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纪行

               ·瓶儿·


  这次的欧洲之行是从纽约出发的,化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从德国领馆拿到签证,
当天便顺利地从奥地利和瑞士领馆拿到签证。据说德国的签证最难拿,如果它给签
,其它的一般没问题。一个妇女的护照上盖了法国,奥地利等国的签证,但由于什
么原因,德国还是拒签。另一个申请人在回答问题时过于紧张,竟然说:“我去德
国后,还打算去欧洲。”结果他被拒签。

  波兰的签证也等了一个星期,但手续简单多了,并且不收费。他们似乎从未办
过中国人的签证,因为原来共产主义国家之间是不需要签证的。我打电话去问时,
接电话的高声问她同事:“中国的公民需要签证吗?”经过讨论决定要我去领签证


  接下去申请去捷克。布拉格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又加上是在奥地利到波兰的途
中,非去不可。碰巧刚好看了百合推荐的米兰·昆德拉的《The Unbear
able Lightness of Being》,更是急于要亲眼看一看托
马士、特丽萨、和萨比娜的故乡。打电话去捷克领馆,接电话的领事说他们不受理
签证,所有的签证一律得去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大使馆去领。我心想我途中要在维也
纳停留,那也是首都,干脆到那里申请。

  下午在纽约飞出后,不久就进入了黑夜。乘的是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空姐们
既好看又热情,脸上始终令人难以置信地挂着笑容。英航的另一个好处是有免费酒
吧。美国飞机上的酒水是要Charge的。我要了Cognac,这是托马士和
特丽萨初次见面时他向当Waitress的她要的酒。尝了一口,惊讶地发现我
原来喝过这酒。三,四年前我在国内陪一来讲学的老外游览京城,他出于感谢送了
我一大瓶,不久我就出国了,还剩了半瓶在宿舍。我曾拿了和同事们分享,但没人
喜欢喝。现在我忽然觉得这酒很有滋味,不由得心疼起来以前从来没想起过的那半
大瓶Cognac,但愿不是被倒掉了。

  六个多小时后在曼切斯特降落,我们在这里转机。天已经大亮,人们在用早餐
。德国的朋友建议我们在这里体验体验英国式的早餐和早茶。无奈我在飞机上已被
喂得饱饱的,实在没有Room。B说他饿了,他去买早餐。我指望他带回来一杯
英国式的早茶,我好喝一口尝尝。谁知他却买了一杯咖啡。他象发现新大陆似的告
诉我:“你知道他们把Muffin叫什么吗?他们叫American Muf
fin。我们说的English Muffin在这里就叫Muffin。”他
左右环顾了一下,马上又发现了另一个新大陆,“嗨,他们一大早就喝酒,真有意
思。”我们在商店里转了转,发现东西总的比较贵,买了一个喝水的杯子作为送给
波兰朋友的纪念物,价格是五镑,相当七块半美金。

  英国和德国的时差一个小时,从曼切斯特到慕尼黑只要两小时。高登和简在机
场接我们。他们都是美国人。这一对恋爱了五,六年,还没结婚。简祖籍爱尔兰,
她在五年前大学刚刚毕业时就独自来闯欧洲了,在好几个国家做过Waitres
s,赚了钱就四处旅游,活得很潇洒而不在乎,腿上一茬茬毛乎乎的从来不刮。现
在简在慕尼黑轮流做几家爱尔兰酒巴的Waitress,业余给杂志写稿。一直
追简不舍的高登在南部的Konstanz大学教书,他已经收到普林斯顿大学的
聘书,将于八月份离开德国。我们这次的欧洲行全是他极力促成的,他想在他离开
之前领我们玩玩,而我本来是决定回中国看看的。

  机场到市区坐地铁需要四十多分钟,两个人的车票加起来要二十马克,相当于
十三个美金,比比从曼哈顿到肯尼迪机场只要两块五贵了不知多少倍。我问简她怎
么能够Manage这样昂贵的交通费,她说她有月票,那只要五十马克。这样一
说,慕尼黑的居民又比纽约的居民有更多的优惠。

  他们领我们到Marinplatz--Platz是Place的意思,慕
市的中心地带,也是市政厅的所在地。市政厅的建筑很宏伟,有一个独特的钟楼,
每到正点会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先是两军交战,然后是一群小丑的滑稽表演,
最后以一只鸟儿探头鸣唱而压轴。据说这样的演出进行了四百多年,一直是由机械
齿轮带动的。居然从没停止过,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吧。教堂前是一片空地
,人们坐在遮阳伞下喝饮料,吃冰激淋,聊天儿。周围只有行人而没车辆。B又发
感叹:“真好!纽约就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后来我们看到欧洲各城市到处有这样
的露天Cafe,那种气氛很随意。

  接着我们去了English Garden。这是慕市最大的公园,规模有
似纽约的中央公园。有一条叫冰河的小溪(可能是Isar的支流)穿过公园,在
冰河两旁的草坪上躺着很多裸露的人们。有的成双成对--男的和女的、男的和男的
、或女的和女的,有的是自己来的。有的在呼呼大睡,有的在津津有味地看书。据
我观察,男同性恋占了很大比例。男人们的生殖器毫无顾忌地暴露在日光下面,似
乎很骄傲的样子。相对之下,女人们可以为她们丰满的乳房而感到荣耀。

  朋友把我们带到里边的一个啤酒园(Beer Garden)。那里有一座中
国式的塔,塔的名字就叫“中国塔”。一支乐队正在塔中演奏。啤酒是德国的文化
就象可口可乐是美国的文化和茶是中国的文化一样。中国到处可见的茶馆在这里都
变成了Beer Garden。啤酒在这里不仅象水一样普遍,而且酒精浓度要
比美国的高的多。麦当劳,Burger King之类的速食店也出售啤酒。天
很热,树荫下的啤酒园坐满了人。人们一个个手持一公升容量的Pitcher就
往嘴里到。我心想他们真干脆,连杯子都不用。在美国的酒吧,都是大家分喝一个
Pitcher,各人先把酒倒到自己的杯子里。转眼间高登端了四个大水罐过来
。我瞪大了眼:“你要我喝一公升呀?”我纵然不被醉到也会被撑死。我从来没喜
欢过啤酒,在这里喝一公升的啤酒权当喝德意志的文化吧。庆幸的是高登给我买的
啤酒掺了我喜欢的苦柠檬。一个水罐下肚,顿时气壮如水牛,似乎忽然领悟了日尔
曼的精神。

  我们住宿的地方是精神病研究院的招待所。这是一座两层的小楼,楼上三间卧
室,楼下是厨房和会客厅,楼前有草坪和月季花,四周是树木围成。这本来是给来
访教授住的,房费只要十元。是高登托关系走后门弄来的。傍晚去后门散步,沿着
篱笆,走在青苔未退的小道上,一时间以为自己身在杭城浙大的求是村。的确,后
来我在看了苏黎士,维也纳,和柏林之后得到的总体印象是欧洲的城市更接近亚洲
的城市而不是美国的城市。街道和楼房的格局以及气氛从外观上与亚洲的大同小异
。可能这是因为它们都比较古老,而美国的城市则很年轻。

  人们都喜欢傍水而居,水可以喝,可以用,是人赖以生存的宝物,因此每一个
城市都有一条河。慕尼黑的河叫伊塞尔(Isar)。这是一条美丽清澈的河,两
岸杨柳倒垂,在柳枝后面,你可以看到两个教堂的圆顶和慕尼黑博物馆的钟楼。还
有一个小教堂象城堡一样屹立在那边的河岸上。河的中央有一个窄长的小岛,夏天
常常有人来这里Camping,游泳或晒太阳。在桥上可望见那些快乐的着泳衣
和不着泳衣的人们。

  裸体日光浴在欧洲很普遍。欧洲人比美国人对裸体的态度要开放得多。这里到
处可见全裸体的广告画或照片,这在美国似乎是被禁止的。在美国,即使被允许脱
衣服,人们也很害羞。纽约州允许人们在公园可以Topless,但我至今没有
看见哪位女人Topless,除了一次在Washington Square
Park同性恋Parade上看到有些女同性恋者这样做。我的一位女同学在N
ew Jersey的一个裸泳海滩脱光上身衣服,结果周围人的眼睛都电灯泡一
样扫着她的胸脯。

  这里的饭店结帐时已经打入了小费,不过你还是被Expected再加一点
。有一点使我很不习惯的是他们不免费供应自来水。据说德国的自来水不干净,最
好不要喝,所以在那里我只好改喝汽水。在饭店一入座,一杯汽水至少要你大约三
马克。服装也很昂贵,一件连衣裙标价都在两百马克之上。一双皮鞋也要在两百马
克之上。简说她从没在这里买过新衣服,实在需要衣服时到旧衣店去买。名牌牛仔
裤如Levi’s在这里至少要七十美金,而在美国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买到。在去
了瑞士后才发现德国的东西并不最贵。我在苏黎士一家专营美国货的商店看到名牌
牛仔裤都在大约九十美金之上。如果早知道这样,可以从美国带一批牛仔服在街头
卖掉把路费挣回来。

  欧洲的城市交通很先进。这里没有人卖票,上车也没人检票。每一站都有自动
售票机,你根据说明找出你应买的票,把按钮一按,把钱放进去,就可取到票。然
后你得把票放到一个机器里敲上日期,否则这票不算有效。地铁的和地上公共汽车
的系统大致一样。这种的做法就跟开架售货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们的自觉性
。高登说他在德国的两年期间只遇到过三次查票。查票的人都着便衣。抓着的话罚
款六十马克。即使这样,从概率上说,罚款仍比应付的车费少得多。有趣的是,正
在高登向我们解释这些时,一个大妈走过来,向我们亮了亮她的证件,正是高登所
说的便衣。过后高登说:“这是第四次。没想到这么凑巧让你们碰上了。”

  另外一点也让我喜欢欧洲的城市交通,这里骑自行车的人很多,有专门的自行
车道,很安全,跟在北京一样,不象纽约自行车和汽车在同一个道上赛跑。

  慕市是希特勒发迹的地方,当然有很多这个杀人狂的遗迹。但德国人想必是引
以为耻的,并不标出这些地方,而是等着时间去把它淡化。我在Odeonpla
tz的那个Stage上走过,想到希特勒五十多年前就站在这里嘶声力竭地叫喊
,不禁打了个寒颤。此行中也补了历史课,了解到当时反法西斯的“白玫瑰运动”
和因此被谋杀的索非亚、汉斯这一双不满二十岁的当时才是高中学生的英雄姐弟。

  我在德国期间,中国的法西斯李鹏也正在那里访问,李到处遇到示威抗议,不
得不时时改变日程以躲避。有一个财团的头头评论说:李应该懂得示威抗议是民主
的表现,这样的事情在这里经常发生,不必害怕。我心想这个蠢物哪里懂得民主,
如果他懂得哪怕一点点,就不会效仿希特勒去谋杀学生了。

  在伊塞尔河中央的小岛上我曾wonder一个问题:不知二战时这里有没有
中国人,如果有,他们的命运又是怎样?我期待着答案。

  慕尼黑在德语中是Munchen,发音相当于“梦琴”,不知怎样成了“慕
尼黑”。离开那里,我们和高登坐火车去他工作的Konstanz镇。Kons
tanz从地图上看离Munchen很近,却整整化了五个钟头,因为中间隔了
一个大湖,火车得绕道走。中间还要在一个叫Lindau的小镇换车。在Lin
dau等车时我们去镇上转了转,这里的房屋和街道式样看上去比较古老,和中国
南方的小镇很相似。在临湖的街上有露天cafe,有几个南美的艺人在操琴击鼓
歌唱。我对南美音乐有一种特殊的冲动。南美洲音乐自然,古朴,随意,欢快,最
体现原始的人性。它的节奏好象正好合上了我生命中的某种律动,因我每次一听到
南美洲音乐,就会感到自己的心弦在与之发生共振。后来在苏黎士和音乐之都维也
纳等地也看到南美街头音乐家,我很高兴。真希望南美的音乐家遍布世界各地。

  在高登家发现米兰·昆德拉的书《The Unbearable Ligh
tness of Being》。原来看的电影版本中没有这么详细的心理描写
。昆德拉可谓是一个不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心理学大师,也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家。(
可惜的是听说他的书从来没有以他的捷克母语出版过。)我一拿起书,就爱不释手
了。我更加想去布拉格。后来我一路带着这本书到维也纳和柏林。

  Konstanz是一个至少有四百年历史的古镇。它面临Konstanz
See(也称Boden See)--这里的See是湖的意思。Konsta
nz See是德国和瑞士边界上那个大湖的主要部分。码头上有一座新建的高大
的statue,是一个有着两个硕大无比的乳房的妇女,一手托着国王,一手托
着教皇。这个塑像曾引起一些教徒们的抗议。它的存在下来证明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Konstanz秀丽,宁静。午后你可以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或把脚伸进水
里,让微风吹拂你的脸颊,看白天鹅在你面前游来游去。你也许会看到天鹅妈妈和
天鹅爸爸一前一后地守护着两只“丑小鸭”。所以Konstanz不仅美丽,而
且多情。人的多情有如高登,每个周末来回乘十小时的车去“梦琴”看简。

  高登执教的Konstanz大学则非常年轻,建筑很现代化。它就座落在湖
边,课后可以到阳台远眺青山碧水,是读书的好地方。休闲时你也可以到百米外的
beach游泳。这里有好多人裸泳。高登有一次在那儿散步时撞上一个他教的女
学生,她的赤身裸体弄得他很尴尬。高登说他从没裸泳过,他不习惯,他还是美国
人,尚未被欧化。在Konstanz大学碰到一个瑞士的学生。她住在苏黎士,
天天过来上学,路上总共大约要化两小时。象她这样的跨国学生有好几个。她英语
说的很好,口音也很纯正。我好奇地问她,她说每年暑假她都去美国当保姆,今年
放假后还去。

  Konstanz就在瑞士的边界。那天早晨我们背着包从德国步行到瑞士。
再在那边的边境小站搭乘去苏黎士的火车。途中我们在一个叫Stein am 
Rhein(可译作“莱茵河上的石头”,我把它叫作“石河子”)的小镇下来。
高登听说这个小镇很漂亮,特意跟我们一起来拜访。走出车站,前面是一个小山坡
,坡上有几户人家,篱笆围成的院子里鲜花盛开。一个老妇正在晾衣服,朝我们友
善地笑笑。拾阶而上,前面更是一番好景致,近处是瑞士人家独特的尖屋顶,后面
是潺潺流过的莱茵河,再往后是教堂的钟楼,远处山头还有一座半掩在林中的城堡
。一切是那么平和与安祥。走过桥,河对岸是小镇的中心,露天cafe有些人,
他们主要是游客。小镇的居民并不多。主要的那条街不过百米长,临街房屋的墙壁
上都绘有壁画,给这小镇凭添些宗教般的圣洁气氛。

  离开石河子时看到几个当地的少年在嬉戏。我说我真羡慕他们,生长在这样美
丽平和的环境。高登说:“我敢打赌,他们才不愿在这里呆着呢。”我回想起自己
的少年时光,不禁笑了。是呀,自己那时不是天天盼着离开那个与这里同样平和的
小镇吗?时过思迁哩。

  到达苏黎士时我们都已经饿了。在小摊上买了一个热狗,大约是五个弗兰克,
相当于四美金。怪不得人家都说瑞士是一个昂贵的国家。四周看去,猜什么最多?
当然是银行。有一cafe设在大马路边的街上,有二排两人小圆桌。奇怪的是人
们并不相对而坐,而是并排,一律面向马路,好象戏院里的两排观众。乍一看,以
为他们在看什么有趣的东西。看看他们的对面,却是施工场地。后来发现所有临街
的cafe都这样,倒是很新鲜。

  苏黎士应该说是一个漂亮的城市。它有河,有湖,远眺阿尔卑斯山脉。苏黎士
的人也非常友好。应该说瑞士人都非常友好。这个国家自一五一五年起从未和别人
打过仗,你可以想见人民的性情。瑞士有三种官方语言: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
靠近哪国说哪国话。这个城市靠近德国,所以居民们说德语。但多数人也说英语,
想必是因为有很多国际性机构设在这里。

  我们住在Piroska家。她在苏黎士大学读研究生。她的男朋友Serg
在日内瓦工作(Serg的父亲是九二年物理学诺贝尔奖的得主)。Pirosk
a在NYU当过访问学生。我们曾一起到麻州的Birkshire野营过,度过
三天愉快的充满Adventure的时光。她特别sweet,爽快,和热情。
她和简一样,衣着十分朴素,从不刻意修饰(以至于她在出席诺贝尔奖宴会时得租
dress穿)。这些都使我喜欢她。但是她的朋友很多,我只是外围的。

  在车站见到她,还是那一头利落的短发,她非常高兴地在我们脸上连连亲吻,
说:“It’s so funny to see you here。”我们
早就说来看她,可说了又说就是没来,她最后便当作我们随便说说而已。她接过我
们的背包,惊讶地说:“就这些?你们真efficient。”原来她以为我们
有很多行李,特意租了一辆车。我们没有问租金,因为怕冒犯她,但想必是很贵的
。她和我们只不过一般朋友,就为我们如此破费,我心里非常感激,希望将来她会
再来美国,使我有机会报答。Piroska还一反我们在美国学会的Go Du
tch的常规,坚持要为我们付饭钱,她说:“你们也没有机会经常来,就让我招
待你们吧。”但是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再让她破费。

  苏黎士离首都Bern只有一个小时的火车。我打算去那里申请去捷克的签证
。Piroska说Bern很美,和苏黎士与日内瓦完全两种风格。用她的话说
,Bern是蓝血人(意指贵族)住的地方。一早起来我给捷克大使馆挂电话,问:
“你说英语吗?”对方的男声很骄傲:“当然。”我告诉他我的情况,他说了一大
串叽哩咕噜的东西,我好不容易听明白最后一句话:我得到华盛顿或北京领我的签
证,他们这里不办。我不肯相信,怕自己听错了,请B再问一遍。B拨了一遍又一
遍,占线了二十多分钟,好象这个大使馆的签证处只有一个电话,且没有Call
Waiting什么的。好不容易接通了,B问他说英语吗,得到同样的骄傲的语
气,然后同样的一串叽哩咕噜。从来不会说别的语言的B也化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
好几个“Execuse me”才弄懂对方的意思,和我理解的一样。末了,对
方很不礼貌地说:“This is the final words。”就把
电话挂了。B对我说:“我wish他别说‘当然’。我好有所准备。”捷克的签
证看来没有希望了。有了这样的经验,我对捷克人的印象不如当初。

  傍晚我们沿着利马特河散步时,听到一段熟悉的琴声。这种琴声类似电吉它,
但却不全象,虽然也用电。我以前在纽约圣马克斯街我的家门口天天看到一个长得
象Seindfeld里的Kramer似的三十来岁的瘦高个儿琴师弹这种琴。
他天天反来复去弹同样的曲子,那个曲子而且很短,充其量不过二十个音节。他的
琴不仅形状难看得象鱼的尸体,而且脏兮兮的。他的人看上去也很脏。可是他弹琴
的时候倒很陶醉--居然百弹不腻。我们都烦死他了。难道这是同一个人?不是以
前那个曲子,但风格是一样的。我飞快地跑过去,呆住了--就是那个人!这世界
多么小!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想着要把他拍下来。就在我举起相机时,他的
保留曲子响起来了,他一定是非常兴奋地看到有人要拍他。旁边有人把我的相机拿
过去,示意我站到琴师的身边--他们都把我当成他的fan了。我只好走过去,
刚站定,琴师的长猿臂就一把搂了过来,非常亲热地和我合了一张影。我告诉他以
前在圣马克斯街见到过他,他更是喜形于色,忙把我们指给旁边一个同样穿的破破
烂烂的象是他的女友的人说:“他们是从纽约来的。纽约来的。”这时,那个为我
们照相的意大利人过来,两只大拇指树起来:“这个音乐太棒了,在学校里是不可
能学到的。”我非常吃惊居然会有人喜欢他的音乐。我问琴师什么时候回纽约,他
摇摇头:“不知道。警察不让在街上放麦克风。我打算在欧洲先转转。”我心想这
样于他于我们都好。

  回纽约后说给一个非常厌烦那个琴师的朋友听,他羡慕极了:“他是什么都有
了。到处旅行,又有女人。”这个朋友弹得一手好吉它,如果抛得下世俗的东西,
完全可以过和那个琴师一样的生活。这时,我不由得欣赏起琴师的潇洒。

  从苏黎士回到康斯坦斯,搭海格尔的车去慕尼黑,再从慕尼黑去维也纳。

  海格尔是高登的学生,二十二岁。他颀长的个子,深深的眼窝,一头恰到好处
的卷发。他穿一件破的很自然的背心,脖子上系一条意大利式围巾,一缕棕色的头
发调皮地飘在前额,样子很潇洒。他家在慕尼黑,在康大上学,每个周末就这样跑
来跑去。高登若赶得巧,都搭他的车。高登说他是全班最聪明的学生,不常说英语
,却说得最好,功课也是一听就明白,且常提击中要害的问题。海格尔周末是慕尼
黑一个小乐队的吉它手。他每次周末回慕市,一是登台演出,二是去看他一岁的儿
子。

  我们跟着他先去见他的女朋友海姬。她也是高登的学生,就住在Konsta
nz。海姬虽也是日耳曼人,却没有深眼窝,乍一看倒象是一个东方人。海格尔和
心爱的人吻别后,下了楼起步一个大跳,还陶醉在刚才的缠绵之中。接着两人一个
楼上一个楼下频频互递飞吻,又拼命挥手道别,大有这一去风雨路三千,从此各自
保平安的意思。

  上了路,海格尔把车开得飞快。我瞄了瞄速度仪:一百七十公里,怪不得这么
过瘾。这还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在美国坐过的最快的车也只不过九十迈,还被罚了
款。原来在德国不限车速。到了慕尼黑,海格尔和我们握手告别,他的神情有些紧
张。高登说:“放松些,车到山前必有路(It will turn out 
to be fine)。”

   后来从高登那里得知,海格尔的儿子为前女朋友所生。他们分手后,她威胁
他,如果他有新的女朋友,她就不让他见儿子。所以海格尔一直把和海姬的约会保
密,至今已整整一年。今天,他决定和前任摊牌,却又担心从此再也见不到儿子。
所以他忐忑不安。现在我尚不知道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只愿不要太坏。

  在慕市休息了一个晚上,次日清晨我们出发去维也纳。高登再次与我们同行。

  火车开出一个小时后到达奥地利境内一个叫Salzburg的小城。Sal
z意思是盐,所以Salzburg可以译为“盐堡。”我把它译为“盐城”(因
江苏恰有一个叫盐城的城市)。盐城郊外有咸水湖,有盐矿,“盐城”因而得名。
盐城是莫扎特的诞生地,他的童年在此度过。很可能那首著名的“Twinkle
, twinkle, little star”的曲子就在此写就,据说那是
莫扎特五岁时的作品。另有一个卓越的音乐家也在此居住过。那条老街基本上还是
那时的模样,各种店行的招牌依旧,洋溢着十八世纪的气氛。细细再一看你会发现
有些是旧瓶装新酒。有一个是中国餐馆,我不相信是那时就有的。

  一条幽幽的河在老镇和新城之间静静地流过。走在桥上,就好似穿越于世纪的
时空。脚下的河水,象是在给你慢慢讲着那山头几百年的城堡,那幼年莫扎特受洗
的教堂,还有许许多多其它逝去的往事。

  如果说维也纳是音乐之都,那么盐城不愧为音乐之乡。这里多少年来一直回荡
着优美的旋律。著名的《音乐之声》的故事也正发生在这里。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
的。我在简的一篇文章中读到有“音乐之声游”,特意参加了这样的一次旅行。

  我们去了电影中玛莉亚初去von Trapp家经过的喷泉,von Tr
app家住的临池的别墅,莉莎和男友约会的小玻璃房,孩子们爬树的地方,还有
他们举行婚礼的教堂。那个教堂座落在一个叫月亮湖的小镇,湖中有天鹅嬉戏,湖
的一边是隐约似放着荧光的银灰色山壁--当地人称之为“龙壁”。我想着洁冰一定
会喜欢这个地方。车经过了真的玛莉亚做过修女的庵,那个庵原来是在城中,而不
是在山上。

  带曼切斯特口音的幽默的英国导游一路上给我们讲述von Trapp家的
真人真事。玛莉亚和冯一家都确有其人。电影中所有的人都有原型,只有莉莎的男
友是虚设的。另外莉莎不是老大,而是老二。老大是男孩Friedrick。在
现实生活中,玛莉亚和老冯结婚后在此居住了十年并生了三个孩子。他们最后不是
步行去的瑞士。导游说:“从这里步行去瑞士,起码要翻山越岭的走上七天七夜,
不饿死也得冻死。”老冯一家是买了Eurorail Pass坐火车出的境。
他们假装是去hiking,带着hiking的装备。就在冯家离开的第二天,
奥国关闭了边境。冯家后来到了美国,几年后von Trapp去世,而玛莉亚
则活到1986年。现在孩子们全部定居在美国,他们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

  从导游那里还得知,玛莉亚写了传记《Von Trapp Family》
,在德国拍成电影,但是并未得到人们的注意。后来百老汇把版权买下,做成Br
oadway Show 《The Sound of Music》在纽约公
演,立即引起哄动。经拍成影片后,更是享誉全世界。(我想,这个片子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归功于成功的音乐。一开始玛莉亚快乐的“The hill
s are alive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立即就把人带到世外那至圣至洁只充满悦耳的音乐之声的天地。这音乐之声赋予群
山以生命,这音乐之声也使人们心旷神怡。)

  《音乐之声》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百看不厌,所以我很高兴得此一游。据说扮
老冯的演员曾经为演了这样一部天真的儿童片而颇感难为情。后来他年事已高时,
偶然发现他的孙儿们非常enjoy这部片子,方才有所觉悟,庆幸自己当年的出
演。

  盐城一带和Konstanz一样,早先属巴伐利亚王国。巴国多湖泊。一路
行来,大湖小湖一个接一个,被环绕在青山之中,青山又被浓雾笼罩,气氛幽静而
神秘。途经一湖,导游讲,传说当年希特勒大势已去时,曾往这湖中倾倒了大量的
秘密文件和仪器,包括正在研制的原子弹材料。战后,各国间谍纷至沓来,企图打
捞。但收获不大。唯有一次有一间谍捞到一箱子黄金。这样一说,使这一地带更显
得玄不可测。

  作别Salzburg,下一站是维也纳,它在大约五个小时的火车以外。

  到达维也纳时是周六的傍晚,街上静悄悄的。和美国不同,欧洲的周末意味着
所有商店都关闭。如果你在工作日忘了买食品,那周末就对不起了,你得上饭馆去
吃。这还好办,我纳闷要是女孩子临时来了例假可怎么办,到哪里去买卫生巾。除
了周末关门,他们还有午饭休息时间,你想买点心吃的话得等一、二个小时。等店
员吃饱歇够了,你也就饿过头了,忘了到底在等什么。

  维也纳的中心地带和慕尼黑的极其相似,有一大教堂,周围是空地,有几家露
天咖啡店。在旁边的一个小巷里有一家上海餐馆。价格比起美国来翻了一倍。我实
在是馋中国饭了,于是我们就买了Take-out。那个饭店居然没有一次性使
用的塑料叉子或调羹。好在老板格外爽快,借给我们不锈钢的三套餐具。我们出门
后说这老板真信赖人,如果他遇上不道德的人,说不定就不还了,而这三套餐具不
比我们买的食物便宜。我注意到维也纳的东方人和苏黎士的一样少,这个中国餐馆
用的waitress就是西洋人。里面一个厨师探头张望我半天,好象很想跟我
说话似的,可能他们见到东方人还是很好奇的。

  饭是在Stephansdom教堂前的一条石凳子上吃的。过路的人都很奇
怪的瞅我们一眼。我们狼吞虎咽的可能使他们以为是要饭的。我们这几个倒都是脸
皮厚的,反而觉得好玩。饭后,我们去露天cafe,喝着咖啡和茶,欣赏夜色中
的哥德式教堂尖顶。栏杆外有几个少男少女,目中无人地作些极其亲昵的举动。回
旅店前,到多瑙河上站了一站。夜风吹来,带些寒意。出发时纽约正“热火朝天”
,我没带一件长袖衣服,只好回去睡觉。

  次日几乎一整天风疏雨骤。我们冒雨去了弗罗伊德公园和他住过几十年的街道
。那条街有好几家书店专售弗氏的著作,外带一些心理学、哲学和精神病学方面的
书。而后,去市政厅和国家歌剧院。由于是星期天,只能在外面看看。接着,去H
absburg皇家的夏日行宫。那个行宫占地面积很大,大约和颐和园差不多大
小。园林中有很多雕塑,风格各异,共同之处是基本上都是裸体和半裸体的,有些
设计得很放荡。爬上园中的一个山坡,城区风光可尽收眼底。可惜那天能见度不够
好。

  本来还想去列宁和托洛斯基喝过咖啡的小店去坐坐,结果那里关门。我们根据
导游手册乘车前往一个以奥国风味著称的饭店,结果也吃了个闭门羹--那个饭店已
经停业。我心想,如果不是奥国的饭不好吃,就是那个写导游手册的家伙得着什么
好处了。

  在维也纳的二十四个小时又冻又饿,因此维也纳没有给我留下太美好的印象。
反而有遗憾。有一所教堂的唱诗班全由男孩组成--男童唱诗班,我很想听一听。
我们在维也纳正赶上礼拜天,我一大早六点醒来问高登这个教堂在哪里,他睡梦初
醒含含糊糊嘟哝一句,我以为他说他不知道。结果后来上了火车他说他知道这个地
方。

  我是带着遗憾离开维也纳的,希望今后有机会再来。我要去寻访莫扎特、贝多
芬、斯特劳斯、歌德、卡夫卡等的足迹。

  从维也纳回慕尼黑的火车上,我说要到离捷克最近的LINZ站下车,去贿赂
边防检查官。高登和B都说算了,今后有机会再去。

  到慕尼黑时是午夜12点。我们去简当招待的一家爱尔兰酒吧找她。有几个小
青年喝得醉醺醺的,在大声地唱歌。酒吧里乌烟瘴气。我始终也不能习惯酒吧
的气氛,只有简这样的嗜烟者才喜欢这个环境。

  睡了一觉,起来和几个德国的同行吃了早餐,然后去附近的慕尼黑大学买去柏
林的机票。那时机票正在降价,来回才180马克。不巧的是回程的日子受限制,
我们只好改乘火车。

  高登和简去买车票--他们也想去柏林,我和B与原来NYU的访问学生BE
ATA去英国公园玩。走到裸体日光浴场,我说要体验体验。BEATA问我:“
我不从众行吗?”我说请便。B也不好意思在BEATA面前褪下衣服。所以就我
一人做了。刚开始有些不自然,过后就好了。感觉就象回到很原始的时候,和大自
然融为一体,无拘无束。

  回到简家,高登说他为车票奔波了整整一天。原来他先到他们的的旅游AGE
NCY,AGENT告诉他们最便宜的双人票为五百多马克(在德国如果两人一起
旅行,第二个人的票价减半),和他原来在火车站问到的相差很大--那才三百多
马克。他又跑到别的AGENCY,结果比这还要贵。他们回来准备把票买了,但
这家公司刚在五分钟前关门。他们只好跑去火车站,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买到票
。双人票价是:二百八十五马克。真叫好事多磨。为了感谢他们,化近一百马克请
他们吃了晚饭。当高登觉得我们欠了他八百吊似的时,简说:“要是B和S自己去
买,他们就直接奔火车站了,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旅游公司。是你把事情弄复杂了。


  我们在火车上过了一夜,天亮时到达柏林。有关柏林墙的一段我写在了<<柏
林和柏林墙>>一文中,这里就不复述。除了柏林墙,我印象较深的是那座在二战
中被毁的教堂。现在残余部分被保留下来,作为明示后人的见证:战争是残酷的,
珍惜和平吧。

  在东柏林的柏林大教堂旁边有一座马克思恩格斯桥,还有一个马恩公园。马、
恩两人的巨大塑像位于公园的一边,马克思坐着,恩格斯站在旁边。我在他俩的中
间照了张相。公园里有几块碑,上面镶嵌有各国革命运动的记录照片。照片作了特
殊处理,不怕风吹浪打,而且效果很艺术。其中有两幅是有关中国的:一幅好象是
早期革命家们在德国勤工俭学时的合影,另一幅是妇女开大会的场景。
  综观东西柏林,我觉得东柏林更有意思。西柏林和任何一个现代化城市大同小
异,而东柏林则有许多古旧的有特色的建筑。

  离开柏林,下一站是波兰。我们到边境小城GOLITZ转车,在那里呆了半
个钟头。那里的物品比起柏林或慕尼黑要便宜一大半。

  过境时,我的护照被边防官们传来传去,他们又在一边嘀嘀咕咕。我耐心地等
了足有五分钟,他们才笑容可掬地将护照交回我手里。

  我们要去的地方叫JELENIA GORA--可译为DEER MOUT
AIN也就是鹿山。鹿山是一个中等城市,得在一个小镇换火车。我们想在这一小
镇车站给我的朋友乌拉挂个电话,告知我们到达的时间,可是前后左右转游了好几
圈,也没发现有公用电话。我们去问讯处求助,里面一个秀丽的女士摆摆手,意思
是她不懂英语。我当时忘了试试汉语--玩笑。后来发现这位女士干脆车站里里外
外一把手,不仅负责咨询,还负责给火车发讯号。

  好歹手头有乌拉的地址,就自己找去吧,大不了作点不礼貌的事--让她吃惊
。夜里十时多,我们到了JELENIA GORA车站,这个车站比较大,应有
尽有。和前一个小镇车站一样有一个酒吧,但门面上显得摩登得多。我一眼就看到
有好几个公用电话,看人家往里边插卡,就把身边仅有的AT&T电话卡拿来试,
却被拒绝。原来人家用的是一种什么欧洲联用的卡。说到这里,想到飞龙正在兜售
的NTC卡,如果能够在世界各地用,一定非买不可。

  人生地不熟的也不知道坐哪路公共汽车,就去叫出租车。一问,才要五个美金
。司机把我们送到后,我兴奋地跳出来叫乌拉。乌拉和她丈夫亚努西穿着睡衣就跑
下楼来。这边B正准备付帐,可是我们只有十元的票子,司机找不开。B正打手势
叫司机找给相当三美金的ZLOTY(波兰元),亚努西已回屋拿了钱塞给司机。
我们说这不行,我们自己付。但亚努西已打发司机走了,原来他怕我们上当。我发
现司机很失望的样子--本来说好付美金的,感到很对不起。后来问了亚努西,得
知从车站来这里的确就相当五个美金,所以那个司机非常诚实。

  进了屋,乌拉忙给我们准备吃的和喝的。出门半个月来,第一次感觉象到了家
一样。这乌拉原来在纽约给有钱人当管家,周末是我的室友。她长我二十岁,总把
我当小孩子对待,处处对我很照顾。还是在纽约时,她经常叫我们去她打工的地方
玩,说她的主人待人很好。拗她不过,终于有一天顺路去玩。她的主人--一对犹
太夫妇--家的确很气派,走廊里挂满了画,玻璃柜里摆满了古玩,大客厅的落地
窗面向公园大道。但是她的房子很小,仅勉强放下一张床。她给主人做好饭后,再
做我们的。我问她平常也和主人分开吃吗,她说是的。一下子我感到很不自在。我
原来在北京时认识一对夫妇,他们从来都和保姆同桌就餐。自那以后,我再也不去
乌拉那里玩了。

  乌拉说她去车站等了一天,刚刚回家。我们原来告诉她这一天到,当时没买好
车票,不知道具体时间,谁知她居然就在车站傻等。“我一早八点就去了,一直等
在车站里。刚才车站里的人说最后一班车已经到了,我看看没有你们,就回来了。
我的女儿本来昨天要去外地度假,听说你们要来,特地等你们。今天下午,她以为
你们不来了,就走了。”乌拉还有一个儿子,已经去度假,在我们走那天的晚上回
家,所以很不巧,一双儿女都没见着。乌拉以为我们这一来会住个一、二个星期,
得知我们只计划住两天,她很失望。如果我早知道乌拉的这番诚意,就会早点从纽
约出发。

  第二天早晨起来,乌拉的早点和茶已经在桌子上等候。这是旅途第一次不用去
外面吃饭。饭后下楼去玩,一只狗呲牙咧嘴地扑了上来。我吓了一跳,却故作镇静
,还给他(后来得知是“她”)陪笑脸。她并不懂我的意思,仍是又扑又抓。B和
乌拉过来,才解了围。原来这是她家的爱犬,名叫伊娃。她刚才是兴奋的表示,就
象小孩子见家里来了客人要表现一番。可我从小就怕狗,承受不了这样的礼遇。

  傍晚我们带着伊娃去田间散步,才发现她其实很天真可爱而且聪明。经过邻居
家,她把那家的狗托尼招呼出来一起玩。她一路上和托尼抢一根木棍,我们试着引
开她的注意力把木棍藏起来,第一次她上了当,但第二次她眼睛看着我们,脚爪却
紧紧地按着木棍。路上我们遇到一个从南美嫁过来的妇人,她也在遛狗,她亲切地
喊着伊娃和托尼,却只对乌拉和亚努西说声“DZIEN DOBRY”(你好)
。我过后问乌拉她叫什么名字,乌拉歉意地说不知道,虽然他们知道互相狗的名字


  一个下午我们坐在院里的长椅上晒太阳,伊娃不知从哪里玩够了跑来,一个跳
跃窜到我的大腿上,就躺下不走了。她实在太重,我只好把她赶了下去。她却死皮
赖脸的,还要再来。我没办法,只得把她赶到篱笆外。她在篱笆的那头哀求地望着
我,叫我不知如何才好。

  亚努西几乎不和我们说话,都是乌拉替他说。亚努西原来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
个加油站做过工,有一年多,但他的英语只会“OK”,“HELLO”和“TH
ANK YOU”。乌拉说他周围的人都是波兰人,几乎没机会说英语。乌拉的英
语相当好,虽然有很浓的波兰口音,但语法基本正确,词汇量也挺大,在她这样的
年纪能把英语从头开始学成这样,不能不承认她的聪颖。乌拉上学时学过俄语,但
她拒绝说俄语,有很多波兰人象她一样提起俄国就很反感。

  我在波兰时正好碰上他们准备纪念华沙起义五十周年。华沙起义是一九四四年
八月一日波兰地下卫国军发起的对德军的全面反攻。这场反攻艰难而又悲壮,结果
是二十万波兰人为此献身。在顽强地持续了63天后,德军的坦克开进华沙,把整
个城市夷为平地。(有一个波兰人战后回到华沙,说他以为到了月球。)虽然这样
,这仍是欧洲被占领区中坚持最久、最动人的抗德运动。当时波兰求助于苏联,但
苏联却无动于衷,隔岸观火--苏联打的算盘是鱼翁取利。出乎人们的意料,瓦文
萨竟邀请了这两个冤家来参加他们的纪念活动。更糟糕的是,被邀的德国总统HE
RZOG居然把这一事件和另一桩事件搞混了,这使得有些波兰人很生气。他们觉
得HERZOG这样的德国人根本不配参加这个活动。而另一些人则持另一种态度
,认为这是给德国人和俄国人上历史课的好机会,同时也可以藉此和这两个国家结
束以往的怨仇,从此向前看,因为明天比昨天更重要。

  亚努西用他们的微型汽车(相当于中国的奥托,波兰大多数家庭拥有的汽车是
这种微型的)把我们开到半个小时以外的西涅诗卡山。把车停在半山,再乘缆车到
岭头,然后爬一个小时到山顶。虽是酷暑,海拔也只有一千六百米,山上仍有积雪
未化,山风清凉透人。站在山顶,一边是波兰,另一边是捷克。那边来了一队童子
军,个个稚气可爱。他们的制服很面熟,后来细想原来是在好兵帅克那里见过。分
界线有一个捷克士兵站岗,我也不管,径自跑到捷克那边,他也不闻不问。后来下
起一场大雨,大家都跑到饭店去避雨。雨后出来时,不见了那个士兵,不知道他上
哪里开小差去了。我们试着往捷克那边深里走,遇见那边过来的人们,这时已经分
不出来我们是波兰来的还是捷克来的。乌拉也感到很奇怪,多年前她来这里的时候
山头上两边都有军队严密把持,多走一步都要查护照。看来现在边防检查松多了。
我当时很遗憾没有更多的时间,不然我就可以这样去布拉格了。

  在饭店避雨时乌拉给我们买了PIZZA,价钱好几万波兰元,相当两个美金
。再一看可口可乐的价格,每杯也相当六、七十美分,和美国的绝对价格是一样的
(市区商店里的名牌牛仔裤卖到六十美金,比在美国还贵)。波兰这几年通货膨胀
的速度使人目瞪口呆。我在亚努西的集邮册里看到十几年前他们还有几十波兰分的
邮票,而现在一张邮票起码都以数百波兰元而计。相对而下,这里人们的工资少得
可怜。乌拉没工作,亚努西的月工资相当于一百五十美金--他是建筑学校的教师
。一家四口人靠这点钱无论如何受不了这样的高消费水平。波兰失业的人很多,可
以想见他们的日子过的很窘迫。乌拉一家还算不错的,他们在靠着过去在美国赚的
钱维持生活。

  我过去在纽约时看到乌拉往家里不但寄衣服,而且还寄洗涤剂、洗发液、甚至
卫生间清洁剂,感到不可理解。现在看到这些美国货在这里的绝对价格普遍高出在
美国的价格,才明白。我在乌拉家看到他们仍然在使用乌拉当初从美国寄去的东西
。我想乌拉之所以购买洋货主要是为了满足她儿女们的虚荣心。当初乌拉为了能够
给儿女们以物质上的满足,孤苦伶仃地在纽约挣扎了整三年,最后终于放心不下正
值青春期的儿女才打道回府的。

  虽说波兰物价奇贵,人们怨声载道,但是他们的住房着实值得让中国大陆人羡
慕。我们去访问了乌拉的一个年长朋友。她独自住在新居民区的公寓里,宽敞的一
室一厅,乌拉说她还经常抱怨没有自己的房子。乌拉自己家是一个三层楼的小院。
一楼是临时客房、洗衣间和车库,二楼是厨房和客厅,三楼是三个卧室。楼上前后
都有阳台,客厅也很大。美国城区的普通人家也不过如此。我们住在乌拉女儿的房
间,她一个房间有我在曼哈顿的半个APARTMENT大。墙上有挂毯,地上有
地毯。家具也很新潮。乌拉所在的居民区都是这样的独家小院。比较有钱的人家房
子盖得很漂亮,占地面积也大一些。每家的院子里鲜花盛开。好几家拱形的院门爬
满了紫罗兰或月季花,非常美丽。

  乌拉的小院里种满了瓜果花草,绿的葡萄、白的百合、红的玫瑰、粉的康乃馨
、黄的紫的华沙花,五彩缤纷。时值樱桃熟得正透,我们爬到树上边摘边吃。还有
草梅和红醋栗也待人去采。

  乌拉家有各种电器,包括计算机。唯一缺的是电话。要申请一个电话号码得化
几千美金,而且还要排队等上几年。幸好她的邻居雅嘉很帮忙,乌拉可以随时用她
的电话,雅嘉还经常义务给乌拉当传达员。说起这位雅嘉,却是红颜薄命的女子。
她丈夫早逝,留下一儿一女。女儿今年才十七岁,未婚生了一孩子。雅嘉将做外婆
的时候还蒙在鼓里。现在女儿呆在家里,她和儿子给夜总会唱歌挣钱。她多才多艺
,不但歌唱得好,且弹得多种乐器,什么萨克斯管、吉它、钢琴、电子琴都可以登
台,在鹿山市小有名气,人们的婚礼都愿意请她去助兴。我们临走的那天晚上,乌
拉带我们去疗养院夜总会去看雅嘉。雅嘉看到我们进来,挥手指着我们说:“我将
这一首歌献给我的朋友们。”我把歌名给忘了,但清楚记得雅嘉唱歌时的仪态,她
和歌完全融为一体,让人倾倒。乌拉说雅嘉唱一晚上可以挣二十五美金,加上教钢
琴、婚礼之类的额外收入,她每月至少可以挣五、六百美金,比一般人多了好几倍
。乌拉很羡慕雅嘉。

  有很多罗马尼亚难民流落到鹿山市。我看到的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他们的头上
包着传统的花头巾,衣衫褴褛的在街头行乞。对此,亚努西颇有微词,说:“我们
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喂饱自己,哪里养得起他们。”(原来他们捐给教堂的钱被拿来
救济难民。)我们在街头吃冰激淋时,有一群罗国小孩趋上前来,很馋的样子。我
还没来得及反应,亚努西立即吓退了他们。小孩怕怕地离去,我和B心里都不是滋
味,剩下的冰激淋再也吃不下去。乌拉埋怨丈夫不该赶走孩子,亚努西不吭气了。
旁边是一个儿童乐园,几个波兰孩子在玩碰碰车,几个脏脏的罗马尼亚孩子目不转
睛地围观,他们一边啃着讨来的面包。有一个罗国孩子大胆地上去摸了摸一个波兰
孩子的车子,两人好象还交谈了几句话。不知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也不知他们是否
听懂了对方的话。如果他们长大以后还记得,他们对今天这一幕的感受或许别有一
番滋味。

  人有时候很怪。亚努西待我们相当好,却不能宽容和同情可怜的难民们。波兰
人和犹太人一样曾受到纳粹的屠杀,可是亚努西歧视犹太人。我问乌拉这是为什么
,乌拉只说是无缘无故、没有道理的,可能是受他母亲的影响(乌拉和她婆婆关系
不好)。乌拉说为此她一直瞒着亚努西她父亲是犹太人这个事实。我大为吃惊,问
亚努西不喜欢岳父吗。乌拉说亚努西和她父亲相处非常好,但是她还是不想告诉他
,怕万一给他们的夫妻关系带来影响。我问:“难道你要一直隐瞒下去?”乌拉点
点头。乌拉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一生中未敢向任何别人透露他是犹太人。乌拉说:
“我父亲一生都在扮演不是他自己的角色。他的负担太重。不然,他也不会得病而
去得这么早。我爱我的父亲,我非常爱他。”乌拉的声音哽住了。乌拉不敢把自己
的伤心之处告诉丈夫,听起来很可悲。我不由得想起乌拉说过的他们年轻时候的罗
曼司。那时亚努西还是学生,他为了博得乌拉的欢笑,每个周末给人擦玻璃窗去买
玫瑰花。这样一个深爱妻子的人,难道会为了妻子的血统而翻脸吗?

  家人中还有乌拉的两个孩子知道外公是犹太人。乌拉说:“他们是我父亲的后
代,他们应该知道他们有犹太血统。”乌拉为孩子操尽了心,还想为他们创造来美
国的条件。乌拉说:“我和亚努西不想离开这里,但是我们希望孩子们过得好。如
果他们去过美国后再选择回来,那是他们的事,我只想尽到做为母亲应尽的努力-
-为他们提供选择的机会,至于他们做什么样的选择,是他们的自由。”在这一霎
那,我觉得乌拉很伟大。将来我若做了母亲,也要象乌拉一样,做一个奉献和开明
的母亲。

  乌拉家的房子是亚努西亲自设计的,并一砖一瓦亲手盖起来的,前后化了十一
年(包括因经济原因的停工待料),而他们在这所房子里仅住了十年。他们夫妇对
这所房子感情很深,即使他们有机会去美国,他们今后还要回来在此度晚年。

  乌拉在鹿山市只见过一个亚洲人,他在自由市场摆摊卖衣服。我凭直觉判断他
是中国人,很想和他搭腔,但看他忙得不亦乐乎,心想算了。我说我来这里开饭馆
吧,乌拉一听,忙说:“来吧!你就住在我家里,不用化钱租房子了。”她比我自
己还当真。但说真的,这短短的两天,我已经爱上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了,说不定
哪一天就给乌拉再来个惊奇,说:“我来了。”


1994-8-7 纽约