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屯香港回忆录许家屯》（节选）
第十四章六四风云
爱国怒潮
将香港摄制学运录像传送赵紫阳
八九年一月，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大赦、释放因西单民主墙被捕的魏京生。二
、三月中，国内一些着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分别联名
写公开信，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表示支持方励之的建议，提
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体制、释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国内外
引起强烈反响。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识界、科学界人士纷纷呼应，发起签名支持运动
，中国的政治气候大有山雨欲来风啸满楼之势。我在香港也强烈地感觉到，一场攻
治风波即将来临。我要新华分社的宣传部门收集，并整理香港社会和国际反应，开
始探取每天通过新华社（小分社）的传真，向中央、国务院提供外界的信息，给他
们参考，以期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能注意外面的反应。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学生开始走上街头，到四月廿二日，胡耀
邦追悼会那天，数万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并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下
，要中央负责人接见，可是中央没有一个人去见他们。我和新华分社几个副社长在
香港电视上看到这一情况，大家都让为这样处理不当，赵紫阳和李鹏为什麽不可以
出面见学生？自己不见，可以派个秘书长去见；全然不顾影响，让学生跪几个钟点
，实在无法理解。学生是出自爱国，出自对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有什
麽可怕！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麽怕见群众，怕见学生呢？对於中央负责人这种脱离
群众的做法，我们很不以为然。
北京学生从游行请愿，发展到天安门静坐，从要求中央领导人接见，到要求和中央
领导人对话，都没有得到北京领导人及时适当的处理，形势发展日趋严重，外界反
应强烈不满。我忧心如焚，专门将香港记者在北京录摄，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学运情
况的录像，以及香港传播界的反应，专人送给赵紫阳及中央办公厅，希望引起他们
的注意，早日妥善处理。赵紫阳看了之後，对去人表示，比他在北京当地了解的情
况要多，要求陆续给他送去。
四月廿三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去北朝鲜平壤访问。第二天，李鹏就召集和主持政治
局会议，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北京学运的情
况，他们扩大情况，甚至歪曲、谎报事实，使会议得出结论：学生运动是「有组织
，有计画，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门争」，定性为「动乱」。会後，李
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四月廿五日，邓小平见了杨尚昆，李鹏两人，邓
听取汇报後，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李鹏在邓小平表态後，连夜就通知北京市党政机关传递邓小平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并发电报通知各省市党委。他并要求胡启立组织人民日报撰写社论，第二天即四
月廿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公开声称学生运
动「是一场有计画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号召
全体党员投入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我得到消息後，感到很不对头。当时分折，确实有少数外国势力、反共势力介入学
运，甚至有的在後面对学运起了一定的操纵作用，但是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把整个
运动定性为「动乱」，是把问题看严重了，对广大学生和市民来讲，是打击了一大
片，这不符实际情况，也是极不策略的。
社论发表後，激起广大干部、群众强烈反弹。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学生近十万
人上街游行，虽然北京市委已通过各组织，严令凡在行动上支持动乱者，轻则开除
、调离工作，重则逮捕法办，但学生游行时，仍然受到北京市广大市民、干部群众
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学生运动矛头主要对着李鹏的，社论发振後，
情况就变了，开始矛头直接对着邓小平。一些接近邓家的高干子弟中传出，「邓小
平被李鹏出卖了」。学生运动的「升级」迫使袁木、陈希同等不得不出面与学生代
表「对话」，他们坚持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僵硬态度，不仅未能使学运丝毫趋向
缓和，反似火上加油。五月十三日，数百名学生始绝食请愿，第二天，绝食学生就
数以千计，天安门、北京市全国都沸腾了，哗然了，不时传出有学生不支晕倒送医
院的消息，绝食的学生还在增加，甚至有的开始绝水，这种严峻的形势，才逼使李
鹏出面，与绝食学生代表对话。在电视实况转播中，李鹏摆出大首长的架式，居上
凌下，看不到一点共产党作群众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鹏一方面对学生代表讲：「
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说过同学是在搞动乱。」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绝食
学生的请愿要求，不愿意与学生代表进行实质性对话，不肯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
李鹏还表示，他会在适当时候说自己看法，实际是宣布不会改变人民日报社论对运
动的「定性」。对绝食学生代表继续进行威胁，态度恶劣，令人实难忍受。我与新
华社内一些同仁看後，反感异常，认为共产党相信依靠群众的传统，给李鹏全部丢
光了。他不出来对话还罢，出来对话後，形势肯定将进一步恶化。
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鹏声嘶力竭地在北京党政军干部会议上宣布，学运
是「动乱」，要反击动乱，杨尚昆宣称已调动军队进京。赵紫阳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我感到赵紫阳可能给撵下台了，局势将会急转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鹏签发的戒严令，激发了北京、香港声势更大的反抗活动，形势更
加严重。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撤消戒严令，「李鹏下台」的口号响彻北
京，连中央、国务院许多部门都有人打着棋幅参加了，声势空前。
香港市民这一时期一改过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积习，发起爱国运动，绝大多数从爱
国、爱港、支持改革、要求国家进步、共产党进步出发，参加面之广，左、中、右
各方都卷入，从大资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机、小贩都有。有几位中年大
资本家亲口告诉我，他参加了百万人大游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诚在记者访问时
，公开表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有些大商场举行了「义卖」，将收入或利润捐出，
支持天安门学生爱国活动。满街的小商小贩，也纷纷自动举行同样的「义卖」活动
。那一段时候，香港的爱国洪流，席卷绝大多数香港人及香港每个角落，史所空前
。
新华社内和中资机构绝大多数工作员工，也无例外地，自动卷进这一洪流，成为运
动中异常突出的一部份，在香港新华社和中资机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门学运开始不久，新华社内、中资机构内，即开始有人参加社会上支持北
京爱国学运的活动；在新华社内，还出现签名支持爱国学运的活动。
郑华是负责党务和组织工作的，他提议应予制止。工委讨论时，我讲：「不要叫制
止，叫劝阻，假如劝阻不成，那就随他去，不要强迫９「部长、副部长以上的领导
干部，无论如何要说服他们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不要去签名。」
实际上，当时几乎全部部长、副部长都巳签了名，听到工委的决定後，大部分退出
了签名，还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不退，郑华问我怎麽办？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
强迫。
这时，新华分社一些干部，不仅去参加游行，而且把香港新华分社的旗帜打出去了
，徐海宁还在跑马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对这些，我也嘱咐，不要责备他们。我
们还决定，左派群众团体，左派工会可以去参加游行，可以打出旗号，领导人也可
以公开出面参加游行或其他活动，我认为，在香港当前这样规模的群众爱国热潮中
，如果群众团体领导人不叁加，就会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团体就可能瓦解，不瓦解
也会大大削弱力量。主动参与，方能保持和群众的联系。後来，发展到游行中有人
喊出打倒邓、李、杨的口号，我们决定左派群众团体不要喊这种口号，我们指出，
这是过激行动。
对香港左派报纸文汇、大公报等，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对他们的报导，没有加
以限制，只要求他们少发一些。
李鹏下令北京市戒严後，五月廿日，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告诉我，文汇报社同
仁准备以社论开天窗的方式来反应，拟在两个词内择一使用，一个是「痛心疾首」
，另一个是「夫复何言」，张浚生考虑用「痛心疾首」，徵求我的意见。我知不可
能阻挡，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後果严重，我还是点点头，表示同意，说：「你
去处理吧。」明确地示意我赞成他的意见
第二天，「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在文汇报头版社论栏出现，引起很大震动，北京很
恼火，李鹏要港澳办追查这件事，我要他们答覆北京：香港不同於内地，我们会妥
善处理的。顶了回去。後来这件事发展成一次不小的风波，我将在後文再叙述。
从我个人情绪讲，看到香港市民群众这样热情地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看到香港空前
规模的游行、集会、募捐义卖活动，心情十分复杂。五月廿日以後，香港受台风侵
袭，挂八号风球，狂风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华分社门口，通宵达旦地彻夜
静坐，请愿唱歌。我在十二层楼上的卧室，看着下面风雨交加，歌声、口号不断，
心中百感交集。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以前，为了人民的利益，领导他们反
对国民党统治；现在，反过来了，群众向共产党示威、提要求，共产党不仅不能满
足他们，还要镇压他们。面对这个我无能为力的场景，我无法入眠，看着楼下群众
在风雨交加下，不顾一切席地而坐，听着他们悲愤的歌声和呼号，我眼泪止不住地
直流。
卷入核心之争
赵紫阳後悔人民日报刊四·二六社论
拟请杨尚昆游说邓小平改变学运定性
八九年四月卅日，赵紫阳从平壤访问回国，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北京。我立
即动身，并把香港传媒界反映这次北京学潮的许多材料、录像带，带去北京给赵紫
阳。
五月三日，赵紫阳在中南海他住宅内，与我谈了近两个小时。他一问始就问我对这
次学生运动的看法。我讲：「这是爱国的运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动；有些人
是期望改革能更进一步发展，有些人是担心改革会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诉赵紫阳，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後，接触了一些人，了解北京的情况，支持学生
运动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社会上最积极支持学生的人有两种，
一是个体户，一是企业经过改革後的主管人员，这些人改革获得利益，担心政策改
变，走回头路。
我讲：「这次学生运动，可以看出有水平，口号相当策略，提拥护共产党，拥护邓
小平，一方面表达出多数人确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人在帮他们出主意
，我估计可能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一些年轻教师、研究人员，不排除某些外国势力
、以及香港某些反共势力的介入、参与，但运动的主导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报四月廿六日社论，称学生运动为「动乱」，激化了矛盾，我认为
是极为不智的。我听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惊，多数人表示不同意社论
的看法，骂邓小平；也有人讲，邓小平上了李鹏、陈希同、李锡铭的当。据说李锡
铭、陈希同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说，学生要暴动。陈希同甚至讲，给他五万军队，
可以马上镇压下去。看来邓小平听信了他们。
我提出：「还是应该疏导、分化，不能镇压，应该争取学生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
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
我还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再犯错误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搞垮了
，出现了『三信』的危机。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现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
」
赵紫阳听後，表示：「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维护小
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担责任。我们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相，改变对运动的
定性。」
赵紫阳说：「事实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我也有责任，我在平壤，中央将
社论草稿发了给我，徵求我意见，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负责，我愿意公开
由个人承担。」
他又说：「学生们求廉政，反对贪污，反对『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
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於群众提的要
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准备向常委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
弊端。」
赵紫阳讲了一些他的具体考虑，如反持权，首先要从中央做起，从中央常委做起，
先取消给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给予中央副总理以上干部廉价食品和生活用品的
制度），岁数大的老人，可以考虑缓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专用火车
）、警卫制度，几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
对高干子弟搞特权的做法，赵讲：「我准备写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调查我的子
女，如有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他还表示，要建议召
开人大常委会来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措施。
我们还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关於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问题，我建议，长远
来说，要考虑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银行利息，提倡储蓄，多吸收社会游
资。
我们还议论到「学自联」和「工自联」的问题，即在传统的工会、学生团体之外，
现在有了学生、工人的自发组织，应如何看待？赵紫阳表示，我们不要怕这些自发
组织，可以让他们活动，参加选举。只要我们的群众组织能代表群众利益，不要担
心有人竞争。
赵讲，现在主要的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要
徵求常委们的意见，改变决议。赵紫阳说「请你帮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较谈得来，
请你把我们今天谈的意见，特别是把外界的反应和你的看法告诉他，徵求他的意见
。如果他同意，再请他去小平同志那里去争取小平同志改变对运动的定性。」
赵紫阳表示，他准备自己找李鹏谈。他估计在常委里面，乔石、胡启立会同意，主
要问题在李鹏、姚依林。
我义不容辞，接受了赵紫阳的委托。
回到寓所，我即刻和杨尚昆约定。第二天，我们在杨尚昆家里见了面，我把赵紫阳
谈话的主要内容和想法，向杨尚昆讲了，杨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杨还告诉
我，他刚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听到了赵紫阳对亚银年会代表团团长和亚银高级官员
的讲话，认为讲得很好。也碰到乔石，乔也很赞许。赵紫阳这个讲话中，针对「四
·二六」社论中「这是一场计画的阴谋，是一次动乱」的说法，表示：「中国不会
出现大的动乱」，认为学生游行的基本要求，「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他还
表示，要通过与各阶层的对话，来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後来，我知道，赵紫阳的讲话在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过，是中共中央常委政治秘书，
也是赵的秘书鲍肜起草的。常委讨论时，姚依林曾提出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
容加进去，赵解释了一下，表示在这样的气候下，暂不强调。常委们也都同意了。
杨尚昆对我讲：「我去同老爷子（指邓小平）讲，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
可以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你告诉紫阳，让他先这样做，假如有责任，我是第一
个。」我告诉杨尚昆：「外面传说，这次不是赵倒，就是李下台。」杨尚昆斩钉截
铁地讲：「一个也不下，赵、李都不下。」
与杨尚昆谈话後，我打电话告诉赵紫阳，他又约我当面细谈了我同杨尚昆谈话的情
况。赵紫阳告诉我，他也找李鹏谈过了。但是他没有讲效果如何。
当时赵紫阳在「五四」纪念会，以及对亚银官员的讲话，党内反应很好，学生、社
会的反应也很好，以致我和赵紫阳对当时的形势估计都过於乐观。赵当时对我讲：
「看来，这次学生运动还可能推动改革。」这样，我就放心地回香港了。回港後，
在工委会内部传达了关於处理学生运动的基本方针（没有涉及中常委的有关情况）
，并讨论了香港、澳门的有关方针政策，专门向中央做了正式的文字报告，以配合
赵紫阳在北京的工作，报告内容共有四点，基本上体现了在北京与赵紫杨的谈话内
容。
五月十三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学生们开始绝食了，连续几天，加上国内外媒体
的连续报导、渲染，学生绝食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有的学生甚至宣布开始绝水。
我专门打电话给赵紫阳、杨尚昆，建议处理学生绝食活动，不能再拖延了，是否准
备几百辆大客车，腾出医院，动员医生、护士、和一部份工作人员，都穿上白大褂
，在拂晓时，几个人扶一或抬一个，把绝食学生强制送往医院，再封锁天安门场，
进行对话活动。我担心如果有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矛盾就会进一步激化。他们两人
在电话中都讲这是好主意。但後来我等来等去，始终没有看到行动。大概他们那时
也无能为力了。
五月十五日，苏共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十六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戈氏时讲：「今
晚你还要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见面，这将标志着中苏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
但到了晚上，赵紫阳却对戈氏讲：「你今天上午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是你中国
之行的高潮，我想这样说，你同他实行了高级会晤，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恢复
，我们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所以，我们两党实现正常化不是现在，而是上午。
」接着赵紫阳又讲：「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决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问题，
仍需要邓小平掌舵。」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条消息，就对几位副社长讲，这个话讲糟了，他讲这个话也许是
好意，但这个时候讲这个话，邓小平要起误解的。
果然，不出预料，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常委开会，邓小平不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
定性，赵紫阳辞职了。但十九日凌晨，赵紫阳仍去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後来知道，
十八日晚上政治局开会，一直开到凌晨，否定了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意见，赵在会後
即去广场看望学生，含着泪讲，希望学生停止绝食，爱惜身体，并讲他去晚了，对
不起同学们。
我在香港知道赵紫阳去天安门看望学生的消息後，因为新华社大楼门前也有日夜静
坐、绝食的香港学生，我就决定也去看望他们。
在现场，有记者问我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我讲，我完全同意赵紫阳总书记的看法。
当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鹏板着面孔宣布北京市戒严。
卷入核心之争
李鹏下达三条指示照传达但保留
北京开枪共党变了下决心要退休
五月廿二日，中央来电报，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计是关於中央改组的事，即於廿
三日到北京。在机场接我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神色徊异往常，很紧张。他告诉我，
北京市的公安警察巳不能执行任务，市面上由工人、学生、居民沿途设卡，查询行
人车辆，遇到政府、军队车辆，随时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现在党、政、军、机
关用车，车牌一律都换用一般市用车牌。我们从飞机场去住处，为免麻烦，须绕道
而行。这位副主任还告诉我，中央已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调来，来时为免麻烦，
下飞後伪装称是医生。我问他，中央调江泽民来干什麽？他回答说：「不清楚」，
只听说已接管胡启立主管的宣传工作。我因赵紫阳没有参加十九日的党政军干部会
议，心里已有准备，也就不再询问了。但我没有想到，江泽民会任总书记。
廿五日，杨尚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一间休息房里见我。当时，他们把北京市
的情况估计得很严重，许多负责人都搬了家。杨尚昆、李鹏搬进了中南海，他们比
邻而居，一个住毛泽东的游泳池，一个住池旁毛泽东逝世时的住宅。在我等待他们
召见时，我巳经知道，此行是属於中央「打招呼」性质，全国不少盛市负责人大多
已来过北京，我属於最後几个人，至於打的什麽「招呼」，不用讲，也已猜出八、
九分了。
杨尚昆没有和我讲到五月四日两人谈过的话题。一见面，就解释：「常委决定，因
为我和你及几个人熟悉（杨尚昆没有讲是那几个），要我出面谈话。」又说：「经
常委决定，赵紫阳巳停职。小平同志讲，巳经没有路可退了，才采取戒严，动用解
放军平息动乱。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决定。」
我当时十分难受，一时讲不出话来。半响才讲：「动用解放军，千万不要流血啊９
杨尚昆当即表示：「不会的，不会的。」并说：「几位老帅，徐帅聂帅，也是这样
意见。他们也向中央提了这样的意见。」又重复了一句：「不会的。」我便问：「
谁当总书记？」杨尚昆回答：「还没有决定。」随即又补充说：「中央还没有来得
考虑。」我立即郑重地向杨尚昆说：「不能让李鹏当啊！杨也肯定地回答：「不会
的。」
在这样的问答过程中，我激动地流泪了。
杨尚昆又问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学运，以及驻港中方机构的情况，特别关心中银挤
的情况。会见约二十分钟後，他说还有事要处理，要我去见李鹏：「你去和他谈谈
香港经济方面的情况。」我想，是不是我刚才提过李鹏的意见，他让我去见见李鹏
，缓和我和李鹏的关系？
我辞别杨尚昆即去见李鹏。李的秘书说李去国务院开会，要我坐一会，他通知李鹏
马上回来。我在会客室方坐下，李鹏的老婆朱琳出现，和我打招呼，说：「你们在
香港辛苦了。」摆出一副大首长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後，朱琳立即夸耀
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坚持正气，不怕人家反对，这阵子很不容易啊９又说：
「学生闹得那麽凶，赵紫阳还去打他的高尔夫┅┅。」唠唠叨叨，不可一世的气慨
。我百感交集，和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沉默以对，她只好无趣而退。
李鹏一出现，还未坐下，便责问：「文汇、大公，是怎麽一回事？为什麽会发生这
样的事？」我直接回答：「这是受天安门影响。」没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
觉，当时也不好对我怎麽样，转而以缓和语气询问香港情况，我便叙述了香港市民
激烈支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情况。李鹏听後，要我与港英政府交涉，让港英政府出
面，对运动进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汇、大公报事件，严肃处理。我当即向
李鹏表示，「香港情况同内地不一样，处理方法也有所不同。」又顶回去了。李鹏
听後，怏怏不快，再也没有表示意见。我没有再按照杨尚昆的要求，向他谈香港的
经济情况，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关於海南洋浦特区的开发问题。前文巳述，我这
是受海南省书记许士杰之托，再一次希望说服李鹏能尽快批淮海南省委的报告，李
鹏也重复了他按项目批土地的那一套，推托过去。这是我和李鹏最後一次单独谈话
，话不投机，不足半小时，我就告辞了。
在北京宣布学生运动为动乱以後，姬鹏飞两次让秘书打电话给我，向我「建议」（
他大概知道我对运动的倾向），处理香港有关学运的事务按李鹏决定的三条指示：
一、北京的学生运动是一次动乱；二、对机关干部和工人要进行正面教育，不参加
支持学生的街头活动，一发现情况，就要严格说服和制止；三、要坚持工作，坚持
生产。
我们港澳工委讨论後决定：李鹏三条照传达，但是，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的做
法。与杨尚昆谈话後，我回到香港，在工委会上传达了杨尚昆的讲话，并在机关重
申了李鹏的三条意见。但大家并未因此对北京学生运动和香港群众运动，改变看法
。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点多钟，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打电话告诉我：「北京开枪了９因
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里是北京首先开枪的地点。
从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连续三天三夜，我没有睡觉，就坐在沙发上看电
视，困了就躺在沙发上。这些时日来，我面前放了两台电视机、一台收音机。电视
每半小时播一次北京情况，电台每十五分钟播一次北京新闻，实际上是连续二十四
小时在播送北京的情况，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应。没有言语能够叙述我当时心情的
矛盾和激愤。我想，共产党变了，北京的那些所谓的共产党人变了，他们怎麽能够
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呢？我下决心要退休，不干了。我想，我在香港还有一个
善後的问题，不能因我走，使香港一些机关干部受连累；另外，我想做些安排，以
便退休前後，尽可能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做些实际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
产党员不行了，并不等於共产党就垮了，将来共产主义还是会实现的。
中共中央宣布撤销赵紫阳的职务，由江泽民继任总书记之後，我立即请人带给赵紫
阳两句话，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体健康」。带信的人回覆
我，赵听了後讲了两个字：「谢谢９我想，历史上坚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
；但是，是非曲直，历史终会还予他们公道，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真理是不会被泯
灭的。
人心大变化
今日北京明日香港道出香港心态
争取人心遭到打击地位空前孤立
「六四」，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开枪，群众流血了，香港人也因此空前失望了。
香港各界从九七「大限」心态出发，看到「六四」，联想到九七後，自己也可能有
类似遭遇，因而愈发空前激烈地投入运动，「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口号，明确
地道出了香港人的九七心态，引起市民共鸣。「黑色」大静坐，「黑色」声讨会，
从各种大大小小的集会、游行，以至上百万人的大集会、大游行，牵动了全香港，
打破了港人历来对政治的冷漠，几近疯狂地参加运动。过去，「国际歌」、「国歌
」为共产党、大陆人所唱的歌，现在香港人都唱了，一曲「血染的风彩」竟成了香
港当时众人唱的流行歌曲。这种借歌发挥的心态，真使人啼笑皆非。
受这个运动影响的人数实际还远超过参加游行集会的人数，涵括全香港左、中、右
各方面的人士。
新华分社、左派团体内部的当地员工，几乎都参加了活动。我们的基本群众：爱国
学生、工人、共产党员，包括一些老共产党员，相当多数都参加了这一活动。右派
势力也举着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公开参加游行。从大资产阶级到劳动群众
，政治上各种倾向的人士，甚至少数外籍人士，都参加了活动，在香港社会上形成
一种现象：谁不参加这种活动，谁就受孤立、受歧视。
实际上，香港这一活动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广大群众表达了空前对中国爱护的热情
，希望国家进一步改革、进步，支持学生要求民主、改革的爱国运动。另一方面则
表现了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不满、不信任和反对，以及不满共产党镇压学生，反改
革，反进步的做法。
当然，不排除一些对中国共产党采敌视态度，企望社会主义中国垮台的势力从中起
影响的一面。但应该讲，这不是主要的。
因为各种势力、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运动，形成一个爱国的、反对北京当局错误政策
的统一战线，人心起了大变化，使得我们在香港多年争取人心的工作，亦即爱国爱
港的统一战线工作，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使我们处在一种空前孤立的地位。
人心大变化
中银爆发挤兑三天内提走百七十亿港币
悼六四死难者黄文放率新华社员工祭灵
「六四」北京开枪後，香港市民一直处在激愤之中，不少市民以罢工、罢课、罢市
，哀悼北京死难同胞。股市下跌一千点，市值损失二千亿港币；地产物业的市值至
少也下跌二千亿港币。也就是说，仅是股市和地产，巳损失了近四千亿港币。
市民在政治上的义愤无处发泄，就涌向中国银行挤兑，三天之内提走一百七十亿港
币，来势异常猛烈。在六十、七十年代，香港大学一批青年学生，拥护毛泽东思想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被称为国粹派。现在，这批青年多巳成为香港社会的精英，
有的在外国银行香港分行任总裁、经理，有的任职一些大公司的主管。六四之後，
他们中一些人聚会，多数人愤慨地主张，乘挤兑中国银行之机，把中国银行搞垮。
这说明什麽呢？一度他们是香港最爱国、最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竟然发生了这
样激烈的变化！
当然，挤兑风潮对香港金融有破坏作用，受损害的，最终还是香港市民。工委经过
讨论，由中国银行向港英政府和汇丰银行紧急交涉。他们同意支持，由香港政府发
表声明，汇丰也准备调集一些资金支援。当然，中国银行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
，进行调度，大陆总行也调来资金支援，尽快平息了挤兑风潮。
六四後，香港移民又起高潮，外国领事馆外大排长龙申请移民，不少内地的外派干
部拿到香港身分的，也打算移民，公开在领事馆外排队等候。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外
逃的消息，也不时传来。
香港的公司企业迁册风潮又起。连一向表示不移民、不迁册的李嘉诚，也改口声称
，是否迁册，由董事会决定。
六四之前，新华分社门庭若市，就是请愿游行期间，接触面也很广。「开枪」之後
，一下子冷清下来。很多一向同中国关系较好的人士，都开始疏远；连平时和中方
关系密切的人士，也不见面了，他们也要同北京方面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一些商
人纷纷停止与国内的生意，甚至把办事机构从内地撤回。
六四後，一些香港支持北京学运的团体，在新华分社大楼的对面设灵堂，祭悼六四
死难者。行人经过，都参加吊唁致敬。郑华很紧张地告诉我，黄文放带头搞了横幅
，准备率领社内一些干部和工作人员去灵堂祭灵。黄文放是对台工作部部长，前次
部长们的签名，也是他带头的。郑华告诉我，他们对黄文放做工作，劝阻无效。郑
华要我出面再做做黄文放的工作，他去劝阻群众。我签应了。我把工委的意见告诉
了黄文放，希望他不要带头，自己也不要参加祭悼活动。黄文放不置一词，转身依
然率领香港本地员工，打着横幅，走出新华社大门，在对面灵堂前做了祭悼活动。
郑华的劝阻工作，只在少数内地来的员工身上产生效果，他们没有参加祭悼。
四个月来，新华分社大楼，以及对街体育馆的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和漫
画。「六四」一个多月後，我们徵得港英政府同意，准备由新华分社员工自己动手
洗刷乾净。由於贴大字报所用的胶水，洗不掉，行政处就请中资机构下属的清洁公
司帮助清洗，当然也是要给钱的。但是「左派」机构的清洁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华
分社大楼惊壁上的大字报，坚决不肯接受。
围棋国手聂卫平要去东南亚参加围棋比赛，途经香港，与他同行的还有浙江省的挢
牌队。我邀请他们在新华分社赤柱招待所聚餐，约他们下什四点钟就到，因为我也
喜欢下围棋，想藉机向聂卫平讨教。
聂卫平和其他人下午四点多就到了，挢牌队的队长需在九龙办一点事，会晚一点来
。我们一面谈话，一面等他，一直等到晚上九点，他才到。问他为什麽这麽迟？他
讲，在九龙叫「的士」（出租汽车），的士司机听到要去的地址是赤柱香港新华分
社招待所，立即掉车而去，不肯载他，连叫四辆的士都如此。
後来，他只好请一个过路人帮他叫车，只讲地址，不讲是新华分社的地方，这才找
到一辆车载他前来。我和聂卫平听後都十分震动，没想到，连的士司机这样的基本
群众，对我们都持这种态度。
六四後，为争取港人恢复和中方的交往，了解北京新领导班子的政策，我积极徵求
港方中国上层一些肯接近我们的人士，鼓励他们访问北京。包玉刚、李嘉诚同意去
北京，但只见邓小平。我同意为他们安排，包、李也先後见到邓小平。他们回来後
都和我聚会，谈了会见情况。包玉刚谈及邓小平对英国政府持强硬对强硬的态度；
李嘉诚则语焉不详地表达了他的忧虑：「如邓先生而言做下去，非港人之福。」我
懂得他指的「邓先生而言」，是和包玉刚讲的同一内容。
其他先後有几批人也同意去北京，但条件是只见江泽民，不见李鹏。我也答应，做
了安排。他们见到了江泽民。也有人同意见江也见李，但要求见李不公开，不发新
闻。我同样接受，做了安排。只有罗德丞没有拒绝，他见了李鹏，做了公开报导。
大多数去北京访问过的，不管见了谁，回港和我谈及感想，都异口同声说「北京领
导人不了解香港情况」，表示很失望。有人甚至说，「他们（指会见的领导人）把
香港当敌人看待。」我不便细问，也就很难对这些人做解释。
後来李後给我打电话说，江泽民不愿意再单独见什麽人，理由是如果他们不愿见李
鹏，他一个人不方便单独接见。这样，约好的几批人士，便迟迟不能成行，又不便
将江泽民的理由坦直回覆给他们，只好藉辞拖过去。我深感香港人心变化之大，而
北京又不能也不想理解，今後香港工作实在难做了。
（许家屯回忆录转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