
这个时候在成都大学，作张澜秘书，编《科学思想》杂志，用青锋的笔名发表文章
。任白戈几人一听便不同意，杨子青这才知道青锋就是叛徒任卓宣，也表示反对。
杨伯凯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几个年轻的发起人，
才以青锋来辛垦，不作股东，不参加实际政治活动，只能为书店翻译理论书籍为条
件，勉强答应了。
青锋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
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
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
只埋头译书写书。这个人块头不大，面色苍白，说话流畅，带煽动性。那天大家留
他用午饭，他对吃食问东问西，临走时硬要付钱，并找补零头。
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
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
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
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
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恳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
辑。
看看书店走上了轨道，书源问题不大，杨子青决定接黄玉颀出来，并回家筹集
承诺的那一部分股款。这年夏天，他启程回川。在成都与黄玉颀见面后，商定了出
川的计划。他又去见杨伯凯，知道这半年募股的情况不佳，只有叶青的总角之交南
充人何伯庄，向车耀先募来五百元。杨带他去见过车耀先，车住在祠堂街，一面开
“努力餐”，还同别人合伙办了个“我们的书店”。这是个很有趣的人。他曾经是
基督教徒，在川军当兵，从丘八升到团长。打伤了一只脚，人称“车口止拜子”。
他开餐馆，夫妻俩都上灶，平民作风，一点没有架子，这时大约已经入党。
尽管募款不理想，杨伯凯并不悲观。他寄希望于四川将领中以亲共著名的陈静
珊。陈的防区在离成都不远的广汉、新都一带，这时本人正好在成都。杨伯凯便与
杨子青一起，到位于现在四川省广播电台的陈寓去拜望他。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
一次使用辛垦书店董事长的身份从事活动。他向陈谈了书店的出版计划，已出的书
，募集股金的主要对象等。当说出也要向自己的舅父郑慕周募股时，陈笑着说：“
他能出多少股呢？”杨子青觉得不快，但总算没有随意发作。接下来，陈轻松地表
示会全力支持书店，要他们给他一个书面计划，包括需要多少资金，大有倾囊相助
的意思。会面结束后，杨伯凯兴奋不已，不住地对他说，“看来大有希望，大有希
望。”
杨子青随后便回安县。没想到家里是一副冷面孔。郑慕周根本就反对他在外面
办书店的想法，也猜出他要把李家婚姻永远“搁置”的用意。为了断他的生路，不
仅自己不入股，还与所有的亲朋好友打了招呼，一致抵制。家里呆不下去了。母亲
与李增峨装出的笑脸，也叫他心里很不好受。怀着失败的但也是义无返顾的心情，
他很快又踏上了离乡的路。
陈静珊的话，客观上不幸言中。他十分懊丧。只是再到成都时见到夏正寅，却
意外募到二、三百元的股金。夏的友谊在这时候的出现，使他欣慰。因为至少，他
可以凑成第二个五百元，不会被朋友们笑话了。在成都与杨伯凯又见过两三次，杨
对他的失败满不在乎。据说，陈静珊看了计划后已答应做股东了。
杨伯凯本来与他约好一起离开成都。杨去南充过年，杨子青去重庆，都要经过
遂宁，这一段路可以同行。但是黄玉颀这时已经放了寒假，中断学业离校后没有相
宜的地方可住，两人便提前两天动身，想在遂宁早几天搭上去合川的长途汽车。旅
途仍然是那么艰难，但已不令人生畏。实际上，从两人在遂宁住进当地最好的旅馆
起，他们的新生活便开始了。好像故意要多多留住那晕人的幸福似的，直到杨伯凯
与一个成都大学职员也赶到了遂宁，开够了他俩的玩笑，并且前往南充以后，这一
对“新人”还滞留在遂宁等车呢。 １６ “沙汀”这样诞生与黄玉颀到了上海，
他与大兴坊的“男宿舍”生活彻底告别。
先是住在菜市路天祥里。又和玉颀躲开人们，到杭州西湖度蜜月，住在“曲院
风荷”隔壁的“汪社”。他们迷醉在湖光山色之中，每日在西湖上荡舟，小小游艇
上的各色船女，都有乡村气味很浓的名字。其中一个叫乌花姐的，后来被他用在《
一个绅士的快乐》的女主人公身上。一个月过得飞快，回沪后又一次搬进了德恩里
十三号，不过这次住的是二楼的前楼。
（你想，你还能忘记德恩里吗？不必打趣，我怀念德恩里，应当包括黄玉颀、
周扬、周立波、任白戈、艾芜……）
在德恩里建立的小家庭是很简单的。黄玉颀起初还想读书，进了“美专”。他
还是一边自学，一边参与辛垦书店事务。杨伯凯给葛乔汇来陈静珊的股金，有两千
元，还说可陆续再汇。成都车耀先的“我们的书店”，合川的一家书店，都代销辛
垦的书籍。只有南充一个姓廖的青年做葛乔的助手，有时包书、跑邮局，弄不过来
，他便跑去帮忙。
辛垦的事业好像很有前途，不久，杨伯凯结束教务，携全家返回上海。他带来
成都大学的学生刘元圃、谭辅之，并宣布了一个由书店提供生活费用，来培养一批
青年理论翻译者的计划。说陈静珊支持这个办法，愿意出钱。从推荐叶青，到这次
未经商议便引进新成员的做法，激起了杨与原来四个发起人之间的矛盾。后来叶青
与杨伯凯又提出办理论杂志《二十世纪》，争论更为激烈。但最终还是办了，他还
被说服着，用“杨朝熙”的名字，充当了刊物发行人。《二十世纪》的出版，引起
了文化、思想界的注意，叶青批判胡适的文章的发表，影响更大。名教授邓初民来
过“辛垦”，希望能在他们学校代售这本刊物。周扬转达以讲尼采的唯意志论闻名
的李石岑想见叶青的意向。据周扬说，李已开始倾向唯物论，应当用叶青的一套去
影响他。为此，他曾与叶青、周扬一起去过李宅。
可是书店立脚刚稳，杨伯凯便以葛乔应专事译述为名，将叶青的同窗、南充一
中的教员张慕韩弄来当经理。这引起书店内部的轩然大波。葛、王退出书店。杨子
青也感到杨把他们甩在一边，反正他的兴趣已从这个文化事业，渐渐转到文学上来
，与书店的关系便一天天淡薄下去。
他在上海的朋友本来不多，葛乔去了北京，王义林离开大兴坊，新识的周扬又
从德恩里搬走，时常与他们夫妇来往的只余下还在教书的任白戈。老年的杨子青现
在谈起这个老朋友，也是充满了感情。
（任白戈死，周立波死，我哭得最伤心。记得黄玉颀第一次怀孕不愿要小孩，
在老靶子路一个姓沈的医生处打胎，身体很虚弱。我天天看护她，几乎要拖垮了。
白戈知道后，便在学校请假，把一切事情放下，帮我轮流看护。德恩里房东日本老
太太都夸奖白戈。白戈为人随便，他在我们家出入时间长了，有时叫他帮着去买东
西，他起身就走。我们看他穿了出门的衣服，迟疑了，说买的是豆腐，他说，买就
买，照样西装笔挺地捧着豆腐回来，豁达得很。白戈与我同时退出辛垦后，便去山
东教书了。他后来也加入“左联”，做过许多工作。——沙汀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９
日讲）
但任白戈不大谈文学。正在理论和创作的交界线上徘徊的杨子青，在等待一个
时机。条件成熟后一切在于一个触发的媒介。１９３１年４月，在上海的马路上于
千万人中竟然与阔别六年的汤道耕相遇，便成了这样一个燃点！
这是《文艺新闻》周刊刚刚披露“左联”五位成员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
铿、殷夫被秘密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惊人消息不久。这一天，子青陪着因病已
经停学的妻子，从老靶子路宽仁医院回来。在北四川路的横浜桥上，一头撞上独行
的老朋友。他觉得汤道耕简直是从天而降的。汤道耕看着杨子青和他身边的这个小
女人，也呆住了。他连忙将汤拖到不远的德恩里家中。刚巧任白戈来访，互相介绍
后，这才知道汤道耕是刚从南洋回国，住在宝山县泗塘桥一位农民家里，是一位在
劳动大学农学院学习的云南青年王秉心介绍的。他热切地邀汤道耕搬来同住。他几
乎立刻意识到，这对于他们两人来说，都是万分必要的。几个月后，发生了“九·
一八”事件。《泰晤士报》的英国记者在外滩竖起写着“日本人占领沈阳”的大牌
子。入冬，汤道耕搬到德恩里十三号的亭子间，与他们夫妇为邻。安顿好后，老同
学详详细细谈起他从云南到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的飘泊生活。他的经历带着浪漫
的热带气息，六年里做过杂役、店小二、家庭教员、仆人、编辑。在仰光病倒，为
川籍和尚谢无量先生的三弟万慧法师收留，煮饭打杂，还搞社会活动。因与“马共
”发生联系，被驱逐回国。在厦门逗留时，想进入苏区不成，这才来沪。这些以后
被一一写进《南行记》美丽篇章里的故事，让杨子青夫妇听入迷了。 那时，他
（指杨子青——笔者）虽然尚未动笔创作，但已经苦心自修文艺好几年了，听见我
有那么多那么奇的经历，且将过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便劝我无论如何也
像他似地致力文艺。并把当时穷迫的我，拉到他的家里住着，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
无忧无虑地从事研究，写作。又在研究和写作的路上，热心地给了我无穷的指示。
记得那些日子的晚上，当我已经倦了，头偏向另一边的时候，他却还更加热烈地说
了起来，一面伸出手来，摇动着我的膝头，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重新谈论下去
。①
半个世纪以来，这两个朋友回忆起共同的文学发端，一个说是那一个启发了他
的创作欲望，另一个说是这一个鼓励了他的写作决心。这怎么能说得清楚呢！杨子
青已经很长时间朝夕沉浸于文学。这年初，还偷着试笔。现在遇到这样的挚友，越
是用劲地说服别人，便越是在催促自己的文学新生，两者是合而为一的。
汤道耕身边这时连一本书也没有。自修写作的生活开始以后，便借了他五、六
本赵景深译的契诃夫小说看，借李青崖译的莫泊桑小说看。耿济之译的屠格涅夫《
猎人日记》（即《猎人笔记》），省一师时期正在《小说月报》连载，是杨子青一
本本买来撕下装订成书，两人一起读的，现在又来一起讨论。他们还谈《战争与和
平》里安德烈夫人生孩子一节，气氛写得如何之好。汤道耕觉得中国小说似不必着
急看，杨子青却比较宽广，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沈从文的《灯》，都
找来读过。他在构思小说，对创造社的偏爱情绪已经消退。
这样，两人天天聚在一道，晚上读书，白天埋在屋里往纸上涂抹。汤的《太原
船上》，他的《俄国煤油》、《风波》等小说，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差不多每个作家的第一篇小说都带有自叙的色彩。他一构思《俄国煤油》，在
描写他“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的时候，便加进了自己困居上海的种种感受：
租界和华界的区别，亭子间或几人合住一个前楼的狭窄，二房东的奇怪职业和脸色
，晨起弄堂里马桶成列的臭气，打汽煤油炉子的麻烦，在繁华马路上容易迷路，或
走路不看脚下，以至常常踩了别人，招来詈骂的窘态，都是他这一年多亲身体验到
的。这一段生活给他带来的阴暗心理，与他读过的外国心理小说汇成了一片。
此外，还有整个“左联”初期普罗文学对他的影响，使他在一个琐屑的故事里
企图渗入重大的政治意向：有意要反映群众在中苏建交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
看法。他知道，对于这种知识青年的灰色情绪应抱批评的态度。可自己不也是这样
的青年么？一种讽刺与自责混合的情绪在笔底自然流露出来。一个做着白日梦的罗
模便在德恩里小屋，经过白日梦一样的冥思苦想产生了。
（多少年以后，有些很有特色的作家，批评你的文学是“客观主义”。他们如
果知道你的处女作是这个样子，该怎样说呢？从我的道路来看，直露地抒写，像发
泄自己情绪一样地写小说，是我的幼稚期，然后进入咀嚼生活、咀嚼情绪，再写出
的时期）
写好《俄国煤油》，与流行的小说一比，他感到迷惑。这样一个罗模能有积极
意义吗？如果写下层，他想起了家乡的生活。这太熟悉了，一条新公路的建设，会
带来老百姓各种各样的惊恐，特别是推鸡公车（独轮车）苦力的惊恐，这是个很好
的普罗主题。他想起鲁迅的《风波》，一条辫子引起的故事。想起读过的外国小说
，用一件事来展示各种人物反应的技巧。一些片断在脑中闪过，他急忙捉笔，写了
“几段乡村生活纪实”，拟题目时干脆写上了《风波》两个字。
随着第一批小说的写出和反复讨论，他与他的伙伴的忧虑加深了。汤道耕写的
虽然是下层劳动人民，但与这时“左联”提倡直接反映现时代大潮流的作品仍有距
离。他们没有能力写都市的集会、罢工，也没有写农村的反抗、起义，这能有价值
吗？他们要从事的是左翼的文学，但稍一实践便感到其中的矛盾性，起码在“写什
么”这个问题上感觉无所适从。
讨论中，汤道耕问起了“五四”时代便景仰的鲁迅先生。他在缅甸时，鲁迅正
同创造社笔战，南洋的进步文化刊物是上海地下党的人在那里开辟的，他们都赞成
创造社，认为鲁迅“落伍”了。现在一问起来，他即告诉：鲁迅就住在附近的景云
里，先生到上海后发表的杂文仍有巨大的影响。这样，两人决定共同向鲁迅先生请
教他们心中的疑问。费了不少的踌躇，由汤道耕执笔起草了一封信。提出的问题是
： 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
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
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现在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
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画在创作里面，——不知这
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①
对于人物刻画的方法，提出这样的疑问： 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
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
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画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②
信的内容和语气都耐人寻昧。两人都还不是“左联”成员，还没有真正发表过
作品，了解文艺主要是靠读出版物。他们不是没有看法，在文艺见解上，他们已经
十分接近鲁迅，但仍需要通过别人来证实自己。他们不知道鲁迅所住景云里具体门
牌号数，便把信寄到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他弟弟周建人先生处转。发了信心里很紧张
，怕先生没有时间与陌生人打交道，在不断的盼望和各种推测想象中，谁知很快便
收到先生１２月８日的简信，说他正在生病，允诺病愈后再来详复。１２月２８日
，鲁迅果然写来了一封相当长的信，这就是那篇《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回答
两人： 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都还有存在的意义。……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
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
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
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
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①复信内容的丰富，很难使两个当时的年轻人全部领会，但他们受到了回信这个事
实本身的鼓舞。转过年来的１月初，由杨子青执笔又写了一信，并附上《太原船上
》、《俄国煤油》的小说稿，向鲁迅再次请教。１月５日，鲁迅收到信，１０日便
写了复信。这次是先生与许广平一起把信与稿子送到德恩里十三号的。他恰好不在
，由汤道耕出来收下。但是汤太粗心了，以为送信稿的必是周建人先生。鲁迅夫妇
也不予说破，匆忙走了。汤道耕从此就再没有见到鲁迅先生的机会了。这封信据回
忆，对《太原船上》颇为肯定，认为写得朴素、亲切，对《俄国煤油》则下了“顾
影自怜，有废名气”的评语。①（这够叫人灰心的。如果你不是选了《俄国煤油》
，而是选了《风波》送去，情况会怎样？对已经发生的历史可以做假设性的思考，
但历史不可挽回。《俄国煤油》刻写人物的技巧稍好些，也更像是一篇小说，我只
能选择它。另外，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的批评，怎么会有《法律外的航线》这一组作
品的产生呢？）
废名的乡村小说他是读过的。“顾影自怜”的毛病大概出在描写小资产阶级身
上吧。他想得比较简单，把鲁迅信中说的主要看“作者所站的立场”，不是看写什
么题材的重要思想忽略了。他决定不发表这篇稿子，并放弃一连串描写知识分子的
计划。另一位显然比他受的鼓励大，把新写的《伙伴》勇敢地投到丁玲主持的《北
斗》杂志，并因此参加“北斗”读者座谈会，与“左联”先一步发生了关系。
艾芜的《伙伴》还未及发表，“一·二八”战事爆发。闸北正在交战地带，他
们夫妇与艾芜在德恩里楼上蹲了大半夜，只听子弹、炮弹在头顶上乱飞。天放亮后
，伸出头去一看，在横浜桥一带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虹口那面更不必说，每
条巷道都有哨兵把守。他们等于是住在火线上，困住了。邻居四川老乡的女婿，即
《我“做广告的”表兄的信》的原型（此人实际在福建某县做县党部宣传部长，却
很幽默，说自己是“做广告的”），出去探路，反被日本兵抓去，更增加了四周的
恐怖。这时，任白戈突然一人奇迹般出现了。
白戈是从法租界专门跑来接他们的。他满不在乎，朗朗地说：“既然我能进来
，你们就能跟着我出去！”四个人，白戈走在最前面。亏得他那么熟悉，挑着各种
大小的街巷兜来转去，有几次一直撞到了日本兵的刺刀尖下面，把黄玉颀吓坏，连
叫：“薨凡！我们不要走了，太危险了！”薨凡是白戈的原名。他不灰心，也不说
话，领着他们退回来，再找别的路去转。终于被他寻到日兵守卫的空隙，绕过两道
岗哨，领出北四川路，逃到法租界吕班路杨伯凯为“辛垦”同事们专租的一间大房
子里避难。
这房间是一个前楼，先前已有刘元圃、丁跃诗等逃来，加在一起有十八人挤在
一块，办大伙食，吃大锅饭。晚上在地板上睡觉，各自形成自己的角落，还可以互
相搭话。战事还在进行，民心也很沸腾，朋友成了难友，比起平时不知要亲热了多
少。每天早晨照例抢报看，一张报传来传去。饭后，这些人会跑到北四川路桥的南
畔，远眺苏州河北的连天烽火和日本兵的活动。每个人都想自己的心事，久久徘徊
、观望。日本一个大将被刺的那个晚上，法租界各条马路都聚集了中国人。他们也
像市民一样，去狂欢，去跳，去喊。《北斗》编辑部大概讨论了艾芜的《人生哲学
的一课》，引起一片赞扬。逃难期间，叶以群（那时叫华蒂）曾来吕班路约艾芜谈
话，后来还经常约他去开会，大概艾芜不久便加入了“左联”。伙伴的进步给他造
成不小的心理压力。所以，“淞沪战争”一结束，杨伯凯好意地建议他们夫妇住在
他那里，好就近商量书店的事，给他创造研究理论的条件，却被婉言谢绝了。他要
搞文学，不是搞理论。搬回战后的德恩里住了一阵，夫妇俩便又一次动身去杭州，
仍然住在“汪社”。他一头埋下去创作。当秋天降临，果实熟了，他在杭州写下六
、七篇短篇小说，这是他的第二批产儿。他果然不写知识分子，而写起了革命的、
下层的和抗日的题材。
１９３２年４月，写《恐怖》。
《恐怖》是写广汉兵变的。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５日，距成都四十公里的广汉
县驻军陈静珊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之一部发生武装起义。军阀们大起恐慌，便进行
“清共”大屠杀。事件发生时，他刚为募款并接黄玉颀从四川回上海，消息传来，
成都戒严，部队连夜包围学校，次晨集中学生点名，被叫出的站在一边，就地枪决
，每个尸体贴上一张书有“共产党”字样的白纸条，……这些，他都真实地写进了
这篇小说。小说没有单独的人物，只有隐约的事件和浓厚的气氛渲染。细节是省一
师的，以一个普通青年学生的角度来感受白色“恐怖”。水车的声音也是真实的，
这是成都老自来水厂设在百花潭外面的河道里的机械，它上面的巨大竹筒在倾倒水
时发出的声响，夜里特别清晰，这是他学生时代非常熟悉的。外国小说教他学会利
用它来烘托人们的心理，又有某种隐喻的作用。写大事件却不写大事件本身，而是
写侧面，写影响所及，写影响到各阶层，也影响到“我”。所以写来笔法自由，情
绪饱满。曹荻秋参加过广汉起义，这是解放后曹任重庆市长时谈起来才知道的。曹
当时在广汉一所学校教书，到了兵变发动的预定时间，是他敲钟发出信号。所以曹
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沙汀为了纪念他，在重版《祖父的故事》时，特意增补
了此篇。
也是这年４月，写了《码头上》。
上海流浪儿童的生活是他亲眼看到的。他们在这个大都市显得人数众多，白天
行乞，捡破烂，夜晚东赶西跑地找地方睡觉。苏区红军的新闻，常被小报童们叫卖
时当作招引买主的口号，他在上海街上听惯了的，使他在这篇故事的末尾想出流浪
儿童向往苏区的情节。对这些，他知道得太少，这个光明尾巴和全作品的概念化，
是很明显的。也没有中心人物。
８月，写《法律外的航线》。
他几次出川、回川都乘船，经过贺龙活动的那一带苏区。船上过往客商，散兵
游勇，多数乘统舱，大家摆龙门阵，东一句西一句，谈船舷两边地方上的情况。外
轮“怡和”、“太古”都是英国人的，水兵架机枪防备红军，靠岸后尽速地离岸，
所以称为“法律外的航线”。写这篇小说，有生活感觉，同其他几篇按报上材料加
进体验的写法不同。当然有虚构，如查票后将买黄牛票的乘客抛进江中，他并没有
见过。此篇像是一个个镜头对接而成，也没有中心人物和完整事件，学伊万诺夫写
群众场面，《铁甲列长》的印痕很深。他对这篇的自我感觉稍好。
带着这么几篇小说，他回到上海。但信心仍不足，时时摩挲着这些投入了一部
分生命的纸张，却连一篇也没有勇气拿出去发表。艾芜这时与“左联”小说家李辉
英，还有一个姓雷的“左联”诗人住在德恩里。杨子青夫妇没能再租到德恩里的房
子，便在杨伯凯住的虹口里虹桥一带三角地菜场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栖身。艾芜好
几次拉他喝酒，给他打气。任白戈常来看他，也知道了他的创作情况。一次，在杨
伯凯家里，当着杨与他的面，提出让他编个集子在辛垦出版。白戈知道，如果他不
提，杨子青既便有这个想法也只会闷在肚里。杨伯凯一直强调理论书籍的重要，先
前出周扬译的《果尔德小说集》，就表示过异议，这时听了白戈的建议，虽表示赞
同，但口气、神色给他的印象似很勉强。而且又接着说，是否先发表一部分，使书
的销路更好些。他一听便火了，拂袖而去，搞得杨伯凯十分狼狈。幸亏任白戈从中
解说，杨伯凯过后主动催促，派刘元圃到家里取稿，他才将十二篇小说全部交出。
稿子可能是刘元圃看的，后来也是刘通知说书稿已送印刷厂，并让他看过准备刊发
在《二十世纪》上的出版广告。
集子付排，艾芜听了比朋友本人还要高兴。两人还把其中的《码头上》、《野
火》两篇挑出，由艾芜交《北斗》去发表。后因《北斗》遭查禁，小说是在周扬主
编的“左联”另一刊物《文学月报》上登出的。艾芜为这个集子的封面，还托了耶
林请野风画社的主持人、“美联”成员郑邵虔搞了幅木刻，刻的也是《码头上》。
选择这两篇的眼光，最能说明当年左翼文学的风气。
后来，他把集子定名为《法律外的航线》，而且按写作时序将篇目倒排，把这
一篇置于最前面。轮到要给自己起笔名了，他想起了家乡淘金工人的称呼，金厂中
的沙班，也称“金夫子”，便取了“沙丁”两字。艾芜说，这不太像一个姓名，建
议将“丁”字改成“汀”，被欣然采纳了。（这个笔名取得实在好。农工有扭转历
史的伟力，是你当时尊崇的，有历史价值。还有“开掘生活”的象征意味。连笔划
、音调都是枯瘦、简约、滞重的，正合你的美学风格）
于是，在１９３２年年底的中国文坛上，“沙汀”这个崭新而略显古怪的名字
，便和他的第一部集子、第一篇刊载小说，同时诞生。
这是你的“左联”时期。由包括你在内的一批艺术上有追求的作家，才构成左
翼文学摆脱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
１９３６年才是我的年。我写出属于自己的道地的四川故事，我的文学算有了
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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