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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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外面的世界
广东的北伐轰轰烈烈。１９２６年７月，他又一次与谢荣华同路，出门求学。
这次，他们可要走得远了。
他第一步的想法是，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或东南大学，看看那里的教育办得
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行止。谢荣华准备到上海去投考。
去南京是因为向履丰的鼓动。这位向浑的弟弟，在成都有名的贵族学校“联合
中学”读书时，两人常在安县旅省同学会的聚会上见面。此人老成朴素，与他很是
投机。向履丰先他一年毕业，一个人跑到南京寄住，一边在大学听课，一边自学。
在他给杨子青的信里，盛赞六朝古都的环境古雅、安静，如何适于读书，考学校或
自学又如何方便。这样，凭着对向履丰的良好印象，他决意到南京，去试一试学习
文科的前途。专心地学几年社会科学，是他心中朦胧的与革命相联结的一件事情。
从成都到重庆，杨子青初次踏上了这条“东大路”。当时成渝公路没有修好，
不能直通长途汽车，但也有几段路，有那种破破烂烂、随时都会抛锚的老爷车，在
尘土里颠簸。其余的路程便只能靠坐得你腰酸脚麻的滑竿了。沿着所谓“小川北”
延伸的这条路，大约要走十一、二天的样子，这还要看运气好不好。他以后还有三
、四次经过东大路的机会，它给他留下的记忆，到１９３４年写《赶路》这篇阴森
可怕的小说时，便全部“复苏”了。
（《赶路》这个故事虽是听来的，但赶路情景、汽车抛锚、上车不易、在偏僻
茶馆住宿等等，这都是我出校以后在成渝路上的实际经验。——沙汀１９８６年１
１月２４日讲）
不仅是小川北一带的破败荒寒，旅栈里面的龌龊，叫人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
就是旅店的堂倌们一夜罗唣人十多次，一会儿来问：“先生，叫一个么？”或者“
女学生也有哩”，也够人受的。而且，正当你在轿竿里，被摇晃得迷迷糊糊，正要
催眠的当儿，说不一定在哪个山坳旁，会传来一声：“站住，检查一下！”那客人
就会连一条半新的衬裤也保不住。这种狠心的抢劫，用当地土匪的术语，叫做“裤
子过笼”，使每个路人不禁谈“路”色变。所幸他和谢荣华一路吃喝、休息、行走
，尽管艰苦万分，终于还是平安到达了山城。
在这里，他们会合了早几年毕业、在省师附小教过书的罗晓云，登上赴武汉的
江轮，一块东下了。罗是内江一带威远人，他要去北京寻找进修的机会。杨子青与
罗相约，如到北京一定去找他。在船上，还新结识了两个朋友：一个是陈序宾，本
来在遂宁行医，这次要去协和医院学习，以后与他一直往来。一个叫巫次伦，是遂
宁人，去上海求学。这群年轻学子都是第一次离开四川，一路饱览三峡风光，谈论
着求学前景。长江上的轮船多半是外籍的，这条航线和船上的生活，以后他多次经
历过，并与他的小说发生关系。
船到了武汉，罗、陈两位转乘京汉路车赴京，其余人换船继续南下。在南京下
关，他与谢、巫等道别，只身上了岸。
可是，南京没闪出多少新世界的光亮。向履丰安排他在城内鼓楼成贤街的高师
寄宿舍一住下，便介绍了这里几个大学的情况。向的口气不像以前信中那么乐观，
流露出对南京一派死气沉沉的不满，表示自己不久要到日本去。他本想考高师，看
了高师的一些讲义，发现向的感觉是对的。这些讲义透出一股复古的气息，太陈腐
了，与四川的一些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他便连报名的想法都打消了。既然向都要离
开此地，他更无心留恋这里的红墙绿瓦。住了十几天，逛了夫子庙、秦淮河、玄武
湖、明孝陵，写信与舅父联系上后，便乘京浦路北上了。
这时是７月末，郑慕周带着几个从前的部下，住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太平湖饭店
。饭店位于西单附近的市区，嘈杂热闹。他一去，便在旅馆房间里另加了铺，舅甥
俩吃住在一起。郑身边围绕三、五个绵竹人。蔺简斋是云南陆军小学出身，对北京
很熟。他的女婿和另一个青年，是中国大学学生，京戏迷，都是“读公爷书”，熬
资格的。还有一个吴克仇。这些人在北京仍组成自己的四川世界。这是子青从小看
惯了的生活，可以相安无事。
他安顿好后，便马上去寻自己的人。先到沙滩北京大学西斋找毛坤。毛坤与罗
晓云同班，毕业后也在省师附小教书几年，有了积蓄后，才来住北大的。此人在省
师同学中很有点名气，彼此不熟，但他很尊重他。杨子青向他打听罗的下落，才知
罗已离京，而北大的考期也过了。毛坤为人很直爽，对这个一时表现出沮丧神情的
小老弟说：“考什么大学啊！订一份《语丝》读好了。喜欢听北大的什么课，你就
来听。这里好多人都是这样旁听的！”
这个主意正中下怀，他格外听得进去。南京的经历，使他相信再好的大学，课
程也不会全如自己的意。它们怎么能抵得上《语丝》、《莽原》这些新的报刊书籍
的力量呢。现在，他来到新文化的发源中心，来到华阳书报流通处那些长期吸引他
灵魂的书报的产地，来到鲁迅等人的身边，为什么不可以痛痛快快地学一顿，反而
非要套上一个学校的枷锁呢。对，太对了，道耕去当“游学先生”了，我就在北大
旁听自学，真正掌握一些新知识吧！
后来，他又去会见了几位省师前几班的校友，像余必达、王光熹、李夏云等。
见他们一个个只是埋头功课，对北京刚刚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以及思想文化
界的斗争，都很漠然。而且他们不学文科，都是学理工农的，便更觉得没有必要像
他们那样被关死在学校里。于是，他便积极地筹备起舅父走后在北大附近租房自学
的事情来。
杨子青暂时处于无人交往的境地，只是与郑慕周等人去游过几处名胜，听过高
庆奎、梅兰芳、郝寿臣这些名角的戏，进“落子”（评戏）馆，逛天桥和前门外的
夜市。他最喜欢的是听大鼓，听了一次，又听一次。北方的大鼓使他想起家乡的摆
围鼓、唱善书，感到亲切。他也喜欢城南天桥的游艺场，去这些地方像是赶场，赶
梓□会。
二十年代第一次到北京，曾随我舅父看过当时的杂技表演，印象深的是一位艺
名“大饭桶”的小丑，个子很大，功夫也很到家。①这自然使他想起那些河南流浪
艺人来了。杨子青在娱乐中，只对北京的民间艺术感兴趣。此外，他便独守旅馆，
一人看书。特别是“北新”、“未名”两家所出的新书。鲁迅的书，过去在成都没
能得到的书，他都搜罗来看，包括吴稚晖的那本《上下古今谈》。这些书使他感受
到一个真实的北京世界，这是他熟悉的，向往的。晚上旅馆里吵闹，他便偷偷溜出
去，进书场听书，享受一个平民社会的生活乐趣。到了９月，他感到北京慢慢变成
了一块沙漠。鲁迅于８月末南下后，他觉得《语丝》、《莽原》、不如过去吸引人
，整个北京不像“五四”、“三·一八”那时敏感，站在前列。鲁迅等大批文化先
驱的离京，使北京好象抽空了它最精华的部分。只有南方革命传来的一些简略的新
闻，使人振奋。
不久，毛坤去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他一去，住北大附近的计划受挫。其
时，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的消息传来，郑慕周手边的钱花光了，便提出要与他一
起回川。舅舅不放心他一人在这样战乱的气氛中留在北方，并且认为战局会拖延下
去，汇兑必将发生问题，在京的生活将无法保障。他想想也就同意了。
（你知道吗？张天翼也是这年夏天从南方来京的，这时正在北大预科。你们当
然无缘相识。但是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张天翼也对那时的大学课程不满，不久退
学南返。是社会革命的热情促使我北上求学，北伐战争唤起了社会实践热情，又使
我离开课堂，而向往行动，急于投入时代的潮流。这就是我与张天翼不谋而合的经
历）１０月下旬，郑慕周变卖了一些东西，筹了路费离京。杨子青之外，同行人还
有蔺简斋。在武汉一下车，他便被北伐军全部占领这座长江重镇后的胜利情景所激
动（武昌为１０月９日攻占）。他亲眼看到了宏大的游行及青年学生街头宣传的场
面。汉口街上扎着大的彩牌楼，到处是旗帜的海、口号的海、飞扬着传单的海。各
色人民团体的旗子，学校的旗子，白竹布或红布写着大的黑字、白字的横幅，写着
口号的芦柴杆小纸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配着军乐声、歌声，和每面旗子下
一个个通红激昂的脸孔，使他的身心受到震动。什么是革命？这不就是革命的真实
显示吗？这不就是书中预告过的壮阔群众场面的具体体现吗？他的热血沸了，恨不
得家乡立时也这样翻腾起来。他体会到，时代需要的是行动，行动，行动。
三天以后，他们搬上了一只开往宜晶的上水轮船，水陆兼程，年底前回到了安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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